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页 |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埃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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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在1790年代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乔治·华盛顿。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美国人自1776年（也就是说在国家尚未成立之时）就将他视为“国父”了。在他1789年担任总统之时（让其他任何人担任总统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华盛顿声望的各种神话已经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疯狂生长起来，华盛顿本人完全被笼罩在一种无所不能的光环之下，使区分他作为凡人所拥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义成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在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实的。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1775年在匹兹堡外对法国军队的进攻以失败告终，年轻的华盛顿与丹尼尔·布恩一道将幸存者召集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中他先后从两匹马上跌落下来，外套上有多处弹孔，裤子上也多处被擦破。1781年在约克镇，在一次炮火攻击的枪林弹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墙上达15分钟之久，完全不理会那些试图拉他下来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战场形势为止。当华盛顿开口谈论国家命运之时，人们洗耳恭听。

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有一座奥林匹斯山的话，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远远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够和华盛顿争夺最高地位的只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兰克林本人已经承认了华盛顿的至高地位。富兰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态，将自己的手杖遗赠给了华盛顿，好像是要帮助这位将军迈向不朽之路一样。“若说这是根权杖的话，”富兰克林说道，“他应当得到它，而且完全与之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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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0年代的美国，华盛顿的形象无处不在，在绘画中、报纸中、纪念盒中，在硬币上、银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摆设上。人们对他的亲密情感似乎会永存下去。他的指挥官身份已经成了独立战争年代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征：1775-1783年大陆军的关键人物、1787年制宪会议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来担任这个羽翼未丰的联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脑。他让独立战争时代的狂想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现实，是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华盛顿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国独立战争步入混乱轨道；他是稳定的中心，围绕在他的周围，独立战争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当时一句流行的祝酒词，他是“将所有的心灵团结起来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三者合一的美国伟人。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文章出现在了费城的重要报纸《美国广告者日报》的内版上。这份声明非常简单，体现出作者精心设计的平易措辞。它是这样开始的：“朋友们，公民们：重新选举一个公民来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经为期不远了……我认为此时将我的决定告知诸位是恰当的，尤其是考虑到这将有助于公众意见的更明确表达。这个决定就是我将不再接受进入候选人名单。”这份声明以未加任何头衔的签名结束，表现出作者的自谦姿态——“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

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国内所有主要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尽管只有《新罕布什尔快报》给它加上了将永载史册的标题——“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当时人们几乎马上就开始对文章内容展开了辩论，一个生动而愚蠢的论辩出现了：它到底是华盛顿写的，还是汉密尔顿写的。在之后更长的时间里，这份告别演说获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与《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一道成为对美国必须永久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庄严的语调也使它成为充满陈腐智慧的政治场景中的永久试金石。19世纪末，国会让在华盛顿诞辰日朗读这份演说成为一项强制性仪式。同时，几代历史学家在美国外交研究者的带领下，将解释这份告别演说变成了一种专门研究，并对蕴含其中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两党政治做了无数评论。

但在当时，这些矫揉造作的姿态或解释根本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存在意义的话）。真正有意义的而且大多数读者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乔治·华盛顿要退休了。当然，人们也马上领悟到这个决定在宪法上的意义：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自动放弃了总统职位，确立了一个直到1940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的先例。（这个先例于1951年被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确认。）但是，即使是这个在确立总统轮换制的共和原则上发挥关键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于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认知，还是显得黯然失色。

二十年来，在独立战争和共和政府实践的整个期间，华盛顿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舵手。现在他正航向自己的迟暮之年。他确立的这个先例现在看来可能是令人振奋的，可是在当时，最为耀眼和最令人难过的现实是，没有华盛顿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事实本身是前所未有的。这份告别演说，正如几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显得有点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别演说，它从来就不是以口头演说的形式发布的。因此，最恰当的说法是一封“告别信”，因为它在形式和语调上都像是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现在他们需要独立前行了。

内幕人士在六个月以前就觉察到这一天快要到来了。1796年2月时，华盛顿曾就起草某种形式的告别声明找过汉密尔顿。不久之后，政府内部的消息网络嗅到了气味。当月末，詹姆斯·麦迪逊写信给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门罗：“非常肯定的是，华盛顿总统不会在此次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总统。”发表告别演说前夕，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领袖菲舍·艾姆斯预言，华盛顿即将发表的声明将成为“开启党派竞争的信号”，但是实际上这种竞赛已经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例如，在5月，麦迪逊就猜测（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杰斐逊可能是一方，亚当斯明显是另一方”。仲夏之时，华盛顿本人已经开始向朋友们透露自己任期结束之时离开政府的强烈愿望，“自此之后，天底下没有什么我能预见到的东西能够再次将我从私人生活中拉回来了”。实际上，在整个第二任期期间，他就已经做出种种暗示，说自己“已经到了人生转折期”，过于年迈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并多次重复他的口头禅：他渴望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光荣的孤立感”。

他是认真的吗？对劳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叹和对退隐田园的大力赞美，已经成了独立战争那一代（特别是弗吉尼亚王朝）领导人惯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态。每个人都知道西塞罗和维吉尔描述的、以辛辛纳图斯为代表的晚年隐居经典模式。宣布自己要脱离喧闹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农场的自然节奏之中，这几乎成了一种修辞惯例。如果说华盛顿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为特征，那么杰斐逊的告别则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农场和我的书籍”为特征。这种特征后来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如西塞罗般充满抱负的约翰·亚当斯宣称，弗吉尼亚人已经用尽了西塞罗式的行为表现。“看起来让自己变得伟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这样写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阴影之中生长起来的，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华盛顿甚至在1789年就任总统之前就威胁称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 1792年第二次当选之前也重复着同样的威胁。尽管在这些情况下华盛顿都是真诚的，但他对体面退休的偏好总是被另一种更公开的美德压倒，这种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断强化了：华盛顿，也只有华盛顿，才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在1796年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答案很简单：年龄。在华盛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强健一直都是他的无价财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体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时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个头。（约翰·亚当斯称，华盛顿每次都被选为国家行动领导人的原因，就在于他总是屋子里面个子最高的。）若对他的身体特征进行客观描述的话，他几乎就像一个丑陋的畸形人：脸上布满麻点、龋齿严重、眼窝深陷、鼻子过大、臀部肥厚、手脚大得惊人。然而，当这些东西被放在一起并运动起来时，整个形象却放射出庄严的光辉。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他的身体不只是占据空间而已，似乎还将周围的空间重新组织了一遍。他不仅以其庞大的身躯在屋内占据了主导，而且几乎就是一种电磁式存在。“他的举止是如此庄重和威武，”本杰明·拉什说道，“以至于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站在他身边，都好像是他的男侍从。”

