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反贪到底反什么

道德教育和严刑峻法都不能根治腐败

我们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开放的进程中,很多话题是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的,比如说反腐。它不仅是民间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期待。所以谈这样的话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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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儿奇怪?什么叫反贪到底反什么,还能反什么,反贪官呗。如果继续追问,反贪官的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这么两条。第一,反贪官的不道德,贪官肯定都是坏人嘛。第二,既然有人贪污,肯定是制度建设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

这两个答案都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不进一步去深挖腐败的根子,仅从道德和制度入手,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1585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把张居正给盼死了,终于大权独揽。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代明君,他起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在明朝,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当中,都大名鼎鼎,这个人就是大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表率,起用他就是要澄清天下吏治,这就是在道德上入手。

海瑞这个人在道德上不正常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海瑞的老母亲过生日,所以他家里买了块肉吃,结果全城的官员都轰动了,奔走相告:“海瑞家吃肉了!”

海瑞还干过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五岁的女儿拿着一块饼在那儿吃,就问饼从哪儿来的,女儿说是隔壁一个小哥哥送的。海瑞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吃男孩子送的东西呢?你是我的女儿,应该被饿死。”结果七天之后,这个女孩就被他活活饿死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海瑞就是个礼教禽兽。但在当时,这就是道德标杆。海瑞已经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来给这个社会立一个道德标杆了。

但是,海瑞的存在,对于整治大明官场的整体腐败没有任何作用。

道德教育是中国自宋明理学之后,深入人心的一种道德体系。而且,海瑞本人也很重视制度建设,他被再次起用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十几年了。皇帝问他,怎么澄清天下吏治?海瑞讲了一句话,无非是“复太祖之法”,什么法?“贪赃八十贯论绞。”贪污八十贯钱就绞死。

八十贯钱是什么概念?明初一贯钱就是一两银子,八十贯钱相当于如今的两三万块人民币。但是到了万历年间,钱币早就贬值贬得一塌糊涂了。太祖是不是这么干的?真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制度建设。但是朱元璋晚年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早上杀了,晚上他又犯罪,所以以后但凡贪赃的全都杀掉。可以看出,老皇帝晚年已经开始讲气话了。都杀掉,谁给你干活儿?在明太祖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官员带着镣铐在堂上办案的景象。

总而言之,无论是树立道德标杆,还是严刑峻法,至少在明清之际的官场文化当中,事实证明是没有办法治理腐败的。

腐败不是个人现象,是系统性问题

这些不管用,那什么管用呢?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古代官场的例子。在大清王朝后期,整个官场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就是大清国总税务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总署署长。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职务一直是由英国人赫德来担任的。赫德这个人十几岁来到中国,20多岁就当了总税务司,一直干到1908年,实在干不动了才退休回了英国老家。但是大清国很仁义,把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死,赫德死的时候还赐给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荣衔。

在以往的近代史中,一直把这件事当作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一个标志,认为慈禧老太婆太坏了,居然任用英国人来把持中国的财政,怎么能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呢?可是,大清王朝这么做,不仅是心甘情愿,而且因祸得福。

什么叫心甘情愿?1861年的时候,英国人说,你们打仗打输了就要赔款,可是你们又没有稳定的财源。这样吧,我们指定一个财源,就是你大清国的海关税收,再派一个英国人来管这件事,那我们就相信你们有能力还清战争赔款。

清政府正巴不得呢,本来就不爱跟英国人打交道,现在英国人负责进口出口,还帮我们收税,这部分钱的一部分作为战争赔款,政府还能得一点儿,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说是因祸得福呢?因为这个系统运作起来之后,朝野上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居然成为大清国晚期最高效、最廉洁的一个系统。

赫德在1861年接手的时候,全年的海关税收500万两银子还不到。但是他卸任的时候,每年可以给中央政府稳定地创造3000万两银子的税收,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一直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财源。

