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曾国藩和湘军

反对太平军的名流领导人是湖南的文人—官员曾国藩（1811—1872）。他所出生的地方家庭不属于绅士等级，但却顽强地在社会等级中向上攀挤。[57]他的父亲参加地方考试不少于17次，最后在1832年获得了生员身份。[58]与这种持续努力却只获得有限成功的经历相对照，曾国藩自己的升迁是引人注目的。1838年获得进士后，他开始了京城的仕宦生涯。他做过翰林学士和几个部的右侍郎，最后代署吏部左侍郎，到太平天国叛乱时，他已在京城上层名流中有了牢固的地位。[59]他的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私人关系网对于他在其后几十年内的领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湘乡的早期军事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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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北京长期供职期间，他当然密切注视着越来越令人忧虑的事件。1849年使江忠源的县备受磨难的水灾和旱灾，也影响了湖南中部，并且在湘乡导致军事化的第一个阶段。当饥荒的受害者在县的南部暴动并夺取富户的食物时，一个名叫王錱的生员辞去了教馆职位，在他家乡周围的地区动员和训练了一支几百人的民兵。当骚乱者被地方驻军部队驱散后，王錱遣散了他自己的部队，请求知县立即发放救济粮。

王錱是一个精力无穷、仪表堂堂的人，出生于一个刚够得上下层绅士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有低级功名，父亲则没有。王錱自己与附近的一些最有名的绅士交往——特别是罗泽南（王錱是其学生）和刘蓉（曾国藩的密友）。[60]尽管没有显赫的科举头衔，王錱在地方事务中却异常活跃，并有很大影响。1845年20岁时，他曾在家乡朱津区地区以“乡约”的形式组织了一个复合组织，乡约是一种促进风化、鼓励农业、救助贫困和保证地方秩序的自愿的事业。一些证据表明，这个绅士领导的团体，在调查和报告异端行为中承担了保甲类型的职责。几乎可以肯定，正是这个复合的团体，4年后成了王錱的民兵组织的组织核心。[61]

正在兴起并推动了王錱的乡约事业的社会骚动被1849年的自然灾害推到了危险的高峰。王錱带头组织饥荒救济工作，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湖南引发了早期的军事化活动。举凡饥饿引起的骚乱，其原因当然在于决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缺粮。有余粮的人囤积粮食以求高价或转销外地。这些囤积者已经成为铤而走险的群众的靶子，群众袭击他们的家并夺走他们的粮食。如果要使既成秩序不被饥荒所破坏，那就不仅需要名流插手提供救济，劝诱富户拿出粮食，而且需要有一个组织核心，以取代名流在当地的对手天地会，它要做某种非凡的工作：养活兵役年龄的男丁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为正统的社会秩序效劳。一种应急的办法是举办公共工程：疏浚和开挖淤塞的河流，开销由富户支付。另一种应急的办法是组织民兵。有证据表明，1849年王錱创办民兵的用意不仅是保护他的家乡地区，而且还要为受灾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组织和资助的中心。[62]

但是，依靠自己救灾是不够的。在饥荒地区的暴力行动之后不久，王錱联合其他绅士向省当局申述说，天灾之外，县政府的贪污腐败以及税额的大幅度提高迫使农民进行叛乱。在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当地名流派王錱为代表前往北京，让更高层的政府了解本县的问题。显然，王錱想在北京联络本县最著名的进士曾国藩。王錱于1849年初秋动身。途经湘阴县时，他拜访了曾国潘的密友、进士郭嵩焘，郭嵩焘对王錱有深刻的印象，托他给曾国藩带去一封热情的介绍信，让曾国藩特别注意王錱在湘乡的成功的民兵组织工作。王錱于是重新踏上旅途，但是抵达武昌后他得了重病，因而放弃了他的使命，回到湘乡去养病。[63]

1850年是有地方混乱危险的不祥的一年，县政府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广西进士朱孙诒到达湘乡代署知县职务。我们不能确定，朱孙诒的任命是否由北京的湖南帮策划，但朱孙诒一定得到了有关当地问题和人物情况的简要介绍，因为他立即传唤王錱（仅仅是生员）并谋求他的建议和帮助。王錱请求他消灭贪污行为，办法是允许当地民众亲自到县城纳税，以排除掠夺成性的衙门胥吏充当中间人。朱孙诒同意了，并允诺决不再恢复旧的制度。这一诺言被刻在石碑上并竖立于城门口。实际上，新的制度意味着摊派和算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地方名流管理，这一发展使人想起了临湘的做法，加强了名流控制地方资源的权力。[64]

