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傻帽悲观派

煽动者的逻辑

我想为煽动者画一张像。煽动者通常用三段论逻辑，第一句话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团漆黑，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第二句话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小部分人作恶，比如希特勒嘴里的犹太人、某经济学家嘴里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所以我们才沦落到如此处境。第三句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跟我来，我有办法。这样的人就叫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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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别觉得煽动者只存在于政治当中，现在很多商业广告的逻辑都是煽动者的逻辑—列出问题，摆出解决方案，然后把问题再强调一遍，把自己的解决方案说得无比美好。这都是煽动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在全球各地演讲，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难以忽视的真相》，说地球马上就要升温了，升温之后环境就完了，再升温几度，人类就要永远灭绝了。那么，大祸临头怪谁呢？怪中国人，中国人烧煤、烧汽油，拼命买车，美国人看着就糟心。怎么办呢？我有一套解决方案，通过碳交易来减碳、减排，然后就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给中国政府施压。这套逻辑就是煽动逻辑。

我们《罗辑思维》的逻辑正好是反着来的。第一，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无比美好，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正在给每一个国人洞开崛起的大门。第二，我们强调不要去仇恨，应该让爱的人、气味相投的人、玩得来的人跟我们一起玩，不要跟别人去斗争和抗争，因为人类早就摆脱那样的时代了。第三，我们强调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才是创造力的源泉。

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理性乐观派呢

《罗辑思维》的逻辑和煽动者的逻辑起点就不一样，那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会越变越好，还是会因为某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而变得一团黑暗？我们是要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还是一个理性乐观派呢？

看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我要讲的是《理性乐观派》这本书。

先从悲观谈起吧，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个世界有多少会让我们悲伤的事情啊，贫困、疾病、土壤沙化、大气层酸雨、臭氧层稀薄、生物种群灭绝、小行星撞地球、雾霾围城、癌症发病率上升、普遍的道德堕落……这些问题经过专家、教授、学者和媒体的添油加醋已经深入人心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么说有名有利。

先说利，有人给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过一笔账，他光靠吓唬全世界人民就有上亿美金的进账，而他自己在田纳西州的豪宅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美国人均的十几倍，是中国的100多倍。当有记者去责难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花钱买的你管不着，就好像中国人烧煤炭、买石油不花钱似的。

另外就是有名，不知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导演，都是靠给人类带来坏消息而成名的。这些人有忧郁的眉头、机智的眼神、坚定的信念，怎么可能没有一颗善良完美的心灵呢？

一个人是不是高尚，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正确，这之间的逻辑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所有这样做的人，都获得了好名声；相反，所有对这个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反而显得很浅薄。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讲过一句话：“如果对人类发展的善性抱有乐观态度，这样的人就显得心智浅薄。”所以，有名又有利，还显得不浅薄，为什么他们不趋之若鹜呢？

我们现在是最糟糕的？

悲观的论调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代，公元前8世纪就有诗人吟唱道：“过去的时代多美好，现在是多么糟糕。”古希腊人把世界历史分成三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黄金时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是最糟糕的黑铁时代。

中国的孔子也这么说，所有的思想家都这么说—过去很美好，现在很糟糕。孔子之后一千多年的朱熹就说，三代以上，天理流行，王道圣战；三代以下，人欲横行，霸道盛行。

但有趣的是，所有这些高大上的、显得那么正确有智慧的言论，它们没有对过一回。人类世界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蒸蒸日上的，所有的担忧几乎都没有实现，所有我们认为注定要恶化的情况都没有恶化。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应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最没有争议的，对人类贡献巨大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就拿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来说，英格兰在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里，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就是人口大爆炸。1750年英格兰只有600万人，到了1800年，已经变成了900万人，到182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200万人。人口爆炸肯定能说明一些问题。最起码，食物增多了，人们普遍的营养水平提高了，生活品质上升了，才会发生人口大爆炸，唯有盛世才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可是当时的文人是怎么描述那段日子的？大学者罗素就讲过一段话，稍微学过经济史、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革命带给英国人的是一场灾难，那100年英国人的幸福和前100年是没法比的，而这些问题都怪科学技术。”

其实当时考察过英格兰社会的人有很多，比如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1844年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伦敦看到的的确都是贫民窟，是工人阶级在啼饥号寒。到了1892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是名作，正要出版第二版，恩格斯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老老实实承认，当年描述的情况现在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恩格斯接着又讲了“但是……”，但那都是后话了。在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人们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不堪，后来才发现全是谎言，全是错误。

