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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Ⅲ 大数据让真相浮现
王安石败给一幅画
说到这儿，很可能您会问，我们获得真相是不是就不大可能了呢？因为权力这个东西似乎永远在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见权力退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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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一个东西正在人类的历史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我们称之为互联网，你也可以称之为大数据。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看到真相通过某一种技术方式彻底浮现出来的可能。
@xdkxdkxdk：大数据时代就一定能获得所谓的真相吗？未必吧，以前的传统方式是很难得的一个说法，真相难以获得，假象也难以获得。而现在则是可以很轻松地获得很多种说法，真相可能有，假象可能更多。真真假假混在一起要如何判断呢？罗叔把互联网看得过于神奇了，在这个时代谁掌握了话语权，或许就掌握了所谓的真相。庞大的信息每天充斥着我们的神经，或许这里真的有我们想要的真相，但是我们可能一辈子无从得知。
当然，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没有互联网的传统社会里真相是如此难获得。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是要靠人格为节点，这时候真相就容易迷失在半途。
我们讲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驱动者是宋神宗[8]，但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这么一个人。他看外朝哪个大臣都可能是贪官，都有可能是贼子，都有可能叛乱，谁都不能信任。他坐在深宫中的御座之上，他何从判断真相？
比如说在王安石变法当中，当时争执最激烈的一件事情就廷上就分成了清晰的两派，这边一派都是那些硕学鸿儒，都是正色立朝的老大臣们，什么欧阳修啊、司马光啊、韩琦[9]啊、富弼[10]啊、苏轼啊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都说青苗法害民，“咣咣咣咣”举一大堆例子。而这边是王安石和他的改革派，他们也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青苗法有益老百姓。
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到底好处是九个指头，还是坏处是九个指头呢？对于宋神宗来说，在那样的朝代里，他又没有统计局，对吧？也没有什么社会调查小分队，他何从从数据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变法总会对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总会有一些社会上的扰动，但是这种扰动到底是好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方面是主要的？他无从判断。
@28度-：道德和法律，都是合约的一种；有时候是同一合约的不同条款。人们用道德或者法律肯定或否定某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道德上认为不合法”是一种逻辑有问题的说法。很多关系，法律和道德重叠；有些关系，道德有约束，法律无约束；师生恋之前一直有道德约束，法律在某些境况下，也对此进行约束。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流民图》事件。有一个著名的反对变法的大臣叫刘安世[11]，他觉得没法说服皇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诉诸于视觉。不能诉诸于事实，只能诉诸于视觉。他画了一幅《流民图》，老百姓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辗转于途，然后死于沟壑。画了特别凄惨的这么一幅图，然后到皇帝面前，跪地把《流民图》呈上。
据史料记载，宋神宗看到这个《流民图》之后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然后非常悲摧地把这个《流民图》收下，到深宫之中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眼泪，看一眼流一滴眼泪。此后就第一次停止了变法。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前后是两次，王安石罢相也是两次。这件《流民图》事件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但你说这《流民图》就呈现了事实吗？就呈现了真相吗？未必啊。到最后，获取权力中心者的意见偏向只有靠这种纯文艺的方法，而不是诉诸于真相的方法，这就是那种传统时代手段的粗糙。
永远搞不清的妈
再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的阵营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李定[12]，新派大佬。当然新派大佬出来之后旧派的人肯定要攻击他，就开始找他的问题。查了半天，突然发现这个人有道德瑕疵，什么瑕疵呢？说他母丧不奔。什么意思？就是他娘死了，但他不回家奔丧守孝。
这个事情在今天我们有时候有些单位还说，母亲死了还奋战在工作岗位上应该进行表扬。但在宋朝，一个人娘死了都不回家，这就是猪狗不如的伦理败类啊。所以古时候的官员都有丁忧守孝三年的规定。你父母死了，不管什么大事，一定要辞官然后回家守孝。
@Ashcan：结合下期一起看，会有一点点矛盾冲突。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递无孔不入，真相貌似容易被发现。但是暗藏在其中的民意，对于真相的获取，未必是正面的作用。“我爸是李刚”最典型了，这句话因为互联网而汹涌传播，民意乐于看到的是官二代的飞扬跋扈，但是真相却未必是这样。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比老罗这期说的，还要更深。
但是李定没有这样做，所以反对派大臣们就把他告到宋神宗那儿，说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
李定的这个母亲姓仇叫仇氏。这个人也是宋代社会里诞生的一个女性奇葩。她一生嫁过很多次人。第一次嫁了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名，就是跟苏轼一起花天酒地的那个和尚，佛印[13]。
第二次她又嫁人，就嫁了李定的父亲李问。是不是生了孩子？也不知道。李定是不是这个仇氏所生？也不知道。后来仇氏死的时候，也已经不是李问的老婆了，她又嫁了一个人，这人姓郜。
所以李定说，这不是我妈，她不是我亲生母亲，所以我没有为她守孝三年的义务。仇氏死了，他就象征性地回家看了看然后就回来了，没有在那儿待三年。反对派就揪住这个事情追查。
@2283860：要么没有真相，要么有千千万万个真相。真相又不是一句话，包含得太多。而大数据时代，必须要将“数据”保护起来，有掌管着“数据”能力的人，可能依旧是权力之下无真相啊！
在今天的技术手段下，这个事情好简单啊。宋神宗对这个人道德有怀疑，派一个调查组下去嘛，回来写一份报告，这个事情不就很清楚了吗？但是宋神宗有那么傻吗？要知道在王安石变法两派政治斗争已经激化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派出来的调查组偏向哪一派啊？你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会对真相扭曲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宋神宗非常聪明，根本就懒得派调查组，因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可能获得真相了。于是这件事情就永远作为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个著名的公案，流传下来了。李定到底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道德卑污的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局限。