次年，1851年的秋季，广西抵抗太平军的战斗进展不到，叛乱很可能向北扩展至湖南，对王錱来说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朱孙诒的鼓励下，王錱促使他的绅士同伴深刻认识地方防御的紧迫需要。他后来写道，“其时贼在广西，谁知团练二字为何物，忽闻此议，莫不掩耳而走。”[65]但是，湘乡的组建武装工作现在认真地开始了。到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朱孙诒与地方绅士协力发布了一套团练规章，拟定出一种几乎完全以自然的地方区划为基础的地方防御制度。氏族是募集民兵的基本单位；一个个氏族这时按照原先存在的村社之间的协作方式组合成了复合团。从房（高等级氏族的一部分）长按顺序直到复合团的团长，应当是每一级协作活动的当然领导。我们应当假定，由湘乡名流进行的这一早期的组建武装活动是相当不平衡的。3年后，湘乡实行团练的村落估计不超过70％或80％，而在1852年比率无疑还要小得多。很可能是大而富裕的氏族首先募集民兵，其原因尤其在于叛乱的威胁仍然主要地被看成是内部的，较大氏族的领导集团有遭受最大损失的危险。[66]

太平军进入湖南意味着地方氏族的防御工作可能已不足以阻挡住叛乱的潮流。王錱已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设想他的军事责任。在1852年夏的某个时候他写信给朱孙诒，要求允许募集一支能够有效地保卫县境的“民兵”部队。朱孙诒同意了，于是王錱同他的朋友康景晖和他的老师罗泽南着手募集一支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战斗部队。尽管他所征募的人大多数已注籍于地方团练的名册，但他的士兵开始时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据说当王熤发放号衣（借此识别入伍的人）时，应征者还羞于穿上它，直到王錱自己站到前面，穿上了缀有“一”的号码的号衣。这是低层民间绅士表明决心的早期迹象，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冒着丧失体面与生命的危险去保卫自己的县以及当时的社会秩序。[67]

这支新部队发展到大约1000人，组成了3个营，由王錱、罗泽南和罗泽南的弟兄新南指挥。它的财政基础不十分清楚，不过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它通过朱孙诒的赞助得到了公款。[68]在1852年9月直到11月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期间，这支部队驻防湘乡县城。围困一解除，太平军便再次向不明的目的地开拔，王錱请求允许带领他的士卒到县境外去追击，这样就公开地抛弃了他的防御的宗旨。由于军事形势尚不明朗，他的请求被拒绝了。但是到1853年的1月或2月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感到在省府增加一支听命于他的勇军（江忠源的楚勇已在那里）是可取的，便要求朱孙诒推荐可能的带兵人。朱孙诒推荐了王錱、罗泽南以及他们的助手，于是3个营的湘勇离开本县来到了长沙。

尽管在王錱的年谱中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王錱是湘乡组建武装的真正创始人，但另外两个关键人物——朱孙诒和罗泽南——仍必须提及。朱孙诒是一个杰出的官员，既有干劲和才干，政治上又精明。他煞费苦心地一一照料有权势的曾国藩的密友们。他用可以使人取得做官资格的“孝廉方正”的体面称呼推荐罗泽南（与曾国藩是亲家）。对曾国藩的挚友、罗泽南的学生刘蓉，他在县的考试中予以提升。他罗致罗泽南的另外两名学生王錱和康景晖，以备顾问。所有这些人，尽管在绅士等级中地位不高，但却因曾国藩而具有特殊的光彩，使他们必定会对其家乡的县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毫无疑问，朱孙诒的精神的和财政的支持，在湘乡名流组建武装的活动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69]

罗泽南的影响完全是另一类型。他生于1808年，比王錱大17岁，作为老师，他到1851年早已在湘乡受到尊敬。他受到新儒学的深深濡染，将穷困和个人的不幸置之度外，成为一个非凡的、道义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尽管他最初加入民兵工作是由于他的学生的热诚，但他发现自己在这之后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并且在1852年成为湘勇指挥集团中的一个主导人物。[70]

