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节 相互作用和一体化
在以图解的形式概述了叛乱的几十年中对应的军事化等级组织以后，现在我们务必考虑两个附带的问题：（1）对应级别的正统形式和异端形式之间的相似点和相互作用；（2）在每个形式或等级系统内部不同级别之间的垂直一体化的方式。
团和堂：地方组织的有关的和可以转化的形式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堂和团的基本结构的相似点，以及出于假设的意识形态差异而把它们划分得过于泾渭分明所带来的危险性，可以在湖南浏阳征义堂的事例中看得很清楚。在离县城十几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位叫周国虞的有本事的财主，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1834至1835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堂的领导内部设勇力、口辩、书算三个职能小组，表示它们承担军事防御、布道吸收会徒、管理公共财物或救济捐款这三种任务。[18]
1842年钟人杰在邻近的崇阳的叛乱使得征义堂为村社防御承担了更广泛的责任。人们会记得，钟人杰的起事促使邻近各县的名流在武装他们的村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起事影响了浏阳。征义堂成了最后也许拥有20000人之众、并能动员约4000名武装民兵的复合联盟的中心。[19]由于钟人杰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地方治安依然是一个问题，征义堂及领近的复合体仍维持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太平军在1852年秋抵达湖南北部时，浏阳社会仍分成许多地方防御联合组织。
太平军在湖南南部的那个夏季时间，在征募天地会成员参加他们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他们围攻长沙时（1852年10月13日至11月30日），当然仍继续征募。太平军中的天地会成员无疑清楚邻近浏阳的周国虞的村社力量，所以太平军的领袖们及时地写一封信给周国虞，要求他动员其追随者并参加叛乱。但在周答复以前，他的宿敌和对立防御组织的头子，一个叫王应蘋的生员得知太平军写信给周之事，就向官府告发了他。
这时周国虞被摆在他面前的前景吓得不知所措。他明白无误地认定，他本人及其民兵离开家园跟随太平军走吉凶未卜之路将会得不偿失。所以他这时妥协了，并赶紧加强与旧秩序的关系。他于是派侄子率领一支300人的分遣队进入县城，表面上是保卫监狱和官仓，实际上是抢先取得合法民兵组织的地位。但这时周国虞渐渐不能控制局势。与许多氏族有联系的征义堂的规模此时已发展得不易管理。周国虞的两个信徒曾世珍和邓万发动员了武装人员，焚毁了充当王应蘋的团练本部的一座地方书院，并把王本人杀死。然后暴徒们掠夺并摧毁了周围的富户。[20]知县诚恳但无效地请求周围农村的绅士出面在结仇的集团之间进行调停，但被曾、邓二人所迫，接受了他们增派一两千人守卫县城的提议，这样征义堂就可以不受上级官员的惩处和受害邻居的报复。
现在，征义堂的安全决定于清军与太平军交战这件大事，但一旦长沙解围，太平军离开，苦恼的浏阳绅士就又去寻求和接受外界的援助了。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任顾问，他写信给江忠源指出，为了打垮征义堂，应对其一般成员进行大赦。这个组织现在已很大，也许拥有武装徒众4000名，但其中许多人并不真正想叛乱。对整个征义堂不分清红皂白地进攻，就可能驱使为首者和追随者更紧地抱成一团，而这时所需要的却是分化他们。最后，这一政策占了上风。刚刚成功地在附近的巴陵平息了一次叛乱的江忠源率军进入浏阳。在宣布只惩办征义堂首领们以后，他得以击败叛乱的铁杆分子，并发给其他人“良民牌”，把他们遣送回家。周国虞逃走，但在次年被抓获和处决。[21]
征义堂之所以难以归为何类，是因为它在公认的社会秩序中存在了将近20年，而且自1841年以来它已在十分体面的基础上进行了地方军事化。实际上它与附近的其他许多复合组织不能区别。几种可靠的材料证实，它被承认是复合的团：1885年的《湖南通志》说它原为“团”；湖南巡抚张亮基在一份奏议中声称，它的成立，是出于村社防御这一完全合法的目的；左宗棠显然由于笔误，甚至在它攻打王应蘋的组织后，还称它为团。[22]
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被纯粹是形式上的差别所迷惑，这里所指的拥有几十个村的复合组织，它能够在低水平的军事化基础上动员4000人左右，并且与附近的类似的集团结了深仇。在湖南北部，作为地方防御集团的堂还没有明确的异端涵义。发生的情况似乎是，1841至1842年的危机导致堂的活动的扩大和一个庞大的复合组织的形成，其追随者大多数根本不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不过是在地方防御中接受了征义堂的领导。周国虞与天地会的关系对他在地方民兵中的领导权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复合组织头目的村社地位（在许多方面与附近地区的团无法区别），这个地位他显然不愿因投奔太平军而丧失。但这种多氏族组合的内部纽带是松散的。周国虞不能控制结盟氏族的领导集团，结果因狂热分子邓万发和曾世珍领导暴民对敌对的王氏组织的无法无天行为而受害。左宗棠知道周国虞的秘密会社关系，但一度甚至建议知县与周秘密合作，以便抓获邓、曾二人及其追随者（左宗棠认为在征义堂中他们不会超过数百人）。[23]
