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

随着19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的步伐加快了。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匮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在异端方面，这不仅意味着武装并组织地方秘密会社的分会，以及发展出没无定的盗匪帮伙，而且也意味着把作好战斗准备而被视为异己的集团联合成救世的宗教运动。在正统方面，这不仅意味着以村社为基础的团练组织的激增，而且也意味着层次更高的军事组织的出现。

在危机期间，清廷军事领导人员的最初反应是雇佣支付薪饷的战斗人员，即勇，以补足其人数由法令固定了的正规军。广义地说，“勇”这一名称习惯上是指任何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征的兵力。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做“团勇”。但勇一般是指军事化水平较高的兵力，即指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这样的部队有些是由政府官员直接招募，如来自潮州的声名狼藉的勇。其余的本来是盗匪帮伙，依附于政府军队是希望得到更固定、更丰厚的报酬。危机时期实行雇佣勇的办法，意味着19世纪的庞大的清军实际上是一支杂牌的勇军，这支勇军附属于从各省驻军调来的同样混杂的正规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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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帝国政治前途的观点看，勇军的最重要类型却是无军职的绅士所招募的。在太平天国时期，正是这种部队的出现及其结合成较大编制的能力，使正统名流能够接受当时以及其后约50年间的叛乱的挑战。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有必要指出的那样，这种适应名流内部原先存在的归属体系军事化趋势，是传统社会经受住19世纪中叶危机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把组建武装的纯地方形式提高到新水平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产生于省和国家的名流；特别是产生于一批卓越的湖南绅士，他们的命运及其私人间的关系在下一个世代里，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新宁叛乱

在湖南西南部湘江流域的正西面耸立着湖南广西边境的山脉，在道光朝后期，这里是种族间的冲突、贫穷以及秘密会社的活动日渐加剧的地区。湘江河谷已成为鸦片贸易向北伸展到长江省份的通道之一，这一事实使苦难和骚乱掺合在一起。1836年，新宁和武冈两县卷入了一个名叫蓝正樽的瑶族人领导的叛乱。蓝正樽，捐有监生功名，遭受本少数民族集团富有地主的明显迫害，终于被迫成为非法之徒。于是他当上了叫作青莲教的秘密团体的首领，这是早些年从四川传入的一个会门，无疑是白莲教的支派。蓝正樽的起义虽然在不成功的武冈攻城战中被镇压下去，但在分化边境地区的社会以及在汉族农民中扩散异端影响方面却是成功的。[2]

山区这时开始了一个干旱时期；清政府的官僚政治似乎一意要毁灭自己，它把自身的腐败掺合进了地方的灾难。新宁县官李博显然勾结了地方米商，操纵官仓系统以抬高米价。衙役们对饥饿的农民施展他们惯常的勒索手段，对一个叫雷再浩[3]的人的亲属更是特别无情。和蓝正樽一样，雷再浩也是少数民族瑶族人。对于他的迫害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秘密会社的组织者，一个叫作棒棒会的团体的领头人。棒棒会是一个包含白莲教和天地会两种传统成分的奇特的混合体。它包括蓝正樽从前的一些伙伴，他们奉行白莲教的素食习惯和佛教仪式。但是，它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天地会骨干（“铁板”），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汉族。凭借它的天地会成分，棒棒会能够抵达新宁近郊以外的地方，并和一个汉族造反者李世德取得联系，李世德是边境那边广西境内的天地会的首领。棒棒会也吸收了各式各样不带教派性质的盗匪帮伙。很明显，有两种关系重大的过程在起作用：教派运动正逐渐与种族叛乱的过程纠缠在一起，种族运动本身正成功地求得和造反的汉族农民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看出新宁的骚动是后来更为重大的事件的重要先兆。[4]

1847年夏，雷再浩着手动员他的追随者造反。但新宁的名流这时已开始集合他们自己的力量。江忠源（1812—1854），一个举人，在北京度过几年后于1844年回到了他的家乡。在北京，他曾跟同省的曾国藩学习，并且为称作“大挑”的特科考试做了有成效的准备；在正规的会试中三次落选的士子可以通过大挑取得直接任命为官员的资格。江忠源被任命为候补教谕。[5]

