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编 唐代古文（上）

如欲研究唐代的诗、文，可参考《全唐诗》和《全唐文》；如欲研究唐代小说，则要参考《太平广记》。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古代并无集部（注：编者按：“集部”自唐初《隋书·经志》起确立。钱先生大概指与“经”“史”“子”相比，“集”这种分类法出现较晚。）。明人编有《汉魏百三名家集》（注：编者按：《汉魏百三名家集》，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编。）；清人编有《全上古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及《全唐文》。但此后没有“全宋文”、“全明文”。（注：编者按：《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全明文》，钱伯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开始出版；另，《全元文》，李修生编，凤凰出版社出版，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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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凡经学六经皆史及史学，均可用于政治，而并非明道、辨道、论道。如屈原、司马相如是纯文学家，但他们所作却是韵文而非散文。所以，在韩愈之前，尚没有散文作家。

清代姚鼐姬传在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中，把文章分成十三类。其中的“论辨”类，如贾谊之《过秦论》，是从子部变来。又如“序跋”类，是书之前面的一篇序，本应放在书之最后，称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故放在前面，所以“序”即是“跋”。如《庄子》的《天下》篇放在最后，其实等于一篇跋。“论辨”类和“序跋”类可以归入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又，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奏议”和“诏令”，是政治文集，前者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和《论督责书》，贾生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以及司马长卿的《谏猎疏》，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等，均属“奏议”；后者如秦始皇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汉高祖的《入关告谕》、汉文帝的《除肉刑诏》、司马长卿的《论巴蜀檄》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均属“诏令”文。又如“书说”类，这类文章，战国时有，如赵良《说商君》、苏季子《说齐宣王》、张仪《说楚怀王》等，均是；至汉代则“书说”类不多，只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子幼（注：编者按：杨恽，字子幼。司马迁的外孙。）《报孙会宗书》等少数佳作而已，直到唐宋才有大量佳作出现。姚鼐选入韩愈此类文达二十四篇之多，选入柳宗元的亦有四篇。

尚有“碑志”类，连前所提及的“奏议”“诏令”与“书说”类，则可划入经、史、子、集中的“史部”。世称立石墓上曰“碑”、曰“表”，埋入土中曰“志”，或分成“志”与“铭”。东汉蔡邕伯喈善作此类文字。姚鼐选入韩愈此类文亦特多，几近三十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点是，魏晋后中国人重视韵文，辞赋之文大盛。亦即建安以后，文学的地位提高，人们看重辞赋韵文，故魏晋后之著作，“奏议”“书说”“碑志”这几类文都用韵文写。如《文心雕龙》，书名本身便好辞藻，其内容是骈文；又如唐刘知几的《史通》，亦用骈文写成。前者为文学批评，后者为史学批评，均用骈文来写。又如，唐代陆贽是位政论家，他一生写奏议，人称陆宣公奏议，亦用骈文写。

大致说来，自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藻采华丽、音律悦耳的骈文，一直到魏、晋、宋、齐、梁、陈及隋，于是才有韩愈出，由他来文起八代之衰。当时唐代继承六朝余绪，朝野大部分奏疏都用骈文写成，魏徵想加以矫正，但影响力不大，要到韩愈出，才纠正了这一风气。

唐时韩愈之前的有关文章的概念，可有以下四点：一是以前的文学不独立，是属于政治的，是文以载道的；二是中国的纯文学自屈原开始；三是中国的文学分辞赋与经、史、子两大类；四是建安时期后特重辞赋文学，魏晋南北朝后多用骈文写作。

我对上述文学风气，可有数点意见。

一是建安时期曹丕提出文学不朽观念是对的；

二是一切经、史、子的文学不可硬用韵文，因文体不合，应用文不应用韵文来写；

三是中国文章可分为应用文即含经、史、子之文与韵文两大类。

在南北朝时代，政治并不清明，但为文多用骈丽之作。北朝苏绰（注：编者按：苏绰（498-546），南北朝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制定并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出面反对此种风花雪月之文体，不准用绮靡辞藻，主张复古。

到隋代之李谔，提倡公文不许写韵文，文字要庄严。

到唐代，杜甫以诗来推行复古运动，即诗以载道。

到韩愈出，大力提倡古文复古运动，并以文为诗，创出一

条作诗之新路，又以诗为文，成为韩愈之新文体。首先，韩愈的散文可说是纯文学的；其次，韩愈的散文是摆入了日常生活中。如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当时潮州距长安很远，古代的交通又没有快捷如汽车、火车的交通工具。他时年已逾五十，冬季被贬，于风雪中行路十分艰苦，当他到达陕西边外的蓝关时，漫天暴风雪，连马也不肯走了，幸得他的侄孙韩湘子救他脱险。韩愈万分感慨，遂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此诗一面抒写其感慨之意，一面也显露其倔强之志，所描写的也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段情节。今日的戏剧中，有人创出《蓝关雪》（注：编者按：《蓝关雪》，署名吴下健儿撰，中华图书馆，1922年。）一剧，还有世所传的《八仙闹东海》（注：编者按：戏曲舞台比较流行的《八仙过海》，八仙各显神通。），也是描写韩湘子的，他是其中一位神仙。

