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汉代奏议、诏令

奏议是政治上应用的散文，人民有意见时写文章上书给政府。

诏令是政府写给民间，只简单讲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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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议是人民对某件事可详尽申述对或不对，是人民反映给政府的意见。皇帝在诏令中虽可用命令式的语句，但书写的语句中亦可加入情感，使人民悦服，不必用道理、以教训口气来压服人民。

贾谊能写出最高级的政治文章，他的《陈政事疏》《过秦论》及《论积贮疏》等文，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明代归有光赞扬贾谊的《陈政事疏》，何止是西汉第一，简直是“千古书疏之冠”。姚鼐也赞贾谊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连鲁迅也说他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黄东发（注：编者按：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0）。宗朱子学，曾任史馆检阅。）评说道：“贾谊天资甚高，议论甚高。惜不闻孔子之学。”但贾生在其文中常提及应“与民休息”，应“亲民如子”，主张鼓励农民生产，倡导轻田租等等。他在《陈政事疏》中建议要降服嚣张的匈奴，还主张削弱诸藩，无不是为国爱民的好政策。他的《论积贮疏》对后世影响更大。他慷慨陈述道：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贾生的这种笔势纵横的政治文章，言简意赅，笔力雄伟而凝练，处处表露出其关怀国家、体恤人民之爱心，如果不是周勃、灌婴这班大臣因妒忌而在文帝面前进谗陷害，再加上长沙王的早逝，致使他于青壮之年抑郁而亡，本来他将有一番大作为的。

晁错也是一位善于写奏议文章的人，如他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论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都是他的著名篇章。方苞称赞他的文章与《管子》类近，说他杂用管子之语，如出一人之说。

晁错的《论贵粟疏》向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同时又主张“入粟受爵”。此文中云：

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因此，文景两朝都采用晁错建议，国家遂日益富庶，到武帝时，以至造成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现象。

又如晁错的《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并不主张“派远方之卒守塞而一岁一更”，乃是选常居者前往定居，而有家室田作，让守边塞者可安心长期居留屯戍。此所以后世常用屯田屯兵之法以守边疆，可能受晁错之影响不小。可惜晁错在景帝御史大夫任内，建议削诸侯封地，造成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不得已用爰盎（注：编者按：《史记》写作袁盎，《汉书》写作爰盎。）言将其处决。不然会有更多作品留传后世也。

此外，像董仲舒，亦为写奏议文章的高手。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作《举贤良对策》三篇，讨论天人相与、阴阳灾异诸问题，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仲舒文》。

至诏令文，贾谊亦是写此种文章之能臣。等到曹操出，能把诏令写得长，且是用故事体的写法，这使老百姓在阅读时大为增加兴趣。

如，曹操于建安年间赤壁之战时，重挫于孙权、刘备的联军，于是下《求贤令》道：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本来一国的领导，于危急之秋求才若渴，其诏令一类的文章，必定出于庄重严肃的口气，曹氏笔调却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如文中提及一位道德败坏分子，魏无知介绍那位曾与嫂子私通又接受过贿赂的陈平给汉高祖刘邦，使刘邦颇为迟疑，魏无知对高祖说，现在正是需才孔急之时，与德行有差错无关，我推荐的是他的才能，刘邦才重用陈平。

在堂堂正正的诏令文中，任谁也不会把这样的负面故事写进去，但曹操却毫无顾忌，无所不谈。这就是他的浪漫豪爽个性使然。

而且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真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之所以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因为他平日读书多。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就提到了孔子《论语》中赞“齐文、晋文之尊周”，周公《金縢》之书，乐毅闻图燕而垂泪，介之推归隐绵山，申包胥哭秦庭而事成不肯受赏，以及蒙恬之尽忠守义等典故。故吾人读曹文而感兴趣盎然，全由于曹操之勤读典籍、烂熟史事所致，绝非胸无点墨写来空洞乏味可比也。

至曹操写奏议文，如为增封荀彧，作《请增封荀彧表》，全文据实直言，绝无浮华虚语，故《文心雕龙》亦赞其“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乃值得一读之作。

诏令之外，尚有一种名叫“书札”的文体，也是应用文的一种，但汉代时人写“书札”的不多。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注：编者按：此文收入《文选》第四十一卷。）写得极好，亦值得一读。今择要摘录《报任少卿书》部分如下，以供欣赏：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未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

仆与李陵……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关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体大精思而成为我国最伟大的散文杰作，前已有述。此信乃其友任少卿劝其推贤进士，致使太史公满腹怨愤，畅所发泄，坦言是为了广主上的言路，且李陵确实不失为一位国士，可能在万不得已下临时投降敌方，但从他为人看，将来绝对有可能得其当而报汉。可惜事与愿违，世态炎凉，既已惨受腐刑，夫复何言，而主上事后又重用他任中书令，更使他含垢受辱，悲愤欲死，不得已遂继承父志完成《史记》，以泄其郁怒之气。太史公在此整封书札中，只是与挚友畅谈其个人遭遇与抒述其愤懑不平之胸怀。我小时候，十岁左右吧，老师教这封信札时，都是要我们背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