当1844年江忠源抵达新宁时，他觉察到迫近的祸患，立即着手动员他的氏族投入防御。他关心的事情之一是不让穷亲戚们加入雷再浩的组织，这个组织正积极地在村子里征募新成员。因此，他“阴用兵法部勒”，并“教以亲亲长长之义”，以之作为一种思想上的补充教育。其他氏族的名流也同样去做，最有名的是一名叫邓树堃的精力充沛的年轻武生员。[6]

1847年秋天，雷再浩即将发动叛乱的消息泄露，于是江忠源赢得了主动权。在发动了一场使雷再浩的追随者背叛他的宣传运动后，江忠源领导一支从他自己和联盟的氏族中征集的2000名民兵的部队，把雷再浩从以黄背峝为根据地的他的家乡赶了出去。在剩下的秋季月份里，战斗在边境山地来回进行，最后以雷再浩被他自己的副手出卖而告终。12月初，叛乱以李世德的自杀及雷再浩的被捕和处死而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造反者中的许多人逃脱了，其中一个叫李沅发的经验丰富的干将很快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

在新宁方面，战斗主要由江忠源的民兵进行。尽管省级官员曾准备向新宁调进大量部队，但江忠源成功地加以劝阻，其合理的根据是：这种“客兵”造成的麻烦将超过他们的价值。在对雷再浩的战斗中，官方几次简略地提到绅士领导的“壮丁”，这些记载是对朝廷的惟一暗示：镇压叛乱是正规部队以外的人进行的。[7]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或者省级官员准备进一步了解江忠源的成就的实质。没有任何人准备建议将更高一级的军事责任委托给名流，或者反地方农村社会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任务委托给像新宁这样的地方官兵。

由于江忠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很快得到报偿，在浙江任代理知县。1849年他在那里继续任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新宁民兵组织被解散了。尽管江忠源个人起了领导作用，但民兵是一群氏族名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的。虽然民兵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但其组织在减员的形式下继续存在，在江忠源的兄弟和堂兄弟们的领导下，在不久就要来到的下一次危机中发挥了作用。[8]

1849年冬天，旱灾后接着发生水灾，饥荒开始困扰新宁。李沅发，县学从前的雇工，在雷再浩的棒棒会中曾是一个“铁板”，这时担任了新宁天地会的领导。他带领一支衣衫褴褛的300人的队伍攻破县城，营救两名被关押的他的追随者。知县李博十分侥幸，这时因乡试事务临时调离，接替他的万鼎恩一个月前刚刚到达，对县里的事情所知甚少。现在他孤单单地留在他的衙门里，独自对付侵入者，他的随从和卫队全都逃走了。当他被武装的天地会员包围时，万鼎恩还能鼓起一定的威风，向他们保证他将倾听他们的冤情。他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叫喊压倒：为什么不分发救济粮？万鼎恩回答说，专款其实未到，但他知道他们的疾苦并将着手就地筹款救济。这时有人大叫，过去几年在征剿叛乱者时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人们已决意向那些负有责任的人报仇。万鼎恩向他们保证，如果这种可怕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人们可以通过种种途径告发他们，他将把他们缉拿归案。

衣着破烂的人群的怒气多少发泄了一些，开始蜂拥而出，不愿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当万鼎恩正要脱身时，一个醉汉手持利刃，跌跌撞撞走上前，一下砍倒了他。事件的进程已无法改变，李沅发和他的追随者打开粮仓和监狱，尽他们的可能着手在城市设防。我们无法知道，杀死万鼎恩究竟是策划好的行动，由李沅发的一个干将动手，以使不情愿的农民造反，还是真正的意外事件。不管怎样，李沅发发现自己成了叛乱的首领，这次叛乱和他已死去的前辈所领导的叛乱相比，蔓延到了远得多的地方。[9]

