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是终点，更是起点

理解一个旧代码的难度远远大于编写一个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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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冯·诺依曼致马斯顿·莫尔斯，1952年

1958年7月15日午夜，在古老小径尽头的机房里，朱利安·毕格罗关掉了主控制机，切断电源，拾起一支笔头已经钝了的2号铅笔，在机器日志中写下了如下内容：“午夜12时整关闭JHB。”知道下面不需要再书写什么日志条目了，他沿着纸张的对角线在剩下的整个页面上，大大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几秒钟后，阴极射线停止了工作，电加热丝不再发热，威廉姆斯存储管最后一丝静电荷释放的痕迹都消失了——电子再也不会流经这些电路。

尘世荣耀，就此消逝

差不多两年之后，克拉拉写道：“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幽灵，它是一个不久前还生机勃勃的机器的骷髅——这台机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计算机，或者称为JONNYAC、MANIAC，它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字就是高级研究数值计算机（Advanced Study Numerical Computing Machine），总之现在已被束之高阁了。虽然并不是说计算机已经被掩埋，但是它被隐藏在了这栋大楼的密室里，而过去它曾是这里的王者。人们已经切断了它的生命之源——电源；人们还拆解了它的呼吸器官——空调系统。它依然有自己的小房间，但是只能穿过大厅才能进入。这个大厅过去是用来放置计算机的附属设备的前厅，但是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荒废的储藏室，放了一些空箱子、旧桌子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设备——它们都是被废弃到这里来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和大家一起被彻底遗忘”。

约翰尼去世后，克拉拉回到了普林斯顿。为了感谢冯·诺依曼大厅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贡献，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在那里安装了一台新计算机。“那台旧的、原始的先驱者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间脏乱的房子里——那儿就是它的墓穴，”她写道，“尘世荣耀，就此消逝。”

1955年，在冯·诺依曼离开普林斯顿前往华盛顿后，其他留在研究所的人们希望能够搭建一台新计算机，而且希望将他们在搭建第一台计算机时所积累的经验，在新计算机的搭建过程中付诸实践。“我们有非常多的想法，”毕格罗说，“可是这些想法从来没有付诸实践过。”然而，1956年2月29日，经研究决定：“高等研究院不再搭建新计算机。因此，绝大多数工程师想离开高等研究院，到其他地方谋求发展，而电子计算机必须从实验项目转变成一个工具，用来解决普林斯顿的科研团队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计算问题。”

“随着约翰尼的离开，计算机走下了神坛，”哈利斯·迈耶说，“而研究院本来就对MANIAC没有多大的兴趣，MANIAC也随之退场。”1957年7月1日，计算机被转移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随后，它一直被放置在古老小径的尽头。汉斯·梅吕（Hans Maehly）称：“与得到高等研究院资助的‘黄金时代’相比，出现了两大变化。”他从1956年7月1日开始担任代理主任，这是他在计算机转移到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对奥本海默说的。“用户将可以使用无编码服务，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必须准备通用程序的子程序（和过去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需要有一台计算机记账，包括每小时收多少钱！”

与前5年大不相同的是，那时机器大部分时间都是有人占用的，而1957-1958年的机器日志上，经常出现机器“无人使用”的记录。除了发展更高层次的计算机语言，所有新项目都被搁置，正如梅吕所描述的那样：“用数学和英语来表述程序员所陈述的问题，然后转化为机器编码，这个过程没有必要进行人工干预。”剩下的工程师们还在努力开发易用的工具，如相对地址汇编程序ASBY，以及事后分析（POST-MORTEM）——这是一个调试程序，当代码“停错了地方、进入了循环，或者任何一个程序陷入死循环的时候”，它就会被激活。其中，FLINT是一个浮点解译程序。“一个解译程序，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代码将一种新的‘语言’指令转变成普通的‘机器语言’指令，”梅吕解释道，“因此，搭载了FLINT的计算机虽然没有做什么改变，但是会像一台新机器那样运行。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把FLINT当作一台虚拟机来看待。”

拥有浮点运算能力的计算机能记录小数（或二进制）点的位置。如果没有浮点，程序员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必须“重新关注”数字。1945年11月围绕该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后，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小组决定放弃浮点，让代码可以直接使用更多的内存空间，如巴里塞利不调用正常运算的方法，或者会占据所有可用的、二进制位的蒙特卡洛模拟程序。“冯·诺依曼认为任何能够如此使用计算机的人都足够聪明，能够理解整个相关过程的精度要求，”毕格罗说，“他从来没想过不擅长数学的人也能使用计算机。他认为计算机需要由像他那样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科研人员来运行。”浮点无法在整个空寂的宇宙里实现运作。

每个存储单元能存储一个40位的字符串，其中第一个（最左边的）位代表符号（0为正，1为负），其余39位代表数字本身。如果没有浮点，二进制点（相当于十进制算法里的小数点）就处于第二位。从左至右接下来的39个位置，代表2-1（1/2）、2-2（1/4）、2-3（1/8），等等，一直到2-39（1/549755813888）。因此，计算机只存储39个二进制位内从-1到+1之间的数字。1946年6月出版的《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初探》一书中已经对这样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这样有利于计算机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的1024个40位的字符串。

如果是初级运算中的加减运算，那就是在一个单一操作下按39倍运算；如果是乘除运算，则是重复39次。这是因为加减运算都是精确运算，但是两个39位数相乘会生成一个78位数，且除法结果可能是一串任意长度的数字。这样，结果就必须取舍，也就不再精确了。“1946年，当计算非常精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计算机内出现的每个数字x都和另一个数字x′近似。”伯克斯、戈德斯坦和冯·诺依曼解释道。一个值迟早都会取39位数，而它的其他位将被舍弃。如何取近似值需要人为判断，而根据所选择的算法得出近似值则是计算的第39步。

FLINT对它的用户来说，就是将我们的机器变成了一个运行更缓慢却更简便的工具，而且机器的编程也更加容易了。同时，终端用户也不需要直接与机器进行通信。“采用的一般外部语言应当尽可能小地受到机器特殊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它应该尽可能地与程序员的思维保持一致，”有人解释道，“用户完全不需要懂得机器语言，特别是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人类并非必须学会使用机器语言编写代码，而是机器必须学会读取使用人类语言所编写的代码——这种趋势至今仍在持续。