华盛顿似乎能让战斗中的子弹和炮弹碎片绕道飞行；他曾经将石头扔过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达215英尺的天然桥；他被普遍认为是弗吉尼亚最好的骑手，在大多数猎狐行动中都居于领导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拥有似乎免疫于任何疾病或者伤害的体格。其他士兵在游过浮冰拥塞的河流之后，都会出现冻疮。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为他们缺乏应对政治压力的非凡毅力。华盛顿不曾受过此类病痛之苦。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沉默寡言的天赋”，指的是他有一种化沉默为雄辩的本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医疗记录也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空白。

他那钢铁般体格中的裂缝，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在1787年制宪会议开始之前病倒了，差点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接着在1790年，就任总统之后不久，他染上了流感，当时这种病正在纽约州肆虐，差点因为肺部感染而死去。杰斐逊关于华盛顿的言论是充满矛盾、极不可靠的，但正是他记录了华盛顿身体状况开始下滑的时刻：“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坚定语调，已经开始松弛了；对工作的倦怠，对宁静的渴望，还有那种让其他人替他采取行动甚至思考的意愿，已经悄悄侵袭了他的心灵。”1794年，当他骑着马在新首都地区游荡时，他的背部被严重扭伤了。骑马打猎的生涯结束了，美国最佳骑手的历史盛名也随之烟消云散，华盛顿再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安坐在马鞍之上。年过花甲之后，他结实的肌肉开始松弛；笔直的站姿也开始向前倾斜，就好像他总是被风推着似的；他的精力也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时开始衰退枯萎。敌对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谈到了华盛顿的老态。即使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承认，华盛顿在某些公共仪式上显得迷离茫然，完全需要照稿宣读了，就好像演员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念台词一样。

或许，年龄本身就足以让华盛顿义无反顾地回到弗农山庄。毫无疑问，如果说有人应当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度晚年，那么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直觉让他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差别，让他从骨子里认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开了让生物规律结束任期的命运，也避免了开创带有终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对他两届总统任期先例的过度沉迷，使我们忽略了他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即政府职位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

然而，年龄和身体疲惫仅仅是整个答案的一部分。或许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是，华盛顿离职不仅是因为他听到了死神的耳语，还因为他受到了伤害。他未曾被独立战争中的子弹伤害，却在第二任期内被反对派言论伤害了。例如，在他的告别演说发表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曙光报》（Aurora）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那位总是惹事的托马斯·潘恩庆祝华盛顿的离去，实际上也是祷告他立即死去，接着又预言“整个世界将为决定您到底是个叛国者还是一个骗子，您到底是放弃了好原则还是从未坚持过什么好原则而感到为难”。

还有些文章完全是荒谬的，也出现在《曙光报》上。它们称最近获得的大不列颠战时文件表明，华盛顿是一个秘密的叛国者，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与英军狼狈为奸之前，他都一直打算出卖美国人的事业。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华盛顿的批评者属于少数派，其支持者远远多于这些人。例如，对潘恩的反驳立即纷纷出现了，这些反驳将潘恩说成“那个著名的酒鬼和异端”，他诋毁华盛顿声誉的行为“就好像一只爬虫将自己的毒液喷向大西洋或将它那肮脏的涎水喷向太阳一样徒劳无益”。事实上，潘恩当时那已频遭质疑的声誉，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在独立战争年代，攻击华盛顿是政治自杀最快捷的方式。

尽管如此，这类攻击仍然在华盛顿的第二个任期屡见不鲜。虽然华盛顿总是摆出那种惯常的、不为所动的姿态，但他还是被这些攻击深深地伤害了。“然而这些攻击，这些不公正且令人不快的攻击，将不会使我的行为有任何变化，而且它们也不会对我的心灵产成丝毫影响。”尽管华盛顿不像亚当斯或者杰斐逊那样，读了数量惊人的著作，但他绝对是个酷爱读报纸的人。（他在弗农山庄订阅了10份报纸。）他那种完全不理会的姿态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因此，狠毒尽情地投出它的飞镖，”他解释道，“但任何世俗的力量都无法剥夺我因清楚知道自己从未蓄意犯下任何错误而得到的安慰，不论我曾出于其他原因而犯下的错误是多么不可计数。”这种超然却大胆的自我辩护，似乎是在以间接的方式确认，批评者已经触动了他的神经。