正当叛乱者接管城市时，两个当地绅士，贡生刘长佑（后来成为主要的将领和省级官员）和他的亲戚、生员刘坤一（后来是19世纪后期的著名的政治家）逃到府城请求援助。在让正规驻军待命后，知府命令知县李博返回，在新宁发动民兵，就像他两年前有效地干过的那样。地方团练民兵现在成为李沅发的主要敌手。江忠源的兄弟忠济再一次动员了两年前曾与雷再浩对抗的力量。与江忠源的老合作者邓树堃指挥下的民兵一道，这些绅士领导的非正规军包围了新宁20天；最后，一支正规军大部队到达，但它却在隐蔽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徘徊不前，而不向城墙靠近。最后，李沅发的食物储备耗尽了，他和他的人从城的东门逃出（当地地方志记作“乘雨夜”逃出），向边境山头藏匿。正规军这时进入城市，在一场无节制的洗劫和屠杀之后，巡抚向北京报告说，他们夺回了城市，并杀死了李沅发和无数匪徒。[10]

叛乱者返回新宁的路途被政府军和绅士的民兵有效地封锁了，1850年春天他们向西南移动，进入广西。李沅发的团伙在整个湖南广西交界地区到处游荡，经常遭到政府军的追击，他们从穷苦农民和少数民族部落中集结追随者，人数达几千人。1850年初春，他们奋力西进，走向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甚至渗透到贵州的东南边境的几个县。[11]

绅士在新宁抵抗李沅发，在开始时与两年前抵抗雷再浩的情景完全一样。在最前线的是由江氏和邓氏两族的名流领导的民兵。与邓树堃和江忠源的弟弟忠济联合的有，出身商人家庭的贡生刘长佑，武生员邓新科，和拥有从九品捐纳官阶的倪长诰。全部绅士领导的武装大概不会超过从前的2000人左右的水平，每个领导人手下有几百人。[12]但这时作战的规模却有很大不同。雷再浩是在崎岖的新宁边境寻求避难所。李沅发或者是更加不顾死活，或者是更为野心勃勃，确信大起义即将来到，因而他决定横扫贫瘠的丘陵地区，吸引许多县的被剥夺者来追随他。他战斗所经的全部地区不少于13个县，多数是在广西北部。

对李沅发的扩大的斗争，新宁名流作出同样的回答。当李沅发出发去广西时，江忠济和刘长佑也带领他们的部队跟在他的后面出发，邓树堃和倪长诰紧随其后，开始时他们努力保卫家乡地区的现状，这时转而更加雄心勃勃地远远超过县界全力去与叛乱者作战。山地的严寒使扩大作战和装备不良的民兵大受其苦。在离新宁大约130公里的怀远（现在的三江）的山区某地，邓树堃和倪长诰在大雪中迷了路并遭到李沅发的叛乱者的伏击。邓树堃和他的40多个民兵丧生。我们不知道江忠济和他的同盟者是否在这里继续追击。李沅发仍然不断地受到新任命的湖南提督向荣[13]属下的政府军的驱赶，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足够的时间以休整他的部队。在向东南远至修仁进行无效的作战后，他带领他的损伤严重的部队再次向北到他熟悉的新宁丘陵地区，可能是希望解散队伍和逃生。但是在5月，政府军和民兵包围了他并屠杀了他的残余部队。李沅发本人被捕获并被送到北京斩首。

当李沅发的叛乱猛烈发展时，江忠源远在浙江当知县。1850年春，他在镇压盗匪和水灾赈济中的贡献使他在高级官员中赢得了广泛尊重。当咸丰皇帝在3月间继位并号召推荐人才时，江忠源被他从前的老师、这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提名。江忠源奉召觐见皇帝，但浙江巡抚吴文镕却要求把他暂时留在浙江监修堤防。这项工作刚刚完成，江忠源接到家乡的正式通知，他的父亲去世。这个消息使他大约在同时得到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谣传变得可信了，谣传的大意是说他全家都被李沅发所杀。江忠源得了重病，只是在接到了一封信使他确知他的家庭没有受到叛乱者伤害时才恢复健康。但是由于丁忧（其父显然是自然死亡），江忠源辞去了他的职务，按照惯例动身回家服丧。[14]