高等研究院计算机研究团队的解散

尽管高等研究院曾试图做一些努力，让普林斯顿大学在接手计算机之后感到不那么棘手，但是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面临着一些计算机运行方面的问题。1958年7月，《军用原子能》一书的作者亨利·史密斯在宣布MANIAC退役时抱怨道：“过去一年，我们努力让计算机实现常规运作，但是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虽然它体现了现代机器的原理，但是它还只是基础性阶段的研发成果，并未经过精心设计。”

毕格罗不赞同这一说法。1958年，他向原子能委员会报告说：“去年夏天，在最后一个接受过最初实训的工程师比尔·基夫（Bill Keefe）离开后，计算机停止了运转；且从1957年7月至11月，一直都不太能实现正常操作，此时，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操作该计算机的职工决定‘修理并完善机器’。”“最后是在12月22日，亨利·史密斯问他是否愿意试试让机器运作起来……因为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人们认为，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的做出是出于种种考虑，比如，有人要靠这个项目提供的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养活家里的11个小孩。”毕格罗将可用的人员划分成了两组，这两组人员两班倒，除了1月1日和12月25日当天，其余时间就算是周末也要上班。“到了差不多3月1日的时候，我们进展得相当顺利，虽然出现过一些小问题，但是计算机……已经将我们手头上的一切计算问题都解决了。”

1958年6月6日，马丁·史瓦西在写信给赫迪·塞尔伯格汇报结束他们的恒星进化工作时写道：“7月1日关闭MANIAC的决定让近两周内扑朔迷离的事态发展画上了句点。你的代码在最后几个星期里运行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在这项进化研究中已经到达了一个节点，新的物理情况出现了——正如我和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所预测的那样，这种进化不是由氦燃烧导致的，而是由收缩核中流出的热流造成氦核内的对流不稳定所导致的。”史瓦西的宇宙陷入了停滞状态。

1976年，除了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了一次回顾性的陈述之外，毕格罗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起过MANIAC。就连该机器的名字都未曾提及。1954年，当数学家加勒特·伯克霍夫（Garrett Birkhoff）在一篇关于数值流体力学的论文中提到MANIAC的时候，赫尔曼·戈德斯坦对他说：“我觉得‘MANIAC’这个标题在这里可能不太受欢迎。”洛斯阿拉莫斯搭建的MANIAC的复制品成为MANIAC，而真正的MANIAC却被称为“MANIAC-0”，或被直接称为“高等研究院”或“普林斯顿”机器。毕格罗将机器的剩余部分放置在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而为此他移除了机器的所有辅助设备。1958年8月4日，他支付了普林斯顿大学406美元购买“各类残留物品”，并于1959年12月18日花275美元购买了尚存的“已终止的计算机项目遗留下来的多余的电子齿轮”。杰拉德·斯特林决定将最初的2048字磁鼓捐赠给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1962年，该机器的核心部分终于被运到了华盛顿特区。

在计算机最初架构好的时候，为了换取免费使用计算机的权利，普林斯顿大学允许电子计算机工程的员工作为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项举措吸引了战后众多年轻的电子工程师一边在普林斯顿读博士，一边为冯·诺依曼工作。毕格罗一直坚持在物理系听课，直到1960年，普林斯顿大学取消了他的学生身份。“既然根据事先的安排，你不需要交学费，那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取消你正式学生的身份应该是比较明智的，”他被告知，“当然，至于你要不要提交毕业论文和参加期末考试，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冯·诺依曼为他打开的大门就此关闭了。

当研究院把计算机转交给了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回报，研究院的学者们也能够使用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然而，1966年，当高等研究院的天文学家们试图行使这项特权时，却陷入了一片争议声中。“对研究院来说，把MANIAC转交给普林斯顿大学是慷慨之举，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几乎是一场灾难，”院长皮滕德里夫（Pittendrigh）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就此事抱怨道，“我们在它身上花了超过10万美元，但是却没有得出有意义的计算结果……无论如何，我们随时欢迎研究院的学者们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中心使用计算机。现在学校投入使用的计算机有下面这些，而它们的收费标准如下。”收费情况是：使用IBM 7044每小时收费110美元；使用IBM 7094每小时收费137.50美元。奥本海默回应此事时说道：“人们能不能‘考虑’下信守承诺这件事情？”

在几乎所有工程师都离开后，只有毕格罗还留在研究院。然而，在冯·诺依曼看来，虽然毕格罗所做的贡献“非常重要，不能单纯地通过他出版了多少作品去评判他——这是肤浅的”，但是，他确实缺少学术刊物的发表，即使高等研究院对发表多少学术论文没有明确要求。《关于电子计算设备的物理实现的中期进展报告》（Interim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hysical Realization of an Electronic Com-puting Instrument）当属高等研究院出版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了，但是它不能被计算进去。没有了冯·诺依曼，毕格罗似乎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此时数学学院希望他体面地提出辞职，然后去IBM，或者回到研究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去上班。

IBM，数字计算的主导力量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这里开始走下坡路的，现在也许轮到毕格罗和冯·诺依曼了，我不会为他们说话，但肯定要为我自己说话，不过我怀疑波默林以及其他大多数工程团队是否都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只是在做一份工作，一份有趣的工作，”在富尔德楼的地下室里，当纪念一切开端时，威利斯·韦尔说道，“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和全知全能的能力，因此我们无法洞悉一切结局。工程师们刚开始只是拥有了一个小小的矢量，但是最终这个矢量却被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1946年，在通用图灵机的实际运用方面所进行的尝试中，冯·诺依曼所拥有的矢量是如何超越其他小组的呢？埃克特-莫齐利小组和冯·诺依曼小组都在角逐资金和工程师们。1946年11月，冯·诺依曼对克拉拉说：“一开始，埃克特和莫齐利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签订了一年期、5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的项目已经启动了，而且从我们这里撬走了两个人，不过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我们从他们那边撬过来的。”1949年，埃克特-莫齐利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准备投入生产，而美国政府对UNIVAC的采购将奠定他们在这个领域内的领先地位。

“经过慎重考虑，当局决定……应继续同埃克特和莫齐利签订合同购买三台通用自动计算机，其中一台分配给人口普查局，另两台分配给军事机构。”1949年，国家标准局电子计算程序里未标注日期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记载道。“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前景似乎变得非常明朗了。”这份报告里还写道。

