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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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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还真不能这么说。比如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他当时是福建巡抚，在近代历史上可是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林则徐的女婿，跟林则徐的女儿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经营台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福州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比如思想家严复，北洋舰队的将领刘步蟾、方伯谦。左宗棠当年就讲，做这件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一定得用沈葆桢。
这么一个能干而且操守又不错的人，又如何呢？翻开马尾船厂的员工名单会发现，他的两个妹夫、女婿、幕僚、家庭教师全部都在上面，担任总办、会办这些职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叫裙带关系吗？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但是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请托往我这儿塞一个人，我能不帮忙吗？像沈葆桢这样道德品质过关的官员，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风气。
是军人出身的国企高管品德有问题吗？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之洞。当时人开玩笑说，张之洞就是“张之皆洞”，他干的事只要展开来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个窟窿眼，就是办汉阳铁厂。
有一次他跑去视察，翻看账簿，突然发现不对，怎么一个煤矿一个月就吃了1000斤盐？这个煤矿叫王三石煤矿，一共66个人，这66个人一天要吃掉33斤盐，要烧掉10箱灯油，这不是开玩笑吗？而且他发现，这个地方连老妈子、杂役都有助理，因为这个老妈子是熟人塞进来的正式职工，正式职工都不干活儿。现在我们有些国企里面，干活儿的也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也是不干活儿的。
你说张之洞这个人，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贪污，但是又如何？他管理的企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汉阳铁厂只要高炉烧一天，就得赔2000两银子，不仅没有在创造财富，反而在毁灭财富。
可见，这不是个人人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
民营企业的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这个结论你还真别急着下。当时最著名的民企是阜康钱庄，老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我的安徽老乡。胡雪岩非常有钱，高阳先生曾经给他写过一套小说。但是这套小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胡雪岩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好像做了很多生意，什么中药材、丝绸、茶叶，这些都是徽商经常做的生意。但是真要翻开胡雪岩的底牌来看，他简直就是一条吸血的蚂蟥，吸谁的血？当然是吸国家的血。
胡雪岩的搭档是左宗棠，左宗棠是总督大人，在西征的时候，大军出发需要粮饷，国家民穷财尽，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借洋债，所以就需要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居中做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
你知道胡雪岩给左宗棠借的洋债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实在高得离谱。汇丰银行给出的利率是8%，为什么最后变成了15.8%呢？胡雪岩蒙左宗棠，说别人借的都是烂银元，都是缺边缺角的，我们虽然利息高一点，但都是完完整整的好银元。
左宗棠可不管这些，他只要能打仗，有枪有炮有粮饷就行了。至于还钱，那是国家的事，国家用海关税收去抵押来还款什么的，他是不管的，无论多高利息他都肯借。一场大仗打下来，那是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战果，有一半的利息都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里，他就是这么发的财。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还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左宗棠听说有一种德国枪特别好，就跟胡雪岩讲，你去采购一杆来，正好我在兰州有一些机床，山寨一批，这样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胡雪岩说没问题，既然左大帅要，那我一定马上办。那个时候没有顺丰快递，也没有手机可以监测物流。左宗棠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写信去问他。胡雪岩说已经寄出了，你怎么没收到呢？就沿途去查。其实他根本就没寄，为什么不寄呢？因为胡雪岩自己要挣这笔钱。他给西征军在上海采购一杆枪的价格是20两银子，可是到了去跟左宗棠报账的时候，就成了100两银子，这种生意怎么能放弃呢？现在你左大帅要自己制造，这钱我还怎么挣？
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所以你甭信什么红顶商人的商业传奇，胡雪岩财富的源头在这儿。
文人做生意会一样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商人没有节操还可以理解，文人做生意会不会好一点儿呢？也一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刘鹗，这个人大名鼎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别看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胸怀大志、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但是他对做生意特别感兴趣，捎带着也做点儿生意。
可是他几乎做什么生意都赔，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修京汉铁路，当时叫卢汉铁路，就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这一段铁路。这么大一件事他一个人办？对，他就是想一个人办了。
