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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渐进？激进？——论匈牙利选择
一、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匈牙利保守主义”的由来
在东欧的转轨国家中匈牙利的道路一直令人注目，它先是以搞“渐进改革”著称，后来又以左派政府“激进”的“休克补课”让世人瞠目。在私有化行动中，匈牙利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式——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而一，面向外资全部“卖”光，以此来表示匈愿意主动接受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又一次地显露出它的经济体制转换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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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在“二战”前是比较发达的农业国家，在苏军解放以后，靠苏联扶植起来的拉科西等亲苏派，紧跟苏联的指挥棒转，在匈牙利实行全盘苏化。他们不顾自己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和能源全部依赖进口的实际情况，大搞“钢铁国家”，实行“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两高一低”（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其）。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工业每年以18%的速度递增，而职工工资却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分别为17. 7%、13%和10.3%）。职工人均收入1955年比1949年下降22%，积累率由5%～6%—下子跳到30%，投资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一下子提高到50%〜6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从50%下降到30%，农业投资只占总投资的13%。1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变革现有经济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就有了1996年的匈牙利事件。
苏联的坦克把事态镇压下去后，强大压力使拟议中的改革中断。此后几年中，“指令性计划成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从骨子里匈牙利人一直认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国特点。在1962~1965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对利别尔曼有关企业放权和经济自由观点的公开讨论，匈牙利抓住这个相对宽松的气候，迅速展开初级市场化试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指令性指标，取消物资统包统拨统配，建立社会生产资料市场，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经营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等。从1968年起，通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匈牙利成为东欧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中普遍实行承包制、租赁制，使人们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为后来的经济转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还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同时，大企业已经实现了自治，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的专业经济人员，可以说，早年的经济改革为剧变后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四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四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八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000万，是匈本国人口的四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牙利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它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一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一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一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也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也就是东欧人常说的“红皮白萝卜”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因而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一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这剧变后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一一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累计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2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余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牙利与波兰、南斯拉夫均为“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历有年数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旦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3。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兰、捷克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
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整个东欧最典型的右派政府，其政策却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保守主义的，在经济上即具有较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届匈牙利政府不像波兰政府那样受到强大的工会影响，不像捷克政府那样受到知识分子“68年人”和“七七宪章理想主义”的影响，也不像罗马尼亚与独联体各国政府那样基本上仍然是“前共产党人”执政。以民主论坛为主的安托尔政府中清一色是与剧变前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其年龄结构在东欧新政府中属最大者之一。它受战前匈牙利旧式精英传统影响较深，有强烈的民族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这届政府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令四邻侧目，不仅共产党时代，甚至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瓦解时的旧案也重被提起，邻国的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因而成为匈牙利外交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匈的孤立。在对内方面，这届政府热衷于按匈牙利旧传统的标准来“恢复公道”除在政治上忙于翻历史旧案外，在经济上则积极推进“重新私有化”，即把共产党时代没收的东西“物归原主”。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在成熟的民主制下右派的“反攻倒算”实际上走不了多远，但这却妨碍了政府建立一种向前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二战”前匈牙利的经济就具有国家统制的色彩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保守主义便显得十分“渐进”了。
在激进战略所主张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者中，匈牙利这届政府只在价格自由化方面与其他东欧国家，主要是与其邻近的波兰、捷克两国大致同步——但在能源等价格上也更为谨慎，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就显得十分特殊了。
以财政、货币双紧缩削减财政赤字，压抑通货膨胀，恢复财政预算、国际收支、市场供求的相对平衡，本是所谓休克疗法的狭义或本意内容。而在这方面，匈牙利右派政府与波兰、捷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4：
表3-1匈牙利、波兰、捷克三国转轨初期宏观经济指标
表3-1续表
表3. 1提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货币一财政政策明显具有“反休克”特征或财政扩张特征。5年间匈牙利从财政盈余发展到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8. 4%，而波、捷虽在转轨头一年出现了开支失控，从1992年起两国便成功扭转了赤字扩大趋势。到1994年波兰赤字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由6.0%降至2.7%。捷克由3. 1%降至1.2%，基本上实现无赤字预算。
匈牙利财政赤字增加是与政府开支失控分不开的。这5年匈这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扩大，从53. 5%扩大到60.9%，而波、捷从1991年以后便基本稳定了这项指标，1994年波兰此项指标比匈牙利低11. 3个百分点，捷克低17. 6个百分点。
由于财政膨胀，匈牙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明显恶化，从前三年的贸易盈余转为后两年的明显赤字，1994年国际贸易赤字已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近一成，而波兰此期间基本是盈余，捷克则基本持平。