标准局顺利通过了这一决策。然而，不幸来得太突然——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代表米娜·里斯博士和空军装备司令部（Air Material Command）的代表奥斯卡·梅尔（Oscar Maier）上校却告知标准局，他们不能使用海军研究办公室和空军装备司令部提供的资金，采购埃克特-莫齐利计算机公司的通用自动计算机，因为该计算机公司在一次安全调查中没能拿到“合格书”。标准局要进行谈判的前提是他们必须把采购计算机的数量从三台变为一台；同时，他们还不得向埃克特-莫齐利计算机公司透露有关安全调查的事情。

这时，幸运的天平从通用自动计算机向IBM的“国防计算机”（Defense Calculater）倾斜，“国防计算机”也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IBM 701。1953年，第一台IBM 701的仿制机被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埃克特-莫齐利公司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直到1950年，他们被迫将公司和专利组合卖给了雷明顿·兰德公司——该公司的副总裁正是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应该帮这些机器找一个合理的市场，”1949年，戈德斯坦和冯·诺依曼写了一封9页的信给格罗夫斯，信中详细介绍了ENIAC是如何被改造成一个通用计算机的，以及雷明顿·兰德可以如何改造他们现有的穿孔卡片设备，让它成为“一个内存不但可以用来存储数值数据，还可以用来存储逻辑指令的全能机”。在收购了埃克特和莫齐利的电子控制公司后，雷明顿·兰德公司向他们的许多竞争对手发起了专利侵权诉讼——除了IBM，因为雷明顿·兰德公司在1956年与IBM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

IBM很快就成为数字计算的主导力量，而且随着与冯·诺依曼签订的、每月提供一天咨询的合同生效，IBM聘请到了许多在高等研究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才。1956年，詹姆斯·波默林加入了IBM，是他主导了IBM早期在开发缓存、高速内存结构和并行多核处理器方面的工作。1976年，他被任命为IBM院士，这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任何途径的研究，还意味着他成为高等研究院的常任理事。1958年，为了监管IBM的数学研究中心，赫尔曼·戈德斯坦离开了高等研究院，在等待坐落于约克城高地（Yorktown Heights）的沃森研究中心（Thomas J.Watson Research Center）落成的过程中，暂居于哈德逊峡谷（Hudson Valley）的羔羊庄园（Lamb Estate）。后来，在沃森研究中心，他按照自己在高等研究院已经确立的科学计算方法继续进行研究，最终于1969年成为IBM的院士。“在羔羊庄园，因为有计算做支撑，我们简直就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主宰，”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回忆称——他于1959年加入戈德斯坦的团队，“每天都有一辆旅行车从羔羊庄园开到波基普西（Poughkeepsie）。它送去我们设计的程序，然后在第二天带回计算结果。”

1951年，杰克·罗森伯格离开高等研究院，后来在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的通用电气任职。1954年，他搬到了洛杉矶，而在冯·诺依曼去世后，他放弃了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实验室工作的打算，转而加盟了IBM公司的洛杉矶加州科学中心（California Scientific Center）。“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BM的工程师都在向我展示IBM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即IBM 701的一些电路图，”他回忆说，“这是一台我在1947-1951年间参与开发的冯·诺依曼式计算机的仿制机。”1969年，罗森伯格被授予IBM院士的称号，但是他拒绝了，他给出的解释是：“IBM公司体制庞大而且贪腐严重。”他仍然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lisades）地区，通过一组相位同步的、“声音连贯”的扬声器聆听着美妙的音乐——这就是他1949年安装在爱因斯坦家的那组扬声器。爱因斯坦欣赏他，曾允许他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涉猎广泛且开诚布公的采访。罗森伯格使用高保真设备记录了采访过程，但不会公开。“爱因斯坦说过，这绝对不能公之于众。”他解释说。

四散天涯

1954年，为了监管在雷霍沃特的魏兹曼研究所进行的WEIZAC建构，杰拉尔德和塞尔玛·埃斯特林移居到了以色列。1955年，他们回到了高等研究院，并在1956年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这里，他们帮助建立了新的计算机科学系，该系后来培育了新一代企业家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其中包括他们的两个女儿——德波拉（Deborah）和朱迪·埃斯特林（Judy Estrin），以及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埃斯特林在回顾高等研究院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时，说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相当精彩。”

安德鲁和凯瑟琳·布思（Kathleen Booth）回到了英国，在这里他们一直在帮助推动数字计算和X射线晶体学的持续发展，直到1962年，他们移民到了加拿大。在看到一份戈德斯坦和冯·诺依曼在1947年2月讨论他俩（安德鲁和凯瑟琳）在高等研究院的住宿安排的笔记复印件的时候，安德鲁回应道：“人们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这让我和凯瑟琳感到非常快乐！”

约瑟夫和玛格丽特·司马格林斯基帮助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在这里进行的气候建模是在高等研究院气象项目中断的地方继续推进的。朱尔·查尼和诺曼·菲利普斯则留在了麻省理工学院，构成了计算气象小组的核心成员。这个小组化解了约翰·冯·诺依曼与诺伯特·维纳的一些分歧——约翰·冯·诺依曼相信气候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诺伯特·维纳相信气候是无法预测的，他们两人分别给出不同的理由，其中有一些得到了计算气象小组清楚的解析。赫迪·塞尔伯格将她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而拉尔夫·斯卢茨则成为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Boulder）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的计算负责人。理查德·梅尔维尔和休伊特·克兰去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主要负责开发ERMA系统——这是一个不同银行间机器可读支票的电子结算系统。迪克·斯奈德（Dick Synder）回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致力于磁核内存的研究，但没能说服美国无线电公司像佐利金发明电视机一样带头进行革新。莫里斯·鲁比诺夫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飞歌公司做了短暂停留，他在那里主管飞歌2000的研发。飞歌2000是第一台完全晶体管化的计算机，而且它拥有异步算法，该功能是高等研究院研发出来的。阿瑟·伯克斯在密歇根大学安定了下来。1949年，他在这里创办了计算机组的逻辑学（Logic of Computers Group），并于1996年担任了冯·诺依曼的《自复制自动机理论》的编辑。然后，在2003年，他与艾丽丝·伯克斯（Alice Burks）合著发表了权威著作《谁发明了计算机？》（Who Invented the Computer?）。

