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当18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藏政治置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至1791年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13000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担。[1]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10年当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年）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视之。”[2]

虽然把18世纪90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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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14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5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到了18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年山东、河南的起义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年初湖北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10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来镇压的叛乱。[3]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17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点。到了1729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4]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30％或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到，早在1745年，“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明），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5]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它不但包括被剥夺者，而且也包括财产所有者，后者对教派的依附与其说是出自经济贫困，不如说是出自转而信奉白莲教的灵魂拯救说和反满主张。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镇压下去。[6]

军事机构看来和民事机构一样无用。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很大努力。清政府官员与白莲教作战时的悲叹提供了一幅游击战问题的典型画面：“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负之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追击的正规军很难与叛乱者的主力接触。甚至可以说，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贼皆吾民也。非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所以他们不能从人流中辨认出来来往往的叛乱者。“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是民耳。”[7]军队得不到帮助的状况在他们对待平民百姓的残忍中反映了出来（清军因而以带有血腥味的绰号“红莲会”而著称），而这当然只能给叛乱火上加油。清军将领的报告充满了夸大的叛乱者伤亡记录和军事镇压无效的窘况。1796年，湖广总督毕沅奏称政府军已杀死几万人，但叛乱却发展得更为严重了。[8]人们确信，正规军事机构自身已没有能力扑灭叛乱，这驱使官员们寻求辅助的办法。

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

鉴于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没有改变，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区的官员们追溯这块多事地区在明代形成的行政传统是毫不奇怪的。1634年前后与叛乱者作战（后殉难）的卢象升（1600—1639）在这里建立了地方防御和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部分地是从前几年他在河北南部与叛乱者作战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卢象升发现，流民以及叛乱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叛乱滋生的根源。作为对策，他挑选一些村庄在四周筑起坚墙（寨），其内可以积聚周围农村的谷物口粮。当叛乱者逼近时，附近村庄的村民就被迁入寨内。设防村庄周围的人民被组织成“团”，每个团都以其所隶属的寨的名称为名。例如，被集结进平安寨的村庄，就被统称为平安团。每个团都由一位团的首领（团长）管理，他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本地知名人士。每个团长之下委派一名训练负责人（练长），以训练和指挥自卫民兵。这种制度，其目的是使叛乱者得不到食物和新的成员，卢像升称之为“清野”。在“坚壁清野”的完整口号下，这种建立战略村庄以控制叛乱的办法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9]“团练”这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10]

在叛乱爆发后的一年内，受到影响的地区的官员开始制订出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方案。1797年，方积（1765？—1815？）接任四川梁山知县，发现这个地区已处于许多白莲教团伙为害的紧迫的危险之中。他从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得知，过去人们经常在被称作“坞”的要塞中躲避入侵的军队。方积是安徽人，不了解当地的术语，“予疑之，或云：坞者，山中一奥区而已，乌足御寇？遍访邑人士，或云：坞者，古寨也。今颓矣，不可复考。或云：距城十五里相传有牛头寨，盍登焉？”方积这样做了，而且很高兴地发现一小块高地，周长约360步，很陡的峭壁把它与周围的树林分开，高地上还修筑了部分堡垒。这个要塞显然建于宋代，一部分确已成为废墟，但还可以用大量的石块修补。回来后，方积命令将所有这种要塞报告给他，还命令修复这些要塞，并在其中储备粮食和武器。许多人表示怀疑；人们反对，因为大部分要塞没有水源。方积回答说，长期围困极少可能；这些堡垒可以储备3天的供水，而叛乱者经常受到政府军的追捕，不大可能停留那么长的时间。一些人仍然怀疑，因此方积加紧执行他的防御计划，亲自巡视所有要塞，任何不情愿执行命令的人都受到鞭笞。

结果证明，梁山的要塞能够保护的不仅是这一地区的农村居民，而且还有当叛乱者临近时蜂涌而入的大量难民。叛乱者来到时只看到人们已带着他们储备的食物逃进要塞，通道都由官员主持招募的乡勇队伍防守。按照梁山的榜样，200多个堡垒在邻近地区建立起来。看来尽管方积的地方防卫体制本来是以可以利用的山区要塞为基础，但最后已发展到在农业地区的村庄修筑堡垒；因此他的防卫体制变得也适用于那些没有现成避难所的地区了。[11]

方积的战略村策略，恰如卢象升所做的那样，不可或缺地与地方管理和登记制度联系在一起，但与卢象升的制度不同，方积是以早先存在的保甲区划为基础的。“保正所辖之地（即“保”的地理区域）为建团之地。”但团和保仍是分别领导，分别登记。团由一个或两个团长管理，掌有10至50岁的强壮男丁的花名册，从中挑选民兵。从这份名册中征召的民兵还要列入另外一份名册。因此，方积的制度中的团首先是征集民兵的行政单位。它也负有与保甲职责相似的监督和治安的职责：生人“不得加入及留住于团”。因为他的保甲实际上是以自然村而不是以规定的十进制区划为基础，所以团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村单位。团由于结成“大团”而与设防的定居地联系起来，每一大团包括十余个“小团”。每个大团由团总领导，负责保卫一个设防定居地。这样，方积依靠使地方管理制度军事化的方法为他的人民提供安全，并切断他们与叛乱者的联系，以求弥补政府军事能力的不足。方积的制度只是1797年在边界地区创立的几种管理和防卫制度中的一种。[12]