对华盛顿的主要指控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准国王。“我们给了他一个国王才能享有的权力和特权，”纽约一家报纸这样写道，“他就像国王一样主持早朝，他像国王一样接受生日祝福，他像国王一样雇用他的旧敌，他像国王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把其他人也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接受顾问们的意见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这其中几项指控完全是别出心裁的错误指控，而这些指控中的真实成分就是华盛顿成为权力化身的事实。他曾乘坐由六匹淡黄色的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巡游费城；骑马时，他的白色种马身上常搭着美洲豹皮、安着金边马鞍；他曾在在公共典礼上接受桂冠，如加冕礼一般，等等。他对以上这些事实没有丝毫的后悔之意。而且，当纽约市民寻找另一尊雕像来替代被推翻的乔治三世的雕像时，他们选择了华盛顿的木制雕像，这让某些批评者把他称作“乔治四世”。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共和国行政首脑，因此除了那些欧洲宫廷和国王建立起来的口头传统之外，就没有其他词汇来描述这样一种新事物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问题。华盛顿骨子里是一个倔强而拘谨的人，他总是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且习得无可匹敌的维持距离感的技巧。这的确强化了他的威严，但是有点过头，这位威严的人几乎成了“国王陛下”。

除了外表、语言和个性之外，更大的问题其实深嵌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的要求很快就显出利弊。捍卫独立战争成果及其遗产需要一位超群出众的领袖，他能够将全国政府的能量集中在“非凡人格”之中。华盛顿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变成了政治规则的受益者，最终被赋予了“共和国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国家权威，比任何诸如国会这样的集体机构可能传达的权威都要更有力、更直观。

然而，独立战争的核心遗产恰恰包含着对君主制的痛恨和对任何集中化政治权威的怀疑。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主要信条是——杰斐逊将它写进了《独立宣言》——所有国王，而不仅仅是乔治三世，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因此，共和国王这种概念本身就是对“1776年精神”的违背，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华盛顿的总统任期恰恰就陷入了这种矛盾之中。他生活在早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矛盾之中：政治上对这个新生国家至关重要的东西，却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个国家想要代表的东西相悖。他如此干练地履行了自己作为“非凡人格”的职责，以至于似乎违抗了共和传统本身；他如此成功地成为国家权威的化身，以至于任何对政府政策的攻击似乎都是对他个人的攻击。

这是把握华盛顿在1796年离开公职的动机的核心背景。他实际上是在通过主动辞职宣称，自己内心最忠诚的信念和那些批评者一样，都是共和的。他实际上是在向他们做出回答，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决定性的行动。而且，这也是理解他的告别演说的适当起点。华盛顿实际上是在以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仁慈君主的身份发表最后声明。不论告别演说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断解释已经具备了何种意味，华盛顿希望用它告诉国人，如何在没有他、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团结和意志。

我们可以轻松而简洁地表达出告别演说的主题，却难以充分理解它。在宣布自己的退休打算之后，华盛顿用几个段落来论述国家团结的必要性。他谴责过度的党派主义，尤其是政党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和区域利益集团漠视合作、对立斗争的情况。接着，华盛顿开始讨论外交政策，呼吁严格保持中立，让美国外交独立于欧洲的复杂事务。华盛顿并没有使用常被认为是他开创的“纠缠不清的联盟”一词［实际上，杰斐逊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1801年）中首次提出这种说法］，但他表达的独立于欧洲的外交要旨，确实早于杰斐逊具有相同意义的提法。整体而言，他要表达的主题总结起来是：对内团结、对外独立。就这么简单。

这种不经意的简单，加上神谕般的特点，已经使告别演说成了历史评论的永久对象。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有关外交政策的部分。美国孤立主义的支持者，将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奉为圭臬，而其他一些人则辩称严格的孤立从来不是华盛顿的本意，或者美国的强势崛起已经使华盛顿的智慧不再重要了。更晚近的时候，告别演说的前半部分内容被重新发现，这部分呼吁要保持一种共识政治，排斥那种针对单一问题的政治运动，反对将美国划分为多个以种族、民族或性别为基础的选区。告别演说已经证明，它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披上不同颜色的外衣，而且只要您愿意，它还可以让颜色的深浅明暗变化不停。

尽管华盛顿的眼睛从来没有变过颜色，而且具有前瞻性，但他无从知晓（这并没有多大影响）未来的人们会从他的文字中领会多种意思。正确理解告别演说的起点是，华盛顿的核心思想是牢固建立在自己担任美国最高军事和行政首脑的经验教训之上。除非人们相信思想就像候鸟一样可以从一个世纪飞向另一个世纪而不发生任何变化，否则理解他的真实意思的唯一方法，就是再现当时的具体环境。华盛顿并没有宣称自己是根据对哲学论文或著作的独到见解而向国人开出新颖的处方，他不过是在提醒国人记住他从个人经验中习得的那些神圣原则。这些原则是如此常见和根本，以至于它们正处在被同时代人忽略的危险之中；它们又是如此彻底地扎根于美国独立战争，以至于更久远的后代几乎完全看不到它们。

第一，承认华盛顿的巨大声誉并不完全依靠其谨慎的权力实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弃权力的非凡才能之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他是一个懂得退出的大师。几乎每个人都把他1796年的退休看作其1783年辞去大陆军总司令情景的重现。当时，大陆军已经获得胜利，但驻扎在纽约州纽堡的官兵因未获得薪俸而蠢蠢欲动，很难控制。在军官策谋叛乱的会议上，华盛顿突然现身。他们的险恶阴谋包括进攻国会、在西部为自己划一片土地，所有这一切据称都要由华盛顿领导。

华盛顿立即拒绝了他们让他成为“美国恺撒”的提议，并谴责整个计划是对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事业的背叛。接着，他以戏剧化的姿态，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副眼镜。“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他大声说道，“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花白，我现在只知盲目地服务于自己的祖国了。”据称，当获悉华盛顿打算拒绝成为“美国恺撒”时，不是别人，正是乔治三世本人说道：“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言出必行。1783年12月22日，华盛顿将权力交给了国会，当时国会正在安纳波利斯市开会。“既然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他宣布，“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由此，他成为被授予了权力的领袖的最高典范，因为他是如此愿意放弃权力。

