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明代主张复古派的有会所的组织，当时有王世贞明廷大臣等参加。王是主张庙堂派的，文章重雕琢粉饰。

同时期还有归有光昆山人，文章是学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与曾巩，又上学《史记》，特别对《史记》中家常儿女琐事和外戚列传等相当喜好，主张文章出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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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归有光被认为是文学之正宗。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同时。

学术之伟大在于有自由，且能得到后世的公正评论。谁也不能勉强。

在明代归有光以后，到清代时，古文崇尚唐宋八大家的出了姚鼐，姚的老师刘大櫆，刘的老师方苞，他们三代人都学归有光，均为安徽桐城人。此时考据之学大盛，但桐城派却提倡文学，他们用力最勤的是《史记》，留传有《归方评点史记》（注：编者按：清代广西桐城派古文家王拯编纂了一部《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将归有光、方苞对《史记》的圈点、评论、注疏、考据等有系统地综合在一起，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归有光用红圈，方苞用的蓝圈，两人共圈处则重叠，重要处加圈与三角形，转角的重要处用三角标点；除了点、圈外，还加上注。这是作文章的方法论，师长指示的是一条途径，然后再由自己去跑。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此书是将文体分类，将全国古今文章分为十三类，凡是骈文和骚都归为辞，选入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后，接着选入归有光、方苞和刘大櫆的。但刘文较差，姚鼐将刘大櫆文选入近十篇，人家便说闲话了。人说“归方”“方姚”，而不提及刘，因刘文较差也。

与方苞、姚鼐同时期的是讲汉学的考据学派，他们有门户之见，看不起宋学，但宋代之文学极为有优势。汉学家不喜宋，连文章也不讲宋代人的，他们也不提韩愈，主张恢复学《文选》。

清代出了几位知名学者，他们也学魏晋而不学唐宋。道光年间出了曾国藩，曾氏取进士后到北京，遇见姚鼐的学生梅伯言，后来曾亦学桐城派古文。曾国藩一生在兵营中，仍用功读写文章，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

姚鼐文章学《史记》，曾国藩则学《汉书》，后来称为“湘乡派”，实源自“桐城派”。曾国藩四大弟子中，其中之一为吴挚甫（注：编者按：吴挚甫（1840-1903），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曾长北京大学，严复回国出版著作时必请吴挚甫作序。后来北大国文系内有一派称为桐城派。

另一反对桐城派、讲汉魏的考据派，传至末年，出章太炎，因章师俞樾曲园是汉学家，故章太炎的文章是带有选体（注：编者按：六朝文的代表作品收在《昭明文选》中，所以，又称选体、选派。）味道的。

当时的阳湖派古文家觉得桐城派的文章淡，于是提倡诸子与汉赋。

学《文选》的就穿插了先秦诸子。当时学《文选》和诸子文章的有汪中和龚自珍，章太炎亦然。由于章的弟子在北大教书，故北大也出了选派。北大有选派与桐城派，五四运动出，两派都被打倒了。

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在文学系里听的只是语言、文字与考据而已。三十年来至今，已危险了，致使今日青年已无国文根基。

章太炎年老时在苏州设国学讲习会，这时期他的文章就近似桐城派，别人读来易懂了。他并且教人学文章要自桐城派入，晚年时懊悔自己早不学桐城派。

近代懂得桐城派古文的是梁启超，他认为应学桐城派。但梁启超自己作文不似桐城派，写起来洋洋洒洒，很宽大而散漫，但亦有好文章，例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便是。

我的朋友中，胡适之的文章写来调皮活泼，但用心而不随便写。胡适之的理论我是反对，但他的文章很成功，故至今有影响力。胡的文章仍有点内容，但今人仍不易懂了，因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差了，水准低落了。（叶龙附志一，见篇尾。）

今日青年应能看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如欲在学术界做自由人，一定要花三五年时间读通中英文。如要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必须要读书才是正路。

桐城姚鼐惜抱（注：编者按：姚鼐书斋名惜抱斋。）编纂了《古文辞类纂》，此书主要应先看其序。全书将文章分十三类，如下：

（一）论著；（二）序跋；（三）奏议；（四）书说；（五）传状；（六）碑志；（七）赠序；（八）杂记；（九）哀祭；（十）辞赋；（十一）箴铭；（十二）颂赞；（十三）诏令。

上述十三类中，“论著”“序跋”属于“子”，是关于学术思想之文，序在前，跋在后。例如，杜预注《左传》后，前面写一序。或有在著作完成后请人写序作介绍的，有的则读完该书后写一跋。

