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三章 为何毒贩还在与母亲同住？
本章发现传统观念往往是由捏造信息、自身利益和方便之词共同构成的。
为何专家经常捏造数据；长期口腔异味这一术语的发明……如何提出好问题……素德·文卡特斯长年卧底毒贩据点的离奇经历……为何卖淫者的收入要高于建筑师……强效可卡因的发明与尼龙丝袜的发明有何相似之处……强效可卡因是否是继《吉姆·克劳法》之后对美国黑人打击最严重的事件？
前两章分别探讨了两个确实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以及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但如果你提的问题比较多，即使初看起来这些问题怪诞不经，但最终都能让你学有所获。
提问题的第一个诀窍，是判断你所提的问题好坏与否，并非只要是没人提过的问题都是好问题。千百年来，一直不乏智者在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许多前人未提的问题难免会得出索然无味的答案。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但假如你提的是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且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推翻了传统观念，你或许会有所收获。
发明“传统观念”一词的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先哲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个褒义词。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以一己方便为准，”他写道，“认准最符合一己私利和个人福祉的真理，抑或避免那些费力不讨好或扰乱生活的说法。当然，那些最取悦于我们自尊心的观念，确实很容易为我们所认同。”
“经济和社会行为，”加尔布雷思继续写道，“非常复杂，要想参透其特征，着实劳心费神。因此，我们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固守着那些在我们理解范围之内的观念。”
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传统观念平白浅显、便于理解、说辞悦耳、抚慰人心，却不一定合乎事实。说传统观念无一是真，自然十分荒唐，但找出传统观念的错误之处——抑或找出草率马虎或狭隘自私的思维所留下的痕迹——是提问题的一个良好出发点。
以美国近年来的无家可归问题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名叫米奇·斯奈德的无家可归者权益保护分子宣称，美国约有300万无家可归者，立时引来人们的广泛关注。
不到100人就有1人无家可归？自然这比例听起来太高了，但专家之言总能引发巨大的波澜，让人不可不信，因此这一此前无人问津的问题突然之间成了举国瞩目的话题，斯奈德甚至在国会发言也证实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说，他还在某所大学做演讲称每秒钟就有45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每年有多达14亿无家可归者死亡。（彼时的美国人口约为2.25亿。）即便斯奈德的本意是每45秒钟就有一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犯了口误或被误读，那合计每年也有701000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相当于美国死亡人口总数的1/3左右。最后，斯奈德迫于压力解释了其所谓300万无家可归者的数据，承认自己这是信口胡说。但记者对他仍是纠缠不休，逼他给出一个确切数字，他说，他不想让他们空手而归。
作为专家，斯奈德为一己私利欺骗公众，这一点固然可悲可恨，却不足为奇。因此，单凭他们自己是做不到欺骗公众这一点的，所谓记者急需专家，正如专家急需记者，每天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新闻总要有内容可写，而危言耸听的专家常常受到欢迎。于是，记者和专家志同道合，便成了许多传统观念的始作俑者。
此外，广告也是塑造传统观念的绝佳手段。例如，李施德林诞生于19世纪，最初只是一种强效的外科消毒剂。随后，经蒸馏提取后，又作为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剂向市面出售。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被打造成一款治疗“长期口腔异味”——这在当时还只是口臭的医学用语，鲜为人知——的产品，才一炮而红。李施德林的新广告以绝望无助的青年男女为主角，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婚姻殿堂，却因为伴侣的口臭问题望而却步。在那之前，口臭一般算不上是大问题，但李施德林改变了这一点。正如广告学学者詹姆斯·B.特威切尔所写的：“李施德林的卖点不是漱口水，而是消除口腔异味。”在短短7年间，公司收入从115000美元一跃涨至800万美元。