在更高一层，清朝的将军明亮和德楞泰建议朝廷批准普遍推行“坚壁清野”和“团练”。1797年10月，他们在一份联名奏章中写道，当叛乱者继续在集镇和村庄获得食物、武器和人力时，正规军仅有能力保卫筑有城墙的行政城市。在河谷地区，集镇和村庄可以靠筑墙（堡）来保卫，而在山区，则靠“寨”来保卫。每个设防的定居地及其民兵可由政府、地方绅士和耆老们共同管理。由于叛乱者被隔在围墙外，人民和食物隔在围墙内，正规军就可以不费力地击败饥饿而孤立的白莲教团伙。1798年，类似的建议来自将军勒保，他注意到了实施中的方积的制度。但是朝廷还对正规的军事解决抱有希望，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所以对这类建议并不热心。[13]

1797年在整个白莲教活动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实行了团练和坚壁清野，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边界地区行政传统的已经确认的组成因素。但是这些官方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使地方名流已在着手进行的乡村防卫事业系统化并受到控制的一种尝试。明亮和德楞泰曾列举证据说明，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民兵可以成为镇压叛乱的重要力量。梁友谷的所为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是一个卸任的广西知县，致仕后回到故乡（湖北襄阳）。梁友谷和他的儿子，一个本地童生，监督修建了一道环绕小渡口程梢渡的土墙，把附近的老百姓集中到里面。武生员蔡运升在前一年召募了一批雇佣兵（勇），这时成了程梢渡防卫民兵的核心。梁、蔡的事业使这一地区免受白莲教的影响，朝廷授给这些地方首领官阶作为报酬。[14]很清楚，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才干是镇压叛乱所必需的。尽管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叛乱的影响日益扩大，历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名流却仍然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农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清政府的官吏们努力营造他们的堡垒。

1797年以后，因对正规军有一种天生的厌恶而倾向于坚壁清野和团练战略的文职官员扶植并发展了这种战略，直到它终于被朝廷接受并成为清政府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它的最有影响的实践者和推广者是福建人龚景瀚（1747—1802），他出身于与地方民兵有历史渊缘的显宦家庭。[15]除了进行游击战在后勤和战术上的困难外，龚景瀚相信，民众造反的性质也使正规部队无能为力。叛乱者与地方村社的复杂联系给了他们一种不致单独与军队对抗的有利条件。迁移居民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清军的威望低落到如此程度，以致叛乱者临近时整个村镇都走空了，流离失所的一群群难民很容易成为白莲教征召新成员的牺牲品。但只在城市筑防也不是现实的解决办法。“州县之有乡村，如树之有枝叶，枝叶伤则本根无所庇。”不仅城市本身，而且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和行政联系也必须受到保护。[16]

龚景瀚坚持村庄筑防要受官员的严密监督：省当局委派八品或九品的官吏（佐杂）帮助知县们实行坚壁清野。在计划开始执行的3个月内，当所有规章制订出来和所有新任官吏被派定时，筑墙和移民工作就可以开始了。分散的人家必须移入筑防的村庄。筑防和迁移的费用由官员负责，劳力则由人民提供。贮备的粮食也运进围栅并贮藏于公共谷仓。如富户有大量粮食贮备，“难以输运”，知县要提供现款收买，这显然是对付囤积者的一种办法。在将人民移入堡垒之前，知县要办理严密的保甲登记，以便肃清白莲教的基层组织。然后他从“缙绅耆宿”中挑选堡垒的领导人，并授予他们名誉官阶。这些领导人接着挑选一些代理人，以“清查户口，董视工程，经营钱粮，稽查出入，训练丁壮，修饰守备”。

为了防止叛乱者渗入，在治安登记完成前不组成民兵。每个村庄都有来自正规部队的骨干，帮助组织和训练体格强壮的男丁。民兵保持严格的非职业性和防御性，不允许超过其半数的兵力离开要塞去援助受到攻击的邻近村庄。尽管龚景瀚认为这种非职业性的民兵是他的地方管理制度的基石，但正规军仍起作用。他以为白莲教团伙一旦被卡断了粮食和人员来源，他们就容易成为清军追捕的牺牲品；但是有效的地方管理则是在战场上获胜的先决条件。

尽管龚景瀚把重点放在地方措施上，但他并没有设想过将军事权力和主动权下放到地方首领手中。他以怀疑态度看待雇佣兵（乡勇），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处于官方控制的正常渠道之外。但筑防村庄的民兵则处于官员的经常监督和审视之下。设防定居地的首领（寨长和保长）本身实际上是被名誉官阶拴在正规文官等级制度上的文职官员，兼有民事和军事的职务和责任。龚景瀚的制度因此体现的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体现了对文职官员的依赖超过了对军事官员的依赖，还体现了地方防御与官僚政治责任制的网络的联系。[17]