从征义堂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防御地方的复合组织，因为它内部的凝集力松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会与已存在的秩序发生冲突。其次，在第一级正统的和异端的集团之间，其地方军事化的性质并无泾渭之别。像周国虞那样的秘密会社首领能组织一个多少与邻近集团的复合组织不能区别的复合防御组织，并且因此置身于本地环境达十多年之久，这个事实说明，堂和团这两个名词用于结构上不能分辨、政治倾向不易确定的组织时，其区别实际上常常是表面的。
记载中有大量关于第一级组合政治性质模糊不清的实例。捻军叛乱的基础是被属于白莲教的秘密会社首领渗透或唆使的复合团。但在起源方面，这些复合的组合似乎不能与正统类的团相区别：它们是周围设墙的村落，为了自卫而发生联系（常常由绅士领导）。像华南的地方防卫组织那样，淮北捻军的村社的最初军事化也常常始于村落间的世仇。这些叛乱联盟与标准类型的农村军事化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记载捻军叛乱期间山东军事行动的一份材料中收了论述“团匪”的专著。[24]在南方，团的忠诚摇摆不定，它们在结构上与堂如出一辙，这些情况使地方官员与后来的官方修史者都迷惑不解。一位编史者写道：“明为团，暗为逆。”[25]有些组织自我标榜为团，却参加了秘密会社，以致使它们与堂不能区别。另外一些组织由于与官府发生冲突，就由团变为堂。有人推测，有些与官府和解的堂，相反地在记录中被列为团。[26]
在军事化的第二级中，有些具体集团的性质也常常可以转变，而且是模糊的。由于这些集团已经脱离正常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时机在决定它们何去何从时可能是决定性的。许多匪首由于获益更大或前途更光明而倒向忠君的一边。清朝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张国樑（原名嘉祥）最初是广东的一个小商人。他被一个对手诽谤和搞垮，于是销声匿迹，往西迁移，在广西露面时他成了飘忽不定的天地会的最凶恶的匪徒之一。1849年，一名地方的清朝将领收买了他和他的几百名追随者，把他们吸收到忠君的军事体制中。他的勇敢和无情把他推向高级指挥岗位，于是他成了太平军最顽固的敌对者之一。除这类事例外，还有许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例子。地方绅士或官员征募的一股股勇一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因任何理由而被遣散，出于需要他们就可能转为盗匪或去造反。[2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最高级的军事化中，跨越政治界限的情况相对地说是很少见的。虽然有个别变节的事例，但忠于信仰的程度显然很高，足以把政治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
纵向的一体化和全国性名流的作用
虽然我们用了“对应等级组织”这一名词来描述不同级别的正统的和异端的军事化形式，但是很明显，正统军事化的纵向一体化的凝聚性和持久性却要强得多。从村落和多村落组织直至地方军一级，正统名流之间的联系能够成功地保持下来。对比之下，对立的一方在以一个有效的、可以在各级社会上争天下的等级制度对相应的名流进行约束方面，却远没有那么成功。当然在这方面存在一个疑问，即这些明显的差别因文献材料的类型和数量的不同而被夸大了。在正统名流掌握的许多资本中，有一项是文字，而文字记载主要是关于正统等级组织的报道。此外，由于忠诚和统一、庇护和依附都是要加以提倡的价值观念，这些报道必然会多少美化我们掌握的正统一边的一体化的情况。但是即使把这类歪曲考虑在内，重大的差别依然存在。
当首先考虑把异端一边的不同级别结合成整体的困难时，关键性问题的当然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与华南华中的主要秘密会社集团天地会的首领们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这个集团是最低级的异端军事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正如许多研究著作所指出的那样，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之间的早期合作并没有长期地维持到太平天国在永安改组之时，并且从1853年起，太平军领导集团表现的与秘密会社合作的兴趣就小得多了。通过罗大纲等在太平天国任高级职务的少数天地会首领的斡旋，的确也存在天地会起事在某种程度上与太平军的计划互相协调的事例。在运动的初期，天地会的一些团体是征募兵员的极佳的来源，偶尔还有大的队伍离开家乡去与太平军会合。但是天地会和太平军领导集团之间的持久合作的证据为数甚少。特别是在低级的异端集团本来可以提供地方治安和经济支持的太平军占领区，也没有迹象表明太平军和秘密会社的首领们能在一起进行任何长期类型的合作。的确，有过在象征性的水平上把双方的运动搞在一起的努力，一方的领导集团根据另一方所用的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地位。一些保存下来的天地会宣传活动的残余材料，把太平军的领袖们说成是被一个合法的明代继承人“册封”过的人；同样，太平军力图通过在文告中使用传统的天地会的头衔，以争取天地会成员的忠诚。[28]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类宣传在任何值得一提的方面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太平军有时能够与没有参加过秘密会社的土豪结成特定的同盟[29]，但他们与天地会集团结盟的记录却是不引人注目的。