无论传统观念如何形成，对它而言都难以撼动。2004年初，小布什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刚刚开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坚定的反小布什者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哀叹道：“关于布什先生，公认的说法是他是个心直口快、耿直坦诚、直言不讳的人，只有符合这一形象的传闻逸事才会被报道出来。但假如传统观念觉得他是个虚情假意的富家子弟，将自己包装成了牛仔的形象，那记者就会有许多料可写。”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月里，专家们唇枪舌战，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又如，妇女权益保护者夸大了性侵犯的发生概率，声称每3名美国妇女就有1位在其有生之年成为了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实际数据接近1/8，但妇女权益保护者知道，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公开反驳他们的言论。）就连为治愈各种不幸疾病而挣扎的人士常常也会采取类似手段。干吗不这么做呢？夸大其词一点可以为这些问题博取眼球、激起人们的正义感，还能——或许最重要的是——拉拢资金和政治资本。
所以，无论是女性健康倡导者、政治顾问，还是广告经理，专家追求的利益动机自然与你我等人不同。然而，时过境迁，专家的思想也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以警察为例，最近一次审计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亚特兰大市的警察瞒报了大量刑事案件。这种行为始于亚特兰大申报1996年奥运会之时，当时这座城市迫切需要摆脱其暴力肆虐的形象，越快越好。因此，每年数千起的犯罪报告，要么是从暴力犯罪降格到非暴力犯罪，要么就被弃置一旁。（尽管这种行为长期存在——单是2002年就有22000份警方报告下落不明，至今亚特兰大仍然长期被评为美国最暴力城市。）
与之相反，20世纪20年代其他城市的警察却捏造了另一套说辞，强效可卡因的来势汹汹让举国上下的警局捉襟见肘，他们对外宣称，这并非一场公平的较量：毒贩拥有顶尖的武器和用之不尽的资金。最终，警局对取之不尽的非法资金的强调成了制胜的一招，因为毒贩要是一跃成为百万富翁，必然会令遵纪守法的平民义愤填膺。与此同时，媒体也踊跃地渲染这样的义愤，将毒品交易描述成美国最有利可图的行当。
但如果你在毒品交易泛滥的贫民区转一转，就会注意到：多数毒贩不仅还住在贫民区，而且还和自己母亲同住，你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地说：“为什么会这样？”
想要找到答案，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数据，而寻找合适数据的秘诀则常常在于找到合适的人选，这说易行难。鲜有毒贩接受过经济学教育，而经济学家又很少和毒贩打交道。因此，解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到曾与毒贩同住、了解这一行当的秘密且全身而退的人。
素德·文卡特斯——他的儿时伙伴叫他席德，但他后来又改回了原名素德——生于印度，成长于纽约上州[2]和南加州，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并获得了该校颁发的数学学位。1989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意向是了解年轻人如何形成自己的个性。为此，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跟随“感恩而死”[3]乐队进行全国巡演，而对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见的繁重实地调查，他却兴趣寥寥。
但他的研究生导师、声名卓著的贫困问题学者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却将他派去进行实地调查，任务是带着写字板和一份包含70道选择题的调查问卷，查访芝加哥最贫困的黑人小区。
调查问卷的第一道问题是：
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黑人有何感受？
a.非常糟糕
b.糟糕
c.不好不坏
d.还行
e.非常好
某日，文卡特斯徒步前往一处贫民区——此地位于密歇根湖畔，与芝加哥大学相隔20个街区——进行问卷调查，贫民区内有三栋16层高的黄灰色砖石建筑。文卡特斯很快发现，他拿到的姓名和住址已经严重过期，这几栋楼年久失修，基本被废弃，有几户人家住在较低的楼层，靠偷水电度日，但电梯已经报废，楼梯间的灯也坏了。彼时正是初冬的傍晚，屋外已近入夜。
他上到六层，想找人填写问卷。到楼梯口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群掷骰子的青少年，他们是盘踞在这栋楼里的一帮底层毒贩。显然，他们并不乐意见到他。
“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文卡特斯结结巴巴地念起了准备好的调查开场白，“我想进行——”
“去你妈的，黑鬼，你在这儿干什么？”
彼时，芝加哥正处于黑帮火拼时期，局势愈演愈烈，几乎每天都有枪击事件发生。他们这一帮派是“黑色帮匪门徒之国”的一个分支，尽管当时气氛紧张，但他们却不知该如何处置文卡特斯，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敌对帮派的成员。也许有可能是某种间谍，但显然不是警察。他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也没什么威胁性——全身上下只带着一块写字板，但看上去也不像全然无害。由于此前三个月他都在追“感恩而死”乐队的巡演，他看起来仍然“像个十足的怪胎，头发都长到屁股上了”，按他事后的说法。
这些黑帮分子开始争论如何处置他。放他走？但他要是真的把楼梯口的这个据点透露给敌对帮派，他们很容易遭到偷袭。一个沉不住气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晃来晃去——就着昏暗的灯光，文卡特斯终于看清那是一把枪——嘴里念叨着：“让我干掉他，让我干掉他。”这让文卡特斯惶恐不已。
人越聚越多，吵嚷声也越来越大。随后，一名年纪较大的帮派成员出现了，他从文卡特斯的手中一把夺过写字板，发现那是张手写的问卷后，他一脸茫然。
“这鬼玩意儿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他说。
