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页 |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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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本序言

自本书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就，以致如不对本书作广泛的修订，再版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未作修订时，我至少与读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想法，即如果我要修订，该如何进行。我现在考虑有两个要点：（1）19世纪50年代的军事化与19世纪20和30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2）根据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分析构思的贴切性。

1．关于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　本书总的论断是，虽然清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根据这一军事力量的再结合，我展示了一幅在其他行政领域中权力下放的图景，这种下放直到20世纪还对地方行政的形式产生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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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何时开始下放和在此过程中军事化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现在被詹姆斯·波拉切克的论述19世纪20年代时期地方名流能动性的重要研究著作弄得复杂化了。[2]情况显然是，漕运制度中的附加税率的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某些地区的一批低级功名拥有者（生员和监生）的抵制。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人组织了地方的合作网络，不但用标准的包揽的方法抗缴过高的税赋，而且通过“京控”的渠道去控告地方当局。这类地方网络成了官府镇压的目标，所以这种运动从未能顺利进行。[3]当我进一步阅读这种材料时，我产生的印象是，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变得合法了。

2．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4]根据施坚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的概括。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些都说明把他们包括在正统的世界中是合适的。既然根据其亲属关系、等级、君王和历史的观点（人们必须承认，对所有这些都要以某种世界观来认识），这一黑手党式的集团的确是正统性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军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与绅士领导的组织形式相似时就不会惊奇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与北方的教派传统不同。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她的论述1813年八卦教叛乱、如今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5]中，在以后的论述1774年王伦起义的著作[6]中，都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一定会引导我们就地方军事化如何与其地方发源地发生关系的情况作出更高水平的总结。韩书瑞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我的假设（本书第170页），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被发现可以超越正统的和异端的亚文化群的界限。[7]

韩书瑞再现的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组织选择形式，它显然是教派传统所特有的。第一，白莲教的会堂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致。在村一级，信徒们典型地只包括村的一部分居民，会堂典型地超出村的范围。在更高的一级，教派并不集中在商业城镇，也没有一套反映市场等级的等级关系。相反，教派由一些互不联系的小会堂组成，它们的会徒可能是从附近若干村吸收进来的。与其他会堂的松散联系可能是由教派首领貌似无目的的漫游所造成[8]。一般地说，首领们是职业的游荡者，即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拳师”、剑师等）和瑜伽功教师。他们的许多徒弟也从事类似的行业；韩书瑞指出，有一个集团内有“江湖女戏子、雇工、推车工〔和〕出售鱼、豆腐干和马的商贩”[9]。

这些教徒的职业使人联想到了农村社会中的一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10]的行政—商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11]，称那种与异端有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12]。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13]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类型。[14]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19世纪50年代捻军暴乱的驯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的”活动（裴宜理用语）。[15]在20世纪20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方间协调活动形式——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行政等级的首要地位——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的普遍意义。[16]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一——“军事化的阶梯”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的形态——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可以预言，宗教或宇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杨品泉　译）

[1]后来我继续探究了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这种19世纪名流的能动性对20世纪地方行政的影响的见解。见拙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57—298页。

[2]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1974年）。

[3]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期（芝加哥大学，1979年），第114页。

[4]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的论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7—9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5]《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

[6]《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即将出版，引用征得作者的同意）。

[7]《中国的千禧年叛乱》，第324页。

[8]例如，见韩书瑞：《山东的叛乱》，第65页。

[9]同上书，第66页。

[10]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