的确，有种种原因可以解释太平军和地方的异端集团为什么不能有效地结合以建立一个可以与正统名流等级组织相对抗的军事等级组织。原因之一是天地会成员的坚定的立帝的要求：在和平时期这种要求是一种秘密的和仪式上的常见的表现，而在19世纪就转变成一种强烈的复明主义，最后则出现了明朝的伪帝和年号。虽然太平军喜爱明朝的习俗和发式，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宗教启示使他们远远超越了复明的幻想。虽然太平军和天地会一致痛恨满洲人，但他们都不能迁就对方对未来的看法。有人甚至提出，天地会成员由于在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中生存非常习惯，所以对未来没有令人信服的和始终如一的看法。恰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独特的力量及其内在的弱点。拜上帝会的叛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清代统治后期特有的许多民族—语言问题的叛乱之一。广西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像贵州、湖南等地的苗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那样，因一个经济危机而加剧，这一危机推动了数量激增的人口去争夺面积不多的可耕地。在压力下，社会倾向于坚持原来有缺陷的路线：按民族和语言的差别来分割华南和华中。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他们能够吸引众多无基业和被剥夺财产的人，但他们甚至不能表现出那种必要的策略性的容忍态度，以与本身也扎根于中国农村的地方异端集团形成稳定的共事关系。造成他们不肯妥协的政治空想主义的这些因素，还使他们在打天下时难以找到盟友。
正统一方的军事等级决不是只依靠共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而是产生于一个从农村一直伸向帝国首都的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这些个人关系又转过来与名流们赖以控制中国社会的机构和制度结合在一起。如上所述，复合的团通常是由于名流们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无非是复合组织规模上的名流的一般联合组织的一个方面。刘于浔的南昌组织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这类关系可以用来构成一种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集团相互作用的军事体系。当我们就这些集团如何与第三级集团（如湘军）相互作用提出问题时，我们就涉及了一整套直达名流社会顶点的个人联合，这类联合是在中华帝国官僚集中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作为科举制中心的北京起了主要作用。中国文人趋向都会的特点使他们具备一种远远高于其异端敌手的组织能力，全国性名流中湖南人的组织便是例子。
湘军的指挥结构依靠已存在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如图表8所示，由于亲戚关系、学术上的交往和传统的庇护与效忠方式，湘军的主要将领们关系密切。通过领导集团，人们就可以更深入地对这种纠缠在一起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索。
图表8 湘军将领和参谋中原来存在的关系
材料来源：《曾文正公个集》，《年谱》；《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王壮武公遗集》．《年谱》；《罗忠节公年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记》
湖南名流的紧密的一体化是清代的书院制度和贯穿于整个官场的庇护与效忠网络的产物。对名流们相互关系的考察显示出这两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许多名人通过他们与前一代的两位杰出的士大夫陶澍和贺长龄的关系而连接起来。左宗棠和胡林翼都与陶澍有姻亲关系。左宗棠与陶澍关系甚密，曾当过陶澍之子的老师。左一度曾在贺长龄的弟兄贺熙龄在长沙办的城南书院上过学。通过他与贺家的关系，左宗棠一定认识贺长龄的可靠的助手、学者魏源；可能部分地由于魏源的建议（同样还有胡林翼的荐举），左宗棠约在1839年被引见给魏源之友林则徐。罗泽南因与贺长龄有亲密的友谊和当过贺长龄儿子的老师，也与贺家有关系。在京师，湖南集团以曾国藩为中心，也显然以左宗棠的弟兄左宗植为中心。江忠源在官场连续擢升要归功于他们俩人。在北京的湖南学者圈子中形成的友谊——如江忠源和刘长佑之间的友谊——至少与把这些人结成金兰关系的地方纽带同样重要。曾国藩通过在长沙岳麓书院形成的同窗关系而与湖南的同代人有了来往，与罗泽南因联姻而有了关系，与胡林翼因共同效忠于吴文镕而有了交情。
对这个名流集团使用“全国性”而不用“省级”这一名词的原因有二：首先，这一集团的内部关系取决于全国一级的官僚—学者体系；其次，这一集团能够跨越省的界线而与其他省的名流联合。曾国藩和刘于浔之间的金兰关系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湖南和江西之间的休戚关系，对于曾国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把江西的财政资源吸收进他的金库的努力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最明显的是李鸿章与安徽名流的例子，后者通过李鸿章早期在北京作为曾国藩门生这一关系而与湖南集团联合起来。北京是培植和加强省际纽带的地方，其方式是通过各省会馆（何炳棣译作Landsmannschaften）的活动。它又是一个扩大人们的交际的地方。曾国藩在北京时对会馆事务的管理当然是很积极的，但是他结交朋友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湖南集团。他的知己中有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学者。在他的门生中当然有许多湖南人。但是他还有相当多的门生是四川人（他曾在那里监考过乡试，因此收了门生）和其他省的人（像李鸿章）。如果他在1852年按计划负责江西的乡试，他也会在那里收一批门生。[30]