“那是因为你不识字。”一名青少年说，大家顿时发出一阵哄笑。
他让文卡特斯开始调查，从问卷上挑个问题问他，文卡特斯开口便问：“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黑人有何感受？”这一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有人还被惹火了。
文卡特斯事后告诉大学同事，他发现那些选择题从a到e的选项并不够用。实际上，他这时才发现，选项应设置如下：
a.非常糟糕
b.糟糕
c.不好不坏
d.还行
e.非常好
f.去你妈的
就在局面对文卡特斯极为不利的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他是帮派头目J.T.。J.T.问出了什么事，然后让文卡特斯把问题念给他听，他听后说无法回答，因为他不是黑人。
“那好吧，”文卡特斯说，“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非裔美国人有何感受？”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白痴！我是黑鬼。”J.T.随后绘声绘色又不失友好地就“黑鬼”“非裔美国人”和“黑人”之间的区别上了一课。他说完，众人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因为似乎还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文卡特斯。年届30的J.T.让大家冷静下来，但他似乎也不想直接干涉他们对所抓之人的处置。
夜幕降临，J.T.离开了。
“来了这里就不能活着出去，”那名沉不住气的持枪少年对他说，“这你知道，对吧？”
夜深之后，所有人松懈了下来，他们给了文卡特斯一瓶啤酒，然后一瓶接着一瓶。他内急的时候，去了他们解决的地方——高一层的楼梯口。夜里，J.T.路过了几次，但几乎没说什么。
天亮了，接着又到了中午，文卡特斯几次想提起调查的事，但少年毒贩只是一笑了之，告诉他那些问题非常荒唐。最终，在文卡特斯不幸被他们抓到近24小时后，他们把他放了。
他回家洗了个澡，总算放下心来，却也心生好奇，他忽然间意识到，多数人，包括他自己，甚少关心贫民区罪犯的日常生活。
他现在迫切想了解“黑色门徒”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
几小时后，他决定重回那处贫民区。此时，他脑海中已经有了更好的问题。
文卡特斯从亲身经历中得知搜集数据的传统手段在这一案例中毫无用武之地，于是决定丢掉问卷，亲自打入帮派内部。他打听到了J.T.的行踪，并向他大致描述了他的提议。J.T.觉得文卡特斯简直是疯了——区区一介大学生想混入贩毒团伙？但他也不由得钦佩文卡特斯的追求。巧的是，J.T.以前也是大学生，主修商科专业。毕业后，他在卢普区[4]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销售部门谋得过一个职位，但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他总说，就像在“非裔光泽”[5]总部上班的白人一样，所以他辞职了。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那里的所学所得，他懂得了收集数据和寻找新市场的重要性，总是在管理策略方面精益求精。换言之，J.T.能成为贩毒团伙的一帮之首绝非偶然，他生而具有领袖风范。
经过一番争论，J.T.答应给予文卡特斯自由查阅帮派活动资料的权利，前提是所要公布的信息只要有可能伤及帮派利益，J.T.就有否决权。
文卡特斯初次查访后不久，那栋湖畔的黄灰色建筑便被拆除了，随之帮派转移到了芝加哥南区一处更加隐蔽的贫民区。在其后6年的时间里，文卡特斯算是住在了那里。在J.T.的保护下，他近距离地观察了帮派成员的贩毒买卖和私生活，他问长问短，有时，这些黑帮成员会对他的刨根问底很不耐烦，但多数时候他们都会在他这个愿意倾听的人面前一吐为快。
“外面可是开打了，哥们儿，”一名毒贩告诉他，“我是说，人们天天想着法儿保命，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只能这么干。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为了这个丢了小命，那也去他的，这儿的黑鬼要养家糊口就得豁出去。”
文卡特斯在不同人家之间搬来搬去，替他们洗盘子，晚上睡地板，给他们的孩子买玩具。他曾眼睁睁看着一名少年毒贩在自己面前被开枪打死，一名女子用自己小孩的围嘴擦干他的血迹。偏安于芝大校园的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经常为文卡特斯担惊受怕。
多年来，该帮派历经了数次血腥火拼，最终迎来了联邦政府的一纸诉状。地位仅次于J.T.的帮派成员布提找文卡特斯爆料，当时，布提因招来了这纸诉状成了整个帮派的众矢之的。他告诉文卡特斯，因为这个，他估计自己很快会被灭口。（他猜对了。）但布提想在死前略尽绵力为自己赎罪，尽管黑帮分子常说贩毒毫无害处——他们甚至夸口说贩毒让黑人的钱留在黑人手中——但布提还是于心不安，他想在身后留下一些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东西。他交给文卡特斯一沓年代已久的圈线本——蓝黑相间，这是代表其帮派的颜色。这些圈线本完整记录了该帮派4年来的财务交易。在J.T.的授意下，有人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这些账目：销售额、工资、会费，甚至还有付给被杀成员亲属的抚恤金。
最初，文卡特斯根本不想要这些账本，要是政府发现他手里有这些东西怎么办？他可能也会遭到起诉？此外，他要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他虽然有数学学位，但早就放弃了对数字的钻研。