当时他带了5万两银子跑到北京，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行贿。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户部尚书，属于实权派。翁同龢也没跟他客气，5万两银子照单全收，但是在日记里记了一小笔，说刘鹗这个人品德不好，怎么能行贿呢？这5万两银子他虽然已收下，但他在日记里这么一写，万一将来东窗事发，就能证明他没收，真是个老狐狸。
就这样，刘鹗在北京运作了一圈，然后跑到湖北武汉去骗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这个铁路的修建我全包了。张之洞说你凭什么全包了？刘鹗说，我有钱啊。然后掏出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银票。
张之洞一看这张银票是上海一家洋行给开的，就派人到上海去问。一打听才知道，这家洋行跟刘鹗之间有个交易—只要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借给刘鹗1000万两银子。可见，刘鹗在做一个拼缝的生意，跟今天很多商人的嘴脸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故事不胜枚举，当时几乎所有的商人，从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都在这么干。但是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内阁时代的人杰，甚至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这些人不能说都是道德败坏之人，如果有一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会不占这种便宜吗？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对国企的批判，都认为问题的根子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们参照晚清这些事实来看，真是这样吗？跟所有制度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一笔冤大头的买卖，你有本事你就抢，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谁会不偷呢？所以国企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商关系
在读完了《改革现场》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感悟，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旋涡。不管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哪怕是个外企，只要进到这个旋涡里，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推着败坏那么一点点。比方说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没有管理制度，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挣钱，照样得给回扣。它跟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就给了大笔银两的回扣。
我们总不免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寄予一份期待，以为权力的正当使用会促使这种关系变得良性起来。曾经有一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这个台可不那么好搭。这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给予很多要扶植的产业大量的补贴，但是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政府给予补贴的产业，不仅没有扶持起来，反而带来大量的问题。
我就知道南方有一个城市，政府很有钱，要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动漫之都，每家企业补贴500万。政策一出，傻子才不来呢，至少先把500万拿来花花，花完就撤了。
政府一看这样补贴不行，把补贴政策改为每生产一分钟的动画片就补贴2000块钱。这些企业一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就又回来了，只要把每分钟的制作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之内，企业不就盈利了吗？所以短短几年时间，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我们的小朋友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画片。但是因为有政府补贴在，这种政商关系就变得恶性了。
有没有好的政商关系？至少从晚清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企业混得不错，结果它的主管人把这个企业偷光了。
比如招商局，这是晚清的改革典范，不搞国企，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就是想激活民营企业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政府只是主导、监督。李鸿章当年对这个设计寄予了极大期待，唐廷枢、徐润这帮广东商人就上台了。上台之后的结果呢？我们拿徐润来说，徐润是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族子弟，很年轻就到洋行里做买卖，所以是一个商业文明训练出来的人。契约精神、讲究诚信这些事对他来说就不叫事，世代为商嘛。可是他到招商局当家之后，一看这是国企，干吗替它打工？于是每年的年薪照拿着，然后跟朋友、亲戚在外面合办了一家轮船公司。
徐润这家这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这家轮船公司时什么关系呢？关系再亲密不过了。比如说，一个客户在招商局订了艘船，徐润就会派人跟他说，不要订它的，订我们家的，便宜。
第二种情况，徐润这家轮船公司的工资由招商局发，更过火的是，这家公司接的货，招商局给代运，但是结款的钱进了徐润的公司，这明摆着就是偷嘛！
徐润最大手笔偷的是什么呢？他干脆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炒地皮。如今豪华的上海外滩那个时候还在建设中，徐润的眼光非常好，说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涨价，就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在外滩买了3000亩地，一举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
但是他没钱建，只能炒炒地皮。他也是命不好，1883年因为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情况，引发了一次金融危机，整个上海的市面非常紧张，徐润的资金链就断了。招商局追着让他还钱，所以他就破产了。
是徐润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吗？还真不是。我读过徐润的传记，他在1883年破产之后，又活到了1911年，后半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企业家。他脱离国营企业之后，做了大量的矿产勘探工作，是对中国近代矿业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说他心怀天下，非常有商业天赋。可是为什么跟政治一靠近，他就变成了一个贼呢？