江忠源和太平天国叛乱

1850年年尾，中国南方的局势经历了严重的变化。拜上帝会已经做了以下几件事：集结了庞大的会众，他们是广西中部的无产业者和亡命之徒；在他们之外另外吸收了来自邻省广东的海盗和天地会团伙；给他们全体灌输了一种新的政治宗教信仰；在成功地抗击当地官军以保卫他们自己之后，于1851年1月11日宣告太平天国的诞生。太平军从他们原来在金田的根据地一路打到筑有城垣的城市永安（现在的蒙山），从1851年9月直到1852年4月，他们占据永安并在那里认真地建立了他们的民事和军事机构的正式体制。与此同时，政府试图集中力量并遏制叛乱；1851年4月，大学士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西，由广州驻防旗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已经调任广西提督的向荣予以协助。这些人指挥着一支由正规地方部队和临时招募的雇佣兵组成的混合部队。

赛尚阿在4月被任命；大约就在这时，担任内阁中书的左宗植（左宗棠的一个兄弟）建议，赛尚阿的幕僚中应当包括新宁的能干的举人江忠源。左宗植是湖南湘阴人，如果他本人不熟悉江忠源，那无疑是通过曾国藩了解他的；不管怎样，对全帝国各地的最优秀的湖南人才，首都的湖南帮看来是充分了解的。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把江忠源推荐给赛尚阿，江忠源被及时地召到广西赛尚阿的幕府中。[15]

7月，江忠源到达赛尚阿在桂林的指挥部，他在这里被介绍给乌兰泰，一个能干而有献身精神的满族官员。乌兰泰把江忠源置于他的保护下，两个人发现彼此意气相投。乌兰泰一了解到江忠源在新军的军事功绩，就力劝江忠源招募一支新宁人的部队为抵抗太平军效力。江忠源写信给家乡的弟弟忠淑，于是忠淑雇佣了500人进军至广西。忠淑很快因痢疾而不能作战，新宁的勇在江忠源指挥下进军参战。

对楚勇——他们现在的称呼——的第一次考验，是1851年末对永安的包围。几次战斗当场消除了政府军的蔑视，政府军曾嘲笑他们的身材矮小和衣衫褴褛的装束。但是，不久以后，江忠源发现自己在他的朋友兼保护人乌兰泰和提督向荣之间的争吵中进退两难。乌兰泰就像在前线十分勇敢那样，他在与人相处时非常生硬，所以经常与向荣发生摩擦，认为向荣既怯懦又无能。当向荣建议采用“古法”给被围困的叛乱者一条逃路，然后在半路上袭击他们时，乌兰泰指出，鉴于叛乱者人数不足一万，而政府军几倍于此数，一个布置得当的围困只会以叛乱者饿死和战败而告结束。江忠源表示赞同，但发现自己在他的两个上级之间的这一争论中无能为力；他突然撤出自己的部队并返回新宁。太平军在1852年4月初真的逃出了永安，这无疑得到了向荣的“古法”的帮助，他们向北涌向省城桂林。向桂林的进军把太平军带到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离开流向南海岸的江河，进入长江水系。这样，永安之围回顾起来可以看成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清廷来说，在太平军出现于中部省份丰饶的招兵地区以前，这是把他们消灭的最后机会。[16]

太平军在离开永安后的两周之内抵达桂林城下，并且立即围攻该城，这场灾难向整个清朝统治体制发出了冲击波。对江忠源来说，这是他从新宁再次脱颖而出的预兆。在没有官方催促的情况下，他和刘长佑筹集资金雇佣1000人，并在一个月内踏上了去桂林的道路。他在到达前听到了乌兰泰在围攻中负伤而死的消息。[17]他非常感伤，发誓要报仇。各种事件证明，他第二次进入广西是走上国家大事舞台的一次决定性行程；他和他的楚勇部队这时投入了反对太平天国的战斗。

围攻桂林没有成功，太平军继续前进到了全州（现在的全县）；城市被攻占，它的平民被屠杀。[18]湘江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一条进入湖南，通向长沙、武昌和富庶的长江各省的交通干线。他们的辎重和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现在装载上船，向湖南边界顺流而下。江忠源从桂林追赶太平军到全州，发现他们控制着这里，便赶到前面去切断他们的北进路线。江忠源在湘江西岸恰好靠近湖南边界的一个叫作蓑衣渡的渡口设置了一次伏击，他在隐蔽处等待着太平军的船只出现。

