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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从哪里来
为什么人类会有身份社会
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每天还浸泡在“身份社会”当中。但是它真正的模样，我们已经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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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连养个宠物都讲究是不是纯种，如果想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一个纯种的身份社会，那就要一直回溯到春秋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西周时代。稍晚一点儿的战国都不是纯粹的身份社会。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春秋大义》，作者叫熊逸，在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当中，熊逸兄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这本书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古代中国，春秋时代的中国，一个身份社会的中国。
为什么人类会有身份社会？其实在先民时代，就是原始人那个时候，都是小部落，成员之间都是亲属，都有血缘关系。但是人类是一个进化得特别迅速的物种，部落和部落之间有交易，也有战争，所以大家就倾向于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让交易变得更频繁，繁荣得更快，而战争变得更少，大家生活得更安定。
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相应的管理技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尔、格力、富士康这样动辄几万人的大企业，它有着非常复杂而缜密的管理技术，才能拼成这么大的人力协作共同体。可是原始人没有，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自然涌现出来，就像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一定要选出一个班长，刚开始谁是班长？如果没有班主任指定，当然就是胳膊最粗的小朋友当了班长。
中国古代的大禹做了天下之主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就是问问天下所有的部落，服不服？跟我们小时候那个胳膊最粗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他管不了我们，只是问我们服不服。大家都服了，尊他为天下共主就好，然后每个人从家里给他带个苹果，草纸撕给他一半，如此进个贡，这个基本的共同体结构就打造完成了。
大禹这样的共同体之主，在乎的只是你服没服。历史上有一个记载，公元前2198年，大禹跑到绍兴旁边的会稽山，召集全国诸侯来开会。“会稽”跟“会计”是同一个音，意思也差不多，就是来看看诸侯们的功绩怎么样，一年给我进贡多少东西，我们来算算账。不知为何，有一个家伙来得迟了，这个人叫防风氏。防风氏是远古防风国的创始人，又称汪芒氏，就是今天汪姓的始祖。大禹就发火儿了，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杀了，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由此可见，只要大家都服，这个共同体就树立了。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
但问题是，此时仍然没有所谓的管理，只需要大家点个头，认我为主子，这就是一个朝代。那个时候的改朝换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周朝替代商朝，周武王吊民伐罪，没打几仗，就把商纣王给弄死了，就算改朝换代了。就像一只猴子把猴王打服了，老猴王就去当一个普通的小猴，认它当猴王，这事就算完了。
我小时候读历史的时候，还觉得周武王这个人很仁慈，他灭了商朝之后，并没有把商朝的王族后裔斩草除根，而是在今天河南的商丘给他们划了一个封国，这就是后来的宋国。后来一想，哪是这么回事！无非是猴王争夺战之后，新猴王没有能力把老猴王杀了，所以只能容忍他在猴群中做一个正常的存在。
当然，即使老猴王只是一个正常的存在，新猴王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周朝时，大家对于宋国人各种嘲笑。描述一个人蠢、笨的成语，比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尔虞我诈、朝三暮四，说的都是宋国人。周朝人虽然看着宋国不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出了宋国，范围更广大的那些领土怎么办呢？要知道，周王跟前代那些君王不太一样，他有一颗雄心，就是不满足于当猴王，他特别想把这些领土给管起来。但问题是，他没有管理技术，后来在皇权制度下发育出来的选举制度、官制、田赋、兵制，这些都没有。周王不得不走上一条路，就是把有血缘关系的亲眷派到全国各地去当诸侯王，说到底还是只相信自己人。
就像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企业规模没有达到一定分量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相信职业经理人的，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亲兄弟、大姨子、小舅子，让他们负责管账，把自己的家业看住。
当年的周王也是同样的心态，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兄弟封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当然，像姜子牙这个级别的大功臣，也能捞到一碗汤喝，姜子牙就被封到了齐国。但是当时那些大国，像晋国、魏国、郑国，都是姬姓国。就是跟周王一个姓，说白了，就是他的亲戚。
这种方式确实解决了第一层问题。但是，有点儿像大企业之间的并购，我并购了一个企业，不熟悉这家新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业务也不熟悉，虽然派去了一个总经理，但这个总经理也是两眼一抹黑，根本无法实施自己的政令。怎么办呢？这些子弟、兄弟和功臣封到各地当诸侯王之后，继续照猫画虎，把自己的亲眷、功臣、朋友往下分封。
所以在周代，就形成了一种叫世亲世禄的制度，一层一层地分封。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是这么回事，封建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建一个一个的封图，而且是一层一层的。
欧洲人经常讲一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建制度是一层一层地对上负责，用这种角度理解周朝的封建主，也大差不差。很多中国人都以为，民国之前都算封建社会，其实严格地从历史意义上讲，这是错的，封建特指从西周到春秋的社会状态。
孝的政治意义