其实当时很多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人，是根本没有到工业区待过的文人，包括有些贵族老爷到工业区一看，那么脏乱差，居然把衣服晒在户外！在当时的工人住宅区里，这儿拉一根绳，那儿拉一根绳，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样，万国旗飘扬，到处都在晒内裤、晒胸罩、晒被单。

贵族老爷自然看不惯，但这恰恰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人生活水平改善的一个标志，他们开始换洗衣服了。那个时候法国人一般不在外面晒衣服，一辈子就一件老棉袄，而且还是传代的，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褥子，当然不用洗。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很原生态，可那恰恰是落后和贫困的标志。

18世纪早期，英格兰人只能吃黑麦、燕麦做的面包，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快结束的1850年前后，小麦做的面包，以及原来非常奢侈的肉、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所以隔了100多年我们往回看，那段时期是最没有争议的人类经济和普遍状况蒸蒸日上的时段，尽管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把它描述得一团漆黑。

我小时候真被吓得不轻。1968年，有几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苏联学者在一幢小别墅里搞了一个小聚会，把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给请去了，探讨人类未来会怎么样。一探讨，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1972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署名是罗马俱乐部，那篇报告叫《增长的极限》，内容是说，整个地球的资源快用完了，石油最多够用30年，人类没几天好日子过了，等等。

所以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要环保，要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资本主义再这么糟蹋，世界人民的好日子不多了。可是实际上呢？40多年已经过去了，各种资源的探明储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增长的极限没有到来，人们没有听那帮学者高瞻远瞩、无比正确的建议，我们仍然在玩命地往前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签了一本特别厚的文件，叫《21世纪议程》，就是说人类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再不停止发展的步伐就不行了。总而言之，大祸临头了，咱们得想想未来怎么过日子。

不管这些言论有多么崇高的动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说错了，因为它们对现状的描述、对未来的预期都没有兑现，最后被证明正确的是我们这些傻呵呵的理性乐观派。

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接受坏消息

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人向我们传扬坏消息是图名图利，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作为听众和读者，为什么愿意听这些坏消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杏仁核，它负责“预警”，说白了就是过滤信息的。因为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哪些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安全和繁衍至关重要，由杏仁核负责筛选。它还掌管人类的很多原始情绪，比如恐惧、愤怒、仇恨。在莽莽榛榛的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的贤明们，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个杏仁核来分辨，哪里有老虎的身影，什么是豺狼的嚎叫，什么人动了我的女人，什么时候粮食不够吃了，这对我们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大脑渐渐进化出了另外一部分，叫前额叶皮质，就是大脑皮层前额这块。这就高级多了，因为它管理很多亲社会行为，比如友谊、爱情、情感、协作、善意的表达、语言这些东西，它旨在平衡杏仁核那种很原始、不理性的反应。

这样的坏处是，一个坏消息进来之后，因为杏仁核是先进化出来的，总有个先来后到，它就会做出恐惧、仇恨这些反应，当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再去做理性处理的时候，杏仁核已经反应完了。这就是我们人类倾向于接受坏消息的一个生理基础的原因。

这个知识是谁告诉我的？是一本书，叫《富足》。这本书跟我前面讲的很多观念是暗合的。生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卡尼曼，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发明了一个词叫“锚定效应”，什么意思？就是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过往的信息和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我们没有能力依靠全部信息来做决策。所以那些过往的和局部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策，因而产生了认知偏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19世纪末整个伦敦人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街上到处都是马粪，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当时的伦敦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马粪越堆越高，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掉，人们就觉得末日来临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汽车出现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信息得出结论。

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IBM的创始人沃森就说过一句话，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当时还有一个计算机学者说，人类总不能每家每户有一台电脑吧，这成何体统？他们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人人一台电脑，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台。

为什么他们当年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虽然在当年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但当时他们看到的电脑是什么样子？好几吨重，大得能装满一间屋子，这样的电脑当然不可能一人一台了。他们所有的决策都是根据过往和受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锚定效应和对人类的悲观预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就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2008年美国的一个环保激进分子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替中国人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完，美国人都傻眼了，说这样下去可不行，要遏制中国发展。