这就奇怪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反腐败理论,如果腐败的症结在于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你会发现大清总税务司好像两边都不搭。你可以说赫德这个人道德不错,可是他底下用的不还是中国人吗?他聘用的1000多名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能比这个系统外的中国人高多少?其实他们跟英国人打交道,反而不会讲什么程朱理学、圣人心性,所以说他们道德水准高,这解释不通。

如果说制度建设好,请注意,那是大清政府的一个官僚分支机构,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专制系统。而且赫德这个人没有什么审判权,他不能派御史去查案,也不能把底下人脱光了打屁股,所有的严刑峻法他都用不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效且廉洁的系统呢?所以产生了一个解释,因为赫德引进了一整套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导致海关税务司这个小系统和大清的官场发生了隔绝。

腐败不是一个个人现象,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和个人在严刑峻法面前到底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只有在这个系统中隔绝出一个局部,你才会发现这个局部的情况改良了。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审视这个源远流长的现象。

贪污腐败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官场,来看看腐败到底是一个什么系统性现象。既然讲到系统,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道指的是道光,咸指的是咸丰,它的作者叫张集馨,是道光、咸丰年间,在中层官场混的一个官员。这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如果你的古文底子还可以,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官场底色的案例描写。

1845年是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刚刚结果,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砸中了张集馨—朝廷任命他为陕西督粮道。这是不得了的肥缺,相当于陕西军区的后勤部主任兼陕西省粮食厅厅长,一年有几十万石的粮食从他手里过。

但是得到这个肥缺之后,张集馨却犯了愁,为什么?因为这时他到京城已经四个月了,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可要上任前不拔点毛哪里走得成?当时的京官不方便捞钱,全部靠地方官孝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赴任临走的时候还要送一种特别的敬,叫“别敬”,就是相别时表达一点儿敬意。因为张集馨得的是一个肥缺,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得不好看,所以他只能到处借债,找广东洋行、山西钱庄借钱,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圈,总共借了大概17000两银子。几天之间,万金散尽—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一人得送400两;军机处的章京相当于秘书,一人得送16两;尚书100两,侍郎50两。按照规矩,一步步送完了。最后他一算账,借了17000两银子,临上路的时候连盘缠都快不够了。

但这就算完了吗?没完,他这个督粮道到了地方上,还得跟军队系统打交道,将军、副都统、八旗的协统那儿照样得送,都有规矩。地方政府内部也有规矩,总督老爷、巡抚老爷以及同样都是道员的这些官员,每个都得送。而且因为他是督粮道,是远近闻名的肥缺,所以巡抚老爷所有的接待任务,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巡抚老爷见了客人,一通寒暄过后就去后堂休息了,可张集馨还得操办宴席。

而且西安是东西交往的孔道,客人特别多不说,招待客人还有特定的规矩。他在书里写道,每来一拨客人,通常得准备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得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得有海参鱼翅,每张桌子上必须有一尺大活鱼一条。西安缺水,所以活鱼很贵,大概4000文一条。如果哪道菜没有备办好,大家就会说闲话,说这个陕西督粮道不上道,太抠。这句话一旦传扬出去,就是对整个陕西官场名誉的损害,他这个督粮道就干不长了。

在这里面我发现一个规律,腐败这件事跟官员的私人道德其实没什么关系,在清代其实叫“陋规”。什么叫陋?就是不合法,不能见人,丑陋。什么叫规?就是规矩,是上上下下心里都默认、共同遵守的一个规矩。

什么叫贪污腐败?有的时候就是收受陋规。张集馨能不收吗?不能,不收这些花销谁埋单?京官的“别敬”,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包括巡抚、总督、同僚、将军的好处从哪儿来?而且大家不要以为他只需要向上讨好,下面的官员照样也在制约他。

所以,这个时候的官场已经不是什么贪赃枉法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良好的制度,甚至有着清晰的价格规则的市场。主导这个市场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造福你的力量,比如巡抚老爷,年终给你写考评,向皇上汇报你的工作,你得送吧!