1954年，罗伯特·奥本海默不再被准许参加秘密工作，在他的安全许可自动过期的前一天，战后平民掌控核武器的梦想被一种公开的敌意行为打破了。“军方希望能从始至终掌控一切：实验室、计算机、整个未来、核武器，”哈利斯·迈耶解释说，“当我们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军方觉得他们丧失了对主要火力的控制权，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想夺回这种控制权。因此，为了夺回核武器和计算机的控制权，抹黑奥本海默也成了其中的一项工作，当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在富尔德楼负责看守原子能委员会的警卫被撤走了。此时，高等研究院的员工们撇开分歧一致支持奥本海默，与企图将他赶出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作斗争。奥本海默得以一直留在原子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直到1966年他患上了咽喉癌，然后辞职并搬出了奥尔登庄园。他成为我的邻居，一直到他离世。曾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奥尔登农场主宰者的人物，现在成了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踱步的、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人。

直到1968年，奥本海默的死对头刘易斯·斯特劳斯一直都是高等研究院的托管人，不过，因为外界对他占据奥本海默的位置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他最终选择了辞职。他仍然和联邦调查局（FBI）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纽约办事处的FBI特工提供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1955年8月21日，他们从日内瓦回国时，当时有斯特劳斯上将以及他的夫人和助手……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联络人拜访了他们，并帮助他们通关入境，对他们非常客气。斯特劳斯上将对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赞誉频频，他曾说过：‘只要你需要他，胡佛先生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1939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离开研究院后，基本上就和它断了一切联系。1959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与世长辞。据他的女儿琼·卢文森（Jean Le-winson）说：“我父亲在离开研究院后，就和它完全没关系了。”1955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88岁。那一年，他的女儿记录道：“今年夏天在安大略省，水是如此冰冷，弗莱克斯纳博士还在水中游泳，而卢文森先生都不愿靠近这冰冷的水。现在，他还没有看到森林，不过已经见到了鱼儿，也悠闲地散过步了。”

1982年，弗拉基米尔·佐利金与世长辞。他生前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生物医学应用，而他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发明——电视机被如此滥用，深感沮丧。在选数管创新项目流产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再未取得数字计算领域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其资源被投入到了商业电视、广播衍生品以及全国广播公司之中。

1953年，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逝世，去世前刚好看到自己关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梦想成真，且事实证明了他对武器泛滥的担忧是正确的。虽然他将朱尔·查尼告诉他的关于1950年ENIAC的预测誉为“一次重大的科学进步”，但是他终止气象工作转向其他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1944年，他首次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战争的时间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Wars in Time），但事实却是令人沮丧的。“与不可能事件的泊松定理的一致性，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一直存在的概率背景，”他总结道，“如果只考虑战争的早期，那么我们可以说战争爆发的背景原因是因为好斗。但是，由于战争的分布相同，对改变的一种不安分的渴望似乎就构成了战争的背景原因。”

诺伯特·维纳在1964年访问斯德哥尔摩途中死于心脏骤停。他看透了军方的军事野心，尤其是对平民使用核武器导致控制论的创始人公开反对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机器能够并且确实突破了设计者的限制，”他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告诫说，“这就意味着虽然在理论上它们局限于人类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可能没有意义。”《外推法、插值和平稳时间序列的平滑化》（Extrapolation, Interpolation, and Smoothing of Stationary Time Series）的作者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会被运行速度更快的机器所超越。“人类活动得如此缓慢，因此我们想有效地控制机器可能是痴心妄想。”他还说道。他还举例称，计算机控制的核武器和计算机操控的股市就是人类将权力让给机器的两种表现形式。

1984年，斯坦·乌拉姆逝世，他生前曾待在博尔德市的洛斯阿拉莫斯和圣塔菲两个地方。他一生都保持着孩童时期所具备的无穷想象力和数学创造力，这点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他以前的同事中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为利沃夫苏格兰咖啡馆（Scottish Café）里人们的谈资。“就像动物们在年幼的时候玩的游戏是用来应对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变故，我们也许可以说，数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系列的游戏，”他在1981年总结道，“它是改变个人或集体思维，然后为任何人在当下都无法设想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就像图灵在1952年所设想的那样，大量自我复制的、完备的图灵数字有机体植入了无穷无尽的矩阵，而发明这些数字有机体的公司和个人更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冯·诺依曼去世46年后，爱德华·泰勒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直执迷不悟地在研发氢弹，不过，他对于自己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被作为认定奥本海默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的证据深感歉疚，并质疑保密是否就能够确保安全。“开放是科学繁荣之本，”他于1981年说道，“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得不采取保密的做法。战争结束后，保密这一问题被重新加以考虑……但是分类的做法一直保持着；不管它是否有效，这涉及我们的‘安全’……我们通过限制个人获得的信息对自己设限，总胜过被别人钻空子。”

泰勒在与更年长、发展也更快的冯·诺依曼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而当泰勒终于追赶上冯·诺依曼的时候，却迎来了两个人的悲剧时刻。“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我经常横跨整个美国去看他，”泰勒回忆说，“我们曾一起讨论过这世间的一切事物。他的思想曾经快到让人不敢置信。从来没有人超过他。后来他住院了，却还想保持这样的思考速度。但是他已经不如我了。对约翰·冯·诺依曼而言，思想和数学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他总是想见我，因为他想向自己证明，‘我依然做得到’。不幸的是，他真的不能了。”

临近年底的时候，如果不做笔记，冯·诺依曼已经完全无法工作。于是，他喊了一个只知道名字叫“JmcD”的访客，帮着“记录我们上个星期三谈到的问题”，我们谈话的内容被记录了下来：

我们聊得有些随意，不过谈话的大体内容如下：你说自己处于一种内省的状态，并且与时空间的幽闭恐惧症搏斗着——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你的身体阻挡了你的去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是因为迟缓的基元反应……你说的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机械装置来解决……这个装置可以把书上的内容投射到天花板的光敏面上，并且可以用磷光铅笔在上面书写，而且可以选择向前或向后翻页。该发光指针有多种颜色，也能够擦除。你说过这样的发明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设想的是能够“无身体干预的纯意识”读写。