@歪歪王：在互联网出现后，政府、个人、特权等想捂盖子就没以前那么轻松了。
我们今天谈真相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从周边的社会事件当中找一些模糊的影子。比如说，前一阵河南有一个平坟事件，后来有一份著名的报纸《环球时报》去调查，说老百姓很赞成啊，你看我们的记者下去调查，百分之多少的老百姓都赞成这个事情，没有多少人反对啊，那你说报纸的调查是不是真相？可能是。老百姓确实就是这么回答记者提问的，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的这个主张，我们同意平坟。可是，这又回到我们前一节讲的，在权力影响下有没有真相可言？有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在未定之天。
@一戎衣：反腐在互联网时代其实很简单，采用大数据与官员申报的财产进行比对就是了。可是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还是寸步难行呢？
大数据撕开真相
那么我们指望什么？我前面讲到，只能指望互联网，指望大数据。
比如说，有段时间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豪宅的二手房交易量突然暴涨，有知道内情的人士说，中央开始反腐了。其实据我所知，反腐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方面要求官员自己去申报，你和你的直系亲属名下有多少房产，多少股票，多少现金，多少存款。一方面通过银行、房管局一系列的大数据后台抓取，可以自动形成一份列表，然后逐渐对呗。你说这个房产是不是你的？为什么这栋房产的房产证上证明是你的，你自己又不报？有些贪官可能有很多财产他又不敢报，等等。这当中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就可以产生很多缝隙，然后我们的纪检团队就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和引子去追查到底。
所以说，只有依靠大数据时代，我们人类才可能获得一种真相的可能。这种可能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如果你读过《大数据》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在大数据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想要掩盖真相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本书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个银行的一台取款机在街角，就发现这个取款机老是出现现金的过量取用，出了什么问题呢？后来一调查发现，哦，原来附近有一家风月场所。很多正人君子是不好意思跑到那里刷卡的，因为信用卡记录是要被老婆知道的，所以他都会拿信用卡到门口离得最近的那个自动取款机上取现金，然后去付现金。
你以为，私下无人，三更半夜，你就可以捂住嘴巴吗？对，你可以，具体你在哪一天取了多少钱，去嫖了谁？这些行为可能在一时一地可以被掩盖。但是对不起，大数据时代来了，银行在后台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台取款机是谁在什么样的夜晚，取了多少钱。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你真觉得真相的浮现还远吗？
@OhMy大叔：大数据时代离真相还是远。所有的事情，总是有人知道。同样ATM机，银行可以查出来当时的录像，但是谁会去查？真相最难以被揭露的原因，一个是知道的人不说，一个是说的人太多无法分辨。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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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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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时代是大数据的时代，只有依靠大数据，我们人类才可能获得一种真相的可能。
[1] 苏联作家。连任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静静的顿河》是其代表作。此书一问世就声誉鹊起，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在德国销售量甚至超过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年轻的肖洛霍夫跃升世界级作家，被誉为“令人惊奇的佳作”、“苏联文学还没有遇到同它相比的小说”。1941年小说获斯大林奖。
[2]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
[3]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
[4] 苏联法学家、外交家。他在1949年到1953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并代表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1935年，他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为该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重要基石包括：（1）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口供是证据之王。
[5]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是指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案件；分别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6] 蓝玉（？－1393年），南直隶定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妻弟，中国明朝开国名将。后遭疑谋反，被明太祖处决，株连一万五千人，是为“蓝玉案”。
[7] 曾是苏联共产党和第四国际领袖，为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和作家等。其出书中以《俄国革命史》最为出名，而《先知三部曲》是研究托洛茨基生平与思想最权威的著作。
[8] 本名赵仲针，宋朝第六代皇帝。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9] 北宋大臣。南宋北伐统帅韩侂冑曾祖。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10] 中国宋朝政治家，河南人。富弼为官清正，颇有廉声。
[11] 北宋河北大名人。安世早年师从司马光。熙宁六年进士，司马光任宰相时，推荐刘安世到国史馆出任要职，历官秘书省正字，累进谏议大夫，论事刚直，人称“殿上虎”。
[12] 曾受教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举荐，召至京师开封，后由王安石荐于皇帝，历官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元丰二年（1079年）同舒亶制造了“乌台诗案”，设计苏轼，并将之投入大狱。御史林旦、薛昌曾朝奏说：“李定不孝，不服母丧。”
[13] 俗姓林，名了元，字觉老，北宋饶州浮梁（今江西）人。生于明道元年，幼聪慧，三岁诵《论语》，五岁能诵诗三千首。在竹林寺读《楞严经》，不久出家，至庐山开先寺礼云门下三世善暹禅师为师，与周敦颐、苏轼友善，苏轼谪居黄州时，佛印住庐山，两人常有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