接着的“奏议”“书说”“传状”和“碑志”四类，是属于“史”。“奏议”是由下级对上级；“诏令”是上对下；“书说”是游说之文；“传状”是传记，是正式的史；“碑志”则是人死后在坟上立碑，放入坟内的叫墓志，最后几句有押韵的铭，故称墓志铭。此种文体从东汉后而开始盛行至清代。私的史叫碑、状、志，不能正式写传。至于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并不是正经的传。

关于“赠序”和“杂记”，这两类是应酬文。“杂记”是任何东西都可有记，日常家庭小建筑、名胜古迹均可有记。是了不得的应酬，均可有记。如太史公《报任少卿书》是伟大的书信，凭如此一两封信便可留传后世，其后则直到东汉曹操与丕、植三父子才有好的书信。

“哀祭”是属于祭文。“辞赋”“箴铭”“颂赞”三类，则属于应用小品。“辞赋”是有韵之文；“箴铭”是用来鼓励或劝告人的话，均可刻在器物上；“颂赞”则是对画像的颂赞等。

“诏令”类上面已提及，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命令，如君王写给大臣的便属此类。

姚鼐如此分类，是比《昭明文选》进步多了。

但凡一物，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不如此。中国文风很普及，例如，不可能无数人为一死者作祭文，但每一祭文中必有若干句是精彩的，故后来变成挽联了。

其实对联便是从文章变来的，中国人的对联极有丰富意义与内容。如清代阮元曾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书，又做过云贵总督，滇池有一风景建筑，他作一长数十字的对联（注：编者按：清康熙年间孙髯翁为昆明大观楼作一长联，道光初年阮元改之。），将历史、人物和风景都写了进去。又如，曾国藩与俞樾所作之对联均极佳。因此序跋均可省去，用对联即可取代了。后来，对联太多了，看来就无意义，但大园林名胜仍有极好的对联。例如苏州留园，其中的稻香村有一草亭，上有横匾，刻写了欧阳修的一句话，即是“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此话极恰切，可即景生情。

我国之应酬文后来变成了烂熟，由赠序到杂记，再而变成对联，进而再到打油诗，变俗了。其实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文学要配合人生，古代早已有了，不过只是太烂而已。

徐志摩为欢迎泰戈尔作《泰山日出》（注：编者按：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访华之前，徐志摩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写作《泰山日出》，刊于1923年9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但并不适合东方中国的文学风情。姚鼐的《登泰山记》，无人能出其右，此由于文言辞藻典故多，白话文则及不上。

有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曾两次来香港访问我，问及有关泰戈尔的文献中国尚有存否。因泰戈尔曾到过中国，但可惜没有。

今日中国的人生实感枯燥，实足惋惜。

关于传记，西方人十分注重。受西方影响，梁任公写《三十自述》，胡适写《四十自述》。由于中国人经常写作诗文，以后此一生均在此史料中。

清代人写日记是每天记的，伟大的事迹是在日常人生中，均能放入文学中。

桐城派古文的流弊是变成了应酬文，这班古文学家学的是归有光，将此当作文学，但当然亦有好的。（叶龙附志二，见篇尾。）

到曾国藩出，要让文学再回到经、史、子中，他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此书与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不同性格风调。曾国藩有名言曰：“古文无施不可，惟不宜说理耳。”所谓“文以载道”，何以古文不可说理？因唐宋古文家以诗为文，诗是不能说理的，所以曾氏说“古文不宜说理”，原因即在此。

我认为用白话文来抒情是不容易的，由于白话不太能表情之故，所以我说：“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

中国人以诗为戏，散文作得好是可以抒情的，但用白话抒情的则不易见到有好文章。

中国用文言文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

中国的戏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化妆绘画化，集三者于戏剧上。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中国文学史讲到这里，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

唐代的佛经、宋代的语录均有“白话”，但不能肯定此种“白话”是否与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相类似，不过胡适之作《白话文学史》时，都把它划进去了。

如《楚辞》中的“朕皇考曰伯庸”，则绝非白话。

文章有体有用，今日可用白话文描写的文体太少了，只有小说、戏剧、书信、新闻稿及论文等类而已。

中国有两位用白话文骂人的，除鲁迅外，尚有吴稚晖。宁汉分裂（注：编者按：宁指南京，汉指武汉。宁汉分裂指的是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裂。）时，吴稚晖帮蒋介石骂胡汉民而战胜了。鲁迅骂人的文章，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吴稚晖的文章粗俗，鲁迅的则尖酸刻薄而俏皮。平心而论，其《呐喊》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又如他的用古文译的《域外小说集》亦用过功夫，但已较林琴南差了。

共产党的文章长于说理，但文学方面的水准不够，即是说文章没有温情与性情。因文学要靠有温情，热情与冷情均太过了。

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留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