这就是科学

冯·诺依曼去世后，克拉拉留在华盛顿处理他的身后事宜并安排出版他生前的作品。虽然最后大家决定只把冯·诺依曼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编写进去，然而，《约翰·冯·诺依曼全集》还是达到了3689页，最终于1963年分成6卷出版。当奥本海默还在为研究院在处理爱因斯坦的论文上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茫然无措的时候，冯·诺依曼的“文学教父”出现了。他就是“一号队长”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他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出版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及未来的国会成员，他主动承担起了《约翰·冯·诺依曼全集》的出版工作，并向克拉拉和奥本海默保证：“在这个项目里，我是一名拥有设备且懂‘技术’的‘技术工’，而且能够为这项崇高的事业奉献我的一份力量，我深感荣幸。”

事实上，罗伯特·麦克斯韦在创办培格曼出版公司（Pergamon Press）的时候，就曾到访过洛斯阿拉莫斯，而且除了与冯·诺依曼相识之外，他和乌拉姆夫妇的关系也不错。“他们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度假。”弗朗索瓦丝说，他们的女儿克莱尔受到麦克斯韦的关照，出国在牛津待了一年。“我以前和他开玩笑，说他要么会站上权力的巅峰，要么会落得一个入狱的下场，”她还说道，“他离这两种情况都不远了。”

1957年10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麦克斯韦，试图把《约翰·冯·诺依曼全集》的出版事宜谈妥。“如果它标价太高，它的价值将大大受限。你有什么想法呢？”他问。

“我的想法是10英镑左右。”麦克斯韦回答道。

“一整套？”

“是的。”

“简直好极了！”奥本海默惊呼。

“这套文集就是我送给他的。”麦克斯韦如此回答，而且他提议由尤金·维格纳担任主编。不过，奥本海默提议由数学家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担任主编，而克拉拉则提议由地球物理学者卡尔·埃卡特（Carl Eckart）担任主编，卡尔·埃卡特住在拉荷亚。冯·诺依曼生前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签订的协议里有一条，是允许他在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一条之所以能加进协议中有卡尔·埃卡特的功劳。

埃卡特拒绝了这一工作，不过还是与克拉拉见面就此事进行了商谈，而之后主编的工作就落到了亚伯拉罕·陶布（Abraham Taub）的肩上。1958年，克拉拉和埃卡特结为了夫妻。这是克拉拉的第四段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图浪漫，第二段婚姻图财，第三段婚姻图才，而第四段婚姻是为了去加利福尼亚。与埃卡特结婚后，克拉拉居住在拉荷亚街区，就在文德斯海滩（Windansea Beach）旁边。不久后，该海滩的反传统冲浪文化就被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永远地铭记在了他的《泵房帮》（The Pump House Gang）一书中。据克拉拉称，虽然卡尔·埃卡特和约翰·冯·诺依曼处于相似的领域中，但是他们的为人非常不同。相反，约翰尼和克拉拉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那个“不太聪明的银行家”更相近。克拉拉在布达佩斯的第一任丈夫嗜赌成性，克拉拉是在第一段婚姻的阴影之下，找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这么放松且不再需要追逐彩虹。”这句话写在她未完成的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上。

“拉荷亚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我觉得无须再启程，因为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离世前不久，她用铅笔在回忆录的附录里补充了这样一句话。1963年11月10日早上6时45分，在格兰维尔街（Gravilla Street）的尽头，她的尸体被发现冲上了文德斯海滩，她当时“身着高领长袖带拉链的黑色连衣裙”。连衣裙的裙身“乍一眼看上去似乎是棉袄……但是后来发现她的衣服里装着差不多7千克重的湿沙子”。她的黑色轿车——也就是约翰尼临终前留下的那辆凯迪拉克轿车被她停在不到一个街区之遥的位置，轿车的发动机已经冷却。在她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她的珠宝，旁边放着几个“残留有酒精”的玻璃杯，而早上10时的时候，经检测发现，她血液里的酒精浓度为0.18%。经过进一步调查，验尸官认定“她曾是一名冲浪好手”，而且据她的心理医生称，“她在家庭生活中有轻微的‘自杀倾向’”，因为她发现丈夫冷漠且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愿意融入社会。卡尔·埃卡特说：“我是凌晨3时左右睡下的，当时住在房屋另一端的房间里的克拉拉还未入睡。”她的身体没有外伤的痕迹，她的血氯水平（左心脏667、右心脏660）与在海水中溺亡人员的水平相一致（如果在淡水中溺亡，浓度差应该是相反的）。尸检人员还在她的肺里发现了沙子。克拉拉看似身体不错，但事实上，从她父亲自杀身亡后她的心脏问题就再也未能康复——她的心脏重280克。

“我一直都在好奇，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能遇见这些谜一样的人和事，”在《绿色蚱蜢》（The Grasshopper）一书的开篇，克拉拉这样写道，“我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点，一只微不足道的昆虫，我在四处叽叽喳喳地寻找着最有趣的地方，然后被国际大事和全球头脑的飓风所卷走。”约翰·冯·诺依曼享年53岁，克拉拉享年52岁。因为笼罩在她的核武器工作之上的保密色彩，同时活在她声名显赫的丈夫的阴影之下，克拉拉为蒙特卡洛以及编程语言所做的前期工作鲜为人知。不过，如果没有这位诞生在布达佩斯的花式溜冰选手，20世纪下半叶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炸弹的发明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克拉拉就是它的助力者之一。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完成了测试工作，其中有43次是在埃尼威托克岛引爆，23次是在比基尼岛，梯思梯当量总量达108兆吨。计算机的表现堪称完美，但是继“常春藤麦克”实验之后的“喝彩城堡”试验中出现了一个人为的失误，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失误，那就是没有对锂-7和锂-6生成的氚做出解释。1954年3月1日的试爆本来预计会产生大约600万吨当量，但实际产生了超过1500万吨当量。而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福龙号”（Lucky Dragon）一艘渔船上的人员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多少人间接因此死亡——这无从知晓。氢弹试验留下的后遗症迫使人们从朗格拉普岛（Rongelap）、朗格里克岛（Rongerik）、埃林吉纳埃岛（Ailinginae）和乌蒂里克岛（Utirik）撤离。而直至今日，比基尼岛的部分地区也是荒无人烟。放射性尘降物散落到了全世界。“常春藤麦克”和“喝彩城堡”实验所释放出来的锶90，损害了儿童牙齿里的钙，也让大众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致声讨大气层实验。