但是这种社会状态是有问题的，在第一代的时候，大家是亲兄弟、亲父子，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一长，几代之后，大家虽然还是远亲，但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关系渐渐地就变淡了，大家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种实际利益，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就难免发生纷争。
这种纷争一起，祖先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形成的这个大共同体，就出现了离心力。怎么办呢？所以整个周朝的制度—周礼，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离心力的问题。
当时的人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家国一体。现在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会说，我们有个优良传统：孝顺。孝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家庭人伦关系，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也是我从熊逸先生的书里面看到的，是见于《左传》的正式记载。卫桓公被自己的亲弟弟州吁杀了，然后州吁自己当了卫国的国君。这种行为叫犯上作乱，是弑君，所以当时的人都不服他，他的位子坐不稳。州吁心里特别郁闷，跟自己的一个死党石厚商量怎么办。
石厚说我也没招儿，但是我们家老爷子聪明，我回家问问我爹去。他爹叫石碏，是卫国一个很重要的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讲，你们俩想在卫国国境之内解决，估计是没戏了，你们应该去找周天子，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点头，你们的合法性不就得到承认了吗？但是你们俩跟周王不熟，所以你们路过陈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趟陈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给你们支几招儿，你们肯定能把周王搞定。州吁和石厚俩人得了这个主意特别高兴，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
他俩前脚一走，石碏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王八蛋现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得给我扣住，扣住之后，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陈桓公那边当然就扣住了那两人，石碏就派了两个人，一个人代表国家去诛杀州吁，另一个是他的家臣，代表自己去诛杀自己的亲儿子石厚。就在陈国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给宰了。
这件事情里面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同样一拨罪犯，为什么要派两个人去杀？一个人代表国家，去杀乱臣贼子州吁，还有一个人代表石碏本人去处置自己的儿子。可见，父子关系在政治上也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能说这种父子关系是简单的亲情吗？它就是个政治关系，家国一体。
更能说明家国一体的，其实是第二个疑点。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乱吗？因为州吁现在是他的主君。要弄清这个疑点，就得清楚石碏和州吁之间的亲戚关系。
中国的很多农村，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村民们原来都是一个先祖，虽然有的穷、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都是一个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村股份公司的股东。如果这个村子的村长经常做一些不像话的事，村里比他辈分长的人就有权力把他给废黜了。
这正是石碏在这一桩公案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就相当于少林寺的那个扫地僧，虽然我不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难，我还是要出来打一打的。
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讲的那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石碏杀自己的儿子石厚，是用处理国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第二个疑点，石厚杀国君州吁，是用处理家务事的方法来处理国事。
这个故事非常好地说明了什么叫家国一体，就是用“孝”这样一个伦理准则，把亲情的原则外推到国家政治当中，让上下阶层的关系变得稳定、确定。这就是“孝”的政治意义。为什么“孝”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从身份社会而来的一个重要原则。
礼的政治意义
但这只是一层关系，而封建社会是多层关系就好比一个多节棍，虽然这一节用孝字巩固了，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间那个节怎么处理才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个字—礼。
我们今天讲礼，是对对方的尊重，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善意。比如说下围棋的时候，在日本的礼仪当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右上角，就是为了方便对手下在他的右下角，这样对手伸手的距离比较短。
但是在春秋时代，礼的意义可要严肃得多。因为人性当中总有贪婪的成分，儒家虽然一直在讲“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不要想着出位，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往上爬。所以，这根棍子就乱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每个人各安其位，既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又能坚守它。
“礼”这玩意儿作为一个原则，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如果它不能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磕头碰脑、行止坐卧都得遵守的规矩，就很难深入人心。
打个比方，在军队里，如果师长和普通小兵共用一个澡堂子，这就会出问题了。大家一看，师长脱光了也就这样，在战场上听师长的命令时，就会打个折扣。之所以将军官的澡堂、食堂、厕所要跟士兵的分开，其实就是个礼，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来确定等级规则。
所以到了周朝，礼变得非常繁复，而且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大的分类上讲，就有五礼，就是所谓吉、凶、军、宾、嘉。凶礼就是葬礼，而葬礼里面又分很多细类，有很多繁杂的流程。
你可能会问，这种社会结构岂不意味着特权、等级、不平等吗？这些听起来很邪恶的词，其实在当时并没有邪恶的含义，也不意味着谁欺负谁，大家都认可这套规则，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共同体也就安定了。它的着眼点就是社会安定。
