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建安文学

讲中国文学史也如同讲中国历史一样，应该加以分期。我把魏晋以前的时期分为四个时代：

（一）诗书时代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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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史时代《论语》《春秋》

（三）骚赋时代屈原

（四）建安文学时代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上前三个时代，前已讲述。此次讲建安文学时代。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由初平四年而改为建安年号，时为西元196年，当时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建安时代的文学为中国的新文学，此时期之政治固属黑暗，但此时期的文学却是划时代的，极足称道。因先前之时代，中国文学中如《诗经》、诸子与《离骚》等，其文学之表达均无独立观念与自觉性，直到建安时代曹操父子开始，才建立起建安新文学。

其实，所谓建安新文学，亦可说是继承稍早之前的五言诗之风格而来。由于汉末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藏隐在门第，而没有门第可躲藏的寒士，则心情大变，无心关怀政治，遂创出如《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作品：专注于人生悲欢离合、社会日常琐事；谈富贵功名者少，论儿女私情者多。此等少数读书人开创了一条新的平民文学之路，与雅颂骚赋迥然不同。而曹操及曹丕父子虽在政治上已跃升为领袖，其作品则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实乃继承《古诗十九首》，在其文学作品中表露出人生独立观念。可谓旧瓶装新酒，体裁虽与前相同，内容却变化多端。如曹操《短歌行》（注：编者按：收入《文选》第二十七卷之《魏武帝乐府二首》。）其一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的很多诗歌，都是对现实人生所感受的及时之作，时效性高，作者对当时人生的生活感受作出深情倾吐，情理融和，感人至深。又如曹操的《薤露行》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此章描写董卓作乱，火烧洛邑，迁都长安，而洛阳一片残毁，造成人民重灾难现象。曹操之所以要平定董卓、袁术、袁绍及刘表诸野心家之乱，并非为个人私欲而想夺取国家之政权，实乃自其父祖三代以来皆获汉王室重任，有以图报之故。他之本心，只望晚年在谯县之东僻处建一书斋，于夏秋两季读书，春冬两季则外出打猎，在草泽山野与农夫樵民为伍，与世隔绝以度余年。

由于曹操当时已是汉献帝时之丞相并已晋封为魏王的地位，他的文章却仍然似一位普通下民身份倾吐心声，这便是他人所不及之处。因此曹操之《让县自明本志令》，用以普告天下及其僚属，说明本人绝无谋朝篡位之野心，至于不愿放弃兵权，实为了怕遭人陷害，兼且江湖未静，但慷慨让出所封食邑四县中之三县，以表诚意。曹操以率直坦诚之心表达其奉公为国之愿望，其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使人信服，也使他造成前所未有的挥洒自如的文章特有风格。（叶龙附志，见篇尾。）

曹操的两子丕与植，他们的诗文也都承袭父风，但对文章的某些见解容有不同。如曹丕的名篇《典论·论文》，主要是评述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及曹丕本人讨论文章的个人见解。这篇文章是建安末年约西元218年左右，曹丕为太子时所写，是其《典论》中所残剩的一篇。所谓《论文》，曹丕认为是他《典论》中重要的作品。他在当时加上另外数文用来赠予当时称臣的孙权和劝孙权向自己称臣的张昭。

汉代有石经，至今尚有残存者。曹丕亦刻《典论》于六大石碑上，可见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兼且自己能写。后来由于政治上不为人所看重了，因此《典论》也失传了，今在《全三国文》卷八有严可均的辑本，在《昭明文选》中收录其《论文》（注：编者按：《论文》一篇收在《昭明文选》第五十二卷。）一篇。

曹丕的《论文》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呼声。自有其价值。但此文与其弟曹植所言，适为鲜明之对比。曹子建植与杨修德祖信（注：编者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见《文选》第四十卷。）中说：“辞赋小道，固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曹植此番论说，从文学立场来看，不如曹丕所言甚远。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杨德祖反对曹植之意见，其答曹植之信（注：编者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见《文选》第四十卷。）道：“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注：钱按：意指《太玄》。），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注：编者按：仲山，仲山甫，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之字。撰《诗经·大雅·烝民》赞美宣王。周旦，周公姬旦。）之俦，为皆有愆耶！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此番意见说得极好，但文章辞藻之美则不及曹丕。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建安时代是文学觉醒之时代，当以曹丕为代表。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今日吾人论文章可分：说理文，即是指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老子》《韩非子》诸书；另一种是记事文，即是指的《左传》与《史记》《汉书》等；再有是抒情文，指的如《诗经》及《离骚》等三种。但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的，两千年来当以曹丕为第一人。到了清代，桐城派人姚鼐提出文章之气有阳刚、阴柔之分，此说法亦自曹丕承袭而来。论气有清浊，不可勉强而得。文章亦大体似音乐之曲度与节奏。文章之技法易讲，但气是活的，是神气，是活的魂，故即使全懂文法和文体，亦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因文章之好坏，其关键在气。