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赖。最典型的例子是晚清的川汉铁路。最开始全国各处建造铁路，四川人民一看，我们也造。当时的四川总督叫锡良，只拿出了23万两银子，可是按照规划，这条铁路要造成需要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那怎么办呢？四川商人就开始筹款，筹来筹去，筹到了235万两，还差很多。
于是，有人出主意说，四川人的事四川人来办，我们找农民收。所以就发行了一种票据，在正税之外，又收了农民一笔钱。当然讲得好听，说这钱不白出，这叫股票，将来是要分红的。老百姓哪知道修铁路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苛捐杂税嘛！一共凑了多少？将近1200万两。
但是这笔钱距离所谓的5000万两到9000万两这个总预算还差得远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官府什么事，就是商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们一商量，用这笔钱修铁路太慢，这笔钱应该去生钱，就选派一个商人把它存到上海的洋行里。刚开始给这个商人很多约束，比如说一共给他350万两，要分着存，所有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家洋行最多存15万两。但是一到了上海，天高皇帝远，谁还搞那么麻烦，就把350万两存到了一家洋行里。
这家洋行一看，来了这么一大笔钱，干吗？炒股票啊！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里面有一只爆红的股票，就是炒东南亚的香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股市泡沫很快就破灭了，350万两几乎是血本无归。
当然，这个商人在中间也偷了很多钱，最后被两江总督衙门给抓住了。但不管怎么样，这350万两就不翼而飞了。
这时候国家一看，这件事被这帮商人搞得一塌糊涂，不如收归国有吧。你们现在花了多少钱，国家把这笔钱给你们。主持这件事的人就是盛宣怀。盛宣怀想，亏了的钱总不能让国家负担吧，这350万两你们自个儿想办法，我不管。这帮商人就不干了。
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嘴脸，在企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字—赖，赖到国家身上。
第三种情况，我们得从国家这头看。国家有钱的时候，会想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请注意，“支持”这个词很高大上，非常好，支持民族产业，从哪头讲都是正义的。
我们还得说回那个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底下有好多分公司，当年它主要就是经营长江航运。当时很多名臣都说，长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国船，我们民族产业也要崛起一把。国家当然支持了，不光是筹集商贾，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及拨款，码头、货栈都免费使用，还把旗昌、太古洋行运这些洋船的漕粮全部让轮船招商局来运，这是在订单上支持。要知道，漕粮可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笔国家战略运输物资。
价格上也给予支持。原来运漕粮用的是沙船，就是没有机械化动力的那种船，运费当然高了。机械化动力跑得又快，装得又多，当然应该便宜。不，国家给轮船招商局还是按沙船那个价格给，这就比正常的运货价格高了四到八倍。
如果是一般的货怎么办呢？轮船招商局就拼命杀价，杀到不顾血本为止，也要把旗昌和太古给赶出去。当时的价格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把旗昌的运货价格横腰斩了一半，对太古洋行就更狠，斩了2/3。最后搞得这两家洋商实在是没法玩了。旗昌洋行的股票从200两一股跌至60两一股。旗昌洋行说，算你狠，我不玩了，卖给你好了。刚开始谈的是250万两，后来轮船招商局嫌贵，又砍至220余万两，旗昌洋行就签字画押了。
可是你们知道轮船招商局的商人怎么想吗？他们当时想的是，这么低的价格先别卖啊。然后他们从轮船招商局找出钱来，偷偷买了旗昌洋行的股票，生生又把股价炒上去了。反正倒来倒去，轮船招商局的股东们从中至少多赚了50多万。
当时有很多政治鼓动宣传，什么中国人只坐中国人的船，不要去坐洋人的船，这就是用所谓的民族精神来搞市场竞争。结果是什么？轮船招商局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扶持而提升竞争力吗？可想而知，不会嘛。背后有一个有钱的爹，赌输了回去找账房先生支钱就行了。我只要完成民族大义就行，还顾什么企业的经营效率？所以这么玩会有好下场吗？
还有第四种情况，国家穷困潦倒的时候怎么办呢？还用说吗，那就去抢！1903年，袁世凯专门为这件事跑了一趟上海。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总经理盛宣怀的老爹刚死，袁世凯就对他说，这个企业我们得收归官有，你得按我指定的价格来卖。盛宣怀当然不卖，说什么股东、法律。谁跟你说什么法律啊，袁世凯就说，如果不按我这个价格卖，我就查你的账。后来真去查账了，最终生生把轮船招商局一个民营企业收归官有了。从这一年一直到袁世凯倒台，轮船招商局就是袁世凯的钱袋子，每年北洋政府都要从轮船招商局里划走几十万两，一旦没钱，就把轮船招商局抵押给外国银行借钱，就这么玩。
轮船招商局到民国政府时期会好一点儿吗？国民党干脆把它收归国有了。
可见，只要政治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政商之间的关系不外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四种—偷、赖、给和抢。
优秀的政治权力下结果会不一样吗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不自觉，如果是优秀的政治权力，没准儿就没这些问题了。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搞了一个所谓的植产兴业的大计划，大久保利通这些人跑到西方学习后，回到国内就拼命地办产业。刚开始跟轮船招商局一样办不下去，天皇跟他们一商量，说咱们不搞什么无聊的国企改革，除了国家的命脉产业，其余的全部卖给民间的财阀，让民营企业得到发展。今天我们知道的日本大企业，比如说三井、三菱都是那个时候的大财阀，国家资产几乎是三文不值二文地就卖给他们了。
三菱公司后来因为侵占中国台湾有功，国家干脆把花费60多万日元建的码头全给它了，只象征性地收了9万日元。这样的例子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俯拾皆是。
这样的国家，不仅不抢，还额外给，对民营企业多好啊，会有好下场吗？
会有什么好下场呢？这样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枢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十年的努力就付之一炬了。只要政治权力是核心，这个市场就不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市场，不管刚开始双方谈恋爱谈得多么轰轰烈烈，最后吃亏的仍然是整个国家的民族经济。
有一个新加坡学者讲过一番话，他说原发现代型国家和后发现代型国家的政商关系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原发现代型国家？就是现代化因素是从它的社会结构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比如欧美国家。当它的商业力量成长起来之后，自然就会制约政治力量，达到某种均衡。