比如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有些人会觉得好令人气愤，凭什么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就不能讲点儿礼呢？凭什么那些贵族犯了法，刑法就管不到他们呢？其实这句话在西周和春秋时候，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礼不下庶人”？那个时候的庶人本身没什么文化，生活又很困苦，为什么要用规范贵族的那些繁复的礼节去折磨他们呢？算了，就不要用这些来约束他们了，这些罪就让贵族来受吧。这背后还有一点点善意。
有趣的是上一句话，“刑不上大夫”。那个时候的刑可不是今天有期徒刑的刑，那个时候的刑特指肉刑，比如割鼻子、打屁股。为什么对大夫不能用这些肉刑？汉代的贾谊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讲过一个词，现在也是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就是打老鼠的时候，会担心把旁边那些珍贵的器皿打翻。
贵族虽然犯了法，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原来他们犯了错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这就有点儿像一个小兵在澡堂子里看到师长脱光了的样子，那份尊敬就没有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贵族犯法不受处置，只不过和平民的处置方法是不一样的，至少不能对他们进行折辱。
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大翻转。欧洲的贵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头，你看法国的路易十六、英国的查理一世，都被砍了头。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则是绞死，或者吊死。
而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砍头适用于老百姓，相对体面一点的贵族的死法反而是绞死，允许保留全尸。但内在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上下阶层适用的刑法是不一样的，而处置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西汉的汉成帝时期，有一个宰相叫翟方进。翟方进当了10年宰相，眼看要告老还乡了，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星象有变，“荧惑守心”，这个我就不解释了，总之星象不大好。
汉成帝想，老天爷好像要降罪于我，可我是皇上，我不能承担责任啊，由谁承担责任呢？宰相。所以汉成帝就对翟方进各种暗示。翟方进已经是60岁的老头儿了，他舍不得死，逼得汉成帝给他下了份诏书，这份诏书现在还见于史书。意思就是，自打你当了宰相之后，这不好那不好，我赐给你十坛酒、一头牛，你自己看着办吧。翟方进接到诏书的当天，就自杀了。
这种情境在汉朝是非常多的，一旦天象示警，宰相就得自杀。
以上，我把春秋时代社会运行的大体样貌给大家做了一个勾勒，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套规则运行得非常好。周朝毕竟也有800年的江山，这在中国历代的王朝当中，活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这套制度有它的生命力。
皇权社会诞生记
但是，这套玩法到了战国时代，就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前面我们讲过，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把那种由血缘凝结成的小共同体，拼凑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且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它在拷问所有的民族；而中国人到了战国时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才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还是跟咱们学的，我们足足领先了2000年。
这就得说到战国时代的那个大变革—商鞅变法。当时各国都在搞变法，方式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过秦国的商鞅变法搞得最好。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正是由于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让王权变得独大。
春秋和西周时代的王权，不是不想大，只是苦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所以只好搞成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商鞅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的发明、创造，突然让王权独大变得可能了。也就是说，王权可以击穿这个三明治，直达社会的底层，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份人力、每一粒米都榨取出来，形成力量，收缩到王权的手里，然后投放到战场上去，去争霸。
这个王权在秦始皇手里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权，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通吃的大魔鬼。人们从战国时代把它从瓶子里放了出来，发现再也收不回去了。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大概是200年。还有人说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这个切换，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去管它。
那问题来了，这个把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代人听了太多对皇权的各种批判，在这里我们不从情感上去评论它，仅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答案。
皇权社会的逻辑缺陷
皇权替代身份社会、封建社会，它带来了一个逻辑缺陷和一个现实后果。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缺陷。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道理，每一层对上一层负责，所以那个社会是一个讲小道理的社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一辈子都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就是所谓的“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人，形成的三个大家族。他们跟鲁国国君是亲戚，但这三个大家族变得很大，领头人就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孔子一辈子都在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当乱臣贼子，一定要恪守本分，等等。好话说尽，歹话也说尽。