通过与朋友和家人的通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地方组建武装日益加快的速度，1852年7月，他告假返乡。他恰好已被委任监督江西省的乡试，于是向皇帝请求20天的假期允许他从这个委派地取道湘乡（离南昌仅有8天旅程）返回。他举出的理由是他的家乡正横跨在太平军可能北去的路上，当地社会的恐惧正日益增长，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卷入办理团练的事宜。请假探家（并得到距家不远的监考委任）是曾国藩前一年的决定，而湘乡受到的新的威胁这时使他的返回加倍急迫。[71]曾国藩无疑想要视察湘乡的防卫安排，并与家人和朋友磋商。曾国藩获得皇帝的允许后，在8月9日动身前往江西。一个月后，他在安徽的旅途中得知他母亲去世；按照通例，他立刻辞去了他的官职，返家服丧，并在10月6日抵达湘乡。[72]

曾国藩留在家里的那个秋季，王朝的军事机运继续急剧变坏。虽然长沙之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江忠源在城外的努力所打破，但太平军的部队这时在中部的水路上已来往自由。他们从长沙向西北蜂拥前进，抵达长江的大支流资水河畔的益阳，在那里征用了许多船只。现在他们又向东北进军，穿过洞庭湖，攻占了洞庭湖口的战略城市岳州，进入了大江本身。到12月底，他们已经夺取了湖北首府武昌正对岸的汉阳。[73]正好在汉阳陷落之后，朝廷命令曾国藩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协作，在湖南办理团练。

“团练大臣”策略的背景

在地方组建武装的官方模式中滋长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既赞同寻求绅士的首创性，又惧怕他们的卷入。这种矛盾心理当19世纪中叶叛乱者集聚力量时仍继续存在。自1847年雷再浩叛乱以来，朝廷已在着手制定鼓励农村团练的政策，虽然它一直坚信镇压白莲教时所获得的智谋，尤其是坚信官方的严密监督和保持低水平军事化的做法。团练最经常地与保甲和坚壁清野一起被提及，后两种制度是嘉庆时期地方管理政策的基础，它们强调政治控制甚于军事力量。私人的非正规军的发展肯定不是朝廷所希望的。的确，1850年年中有人上疏，请求朝廷注意广西的混乱，并指出村庄已征募自己的勇军以与正规军一道作战。朝廷的反应是惊恐的，批复的敕令命令官员控制这些地方队伍，以防止它们变成骚动或叛乱的力量。[74]

在叛乱早期，至少到1852年，朝廷对于以官僚政治方式组织起来的管理体系仍抱有信心。1850年10月，两广总督徐广缙奉命效仿嘉庆初期的坚壁清野制度。团练在防止叛乱者与民众“勾结”方面是起作用的，它显然是一种治安管理的形式。[75]1851年6月，大学士卓秉恬向皇帝推荐龚景瀚有关叛乱的文章，皇帝转而推荐给省级官员。一年后，当太平军即将打入中国中部时，朝廷还在推行白莲教时期的镇压叛乱的方法。[76]

除坚壁清野外，公认的万应灵药必然包括保甲。朝廷把团练和保甲看作类似的和互相补充的制度，在鼓励团练的同时也命令在整个帝国恢复保甲制度。作为响应，许多省份的官员及时向皇帝上报了颁布新的保甲规章的情况。[77]

朝廷坚持对地方武装进行官僚政治的控制，是出于对名流独立军事活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省级官员的态度的反映，对他们来说，任何各类的非正规军事活动都引起对他们不愿重视的农村混乱的注意。像老朽无能的广西巡抚郑祖琛（1850年11月被撤职）那样，许多官员是在故作不知中寻求安全。[78]他们不只是不愿意采取行动抵御叛乱，而且也不情愿听任地方氏族对事态进行干预。到1851年夏，广西的名流忙于民兵工作，以致乡试两次延期。而许多官员却仍然以冷淡的或者怀有敌意的态度接受这项事业。[79]

结果，担心动乱的地方官员和担心其生命财产的正统名流之间的利益上的明显分裂扩大了。对需要促进民兵工作的地方利益集团来说，补救的办法只能是越过省级官僚机构的长官，通过监察机构或在京城的私人关系以使皇帝了解情况。刑部尚书、咸丰皇帝的亲信杜受田，将广西绅士指挥地方官对民兵漠不关心的奏单呈递给皇帝：当象州的某一绅士依靠自己的地方部队击败了一伙叛乱者时，知县没有给人们分发奖赏，于是人们怒冲冲地散去。[80]另外一次，被控告的是湖南官员，他们或者拒绝接受有关他们县内“教匪”的报告，或者将这些报告转送上峰而把“盗”字改成“窃”字。[81]既然从地方当局不能得到保护，广西几个府的绅士便于1850年10月派遣一个以举人李宜用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通过监察机构呈交他们的指控。这个事件仿效田润建议的模式（见第二章第二节），田润的建议可能代表了绅士所采取的行动，即通过监察机构以越过地方长官向最高层申述。[82]