完成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业后，文卡特斯荣获了哈佛研究员学会[6]的三年会员资格。学会重思辨、友善的氛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7]生前所有的胡桃木镶板和雪利酒推车——让文卡特斯乐在其中，他甚至成了学会的酒侍。但他还是经常离开剑桥市[8]，回到芝加哥的贩毒团伙中，这项基层研究让文卡特斯多少成了异类，其他年纪轻轻的研究员多数都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喜欢用希腊语讲俏皮话。
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让各个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给他们相识的机会。文卡特斯不久便遇到了这群年轻研究员中的另一个异类：他与同学会会员的典型形象大相径庭，而他恰巧是经济学家，他不喜欢研究上得了台面的宏观思想，反而喜欢研究自己那些稀奇古怪、微不足道的兴趣点，而他最乐此不疲的爱好就是研究犯罪。因此，见面不到10分钟，素德·文卡特斯便向史蒂芬·列维特提起了他从芝加哥拿到的圈线本，他们决定合作写一篇论文。这种珍贵的财务数据首次落到了经济学家的手里，一个此前没有官方记录的犯罪商业帝国因此得到了解构分析。
那么该帮派是如何运作的？实际上，它和多数美国企业大同小异，但与之最为雷同的当属麦当劳。实际上，如果将麦当劳和“黑色门徒”的组织结构图并排放在一起，你根本很难区别开来。
文卡特斯打入的帮派只是一个分支，隶属于“黑色门徒”，该组织共有约100个分支——实质相当于连锁店。有大学学历、身为一店之长的J.T.要向中央领导层汇报，该领导层由约20人组成，名字就叫董事会——这不带任何揶揄之意。（一方面身为白人的郊区居民[9]挖空心思地效仿黑人饶舌歌手的贫民区文化，另一方面黑人贫民区的罪犯却在千方百计地效仿郊区居民父辈的企业思维。）J.T.须将近两成收入上交给董事会，以获得在指定的12个街区贩卖毒品的许可，剩余的收入则由他自由支配。
J.T.手下有3名直接下属：司令官（负责保护帮派成员安全）、司库（负责掌管帮派的流动资产）和走私官（负责同供货方接洽，运输大量的毒品和资金）。3名长官的手下则是被称为步兵的街头业务员，步兵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晋升为长官。J.T.手下随时都有25~75名步兵领取薪俸，具体人数则要依时节（秋季是贩毒的旺季，夏季和圣诞节期间则是淡季）和帮派地盘的大小（“黑色门徒”对敌对帮派的一块地盘策划了一次恶意收购，J.T.的地盘因此扩大了一倍）而定。位于J.T.团伙最底层的是200名普通成员，他们并非帮派的在职人员，却要向帮派支付会费——有的是为了谋求庇护，免得被敌对帮派袭击，有的则是为了争取晋升为步兵的机会。
帮派账本所记录的4年恰逢毒品交易的繁荣期，生意非常红火。J.T.的连锁店收入在此期间翻了两番。头一年，其平均月收入为18500美元，到最后一年，月收入已经涨到了68400美元。以下是第三年的月收入构成：
毒品销售：24800美元
会费：5100美元
强制征税：2100美元
当月总收入：32000美元
“毒品销售”仅包含强效可卡因买卖的收入，该帮派确实允许普通成员在地盘内卖海洛因，且无须上交利润分成，但要征收定额许可费。（这部分收入不计入账本，直接进入J.T.的口袋，他大概还瞒报了其他一些收入来源。）5100美元的会费全部来自普通成员，因为帮派的正式成员无须缴纳会费。强制征税则来自帮派地盘内的其他买卖，包括杂货店、出租车、皮条客、在街头贩卖盗窃赃物的人和汽车修理工。
接下来是J.T.赚取这32000美元月收入所耗费的成本（不包括工资支出）：
毒品批发成本：5000美元
上交董事会费用：5000美元
雇用打手：1300美元
军火费：300美元
杂费：2400美元
当月非工资总成本：14000美元
雇用打手是帮派为抢夺地盘而签短约雇用的帮外人员。此处的军火费很少，是因为“黑色门徒”同当地的军火贩有约在先，可以通过帮他们巡视小区，来抵偿全部或大部分枪支费用。杂费支出包括律师费、聚会开销、贿赂和帮派主办的“社区活动”费用，（“黑色门徒”努力将自己塑造为贫民区社会的中流砥柱，避免被视作毒瘤。）杂费还包括帮派成员被杀的相关费用，帮派不仅负责葬礼费用，还会向死者家属发放一笔相当于其三年工资的津贴。文卡特斯曾问过为什么帮派在这方面如此慷慨。
“这问题太他妈傻了，”对方对他说，“你跟我们待了这么久，还是不懂他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能不管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认识了一辈子的人、哥们儿，所以他们伤心，我们也跟着伤心，你得尊重家属。”
这些抚恤金还有另一个目的：帮派忌惮于社区的反目（这显然是残民害物的组织），认为时而施舍几百美元，能收买人心。
帮派的剩余净收入则流向各级成员之手，J.T.拿大头。帮派预算中，以下这一项让J.T.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当月净收入中的首领所得：8500美元
J.T.月收入8500美元，合计年收入就是100000美元左右——当然无须纳税，还不包括他中饱私囊的各种账外收入。相比于他在卢普区那份干了没多久的办公室工作，这笔收入可谓高出不少。而J.T.这一等级的头目，在“黑色门徒”的帮派网络内共有100名左右。因此，确实有某些毒贩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若是帮派董事会的成员，则是穷奢极欲的生活。这20名顶层头目年收入约为500000美元。（但通常情况下，其中总有1/3会锒铛入狱，这是在非法行当里身居要位的一大缺点。）
因此，位于“黑色门徒”金字塔塔尖的这120人收入颇丰，但位于其下的是一座异常庞大的金字塔。按J.T.的连锁店——3名长官和约50名步兵——计算，这120名头目约有5300名手下为他们卖命。除此之外，还有20000名无偿效劳的普通成员，其中不少人只为了有朝一日能晋升步兵，而别无他求，他们甚至愿意向帮派支付会费来争取这样的机会。
那么这一理想职位的工资有多少呢？以下是J.T.付给帮派各级成员的月薪总额：
3名长官的月薪总支出：2100美元
所有步兵的月薪总支出：7400美元
帮派月薪总支出（不包括首领）：9500美元