韩愈说，文章要讲究声调，亦即仍以气为主。姚鼐说文章

要朗诵，要唱，即自其声了解其气，此即所谓神韵。中国一切艺术均以气为主，此乃与西方谈文学不同之点所在。我们可以根据“文以气为主”一句去读曹丕在一千八百年前所写之文章，就能得其气。人生不应该生活得太严肃，应能够欣赏文学之活泼化。

至于文章的体，则较气易讲，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者之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这里说到奏议要雅，那是指共同性的；而书论要理，是要求清楚而有条理；至于刻铭与诔文，是照它说它，要实实在在；诗赋则要有美感：即是说，文章开始时相同，后来则体各有异了。至于能文者也，只是偏于某一体，如太史公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像近人胡适并不能作诗，他的诗只是别裁而非正宗。他主张“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八不”并非正面讲法。韩愈可说兼能诗文，但他亦有偏。苏东坡亦是能诗能文之人，但他亦有不如韩愈的，且不长于叙事诗及碑志文，都是能精于一体的为多。畅销书并非价值极高，只是一体而已。故报纸的白话文，也只是备一体而已。

印度泰戈尔要来中国，请徐志摩写一诗以表欢迎，但徐写的诗体，并不适宜用作欢迎，因体裁各有不同。当时徐志摩所写的题目是《泰山日出》。这诗写得确是很丽，但文体不适合，应该用“铭诔尚实”才对。这是由于新文学家对传统的旧文学不太了解之故。曹丕在《论文》说到文之天才性，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注：编者按：傅毅，东汉文学家，字武仲，撰有《洛都赋》《舞赋》《琴赋》《扇赋》《神雀赋》《反都赋》和《七激》等。）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胡适说：“只手独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这并非说“理”，也并不“雅实”，只是“丽”，而且是“俗丽”。一般青年人上了他的当，其实不应该学这一套。胡适不讲道理，只说“孔教吃人”的口号，而并不说出理，这只是文学修饰，就如用“阿Q”之名，只是使人产生兴趣，只能使青年人冲动，似轻松而又严谨。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书札也有一体，写信最好的当是曹丕、曹植兄弟时期的同一辈人，可谓古今绝唱。例如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中讲其一生，写得极好。人一生也难得能写那么几封信。曹丕的书信写的是亲切有味的日常人生琐事。西方人描写人生是别人的、社会的；中国人描写的人生则是将自己投入进去，材料均来自自己本身。说不定将来创出一种东西调和的文体，让我们可以接受新的作品。

到曹氏父子出，写书信体的多了；后来王羲之出，注重字的艺术，写十三行，不再重视信的内容，看重的是字，称作“帖”。如此后蔡襄的《蒙惠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即是把极平常的人生放进最高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中去。

建安时代的曹氏丕、植兄弟，他们的作品本来是不相伯仲的，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但刘勰说了句公平话。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此处以“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简单八个字，说明了两兄弟，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

王船山擅于批评他人之诗，他在《姜斋诗话》中道：“曹子建植之于子桓丕，有仙凡之别。而人称子建，不知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此处指曹丕是仙，曹植是凡。可见吾人读书，不可只听一个人的话，否则见解有限也。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特别是曹丕发表《典论·论文》以后。魏后有两晋，再下去是宋、齐、梁、陈，此时期之政治虽黑暗，文学却极昌盛，此时期之宗教、艺术、音乐均达到极伟大之成就。

当时对文学提出最著名理论的是陆机士衡，著有《陆平原集》。他的《文赋》一文，是专讲文学之写作技巧，不过，忽略了文学的道德价值。陆机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前不可贸然下笔，应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自己的学历，丰富经验，然后才开始写作。如此的作品，才是充实而饱含光辉的。写作时应加以适当剪裁，将“物”“意”和“文”加以融会贯通，然后才能达到“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意境。他把先秦时期那种道德功利观念弃之于后，并将文学体裁由句读文加以扩充而分为十二类。将有韵文分为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及词曲六类，将无韵文分为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及小说六种。

陆机在《文赋》中所谈论到的，包罗命意、遣词、体式、声律、文术、文病、文德及文用各项。时人赞他“天才绮练，当时独绝，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认为旷古以来，未有能及此篇之精确者。

且陆机本人，天才秀逸，辞藻优美，葛洪赞他道：“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受人推崇如此。