还有一种,是能祸害你的。张集馨在书中讲,连当兵的他也得送,尤其是那些八旗兵丁。他得有眼力见儿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分辨出来,谁是“大V”,谁是公知,谁会带头闹事,谁在军队中有些话语权。年终要把这些人分门别类请来,然后“送仓”—连请他们吃八天的酒席,这帮人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请,他们会觉得你不讲规矩,分粮食的时候一旦有人在粮仓门口闹起来,很多当兵的就会跟着起哄,他这个督粮道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1846年张集馨上任的时候,陕西巡抚是谁?说出来吓死你,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晚清著名的好官。林则徐也收红包,也收陋规。我完全无意把林则徐丑化,因为林则徐也没办法,他作为巡抚,如果不收下面的,拿什么往上面送?所以他即使是一个清官,一个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进入了这个贪污腐败的市场,受贿行贿就是他唯一理智而且可行的选择。

那么,可不可以浑水摸鱼,搞一点儿变动市场规则的玩意儿?不可以。你以为你想多送就可以多送吗?也不能多送。比如这次宴席上多上了一条鱼,下一拨客人就会说,听说督粮道很大方啊,一桌上了两条鱼,凭什么我们这桌没有呢?你在任何地方多使了一两银子,多请人吃了一口饭,都会导致这个市场局部价格紊乱,这个哄抬物价的行为最后会把你害死。所以这个价格就得把控死,既不能涨,也不能跌。

所以在清代官场上,很多官员都有一本账册,里面详细记载着每个官职怎么送,一年送几次。这本账册很值钱,上下两任老爷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账册对接好,否则你这个官是当不好的,所以很多新任官员都愿意用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个账本。

能不能借机多贪一点呢?也不行。张集馨上任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件事,他的前任方用仪一看自己快要卸任了,就想贪污点,到大雁塔下买了4000石麦麸掺到了粮食里,然后卸任走了。4000石大概是多少?用今天载重量3吨的卡车来装,要100多辆卡车才能装完。

张集馨听说这件事后,说我不能接任。中间署理的官员就劝他还是接了吧,方用仪之所以掺4000石,既不掺5000石,也不掺3000石,算好的了。署理的官员说,我给你算一笔账,第一,方用仪现在已经回老家了,你现在一封文书告上去,上面把他召回来,让他补亏空,总要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你上任了,收点儿“陋规”,这点儿亏空早就捞回来了,何必呢?而且在官场里你会被认为不通情理,再加上这个名誉损失,你赔大了呀。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就办交接。

张集馨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多贪是不行的,你只能在大家都认可的市场价格中去贪。

看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官场体系当中,不是谁道德高洁就能摆脱这个规律,这是一张网,所有人都在网中央。谁自命清高,那请退出市场,去当你的正人君子,愿意跟我们沆瀣一气、接受这些潜规则的,请到网中来,继续建设我们的仕途之路。

官僚系统自查有用吗?No!

可是谁会不爽呢?最不爽的当然是黎民百姓,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因为对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凭什么要分一杯羹?所以历代反腐积极性最高的就是皇帝。可是,皇帝也在网中央,他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张网呢?我们不妨一条一条地替皇帝来推算一下,看看他的办法能不能奏效。

第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官僚系统自己的自查自纠效应。

我们现在反腐不也是用这招吗?让各部门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自查自纠。有用吗?没有什么用。很多人说这叫官官相护,也不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凭什么要护别人呢?但是对于每一层官僚来说,最大的政治利益不是清查了多少弊案,而是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安稳,什么事都不发生。官员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事件,所以会衍生出一整套办法,来对付这个自查自纠系统。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讲了一个故事。山西介休县有个县官不讲规矩,四处说钦差大臣吃拿卡要,藩台收了他的礼等,一通乱捅。这件事虽然后来被平复了,但是给巡抚大人敲响了警钟。巡抚大人一想,山西官场怎么会出这样不讲规矩的人呢?这不是让同僚笑话嘛!所以把这件事平复之后,巡抚大人说要整饬吏治,就让山西所有县官以上的官员自己写清楚,都给谁送了礼,又收了谁的礼。底下官员只好一个一个写下来,交到巡抚衙门备案。

巡抚大人拿着这一沓纸条,放心了,以后谁再捅出这种事,我先问他为什么翻供。你看,多么高超的官场技巧!他不是没有查,查了,但是结果跟没查一样。

这种事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是某电视台法制栏目的制片人。他说,他知道底下有些记者在查案子的时候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作为制片人,他能怎么办呢?