同一时期，匈牙利债务危机加剧，波兰债务危机明显缓解，捷克则一直处于相对低外债状态，基本无债务危机。尤其在外债总额与出口量的比率上，波匈两国在这几年间的地位正好调了个个：匈牙利的外债从占当年出口总值的2. 45倍剧增至3. 75倍，波兰则从3. 75倍降至48倍。
在这几年间，由于成功实行了紧缩政策，波兰在剧变前就存在的通货膨胀危机基本消除，消费价格从1990年年末的年增249%降至次年的的60.4%，此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21. 6%；捷克则从1991年的52%降至1995年的7.9%；而匈牙利1990年年末为33. 4%，1993年已回落到21%，但由于财政扩张失控，1995年又升至28.3%，丧失了大部分“稳定”成果。
由于右派政府靠扩张财政、增加开支来维持经济，促进“复苏”，各企业在国家补贴下没有出现波兰、捷克头两年那样大幅度的滑坡。按当时的说法，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 3%，而波兰则下降了11. 6%（当年捷克只下降了1. 2%）；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 9%，而捷克则下降了14. 2%（当年波兰只下降7%）。于是这两年里匈牙利作为实行“渐进改革”成功的例子受到不满波兰、捷克做法（据说那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的人的高度评价：在1990年他们拿匈牙利与波兰相比，而1991年则与捷克相比。然而就是在那两年，如果综合比较这三国，则匈牙利的滑坡幅度实际上并不比波兰、捷克低多少，以后的回升却明显地慢于波兰、捷克。
表3-2匈牙利波兰捷克经济増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5
表3-2续表
a.原文如此。疑为－11. 6。若是，则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应为6年前的100%。左右。
b.科沃德克，前引书，468、492、459页。
c.《1998年波兰统计年鉴》，华沙1998年。
以上三个不同的统计依据得出的数字都证明了同一个趋势：匈牙利的“保守疗法”虽然使它在滑坡最剧烈的一年经济跌幅比波兰、捷克小，但由于整个滑坡期拖长，匈牙利总的滑坡幅度反而更大，而且冋升乏力。因此在转轨前6年它的总体经济状况明显差于波兰捷克两国。表3-2（C）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测算了各国“灰色经济”并以之修正了经济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果，这种统计大大减少了滑坡值而使三国经济这6年都表现为总的大幅增长，但匈牙利仅增长22.13%，仍远小于波兰的114. 24%与捷克的83. 94%。可见，无论按哪种统计方式，无论以“正式经济”看，还是加上官方统计没有反映的隐形经济成分，“保守疗法”时期匈牙利的转轨业绩都比波兰、捷克两国要差。
“边缘私有化”的困境
匈牙利右派政府在产权改革上也实行“保守政策”。安托尔政府1990年上台伊始便宣布把“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市场经济”作为目标，由于右派要与欧洲社会党传统拉开距离，因此这届政府从来不用“社会市场经济”的提法，而要讲“福利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种“福利市场经济”要比社会党的社会市场经济更带有国家主义色彩。除了“只卖不分”政策为左右派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外，右派政府时期的特点是：
第一，对“小私有化”与“重新私有化”比较积极。1990〜1994年间，1万余家国营小商店、小饭馆、小旅馆与服务网点基本全部售出。并向1948年后被“非法没收财产”的人及其继承人发放了赔偿券。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匈牙利与民主德国及其他实行过退赔政策的东欧国家一样，并未一律否定共产党时代的没收。一般来说主要带有反法西斯与反封建性质的1945〜1948年间的没收继续得到承认，以1948年“人民民主”时期结束以后划线，意在只否定主要针对本国平民资产者与小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匈牙利的退赔并不是给还原来的有形产业，而是发给“赔偿券”数额为财产原值乘以历年通货膨胀系数，而不考虑利息与积累。赔偿券只能用来购买法定许可其购买的有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由于数额有限、职能狭窄，退赔政策对新的产权配置格局影响很小。相对于立陶宛、保加利亚等搞了实产退赔的国家而言，匈牙利的退赔并未造成明显的副作用。
第二，民族主义趋向明显。这一时期右派政府虽然也表示欢迎外资，但与欧洲各国的古典保守主义一样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心存戒心，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并不大。在一些领域，右派政府的政策对外资的开放度甚至还不如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时期。私有化进程虽然一开始就允许外资参与，但划了许多领域作为战略性部门拒绝外资染指，同时在出售资产时对国民与外资实行明显区别的倾斜政策。这样，外资参与私有化的程度便呈明显萎缩状态。剧变之初的争先恐后到右派政府末期已变为踌躇不前。外资参与的收缩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仅有的最初两宗大私有化交易全部为外资购买，1991年28宗交易卖给外资的占22宗，1992年外资却只参与了94宗交易中的41宗，即不足半数，1993年254宗中只有30宗、1994年242宗中只有12宗外资参与，5年间外资参与交易的比率依次为100%、78.6%、43.6%% 11.8%、5%，持续而明显下降。6而外资购买企业的绝对数量自1992年起也连续三年下降，从41例降到8例。
对于外资在匈直接设立新企业（而不是购买国有企业），右派政府倒是乐意促成，这使得外资进入匈牙利的规模在参与国企私有化受阻的情况下仍一度增长较快，从1990年的3亿美元、1991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23亿美元。但由于“保守疗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压抑了投资意愿，1994年外资流入便锐减一半，只有11亿美元，吸引外资出现停滞局面。
第三，在各经济部门中，安托尔政府倾向于在基础部门（运输、水电燃气供应、电信、石化与金融服务等）保持国家控制，而在农林等第一产业领域则希望完全私有化。这显然也是一种“回到共产党以前”的保守思维在作怪，因为战前匈牙利就是基础部门国家统制程度较高，农业却完全是私有的。但匈农业经过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东欧最发达的出口型公司化农业，不同于没有搞过集体化的波兰、南斯拉夫，如今要全面恢复家庭农场是不太现实的。相反的，在基础部门一味强调保持国家控制，却是一种过于“保守”的想法。
第四，在私有化管理体制上右派政府也显得三心二意。1990年该政府开始转轨时便设立了国有资产托管局（SPA），1992年又设立了“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HSHC），这样匈便成了前东欧转轨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设有两套产权改革管理机构的国家。两套机构职能分工不清，导致相互扯皮、冲突现象严重。尤其是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的职能本身就是矛盾的：它一方面被看做组织私有化工作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却像个庞大的国企托拉斯，负责经营大约160个公司，其中100多个是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重点企业，1992年立法将其划为“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单位。于是正如匈牙利私有化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彼特·米哈里所言：成立该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划给它的这部分资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卷入私有化”。7
第五，这个时期由于拒绝捷克式的资产分配、外资的购买受阻、本国国民的购资能力又很弱，因此尽管说是“只卖不分”但实际上已私有化资本的半数不是通过出售而是通过破产清理来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流失。在舆论批评下，政府自1993年秋起明显放慢了这种“自由放任的”私有化，改而使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勉为其难地维持”国有状态。当时有评论说：“如果与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的艰难选择相比，随波逐流可能更容易些。”8于是在右派政府后期，私有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企业售出案例由1993年的254例减至242例，私有化收入从13. 11亿美元降至11. 35亿美元，破产清理资产由14.01亿美元降至7. 17亿美元。实际上，整个安托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几个私有化计划都执行得很糟。大私有化头一年上市的19个企业中，有18个的股票销售未按期完成，国有资产托管局在1990年9月第一个私有化计划中列入21个企业，但这些企业直到1995年国有资产托管局解散时私有化也未完成（其完成要到1996年，即在左派推进的加速私有化阶段中）。1991年第二个私有化计划又列人85个企业、350亿福林资产，但这个计划不久就无人再提，“悄悄地流产”了。
截至1995年年中，按米哈里的说法，匈牙利私有化计划所列入的大私有化资产160亿美元中，有一半（80亿美元）仍在国家手中，其余一半中，售出的与破产清理的各占50%，即各有40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所谓已私有化的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全部或部分被国家所有的公司买下的。到了1993年以后，由于可以购买资产的国民资金濒于枯竭，国有资产出售的市场更加疲软，不仅卖出的案例减少、私有化收入下降，而且资产的成交价格也由于缺乏买者而下跌了。同时，已私有化的企业又多属匈经济中的非核心部门或曰“边缘部门”，因此有人认为：
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私有化可以称为“边缘私有化”。“到目前为止，私有化尚未能动摇那旧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核心部分仍为国家所有”。9
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