那笔账是这么算的，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用纸量和美国人一样，是什么结果呢？中国一年消耗的纸张是全球纸张产量的两倍。到了2030年，如果中国人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四个人有三辆车的话，那么全中国的稻田都应该铺上水泥变成停车场和高速公路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要享有11亿辆汽车，而现在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不过才八点几亿辆。到2030年的时候，如果中国人有这么多车的话，一天要烧掉9500万桶石油，而现在全世界石油的日产量不过8500万桶，全都给中国人使还不够。就是这么一笔可怕的账。

这背后的道理，可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锚定效应？我们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期，这就会导致错觉。

其实资源使用是人类悲观论调最集中的一个领域，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预期，英国人就受尽了这玩意儿的折磨。17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还没开始，但是英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增长，当时一家炼铁厂一年要烧掉400英亩的森林，这还得了？酿酒厂也要烧火，一年也要烧掉几千卡车的木材。当时英国人就犯愁了，据说1650年英国的木材价格比50年前烧柴火时期的价格涨了七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穷人烧不起柴火被冻死的情况。

很多贵族，包括国家掌权者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可怎么办？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很快就要被我们耗掉了，所以很忧虑。几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很简单，把自己的床挪开，底下就是煤，烧煤。烧煤烧出来一个工业革命。但是问题又来了，人们又开始犯愁。

1865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好日子快过到头了，现在的繁荣是用煤炭支撑起来的，美国人会把它用完。1866年由于这个经济学家的煽动，再加上当时媒体配合炒作，真的出现了煤炭恐慌，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当时英国的首相格雷斯顿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就在下议院讲了一通话，说我们要趁着煤炭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在预算里留出足够的额度，把我们的国债给还完，因为好日子到头了。英国人现在处于历史的顶峰，以后再没这好日子了。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皇家煤炭运营委员会，来应对马上出现的煤炭危机。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就在那10年，不知道是上帝有意和英国人开玩笑还是怎么回事，全世界范围内突然发现大量煤矿，对煤炭的焦虑一下子就解决了。接下来为什么忧虑呢？石油。

石油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噩梦，占据了20世纪几乎所有媒介的重要话题榜。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1910年美国的矿产局发布消息，说现在美国境内探明的石油储量够用10年，到192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到193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要知道，它不是基于理性的发布。每一次都告诉人们石油快用完了，我们不能再开汽车了，不能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这次繁荣的境况10年后就要终结了，旁边又有罗马俱乐部给他背书，所以当时人们觉得这就是必然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仅仅靠美国的新技术开采出的页岩气就足够美国人用上300年，石油越用越多。

我们对资源有大量的误解

历史上，几乎所有对于资源的论断都会破产，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人类运气太好？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在长久的观念当中，对于资源这个概念有大量的误解。

我今天来给大家破三个问题。

第一，资源的本质不是客观物体而是知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块农民的土地里突然冒出了石油，请问它是资源吗？当然不是，黑乎乎、油腻腻、黏糊糊的那个东西，只会让土地变得不宜耕种。如果那个时候山洞里有油矿，人们进去之后受了辐射生了病，只会说山洞里闹鬼。无论是石油还是油矿，都不会让当时的人类认为是资源。人类的知识足够发达之后，它们才成为了资源。

第二，资源的总量是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例如石油，石油总会用完的，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从短时间内来看不是这样的。2013年俄罗斯探明的石油储量是六点多亿吨，目前它全年的开采量是五点几亿吨；中国也一样，新探明储量比我们当年的开采量要大得多。可见，在已知的范围内石油是越开采越多的。而且中国现在的开采率还很低，我们石油的开采率只有30%左右。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还能进一步增大资源的总量，所以资源的总量是变动的。

第三，资源是可替代的。这话怎么讲？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人类处在互联网时代、电器化时代，我们的电缆是一个庞大的总数，如果没有发现光纤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用铜做电缆的话，地球上的铜早就用光了，但是人类不会等到铜用光的时候再做这样的创新。这时出现了玻璃，用知识加工成了光纤，就能用了。再比如说，很多人担心纸张问题，我现在很少用纸，除了买书，我们的办公室没有打印机，一人捧着一台iPad讨论问题。所以，未来就得靠这种资源替代。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很多人在讲，有一天罗胖说的这些突然都不能兑现了，过往的历史经验不奏效了，人类所有资源真的枯竭了，怎么办？你以为人类历史上没发生过吗？发生过。