第二，当1796年华盛顿谈论国家团结之时，他说的那些话正是他在独立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回响。尽管他输掉的战斗比他打赢的战斗要多，尽管他在战争的头两年不停地犯下代价惨重的战术错误（这些错误差点断送了整个独立战争），但到了1778年，他已经对自己要推行的军事战略有了基本理解。在他看来，占领土地——他将之说成“据点之战”——是毫无意义的，战略的关键在于大陆军本身。如果大陆军始终是一支团结而高效的作战力量，那么美国独立战争事业就能够继续下去。英军可以占领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英国海军可以毫发无伤地封锁并轰炸美国的海港，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大陆会议可以像一群鸽子一样被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但是，只要华盛顿可以让大陆军团结一致，英国人就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英国人最终会认输。

和华盛顿所有的基本设想一样，这一点也是事后看来才显得如此显而易见。许多同样面对更强大敌军的杰出军事领袖——汉尼拔、罗伯特·E.李和拿破仑——最终都被打败了，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胜利就是赢得战斗。华盛顿认识到，胜利意味着让体现在大陆军之中的国家目标延续下去。如果他能够在英军最终崩溃之前保持军队团结，那么空间和时间就都会在他这一边。历史正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当华盛顿谈起要独立于外国事务时，他对美国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理解，比这个词组惯常体现的那种爱国精神要深刻得多。同样，又是战争年代塑造并且坚定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尽管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在他领导大陆军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简单说来，华盛顿已经形成个人独立观和国家独立观，这种独立观与那种感情用事的忠诚或者转瞬即逝的意识形态热情毫不相干。他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那种建立在人们梦想中的远大前景有着本能的不信任，而且更钟爱那种平淡无奇却可触知的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决定了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分野。就其意识形态核心而言，华盛顿那种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扎根于他对控制的敬奉：控制自己、控制所有能够决定其命运的事件。就其智识核心而言，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他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在杰斐逊看来，理想就是最高的现实，而且杰斐逊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来自他对世界最终会符合他头脑中的图景的自信。然而，华盛顿认为所有此类图景都是危险的幻梦。

例如，在1778年，当爱国宣传者热情地歌颂美国独立事业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时，华盛顿私下对一个朋友说，尽管道德确实是一个神奇且必要的术语，但它远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这样想，”他写道，“他们可以从古老的故事中，找到在道德影响下取得伟大成就的例证；但不论是谁，若将道德力量看作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的充分基础，最终都会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有时候道德可能足以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忍受许多困苦，去面对许多困苦；但是，若没有利益的驱动，道德是不会持久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1780年，约翰·安德鲁少校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合作向英国提供情报，试图制造大陆军在哈德逊河附近西点的战略大溃败时，被抓住了。从任何方面来说，安德鲁都是一个行为举止无可挑剔的模范英国军官，不过不走运，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被抓住了。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几位参谋，都恳请看在安德鲁出色的人格上，饶他一命；华盛顿拒绝了这种请求，认为他们是感情用事，并指出如果安德鲁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么战争极有可能发生大逆转。接着，参谋们又支持安德鲁提出的要求，希望作为一名军官被枪毙，而不是像对待间谍那样被绞死。华盛顿同样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解释说，不论安德鲁的个人品行是多么有吸引力，他还是一个间谍。第二天安德鲁被绞死了。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778年法国参战后不久，大陆会议的几个成员就开始游说法国入侵加拿大，说加拿大主要是法国人，因此法国在那里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华盛顿提出一些理由来反对这种计划，但将反对这个计划的最深刻原因私下透露给了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他担心“大量法国军队进入加拿大，并占据该地的首府，当地人民会出于血缘、习惯、礼仪、宗教以及以前的政治联系等因素而忠于这些军队”。法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可是一旦他们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离开。“我担心这将是一个过大的诱惑，任何依据通行政策行事的国家都难以抵住这种诱惑。”他接着向大陆会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他对各个国家的动机的最清楚表达。“人们总是倾向于走极端，”他解释道，“对英格兰的憎恨可能让某些人陷入对法国的过度信任之中……我个人衷心接受新盟友对我们的善意情感，而且合理地珍视其他盟友的这种情感。但是，这是一个建立在人类普遍经验之上的公理：在利益约束范围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没有哪个谨慎的政治家或者政客敢置这个公理于不顾。”根本就不存在永远的国际盟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华盛顿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清晰描述，出现在他于1783年写的“通函”之中，这是他作为总司令写给各州政府的最后一封年度信函。他描述了一个全景式的、横跨整个大陆的美利坚帝国前景，并且以超越他通常那种平淡、朴实、柔和的语气（至少这一次）表达了一种设想：“置身于最让人嫉妒的条件之下的美利坚公民，作为这片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种类的土壤和气候、物产丰盈、生活便利的大陆的唯一主人，现在依据最近达成的令人满意的和解，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自此以往，他们都将被看作这个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上的演员，这个舞台似乎是上帝格外挑选出来的，以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

这种设想的视野是不同凡响的。华盛顿在年轻时代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将法国人赶出北美。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英国人也被赶了出去。整个大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美利坚庄园，人们可以在不受外国势力限制的情况下自由扩张。（毫无疑问印第安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征服。西班牙人占据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带，但西班牙人不过是在美利坚人口压倒他们之前暂时掌管这一地区罢了。）在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导层中，华盛顿从来没有在欧洲旅行或生活过，如果说这不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唯一一次离开美洲大陆就是他年轻时去巴巴多斯岛。）因此，他对新生美利坚国家的设想完全是西方化的。之后几代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美国对北美大陆的控制，不惜代价地排除任何阻碍或者偏离这个中心任务的事物。

同样是在这封“通函”中，他奠定了隐含于其国家设想中的责任和机会，并用最具诗意的语言写成。“我们帝国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蒙昧时代或怀疑时代，而是建立在一个伟大时代：与此前任何时代相比，这个时代中人类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更清晰的界定。”接着，他开始具体说明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后来这段时期被称作“启蒙时代”——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宝库，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西部尚待开发的无尽自然资源在智识或哲学上的对等物。正是这两种丰富的哲学和物质财富宝库的偶然结合，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使之与众不同。“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他写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了。如果公民无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幸福的话，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自己的过错了。”