首先,他没有能力管这件事情,因为收钱往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其次,他查清楚了又不落忍,愿意要这种钱的,通常都是收入不高的小记者,他也能理解,他怕的就是他们给自己惹事。

后来他想了一个招,为栏目组买了一台录音电话,还专门派了一个人看着。所有记者一旦采访回来,这个人就会问他们,采访了谁,把名片交出来。然后按照名片,拿着录音电话挨个儿打电话问对方,记者到他们那儿采访有没有要钱,有没有吃拿卡要,采访态度怎么样。试想,对方即使送了钱,还指望记者给他办事呢,自然不会说。就这样,所有事情都用录音电话记录在案,朋友完美地推卸了责任。

所以,用官僚系统解决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就是一句笑话。

监察系统有用吗?No!

皇上能想到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监察系统。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御史台制度。这套系统和官场是独立存在的,任用一些低层级的官员来行使上书言事之权,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有效吗?用大脚趾头想也知道无效。因为御史老爷也是京官,京官就要收地方官的炭敬、冰敬、别敬、节敬,他早就在网中央了。皇帝派御史去查案的时候,且不说御史到查案现场会被收买,他可能早就被地方这种盘根错节的网络收买了。

所以中国古代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皇帝不放心地方官,就派一个监察御史巡回视察工作,但是监察完了之后,御史就会变成地方官。明清的巡抚听着像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制度,属于监察系统,但是最后也不得不当了地方官,跟原来的官僚系统合而为一。这是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那官场中就没有海瑞这样的人吗?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实在受不了乌烟瘴气,就来检举。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

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的时候,才十七八岁,非常年轻,血气方刚,而且他是真想励精图治,把国家改好。所以他上台之后说,我们大明王朝现在被折腾到了这个份上,这个国家要想治得好,你们文武百官就要激发天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他的执政方针就是这10个字。

结果有一个六品小官,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哪有当官不爱钱的呢?关键是不要太过分。所以皇帝你要改一改这个口号,文官都是要钱的,俸禄这么低,没有钱怎么混得下去呢?我这个人非常廉洁,极少与人来往,但是前不久还有人给我送了500两银子呢。

看完这封奏折,崇祯皇帝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终于逮着一个忠臣了!第二天,文武百官在朝堂上聚会,崇祯皇帝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你出列,把你自己的奏折念一遍给大家听,我要给百官树立一个典范。韩一良哆哆嗦嗦把这封奏折念完了,崇祯皇帝说,大家看看,我大明王朝还是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的!没想到吏部尚书在旁边说,他不是说有人送了他500两银子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打开一个突破口,来查一查贪污腐败,请韩一良先生告诉我们,谁送了你这500两银子?

韩一良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个回旋球打到了自己的嘴巴上。他说,我不能说,我若把这个人给供出来,太不地道。崇祯皇帝说,你说得有道理,确实不能当这种不地道的人。那么你密奏给我好不好?这可把韩一良给愁坏了,回家写了多少封奏折,都是语焉不详。过了一阵子,皇帝再逼他说出这个人,韩一良干脆改口说压根儿没有人送,他只是风闻有人要送,所以随口就说出来了。

这弄得崇祯皇帝很没有面子,皇帝原来准备树一个正面典型的,甚至准备封他做佥都御使,就是御史台的副长官。韩一良想了想,还是打死不说。最后,这个韩一良被崇祯皇帝罢了官。

为什么他宁愿被罢官,政治前途都不要了,也不说肯说出送礼的人呢?因为一说出来,就不是得罪一个人的问题了,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他是在违反整个网络的规矩,他会成为这个系统里面最不讲道义、最不懂规矩的一个人。就算他当上了那个副部级的佥都御使又如何?整个官场都会与他为敌,到最后死都不知道自己会葬在哪里。如果不说,不过也就是革职。所以韩一良打了打算盘,想想还是不说划算。