另一个杰出的地方管理能手是湖南人严如熤（1759—1826），他与当时出现于长沙书院的初期的“经世致用”学派有密切联系。严如熤的成功始于在湖南西部多山的边界地区同叛乱的苗族人的作战。这个地区的官员（尤其是知县傅鼐，1758—1811）推行的政策主要依赖军事农业移民（屯田），将当地汉族农民集结为常备民兵，以便把苗人封锁在他们的山寨内。在已“受抚”的苗族地区也建立移民区，以防止未来的骚乱。严如熤在苗疆的经验直接影响到他的反白莲教战略，这一战略以镇压必须“兵粮并重”的前提为基础。严如熤建议，将无地农民和归顺的叛乱者收编进军事农业移民区，那里的有保障的生活和军事纪律将能够“化盗为民”。但他发现，这种移民区很难在白莲教活动地区建立，在实践中他的办法与“坚壁清野”十分类似。设防村庄在民事当局监督下，既是互相负责的又是地方防御的单位。[18]

严如熤与龚景瀚一样，强调治安工作和有效的民政甚于常规的军事征战。他的对策包括，一方面把大的行政区剖分为较小的行政区，并复兴已经衰落的地方治安部队，如民壮，以加强叛乱地区的民事机构；另一方面振兴地方民兵和保甲，使民事当局可以向居民本身逐渐灌输一定限度的军事纪律。这是严如熤避免外来军队的打扰给农村社会造成破坏的一种办法。这里，严如熤受益于军事农业移民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一个军事官员只能统率他所指挥的三两千人。但如果地方官员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所辖数万数十万百姓”就将“如父子之兵”[19]。

严如熤控制边界地区的经验也能有效地应用于沿海——一种特殊的边境地区。1804年，那彦成（1764—1833）由征剿白莲教的战场调任两广总督，严如熤作为他的顾问，将注意力转向对沿海海盗的控制。对付海盗，如同对付白莲教叛乱者，需要外部防御，也同样需要内部控制，因为他们也依靠与老百姓的联系。团练在沿海地区也相应地被设计成保甲的一种武装变体。百姓同样地被保甲登记划分为十进制单位，这种单位成了征募民兵的基础。保甲官员被安置在民兵低级机构的指挥岗位上，作为较高层次上的绅士领导的补充。在严如熤的规定中，团练不仅指民兵，更指为武装村社作准备的整个过程。团练有时确实只指初步的登记和治安工作：“团练既成，寓兵于民。”防御准备是拧紧地方管理螺丝的机会。“显以作其御侮之气，即阴以折其作奸之萌”[20]。

这样，严如熤与龚景瀚同样认为，地方防御决不是一件简单的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的事情。确切地说，它还包含在农村社会中建立明确的分界线的内容。这些分界线（物质的是墙和栅栏；组织上的是团练和保甲）使官员不但能够将叛乱者与他们的支持者分离，而且能够用这种方法组织和控制乡村“良”民，防止他们本身变为叛乱者。团练不仅是地方防卫民兵，它的存在，是为了外部防御，同样也是为了内部控制，并且成为较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在嘉庆时期，它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正相反，“团练”对于嘉庆朝的官员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含意：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

1805年，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尽管它使18世纪的黄金时代突然地在暴力中结束，但它从未得到某种能够严重威胁王朝生存的政治领导权或广泛支持。然而，它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耗尽了清朝的国库，因而它将公正地被载入人民起义的长长的名单中，这些起义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导致了王朝的没落。

撇开叛乱组织的内部弱点，使清王朝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好几个。除上述的地方管理和防御体制之外，还要加上1799年新皇帝即位后正规军队得到虽然短暂但却有力的振兴，以及从无地农民和失业者中招募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部队的因素。这些雇佣兵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受雇于本地名流（如蔡运升），完全用于保卫地方。军事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部队，则受雇于知县或知府（如方积），用来保卫他们的管辖区域，其人数有时达数千人。尽管后一种类型在叛乱初期为数众多，但事实证明，维持它的开支太大，对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从1798年开始，许多人被遣散，回到他们的家乡当了地方防卫民兵。

比前述类型的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是被招募随同正规政府军征战的雇佣军。他们仍叫乡勇，但与其家乡村社的联系已被彻底截断。尽管这些雇佣军比政府部队更能作战，但招募这类雇佣军是一种花费多的危险的权宜之计。有的人本身就是亡命徒出身，并被证明不可能遵守纪律；他们的忠诚只有靠厚赏才能得到，这是财政紧张的政府难以承受的。地方行政官员如龚景瀚和严如熤，对他们怀有深深的疑虑，如严如熤所说，这些人“杀人放火，习惯成性”，很难重新恢复平民生活。叛乱平定以后，他们当中大约有一万人转入绿营兵部队，因为大量遣散人员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当1806年和1807年连续的兵变在他们中间发生时，政府对这些部队的忧虑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21]

尽管给王朝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白莲教叛乱对王朝的军事制度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八旗兵和绿营兵看来是虚弱和腐败的，但它们在近半个世纪内继续充任帝国的正规军。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都感到不安，雇用这种部队从未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部分。然而，从白莲教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