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西方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人就不爽，就不卖给他们石油，限制总量，然后抬高价格。反正从1972年开始搞这种石油禁运，1974年的时候石油价格大概涨了三倍，10年之后就涨了10倍，石油生生从每桶3美金涨到了35美金，现在更高，那又如何？人类的繁荣和文明没有崩溃。没错，资源这样突然一涨价，美国、欧洲的工业生产当年下滑了30%，但是几年之后呢？一桶石油3美金的时候，美国生产的汽车动不动就是几十升每百公里的油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生产的汽车油耗已经变成了大约17升每百公里，现在基本上是10升每百公里，而且很多厂家还在研发耗油量更低的车，甚至很多人骑压根儿不用油的电动车。

而且当时有一种铝制发动机，因为它轻，所以耗油量小—技术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石油短缺问题。站在石油危机之前，没有相关知识，你是打破脑袋也想不清楚，石油和金属铝之间怎么会有替代性。

所以，资源这个东西它永远可以是互相替代的，此处没有了，彼处就会冒出来。还记得那句话吗？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你可能会觉得罗胖你还是没说服我，因为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在摩天大楼上跳楼，坠到二楼的时候他还给老婆打了一通电话，那时还没事，情况一切良好，实际上下一秒就落地了。

你可能会问，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境况都很好吗？不是说此前宣布坏消息的人都是王八蛋、撒谎者吗？不是。他们只是说早了，没准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二楼了。

停止发展，不行

回到刚才那个故事，人类社会从摩天大楼的顶上纵身一跃，现在距离摔到地面只剩下一米了，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好比上帝发明了人，但是他觉得人类这孩子太淘气了，现在终于发了雷霆之怒，要惩罚我们一下，给我们制造一场大灾难，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假设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悲摧，就这么命苦，我们真的就赶上了这一波灾难，那怎么办呢？悲观论者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两条，第一条，停止发展；第二条，节约发展。

我们来看看这两条路是不是有可能。

首先，停止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追逐更好、更舒适、更豪奢的生活，这个欲望是藏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靠舆论宣传、道德教育就把这玩意儿给遏制住是不可能的。你看天天讲减低碳排放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自己还拼命增加碳排放，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可能。

因为全世界市场经济背后的驱动力量叫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马克思主义也是从扩张这一点来批判它，歌颂资本的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关于资本主义有一个定义，说它是人类协作的扩展之学。请注意“扩展”这两个字，这是资本的本性。所以节制人类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说，假设可能，现在我们终于通过道德说教勒住了人类发展这匹劣马，那会发生什么呢？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准会下降吗？大家都会乐于过清贫一点儿，但是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生活吗？你放心，不会，一定会有一些有权、有力、出身相对占优的人继续追逐豪奢的生活。

既然没有化石能源，没有其他资源可以用，怎么办呢？很简单，奴役人。比方说17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就是著名的太阳王，据说他吃一顿饭后厨得有498个人伺候。对，奴役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照样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过的都是路易十四的生活，你随便到餐馆点一盘沙拉，腰果可能来自越南，蔬菜来自山东，橄榄油来自加拿大，盛沙拉的盘子可能来自约克波希米亚，等等。我们现在享受的何止是500个人的后厨！

经济学上有一篇著名的短文，1958年经济学家里德写的《铅笔的故事》，写得非常好。这篇文章说铅笔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业品—里面一根石墨棒，外面一圈木材，裹一个铜皮，上面有一块橡胶橡皮—实际上是卷入了全球几百万人的劳动和协作，才会来到消费者的面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路易十四，我们享受着无数人伺候我们的生活。

如果这个扩展秩序停止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回到路易十四的状态，一个人坐在那儿吃，498个人在后厨里忙，回到人奴役人的状态。这不是危言耸听，反过来一想你就能明白其中的逻辑。

为什么19世纪中期美国人通过南北战争解放了奴隶？你以为这是人类道德水准的演进，是政治理想的实现吗？错，最底层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时候用奴隶已经不划算了，明明有石油、煤炭驱动着蒸汽机、内燃机，为什么还要用功率又不高、管理成本还居高不下的奴隶？所以人类就自然切换到化石能源，人对人的奴役就解放了。