韩愈到了潮州后，一方面关心民困，扶危济贫，一方面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工作，又鼓励当地人民男耕女织，使荒僻冷落的农村变成繁荣昌盛之地。但当地濒临南海边的恶溪，有鳄鱼为患，民间所养牛羊几乎全遭鳄鱼残害，甚至生人也要被吞食，于是韩愈用严厉之训斥及强硬的态度撰成《祭鳄鱼文》。名为“祭”，实为“檄”，其文曰：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之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本来对付鳄鱼，应以武力从事，但处此僻壤穷地，不但当时没有现代化之海军舰艇，连渔猎之大船亦无有半只一艘，韩愈不得已用檄文一招，明知是精神上安慰乡民，但为民除害之心却是真诚无讹，而鳄鱼竟愿远遁恶溪归入大海。它们首先是吃饱了，吃了抛下溪中之猪、羊，其他原因可能与当时之气候、风向亦不无关系。俗语说：心诚则灵，潮州人们亦十分了解韩愈关怀民间疾苦之心情。

韩愈，南阳人今属河南省。他三岁已是孤儿，依靠兄长韩会过活。退之自幼努力勤读典籍，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他不畏强权，得罪朝中官员，并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因上书痛陈关中的旱灾，得罪了主上，被贬为阳山令。但他在被贬期中，把阳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亦十分爱戴，把儿女之名字改为“钦韩”“爱韩”等等。当时他还写了一篇《进学解》，当朝丞相裴度看到后，觉得退之才华非凡，遂又设法将他调回中央任官；至唐宪宗元和十年西元815年，他随裴度征讨吴元济有功而擢升为刑部侍郎。可又因宪宗信佛过痴，退之遂作《谏迎佛骨表》以规劝主上而得罪当朝，遂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一心为国，爱民之心始终不二。退之在潮州时，曾上书感恩宪宗不杀之恩，遂调任为今属江西的袁州刺史。两年后，穆宗因惜才将他调回京城任“国子祭酒”，此官相当于今日之国立大学校长，使他得展所长，亦为当时国子监员生所钦佩欢迎。

终退之一生，他提倡恢复古文运动，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自认为孔孟传人，为文应贯穿孔孟之道。韩愈、柳宗元等力主“文以载道”，与当时政坛的改革新风相结合，成为推广儒学复兴思潮牢不可破的屏障。

还有一点，韩愈的散文已融入于吾人之日常生活之中。这是退之作品的一大特点。他发明作“赠序”，如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文曰：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悔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退之所创的“赠序”散文，显然是以诗为文，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是纯文学的。文中的情味，非议论，亦非奏议、碑志，是无韵的散文诗，情味自与别不同。如诗般的短句，质朴而富美感，看上去像一首诗，读起来更像一首诗，这是退之独创的诗体散文，是抒情文。又如退之之《祭田横墓文》，不用骈体，而是用散文体。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唯退之能打破局限。

还有，韩愈写的《滕王阁记》比王勃写得好。

韩愈的哀祭亦用散文写，如《祭十二郎文》便是。

韩愈亦喜写游戏小品。如他替泥水匠写传，曰《圬者王承福传》；又写《毛颖传》，实系写一枝毛笔；又写《送穷文》，希望穷鬼不要跟随。

写祭文之开始是关乎宗教，如古代祭文、武、周公，是庄严的，敬鬼神的，要唱，所以通常是用韵文体，但韩愈写祭文却用散文体，照理，散文不易抒情，但他却能从散文中抒写喜怒哀乐，可歌可泣。兹录其《毛颖传》第三段：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下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

退之此文发表后，并不讨好当时，很多人笑他的创作不够严肃，连向来赞赏他文章优美的宰相裴度也不以为然。唯有老友柳宗元赞此为奇文，以为值得欣赏。

韩愈有一篇滑稽文章叫《送穷文》，他准备把家中的穷鬼赶走，先准备了干粮、饮水和交通工具，该文是用对话方式，借文中主人与穷鬼对话。话中当然谈到穷鬼的穷伙伴也要一起离开，结果谈到穷伙伴的数量，搞笑的是，主人说：你穷鬼有几个穷伙伴，我是清清楚楚的，其实是五个。但文中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而是转弯抹角、搞笑地说：这穷鬼不是六，也不是四，说是十个就得减去五个，说是七个吧，还是要去掉两个。（注：编者按：原文为“非四非六，在十去五，满七除二”。）这似乎是数字游戏的猜谜。假如真是如此，则数字游戏的猜灯谜，也应当是韩愈首创的了。至于文中所说的穷鬼的五个穷伙伴是：