因此，J.T.付给手下的月薪总额为9500美元，仅比他本人的账面收入高了1000美元。J.T.的时薪为66美元，而他的3名长官月薪分别为700美元，折合时薪为7美元。步兵的时薪为3.30美元，还不及法定底薪标准。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假如毒贩收入颇丰，为何他们还与自己母亲同住？答案就是，除了帮派大佬，毒贩的收入并不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母亲同住。每名高收入头目手下都有数百人只能勉强糊口，“黑色门徒”的120名头目只占帮派正式成员总人数的2.2%，却拿走了帮派半数以上的收入。
换言之，贩毒团伙的运作方式与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大同小异：只有位于金字塔顶层的人才能拿到高薪。虽然那些头目头头是道地说帮派亲如一家，但其工资分布却和美国企业一样极度不均衡，步兵和麦当劳里做汉堡的小时工或沃尔玛的摆货员有不少共同点。实际上，J.T.手下的步兵多数都在合法行业里有底薪兼职，以弥补他们微薄的非法收入。另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告诉文卡特斯，以他的收入，给手下步兵涨工资绰绰有余，但这么做却并不明智。
“你手下这些黑鬼个个都想抢你的位子，懂吗？”他说，“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给他们甜头，但也得让他们明白你才是老大。什么好处你都得是头一个，否则你就没了老大的架子，你要是认亏，他们会觉得你软弱无能。”
除了工资微薄之外，步兵还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首先，他们必须一天到晚站在街头同瘾君子打交道。（帮派成员本人严禁使用毒品，必要时，该禁令会用棍棒强制执行。）步兵还面临着被捕之虞，以及更加引人担忧的暴力威胁。有了帮派的财物资料和文卡特斯的其他调查结果，我们得以计算出J.T.帮派在这4年间的不良事件指数。结果非常不乐观，假如这4年里，你也是J.T.帮派的一员，在此期间你会有如下遭遇：
被捕次数5.9
非致命伤或受伤次数2.4
（不包括因违规行为被帮派惩罚而导致的受伤）
被杀概率1/4
1/4的被杀概率！且将这一概率同伐木工的死亡率对比一下：美国劳工统计局认为伐木工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一名伐木工在4年间的死亡率仅为1/200；或者将毒贩的被杀率与得克萨斯州死囚的死亡率做一下比较：该州是美国死刑执行数量最高的州，2003年，得克萨斯州处死了24名死囚——而当时该州共有近500名在押死囚，死刑执行率仅为5%。也就是说，芝加哥贫民区贩毒被杀的概率要高过得克萨斯州死囚区服刑人员的死亡率。
那么，如果说贩毒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而且时薪只有区区3.30美元，究竟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行当？
实际上，和威斯康星州有几分姿色的农场女闯荡好莱坞的理由一样，和高中的橄榄球四分卫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练举重的理由一样。他们都削尖脑袋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出人头地，一旦脱颖而出，他们便能一夜暴富（姑且不说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权力）。
对于在芝加哥南区贫民区长大的儿童来说，贩毒似乎是一个光鲜的职业，在他们多数人看来，帮派首领这个位子——名利双收——多半就是他们所能企及的最好工作。假如成长环境不同，他们或许也会想成为经济学家或作家，但在J.T.帮派盘踞的小区，想谋得体面的合法工作，几乎毫无门路。小区内56%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之相比，全国的平均比例仅为18）%，78%的儿童来自单亲家庭。小区内仅有不到5%的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仅有1/3的成年人有工作。小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15000美元左右，不及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在文卡特斯混迹于J.T.帮派的几年间，步兵经常托他帮忙找一份他们眼中的“理想工作”：在芝加哥大学做看门人。
贩毒行当和其他光鲜职业有着同一个问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贩毒团伙挣到大钱的概率比威斯康辛州农场女成为电影明星或高中橄榄球四分卫加入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但罪犯也像芸芸众生一样，受利益的驱使。因此，只要回报足够高，他们就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员，盼着出头的那天。在芝加哥南区，盼着入贩毒这一行的人太多，可供贩毒的街角已经远远不够。
一条永恒不变的劳动规律横亘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毒枭面前：某项工作若有太多人愿意做且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酬劳通常不会太高。这是决定工资多少的四个重要因素之一，另三个分别是该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该工作的不适程度和该工作所提供服务的需求量。
这四大因素的微妙平衡解释了为何妓女常常比建筑师挣得多等问题。这个现象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正常，建筑师行业对技术（按该词的常用义解）和教育水平（同样按该词的常用义解）的要求更高，但没有哪个小姑娘会梦想着长大成为妓女，所以妓女苗子的供应量相对较少。虽然她们的技术算不上“专业”技能，但从业环境却极其专业化。这个行当的从业舒适度极低，条件恶劣，这至少体现在两大方面：暴力威胁和无缘稳定的家庭生活。至于需求量，姑且可以说，建筑师招妓的可能性要大于妓女聘请建筑师的可能性。