如果化石能源被排除在人类的资源之外，那怎么办？回到人奴役人的状态，奴隶会不会再登上历史舞台呢？你心里应该有个谱儿吧！

省着点使，也没用

悲观论者的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省，咱不停，省着点使总可以吧。省着使也不是解决方案，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杰文斯悖论”，有一本书就专门讲这个的，那本书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看，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行。

杰文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分析人类机器的发展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一直在节省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但是每提高一层，能源的消耗总量就越大。在卡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蒸汽机的能源效率是1%，也就是说，100吨的煤只有1吨能够转化成为人类做功的功率。卡特改进蒸汽机，能源效率提高到10%，后来出现的内燃机又提高到20%。现在最先进的火电站的机组已经达到了60%的转化率，但是人类耗费能源的总量怎么样？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当汽车百公里的油耗降低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汽车，因为汽车越来越省钱，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路要去跑，耗费的汽油就越来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杰文斯悖论。

所以省是省不出一个光明的前途的，悲观论者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就是这样，在直觉上觉得可行，实际上一推导，还不如不这么干。比方说每年3月29日，全球有一个一致性的活动叫“熄灯一小时”，虽然主办方也讲这个活动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它还有反面意义？你以为大家这一天会不用光吗？晚上当然得用光，那怎么办？点蜡烛，蜡烛输出的光明要小得多，但是它的能耗其实要大得多，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废气对人类身体的伤害要大得多，这个替代方案其实远远不如用电。

此外，虽然“熄灯一小时”这一天大家很欢乐，每个人都献出了爱心，都表达了对地球妈妈的爱，但是有一伙人向隅而泣，敢怒而不敢言，是什么人？电厂工人。平时晚上电力的负荷高峰都是那么高，这一小时负荷突然下来了，锅炉可能会熄火。要知道，电厂的锅炉重启非常困难。平时发电机的机组都是靠阻力对转子的影响来运行的，现在阻力突然减小了，整个机器的运转速度突然加快了，对所有的电厂设备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而且无法预测的巨大损失。

那些悲观论者是不会去算这笔账的，他们以为我们这个行动即使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至于有什么害处，错，恰恰是没有益反有害。

继续想办法往前冲

你可能会问，你们理性乐观派的基础方案是什么呢？

理性乐观派认为，想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省，也不能靠停，而是继续想办法往前冲，即使距离地面只有一米，也要想办法在地面钻出一个洞来穿过去。

能源不够用？那就想办法发明新的能源，开拓全新的资源，让我们的发展继续可持续，而不是停步，更不是缩减。

怎么往前发展呢？人类历史几百年的文明进展，无非告诉我们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靠市场经济的核心价格信号。人类发现新资源、新能源不是靠什么环保、什么有志之士的大声疾呼，全部是靠资本家贪婪的眼神盯住市场信号。太阳能什么时候能普及？不是靠大声疾呼来普及，而是当石油越用越少，价格越抬越高的时候，用太阳能已经有利可图的时候，太阳能就会大行其道。而且随着太阳能的用量越来越大，它的单位成本也会相对下降，那么太阳能就可能逐步替代一部分石油。所以，最终还是要通过那个被很多悲观论者、环保主义者看不起的、贪婪的市场的扩张，通过价格信号，最终解决问题。

第二个办法就是知识。前面我们讲过，资源的本质就是知识，所以解决资源问题的核心路径就是知识本身的增长，可是我们要知道怎么产生知识。得用能源、资源才能产生知识，知识越用才会越多，如果所有人都安贫乐道，回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状态，还能产生什么新知识？知识需要人类的发展、大量的协作、便利的交通、充分的交流、舒适的生活，才会冒出来。

很多人指责美国人，说他们能源用得太多了，美国人不服，说我们创造了知识，知识可以分享给全人类。咱们不妨算一笔账，假设这世界上只有最后一吨石油了，你是地球妈妈，你会分给谁？假设只有两个分配对象，一个是非洲丛林里的土著，很节省，一吨石油他们可以用100年，点个小煤油灯，就这么凑合着过。一个是美国人，一吨石油只能用一个月，但是很可能会产生新知识，新的解决方法。请问你会分给谁？当然给美国人用，分给土著使100年也是没有进展的100年，又有什么用！

所以想要生产知识，必须耗费资源。当然，我并不是号召大家去浪费，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只是认为，面对人类的未来，悲观主义的论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过，就算它未来对，按照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案，也仍然不会成功。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态度不是当一个傻帽悲观派，而是当一个理性乐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