（一）智穷；

（二）学穷；

（三）文穷；

（四）命穷；

（五）交穷。

窃以为，以上五穷，韩愈真正穷的是“命穷”与“交穷”。

怎么说韩愈是“命穷”呢？首先，韩愈三岁成了孤儿，其青少年时期是靠兄长韩会把他养大的，不幸兄长又早卒，最后与嫂嫂相依为命，命运实在太差了。接着韩愈在德宗贞元八年，即二十二岁那年去考进士，遇上当时的文学家陆贽任主考官，考题是“不迁怒不贰过论”，题目出自《论语》的孔子赞颜回之句，照理这应是韩愈的拿手杰作了，但竟然不幸落榜了。这不是命穷便没有别的好解释了。奇的是，翌年韩愈再考，主考官与考题相同，韩愈作的文也与上年相同，但这一次竟为陆贽击节叹赏，竟录取为第一名。这不是和韩愈开了一个大玩笑吗？过去的一年里韩愈的内心是充满酸、苦、辣的，录取那年内心感受为何，也只有韩愈自己知道了。

韩愈考取功名之后，其遭遇也并不十分顺利，他中了进士，先是担任监察御史，可惜他看不惯种种政治上的弊病，加上朝中大臣也多嫉恨他，因此在他上奏关中旱灾为民请命之时，不幸被贬为阳山令，而且前文已有述及，柳宗元与刘禹锡两位老友也涉嫌参与此事，虽然后来有丞相裴度救了他，但一路来，似乎没有一位可以肝胆相照的知心友，所以也可说是“交穷”了。

还有一件不如意的事。韩愈有二妾，据宋·王谠《唐语林》卷六所记：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后来柳枝爬墙垣遁逃，终为家人追获。有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人谓可能退之专宠绛桃所致。宋代陈与义有诗道：“官柳正须工部出，园花犹为退之留。”亦可谓退之生平一件憾事。

还有，韩愈在裴度之助回朝任职后，因写了篇《谏迎佛骨表》而遭宪宗贬为潮州刺史，他写了一首意态苍茫但意志仍坚强不屈的好诗，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因此使后人创出一出《蓝关雪》的名剧。后来韩愈虽然写了一封向宪宗感恩不杀的上书，改调为较近长安的“袁州（注：钱按：袁州在今江西省，距当时的京城，当然较广东的潮州为近。）刺史”，但到穆宗时才调他回长安任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四年，愈卒，年五十岁，也就是安定的岁月度过了不足四年，年还不过花甲，寿命也不算长。退之其政坛地位并没有柳宗元高，虽然韩柳并称，其诗文亦高过子厚，但声名地位都不及子厚。所以，韩愈的“命穷”“交穷”可以说是他真实的写照。不过韩愈前面谈到的“智穷”“学穷”与“文穷”，那都是韩愈的强项，怎么都算不上穷，足以名留千古，也足以自豪了。所以，韩愈之所以写《送穷文》，恐怕只是开个玩笑、做个游戏而已；但从另一方面说，相信韩愈也一定自认为“命苦”“交穷”，那可能是他的真实写照，为自己抒发怨愤牢骚，也很可能是他作此文的另一个目的吧！

最后，还得把韩愈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原道》讲一下，将其中几节摘录如下：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宜，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陈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观此文，韩愈是隐隐然以传扬孔孟之道自居，依照退之一生，无论他是从政也好，写作诗文也好，确实是奉行着孔孟之道，以此作为他的终身的核心思想与为人目标，他是切实做到了。退之绝不是像别人那样，口中说自己才是孔孟的真传人，行为上却拉帮结派，只是为个人和集团的名利打算，而且对金钱私利特别看重，不惜排斥伤害曾经帮过他们的彬彬君子和好友，他不愧为孔孟的继承者。其实，信奉孔孟，任谁都可以，只要他服膺《论语》《孟子》，也便是孔孟之忠实门徒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注：叶龙按：本人在大学求学时，发觉有多位教授都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作风与本文所讲如出一辙。当时钱师十分赞赏商学院的众教授。）

韩愈除了是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他还有另外两大贡献，提出辟佛及提出尊重师道。他特重师道，并撰写《师说》：凡可传道、授业及解惑的都应被尊为师。

再回头来说：五四运动之大毛病，在于忽略了韩愈体裁的文学而只重视应用散文，其实都不会欣赏，也不去作这种类似韩愈的文学作品了。

韩柳时期开始有了纯文艺的文章，他们都可以文为诗。文章虽随时代而体裁有变，仍有其传统在，如韩文之《原道》《原性》《原毁》及《师说》等等论文，但其精华则不全在此等文章，韩愈亦作“奏议”“序跋”“书说”“赠序”“碑志”“杂记”“辞赋”以及“哀祭”等各类文章，影响后世极宏。与退之同时候写得好文章者厥为柳宗元。

韩柳都是以诗为文，以艺术的日常人生描写出诗的情味，而非宗教式的庄严。退之的《送杨少尹序》，即有诗情画意，为人所爱读。总之，退之之文变化无穷，有各种技巧。

韩愈可以说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至于退之学生，并不出特殊的文才，只有他的姪女婿李翱，其文体似退之，亦作得好。他们这一代过去后，此等新文体的文学已无后继者，要过两百年左右，等宋代的欧阳修出，才有了“文起八代之衰”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