后来季孙氏有一个家臣反叛了，他说我跟孔子是一样的，都是为鲁国国君好。他反叛失败后跑到齐国去了，连齐国的君臣都痛骂他是乱臣贼子。那个时代的人可不管他是为了谁好，你是季孙氏的家臣，你就要对季孙氏忠诚。而孔子是鲁国国君的大司寇，他当然要维护鲁国国君的地位。他们俩的地位不一样，所以应该遵从的那个小道理就不一样。不要看俩人的行为方式一样，目的也一样，但是孔子这么做就是对的，家臣这么做就是错的。
《论语》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儿去吹牛，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有一个人偷了一只羊，他儿子发现之后大义灭亲，马上把他告发了。你看，民风淳朴吧。孔子听完之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互相包庇隐瞒。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一定会支持叶公，觉得孔子错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小道理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一定要互相包庇。
大道理和小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个大呢？孔子那个时代就认为，小道理应该大，父子人伦大于一切。
再举个例子，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有一次打仗失败后出逃，逃到了陨国。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因为陨国此时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兄弟俩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
老大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对待。弟弟斗怀说，我们的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我也要把他弄死。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弟弟，就护送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回到了楚国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下了一份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一个要宰他，一个要保他，他居然都表扬，是什么道理呢？楚昭王说，一个是侍君以礼，一个是侍父以礼，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道理和小道理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还能够调和吗？
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一个坚定的存在，这二者之间难免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战国时，儒家的掌门人孟子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问了老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大舜，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一个坏蛋。假设瞽叟犯了罪，被抓起来关在国家的大牢里。请问，贵为天子的大舜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同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大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自己的父亲判刑或杀掉；而身为瞽叟的儿子，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得非常好，孟子说，大舜应该弃天下如敝屣。就是把自己的天子之位像破鞋子一样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就跑，一直跑到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
可见，在孟子的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大。可是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专门去照顾父子亲情？所以，矛盾就出现了。
这种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是俯拾皆是。话说唐代武则天执政的时候，朝中有个大官叫赵师韫，某天晚上在驿站被人杀了，杀他的凶手叫徐元庆。他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
原来很多年之前，赵师韫在一个县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把徐元庆的父亲给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徐元庆当晚手刃仇人，然后投案自首。
这个案子可把主审的官员为难死了，按照大道理来讲，国法要伸张，杀人要偿命，徐元庆必须死。可是按照小道理来讲，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明明是个孝子，怎么能杀呢？
最后这个矛盾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按照武则天的想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这种真理标准大讨论了，权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朝中有一个人不干，就是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复仇议》，专门论述这件事。陈子昂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此人既然违犯了国法，就应该按国法处置，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我们再表彰他的孝道，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是一个多么鸡贼的主意啊！武则天后来还真就这么办了，把徐元庆杀了，然后再表彰他。
陈子昂死了几十年后，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专门跟陈子昂抬杠。说一个国家执行法律的时候，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一个孝子，你既表彰他，又把他宰了，这是人干的事吗？应该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的父亲当年是被赵师韫冤杀的，那国家就应该向徐元庆赔礼道歉，然后表彰他这个孝子。如果他父亲当年是因为触犯国法被赵师韫杀的，再去杀徐元庆也不迟。