但光鲜职业——电影、体育、音乐、时尚——的驱动机制却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出版业、广告业和传媒等二线的光鲜行业，也有前赴后继的青年才俊投身于薪酬微薄、需要任劳任怨的下等工作。在曼哈顿出版社只挣22000美元年薪的编辑助理、不计酬劳的高中生四分卫和时薪只有3.30美元的少年毒贩，加入的都是同一性质的竞争。对这种竞争最恰当的比喻就是锦标赛。
锦标赛的规则简单明了，就是你必须从最低级别开始打拼，才有希望晋升到最高级别。（正如棒球大联盟的游击手很可能出身于少年棒球联盟，三K党的大龙头最初也只是一介小卒，大毒枭常常也是从在街头贩毒开始打拼的。）你要心甘情愿地拿着微薄的薪酬，没日没夜地奋斗。为了在锦标赛中晋级，仅仅能力出众是不够的，你要证明自己超群绝伦。（当然，想要脱颖而出，具体方式各行有各行的不同。虽然J.T.肯定有监控手下步兵的销售业绩，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他们的人格号召力——这一点对他们比对棒球游击手要重要。）最后一点，一旦你不幸发现自己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你会退出锦标赛。（有些人——如年华将逝却仍在纽约餐馆做招待的“演员”——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但多半都很快就能醒悟过来。）
J.T.手下的多数步兵一旦明白他们没有晋升机会，很快便不会再甘心卖命了。在相对平静的几年后，J.T.帮派同邻帮卷入了一场地盘争夺战，驾车枪击成了家常便饭。对于步兵——驻扎街头的帮派人员——来说，这种形势尤其危险。由于贩毒买卖的性质使然，他们需要保证顾客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们，如果他们因为其他帮派躲了起来，毒品就卖不出去了。
帮派火拼之前，J.T.手下的步兵为了争取晋升的机会，甘愿忍受这种高风险、低报酬的工作。但一名步兵告诉文卡特斯，由于风险增加了，他现在想要一些补偿：“现在这个烂摊子，你会愿意在这儿站着吗？你也不愿意，对吧？所以，想让我出来卖命，要拿钱出来啊，哥们儿。多给点钱，因为现在他们开打了，这点钱不值得我成天在这儿站着。”
J.T.并不想开战。首先，由于风险增加，他不得不给步兵涨工资。更加严重的是，帮派火拼会影响生意。如果汉堡王和麦当劳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打起了价格战，他们可以通过薄利多销来弥补部分降价损失。（而且也不会有人遭到枪杀。）但一旦有帮派火拼，毒品销量就会暴跌，因为顾客会忌惮于暴力威胁，不愿出门在大庭广众之下买毒品。从各方面来讲，开战都会让J.T.付出高昂代价。
那他为何还要开战呢？实际上，挑起战争的并不是他，而是他手下的步兵。事实证明，贩毒团伙头目对手下的控制力并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受不同的利益驱使。
对于J.T.来说，暴力事件影响手头的生意，他倒是希望自己的手下一枪不发。但对于步兵来说，暴力却有其用处：步兵脱颖而出——并在这种锦标赛上晋级——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就是证明其能拼能杀的气概。杀手会令人肃然起敬，成为人人谈论的焦点人物，步兵追求的目标就是为自己打响名头，而J.T.的目标实际上却是阻止他们的这种行为。
“我们想告诉这些小孩儿，他们加入的是个正经的组织，”他曾对文卡特斯说，“不能整天打打杀杀的，他们看了那些电影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为黑帮就是到处惹事，但不是这样的。你得学着按组织规矩来，不能整天打来打去，这影响生意。”
最终，J.T.打赢了这一仗。在他手下，帮派扩大了地盘，迎来了繁荣昌盛、相对和平的新时代。J.T.有成功人士的气质，他之所以能拿到巨额收入，是因为鲜有人能胜任他的位置。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足智多谋、性格强悍，知道如何调动手下的积极性。此外，他处事机敏，身上从不带枪或现金，以免招来牢狱之灾。帮派其他人还和自己母亲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J.T.却有多处房产、多名情妇和多辆私车。当然，他还接受过商学教育，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他才下令学公司记账，而这些账目最终流入了素德·文卡特斯之手。其他帮派连锁店的头目都没有实施过这种措施，J.T.曾将账本拿给董事会过目，以证明自己高超的生意头脑，但这其实已经无须证明。
这一招奏效了，领导地区帮派6年之后，J.T.被提拔进了董事会，他此时年仅34岁，他已经在这场锦标赛中夺魁。但这项锦标赛有个隐患是出版业、职业体育乃至好莱坞都没有的，贩毒毕竟是非法勾当，他晋升董事会后不久，“黑色门徒”便被联邦政府的一纸诉状——让布提将账本交给文卡特斯的那纸诉状——取缔了，J.T.也因此锒铛入狱。
接下来是另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强效可卡因与尼龙丝袜有何共同点？
1939年，杜邦公司首次推出尼龙材料，难以数计的美国妇女觉得这简直是天降奇迹。在此之前，丝袜均为丝制，而丝线易断、成本高且产量日渐减少。至1941年，尼龙丝袜的销量已经达到了约6400万双——超过了美国的成年女性人口。并且尼龙袜质优价廉，用起来简直会上瘾。
杜邦完成了一件所有商人都梦寐以求的壮举：在普罗大众中将高端产品普及开来。在这方面，尼龙丝袜的问世与强效可卡因的问世可谓异曲同工。
20世纪70年代，假如你是瘾君子，可卡因就是无可比拟的上等货。可卡因深受摇滚明星、影星、球员乃至某些政客的追捧，是一种药效强劲、风靡一时的毒品，这种毒品干净、洁白、漂亮。而海洛因会让人萎靡不振，大麻抽起来烟雾缭绕，但可卡因却能让人达到飘然欲仙的状态。