正如捷克的克劳斯右翼政府由于其福利政策被欧洲左派称赞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匈牙利这个剧变后东欧最“右”的政府因其“没有采纳‘大爆炸’方案（即通译的‘休克疗法’广，也被我们亚洲的“新左派”称赞为东欧转轨中“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101994年，在右派政府财政扩张政策刺激下匈牙利经济按官方统计出现了剧变后首次增长。然而正是在这一年，对匈现状极不满的选民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以“前共产党人”易帜组成的社会党以獅的选票大获全胜并得到了单独组阁的权利。然而社会党人却不愿行使这个权利，不敢负起全责，而是把匈牙利的“中派”即典型的自由主义政党自民盟拉来做伙伴，组成了“社会自由政府”（或曰“左派一自由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盟主与绝大部分成员，包括主管经济的各部长都是社会党人，因此把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称做“左派”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届左派政府却在风险更大的情况下实行了“右派”政府也没有实行的“休克”式激进转轨政策。事实上，号称“休克疗法”三原则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中，右派政府只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价格自由化，而以紧缩求稳定的宏观政策和快速大私有化政策都是由左派政府实行的。无怪乎人们把这届政府的政策称为“休克补课”。
尽管有人（包括社会党内的非主流派）说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过于迁就自民盟这个自由主义伙伴的结果，甚至说这几年是自民盟有权、社会党有责、自由派拿主意、左派为其背黑锅，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右派”更自由化，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是早在因剧变而改名易帜前，匈牙利原来的执政党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私有化。剧变前的内梅特政府文件中已经有“私有化”的提法。而更早的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就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现行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并大造舆论，为国企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第6号法律，即《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资进入。1989年第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同年第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国外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允许返还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尤其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匈牙利经济学家认为，在1989~1990年就已消除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障碍，使匈的社会制度在变革前就与其他东欧国家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寻常的良好开端”是早在共产党时期就奠定了的。1994年的“左派重新上台”不过是把这个“开端”延续下去而已。
其二，事实上在经济开放、全欧一体化问题上，欧洲各国社会党比保守党更积极也是一种久已有之的常态，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都比本国的“右派”党更热衷于欧洲统一事业。在西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常并不是与“左派”而是与“右派”相联系的旗号。匈牙利社会党作为剧变后第一个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新社会党”比本国右派更远离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应当说并不奇怪。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重新”执政时，欧盟15国中有11国也是社会党（社民党、工党）执政，因而它比右派更迫切地希望融入“粉红色欧洲”实在是很自然的。
当然，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是社会党信奉什么“主义”，而是经济的现实与逻辑使然。1994年下半年，安托尔政府“保守疗法”的恶果已经十分明显，虽然当年经济出现“复苏”但这个复苏却是以扩张财政、增加补贴而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为代价的。在野的社会党也曾与当时东欧所有的在野势力一样批评休克疗法，认为右派政府还是太“休克”了，并许诺要大搞社会福利。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牙利今年的财政赤字将比去年翻一番还不止（从1997亿福林到4000亿福林）！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是如此空虚。”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新政府的财政部长、社会党人博克洛什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或1996年，匈牙利就会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11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5年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实施以这位财政部长命名的“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停止右派政府时期一直维持的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福林以促进出口、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准备“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解决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12。
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左派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然而在民主体制下要人民忍受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在1990年的东欧，这种支撑的资源来自所谓“反对派的道义感召力”与“人民的信任及耐心”。而1995年的社会党政府自然不会有这种道义资源的支持，至于人民的耐心，如果可以无限使用的话，右派政府也不会被赶下台了。正是因为人民已无耐心才得以重新上台的社会党，难道能对这种耐心再寄予奢望吗？
社会党政府看来完全明白这一点，因而它唯一可以强调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以清廉公正、身先士卒的形象感召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上台伊始的社会党，立即宣布“休克”的第一针首先扎向政府，立即中止机关基建投资，“彻底停止”购买小汽车（甚至报废的也不准更新），不准大宗采购，冻结行政人员工资，并解雇13%的公务员、缩减编制。政府说它知道“这一切从财政角度看意义不大，因为这省不了几个钱”，但却可能以此激励士气，使人民相信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决心。
以社会党人财政部长得名的一揽子“休克”计划——“博克洛什紧缩纲领”就这样出台了。这个纲领在许多方面与波兰的“巴尔采洛维奇纲领”十分相似，只是时间晚了几年。根据这个纲领，政府解雇了13%的公务员，停止了给农业和亏损企业的补贴，社会福利收缩，实行高校收学费。由于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冻结工资，使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在1995年剧降12. 2%，降幅之大超过右派政府执政期间的任何一年（1990〜1993年匈平均实际工资四年分别下降1.8%、1.7%、4%、5.1%，1994年由于财政扩张，实际工资首次上涨了5.5%），1996年又降了5%。13与此相应，1994年右派政府下台前的财政扩张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2.9%的虚假“复苏”在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时期也泡沫破灭，年增长率又跌到1.5%（1995年）和1.3%（1996年）。社会党人、财政部国务秘书德劳什科维奇坦率地声称：“我们在谋求社会市场经济，但首先还得放弃社会福利。”14博克洛什这种强硬紧缩使得议会中的反对党大骂：“匈牙利现在没有政府，只有财政部。”
社会党政府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党外抗议、党内分裂，仅1995年一年便有7名社会党人部长辞职，紧缩政策的制定者财政部长博克洛什更是众矢之的，因议会作梗，紧缩纲领的许多细节又被宪法法院几次判为违宪，他几次提出辞呈。虽然社会党人总理霍恩几次挽留，但到1998年大选前，社会党人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仍不得不将他抛出作替罪羊。社会党内原有左翼联合体、保护工人利益派等反主流派，“休克补课”期间又出现了“豪约什派”（因几十名社会党要人经常在豪约什镇开会批评政府政策而得名）。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席纳吉·山道尔原为社会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此时也成了豪约什派首领。1995年内匈国营企业职工多次游行、示威、罢工，有的就是议会中社会党议员组织的，恰如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时期的反“休克”示威往往就是团结工会人士组织的一样。在这种难堪的局面下，左派政府实际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只能硬着头皮在民意声望剧减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快速闯关”。在1995年12月召开的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霍恩明确表示：“匈牙利正在进行发达资本主义的建设，社会党站在长远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实行紧缩政策的路子是走对了。”博克洛什说得更明确：“现行经济政策是唯一的在保持社会党左派价值的同时使国家摆脱危机的政策”15，民粹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许诺和虚假的目标到头来只能使自己吃亏。