现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根据政治领袖管理世俗事务的不同视角，将他们区分为刺猬与狐狸：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而狐狸知道许多小事情。华盛顿就是一只典型的刺猬。他知道的那件大事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它的未来在于西部，在于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要发展成为大陆帝国。他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设运河上，而且与那些弗吉尼亚老乡们一样错误地相信，波托马克河是通达内陆水系的直接通道。他从骨子里认定美国人民的能量必须沿着那个方向奔流而去。欧洲可能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的文化中心和当前强大的国家，但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这一切不过是一时杂耍和偶尔消遣而已。未来就在于他年轻时曾经探索过的那些森林之中。当他于1783年第一次辞职时，他就已经本能地认识到了所有这一切。

伟大的设想，即使是华盛顿的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先见之明的设想，也必须与短期历史内的各种可恶细节相调和，直至长远的历史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就华盛顿而言，其国家利益观的最明显推论是，在国家发展的酝酿时期要避免大规模战争。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为争夺对欧洲乃至世界的主导权，英格兰和法兰西正在进行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印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不过是次要表演而已，这场斗争直至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大败才结束。华盛顿对美国应该如何理解这场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可能挑起任何事由，使我们卷入其中，”1794年他这样写道，“而且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而被迫卷入其中。若我们能够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发展，这将是大自然和命运给我们的最大优势，不需要很多年时间，我们就不仅能够屹立于最受尊敬的国家之林，而且将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民。”

因此，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外交政策核心，自然而然就是《中立宣言》（1793年）了。这份宣言称，美国将只作为正在进行的欧洲冲突的见证人。他在担任总统时经常说的一段话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还对美国这种主动远离欧洲政治的可能期限做了估计：“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真正朋友都必须看到和认识到，其政策不是卷入任何国家的冲突，而是避开它们的争议和政治。若这些国家相互侵扰的话，我们将遵守中立原则。二十年的和平时光，加上我们可合理预期的人口和资源增长，再加上我们远离强权的地理位置，将极有可能让我们有能力在一项正义事业中，反抗地球上的任何强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习得的战略教训的全新应用。这种战略教训是，在获胜成为可能之前，尽力避开与更强大的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我们可以称之为“明智的拖延战略”。在拥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条件下再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担任总统的华盛顿的战略眼光和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担任总司令的战略眼光一样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他的“二十年”预估就体现了这一点，几乎准确预言了1812年战争的爆发。

由于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就是告别演说中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由于那个时代的每一位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立原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公理，因此告别演说似乎就是无可争议的，其传达的主旨也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部分是因为在美国中立政策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上，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存在一种深刻的分裂（华盛顿试图超越这种分裂）；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高层中，流行着另一种对国家利益的设想，而且这种设想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遗产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华盛顿的第二任期内有关《杰伊条约》的辩论中，发生了正面冲突。冲突造成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大危机，造成对其君主倾向的最恶毒攻击，而且也是我们理解告别演说中每一词句的直接背景。

《杰伊条约》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794年，华盛顿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到伦敦，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现实交易，以避免在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1795年杰伊带回来的条约，承认了英格兰海军和商业的霸主地位，并且隐含支持了一种亲英的美国中立政策。这份条约认可英国享有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继续征收关税的权利，同时给予英国商品最惠国待遇，它还含蓄地接受了英格兰可以强行征募美国水手。另外，它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就独立战争前的剩余债务对英国债权人进行补偿，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欠下的。作为交换，英国人同意将美国商人关于被没收货物的要求提交仲裁，并且遵守他们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做出的从西部边疆据点撤走军队的承诺。总而言之，《杰伊条约》是对1778年法美联盟的背离，而这一联盟在获得法国的军事帮助、赢得美国独立战争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尽管这份条约的一些具体条款对英国有利，但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历史学家所达成的共识是，《杰伊条约》是有利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项精明交易。它实际上是赌英格兰而不是法国将成为未来的欧洲霸主，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它认识到美国经济对英国的严重依赖。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门罗主义”（1823年）出台的早期预告，因为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大不列颠舰队连在一起：后者在整个19世纪为前者提供了价值无法估量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将美国与英格兰作战的时间推迟到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能力作战之时。

然而，《杰伊条约》带来的长远利益对于身在局中的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华盛顿觉察到这份条约将不受欢迎，因而试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之后公开它的具体条款。但1795年夏天时消息走漏了，并且迅速传播开来，正如麦迪逊所言，“以电的速度到达了美国每一个角落”。杰伊后来称，每天晚上整个东海岸都被抗议者烧毁他的画像的大火照亮了。在纽约，汉密尔顿试图向人们解释条约时，被一颗石头击中了头部。约翰·亚当斯回忆说，华盛顿在费城的住所被“无数群众围困起来了，这些人日复一日地喧闹着，要求与英格兰开战，并诅咒华盛顿，还大声叫嚷着法国爱国者和高尚的共和者终会胜利”。任何对不列颠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让步，不论在战略上是多么精明，看起来都是对独立战争的背叛。华盛顿预言，经过几个月的冷静思考，“当激情最终屈从于理性，风向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个政府在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上，就好比一艘夹在卡力布狄斯漩涡和锡拉岩礁之间的船，腹背受敌”。

更糟糕的是，有关这个条约的辩论引发了一次宪法危机。或许，能够说明华盛顿当时独特地位的最生动例证是，制宪会议决定让华盛顿保管秘密讨论的会议记录。因此，只有华盛顿一人能够完全接触到制宪会议的正式记录，并且利用这些记录来辩称，制宪者的明确意图是，将签订条约的权力授予政府行政部门，只要得到参议院2/3的多数同意即可。然而，麦迪逊本人保留了自己详细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并将它带给当时归隐于蒙蒂塞洛的杰斐逊。