可是后发现代型国家就不一样了，说白了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开始现代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外来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出现的。这个时候要想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只能集全国之力，靠政治力量搞全国大动员办上几个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可是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企业越挣钱，政治权力就越强大，因为它越有钱。请问，等现代化达成之后，谁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说的，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新加坡。
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接着提一个问题：在这种政商关系中，作为企业、作为商人这一方，应该何去何从？我最受启发的，是万科的董事长王石。
几年前，王石就给我分析过，他说不管是好的政商关系还是坏的政商关系，作为企业来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没有关系，不发生关系。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好的政商关系。他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到安徽合肥买了400亩地，跟当地政府把价格谈好，然后他回到深圳去取钱，一个星期之后又飞回合肥去签合同。
正要签合同的时候，当地政府为难地说：“王总，就在你走的这一个星期里，有一个人拿了一张条子来，想从你这400亩地里面切走200亩，他也看中了这片地。我们不好推三阻四，但我们也不让你吃亏，这200亩我们每亩给你补5万块钱，总共给你1000万，你看这样行不行？”王石说：“你们都说得这么可怜了，那就拿走吧，不就200亩地嘛！但是说好了，这1000万我可不要。”当地政府说：“王总，你不要生气，我们好好谈嘛。”王石说：“真不是生气，真的是不想要。”
说实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000万对于万科来讲也是一笔巨款，他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原因，其实这笔账很好算，如果我拿了这1000万回到万科，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所有的员工都欢呼万岁，说王总真聪明，一个星期就空手套白狼挣了1000万。但是第二个结果呢？这1000万是什么钱？是炒地皮的钱，你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差就多挣了1000万。那请问，万科还有谁会认认真真地设计房子、造房子、管房子呢？既然炒地皮挣钱这么容易，而真正靠商业运作挣到1000万那么难，我凭什么容易钱不挣，去挣那个难的钱呢？结果就是，万科将变成一家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未来的公司。如果把万科的未来用1000万卖掉，我认为卖便宜了，所以我不要这1000万。”
王石是这么算的账。这是好的政商关系了，政府完全是善意。还有一种坏的政商关系，就是商人需要向政府行贿，有的官员会这么干。
大家都知道，王石有一个著名的标签，就是万科绝不行贿。我第一次见王石的时候，就说我不信一个房地产商不行贿，你说出天去我都不信。
王石说：“你看万科这么大一家公司，行贿总不能我一个人去吧？我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说万科绝不行贿。这几十年间，万科有大量人辞职，他只要了解内情，出去了就难免会爆料。既然没有人说万科行过贿，说明我真没行过贿。”
我说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信。王石说：“我给你算笔账，你就信了。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人，只要是人，他的需求就是多元化的。他既有收一笔黑钱，改善一下生活的需求；也有做一番政绩，帮助一家好公司做出一番漂亮事业的需求。甚至我们还可以分析，官员还有其他需求。比方说，同样一大片地，如果他给了万科一小块，因为万科名声在外，不行贿，其他的地给别的公司，收一点儿钱。那请问，万科是不是他的保护伞呢？这没准儿也是他的一个需求。三个需求搁在这儿，我不行贿，可以满足其中两个需求，行贿的公司只能满足其中一个。我不行贿，省了一票钱，还免除了今后的法律风险，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我是该行贿，还是不行贿呢？所以不行贿，它不是一个道德决策的后果，而是我理性计算的后果。”
王石的这两笔账算得很有意思，我到底想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是我在很久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说现代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是隔绝的。
什么叫价值体系？咱们不说这个高大上的词，就是人得牛×，怎么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你很牛。比如说你做商人，你可以奔着有钱这个价值去；你想有权，官瘾大，可以当政治家，去拉选票；你就喜欢主持正义，那就去当律师、当法官，这也行；若你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学问，没问题，那可以去大学当教授。
但是请注意，这几个价值之间是隔绝的，互相之间是不能串的。如果你想搞学问、当教授，那社会会给你一份体面的收入，但是想发大财，那不大可能；如果你当法官，那你可能拥有在法庭上的权力，但是对不起，政治权力跟你是隔绝的。
什么叫现代化不完善的国家？就是这几个价值系统都发育出来，但是相互之间是通的。
比如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官做；比如说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学校当教授，逼着学校给自己发一个博士文凭；你是个教授，就可以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影响法庭的判决结果。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化发育得还不完善的社会。
作为一个商人，你就应该在挣钱这条路上走到黑。如果偏离了这条路，最后这种政商关系对你生意的反击，甚至是败坏，是你刚开始时完全想不到的。也许刚开始有一些甜头可以吃，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王石的新书《大道当然》，这是万科企业内部喊得很响的一句口号。我觉得王石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应该走大道，应该有这样一个大道精神。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它另外一番解读。什么叫大道？大道者，大路也。政商关系怎么处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