接着就有钟嵘的《诗品》。钟嵘，南朝梁颍川人，曾任晋安王记室，著有《诗品》三卷。《诗品》意即“诗学的品评”，是中国最早的诗学评论专书，它把从两汉一直到梁为止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作家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对每一位诗人加以评述。钟嵘认为曹操的作品只是下品，将陆云评为中品，实在有点偏见；而将陆机评为上品，主要是他（钟嵘）承袭了陆机《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创作精神。

钟嵘《诗品序》云：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钟嵘认为，五言诗以其味厚为各类诗中之要。他又主张写诗使用比、兴或赋均不可过滥，当酌量用之：多用比、兴则容易践 过多而不利；多用赋体则文词易于浮散。故宜适当均衡运用之，始能突显五言诗的滋味。其实从滋味来论诗歌的艺术，也非钟嵘独创，古人中如《吕氏春秋》有钟子期、俞伯牙以高山流水结知音的故事，便是用琴艺来讲滋味。又如王褒的《洞箫赋》中云：“良醰醰而有味。”那是用箫声来论滋味。最早的要推《礼记·乐记》中所说的“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所以，古人用滋味来论艺文，其来有自。

钟嵘《诗品序》中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人生于世，所面对之日常生活遭遇与相处、一年四季之百态，摄入吾人心灵而感动，发而为文，再加上华茂的辞采，将是一首成就很高的五言诗矣。相传钟嵘早年曾拜访沈约，沈约在梁武帝时官至尚书令，他博通群籍，著述宏富，钟嵘希望他为之揄扬而遭拒，遂在沈约卒后置其诗作于《诗品》中列为中品，人谓此为钟嵘为报复其宿怨，其实此亦人情之常，不无可能。

现在谈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赞扬此书“体大而虑周”。传说《文心雕龙》此名为沈约所改，全书曾为沈约订正润饰。是否可信，姑存此说。

全书分为十卷，卷一至卷五是讨论文章的体裁。如下：

卷一：原道 征圣 宗经 正纬 辨骚

卷二：明诗 乐府 诠赋 颂赞 祝盟

卷三：铭箴 诔碑 哀吊 杂文 谐

卷四：史传 诸子 论说 诏策 檄移

卷五：封禅 章表 奏启 议对 书记

以上五卷主要是说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文之极矣”。

至于卷六至卷十，则论述修辞的原理与分法。如下：

卷六：神思 体性 风骨 通变 定势

卷七：情釆 熔裁 声律 章句 丽辞

卷八：比兴 夸饰 事类 练字 隐秀

卷九：指瑕 养气 附会 总术 时序

卷十：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此五卷是“剖精析采，笼圈条贯：漓《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

大致说，上五卷是比较分析；下五卷是演绎归纳，可称允当。例如他在《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便是主张要适当地运用辞藻文采，但又得把个人所经历的人生苦甜如实详尽地表达出来，亦即是文字的声律丽辞固然重要，但内文的情志事义也须充分加以阐述表达，亦即是为文的技巧方法与实质内容须并重而不可偏废。所以刘勰在《情采》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此节说明了文章的辞采将其实质内容衬托出来，使文与质相得益彰，因此而得以流传于后世，自古圣贤文词，莫不如是。

六朝时期，尤其是到了梁，可以说是文学艺术最昌盛的时期，梁武帝子萧统昭明太子纂《文选》，这是一本诗文总集，世称《昭明文选》。如照年代分，我国古代文学史依照次序分是《诗经》、史、子、骚、赋及五言诗和《昭明文选》。《文选》的内容除无《诗经》外，选入的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一百三十位作家，全书分三十八文体，包括《离骚》与《楚辞》在内。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文选》既成了七代的诗文总集，就有所谓“选体诗”和“选体文”，故有了“选体派”之称，已成为文学的一派了。如要懂古代文学，则非研读《昭明文选》不可。

昭明太子《文选序》曰：

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此处首句“姬公”，即指周公。首段说明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不能任意剪裁删节，有伤原来面貌，故只好不选入，并非不尊崇周公、孔子。至于不选入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故亦不予加入。记言亦不加入；至于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亦不揽入。《文选》选文之标准，其实并非昭明太子一人之见解，而是代表当时整个时代的见解。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

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唐代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考秀才，秀才即是杰出之才。有“《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之说，可见唐代重视《昭明文选》。唐代由杜工部、韩昌黎一辈大文豪开启新的文学运动，后人欲找出韩愈、杜甫之诗文，出处都在这本《昭明文选》中。

综合言之，谈到建安文学，主要的除曹操三父子之外，不能不谈到建安七子。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首先谈到这七人就是：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