得罪人的“休克补课”使社会党声望剧降，1995年的民意测验中霍恩总理的得分在26名政治家中从第二位降到了倒数第二位。1997年后随着紧缩纲领正面效应显现，经济好转，社会党的威望也回升。然而到1998年大选时，尽管博克洛什已去职，政府又加大了社会福利开支，社会党还是以32. 25%的得票告败，再次让位于“右派”政府。
社会党虽然下台，紧缩纲领却使匈牙利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转折。16在博克洛什纲领实施两年后，匈牙利财政赤字已从199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8.4%降为1996年的3.5%，年末消费价格上涨率由1995年的28. 3%降为1998年的14. 2%，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目）从1994年的39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9.4%降至2.2%。外债总额由1995年的317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263亿美元。当年还债支出占经常项目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54%降至1997年的23. 3%，外债占出口值之比也从374. 6%大降至123. 7%。17其中匈牙利的净外债从转轨之初的159亿美元、右派下台时的189亿美元显著回落，到1998年春已减至100亿美元左右，自80年代以来，匈牙利第一次从东欧债务危机之首的阴影中走出，成为只有中等外债的国家。
随着宏观经济的改善，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势头也逐渐加强。1996年增长1.3%达到“休克补课”的最低点后，从1997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转入持续增长，1997年增长4. 3%，1998年增长5.4%18，1999年增长4.5%，2000年增幅预计将超过上年。连续四年增长4%以上，这在匈牙利不仅是转轨以来，也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仅见的。与此同时，1999年通货膨胀率已降至10%，也为80年代以来最低。随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的实现，匈牙利的消费、工资、投资也从1996年起走出了“休克”状态。固定资产投资1996年、1997年、1998年三年分别增长6.3%、8. 2%、12% ，增速逐年加快。平均实际工资1997年增长4. 9%，1998年增长6.4%，失业率则从1996年的10.7%降至1998年的8. 7%。19
1999年，匈牙利经济（不计灰色部分）已超过1989年剧变前的最高水平。这虽然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迟，但对匈牙利来说它不仅是走出了剧变后的滑坡与萧条时期，而且也走出了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高债务、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状20，因而是有特殊意义的。
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二合一：“面向外资全卖光”
左派政府上台后，在宏观经济领域厉行紧缩的同时，在微观经济领域也大大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新的私有化负责人声称要改变右派政府时期“只吃肥肉不啃骨头”的保守态度，提出要把“边缘私有化”深化为“核心私有化”并疾呼：“现在该啃骨头了！”21
为了推进“核心私有化”的“啃骨头”战略，左派政府上台伊始，便大幅度地改变了右派前任的许多政策：
首先，为了统一私有化工作事权，尤其是为了搬开已成为私有化绊脚石的国家控股公司，左派政府于1995年撤销了国有资产托管局与国家控股公司两个机构，并将其合并为“匈牙利私有化与国家控股公司”（APVRt）。这个机构不仅事权集中，而且职能也更单一：它卸除了原国家控股公司那种大托拉斯的取向，成为一门心思搞“全卖光”的机构。新政府规定匈牙利私有化与国家控股公司的机构不能得到财政拨款，全部经费只能从“私有化收入”中提成。这不仅促使它加快私有化工作，而且激励它尽量提高卖价，在有效捍卫国民（卖方）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自己的代理收益（经费）。这种私有化收入提成除了匈牙利私有化与国家控股公司本身的开支外，还可把它用于不良资产的“拍卖前增值改造”，即把一些没人要的烂摊子企业先贴钱进行初步的设备更新，再投入拍卖以提高变现能力和要价。据说这一办法不仅解决了亏差企业卖不出去的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资产损失和增加了总的私有化收入。
其次，重新进行私有化立法，大幅度缩小了右派政府划定的私有化禁区。1994年11月左派政府提出“第39号议案”，经激烈辩论后于1995年6月16日作为新的私有化立法生效并取代了右派政府搞的“126号文件”（即1992年私有化法）。新的立法大大缩小了1992年拟定的“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公司”名单：国家控股公司名下的174个公司只保留了90个；各部委办名下的62个公司只保留了60个，合计原有236个，只保留150个，资产总额20亿美元，比右派政府规定的减少2/3。但以后在私有化进程中这个禁区又被突破，到1998年，国家保留全部、部分产权的公司只剩下116个。
第三，明确了“核心突破”的方向，改变前政府追求“共产党以前”的目标，按现代市场经济的趋向重新定位私有化。1995年立法保留国有产权的企业名单不仅比1992年缩减，更重要的是其构成也发生了更大变化：原先右派政府要保留的“核心”经济部门被大幅度地开放给了民间，而原先安托尔政府一心要恢复私有的农林部门这次则增加了保留国有的比重。文教、环保和公交等公共事业或非竞争领域保留的国有份额也有增加。在“核心经济”中，原先要保留的22个能源公同如今减为2个，其中规定国有股占51%以上的由17个减为1个。原定保留的12个制造业公司如今只保留1个，其中原定有一个国家持股51%以上，如今全部取消。原定保留的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有11个，如今只保留2个，其中原定国家持股51%以上的有3个，如今一个也没有。与此相反，国营农场原定保留26个，如今增为28个，其中国家持股51%以上的由19个增为2 6个。地区公交公司原定全不保留，如今保留29个，而且全部为国家持股51%以上。
在部委办属企业方面，运输、电信及自来水经济部原定保留32个企业，如今减为11个，司法部保留企业由12个减为1个，国际经济关系部保留企业由2个减为0个。与此相反，农业部保留企业由3个增至16个，工业、环境与地区发展、文教、内务四部原无保留企业，现在则分别列入16个、2个、2个和1个。总之，新的私有化纲领规定国家从包括金融、能源、运输、电信在内的几乎全部基础产业退出，只在公共事业与农林方面保留份额。这与右派政府的政策相比，的确是大大“激进”了。
表3-3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公司数目
表3-3 续表
Peter Mihaly, Privatisation in Hungary: Now Comes the ’Hard core’. 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2(1996),pp. 201-211.
第四，明确地把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为一，实行“面向外资全卖光”政策，使匈牙利经济完全“国际化”，而私有化企业则“一步到位”地进入西方式公司治理结构。应该说，在左派政府的全部招数中，这一“面向外资全卖光”之举是意义最重大的，它不仅一举改变了右派政府末期国内资本购买力枯竭、私有化濒于停滞的状况，而且开创了东欧乃至世界经济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先例。
从1995年起，左派政府连续发动了几次国有资产拍卖“大行动”基本顺序是能源、通信、军工、银行、媒介。
匈牙利东部的燃气公司首当其冲成为修改后的私有化法的第一个实践对象，它的全部股份分别卖给了意大利的Italgas和Snam两家公司，紧接着，地方燃气公司又陆续卖给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公司。售出的企业根据协议快速拓展业务，仅1996年一年就扩大用户12%，并允诺在21世纪初再扩展用户100万。另外，还开辟了一条从吉厄尔到奥地利的天然气管线，拟将全匈天然气管道与欧洲天然气管道联网，从而使匈牙利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同年，电信私有化也大举展开，仅从出售全国电话公司37%的股份中就获取了1170亿福林，相当于8. 52亿美元的进账。
紧接着，匈牙利主要的8个发电厂的股份也为德、法等西欧各大公司瓜分。而在能源工业私有化尚未落幕之时，国家又开始对9个军工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些企业除国家保留相应的股份外，其余敞开竞价拍卖，最后共得到43亿福林的总收入。到1995年年底，匈牙利的私有化成分已达65%，其产值占国民总产值60%以上。
1996~1997年主要是加速银行私有化的步伐，全匈第六大银行布达佩斯银行60%的股份被欧洲复兴银行和通用电气公司购买，匈牙利外贸银行25%的股份归德国一家银行控制，另外18%的股份被欧洲银行买断，此外被拍卖的还有匈牙利信贷银行和商业信贷银行，到1997年年底，全国最大的15个商业银行中有9个已被外国银行取得绝对控股权。全国银行业的总资产构成中，外国资产已占61. 4%。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领域也出现类似进程，90%以上的保险公司已贴上了“外资”的标签。仅1996年前7个月，银行拍卖的私有化总收入为734亿福林。向国库上缴货币一年就收入2000亿福林，超过1990〜1995年向国库上缴的总和。
1997年开始的传媒拍卖是匈牙利大私有化进程的压轴戏，随着媒体私有化的完成，匈牙利的整个私有化进程基本结束。
至此，在能源动力部门私有化、军工私有化、银行私有化和传媒私有化这几轮“大行动”后，私有化最终在1998年春宣告完成。在转轨之初规定要私有化的全部1857个大中国企中，右派执政的5年（1990〜1994年）共卖出了620家，其中107家卖给外资，而左派执政的1995~1996年夏一年半时间就卖出679家，其中绝大部分卖给外资。右派时期出售企业回收的有一部分是赔偿券与“生存贷款”债权，现金只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63%，外汇（来自外资购买者）约居其半。而左派政府在1995年的私有化收入中，现金占95%，其中外汇占93%。仅这一年的私有化收入就达4739亿福林，比右派执政5年总计还要多539亿福林，而外汇收入则比那5年总计多出一倍以上！221857家企业至此已卖出1299家，其余大多数实行了关停并转。到1998年年初即左派下台前夕，匈牙利大私有化目标企业2263个（比原定增加400多个）其中全部私有化的1125个，基本私有化的282个，出售托管资产50%的136个，破产清理716个。保留国家产权的116个（其中27个实行了公司化，1个实行股份制），而全部产权仍为国有的只有3家。