尽管仔细阅读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会发现华盛顿是正确的，而且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也坚定地反对侵蚀行政部门的外交权力，但杰斐逊还是得出结论，认定制宪会议希望众议院在批准条约上拥有同等权力；众议院是政府中拥有至高权力的部门，有权否决任何想要否决的条约，从而使行政部门“签订条约的权力彻底消失”。“我相信立法机关中的民选部门不会批准这份条约，”杰斐逊在信中这样写道，“从而让我们摆脱这种臭名昭著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内的盎格鲁人与英格兰缔结的旨在反对美国立法机关和人民的联盟。”

众议院在1795年秋冬两季进行的辩论实际上是在麦迪逊更谨慎的领导和对宪法更狭隘的解释之下展开的。（若按杰斐逊的立场行事，很可能会再次导致他本人担任驻法公使期间所批评的由《邦联条例》造成的不幸僵局，《邦联条例》实质上是听任国会的宗派斗争和国内政治的分离主义力量来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反，麦迪逊说，《杰伊条约》的实施必须得到众议院的批准，因为其中的全部条款都涉及资金问题。这样做就能达到期望的结果：阻止该条约，同时避免对行政权力的正面攻击。

麦迪逊在1795年冬季和1796年春季国会的激烈辩论中，一直是这个条约的反对派领袖。起初，他得到了绝大多数支持，并认为自己的立场是牢不可破的。但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他直接体会到了179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原则：不论是谁与华盛顿针锋相对，他都注定要失败。到3月时，麦迪逊的多数已经瓦解了。约翰·亚当斯曾充满困惑地说：“麦迪逊先生看起来担心得要死。他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憔悴不堪。”当4月众议院进行决定性投票时，麦迪逊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由“银行、英国商人和保险公司”牵头的“贵族政治、盎格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作用和影响”。杰斐逊则更加直白。他的结论是，《杰伊条约》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华盛顿的巨大威望——“他一个人压倒了他们所有人的影响”。杰斐逊的沮丧感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达到了崩溃的顶点，当时他写信给麦迪逊，引用了华盛顿最喜欢的约瑟夫·阿狄森戏剧《加图》（Cato）中一句著名台词，并将它用在华盛顿身上：“作为对他德行的一种诅咒，他们已经毁灭了他的国家。”

杰斐逊这种极端反应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毕竟，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华盛顿在针对《杰伊条约》的辩论中所发挥的行政领导作用，不过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位总统在塑造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还知道华盛顿试图走的路线是一条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要求采取往返迂回策略，以保持美国中立并避免战争。这条路线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后见之明并没有让我们看清楚悬浮在1790年代政治图景上方的幽灵和鬼怪，而是让我们看不到它们了。现在被我们描述为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在杰斐逊及其共和党追随者看来，不过就是一个君主的专断行为。而且，事后看来是对国家利益的谨慎且有远见的预测，在杰斐逊看来，就是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叛。

因为杰斐逊有自己的国家设想，而且对美国历史到底将朝何处去或者至少应当朝何处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从骨子里体悟到的未来告诉他，1776年的真正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最充分表达——就是与过去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威彻底决裂。像伏尔泰一样，杰斐逊渴求这一天的到来：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祭司的大肠绞死。他内心看到的政治图景上散布着暴君和腐朽朝臣的尸体，扫除了一切能够压迫美国人民，使他们无法追求正当幸福的制度障碍。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一本书都抓住了他这种设想的核心。这本书描述了如下场景：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一被肃清，社会就发生了急剧转型，一个乌托邦世界就会出现，这个世界中政府的主要管制已经内化于公民之中。最终，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就是自治。

1790年返回美国后不久，杰斐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独立战争，至少是他所理解的美国独立战争，已经被国外势力僭取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杰斐逊眼中这一切的元凶和反独立战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汉密尔顿；而且，在这幅政治图景上，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这个计划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将拥有英国议会曾经对各个殖民地行使的许多权力。在汉密尔顿恶魔般的领导之下，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又重新创立了独立战争所摧毁的那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银行就是这种逐步加剧的腐朽的最明显象征。杰斐逊看到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在这场阴谋中，那些彻底疏远了作为主体的农业利益（他这样写道：“他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银行家、投机者、联邦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却只知空谈的保王派，已经窃取了独立战争精神，现在正准备在纽约和费城的联邦政府走廊内和投资公司紧闭的大门后面，将它绞死。

华盛顿在这个恐怖场景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很难决定的。毕竟，他应当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有所了解，而且为确保其成功，他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多。（正如杰斐逊的批评者马上要说的那样，这个归隐于蒙蒂塞洛的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没有射出过一颗子弹。）起初，杰斐逊并不认为华盛顿应当为联邦党人的阴谋承担什么罪责，说这个身居政府中心的人对围绕着他的各种阴谋浑然不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杰斐逊认识到华盛顿是美国唯一一个不可触碰的人，任何试图将他纳入这种罪行之中的努力，马上就会使杰斐逊本人在联邦党人的指责中陷入永远的被动防御状态。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态度在1794年发生了明显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是“威士忌暴动”，这是一次发生在西宾夕法尼亚州四个县内的民间起义，目的是反抗对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华盛顿将此次起义看作对联邦政府权威的直接威胁，并召集了多达1.3万名民兵进行镇压。杰斐逊认为，整个事件是大约发生在十年前的“谢司起义”的可耻翻版；这次起义中，美国农民以健康的、基本上无害的方式表达不满，却引发了过分的、没有必要的军事反应。尽管杰斐逊的本能反应是将整个令人悲痛的混乱局面归罪于汉密尔顿，但是华盛顿为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的演说，可不是那么容易忽略的。