但事实上，孔融并无列入“建安七子”之中，因为其师法蔡伯喈，《文心雕龙·诔碑》中云：“孔融所创，有慕伯喈。”所以，他非建安一派，只是曹丕喜好其文。他不幸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诛。其实孔融性格宽厚，喜好奖掖后辈，他任职太中大夫时，闲暇时间多，每天招待宾客，经常坐满一屋子，所以孔融常说：“座上客恒满，壶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生前与蔡邕非常友好，蔡死后，孔融仍很想念他，因此每当酒会时，便请来一位相貌很像蔡邕的勇士来作陪。人家问起，他便回答道：虽然故人已逝，但他的样貌依然还在呀！

孔融自幼就很聪明，且能言善辩而富有急智。他小时候闯入李膺家做客，与李膺辩难，使李无法招架。李说：你孔融小小年纪，已经口才便给，你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可惜我命不长久，看不到你的成就了。孔融说：大人离死还早着呢。李急问道：此话当真？孔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大人所言都是不中听之言，怎会如此快死去呢？李膺正尴尬之际，大夫陈韪助腔道：此孩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讥道：看来你小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了。弄得陈韪也自讨没趣哩。

陈琳先为袁绍使典文章，绍败归曹，当时曹操责备他道：你从前为袁绍写文稿，诉说我罪状那是无话可说，但竟连我的父祖都被你痛骂，是何道理？陈琳谢罪，太祖因爱其才而没有处罚他。

王粲于献帝初平四年时避地荆州，至建安十三年才归顺曹操。粲在荆州十五年之久，并不得志，当时作品虽多，留传的仅《登楼赋》及诗若干首而已。其《登楼赋》中有云：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注：钱按：十二年曰纪。）以迄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

……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王粲作此文，乃是借登楼以发泄怀才不遇之苦闷心情。至今已成传诵之名篇。

王粲记忆力特强，能背诵碑文，一字不差；棋乱后能摆正，亦一子不差；善作文，举笔即成，不须改定。粲于建安二十二年卒，时年四十岁，人云早发者不寿。

顺便说起一个故事，王粲生前爱听驴子叫，他死后，曹丕带领百官参加他的丧礼，便对众人说：王粲喜欢听驴叫，大家都用驴叫来送别他吧！于是曹丕带头，一众人都以驴叫送别。

阮瑀字元瑜，与陈琳同为魏太祖记室，军国书檄之文多为二人手笔。此即曹丕《典论·论文》所称之“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丕在《与吴质书》中亦有提及“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但不及瑀。

应玚德琏，他与刘桢俱以文才为曹操与丕所礼遇。曹丕在《与吴质书》所提及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就是指的徐幹、陈琳、应玚与刘桢，他们四人都已逝去。建安时期的文人，多是英年早逝，不知是否诗酒应酬过频，以致伤肝病亡。这养生问题，实在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注意之事。

至于刘桢公幹，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可能刘桢多病，因而常用来作卧病的典故。刘筠作诗曰：“节物变衰吟更苦，可堪漳浦卧刘桢。”某次，曹丕请客，其夫人出来拜客，其他宾客都伏地不敢看，独有刘桢站着直看甄夫人。曹操大怒，革职后罚他做苦工，去尚方署磨石块，某日曹操去巡视，戏问刘桢：“石头如何？”刘桢跪答道：“此石磨之不添光润，雕之不增美观，乃由于秉性坚贞自然形成之故也。此石看来纹理多弯曲，却不合规矩哩！”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当天免了他的罪，官复原职。

大致来说，建安时期的文学，除了曹氏三父子魏武“雅爱诗章”，文帝丕“妙善辞赋”，陈思王植“下笔琳琅”，此后“俊才云蒸”，当以“建安七子”时期五言诗为大盛。人谓建安文学中好手有二，厥为曹植子建与王粲仲宣；余谓曹操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是以亦不可小看魏武之诗作也。

叶龙附志：

余近重读钱师《师友杂忆》，知钱师宾四二十八岁时由小学执教，十年后转入厦门集美学校任教。钱师教的是高中部及师范部的三年级两班国文，他自述第一堂选教的便是曹操的《述志令》，当时学生听后极为钦佩，而当时的校长在课室外窃听，也大为满意，次日即设宴，大摆宴席，请钱师上座以示推尊。但此文并未选入《昭明文选》，陈寿的《三国志》亦无抄录，幸有裴松之注录，遂引起钱师注意，首加选讲。钱师认为这是他研治中国文学史之创见，认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继承汉末之五言诗，且散文体亦有大变异，曹氏父子三人为建安时期文学带头人，故有其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