从上可知，匈牙利这场史无前例的国有资产大拍卖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各大公司，从第一个被“大私有化”的匈牙利东部燃气公司之出售给意大利资本，直到“大私有化”的压轴戏两大电视台拍卖给跨国财团，匈牙利的大中型经济基本上外资化了。为竞购国有资产而流入的钱也使匈牙利成了苏东国家吸引外资的冠军，到1996年匈牙利获得的外资就达143亿美元，已占整个东欧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私有化收入稳定了财政，使匈得以渡过转型期危机并应付过渡时期社会保障、债务等诸项负担，而外资的流入也有助于匈牙利经济的复兴。但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控制了匈牙利大部分经济领域。老百姓中一直有“坦克走了，班克来了”的说法。
而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舒拉尼则认为，对外开放使“匈牙利遇到了一次创造业绩的大好机会”。在私有化过程中，匈牙利人均吸引外资1268美元，是东欧国家平均水平的13. 8倍。可以说匈牙利所有制结构的彻底改变，主要依赖于大量的外国资本。到1997年私有化基本结束时，匈原有的国有企业已有4/5落入外国资本之手，在全国最大的200家企业中，110个已被国外资本完全控制。在外国对匈牙利的投资中，德国的份额最大，占37. 11%，美国占21. 66%，法国占13. 27%，奥地利占7. 23%，比利时占4. 53%，意大利占3. 71%，英国占2. 65%，荷兰占2. 63%，独联体国家占1. 41%，瑞典占1. 35%，瑞士占1.05%。据统计，至少有20家以上大的跨国公司已在匈牙利立足。
二、“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匈牙利模式”的是非之争
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与“面向外资全卖光”，大大加快了匈牙利的转轨进程。按该国一些学者的说法，原来估计要15~20年才能完成的改制，只在8年左右就完成了，而其中一大半又是在1995~1997年的3年中完成的。如今谁还能说匈牙利搞的是“渐进模式”？
匈牙利的转轨不仅步伐快，而且“彻底”，许多西欧国家都认为不宜私有化或不宜为外资控制的部门，如电力、民航、通信等也都私有化、外资化了。亏损企业卖了，绩优企业也卖了，有些国企设备陈旧无人问津，政府宁肯出资进行部分改造以吸引买者，也要设法把它卖出，这些做法连一些西欧国家也自叹不如，难怪1996年德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说：“匈牙利的私有化成就使西方国家都有得可学。”23
除快而彻底之外，匈牙利的私有化还做到了两个“一步到位”：一是公司治理一步到位，没有经过波兰式的从ESOP（雇员普遍持股）到MEBOs（经理一雇员买断）的过渡与捷克式的从投资基金到持股公司的转换，便直接从西方经理手上进入“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市场进入一步到位，由于企业大多卖给外资，直接进入了国际市场，买主原来的客户关系与营销网络均属现成，不像许多东欧私有企业需要从无到有地在国际市场上大拼杀，备尝商海学泳的艰辛。这种一步到位地找到“最终所有者”的方式在改造方面的成功，由以下可见一斑：在2000年公布的本年度接受“经济自由指数”评估的161个国家中，东欧只有两个国家排在前50名：爱沙尼亚（第22位）、匈牙利（第41位）。如今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面向国际资本的“全卖光”政策是匈牙利走出经济泥潭并逐渐超过近邻捷克的基本经验。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副作用较大，从长远看还是捷克的“起点平等”模式好。也许无论好坏，它作为匈牙利国情的产物，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替代选择的。
然而在公平、效率与国家利益三个方面，匈牙利左派的这种做法都招致了不少议论。根据跨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研究者的调查，匈牙利转轨的社会认同明显不如波兰、捷克，而社会歧见则比波兰、捷克大得多。24
在国家利益方面，匈牙利社会上对“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一直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及右派政治家对此举仍心存疑虑、十分担忧，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外国人，“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匈牙利人还有自己的民族经济吗?”他们担心以后匈牙利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原料加工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无异于沦为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充其量只能从西方国家在匈牙利的经营成果中分得一杯羹。另外，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
但匈牙利“左派”政府认为，趁现在俄罗斯地位相对软弱提供的历史机遇，应尽快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这样做不仅仅是加入欧盟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谁敢于进攻欧盟成员国，这种生存安全感的迫切要求是左中右派、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的。匈牙利首先力争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这方面它在东欧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现在匈牙利90%以上的法规法律达到了与欧盟趋同的标准。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经济部长奇坎·奥蒂洛说得坦率，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他认为“二战”后，匈牙利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和外部的接触仅仅局限于和几个共产党国家进行被迫与扭曲的合作，结果造成了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局面，并使本国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而“1990年后，匈牙利向外国竞争者开放了它的经济，从短期看，匈牙利在这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具有重大意义而又积极的结果也随之出现了。如今，‘门户开放’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目前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0%是通过外贸渠道创造的，而且每三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跟出口有关”。25在加入北约、欧盟的大趋势下，融入欧洲是早晚的事，何况从历史上看，东欧如同一个走廊，不是向东就是向西，对外依赖性一直就很强，现在通过私有化过程提前进入欧洲“一体化”应视为好事。他们也愿意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从过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现在接受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观念转变并不难”而且未来在大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国际融资方式引起的争论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匈牙利政府坚持认为这样做既符合全球化浪潮，又符合它们这些依附性较强的小国的国情，在转轨时期最难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建设，至于由谁来做这个建设者并不重要。
这场争论的是非显然取决于匈牙利以外：全欧一体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吗？如果是，匈牙利这种主动融入欧洲的战略就是对的。如果欧洲一体化本身是个幻想乃至是个圈套，未来的欧洲仍是民族国家的天下，那么匈牙利的这种做法就成问题了。就目前的进程看，从欧共体到欧盟、欧元区，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申根协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虽有波折，但大势所趋，总的讲还是利大于弊的，欧盟东扩的进程是否能延续这一特性？只能说很有可能，但不确定。
效率问题
在效率方面，由于匈牙利私有化的方式和长期稳定的政局（匈牙利三届政府都是届满卸任、如期选举的，它的四年一摆动的“钟表效应”是很准时的，这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对外资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94年以来，匈牙利的外资一直以每月1亿多美元的速度流入，这一点使波兰和捷克也相形见绌。截至1995年年底，匈牙利共获外资128亿美元，占东欧国家的43%，1996年外资额增至143亿美元，为东欧国家外资额的一半。1997年又增至160多亿美元。到2000年年中，匈牙利吸引外资总共达210亿美元，外资、合资企业2. 7万家。外资的流入和企业出售后一步到位地成了规范化的私有企业，有利于迅速改善经营和增加投资，使匈牙利的企业焕发了新的活力，管理水平提高、大量购买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改进。1998年匈牙利私有化结束后，在私有资产占多数股份的企业中，有75%的企业贏利，平均赢利率为20%，人均产值比国有资产占多数的企业高30%，而在国有资产占多数股份的企业中，只有40%的企业赢利，平均赢利率仅为了7.6%。在外资占少数股份的合资企业中。1996年总的来说尚处在亏损状态，而到1997年后已经转亏为盈。这些情况表明，私有化后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于外资购买企业后的改造资金不断注入，生产的结构性转换比较顺利，匈牙利的经济开始从1994年的谷底中走出来。1997年后至今连续四年增长率4%以上，其增长的关键是工业生产出现了剧变后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机械工业。由于外资大量进入，它的生产增长竟占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3/4。