杰斐逊谴责华盛顿的演说，认为那是“从《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汤姆》之类的东西中抽取出来的碎片”。在杰斐逊对联邦党人阴谋的新认识中，华盛顿是一个自己无意识的、有些可悲的同谋，就好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已经熟睡的“船舱里的船长”一样，毫不知晓“一个无赖领航员（也就是汉密尔顿）已经将船引入了敌人的港口”。华盛顿当然是美国独立战争中伟大的老人，但是现在他的伟大已经被年龄侵蚀，从而使汉密尔顿得以“假借一个已经做了许多善事而足以掩盖恶行的名字”行事。华盛顿对政府根本就没有控制权，而且不经意间还对围绕在他身边的背叛行为提供了支持。事实上，华盛顿已经老迈不堪了。

尽管这很难说是真实的，但这种解释有一种明显的好处，即它可以让杰斐逊提出联邦党人的阴谋正在华盛顿身边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同时却不直接触及华盛顿本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也很谨慎，从来没有表达过对华盛顿的不满。但是在私人通信中，他说华盛顿是一个已经度过了盛年的老迈士兵，只知宣读不是自己亲笔撰写而且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讲稿，正在无能的模糊边缘徘徊着，往昔的伟大已经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是马上就要腐朽的空壳。这类信件中最著名的一封（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非杰斐逊所愿，这封信最终出现在新闻报纸上），就是《杰伊条约》被通过时写的。杰斐逊在给他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的信中写道：“若我告诉你那些走到异端的变节者、战场上的参孙们和议事会中的所罗门们（但他们的大脑现在已被英格兰娼妓吸引住了）的名字，可能会使你惊奇不已。”由于只有一个人配得上美国的参孙或所罗门这种称号，因此杰斐逊凭借那一贯的谨慎，使他在不提及名字的情况下表明了意思。任何人都清楚他意指何人。

杰斐逊设想中的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完全超越了国内政治中问题重重的现实情况。在杰斐逊看来，美国独立战争不过是全球反暴政斗争的第一枪而已，这种斗争注定要席卷全世界。“这个自由之球，我极为虔诚地相信，”杰斐逊预言道，“现在正运转得如此之好，它最终将席卷整个地球。”华盛顿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也界定了一国的国家利益。与这种观点不同，杰斐逊看到的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全球意识形态冲突：在冲突中，所有国家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于1776年宣告的那些原则。杰斐逊把他在美国国内看到的英雄和坏人之间的道德分裂，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对杰斐逊而言，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具体决定都发生在这个范围巨大、几乎是整个宇宙的模式之中。

因此，尽管杰斐逊可以带着真诚的信念谈论美国的中立和避开欧洲争斗的必要性，从而听起来与华盛顿很相似，但是他的美国中立概念是明显不同的。他并不认为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生的冲突，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毫不相关的。相反，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正是“1776年精神”在欧洲大陆的延续。他承认，法国大革命中偶然出现的暴力和误入歧途是一些可悲的变化；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将在全球取得胜利的革命斗争的短暂一章而已。“我相信，他们（法国人）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在1794年写道，“而且那些入侵法国的暴君将颜面扫地，随着事态发展，注定要点燃欧洲人民的怒火，欧洲人民将起来反抗那些胆敢让他们卷入这种不道德行为的人，并最终将让国王、贵族和祭司走向他们曾长期以别人的鲜血浸染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一度出现了狂热情绪，他认为所有批评法国大规模屠杀的人，都对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茫然不知。“整个地球能否自由正取决于那场斗争，”他在1793年说道，“请问曾经有什么时期能以如此少的鲜血，换来如此丰厚的奖品吗？我自己也为献身这项事业的烈士而深感悲恸。然而，我并不希望它失败，相反我更愿意看到半个地球都因之而人烟荒芜。即使每个国家中只剩下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自由的亚当和夏娃——也比现在的状况要好。”

如果说法兰西在这场国际戏剧中是革命英雄的话，那么英格兰就是反革命坏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谴责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的高度道德化语言，至少对杰斐逊而言，并不仅仅是宣传。它们反映了他真诚的信念：英格兰是一个本质上腐化的社会，是君主权力、贵族特权和宫廷阴谋的堡垒。由于华盛顿曾在八年时间中将美国士兵送上与不列颠生死决斗的战场，因此我们或许会认为，华盛顿应当对他从前的敌人持更敌对的态度。但是，他没有。杰斐逊的“反英情绪”之所以更加强烈，部分是因为这种情绪更加道德化，是他脑海中的道德范畴所自然得出的道德结论。（如果他想诬蔑一个政治对手，他可以用在这个对手身上的最糟糕称呼就是“盎格鲁人”了。）对杰斐逊而言，法兰西代表着最明亮的未来，英格兰代表着“过去的死亡之手”。因此，他反对《杰伊条约》的核心理由是，他确信这个条约将使美利坚合众国站在错误的历史一边。“盎格鲁人最终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条约，”1796年他还待在山顶上时就这样说道，“而且目前来看，也已经战胜了共和主义事业。”他们的胜利尽管让人心痛，但已经暴露出弱点。现在很明显的是，“除了总统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支撑他们，而总统的继任者如果是一个独裁者的话，将被共和主义意识推翻……与此同时，我们请保持耐心”。

在写下这些话的几个星期之前，杰斐逊已经感到有必要让华盛顿放心，不同于费城街头巷尾的流言，他不应当对各种有关总统的流言负责，这些流言认为总统支持联邦党人反对绝大多美国人民的阴谋，总统只是一个老迈的挂名人物。毫无疑问，历史记录已经清楚表明，杰斐逊确实组织了这场污蔑总统的运动，主要作战基地就在弗吉尼亚州，总部就是蒙蒂塞洛。但杰斐逊是那种能够通过测谎仪测试而被认定为诚实的人，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他那更伟大事业的至高无上性，已经使对真实和谎言的传统区分变得多余了。