可惜，可卡因价格高昂，药效也不持久。因此，吸食可卡因的人想方设法增加其药效，他们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精炼可卡因——将氨和乙醚加入可卡因盐酸盐或粉状可卡因，然后加热以释放可卡因“生物碱”。但这个过程存在危险，不少被烧伤的瘾君子可以证明，化学实验最好还是交给化学家去做。
与此同时，全美国——或许还有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可卡因毒贩和瘾君子都在研究更安全的精炼可卡因技术。他们发现，将粉状可卡因放入锅中与碳酸氢钠和水混合，加热蒸发可以形成可抽吸的小块固体可卡因。因其与碳酸氢钠加热时发出的劈啪声，这种毒品被称作“快克”，此后很快又出现了许多爱称：石块、氪石、奇博比[10]、拼字游戏和爱之药。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上等毒品已经可以推而广之了。此时，想让快克在市场上大卖，还欠缺两个条件：大量的未加工可卡因和将新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门路。
可卡因原料不难获得，因为快克问世之际恰逢哥伦比亚可卡因供应过剩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可卡因尽管纯度有所提高，批发价却骤然下跌。有一人——流亡美国的尼加拉瓜人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涉嫌向美国走私了大量哥伦比亚产可卡因，数量为所有人之首。布兰登与洛杉矶中南区初出茅庐的毒贩有密切的生意来往，因此得名“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布兰登后来声称，他贩卖可卡因是为了给祖国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筹款，而该游击队受中情局资助。他常说，是中情局替他在美国撑腰，让他得以自由贩卖可卡因而不受惩罚。直至今日，这一说法仍然让许多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黑人，相信中情局本身才是美国快克买卖猖獗的罪魁祸首。
证明这一说法是真是伪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可以确定为事实的是，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帮助两股势力——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集团和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的毒贩——接了头，这改变了美国历史。布兰登之辈将大量的可卡因交予街头帮派之手，让快克势如破竹地横扫美国。“黑色帮匪门徒之国”这样的黑帮再度有了赖以为生的手段。
自城市诞生以来，各种形式的黑帮便相伴而生。在美国，黑帮向来是新入境移民的中转站。20世纪20年代，仅芝加哥一地就有1300多个街头帮派，面向各种道德、政治和犯罪取向的人群。一般而言，这些帮派更擅长生事，而不是生财。某些帮派自诩为商业企业，其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尤其是黑手党——确实生财有方（至少对帮派高层确实如此）。但老话说得没错，多数黑帮成员都是蹩脚货色。
在芝加哥，黑人街头帮派尤其如鱼得水。至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已达数十万，他们无论是小喽啰还是大佬，都是榨干城市油水的罪魁祸首。问题之一就在于，这些罪犯似乎从来不进监狱。如今回想起来，在美国多数城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犯罪的黄金时期，被绳之以法的概率非常低——这是自由司法系统和罪犯权益运动的鼎盛时期——导致犯罪不用付出太多代价。
然而，到了80年代，法庭开始反其道行之，罪犯权益受到限制，更加严格的判刑标准付诸实施，被联邦政府绳之以法的芝加哥黑人帮派成员与日俱增。巧的是，他们的狱友中有同哥伦比亚毒贩有密切联系的墨西哥黑帮成员。过去，黑人帮派拿货要通过身为中间人的黑手党——而恰在此时，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反诈骗法，黑手党遭受了连番的打击。但到快克流入芝加哥之时，黑人帮派已经打通了门路，可以直接从哥伦比亚毒贩手中购买可卡因了。
可卡因在贫民区一直销路不畅：太贵，但这是快克问世之前的事了。这种新型毒品是收入微薄的街头客户的理想选择。因为配制快克仅需微量的纯可卡因，一剂快克只卖区区几美元。它药效强劲，几秒之内便可到达脑部——而且药效很短，让吸食者意犹未尽。自一开始，快克就注定要大获成功。
要说卖快克，还有谁能比“黑色帮匪门徒之国”这类街头帮派门下成千上万的初级成员更合适呢？贫民区本来就是这些帮派的地盘——房地产其实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而且它们有着相当的威慑力，顾客根本不敢动占便宜的念头。忽然之间，城市里的街头帮派从问题少年俱乐部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商业企业。
帮派还提供了长期就业的机会，在快克问世之前，想在街头帮派里赚钱谋生几乎是天方夜谭。帮派成员一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就得退出帮派。到了而立之年还在混黑帮，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事：要么是改邪归正找正经活干，要么已经一命呜呼，要么就是在监狱服刑。但快克一出现，贩毒就成了可以挣大钱的行当，再也没有老一辈会改邪归正，给年轻人让位，他们开始贪恋原位不肯放手。彼时，传统的终身职业——尤其是工厂职位——越来越少，过去在芝加哥，只要是有点手艺的黑人就可以进工厂工作，且工资尚可。这条路子走不通了，贩毒就成了更好的选择。能有多难呢？这种药用起来上瘾，白痴都卖得出去。