我并不想判断是非，只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国皇权时代一直是一对矛盾。而且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甚至对皇权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
汉景帝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手下有两个大儒生，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黄生有一天大放厥词，说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大坏蛋，就是儒家一直尊奉的先贤—商汤和周武王。为什么？因为他们造反。人家夏桀、商纣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俩偏要搞革命，所以这两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辕固在旁边听着就来气，说你搞反了吧，夏桀和商纣王才是坏蛋呢！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才会造反，这叫吊民伐罪，有什么错呢？
黄生这个时候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冠敝于上，履新于下。”意思是，帽子即使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你的鞋再新，也得穿在脚下。上下之分已定，你凭什么造反呢？
辕固反驳道，那我们汉朝刘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难道也错了吗？
这句话太厉害了，他说完之后就拿眼瞟汉景帝，汉景帝就很为难，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刘邦，还是否定儒家一直主张的上下尊卑这个秩序？他两个都不能碰。
但汉景帝这个时候就显露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讲了一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有一些美食家从来不吃有毒的东西，这可不是他们不懂吃东西。下句话就有意思了，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去谈汤武受命，而是在争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能说你们是蠢人。
这明显是反话正说—你们要再谈汤武受命，可就是蠢人了，那我就要对你们动手了。汉景帝就是画了一个学术禁区，让大家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下，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无解的。
这就是皇权政治从身份社会中破茧而出之后，带来的一个逻辑死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开。
对等关系解体之后
皇权社会时期还有一个现实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拆解掉了。这个对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对我什么样，我才会对你什么样。
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下才会有臣下的样子。这句话反过来说可就不好听了，君主要是没个君主的样子，臣下可就不必有个臣下的样子了。孔孟是一体的，在先秦，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春秋时陈国有一个君主，叫陈灵公，他跟两个臣下共同包养了一个女子，叫夏姬。他们三个经常让这个夏姬穿上各种情趣内衣，在朝堂上奔跑嬉闹。
有一个臣下叫泄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对陈灵公说，您是不是该稍微收敛一下？这样做影响不好。陈灵公一听，觉得好像有点儿道理，然后就跟夏姬和包养她的臣子商量，说有人给我提意见，你们说怎么办呢？三个人一商量，觉得应该把提意见的人给宰了。后来真就把泄冶给杀了。
这个故事的是非曲直好像很明显，有人就问孔子怎么看这件事。孔子说，泄冶活该。他又不是国君的亲戚，更不是商纣王的叔叔比干，给国君提意见被杀，也算是个忠臣。泄冶不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嘛，既然投奔了这样的国家，侍奉了这样的昏君，还对他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淫乱的朝廷，这不是活该吗？所以，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泄冶只称得上一个狷字，狂狷的狷，就是一个妄人。
孔子这套说法很有意思，就是说泄冶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讲道理，根本就不必臣服于昏君，走人就是了。这是先秦儒家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廉颇是好样的，是个忠臣，以大局为重。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你知道吗？廉颇意识到赵王不再重用他了，想用别人来替代他，就出走了，先去了魏国，后来又去了楚国。十几年后，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
在廉颇这样的人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就好好对你尽忠；你不待见我，那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走了。这就是先秦时代人们的价值观。
皇权时代，这种对等的关系逐渐解体，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义务—臣下单独对皇上尽忠。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有一个瞬间很有意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召见自己的宰相范质谈工作，赵匡胤突然说，我眼神不太好，你手里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拿过来给我看看。范质就老老实实地把这份文件送了上去。范质退回去的时候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自己的座位给撤了。要知道，宋朝以前，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座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从此，宰相在皇帝面前就没有座位了。
到了清朝，就变本加厉了，所有的大臣都要在军机处，在皇帝面前跪受笔录，皇上说什么，他们记下就好了，没有说话的份儿。君臣之间的义务关系越来越单向。
清代的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折，里面说了一堆漂亮话，说君恩深重，我涓埃难报。就是说，您对我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我怎么报答都报答不过来。
