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02 中国窄门
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国庆长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了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是《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所有朋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用了这个‘荡’字，后面可没什么好词了。”正当我们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请教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古代的，有多少人会看？你为什么要写呢？”
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是当时我觉得太牵强了。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多简单呀！而现在是多么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并不大。
可就在我仔细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问题，一个宏观问题。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可是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越活越健康？不仅“垂死病中惊坐起”，而且返老还童了，这是为什么？
宏观问题是，当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得这么大，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是另一个美国或英国吧？我们总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可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我们中国到底要往哪儿走，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那首小曲里说的，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从历史中带来又一定会带去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经济，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解答。
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它越长越大了。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有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意外，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还险些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再来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只能算是第三流事件，现在觉得很热闹，300年后一点儿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嘛！第二流事件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第一流事件是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大一统：中国文明的内核
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内核呢？吴晓波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
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已经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一个恶果。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控制着华东的苏、松二府，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和上海一带，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张士诚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他的老百姓还是要受苦。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都非常重，带有一点儿惩罚的意义。张士诚的铁杆儿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很多工作都不能干，只能干最下贱的事，比如淘粪桶，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才终结。
所以，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只能盼望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是要实现大一统，那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就是郡县制。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第四项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自由派市场经济大师—管仲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登上了齐国的宝座，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有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我都不管，我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越读管仲的事迹，我越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一整套经济管理方法，不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是根本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的。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儿熟悉吧！我接下来讨论的内容，你可以对照中国的经济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就是让老百姓到处去做生意，到处发财。管仲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全天下的商旅到齐国来做生意。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我全包了，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来，你的马的草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来，那就是贵宾，我给你派小厮、丫鬟供你驱使。
此外，管仲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比方说，他跟国君讲，如果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了，而要对布的原料—麻进行征税。一旦对麻征税，麻的价格就会上涨。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也就会涨，麻的价格上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就能涨上10倍，这个时候把国库里那批布在全国市场一甩卖，就能大挣一笔了。你看，这多么聪明，这不就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吗？
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所有事迹都会告诉我们，管仲是一个自由派的市场经济大师。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放活微观之后还有四个字，“管制宏观”。
怎么管制？还是收税。有一天齐桓公跟管仲说，不收税哪有好日子过？咱们得收人头税、物业税、遗产税，百姓家里养头猪、养只羊，咱都要征个税，好不好？
管仲说不能这么征，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征税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得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也说，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那怎么征呢？
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叫“官山海而已矣”。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都变成官家所有，说白了就是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里，盐和铁是农家不能生产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少。
管仲算了一笔账，比如说齐国有1000万人，但是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100万人。每个月每人征30钱，不才3000万钱吗？可是，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一个月就可以征到6000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何必去征那30钱呢？还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
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妇女做针线活儿用的针都离不开铁。管仲说，一根针我征它一钱，30根针就是30钱，何必再去征那个人头税？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都等于给我们齐国交了税。
在管仲留下的很多事迹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由派、开放派。可是管仲也有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一面，那就是“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中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铁矿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想要开采，那就严刑峻法伺候，左脚先踏进去就砍左脚，右脚先踏进去就砍右脚。这是他的底线。
在管仲的整套治理结构当中，有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比如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拿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没有。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老百姓交了税就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税收一定要放在明面上。比如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交的税钱是要单算单付的。
可是管仲的做法就不同了，他的九字心法“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要偷偷地收，让老百姓没感觉。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属于这一套。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
什么是国营企业？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形态。
但是管仲这套做法，并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弈形势变得特别残酷，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打造出了一个虎狼之秦。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中断了几百年。但是就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打个比方，为什么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的生理依赖，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时间就能让人摆脱生理上的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心理上的毒瘾。这个人只要吸过毒，他就知道吸毒的感觉很爽，吸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此后再看见那东西还是想来上一口，所以终身无法脱瘾。
管仲这套做法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就是毒品，历朝历代都不会忘。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也就是西汉之后，管仲这套做法就复活了。
管仲式经济政策的复活
西汉初年真是穷，按照礼制，“天子六骏”，可是此时皇帝出门乘坐的马车，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普通官员出门只能坐牛车。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当年我们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西汉就是一个字—放。就是轻徭薄赋，原来不是十税一嘛，现在三十税一，而且曾经连续12年不征田赋。
《史记》里面有记载，当时“开关梁”，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弛山泽之禁”，不再有所谓的“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了，老百姓随便采盐、贩铁。于是，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富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没错。可是历史老师没告诉我们“文景之治”也有害处，那就是“七国之乱”。
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以后，中央反而会变得比较弱，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七国之乱”就是来自吴王刘濞的挑战。吴王刘濞掌控着东南沿海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还能煮盐，所以他非常富有，就有了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
虽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了，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继续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全国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汉武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推恩令”。就是诸侯生了儿子，要把土地均分给儿子们，领地越分越小，最后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了吗？这是当时政治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