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培育了第一代核武器，而第二代计算机培育了第二代核武器，这一循环随着互联网、微处理器和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达到了顶峰。1951年8月，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威利斯·韦尔离开了研究院。之后在北美航空公司待过一段时间，进行导弹开发工作。直到后来在位于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安定了下来，当时MANIAC的进阶版JOHNNIAC刚刚搭建完成。这台叫作JOHNNIAC（即约翰·冯·诺依曼数字积分器和自动计算机）的计算机应该比它的前身可靠至少10倍，并搭载了40根选数管的内存储器，其中每根选数管可以存储256比特。JOHNNIAC并不是用于设计热核武器，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核武器的影响。在兰德研究备忘录的拓展系列中，有题目为《24000°K空气的平衡成分和热力学性质》（Equilibrium Composition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Air to 24000°K）的文章，检验了等同于太阳表面4倍的温度会对地球表面造成什么影响。

博弈论者认为，一个能发射少量剩余导弹、不易破坏的通信网络是预防偷袭的最好方式，这一观点促使兰德公司开始考虑设计余度数字式通信网络的方法，用来配合核攻击之前和之后的防御。虽未明说，但还是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核攻击的幸存者除了做出最后毁灭性的回击，可能也会妥协不去进行报复性打击。“虽然没有官方表态，但是这种理解是明确的，”兰德公司的一员保罗·巴兰解释说，“即我们需要一个不易破坏的通信网络来帮助制止和避免战争。”保罗·巴兰帮助开发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分组交换这一通信架构。

1964年，巴兰《关于分布式通信》（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的研究发布，这个研究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性就像《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初探》对于个人计算机发展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形成就是基于巴兰的这一研究。同样，人们决定不授予这一研究成果专利，也不对它进行分类。“我们觉得它可能属于公共领域，”巴兰解释说，“如果拥有不易破坏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美国会更加安全；如果苏联也拥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美国还会更加安全！”

JOHNNIAC催生了JOHNNIAC开放系统（JOHNNIAC Open-Shop System，简称JOSS），它是一个最早的在线、时间共享、多用户计算环境之一。之后，兰德公司的一个部门，即系统开发部拆分成了系统开发公司（System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并为SAGE防空系统开发了第一个百万行代码，今天使用的所有大型、实时计算系统中仍然可以见到该系统的身影。许多基于互联网的假设——从寻址结构到冗余，都起始于兰德公司以每台800美元，于1951年预订、1952年交货、选购80个256比特选数管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我们一直想告诉你……我相信你和朱利安会因此感到欣慰，虽然这会让我们看上去像异端发明家，”1951年10月，兰德公司计算主任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给冯·诺依曼写信说道，“我们正在向美国无线电公司订购100根选数管。”未来10年，兰德公司能够取得这么多成就，就是因为它避开了使用过时的威廉姆斯管，从而夺得了先机。

1999年，尼古拉斯·梅特罗波利斯逝世。自1943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保持洛斯阿拉莫斯科学计算最前沿的位置。“在普林斯顿的研究院，约翰尼需要争夺资金；而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尼古拉斯不用为任何东西发愁，”哈利斯·迈耶说，“同时，他也一直记得冯·诺依曼。”冯·诺依曼过世后，只有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直继续他未完成的研究。直到多年后，其他组织都意识到了冯·诺依曼研究的重要性，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

1953年，罗伯特·里克特迈耶从洛斯阿拉莫斯搬到纽约大学科朗研究院（Courant Institute），1964年搬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并于2002年过世。“我感觉现在设计计算机的人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将计算机作为自身终结者的人，”1956年，他向尼古拉斯·梅特罗波利斯抱怨道，“约翰·冯·诺依曼所设想的将数字和指令放在同一类型的内存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数字和指令必须是交互影响的。”和毕格罗一样，让里克特迈耶感到惊讶的是——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冯·诺依曼逝世时的水平，虽然计算机和代码的能量和复杂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计算机系统的基础运作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在1965年观察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伴随着软件的发展，那就是硬件变得越发依赖于软件了。”

冯·诺依曼再也没有回到纯数学领域，甚至他在计算上的注意力也因为他在原子能委员会担任的职务而分心。1954年9月2日至9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冯·诺依曼被邀请做开幕致辞——他的演说被标榜为“数学领域未解决的问题”的调查，可媲美于1900年大卫·希尔伯特在巴黎所做的那次著名演说。事实上，这次演说主要重述了冯·诺依曼早期的一些作品。“这次演说是关于运营商圈，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弗里曼·戴森回忆称，“这次演说并未谈及未解决的问题，也未谈及未来或者计算机。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计算机这个主题才是冯·诺依曼最中意的。有人用整个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说：‘Aufgewärmte Suppe’，这是一句德语，意思是‘先将汤加热’。”

接着，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说：“我看到冯·诺依曼离开了大厅。他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中。没有人跟着他，他自己朝某个地方匆匆地走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曼德博注意到，“一位老人无所事事地跟着我们，我问他在做什么”。这位老人是迈克尔·费克特，1922年，在冯·诺依曼18岁的时候，与他共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费克特随后成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数学教授，他回答说：“冯·诺依曼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和我合作的。因此，他希望我的最后一篇论文也和他合作。”冯·诺依曼太过全神贯注于即将到来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任命，因此这一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会议期间，冯·诺依曼单独会见了维布伦。他们从前一天的下午10时一直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2时，一部分是讨论奥本海默听证会，另一部分是因为冯·诺依曼即将公开宣布他要离开高等研究院。“维布伦一开始就长篇大论，大谈其对L.L.S.（斯特劳斯）和E.T.（泰勒）的敌对态度，因为他认为是E.T.将奥本海默拉下台的。”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冯·诺依曼使用他们给奥本海默取的秘密别称对克拉拉说道，“我认为L.L.S.是一个暴君，但他是原子能委员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主席，而E.T.是一个傻瓜，但他也有优点，与我私交甚好。”