谁关心贩毒是否像锦标赛一样，只有少数佼佼者能脱颖而出？谁关心这个行当是否危险——站在街头，像麦当劳卖汉堡一样匆匆忙忙、隐姓埋名地贩卖毒品，全然不知你的顾客为何人，担心随时会有人来抓你、抢你钱财或夺你性命？谁关心你的产品是否会让下至12岁的小孩、上至奶奶辈的人无法自拔，除了一次次地嗑药其他一概不顾？谁关心毒品是否会葬送整个小区？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在“二战”结束后、快克泛滥之前的40年间，生活一直在稳步改善，甚至常常是突飞猛进。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民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社区终于出现了长久、稳定、明显的社会进步迹象。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缩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的考试分数之差也在缩小。或许最振奋人心的进步当属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直到1964年，黑人婴儿死亡率仍高达白人婴儿死亡率的2倍，而且死因常常是腹泻或肺炎等普通疾病。由于医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许多黑人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仅相当于第三世界水平，但由于联邦政府下令取消了医院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情形发生了改变：仅仅7年间，黑人婴儿死亡率便降低了一半。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都在改善，进步的势头毫无终止的苗头。
接着便出现了强效可卡因。
虽然吸食快克并非黑人独有的行为，但快克对黑人社区造成的打击却远超于其他群体，对上述社会进步指标进行评估，便能看出端倪。黑人婴儿死亡率在连续下降数十年后，自20世纪80年代起再度开始攀升，低体重儿和弃婴率也开始上升，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分数差距开始拉大，入狱的黑人数目增加了2倍。快克有着祸国殃民的力量，假如将其所造成的影响平摊到每一名美国黑人——不仅仅是快克吸食者及其家人——头上，得出的结果是，整个群体在战后的进步势头不仅戛然而止，还倒退了10年。继《吉姆·克劳法》之后，强效可卡因对美国黑人造成了又一次无可比拟的巨大打击。
此外还有犯罪的猖獗。仅仅5年间，城市黑人青年的杀人率便翻了两番。忽然之间，芝加哥、圣路易斯或洛杉矶某些地区的生活危险系数赶上了波哥大。[11]
伴随快克泛滥而来的暴力活动不一而足，且屡禁不止。此时正值美国一波范围更广的犯罪高峰期，这波高峰酝酿了已有20年之久。虽然这波犯罪高峰的爆发远早于快克的问世，快克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犯罪学家因此言之凿凿地预测世界将不可救药。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或许算得上是主流媒体引用最多的犯罪专家，他警告国人，青少年犯罪的猖獗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但福克斯等传统观念传播者却大错特错，所谓的生灵涂炭并未发生。实际上，犯罪率不升反降——其下降之势出人意料、突如其来，且全面彻底，以至几年后的如今，我们几乎无法记起那些犯罪猖獗、人心惶惶的日子。
犯罪率为何会下降？
原因有几个，但其中之一最为不可思议。绰号“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的奥斯卡·丹尼洛·布兰德或许是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的罪魁祸首，他以一己之力，在无意间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种势不可当的连锁效应——效果与前者恰恰相反——此时刚刚开始抬头。
[1]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2]纽约上州，在美国口语中指纽约州除纽约市及长岛以外的地区。——译者注
[3]“感恩而死”，1964年组建的美国乐队，风格常在迷幻摇滚和乡村摇滚之间自由切换，是迷幻摇滚开创者之一，解散于1995年。——译者注
[4]卢普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传统中央商务区所在地，现为美国第二大中央商务区，仅次于纽约曼哈顿中城区。——译者注
[5]“非裔光泽”（Afro Sheen），一款为黑人式爆炸头发型设计的美发产品。——译者注
[6]哈佛研究员学会，由哈佛大学主办的机构，成员为事业刚刚起步、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学会会为其提供机会供其成长。——译者注
[7]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年）为美国诗人、散文家，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两人为父子关系。无法判断此处指二者中的哪一位。——译者注
[8]剑桥市，指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9]郊区居民在美国是个略带贬义的词，指保守、思维狭隘、品味堪忧、好攀比、喜欢干涉别人生活的庸众。——译者注
[10]氪石是美国广播剧《超人历险》中出现的一种石头，是超人母星氪星爆炸后的碎片，是超人的弱点之一。奇博比指手抓食物，也是美国的一个狗粮品牌。——译者注
[11]圣路易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市。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