如果与以本国公民持股为主的捷克与匈牙利比，则匈牙利的做法在前期比捷克的争议大、认同困难、付出的代价也多，但1997年至今，匈牙利私有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市场运作能力比捷克的投资私有化基金管理之下的企业要更胜一筹。之所以能如此，与匈牙利私有化进程中强调效率原则有关。匈牙利私有化虽把出售国有企业平衡财政亏空作为重要考虑，但并非一味追求卖钱越多越好。在高卖价与企业远景承诺两者发生矛盾时一般以后者优先，是匈牙利私有化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使其新主人能大量追加投资、更新设备、改善企业管理、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和扩大出口，以此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匈牙利在私有化设计中，不管是公开拍卖还是秘密招标，都把投标者提出的购买企业后的发展计划看做最重要的条件，优先使那些准备大量投资改造旧企业的购买者中标。企业购买者在成交时必须在协议中就以后的投资步骤作出具体保证，并要严格遵守，否则将按违约论处。例如，布达佩斯四星级的“论坛”宾馆94. 91%兜的股份于1996年8月被售出，售价为4950万美元。其买主——世界著名的环球宾馆集团就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将再投资1100万美元对该宾馆进行改造，使其在三年内晋升到五星级宾馆。
为了优先使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的投资者买到企业，私有化部门出售国企时不仅注意竞标者的报价，还仔细研究其经济实力，慎重考虑从发展角度看企业落人谁的手中更有前景。这样资金雄厚的西方大公司很容易独占鳌头。私有化部门有时采取秘密招标的方式，也是出于要给企业挑选最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买主考虑。秘密招标时，私有化部门仅在自己选定的合乎要求的购买者中竞标，中标的最重要考虑是企业发展的远景目标。1996年出售的陶乌鲁什橡胶公司90%的股份就是这样做的。私有化部门只在评估出的30家有实力的公司中展开竞标，其中有18家投标，最后法国一家公司中标。其实这家公司的开价并不是最高的，它的出价仅及陶乌鲁什公司总资产的50%，它之所以中标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有名的橡胶企业集团，匈方认为将企业卖给它虽在收入方面不甚理想，但却对它今后长远发展有切实的保证。
在效率问题上引起的争议是：私有化是否会引发不能提高效率只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垄断市场而进行的“恶意收购”？应当说匈的立法是考虑了这个问题并设置了防范机制的，如前述的资本更新承诺等。而更重要的是，规范与易于产生良好预期的市场环境是减少非理性过度投机及“恶性竞争”（包括恶意收购）的首要条件，匈牙利在这方面总的来说做得不错。因此，在私有化过程中虽不时被各自由传媒爆出“丑闻”，但重大的恶性收购事件从未发生，舆论关注的一些垮台企业，如著名的伊卡鲁斯重型汽车厂，都是因卖不出去而陷入困境，而并非被收购者关闭的。
公平问题
在公平方面，匈牙利式的“只卖不分”与捷克、波兰相比，一个明显后果便是社会贫富分化比上述两国更严重，但这主要表现在资本集中方面，而这又与匈牙利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有关。至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匈牙利转轨前期即右派治下的确比捷克、波兰更进一步发展。按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捷克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266，波兰为0.272，而匈牙利为0.27926，但到左派政府时期则有人认为匈牙利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反而小于捷克、波兰（分别为0.23、0.27、0.2 8）27，无人对此作出过合理解释，笔者怀疑这组对比数字有误差。但无论如何，在转轨国家中这三国都仍属于低分化国家，低于中国、俄罗斯。
纯从理论上讲，“卖”还是“分”哪个更公平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关键在于“卖”与“分”本身都有个卖得或分得公平与否的问题。如果说捷克之“分”比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要运作得公平得多，那么匈牙利之“卖”也无疑比俄罗斯的“货币私有化”来得公平。匈牙利企业出售的组织工作深入、细致，政府为进行私有化建立的专门机构曾多次改组，先后吸收了大批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专家和法学家等参加。政府还根据需要，对私有化的速度和某些规定及时调整，使国有企业的出售在国际上一直保持较大的吸引力。对私有化中的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在媒体和议会的压力下也能不断打击，尽量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总之，整个私有化过程是在有效的社会关注与监督下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从而收到了效果。
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政府，也无论主要面向外资的大私有化还是主要面向国民的小私有化，匈牙利的改制都以公开竞争、程序公正为原则。公开拍卖、市场竞价是最常见的一种使用形式。1992年的第54号法律制定了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规则、程序等。匈牙利的多数企业都是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实现私有化的。通常的程序是先在报纸、电视等公开媒体发布消息，在指定的地点、场所进行，有备而来的购买者相继报价，在常态下以出价的高低决胜负。国有资产托管系统42%的资产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售出的。大中型企业和银行金融业的买主大多是外国投资者。
还有部分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企业，以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实现私有化的。1994~1998年霍恩政府任期内，经评估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私有化的企业数额有所扩大，国有资产托管系统管理的资产大约15%是上市出售而变更所有者的。
据统计，在大中企业中有1599家是以谈判和竞价购买的方式出售的，合同价值13155. 5亿福林。在私有化前期即右派政府时期谈判和拍卖方式各占一半，后期（左派政府时期）则改以公开竞价为主。主要面向国民的“小私有化”也遵循同样原则。1990年起，对10人以下的小企业和15人以下的小商店、小服务业、小旅店整体出售。到1996年的7年间共售出小企业10203家，价值1932.80亿福林，获得的实际总价为规定底价的146%，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赔偿券”、优惠贷款交付的。纯现金收入约只有200亿福林。小企业的买主大多为匈牙利本国居民。
除了“面向外资全卖光”这种主流方式外，无论左、右派政府在可能条件下还是力图增加本国国民参与私有化的。其主要方式有：
1. MPR（职工参股）。这主要是右派政府时期的措施。1992年7月14日，国有资产托管局制定出职工参股方案。该方案规定资产在10亿福林以下、职工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都可以从MPR的方式实现自主私有化。具体操作的程序是：由04%以上的工人参加的职工代表大会依法确定法人代表、履行登记手续、建立职工参股的股份制机制。职工参股的条件是必须在企业工作满6个月以上，并有合法的劳动合同者方可进行。MPR可采用分期付款，国家为鼓励本国国民购买企业，特设立银行优惠贷款，但申请者必须自己支付第一期款项，一般为总额的2%~2 5%。从1992~1998年间，共有284家企业以MPR形式实现私有化，出售资产账面价值722.5亿福林，实际收入685.5亿福林。其中1993年、1994年是高峰，达210家，以后逐年递减，1998年只有两家。
2. MOB（经理买断制）。该方式是由经理或管理层共同购买企业产权。采取这类办法的大多是经济效益差、改制困难的企业。经理层必须保证有一定的资金来源，并以不解雇工人为前提。MOB的购买者可以获得“生存贷款”，专门用于匈牙利本国公民购买国有资产和企业股份的款项。最高年限为15年，年息7%，购买500万福林的国有资产可获得10万福林，即2%的“生存贷款”。同时，MOB方式也可用“赔偿券”购买。国家虽多方优惠，既可以分期付款，又可以优惠贷款，但对企业来说，尤其是经营状况差的企业这点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更无法与外资购买企业抗衡，因此推广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3. KRP（小投资者参股）。为了加快私有化的速度并有利于本国国民参与，匈牙利法律规定，在企业51%股份已经被职业投资者购买后，剩余部分可以向分散的小投资者优惠出售。凡匈牙利的永久居民，有10亿福林资产即可购买国有资产托管局出售的大企业股份。“赔偿券”亦可使用。
在公平方面一个较大的争议是“公开拍卖，价高者胜”更好呢，还是定向谈判，秘密招标，不以价高而以企业前景承诺取胜更好？如前所述，左派政府较多用前者而右派政府较多用后者，前者在程序公正上似更无懈可击，而后者有利于选取出价并非最高但能带来企业后劲的“最佳所有者”。然而由于这种所谓最佳所有者不像“价高者中标”那样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发生舞弊的可能较前者更大些。从实践中看，这两种方式在基本公正的同时也都发生过舞弊，但最令公众不满与舆论哗然的，还是两者之外的“政府间行为”。如被称为匈牙利私有化中最大“丑闻”的托奇克事件：
1995年年底和1996年年初，匈牙利私有化与国家控股公司决定起用“外部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地方政府进行分配闰家财产的谈判。顾问的酬金为私有化公司所节约的资金的10%。托奇克作为顾问在5月和8月两次共得酬金8.04亿福林（约合503.8万美元）。此事曝光后舆论大哗，政府工商业部长兼私有化部长被免职，各政府部门的预算、各国家基金的使用情况均在自查或被查中，被涉及和被查办的官员不断增多。右派反对派一直指责这一事件的实质是政府官员帮助执政的社会党转移资产，直到1998年新一届青民盟右派政府上台后，还把追查此事作为打击前任的手段揪住不放。其实平心而论，500万美元作为个人贪污可谓大案，作为取酬过当只能说是个丑闻，而作为一个大党、执政党的资产就说不上是什么大数了。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变革前党国一体，国库即党库，党可以任意调用国家资产而根本无须考虑什么“转移资产”，则如今社会党需要通过此种冒险的舞弊才能得到这笔钱，就已经是“恶之小者”了。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民主制度下左、右派相互盯着对方而舆论又高度关注的局面，无疑是对“权钱交易”的有效制约。