“我们只剩下少数有分歧的地方。”冯·诺依曼继续说道。

维布伦说：“奥本海默的辞职，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的，对研究院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他接着说：“虽然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我必须说，就算研究院以后能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会再是首屈一指的研究院了。”他还说：“奥本海默此前曾表示，他不同意我关于‘快速’（预防）战争的观点，但我可能是对的……”我告诉他：“我觉得‘快速’战争目前还只停留在学术阶段，因为当下或者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快速’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冯·诺依曼与维布伦的和解只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很快，冯·诺依曼与数学界越来越疏远——虽然他曾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年华。

1960年，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在他位于缅因州蓝山湾海岸边的避暑山庄内逝世，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他挪威的祖父，而不是一个研究院受托人该有的生活方式。研究院的324万平万米土地中大约有238万平万米被永久保留成了一个林地保护区，这主要归功于维布伦。并且，1957年，维布伦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将他们在普林斯顿郊区的33万平万米的土地捐给了默瑟县，组成了赫伦敦森林（Herrontown Woods）自然保护区——“这是一个你可以远离汽车的喧嚣，只在此处走走停停的地方”。他和冯·诺依曼的分歧再未得到调和。“甚至在他临死前几天，约翰尼一直想见一个人，那就是维布伦，”克拉拉说，“我写信请求维布伦来见他一面，但是他没来。”

1953年5月27日上午4时50分，在开发一个可交付氢弹的最后冲刺阶段，原子能委员会内部运行热核问题的工程师们突然被一个未知的噪声所震惊。“老鼠爬进了调节架后面的鼓风机，将鼓风机设置成了振动——结果就是再没有老鼠和骚乱。”机器日志上记录道（更激烈的语言已经被替换掉）。一名工程师在日志条目的下面画上了一个墓碑并在墓碑上写道：

这里躺着一只老鼠，生于？死于上午4时40分，1953年5月27日。

另一位工程师插入了“马斯滕”（Marsten）一词，因此墓碑上就变成了：这里躺着一只老鼠马斯滕。实际上，虽然写的是马斯滕，但却是冲着马斯顿·莫尔斯去的，因为他曾长期反对工程师进入研究院。莫尔斯在缅因州的一个农场长大，因此他有反对计算机项目的理由，而且最终证实他说的话是对的。

“在精神层面，研究院的数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莫尔斯写信给艾德洛特说道。他战时全职就职于陆军军械部处长办公室，但他相信战争结束后，高等研究院将没有核武器专家的立足之地。他认为“数学家是最自由、最激烈的个人主义艺术家”，而他相信支持计算机工程的政府合同与这一点是相冲突的。

1950年10月，在建造计算机的高峰期，其预算金额更是达到了整个数学学院预算的3倍。此时，莫尔斯来到了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在纪念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数学与艺术》（Math-ematics and the Arts）的演说。“贝尔格莱德湖区（Belgrade Lakes）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德里（Derry）东北部160千米的地方，在这些湖中，最末尾和最长的湖是美沙龙斯科湖（Messalonskee）。”他说道。

我就出生在这个溪谷里——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居住的“波士顿北部”。这里吹着呼啸的“寒风”，还有“飘雪”和“桦树”，而“墙体”总是需要维护：我出生在一个很大的农场，溪流从中穿过，停驻在农场里，或者流向远处。到处都是三角形状的牧草和三叶草，以及弯弯扭扭的四边形金色丝草。对我来说，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也是一种可喜的解脱。每天10时，我用马和耙梳理这一切，而老鼠在马脚边爬来爬去。

“一个人不能在克罗内克（Kronecker）和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之间通过计算进行抉择，”莫尔斯继续热身道，“数学有一个中心和终极物质，它的美就在于理性，但是这是‘回忆中’的理性。”他接着质疑道：“冰冷报纸的科学、已经消亡的逻辑核心、宣称绝对正确的页面内容、机器的怪诞、不信仰上帝的人、规划失败或者被推翻的寺庙残垣，以及通过贿赂获得权力却未被发现的人。”

“这就是科学，没有阴影或光辉，科学诞生之后，也没有永生的悟颂，”他总结道，“创造性的科学家生活在‘逻辑的旷野’中，在那里，理智是侍女而非主人。我避开了所有无情的、清晰可见的古迹。科学在破晓前一个小时开始发育，然后经过漫长的等待，不过我很抱歉，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暗语或语言交流，除了一面必不可少的镜子。我非常感激那些质疑迷离境界的诗人。”

莫尔斯如此反对的保密原则现在已经永久确立起来了。相比创造未分类信息，美国政府创造了更多的分类信息，而且即使分类信息的数量被分类，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暗物质存在。然而，冯·诺依曼的纪念碑并没有像最开始那样门庭冷落。世间总是存在超出证据证明范围以外的真理。

1946年，艾伦·图灵收到了英国的订单，然而，根据《官方保密法》，他绝对不能公开谈论战时的工作。1948年，图灵离开了国家物理实验室后，在曼彻斯特大学麦克思韦·纽曼的支持下获得了蓬勃发展。在那里，来自布莱切利园计算小组的核心人员继续做着他们在Colossus上留下来的工作。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直到1952年，图灵被定罪，并被控严重猥亵（同性恋），被迫接受雌激素注射“治疗”。与此同时，他的安全调查资格和访问美国的资格也被撤销了。1954年6月7日，图灵死于曼彻斯特的家中，死因很明显，是氰化物中毒。当时，距他年满42周岁仅两周。他在化学基础形态发生方面颇具前途的新研究成果未能完成。他离世时，家中的实验室里有一个装氰化钾的瓶子，身旁放着一个吃过的苹果，这使得他离世时的状况就像可判定性问题一样不可判定，而判定性问题的提出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神秘的面纱逐步揭开，图灵对战争的贡献以及作为图灵的理论原则的物体实体——Colossu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计算机软硬件发展所做的贡献得到了迟来的认可。9月10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图灵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代表英国政府及所有因为图灵的奉献而能自由生活的人们正式致歉。“很抱歉，你应该得到更多。”他在结束时说道。

