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楚辞（下）

讲起文学，可以分别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时代性的，是纵的；另一方面是地域性的，是横的。

文学是人类从心灵中发出来的表现。它是受着地域的限制的，地域方面最重要者包括气候和山川、风俗等。真实的文学来自广大的群众，须采自当时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学的创造尚需加上技巧。《楚辞》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学性的，是南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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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地域性来自民间，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其中“颂”的部分占很少；“雅”代表着来自陕西的声音，其声乌乌然，自有其地域性；“国风”有十五，其声更多了。关于这方面，可参看《汉书·地理志》，这书根据不同地域而说明其风土人情。

孔子最喜爱“国风”之“二南”。当时的诗可唱，所以文学与音乐有关，孔子尤爱南方的韶乐，有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齐国之有韶乐，乃来自陈国。陈在河南淮水流域一带，为舜之后裔，“二南”即南阳今河南与襄阳今湖北之汉水流域。根据古代地理状况，陈与“二南”是属于同一条交通线上的。当年楚怀王败于秦被掳，楚人逃到安徽寿县一带，此时之楚人经过大迁徙，已变为安徽、江苏人矣。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尚有东楚与南楚，逃到湘江流域的是南楚，但人数很少。今日吾人在长沙、寿县一带，均可发现楚墓。故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文字是死的，地域是活的，两者必须配合起来讲。所以，如欲懂十五国风，必须先懂得其地域环境状况。例如，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南方如屈原投水而死，故祭水神时必须用祭物投入水中；北方祭山神则用火烧，使烟上升。孔子之伟大，在于他亦能欣赏南方。陈风与“二南”是轻灵的，北方的则笃实。

《楚辞》随着十五国风中的“二南”、陈风而产生，故其发源之背景是汉水流域与淮水流域，其风土人情自与北方有所不同。

汉代以后的人说，屈原流放到湘江流域，因而以为《九歌》是在湘江流域的背景之下而创造的。此说实违背事实真相，《九歌》的素材并非取材自湘江之洞庭湖。其实屈原《楚辞》之文学创作背景是源自“二南”即襄阳与南阳，即是在湖北而非湖南，因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鄂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注：编者按：《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唐成玄英注：“洞庭之野，天地之间。”历史上有时把地跨长江中游南北的云梦泽跟洞庭湖混而为一。）。

我国任何水名、山名或地名，其命名均有其原因，并非偶然。例如北方的水声浊，故名称有“洛”“河”等音，如名叫洛水、黄河等；南方则水声清，故称“江”，如长江等。然则何以称为“洞庭”呢？因为院子前面的叫作“庭”，是空的；洞者，通也，如称“山洞”“洞箫”等。因此，水相通者叫“洞庭”，所以，凡此水通彼水的均叫“洞庭”。据说太湖也叫洞庭湖，“洞庭”是个通称，是普通名词。我们如去查地理，便可知长江以北亦有洞庭，这正如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两地的山名相同。《尔雅》解释道：“大山宫小山，霍。”意即小山为大山所围叫作“霍”，其理相同。

何谓“湘”？湘者，即相也。正如“襄”，即“相”也，读音相同，两字都是“帮助”之意。王莽时改“相阳”为“襄阳”。《尚书》云：“浩浩怀山襄陵。”此处“襄”字有“凌驾于上”之意，意即水上了陆地，上了山。汉水即是如此，张之洞及以前的大官都曾筑堤来防汉水即襄水。“汉”者，天水之意，天河名叫汉，故汉水即天水，亦即是襄水。

《楚辞·渔父》篇云：“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此句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这里又牵涉到校勘学。参看《渔父》篇，襄水又叫作沧浪之水（注：钱按：见《楚辞·渔父》。），可见此文系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此处所说之“湘流”实指“汉水”也。

又如《九歌》云：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此句如形容岳阳楼之洞庭即不配衬，因境界不同；屈原是祭二水神（注：钱按：二水神即二女神，亦即舜之二妃，即汉水之神，《诗经》亦说及。）。屈原作此诗之背景是在湖北。

“橘逾淮为枳”，我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橘是“江陵千树橘”。地名亦可搬家，如英国的地名今日在美国亦有，我国亦然。“洞庭”亦可搬家，并且水与水可相通，故湖北亦有洞庭湖。

中国的字和命名都是有意义的。如“华山”之“华”，意即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思是“二山相并”；“衡山”是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以上所说是文学史上的考据问题。总而言之，屈原所说之湘江与“洞庭”都不是在湖南的，实在是指汉水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