也许是对由北京官僚机构内有权势的同情者所支持的这类绅士的申诉的回答，朝廷开始对民间反对叛乱的主动性表示了有限度的容忍。1850年10月12日，朝廷批准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救行动。徐广缙宣称，“如绅士商民中有能自为团练并出资协助有裨军需者，既可自卫身家，即宜量为甄叙。”[83]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号召，要富人们在他们自身的防御中拿起武器。然而在这个关头有关朝廷政策给人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对官方以外的军事组织的新的信任，也不是官方关于团练应当是什么的观点有了变化，而是认可这种权宜之计时的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朝廷掌握的有关南方事件的情报显然是不可靠的，它受到了绅士申诉的推动，同时也无疑没有忘记绅士在地方的（虽然不一定是国家的）现状中的长期利益，所以它小心翼翼地在一切似乎出现支援的地方寻求支援；它还可能发觉，所批准的活动早已在进行了。但是朝廷对非正规军事部队的疑心仍然存在。仅在号召绅士和商人组织团体的3天以后，朝廷又重申了禁止私人制造或拥有火器的传统禁令。[84]

我们评价曾国藩被委任办理湖南团练的意义时，必须想到这个背景。曾国藩是朝廷在这个时期从各省挑选出来的许多官员之一。这些团练的督办人员（后来被称为团练大臣）大多数是从前的各部侍郎、前任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他们碰巧正在自己的家乡地区居住。与通常的官方委任不同，他们不受回避法的限制。曾国藩与湖南绅士密切联系正是朝廷特别想要利用的。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曾国藩作为正规的省当局的半官方助手，他的任务的实质即在于此。委任团练大臣，朝廷所寻求的不是促进新的军事计划，而是控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展开的组建武装的过程。[85]

湘军的形成

曾国藩对地方组建武装有自己的明确看法，而且可以说对农村中正在发展的方式很不赞同。特别是地方名流创立武装组织——名流因现在正在取得地方征集资金的权力而使这项活动成为可能——给农民添加了无法忍受的苦难。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看法甚至比朝廷还要保守：团练基本上应该非军事化，应当作为保甲的变体完全为内部的安全而发挥作用。地方防御的人员如果全部是用农具武装起来的农民，就不需要专款。既然没有资金需要，团练就可以使不大自重的绅士没有机会向农民逼取团练费用而“分肥”。使曾国藩的看法变得非常出名的惯用语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也就是组成集体但不训练。曾国藩写道，团实际上不过是保甲：编制登记册，肃清罪犯或叛逆者；这些任务所费不多又能迅速完成。在这一方面，曾国藩的看法与左宗棠很接近，左宗棠认为团练对于巩固内部比对于外部防御更为有用。[86]

但是，曾国藩自己的行动方针最终还是取决于更激进的信念：村庄组建武装不管怎样积极推行，也完全不足以满足当时的军事需要。与江忠源和胡林翼一样，曾国藩懂得，如果正统名流要力挽狂澜，防止王朝和他们自己垮台，就需要军事化水平更高的部队。

为了理解他此后的作用以及他在这时建立的湘军的真正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在曾国藩加入地方组建武装过程时，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了。与江忠源和王錱不同，他不必从头建立勇的部队，而是在把已经存在的部队聚集起来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始终处在募将而不是募兵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他从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指挥层次上：他拥有这样的地位，部分地是由于他的高级官阶，部分地是由于他在湖南绅士中的声望和影响，也部分地由于命运将他置于战略地位上。

在1853年的头几个月内，曾国藩着手在长沙组合一个勇的联合体。在由罗泽南和王錱动员的一千来人之外，又加上由干练的满族官员塔齐布率领的、从绿营兵中专门挑选出来的士卒组成的部队，以及来自湘乡的由曾国藩的弟弟国葆和其他绅士招募的新的营。知县朱孙诒自己也被调离他的职位，奉命去征集勇的分队。从南部的新宁和宝庆来了一批批新的勇军，他们是由江忠源的年轻亲戚们以及有军事头脑的宝庆知府魁联招募的。江忠源本人这时被委任为湖北按察使，已把原属于他的大部分新宁部队留在长沙，由他的兄弟忠济和刘长佑指挥。[87]

曾国藩显然根本不能保证朝廷会批准这种范围的新的军事计划，因此他（作为团练大臣）报告说，他正在组建一个“大团”。不管朝廷是否由于这个规范化的术语而安下心来，曾国藩很快放弃了这个编造的名称，不再用团练术语来称呼他的部队。[88]