文学在今天已到了非创造不可的时代，全世界都已没落了，英美在今日也已没有大文学家出现。

叶龙附志一：

钱穆老师在本篇中谈到：“今日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差了，水准低落了。”记得一九六○年时，钱师去美耶鲁大学讲学半载，我当时新亚研究所毕业后，在香港一所中学任教文史课程，我有信向钱师问好及报告近况，意外欣喜的是得师逾千字的复函，后辈爱好中国文学的青年朋友，都值得参考，其中有云：

“所谓为人与做学问一以贯之，可即从此体验。最近能精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先从昌黎入门，依次可读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四家，然后再读苏氏父子，读该诸家之诗文时，如能参考读其年谱及后人之评注更佳。在新亚及孟氏图书馆中当可借得。读过姚纂，则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已得其半，即从此两书入门，亦是学问一大道。惟望能持之以恒，不倦不懈，不到一两年即可确立一基础，至盼循此努力为要。《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随笔》《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钞》所选，先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须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惟为学必先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叶龙附志二：

钱穆老师提到的桐城派的古文学家是归有光。另处也提及明代比较好的古文家也只有归有光一人。这是因为桐城派人推尊《左传》《史记》与唐宋八大家古文，而归氏亦相同。如《归方评点史记》即归有光与方苞同有评点《史记》，钱师在篇中已有详细论及。且归氏古文本来就学欧阳修与曾巩。其实方苞评归有光文是好坏参半，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一文中道：

“昔吾友王昆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欤！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欤。此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驳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此处方苞引用两友人对归氏所评，一劣一优，然后方氏本人评归氏亦有优有劣。总的来说，归文在古文义法方法，精于辞章而拙于义理。

至于曾国藩所评，认为归氏之文无法与曾巩、王安石比，亦不能与方苞并举，认为归有光所作赠序、贺序、谢序及寿序等，都是浪费笔墨、无意义之作。但林纾曾替归氏辩护道：“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臣大政，可乎？……震川文存寿序过多，或其后人爱不忍释，究亦不能病震川也。”（见《畏庐文集·震川集选序》）

桐城派文人中，姚鼐弟子刘开曾谈到作文当循序渐进，谓初学者当先学归、方，然后才进而唐宋八家，再进而至《史记》《汉书》。此番言论是由归、方入门，再进而上溯唐宋八家及《史记》。但归氏之所以能入桐城派文统，主要是归、方同重《史记》，世有《归方评点史记》，且方苞曾称：古文自唐宋八家以后七百年来无人，如无归氏接续，则于桐城派文统有所中断。故刘大櫆、姚鼐对归文加以揄扬，且归文本是师法欧、曾，遂使桐城古文有所承接也。

刘大櫆之喜好归文，曾编《归震川文集》选本，刘氏又曾编选《唐宋八家文钞》，以归文稍得古人行文之意，故将归文附入该书达三十三篇之多。

又，刘氏弟子姚鼐论归文，亦颇多赞赏，其《与陈硕士札》中说：

“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乃华丽非常处。”

此处姚氏说方苞论《史记》不及归氏之深。故归文虽有瑕疵，但亦有其长。姚氏又谓归文风韵疏淡处，深得太史公真髓。因此归文便足以列入桐城文派之列。

另有一问题，钱师于清代桐城派简略提及桐城派方、刘、姚三祖，但所述简略。此处补充若干。笔者1961年时，除在新亚书院担任大一国文讲师外，尚兼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时由钱穆老师指导余研究“桐城派古文”专题，后写成《桐城派文学史》一书，于197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后由钱师推荐敦请港大中文系罗慷烈教授指导余研读硕士，罗师继又敦促余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998年出版《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一书，港大考试委员饶师宗颐评曰：“论方苞、姚鼐文论要点出于戴名世，具见读戴氏书，用心细而能深入。纠正时贤浅稚之论，尤有于学术界，全文精辟之处在此。”此因时贤论桐城派只及方、刘、姚三祖而未及戴名世南山。此可能由于政治原因，时贤遂不敢道明，然笔者读方、刘、姚三人之古文，均系采集戴氏之意见，予以一一指出，乃前人所未道及，遂受饶师之赞赏。笔者实愧不敢当也。

但在事实上，戴名世在弱冠时，即好交游，与方苞、方舟兄弟极友善；名世亦自言与方苞最亲爱。方苞每成一文，常请名世改定之。凡名世评方文无可取者，方苞则接受意见而毁之。名世自言灵皋（方苞字）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想象名世古文中妙远不测之意境，颇有学效并受其影响。

戴名世虽自谦“与灵皋互相师资”，其实是方苞向名世师法，名世长方苞十五年，且名世二十岁前于古文方面已卓然有成，不但于古文写作上，且于古文理论方面，亦多有方苞值得师法之处。

