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毁灭北宋的千古罪人?

“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看到。说实话,当年我作为一个正准备参加高考的文科生,对这个词没什么好印象。因为要记一大堆知识点,什么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所以烦死这个词了。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无论如何,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王安石的形象—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会高看一眼。王安石是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一个好形象,是近期的事情。在晚清前800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60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做了一件事,重修“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宋朝历史,准确地讲,就是编撰《神宗实录》。

书中牵扯到很多细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的称呼是“熙丰变法”。宋神宗一共有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一个叫元丰,这场变法就是从这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而得名的。但是在《神宗实录》里,这场变法被改为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因为宋神宗要告诉大家,这场大祸都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他老人家什么事,皇帝只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

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就是写《四书集注》的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私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而且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差评?

还有,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他在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格调就更高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他们是两个罪人!要知道,看不惯王安石的多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毕竟他有很多政敌,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的文人在痛定思痛、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做出了这种评价,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代的冯梦龙写了一套小说,叫“三言二拍”,其中有一个小段子。宋代的时候,王安石微服私访,看见一个老妇人喊猪过来吃食,说:“啰啰啰啰,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

一个改革家,朝上的奸臣会恨他很正常,可老百姓怎么也这么恨他呢?为什么王安石现在居然有这么好的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

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晚清时有一个人叫梁启超,他那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这句话是说王安石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之后唯一的完人。弦外之音是把孔老夫子给跳过去了!就是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人,就王安石这个人最了不起。

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分析:“青苗法”不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就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带去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观念。

为什么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当时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改革家;其次,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再次,他们都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20岁,梁启超靠的是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梁启超面对的是慈禧太后。所以,梁启超夸的哪里是王安石?其实是在夸他自己。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翻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并不是要讨论“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功还是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这场具有这么多高明的现代制度特征的变法,最后失败得那样惨呢?

变法失败是人品问题?

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王安石是坏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其实内心里藏满了奸诈。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的爹—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既然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教大家辨认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着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的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地看待,为什么?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著名的文人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的私德非常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意思是,不管文学还是私德,王安石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改革和人品有什么关系?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的改革却搞得挺好。

变法失败是政策问题?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围绕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放在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王安石说不用去借高利贷,国家借给穷人。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付出的利息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根据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民间通常征收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

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劳动力去修运河、修长城。

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左边是一个贝,就是钱的意思,右边是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了,你得上交一些钱和军事装备,比如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

那税呢?“税”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针对农作物收成征收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老百姓这边种着田,将来要给国家交税,可是那边又要征发劳动力,去修这儿修那儿,老百姓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所以,王安石说,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的支持。你看商鞅变法,商鞅最后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商鞅被抓起来施行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背后这位神宗皇帝,是多么英武的一个人啊!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场都发生在宋神宗那代,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他带领北宋军队击败了吐蕃军队,收回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真的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宋神宗在继位之前,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每次交谈,韩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很是佩服。可是韩维告诉他,这些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当时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

宋神宗登基之后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以此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了一下,马上就把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代的副宰相),让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而且这场改革的时间可不短,用了16年。16年是什么概念?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不过才8年,就是说,对创业者的支持,到8年的时候也算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支持你,支持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即使是朝中的老臣,不管资历多么深,只要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琦。韩琦这个人从宋仁宗时期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绝对是有定册之功的,是他保皇帝上的台。在皇权时代,对这样的老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宋神宗不,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开,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待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不换思想,那我就换人!

这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又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为什么这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失败不要紧,但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宋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我们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

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发射了卫星,还研制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的经济好了,科技水平提升了,但是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上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引进国外的品牌。这是为什么?

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太多了,为什么后者我们反而做不好呢?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马上就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原子弹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到。但是汽车是个商品,它是一个多目标系统。你以为真像有的人说的,汽车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没那么简单。它包括好的雨刮器、好的内饰、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只有在价格上能和国外的汽车竞争,才算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一个零件往往先生产200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没有成本观念,是单目标系统。

效率型变法和活力型变法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王安石变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动用国力,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加上一个改革家,很容易就能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

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春秋时代层层分封的那种财富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了,他把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了国家这个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变得非常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这个人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所以他的改革其实很简单,就两条:第一,用算缗和告缗把所有富人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比如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国家马上就有钱了,就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形势非常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此时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把仗打赢,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于是,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征集制,很快就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打赢了。

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死气沉沉的国家机器,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激发它的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这个时候,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市场繁荣而稳定,军队能够有战斗力,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目标,要比单目标系统困难得多。

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它是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的那一种。

为什么说它是活力型改革?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问他怎么改革,王安石说,他有一个方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凭空就可以增加财富。