此外，在正式开展公开的大私有化之前，包括剧变前政权末期与剧变后初期的混乱中，已经广泛出现“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管理和监督的私有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以资产重组为借口，国有资产价值被任意低估，甚至无偿转化为企业或个人的资产，具体的数目虽无从知晓，但据估计，至少有30%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公司资产，其中相当大部分又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的囊中之物。“自发私有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变成“空壳”，只有账面价值，其固定资产变成了经理新建公司的财产；二是企业名义上存在，但旁边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股份公司。初步估计有大约百余个国有企业，1. 5亿至1. 7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和300~ 400个公司实行了自发私有化。在自发私有化之后，经过改制的大公司又进行了国有资产托管局主持的私有化，但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价值已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对这种自发私有化称为公开的偷盗和抢劫，是深恶痛绝的。
“自发私有化”是许多转轨经济中都有的现象，但在中欧诸国中，波兰因为有强大的“草根民主”力量，剧变后曾经对自发私有化进行过相当严厉的清查，捷克则一开始就把私有化进程纳入了严格管理下的投资券分配过程，只有匈牙利由于右派政府时期的“保守疗法”提倡优惠“自己人”，又缺乏公平分配的程序，因而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也是匈牙利社会上对私有化的批评比波兰、捷克更多的原因。
很显然，私有化过程中不公正的最大根源不在于“卖”还是“分”，也不在于“价高者胜”还是选择“最佳所有者”，而在于利益格局剧烈调整的背景下产权的不明晰状态持续过久，同时公共权力的运作中又有太多的灰色区乃至“黑箱”空间。这就是“保守疗法”未必比“激进疗法”公平的原因。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1998年，匈牙利经济取得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4%的自80年代以来最好成绩，然而在“休克补课”中得罪了公众的左派政府却未能从这一成绩中受益，当年5月社会党在剧变后第三次大选中失败，右派政党青民盟获得148席，作为新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小农党（48席）与民主论坛组（17席）建了右派三党联合政府——欧尔班政府，并于7月上台。匈牙利政治钟摆又一次荡向了右边。
右派上台标志着匈牙利的转轨战略又一次调整。欧尔班政府公布的经济纲领主要是：
1. 改变此前的货币中心主义的做法，以经济增长为主旨，承诺使经济增长率达到7%。由新建立的经济部制定和协调经济战略，降低财政部的作用，即结束紧缩政策。
2. 着手解决失业问题。把提供就业机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今后5年内增加2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为此，将逐步减少工资税，并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费。
3. 逐步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制过渡，打击因非法经营和不明来源、偷税漏税所产生的暴富现象。
4. 重新审查前政府时期所有的重大私有化项目，寻找前政府舞弊的轨据，改变过去门户打开毫不设防的定位战略，要使战略性能源公司的国内股份占多数。
5. 禁止外国人购买耕地，停止讨论前政府的土地法草案。建立国家土地基金，用于收购无力耕作者的土地，然后再以优惠价转让给有能力的农业经营者。政府鼓励农业合作社社员购买耕地，以高于通货膨胀的幅度补贴农业，给农业经营者提供低息贷款，将设立专门的农业银行网络。
6. 加大住房建设的投资，实行多渠道筹资的方式，建立相应的住房市场贷款机构，减轻贫困家庭购房昏次付款的负担。
7. 增加社会福利性开支，减轻居民的支出负担，恢复前政府取消的按人口的家庭补贴，取消大学学费，提高教师工资，增加医务人员等的补贴。
8. 建立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把反腐倡廉作为中央、地方两极的头等大事来抓。
9. 对外政策强调突出民族性。虽然仍以匈牙利的三大外交目标（欧洲一体化、稳定睦邻、争取加入欧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然而为了标榜右翼政府代表民族利益的特点，仍在其政纲中强调要支持境外匈族人的权益。这可能给邻国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应当说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欧洲一体化三大潮流的背景下“左派”与“右派”执政的差别只能是相对的，尤其在第二届右派政府上台时私有化过程已结束，在已形成的“路径依赖”下这种差别的余地就比1994年那次“左右交替”更小了。但余地虽小，差别的方向仍然明确：右派更偏向国家主义，左派更偏向自由放任；右派更偏向凯恩斯，左派更具有货币主义色彩；右派更强凋财政扩张、刺激增民，左派更强调财政收缩，维护均衡；右派更热衷于社会福利，而左派更关心公司治理。总之，这里的左右翼经济政策倾向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恰恰相反：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被看做“左”的，而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被看做“右”的。这是为什么？
用转轨的大势所趋，或者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互趋同可以解释左右差别的缩小，但不能解释差别的方向何以与西方“相反”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可能在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前与形成后“左”“右”的概念是极为不同的。即使在西方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个“右派国家主义”与“左派自由主义”对峙的时代，正如李普赛特、吉登斯等左右两派思想家都指出的：19世纪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最初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标准的右派保守党人，而左派那时都是激进的反国家主义或自由放任的倾向者，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也是宁可倾向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而反对保守党人福利国家的“普鲁士道路”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后，左派才成为民主福利国家的推动者，而右派则成为“市场激进主义”者。而东欧的转轨时期，至少在某些领域某些国家，左右的概念与其说更近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毋宁说更近似俾斯麦时代。
以匈牙利而论，它们的“右派”更多地带有“共产党以前的匈牙利”传统色彩，而“左派”更多地带有“西化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转轨进程中，旧体制下“前共产党人”与反共者的左右对立在淡化，而当代西方右派新自由主义与左派社会党人发生分歧的问题背景又尚未凸现，于是右派以传统保守党人、左派以“传统自由派”面貌出现的局面便有了更大可能。在波兰、捷克两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苗头：在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更热心于私有化，而右派的团结工会则成了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在捷克，“右派”的克劳斯政府更热心于福利保障，而左派的泽曼政府则忙于让工人下岗。但是，只有匈牙利这一特征表现得最明显。
渐进？激进？
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很有地位，对左、右派政府也都很有影响，10年来他对左右派经济政策一直提出“常有理”式的批评，其中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曾力主“分不如卖”，批评捷克人的证券分配式私有化不如匈牙利右派政府的拍卖政策高明28，后来又指责匈牙利右派政府徘徊保守，并称赞“捷克的领导人精力充沛”他们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29。然而在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问题而匈牙利经济开始普遍被看好之后，他却没有反过来再褒扬“匈牙利渐进道路”。相反他指出：“匈牙利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它曾在‘匈牙利式渐进改革’上徘徊了太长时间。”有趣的是，他认为他本人曾积极参与的剧变前共产党政府的体制内改革与政治上十分反共的1990〜1994年右派政府的“渐进道路”如出一辙，“从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它们希望避免冲突；它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它们不想采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它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30
在科尔奈看来，1995年以后“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以坚决的激进改革走出了这一怪圈。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他的“常有理”，他对由他自己倡导的一度辉煌的体制内改革和同样受他影响的右派“保守疗法”连续20多年历程的反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与科尔奈对“匈牙利渐进模式”的批判相对，近年来弘扬匈牙利经验的声音也不小，尤其在1997年匈牙利经济进入持续增长后这种声音更高。但与凯恩斯学派“后华盛顿共识”偏好以匈牙利的成功对比捷克的“自由主义失败”不同，匈牙利人如今更多地是以自己的成功对比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失败”。曾任欧洲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会长的布达佩斯大学教授拉斯洛·沙巴90年代中叶曾是“匈牙利做法”的批评者，并在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肯定了中国的“渐进道路”。31然而现在他却认为匈牙利干得不错，并批评俄罗斯的转轨三心二意。他说：“俄罗斯改革的（不良）结果并不能证明转轨经济学（关于激进改革的）理论框架是错误的。因为大致相同的方法在匈牙利行得通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很多关于扭转俄罗斯颓势的流行想法都假定，政府有能力或应该有能力收税并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但问题是：俄罗斯市场的失败正是由于政府的失败引起的。政府现在需要控制外流的资本，但引起资本外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政府的专制和强取豪夺行为。”32