名世既与方苞“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方苞于古文方面学自名世者，想不为少。名世作《方灵皋稿序》时为四十七岁，时客金陵。名世三十八岁至四十四岁大部分时间居于金陵，估计两人相与讨论质正十年，当名世三十八岁与四十七岁之间，此时期当为名世文章大成之时，方苞此时取法，得益必大。

名世自言其文章风格曾变化多次。他早期之“放纵奔逸”文风与方苞少时之“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涘”如出一辙；而方苞后期“收敛才气”后之“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鑪锤，穷极幽渺”，则与名世后期之转注于“义理之极微，人情之变态”而“务为发挥旁通之文”亦无以异，此即名世将自己所走创作古文曲折之路之经验授予方苞之明显迹象。则两人所经之途径有如此之雷同实无足怪。两人之见解同，风格同，嗜好古文同，方苞以名世之古文作为范本既达十年之久，其受名世之影响之深且远当可想见。

方苞曾谓：“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可见方氏眼中，唐宋八大家以后，明代无一古文家足以称巨子。方苞之非宗归有光，诚如黎庶昌所言：“望溪为文与归熙甫不类。”然如谓方苞宗法戴名世之文论，则诚离事实不远。且戴、方二人均同宗六经、《论语》《孟子》《史记》及唐宋诸家之文，可谓志同道相合。

至于刘大櫆在古文理论上被认为是创见而最受重视的文论——“神气、音节、字句说”，或称“因声求气说”，其实亦源出戴名世。戴氏所说前人并无特定名称，今姑称之曰“文章魂魄说”。王镇远曾有一文论及，称姚鼐著名的论文八字诀，分明是刘大櫆论文章中“神气”“声音”“文字”的扩充与发展。王镇远并非完全说对。因姚氏所提出为文者八，戴名世大都早已提出过，故姚氏受名世之影响可能更大。其实刘氏的“神气、音节、文学说”并非由刘氏创造，乃源自名世的“文章魂魄说”的启发所得。因名世早在《〈意园制义〉自序》文中说：“每一题入手，静坐屏气，默诵章句者往复十过，用以寻讨其意思神理、脉络之所在。”亦即后来刘氏所提出之由“字句”“音节”而得出“神气”也，其实名世之“文章魂魄说”受方百川之启发所成。但再由方苞稍加发展，即将最精之“魂”——“神气”与最粗之“魄”——“字句”，用稍粗之“音节”贯穿而沟通之，成为更为清晰之文论，而因此再启发姚鼐“为文八诀”之扩展。

换言之，刘、姚之此项文论乃是远绍于名世之“魂魄说”发展而成。

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他在《复秦小岘书》中说：“鼐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三者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氏之意是要将义理与考据融化贯通于文章之中，期使文臻乎“道与艺合”及“天与人一”之境界。顾易生谓姚氏此说源自程颐，武卫华则说姚氏此见乃得自刘氏启发，又有近人艾斐谓姚氏此说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创见，其实上述三人说法都值得商榷。因戴名世已早于姚氏提出相同理论，其《己卯科乡试墨卷序》中已说及“君子者，沉潜于义理，反复于训诂”，并且要“言之行世而垂远不可以无文”。这里已提出“义理、训诂、辞章”三者当兼备不可缺一，实已先于姚鼐提出矣！

论者又谓：姚鼐又发明文章“阳刚阴柔说”，其实亦不新，其实此说亦可谓出自名世，因名世有一文《〈野香亭诗集〉序》，其中道：“往余读相国之诗，雄健峭削，如长松千寻，孤峰万仞，而不可攀跻也。今读先生（指相国之子李丹壑）之诗，如清籁在耳，明月入怀，幽微淡远，而难以穷其胜也。”此处便是名世用阳刚阴柔两种境界论同时代友辈之文。前者“雄健峭削，如长松千寻，孤峰万仞”，是明言文章阳刚之美；而后者“清籁在耳，明月入怀，幽微淡远”，则明显是说文章阴柔之美。人又谓姚氏《复鲁絜非书》乃学自严羽之《沧浪诗话》，其实我们如一读名世之《〈意园制义〉自序》一文，便知后者启发姚文更多也。

因此，谈及桐城派如只提方、刘、姚三祖而不提戴名世是不公平的，名世实为桐城派三祖之祖，至少也应该说桐城派有戴、方、刘、姚四祖才对。但为何世人不提名世呢？此乃由于名世因《南山集》遭文字狱之祸而罹难。当时之人莫敢再谈及其文与文论，但今已事过情迁，而饶师宗颐之尊翁饶锷先生慧眼识英雄，在六七十年前对名世之古文特加揄扬，将其古文与欧阳修并称，可谓今之钟子期，名世如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