1978年1月14日，库尔特·哥德尔逝世于普林斯顿，他死时体重仅有30千克，死因是营养不良。他没来得及到汉诺威（Hanover）查看莱布尼茨的手稿，在其中寻找关于数字运算、逻辑运算，以及与通用语言的注定结局相关的线索——他生前一直认为莱布尼茨的手稿中有相关的线索。1956年3月20日，他写信给冯·诺依曼，谈论一个“将造成最重大影响”的问题，但他未收到回信，因为当时冯·诺依曼已经中断了自己的书信通信。“对于受限制的函项演算的每一个公式F和每一个自然数n, F是否能证明长度n，建造一台图灵机让我们来做出判断是很容易的，”哥德尔写道，“现在的问题是，一台理想机器的φ（n）（所需步数）的生成速度有多快？”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未能给出。“不过，正如哥德尔所说的，它将决定尽管机器无法解决可判定性问题，但是数学家在面对是非问题时所进行的思考可以全部由机器所取代。”

1993年，尼尔斯·巴里塞利在奥斯陆离世，虽然他离世前未能再进行病毒遗传学的相关研究，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完善新的计算语言，即“B-数学”——它就像莱布尼茨的推理演算计算推论器一样，可以推断出真理并揭露谬论。只有他的一些研究生在谈论，而且只能在一个10代计算机的DEC系统中运行。“B-数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的数值进化实验也销声匿迹了，几乎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因此，后来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他留下来的思想时，无从了解他早期的研究工作。

不过，巴里塞利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他那原始的、一维的数字有机体在一个5千字节的矩阵里复制、竞争、杂交及共生关联，是今天在辽阔无边的数字世界里多字节（但仍然是一维的）字符串代码的复制和杂交的先祖。我们所说的“应用程序”在巴里塞利的世界里称为“共生有机体”，而且巴里塞利推断这种“共生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杂交、共生合作以及代码库的统一制定，而非随机突变实现的。表现为“收藏家群体”的社会性昆虫会收集金钱和情报，并带回集体居住的巢穴。

2003年2月17日，朱利安·毕格罗在普林斯顿去世。6个星期后，自然科学学院在其新落成的大楼里，即彭博楼里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在此之前，在斯托尼布鲁克（Stony Brook）的贵格会教堂，人们为他举办了一次贵格会追悼会。这个从1726年开始就几乎没什么变化的教堂里只有简单的木制长椅，而当天的追悼会座无虚席。在教友聚会上，沉默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这当然不适用于毕格罗提出的“无信号绝对不能视为信号”这一原则。

一个在毕格罗住院期间照顾过他的护士首先打破了沉默。“即使是在他很累的情况下，只要他睁开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许多护士还是禁不住发出感叹：‘看看他的眼睛，即使是在如此病重的情况下，依然是如此深邃，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述说。’”她说。“朱利安从未意识到他的真正价值，他被逼进了死胡同，”弗里曼·戴森说，“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但是还来得及向他致歉。”关于毕格罗能够胜任的工作，关于毕格罗无法完成的工作，还有毕格罗舍不得丢弃的废旧轮胎等事物，众说纷纭。朱利安的继子泰德·默克尔森（Ted Merkelson）最后解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是需要时间找出问题，然后花时间解决问题。而我认为他依然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只可惜他没有时间了。”

追悼会结束后，朱利安·毕格罗的亲朋好友们踏出教堂，走进了3月的明媚春光里，沿着树林和战场之间的普林斯顿到特伦顿的电车路线回到了研究所，他们重走了1777年华盛顿军队沙利文列队走过的路，沿途还经过了默瑟将军在英国撤退后，身受重伤时所居住的克拉克之家（Clarke House）。彭博楼现在成为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的所在地，同时，一个96节点的IBM计算机集群（2009年换成了512核集群）以及少量的理论生物学家会聚在这里，瞻仰一位诞生在距离这里仅68千米的斯托尼布鲁克的伟人。

工程师们被研究所放逐了，但是计算机却回来了。现在，高等研究院投入使用了超过900台（拥有200兆兆字节存储空间）计算机，而前ECP楼现在被十字路口幼儿园、学院办公室，还有一个健身房共同占据，楼里还挂着一块纪念冯·诺依曼的牌匾，那是匈牙利政府在2003年挂上去的。此时，社会科学学院也开始日益重视对冯·诺依曼实验在全球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1946年，在研究院的主楼富尔德楼的地下储藏室里，第一个工作台搭建完成，而这里至今都是研究院的主要服务器机房，该机房通过一些504光纤经由一个每秒45兆位的开关连接到外面的世界。与尼尔斯·巴里塞利企图培育能自我传播的数值有机体相反，现在，一个用来监控所有流量、专门的网络监控系统，则试图阻止那些能无限自我传播的数值有机体乘虚而入。2005年，作为该系统的管理员，拉什·塔格特（Rush Taggart）解释道：“病毒变得如此智能，俨然形成了一场军备竞赛。它时刻监控计算机流量，这就是机器正在为机器小心提防着。”

正在富尔德楼（现在是彭博楼）的地下室里进行的军备竞赛，永远不会出现完全因果决定论战胜概率论和不完备论的情况。赢家永远都是荒野，就算只是一片数字的荒野。代码和机器如果配备有准确的描述，几乎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仅仅通过观察代码，是永远无法确定代码即将要做的事情的。即使是容许简单算术的防火墙也是不完整的。数字宇宙的奥秘总有连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无法想象到的部分。灰色地带总是存在。

在古老小径的尽头架构的32×32×40位矩阵用编码指令进行了初始化，然后给出了一个10位数字的指令要运行到那个位置，并执行在该位置找到的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有可能是用来修缮现有指令的指令。即使是一个如此明确的开端，结局却依然无法预测。

2000年11月，在高等研究院西楼的地下室里，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纸盒被打开了。燃烧三角皮带的气味仍然弥漫在漆黑的地下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批电传服务手册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电传手册不知为何在人们抛弃了MANIAC的输入、输出，而转向采用在纸带上穿孔卡片的时候，仍没有被丢弃。下面放着一纸箱的IBM数据处理卡片，还有用铅笔在半张横格纸上分散写的笔记，这些卡片就是“巴里塞利的代码鼓”（Barricelli's Drum Code），上面还有如何加载和运行它的指令说明（1953年，计算机添加了2048字的高速磁鼓）。与这摞卡片一起，有3张账簿纸，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六进制代码——具体说明化石宇宙的规律，但是这些代码并不是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历程已经中断的代码。这就是死海的古卷。

卡片上有一张便笺（写的是致巴里塞利先生，署名为“TWL”），上面写的是：“关于这段代码，一定还有一些是你没有和我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