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是这样,他敢于自己站出来承担后果,也敢于把敌人指认出来,可是你让他去触犯整个官场的系统,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敢。

君臣一起来分赃

既然监察系统不管用,自查自纠不管用,指望能人异士也不管用,皇帝还有一招。你们不是要贪污吗?你们贪污得到的钱,给我也来分一分吧。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这种事干得最多,一个是明代的万历皇帝,还有一个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的生活非常精致,凡事都很讲究,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很高,特别喜欢臣子向他表达像小狗对主人那样拳拳的忠爱之情。

他晚年有个毛病,特别爱让臣子进贡。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沿途每走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会敬献一些家传的宝贝,这可不是用俸禄买的,也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的。皇帝一看,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啊,就收下了。几次南巡之后,乾隆皇帝就落下了这一毛病,特别喜欢臣子给他送东西。其实,当皇帝的有几个心里不明白?但是他也缺钱用啊,平日里随手赏个人,给皇太后办个寿,都需要钱。那怎么办呢?你们天天在外面捞,我心里清楚,你们心里也清楚,捞的都是我们家的,那是不是应该割一块出来给我?

我们发现,皇帝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逻辑误区。他老觉得,他跟官僚系统是对立的,他从贪官们的既得利益的存量中切一块出来,这个天平就会往公平这边稍微倾斜一点,殊不知,他这个行为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贪腐。

乾隆朝最著名的贪官就是李侍尧,李侍尧的官当得非常大,当过军机大臣、云贵总督,还因出征台湾有功,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这些都不细说了。总之,他是乾隆皇帝的宠臣,而且这个人最是“优于办贡”。所谓“办贡”,就是替皇上办理进贡事宜。他在给皇上办贡品这一点上,真是尽心尽力,贡品的单子一列就是好几页。

可是面对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的上贡,皇上也不能什么都收,当时有个规矩叫“进九回三”。李侍尧是怎么贪污的呢?就用这个规矩贪污。给皇帝办贡,总不能我一个人表现啊,兄弟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吧,于是全部都给分摊掉了。他挣的是什么钱呢?就是皇帝退回来那三样。

后来李侍尧把乾隆皇帝得罪了,抄家的时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一点数全是当初退回去的贡品。所以李侍尧其实就是在办贡的过程中,利用“进九回三”这个差额,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官僚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顶层信息有放大作用。皇帝贪一点点,可能是1万两银子;总督大人向下勒索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10万两。这10万两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些衙役、胥吏们从民间搜刮的时候,可就不是10万两的问题了,他们至少会搜刮100万两。

在皇帝眼里看来,你们贪了那么多,我只拿了一块。而实际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呢?皇帝想拿一块的这个举动会对官僚系统的放大器起推动作用,在民间造成洗劫性的搜刮。所以皇帝这种反贪的做法—跟官僚系统分贪污的利润,最后又变成了官员们贪污的理由。

这件事情运行下去就更可笑了,比如说在乾隆后期,和珅搞了一项天才的制度,叫“议罪银”。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员犯了法,为了不降职、不被砍头,交点儿钱就可以把这事糊弄过去了。地方官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这是皇帝的小金库的一股涓涓细流,所以马上就有人开始行动了。

河南巡抚毕沅就立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让我搜捕大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搜着,我自罚三万两银子。这封奏折一递上去,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小毕真聪明。于是各个地方的官员都蜂拥而来,要求自罚。最荒唐的是毕沅后面的一任河南巡抚,我看了他的故事真是笑喷了。

他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奏折,但是不小心把香灰弄到奏折上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怎么能对皇帝这么不好呢?我罚银三万,行不行?皇帝一看,这个错误实在是太小了,这样吧,宽免两万,罚一万算了。你看,君臣之间通过这一万两银子的眉来眼去,爱意油然而生。原来你是这么忠君爱国,这么懂我的暗示。

其实,当皇帝想要分润官僚系统这笔不义之财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共谋者,也被卷进了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大网之中。