这明摆着就是拍马屁，可雍正听了很不高兴，说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君恩吗？我们之间没有对等关系，你就尽你的臣节就好，至于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对等关系一解体，皇权就没有节制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里面说明朝最大的劣政有两样，一样是廷杖，一样是诏狱。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打屁股；诏狱就是不通过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想抓谁就抓谁，要杀谁就杀谁。
廷杖真的是惨无人道，我在史料中看过执行廷杖的过程，就是把大臣从肩以下捆上，脱掉裤子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让大臣的脸直接贴到地面。打完之后，屁股肯定是烂掉了，嘴里也要吃上一嘴土。你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吗？还要让同朝的百官都站在旁边看着。
明朝的时候，君上折辱臣下的程度，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权对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够摧残成这个样子，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更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
很多人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批判皇权，觉得它血腥、黑暗。而如果今天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皇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先秦、春秋时代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解体掉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现实后果。
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话题，很多人觉得儒家和皇权是一体的，是狼狈为奸的，这可真是冤枉了儒家。因为儒家创生于西周和春秋的社会土壤里面，那时的儒家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皇权时代的儒家早就面目全非了，它变成了卖东西的，卖思想的，当然要尊重顾客的意见了，而皇权是它唯一的顾客，所以这个时候的儒家早就变种了。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三国志》里面的孙权是江东的大王，有一天他跟自己的臣下聊天，让大家都说说小时候读过什么书。臣子严畯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孝经》。孙权说，你背来我听听。严畯就从第一章开始背：“仲尼居，曾子侍。子曰……”背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停，说你不能这么背《孝经》，这是书呆子的背法，听我来背。这个人就是张昭。当时江东有一句话：“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说的就是他。张昭就开始背：“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同样一本《孝经》，怎么背出了两个版本呢？因为严畯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张昭是从第十七章开始背的。
可是张昭的解释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时候的《孝经》哪还是《孝经》呢？“君子之事上也”，这就是忠，就是臣下对君主应该尽的孝。
所以《孝经》到了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从人伦关系的调整，变成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形了。
以法治国
零零碎碎讲了这么多，最后我来归纳一下。
第一，人类历史一直有一个大主题—怎么把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刚开始，一些发达文明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封建制或者身份社会，是一个三明治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搞的都是这一套。
第二，中国人非常聪明，早在战国时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就是皇权。皇权独大，就把这根多节棍变成了一根大铁棍，就可以从上到下捅到底。
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好。它后来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0年的时间。但是它也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除了皇帝本人，所有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真正获得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
结果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那一声炮响，没准儿我们中国人还觉得，我们搞出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稳定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第三，超越西方人搞出的第三套方案，中国人的皇权解决方案，是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而西方的身份社会解体，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套确定性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来进行协作和交往。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什么叫现代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第四，中国人走到了今天，再也不会质疑现代化这个词了。我们经过2000年的实验，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发现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也许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从下往上去建设一个由契约、法治来构建的现代化国家，才是中国人必须要走的道路。
什么叫契约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所谓现代化，除了民主，更要靠法治保障人和人之间自由平等，按照规则构建出大共同体，才是现代化的真相。
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意味着一条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化道路，摊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