关于为什么湖南的名流首先成功地形成等级军事化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提出设想。部分的答案一定是湖南集团中某些人的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湖南，“汉学”的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统治地位始终没有像在长江下游诸省那样稳固。因此，到19世纪初期，湖南对宋代伦理哲学的兴趣的恢复能够取得相当大的势头。这种恢复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活动家：从白莲教叛乱时期的严如熤起，以后有贺长龄和陶澍，直至曾国藩。曾国藩和他的圈子受到了一种强调自我修养及社会活动论的有活力的清教主义的激励。这种严格和致用的哲学在长沙的岳麓和城南两大书院的培育下，在19世纪起了主要的作用。几乎不容怀疑，全国性的名流能粉碎19世纪中期叛乱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中湖南人的知识的振兴。[31]
地理的和社会的因素也必须加以探讨。很明显，湖南拥有生息着众多民族的广袤的多山边区；它还形成了有几大河流（湘、资、沅、澧）的流域盆地，这样，它的大部分地区与长江流域的交通就相当方便（见图表9）。所以19世纪的湖南也有华南山区那种自力更生和尚武的特点；那里民族冲突不断，由此造成了高度的军事化；它还有长江中游地区那种汇集了各地特点的丰富的文化。与同样具有多种民族和同样为高度军事化社会的广西不同，湖南内向着华中的几条主要交通路线，而不是外向广州和海上。它的江湖体系沟通了边远各县名流和平原名流之间的来往。像江忠源这类偏僻地区的军事干才因此就能参加领导集团，就能使湖南中部绅士的官方关系向外衍生。所以湖南名流军事的主动性和紧密的一体化可以在该省地理的多样化和省际交通这两者的特有的结合中去寻找原因。
图表9 有关名流关系的湖南地形图
超越湖南去观察军事等级组织的总的情况，促使各级名流一体化的因素显然就是中央穿针引线的力量。这点一说明白，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正统名流所掌握的交通条件是他们的异端对手所不能比拟的。当然，异端组织也有内部的交通联系手段。例如，河运工人秘密会社的力量使它们能使用整个华中的交通手段；天地会集团共有的神话使它们之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地区性的合作。但是就连接农村、集镇社会直至全国的政治顶峰的交通而言，再没有其他事物能与传统的书院制度和它创立、培育的多方面的人际关系相比。一级级正统名流在面临共同敌人时，能使他们的内部交通联系服务于一个能在各级社会中争夺权力的完整的军事体制——从地方治安力量和以村为基地组成的团练直至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地方军。
（杨品泉译）
[1]冯桂芬：《捐勇助则公牒》，载《显志堂集》（1896年）卷9，第14—15页。
[2]在天地会的文献材料中，可参阅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1934年）；约翰·沃德·和W.G.斯特林：《红会，即天地会》（伦敦，1925—1926年）；威廉·斯坦顿：《天地会》（上海，1900年）。关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成长的情况，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181—192页。又见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北京，1962年），第161—165页。
[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67—68页。罗尔纲指出清朝官员被这一名称体系成功地蒙骗了，而且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们兴致勃勃地到会堂名称中出现的真正山岳中去搜寻天地会的总部。又见罗尔纲关于《水浒传》对天地会会徒影响的一般讨论，见《天地会文献录》（1942年），第77—85页。
[4]美国学者施坚雅描述了曼谷宝德善堂的特点和活动，它建立在“高度揉合（儒、佛、道）的宗教支持的基础之上”。《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伊萨卡，1957年），第257页。地方志把这类组织列在“宗教机构”一类是不足为奇的（例如见《番禺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5]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伯克利，1961年），第336页。
[6]杨庆堃：《向初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年），第91—92页，文中叙述了在近期仍在实行的这种使用“堂名”的习俗。
[7]《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41—151页。