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乾隆皇帝曾经因为甘肃的冒赈案,杀了王亶望。王亶望这个人原来也是“优于办贡”的,给皇帝送了很多东西。有一回正好送了九样东西,乾隆皇帝这一看,个个都好,但是有“进九回三”之例,没办法,想了半天,忍痛割爱,回了三样玉器。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心心念念着总想什么时候再弄回来。

结果王亶望出事了,要处斩、要抄家。乾隆皇帝一看,正好到他们家把东西全部弄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几十辆大车浩浩荡荡运到紫禁城,皇帝让人全部弄到内务府里,亲自开箱验货。可是箱子一打开,发现根本找不到那几样东西,只是一堆烂货。皇帝一气之下,就跟底下人说:“查!给我一查到底!”就派了他最亲近的两个大臣到浙江去查。当时的闽浙总督很配合查案,可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个闽浙总督干的。闽浙总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想要这几样东西,所以就中饱私囊了,把这几样好东西留在自己府中了。

可见,大清王朝俨然已经了一个大贼窝。官员们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到民脂民膏以后,整个官场都在那儿分赃,分的时候还瞒着皇帝。可是皇帝也不傻,也要钻进去分。你说这个腐败还有得治吗?依靠整个官僚系统自己能够发明的那些反腐败机制,还能够治理这些腐败吗?

乾隆皇帝的逻辑误区

前面我们讲了,腐败现象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集群性的病状,所以切除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如果明君在位,又痛下决心,利用自己知难而上的君王权力跟整个官僚系统作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来自清代的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179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很重视办寿,八十大寿还是整寿,就在北京城热热闹闹地办了三个月。办完之后,有一个人开始给他找不痛快,这个人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给他上了一封奏折,说议罪银导致天下骚动,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您应该注意点儿。

乾隆皇帝说,我是个明君,要纳谏当然可以,你说贪污腐败多,那你指实一件,我去查。尹壮图说人家私相授受,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哪知道呢?但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老百姓蹙额长叹,大骂朝廷,而且很多地方官府亏空都很大,所以您要注意了。

这句话无疑触犯了乾隆皇帝的底线。因为皇帝不怕你指实哪个人贪污腐败,就见不得有人否定他的大局。我坐拥天下快60年了,你说我搞得民穷财尽,贪官污吏遍地,你这不是否定我的整个皇帝生涯吗?所以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性格当中的戏剧化因素这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那好,咱俩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查出天下府库亏空,算我这几十年皇帝白干;如果查不出来,你可是欺君罔上。

可是,乾隆皇帝怎么会跟他公平地赌呢?他接下来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对尹壮图搞人身攻击,说他这个人封疆大吏当不上,尚书侍郎也当不上,当外放学政都不够资格,就想靠诬告别人哗众取宠。我让他下去查案子,他却收受贿赂,他就是一个坏人。

第二,尹壮图问,我能不能密查?门都没有,朝廷无此体制,要查就明查,走到哪儿都要提前500里告诉地方官。

乾隆皇帝还有第三招,派户部侍郎陪他去查。但是,户部侍郎那是出公差,所以盘缠由国家报销;尹壮图可是自愿去的,得自己出钱,其实就是羞辱他。

不管怎样,尹壮图还是上路查案去了,可是大江南北走了一圈,查到什么了吗?他怎么可能查出什么,皇上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要惹事,现在就是要树一个反面典型,地方官还能让他查出任何问题吗?

尹壮图跟着队伍出发了,别人坐着公家的马车走在前面,他自己骑着一匹骡子,叮当叮当地跟在后面。每到一处,找一个破旅馆就铺开纸写奏折,说查过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蹙额长叹这回事,都是我在胡扯,恳请您不要让我查下去了,该怎么惩处就怎么惩处吧。

乾隆皇帝说,没事,我不会判你死罪的,好好回来当反面典型就行。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尹壮图辞职回老家侍奉老娘去了,这一年是1790年。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面对反贪污腐败的问题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可以指认具体的人,但不能否定主流是好的,大局是好的。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