司马光觉得这是胡扯,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凭空增加财富不是说书嘛!其实站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就是要激发整个国力,所以他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搞国企改革。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当时的“国资委”的主任宋神宗就很着急,怎么办?只好换厂长,换成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有办法,那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例如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于此,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我们就知道王安石变法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

第一步: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有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却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王安石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在皇权时代搞改革,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宋神宗经常跟人讲,他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遍告天下,不要在他们俩间下蛆,挑拨离间,王安石说的话就代表我宋神宗的意思。说白了,王安石就是皇上,宋神宗现在就让王安石这么做。这个支持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王安石也经常跟皇上说,那些小人会常常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你可要小心。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过,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就给了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可最后,还不是被挑拨了吗?袁崇焕最后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按理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感兴趣,对吧?

但是王安石既然获得了权力、地位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就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改革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而变成了效率型改革。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第二步:反对者统统一边去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他的本能反应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以,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非常残忍的一面。

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怎么办?太子犯了法,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割了,这就是做给太子看,让他知道,哪怕贵为太子,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

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被吴起杀掉。可见,哪怕是受宠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猴看。

王安石变法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要知道,当一个效率型改革家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你可以摆出民主的姿态,聆听多方意见,但如果真听了,就是在耽误效率。谁听说过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都得有残忍的一面,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战争是单目标系统。

如果王安石觉得这个新法已经非常好了,论证得非常完善了,现在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提上去的话,那就要灭掉一切反对派,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不可能像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在文学界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

欧阳修与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为他推荐。这两个人还是老乡,这就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况且王安石的文采确实很好。

可是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你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王安石马上就对他下手,指使手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没办法。宋朝的老臣想要“乞骸骨”“致仕”回老家,一般要到70岁才行,可是欧阳修60岁就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欧阳修吗?王安石说,欧阳修这个人“修善从流俗”,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老跟那些俗人搞来搞去。他还说三朝老臣韩琦是“社稷臣”,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长辈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

王安石在朝中原来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嘉祐四友”。什么叫“嘉祐四友”呢?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都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考上的进士,同榜的进士往往关系比较好,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都有哪四个人?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再加上王安石。这四个人原本关系挺好,可是王安石开始变法之后,马上就跟其他三人绝交了。

韩维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就被王安石赶到一边去了。王安石曾经跑到宋神宗面前说,吕公著这个家伙有才,将来一定是个宰相。可是后来吕公著对变法刚提出一点意见,王安石就罢了他的官,而且把他说成“四凶”之流。“四凶”就是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反对变法,王安石对他也是翻脸不认人。

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的外号不是叫“拗相公”嘛,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他的情商低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在当宰相之前,曾经有一阵子在朝中主管刑狱,就是判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发生了一个案件,甲、乙两个人是发小,一直关系很好,甲养鹌鹑养得不错,乙想要一只,甲不肯给,俩人就闹起来了。乙抢了一只鹌鹑就跑,甲就拿起刀在后面追,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把乙给杀了。开封府认为甲虽然是乙的朋友,但他杀了人,就得判死刑。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乙公然抢夺,按照大宋的刑律,他就是盗匪。甲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算死罪,所以甲不该死。搞得开封府那些官员哭笑不得。死抠法律的话,王安石说的确实正确,但这个案子还得考虑当时的情况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执拗,而且没有人劝得了的家伙。但是,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什么?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根本就改不下去。

你看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改革成败与否跟性格、情商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第三步:唯有小人最好用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请问用谁来执行改革计划?当然用那些不反对的人了。不反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往往都是小人。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部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邓绾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宋神宗闲来无事,就问他认不认识王安石?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宋神宗说王安石不得了,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一个人是古人,那个地位可不得了,相当于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明白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不可知。

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你这不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在历朝历代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随便笑我,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

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只有他们;另一方面,这帮人好用。

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更愿意用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老板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员工好好干活儿,这个组织的效率马上就会得到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加。

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的,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司马光会动不动就坐下来对他说,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得用那些小人,他们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效率就会提高。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其实,领导心中对拍马屁的人的道德评价不会有多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我就动。对于王安石这样追求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这些人用谁?