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将这个勇军的联合体组建成大约1万人的军队，然后把它置于他的门生江忠源的指挥下，他认为江忠源是比他自己更合适的军事领导人。但是这年秋季的一些事件暴露了江忠源的新宁部队组织上和军纪上的突出弱点，迫使曾国藩得出结论：新军必须在他自己的领导下，并依照他自己的模式组建。[89]

这个模式，如罗尔纲曾说明的那样，大部分是从明代军事组织和训练方面的专家戚继光的方法中借用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也被胡林翼的亲兵所借用。曾国藩最初抵达长沙时，发现戚继光的招募和训练的方案已经被罗泽南和王錱运用。[90]戚继光著作里提倡的特殊方法这里不予详述，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络系统。低层单位指挥者的关键作用与对个人地位的强调，都反映在戚继光的基本法规中：每一级的将领招募这一级直接下属的将领，这样就将军事指挥结构与原有的忠诚和报效的纽带连接起来。这个制度与正规清军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在清军制度中效忠个人被严厉制止，组织的所有部分被认为是可以互调的。

这样，湘军的征募和指挥结构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一般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统治原则的反映。曾国藩的军队中所体现的依附和庇护关系的倾向通常表现于家庭关系和准家庭关系之中，尤其是在师生关系之中。在军队阶梯的底部，这些关系自然地从氏族关系中产生。在中层和高层将领之间，这些关系产生于师生的纽带（例如王錱和罗泽南、江忠源和曾国藩之间的纽带），以及把兄弟或同窗的纽带（例如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的纽带，两人都对吴文镕尽晚辈之礼，或曾国藩与刘于浔之间的纽带）（见下节）。曾国藩所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军官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私人门生形成的“门户”。

在500人的营这一级上，效忠个人的意识特别强烈。这类依附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一个独立的营常常以它的指挥者的个人姓名来称呼（例如霆营，就得自它的指挥者鲍春霆的称呼，他通常叫鲍超）。营的指挥者不管是死了还是退职，一般不会把营置于新的领导的指挥下，而是把它解散而代之以新的招募单位。[91]

在曾国藩手中，戚继光的组编方案于是变成了协调中央指挥中枢与大量效忠个人现象这两者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大量勇的队伍聚集到曾国藩指挥的联合体之中，提高到军事化的新水平，它们现在正与更大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并通过曾国藩的官方关系与更富足的财政资助的来源相连接，所以能够参加远远超出省界的战斗。

这种对个人的效忠并不总是有益于军事组织，这可以从乡勇的最初组织者王錱的实例中看出。正是这些把他置于地方组建武装的最前列的品质——自主、抱负以及某种倔强精神——导致他于1853年同曾国藩决裂。王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曾国藩的指挥下，宣称他只能全部地、特定地对罗泽南效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支持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勇的组织，这个组织此后留在湖南，称为“老湘营”，以与曾国藩的湘军相区别。[92]

1852年后湘乡的地方管理

当曾国藩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反对太平军的范围更广的战斗时，他家乡县的一些活动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在湘乡，如同在湖南的其他县份一样，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的形式已远远偏离了曾国藩最初的设想。如我们所看到的，曾国藩希望在事实上保持团练的非军事化，防止在农村出现财政自主的军事组织。关于1852年秋他返回湘乡一事，他写道，尽管他仍不了解朱孙诒的规章，但在他看来，在县城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建立团练局都是毫无必要的，在县城内，在官方直接控制下可以保持一支400名左右雇佣士兵的部队。[93]单纯的地方控制的民兵，不需要筹措资金或训练，所以用不着设局。

但是不久以后，曾国藩就不得不努力对付湖南农民的反叛倾向。1853年他以省团练督办的身份，就地方反当局活动的问题给“公正绅耆”写了一封信。各县“匪徒棍痞”成群出没；对付这类人物最终是地方名流的任务。曾国藩于是宣布，对游荡不定的逃兵、开始将囤粮据为已有（这种做法叫“吃排饭”）的痞棍团伙，以及进行恶意宣传动摇公众信心的一贯桀骜不驯的分子，格杀勿论。所有这些人都将因当局的纵容而被当场杀死。这种血腥的方针反映了强大的地方团局在整个湖南农村的出现，它们已经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曾国藩确信，现在秩序受到了来自内部的致命危险的威胁，所以他没有从极端残忍的措施退缩：几百名衣衫褴褛的嫌疑犯被知县们解往长沙，遵照他的命令而被斩首。[94]