[8]在19世纪中期的危机平息以后，一批学者详细审阅了广西叛乱的历史记录，最后出版了《广西昭忠录》、《平桂纪略》、《股匪总录》和《堂匪总录》，作为《广西通志辑要》（1889年）的补编。1950年又有两部部分地根据这些材料撰写的重要专著，即谢兴尧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和赖益发（音）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两广海盗所起的作用》（加州大学1950年未发表的论文）。
[9]见横山英关于抗粮运动的吸引人的、虽然在理论上勉强的文章：《中国农民运动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引著作第118页。
[10]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8—47页中关于广西的堂的图表及它们密切的地区联系，这些都根据《堂匪总录》的材料作出。
[11]关于秘密会社的会堂，见威廉·斯坦顿：《天地会》，第76—86页；关于贵县的天地会，见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7页（1955年）。关于会馆，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12]赖益发前引著作，第45、62—66、151页。
[13]谢兴尧前引著作，第5—10页。
[14]姚莹：《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引自佐野学：《清朝社会史·农民暴动》第三部分，第11页。
[15]《股匪总录》卷1，第8页。《堂匪总录》卷1，第1页。又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83—186页。
[16]《堂匪总录》卷1，第1页。谢兴尧前引著作（第48页）因这个原因尽量缩小堂和股之间的区别。可是《堂匪总录》清楚地指明了两者社会和组织特点的基本差别。
[17]罗尔纲：《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载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9年）第1辑，4，第156—160页；《平桂纪略》卷1，第2页。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全史》第1册中有关于拜上帝会会员早期财产情况的详细记载。英文材料参见弗朗兹·迈克尔：《太平军叛乱的历史和文献》，第21—50页。
[18]《浏阳县志》（1873年）卷13，第9页。
[19]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3页下。《湖南通志》（1885年）卷75，第55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2—5页。《清实录》，咸丰，卷81，第3—4页。
[20]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5页。《浏阳县志》（1873年）卷13，第9页。
[2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5—9页；《湖南省志》（1885年）卷1，第35页。
[22]《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清实录》，咸丰，卷81，第3—4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6页。
[2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7页。另一个材料则说左宗棠不那么妥协；见王定安；《湘军纪》（1889年）卷2，第1页。
[24]《山东军兴纪略》（上海，1879年）卷22。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6页。
[25]《堂匪总录》卷1，第1页。
[26]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17页（1955年），关于唐聘三之例；《股匪总录》卷1，第8页，关于李锦贵之例。
[27]罗尔纲：《张嘉祥考》，收于他的《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140—145页；《清实录》，咸丰，卷32，第6页；卷35，第2页。周长森：《六合纪事》，转载于向达编：《太平天国》第5册，第160页。
[28]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1959年），第246—266页；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北京，1948年）卷7，第20—24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年），第231—238页。
[29]见浙江诸暨何文庆的事例。何为一个冒险分子，在1861年带了他的一批战士投奔太平军。何曾为官方庇护下的“团练”首领。《诸暨县志》（1908年）卷15，第15页；《黄岩县志》（1877年）卷38，第24页。
[30]《曾文正公家书》，第77页（1844年6月27日的信）。
[31]关于湖南的宋学，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1957年），第569—595页；关于岳麓和城南书院，见《善化县志》（1877年）卷11，第40—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