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

唐代古文家以韩柳并称。韩愈当时提倡古文，提倡复古，其中最得力的助手要推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因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成为好友。韩、刘两位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同为御史，三人均为好友，但退之因当时关中闹旱灾，上书得罪德宗，遂遭贬谪为阳山令，此事由当时权臣王韦上疏所致，而柳、刘两位正是王韦亲党，退之遂对子厚、禹锡亦有了怀疑，退之在赴江陵途中写赠三学士诗（注：编者按：即《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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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

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

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

……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

当时柳、刘二位显然亦知退之有所怀疑，但最后退之终于释然于怀，三人仍为好友。他们三人，柳先卒，退之为作墓志铭，接着退之亡，刘禹锡为作《祭韩退之文》。退之为柳子厚所作墓志铭中，其中一节曰：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观此文，退之为子厚之早卒，十分惋惜痛心，谓子厚如能小心从事则不至如此，为了勇于助人，而不顾及个人得失，遂造成多次被贬谪。等到治罪被贬，又无得力友好人士助他脱困，遂致客死荒乡，才能未为世所用，主张未能实行，非常可惜。但又得说回来，如果子厚在政治上顺利又有成就，做到将军或丞相，那他的文学创作必定没有今天那么大的成就，两者相比，孰得孰失，旁观者一眼就能辨明，这也可说是子厚因祸得福吧！

柳宗元从北方贬到南方桂林等处，正是山明水秀之地。柳氏擅长写精短的山水游记，而不是用诗，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记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此文乃子厚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被贬为永州司马时。他在元和四年至七年期间，连续写了八篇游记，称为“永州八记”。此为其第一篇。子厚在永州（注：钱按：永州即今之湖南零陵。）时，还作了《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及《小石城山记》，合称“永州八记”。每篇独立但甚有连贯性，且八文中隐含作者内心所郁结的怨懑之情，有所倾吐发泄。子厚去游山玩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排闷解愁，且是借着登上高耸的西山来描写向四处远望的景色，所望见的境界宽广阔远。何焯（注：编者按：何焯，晚号茶仙，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之一。）在其《义门读书记》中说：子厚山水游记文“中多寓言，不惟写物之工”也。

今再录其八记中的《小石城山记》一文：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子厚在描写小石城山中的石洞奇景后，忽发奇想：如此美景为何偏会在夷狄居处荒僻之地，却不安排在中原富庶之旺地？老天莫非是为了安慰谪居来此的贤人所设置？也可能因为此地不出杰出人物，所以才有奇石奇山出现。结论是他对两者都不信。子厚的《天说》，证明他并不信天，也不信世上有神。可能真如茅坤（注：编者按：茅坤，明代散文家、藏书家。嘉靖十七年得中三甲进士，编选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所说，子厚只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其实子厚在抱怨朝廷没有重视他的才华，正如奇山胜水荒弃于僻壤夷地不让人欣赏一般。

子厚除了写山水游记是他的强项以外，主要还是心系祖国，不论贬谪到哪里，心中挂念着的还是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过得舒适些，政府的赋税能减轻些。他在《捕蛇者说》一文中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邪？”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子厚此文作于他贬任永州司马时，地处荒僻，民生困苦，他是借《捕蛇者说》来说明，当地人民宁可受被毒蛇咬死之苦。由于毒蛇可以抵当赋税，而被毒蛇咬只是一年两次，其余日子可以熙熙融融，生活快乐，而改缴赋税却是全年受苦，做人生不如死，正如孔子所说，“苛政猛如虎”。因此，百姓们虽然其父祖死于毒蛇，而仍然愿意以捕毒蛇为生。所以，子厚此文也就是为民请命。

子厚稍后调任，贬至柳州任刺史，他仍然关心民生疾苦，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好事，革除了没收债户为奴的陋习。即是穷人向当地富户借钱而到期无法偿还的，便可被债主终生没收为奴隶。子厚从此规定可以过期取续，或以劳力折合债款，实在无法赎身的则由子厚筹钱代付赎出。此举使其上司观察使赞许，并推行至其他州郡。

子厚在柳州时期，公余仍然寻幽探胜，写下不少山水游记。在此顺便一提子厚在柳州种柳的轶事。柳宗元自贬柳州后，便在柳江边住下，在花园中种了不少柳树。他的一位好友吕温（注：编者按：吕温，字叔和，又字化光，今山西永济市人。唐中期文学家，因官终衡州刺史，所以世称吕衡州，颇有政声。）见了，便作诗一首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柳柳拂天。”子厚读此诗后十分欣喜，更多种柳树，并作《种柳戏题》诗回吕温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杨当复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才，惭无惠化传。”因子厚引用了吕温原句，吕温见后哈哈大笑。

总之，韩、柳二人，同为提倡古文打拼，而且都兼擅诗文，写文章也都能以文为诗及以诗为文，可算得上是珠联璧合。

至于文体创作方面，韩愈则属于多元化，任何文体都能作，柳宗元除了山水游记是他的强项以外，至于其他方面，有关论辨文，如《封建论》《桐叶封弟辩》以及《晋文公问守原议》，都相当好；又如序跋类文的《论语辨》《辨列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以及《愚溪诗序》等，也都写得古雅淡朴，意韵生动。但如论及奏议、诏令、箴铭、辞赋，以及传状、碑志诸体，则非子厚之专长。韩退之则各体文皆精湛而变化多端，可谓全能之才。

韩、柳以后，同时代的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及元稹等人参与复兴古文运动，但形势已弱；至唐末，懿宗、僖宗时代，虽尚有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承接韩柳遗风撰写讽刺杂文，但此时提倡古文之风已远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