接任朱孙诒湘乡知县职位的唐逢辰发布了团练章程，这个章程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曾国藩指定选取的方案。农村中的团练要与保甲密切结合。登记册要写明所有15岁至50岁的男丁的姓名；每户都要出一人当民兵。这些征募来的兵员必须完全不是专职的，他们仍然被留在低层保甲首领的管辖下。但是唐逢辰和曾国藩一样，不能不面对这一事实：普遍的社会骚动已无法由一般的官僚管理机构加以遏制。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使团练非军事化和官僚化的努力收效极微。首先，在朱孙诒担任知县职务期间创建的地方防御组织，以氏族和复合的自然区划为基础，大部分仍然没有受到新章程的影响。唐逢辰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在他的以登记制度为基础的保甲形式之外存在自主的氏族民兵部队。[95]其次，在组建武装的更高层次上出现了叫做“百勇”的组织，它们是受过训练的专职部队，指挥者是称作“都总”的新的强有力的绅士人物。

这些都总的出现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湘乡地方管理手段的演变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这种“都”，或者说区，在县内有47个，最初是征税的低层区划，表示税额相等的地区。这些单位显然是被当作里甲税收系统的组成部分，有一个时期也被用作保甲的上层组织。在它的保甲作用中，每都有一个主要人物，叫做“都正”，都正是平民，负责登记在他都内的30或40个村社（面积达100平方英里之多）的人口，并负责报告非法行为。都正作为平行于团练的保甲网络的首领，仍是朱孙诒的地方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但在1853年后，都正越来越被新的人物都指挥夺去了光彩，都指挥通过对都的治安部队的控制，将都的治安职能集中到自己身上。除了名义上管辖从村庄征募来的非全日制民兵之外，都指挥还控制了一支受过训练的雇佣兵部队（百勇），百勇成为他的治安权力的真正的利刃。都指挥对款项的日益增长的欲望使人想到了百勇的职业性质；款项靠摊派土地税筹集，由每个都的训练机构（练局）管理。尽管都在规模上差别很大，但它们在新的职能上却显然是扩大的复合体规模的组织，处于复合团和独立氏族组织的聚集体之上，它们可以从广大地区提取款项，用以维持百勇治安部队。[96]

都所以能作为湘乡组建武装中的关键单位而出现，其原因与其说是它在保甲制中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它在征税的里甲制中的作用。朱孙诒决意抛弃大受咒骂的由衙门胥吏经管的收税办法，将一定程度的征税权限交到了名流手中，名流对地方税务的影响现在作为他们在组建武装中所起作用的结果而开始增加。这个过程和我们在附近的临湘和其他地方看到过的相类似。

组建武装的阶梯

我已经在地方管理的范围内论述了湘乡的团练制度，但这一制度还与湘军一起被看成是单一军事制度的一个部分。湘乡及湖南其他县份的团练，除了增强曾国藩家乡地区的稳定性之外，还是他的层次更高的部队的人力储存库。最初，当曾国藩决定从团中招募健壮男丁（团丁）充当官勇时，他已掌握了几支已经组成的勇的部队：王錱和罗泽南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已经与他们的村社分离。但是，他仍然必须从湖南人力中不断吸收新的补充和替换人员。他的指挥官们自然要搜寻那些已经接受过某些训练，或至少已经注册的人。像都总的百勇这样的组织是一个明显的来源，许多人离开百勇而编入湘军的营。这种情况在湘军指挥者与那些不愿看到自己县内的治安部队被搞空的地方官员之间导致了一些摩擦。但招募新兵的更为丰富的来源是已经将强壮男丁注册的地方团练组织，其中一些人至少受过初步训练。当19世纪50年代后期湖南的军事威胁减弱时，团的民兵队伍停止了常规训练，很快失去了它们已经能集于一身的所有军事特征。然而，复合组织本身继续在为湘军招募新兵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它们的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在从湖南农村汲取新的人力中仍是决定因素。当曾国葆（曾国藩的弟兄）1859年回乡募集一个新营时，他在招募工作中所求助的正是当地的团的首领。[97]由于团局有男丁登记名单，并起村社组织中心的作用，所以它能够很容易地使人员从平民生活有秩序地转入军事生活，能够为他们服役期间的行为作保，能够料理遣散他们的工作。如果湘军最终必须遣散而又不给国内社会造成严重混乱，这最后一项作用尤其重要。实际上它是全部军事化过程的一项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