另一方面，过去匈牙利右派政府的“反休克”渐进道路曾得到我国一些“新左派”学者的好评，而后来左派政府转趋激进尽管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形势，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据说也是左派的）不满。当年的“反休克”标兵如今成了失败的典型。房宁先生颇受关注的长文《匈牙利纪行》33是一个代表，他在肯定匈牙利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完全否定同属转轨进程另一方面的经济变革。这与那种不分政治经济把“人民的选择”一概骂倒的观点相比，还是有见地的。但这篇名为“纪行”的文章大量采用大陆与港台的中文第二手报道却不注明，以至于连两岸异译（如波日高伊和波兹盖、涅尔什和奈尔斯等）都不加分辨，造成变一为二的硬伤，这不能说是严肃的。
应当承认，正如笔者在波捷匈的比较研究中一再提到的那样，与波兰的工会参与产权改革和捷克的起点平等模式相比，“匈牙利道路”不管是右派的“只卖不分”还是左派的“休克补课”都非议更多，社会认同程度更低。但要说转轨根本就是“受骗自杀”实在是太把匈牙利人当傻瓜了。房文极言旧体制下匈牙利人的生活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反衬转轨的灾难，这不仅言过其实34，而且如前所说，匈牙利剧变前的生活是靠全欧之最的债台高筑维持的，剧变时全国人均负外债2000多美元，几乎是每人欠着西方一辆低档轿车的钱！而剧变后产权改革的“只卖不分”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还债。因此剧变前后的经济变化至少部分是“前人借债后人还钱”的结果。而“面向外资全卖光”式的改革，实质上等于一次大规模的“债转股”没有剧变前形成的西方债权，哪有如今的西方股权？
匈牙利的选择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的确不乏教训。但如果外资股权是抢劫了匈牙利人，那剧变前的外国债权又是什么？“休克”时期不少匈牙利人表现出“怀旧”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情绪主要是对现实的不满，而不是真想回到旧体制。房文承认今日的匈牙利民主并非“虚假”，而三次大选选出来的左、右派转轨方式则大同小异，房文把这三党都骂了一顿，但匈牙利如今不是没有主张走回头路的极左派（如社工党），为什么他们不得人心？何以连议会的门槛都迈不过？房文自问道：旧体制如此可爱而转轨又如此可恨，为什么人民不起来革命？他的答案是：人民看到北约就在旁边，担心革命后的动乱会导致北约“接管了匈牙利”反而更糟，还是顾全大局吧！如此深谋远虑的精明“人民”怎么同时又是“受骗自杀”的傻瓜？既然有民主，想走回头路可以选举极左派，何来革命动乱之说？与匈牙利紧邻的奥地利不就选出了有纳粹倾向的极右派而使欧洲舆论大哗吗，北约也并未去“接管”，何以匈牙利人就认定如果选了社工党北约就会来“接管”房文的解释诚如其所承认的“不能完全说服自己”，又安能服人哉！
显然，匈牙利的选择不管是否得当，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许多转轨国家一样，实际上也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所要求的那些东西，这也就是他们的左右派不仅大方向趋同，而且往往左派比右派走得更远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匈牙利的案例我们不能证明如今的两个流行观点：一是转轨过程中渐进政策总比激进政策（已成为贬义词的“休克疗法”成功，二是“激进转轨”是右派搞的而左派总是倾向于渐进道路。在匈牙利我们看到：第一，1995年以前实行“保守疗法”的匈牙利经济状况比实行激进转轨的波兰、捷克要差，付出的代价也大，而1996年以后匈牙利状况的改善乃至成为领先者是与社会党政府改取激进政策分不开的；第二，在匈牙利，无论是1994年以前的第一届右派政府（民主论坛政府）还是1998年以后的第二届右派政府（青民盟政府）都是“保守疗法”或渐进战略的推进者，而1994~1998年间的左派政府却是激进转轨的倡导者。尽管什么叫“休克疗法”存在着定义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说“休克疗法”、“保守疗法”的提法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在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二者上都更为激进（不仅是对匈牙利右派政府，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对波兰、捷克当局而言）的匈牙利左派政府之转轨战略则是最接近于“休克疗法”这一术语的。诚如一些外国分析家所说，捷克的右派和波兰的右派都没有像匈牙利的左派那样，“在经济和财政改革上采取‘强硬’政策”。35
当然，否定一个命题不等于肯定一个逆命题。匈牙利案例乃至其他案例不能证明激进改革必然优于渐进，也不能证明右派渐进、左派激进的转轨模式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区分，它只是表明转轨问题的复杂性，表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1 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 130页。
2 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3 J. Kornai,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Cent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Economic Applique.46:2(1993),pp.181-227.
4 格泽戈尔兹•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461、469、492~493页。
5 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第280页。
6 Peter Mihalyi, Privatisation in Hungary : Now Comes the ‘Hard Core’. 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2(1996),p.206.
7 Mihalyi,pp.206-207
8 Mihalyi,p.207.
9 Mihalyi,pp.205-2013.
10 《香港社科学报》1995年第7期，第112页。
11 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 8月18日。
12 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 1994年8月18日。
13 科沃德克，前引书，468页。匈政府原先预计该年要降15%，见[德]《商报》 1996年12月21日通讯：《布达佩斯要求居民本着崇高精神牺牲社会福利》。
14 [德]《商报》1996. 12月21日。
15 [匈]《人民自由报》1995年11月26日。
16 弗里德海姆：《匈牙利的牺牲得到补偿》，见[美]《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16日。
17 科沃德克，前引书，468~470页。
18 科沃德克，前引书。
19 科沃德克，前引书。
20 80年代前5年匈牙利经济总共只增长10%，1985年后至剧变前年均增长更降至1%左右。而外债却在1973~1989年间增加20倍，年均增加达21%！（阚思静、刘邦义：《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2 6页。
21 Mihalvi, pp.205-212.
22 邱莉莉：《匈牙利私有化的特色与得失》，《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第53~56页。
23 《参考资料》1996年10月5曰。
24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25 奇坎•奥蒂洛：《请相信匈牙利的话：开放的世界贸易行之有效》，[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2日。
26 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页。
27 科沃德克，前引书，第244~245页。
28 诺什•科尔奈：《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
29 和讯网•财经新闻（1999.11.17. 14：54）。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
30 同上。
31 Laszl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y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pp.53-65.有趣的是他对中国道路的若干肯定也许并不那么中听，例如他认为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增加了转轨的困难。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不是一次痛苦的长征”。中国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而东欧，尤其是那些急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不能不维持欧盟式的福利体制。中国远比东欧更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与广东的党员老板沉迷于通过香港的合作者来进行自发私有化，他们通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道路因此不像东欧的经理们那样充满敌意，等等。
32 拉斯洛•沙巴：《十年转轨：俄罗斯和匈牙利谁笑得甜》。
33 载《天涯》，2000年第5期，2 5~34页。
34 剧变前匈牙利人生活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不如那里的富豪），甚至也不如民主德国、捷克等制度类同国家的例子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这确实不能说明什么。而剧变后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都今不如昔。例如，匈牙利剧变前已持续多年经济衰退，而以此前“黄金时代”的1980年与剧变后落至谷底的1995年相比，匈牙利家庭轿车拥有量由101.23万辆增至224. 4万辆，亦即由10.6人一辆增至4.5人一辆，同期电话由12人一部增至6人一部，电视机由3.9人一台增至2.4人一台，等等。指出这些并不是否认转轨阵痛期总体经济的衰退与生活的艰难。只是对其程度与原因都要有个客观的分析，不能信口开河。
35 弗德海姆：《匈牙利的牺牲得到补偿》，[美]《华尔街时报》1997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