你不要以为汉武帝是多虑，往后再推几百年，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么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那么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可是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次“安史之乱”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了。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把权力和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让他主管天下财政。汉武帝虽是一代英主，也有点刻薄寡恩，他之前10年用过六任大农令，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40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特别好。
桑弘羊用的是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件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统统让中央来。那个时候铸的五铢钱一直用了六七百年，唐代之后才被废掉。第二招，平准和均输。“均输”就是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而“平准”就是价格管制，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也就是中国30多年前使用的百货商店、供销社那套体系。
第三招，盐铁专营政策，正是复活了管仲那套方法。当然，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也得专营，这就是第四招。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管仲的时候盐铁专营，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又加了个茶，到宋代，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全部专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毒品尝上一口就知道好，那个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榷”就是木字旁加上“鹤”字的左半边，象征一种外形似鹤颈的城门吊桥。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都要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中央就富了，卫青、霍去病就有钱去打匈奴了。但是老百姓却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做了盗贼。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很伤心，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
收放之间，无限循环
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其实走过了一个大循环，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就搞活经济，就放。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就酝酿着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就面临瓦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就降低了，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之中。那怎么办？再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说，这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
其实放眼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一种格局。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去世的这段历史，给我们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所以，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只能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跑不出这个河床。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吴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这河床的两岸都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唐代也是，开始先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出现了“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又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很有活力；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收，收到最后，整个北宋崩溃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一看，王安石变法把我们搞得伤了心，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明清两代，对外就变成了铁桶江山，把国家封闭了起来。对内呢？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他发明了一套“路引”制度，只要有人出门，就得让地方官提供一封介绍信，如果没有这封介绍信，出门的人连饭都吃不上，因为当地饭馆不敢卖饭给他。朱元璋用这套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
“桑弘羊之问”的现实意义
其实民国时期也有这么一轮。民国总共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也分两段。1927年之前，也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的政策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但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与汉初非常相似。
汉初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列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里面有21个大富豪，前4个都是钢铁大王。民国初年也是这样，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张謇在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是火柴业，交通运输业则是卢作孚，各种大王涌现，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也是声名卓著，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表面上统一了，可他使了几招来收，国民党整个意识形态也是偏向收的。先是把银行收归国有，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变成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上海总商会解散掉，成立官办的组织，让商人都到政府这儿来报到。再然后，整顿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
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上台之后三拳两脚就把国家经济全部搞到了自己手里。当然，这里面有抗战的因素，但结果导致继续国富民穷，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短短38年之间，就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好像完全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6年，桑弘羊在朝堂之上组织了一场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上来的儒生指责他，说这40多年来，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桑弘羊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你们说我这套制度不好，那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军费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们哑口无言。
在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中国历史始终逃不开的死循环
中国历史中的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
十几年过后，农民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到了1992年，新问题出现了，并不是说中央遭到了地方的挑战，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1992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剩余的2500亿都归地方所有。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当时共和国的长子，还没有启动改革的上海，一年上交国家的财政有120亿；而广东经济已经那么好了，只需要交10亿。所以当时有人戏言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让他们多交点儿。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说，那时中央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
接下来怎么办？只好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通过“分税制”的改革，他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这次改革是1993年启动的，到1994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了200%，原本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如今上升到了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可是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教师发不出工资，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搞“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现在房价的飞涨正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这个闭环逻辑，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统一的、安定的局面，就走不出这个逻辑。
你可能会说，干吗要统一呢？民国的时候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每个省都来自治，这多好？我敢铁口直断，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一定是一场灾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地方自治，也不是没有好事，比如说残唐五代时期南方的藩镇割据，当时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好，老百姓也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代的互相残杀。
民国时也搞过地方联省自治，广西就是那时的模范省；阎锡山在山西搞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呢？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迟早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
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闭环逻辑。
中国要面对的也许是一扇窄门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他说：“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这段话的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可以看到；“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这个瓷器店中，没有任何条条框框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
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极左和极右的说法，我们不去理会，它们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未来，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历史学家唐德刚老先生提出来的，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作民制。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用了300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昭帝时期。第二段，从帝制到民制需要多少年？说白了，就是中国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老先生说，大概要200年，就是从1840年到2040年。他说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到2040年前后，中国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制的国家。
这派说法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什么依据，凭什么上一次转型用了300年，这次一定要用200年？它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
另外一派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中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国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各地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非常深。1948年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他在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更窄的路。”
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扇窄门的道路。
也许费正清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