所以,支持王安石搞新法的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里面充斥着小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第四步:制度成本知多少

第四步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王安石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新法能推行好吗?青苗法的初衷很好,让老百姓不用去借高利贷,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他们。

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的利率了。

对这些奸臣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既然王相公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利息,那我们就要多收利息。春天借给老百姓一次,秋天再借给他们一次,不管他们要不要借,都要强行摊派给他们。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赋税,当然民不聊生了。

奸臣发挥的作用可不仅如此,虽然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没有那么多,但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时民间的情况,假设高利贷普遍的标准是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才二分,这当中有两分的差额,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寻租空间”的额度。

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会给创新企业、文化企业一些补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公司,帮这些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再跟这些企业来分。宋代也一样,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是国家使用补贴把价格压了下来,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弹回去—内部人偷票或把票给票贩子,等等。老百姓买票的时候,如果不到票贩子手里去买,就得彻夜排很长的队,用支付自己时间成本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

所以制度运行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把制度成本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易法”,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既然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最后他会买什么?一定是紧俏货、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是国家出钱,所以“市易法”迟早会搞得国家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也说了,市易法应该有收益,不是低吸高抛嘛,所以找那些官员要钱。那些官员会怎么办?只好拼命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市易法被废除的时候,社会是什么情况?最后有4万家商户欠政府钱,市易法的执行机构雇了1000多人在全国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想要给老百姓制造的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第五步:坏人发起反攻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皇帝任用的这批坏人已经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他们要反过来攻击新法的发起者—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被贬到了南方。临走的时候宋神宗还在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觉得谁当下一任宰相合适?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把王安石搞掉。

于是,他跟邓绾两个人一合计,就诬陷王安石参与了一个亲王的叛乱。幸好王安石还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日夜兼程赶到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件事情摊开说清楚了。

宋神宗说,既然这事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王安石二度当宰相,吕惠卿只能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从此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吕惠卿不参与的。

这个时候,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跟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毕竟不是一个人。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跟他商量变法的细节,他跟吕惠卿说,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他俩大量的书信来往都涉及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书信整理了一下,一起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这就是你信任的王安石,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就傻眼了,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第六步:贻害无穷的党争

事情到此算结束了吧,实际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仅仅由于变法失败,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在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影响更深远的逻辑。

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必然会有余波,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撤除支持,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家下场往往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比如商鞅、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虽然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成为了打击目标。

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宋哲宗,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他的老妈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宋哲宗这个孙子在胡闹,忍不住自己上了台,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请了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年号,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了高太后这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掉。

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自然做不了几年主,老太太一死,宋哲宗就会亲政。宋哲宗说,对,你是宋神宗的母后,以母改子没有问题,是符合孝道的。我是宋神宗的儿子,我要以子继父,这也符合孝道啊。所以就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

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这名字听起来很别扭,绍圣是宋哲宗的年号,“绍”和“述”都是继承的意思,“圣”指的就是宋神宗。“绍圣绍述”就是说,宋哲宗要继承宋神宗神圣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于是,新党又上台了。

可是宋哲宗执政没几年也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就是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讨厌新党。于是,新党再次被赶下去,旧党又被召回朝廷。这一段有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这俩年号都是有意思的。

什么叫“建中靖国”?就是说,我们新旧两派不要再争斗下去了,搞一个中庸的东西,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向太后还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又扶植了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没有几年就下台了,然后是谁亲政?就是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他又开始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

如此一来,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像翻烧饼,这面烤煳了翻另一面接着烤,不断地折腾。新党上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搞改革,推行王安石的那些政策?

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已经沦为两个政治符号,没有什么实际的改革措施了,就是互相指着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云云,朝廷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在宋徽宗年间,党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宋徽宗的年号,崇宁,什么意思?就是要崇拜熙宁年间宋神宗做的那些事。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刻了一副“元祐党人碑”。当年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是叫“元祐更化”吗?宋徽宗认为,上台的旧党都是奸臣,所以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司马光、文彦博都在上面。刻下来干什么呢?立在开封,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朝廷永不录用。

后来宋徽宗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其他碑上面不是宋徽宗的字,而是大奸臣蔡京的字,元祐党人碑就作为蔡京的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元祐党人碑上刚开始只刻了100多个人的名字,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300多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这个党争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一直到南宋,还在折腾。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才会理解,为什么王安石是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的罪人。都是因为他搞变法,才导致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这段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难道你想否定王安石吗?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是正确的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要把前者推翻。所以到底是王安石对,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把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效率型改革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要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房子肯定会盖走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它只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赶下去。这就是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改革开放:活力型改革的好教材

你可能又会问,如果罗胖你是王安石,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真的有一本好教材,那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可以倒过来理解,第一步是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它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不争是非。

第二步就是“摸论”,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有人能摸到帮助过河的那块石头就好。那么,那个人就是逮着老鼠的好猫,判他是正确的,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老子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理念,叫“不尚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为什么老子会说这样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尚贤?把一种人定为贤,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先论了是非,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讲的王安石变法演化的逻辑。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企业的活力。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他们大多用的都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在总裁办里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地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可是结果呢?往往会距离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讲的那个道理。

所以,企业家们如果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么,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可以参照。它的正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