6月10日，当太平军进入江忠源的防栅时，他们的陷入圈套的船队在平射射程内遭到炮击，大部分被摧毁。太平军损失的真实情况无法断定，但有300多只船被俘获，再加上被摧毁的，这次失败的损失必定是惨重的。在这次大屠杀中死掉的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最勇干的政治领袖，他在全州已受了重伤。就忠于清廷的一方说，不幸的是，湘江东岸仍然处于未设防状态，因为清廷将领和春认为不理睬江忠源的协同行动的请求是精明之举。大部分太平军因而能够爬上东岸，逃入湖南。尽管太平军的行进路线被迫改变，他们北进的计划被迫延迟，但这次失败不是决定性的，他们的部队在湖南南部大大地扩大了。[19]

楚勇从蓑衣渡行军北上去保卫长沙，并从那里进入长江流域参加更大规模的战役；但是这些事件将在联系到曾国藩以及湘军的建立时讨论。现在暂且不谈江忠源及其血腥的但还不能确定后果的胜利，我们可以根据地方氏族的名流对于纯属地方的问题的反应来回顾和追溯楚勇的发展过程。雷再浩的叛乱是一次主要发生在新宁周围的事件，它驱使一批年轻绅士从他们自己的亲属中招募民兵；应当把这一措施看成一种手段，既是为了加强阶级关系已经高度分化了的氏族的内部团结，也是为了外部防御。江忠源和邓树堃的民兵机构成为村社体制的核心，取代了在村子里招募成员的秘密会社团体。这些机构的领导并不是按照家族谱系原则产生，相反，是由年龄适于兵役的有功名的人组成：1847年，江忠源35岁，邓树堃和刘长佑都是29岁，而刘坤一只有17岁。[20]江忠源作为一名上层绅士，担任了整个团体的领导，而且正是他与范围更大的官场的联系，才使得新宁民兵参与更大的事件成为可能。

李沅发的叛乱影响了不少于3个省的13个县，在新宁组建武装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为紧要的起媒介作用的阶段。李沅发决心在广西丘陵地带的广大农村动员支援力量，实现队伍更大的叛乱，这就收到了把他的绅士对手拖入更大规模战斗的效果。追踪李沅发进入广西的民兵被迫投入规模更大的战斗；他们的衣食需要他们的头领承担更大的钱财义务。这样，在江忠源卷入太平天国叛乱时，在新宁已有一批人员和领导骨干能够在县境以外的扩大的战斗期间使自己从家庭和村社中分离出来。

但是，记载十分清楚，江忠源在赛尚的幕僚中的地位是靠他作为有功名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文职官员的经历，而不是靠他作为部队领导的经历。他主要是以曾国藩的有成就的门生和能干的知县而著称。他是作为得到大力推荐的参谋顾问，而不是作为军事领导前往广西的。因此他在1852年后的经历应当看作是他的绅士地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的结果：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及新宁名流中的领导地位，他与省里以及首都的广大名流的社会关系。

江忠源投身于反太平天国战役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证，说明地方绅士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各种村社和地区的责任的。就雷再浩叛乱说，江最初关心的是他的家庭、氏族和家乡地区的安全，这似乎是个小问题。他的兄弟追击李沅发远至广西，这也不必惊奇，因为他预料到，只要李沅发还逍遥法外，此人对他的家乡地区就构成一种特殊威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李沅发最后的确又回到了新宁边界。甚至在1850年以后，当江忠源把他的部队推进到更高的军事化阶段时，新宁的安全仍然是他关心的主要事情。他写道：他赶在太平军之前前往蓑衣渡，目的既在于堵塞向北的水路，也在于“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在他的伏击成功后，他认为“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旃”，但是太平军随即进入道州和湖南南部其他诸县，实际上没有受到清军将领的抵抗，他的希望才破灭了。毫无疑问，太平军的极端的异端特征使他们成为既可怕又可恨的对手；但江忠源考虑问题显然主要是从本地出发，即先考虑他自己的县，再扩大到他家乡所在的省，只是在这以后才关注整个帝国的事务。[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