华盛顿的回答就是为了让杰斐逊知道，杰斐逊宣称自己无辜就好像是有罪的人在为自己辩护一样，而且对于谁在他背后说各种坏话，华盛顿知道的比杰斐逊认为的要多得多。“若我以前曾经对你有过什么怀疑的话，”华盛顿这样写道，“那么你说的那些保证，就已经将我的这种怀疑赶到九霄云外去了。但事实是，我从未对你有过任何怀疑。”（你的辩解本身就肯定了我对你的怀疑。）接着，华盛顿将遮盖他心灵的那块帘子掀开了，好让杰斐逊看到他内心的真正感觉：“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还掩饰这一点——你的所作所为对我而言是一种侮辱——就显得不坦白、不真诚或者不友好了。”（我已经识破你的花招了。）“你对你那些朋友和故交将我描述成，而且他们也将我描述成，一个处在危险影响下的人物。”（我的消息来源是无懈可击的。）“我对此的回答从来都是，我从来没有发现杰斐逊先生的行为之中，有什么能够让我内心产生认为他不真诚的怀疑。”（我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华盛顿最后平静地表达了他对《杰伊条约》的支持。“我在用自己的最大能力，来确立我们的国家特性，它将在我们的责任和正义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独立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已经“被指责为一个国家（法兰西）的敌人，处在另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影响之下。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政府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攻击得遍体鳞伤，遭到了最恶毒的曲解。他们只说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用的是最夸张、不体面的词语，这些言词甚至都不曾用在臭名昭著的古罗马暴君尼禄身上，也很少用在一个普通的扒手身上。但是，写到这里已经够了。在表达我的感受上，我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打算，走得太远了”。（言外之意是，即使瞥一眼我的灵魂，也是你——我以前的朋友——所不配的。）

第二年，杰斐逊试图与华盛顿维持表面上的友谊，因此以弗吉尼亚绅士的口吻给他写信，对政治和外交政策避而不谈，只集中讨论诸如他在蒙蒂塞洛的农作物轮作计划、天气的反复无常、种植的野豌豆和小麦，以及施肥的最好方法（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华盛顿以同样的方式回信，直到杰斐逊写给菲利普·马泽的那封信（那封谈到了美国的参孙和所罗门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为止。自此以后，弗农山庄与蒙蒂塞洛之间的所有通信永久停止了。

除了二人断绝纯粹的私人关系之外，除了华盛顿的被背叛感和杰斐逊的口是心非腔调之外，这个故事还提供了一条价值不可估量的线索：理解华盛顿坐下来写告别演说词时，脑中思考的更宏大、更客观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他失去杰斐逊的友谊这件事（尽管这种友谊很重要），因为杰斐逊的行为不仅是对信任的背叛，也反映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在独立战争真义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分歧所导致的对美国永恒的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当时使用的那些词语，或者说后来的历史学家为把握这次辩论的核心而使用的词语，不过是一些标签而已：联邦党人对共和党人、亲英的美国中立政策对亲法的美国中立政策。隐藏在《杰伊条约》辩论背后的是，那些将美国独立战争的能量用于实现国家建设的更高目标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背叛独立战争的人之间的深刻冲突。

一方面，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说，宪法创立的共和国创造了一个法治政府，一旦经正当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遵守。这就是为什么他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去镇压“威士忌暴动”，为什么他希望《杰伊条约》一旦被国会通过就必须执行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所有抑制独立战争自由脉搏的法律和条约，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对“威士忌暴动”的镇压是应当谴责的。难道这些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不是在抗议他们不同意的税收吗？至于《杰伊条约》，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接受作为大英帝国新殖民地的地位呢？不遵守和反抗不公正的法律条约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难道这不是美国人民应当遵从的更高级法律吗？难道不应当再一次与那些值得信任的法国兄弟手挽手勇敢前进吗？在这种规则下，那些严格意义上不忠的、背叛性的政治行为，就成了唯一能够得到美国最神圣的独立战争原则支持的行为。

或许，以行动体现共和党人思想的最极端例子就是詹姆斯·门罗。他是一名狂热的杰斐逊追随者，当时担任驻法国公使。尽管在杰斐逊的联盟中，他不是什么思想家或者政治战略家，但是门罗以其几近狂热的方式接纳了共和党人信仰的核心内容，这弥补了他在思想方面的缺陷。他让法国人放心，《杰伊条约》是不可能被国会批准的，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渴望同法国人一道与英国人斗争，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向法兰西政府贷款500万美元以支付其军事开支。而当这些疯狂的预言都落空时，他却告诉他们说，法国政府应当冷静而坚决地拒绝所有来自美国总统的讯息，因为总统显然是代表贵族盎格鲁人的，而且马上就会被人民赶下台。与此同时，法国应当在公海上对美国船只进行报复。当法国人在1796年春季真正开始这样做，而且没收的第一艘船名叫“弗农山庄”时，门罗认为这是富有诗意的正义向人间宣示的神谕。而且，他希望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曙光报》能够发表他从巴黎寄回来的一些抗议《杰伊条约》中最令人愤怒条款的秘密公报（当然是以假名）。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派往法国政府的正式使节做出来的！

极端程度稍弱一些却更能体现这种精神的另一个例子，在1795年8月华盛顿决定将《杰伊条约》提交参议院审议时，浮出了水面。在杰斐逊之后担任国务卿的是埃德蒙·伦道夫，就像门罗一样，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第二梯队成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被委以此种职位，是因为他对华盛顿有着毫不动摇的忠诚。然而，他的主要政治习惯却是在需要他明确表达自己对某一项决定的信念时，都会摇摆不定。可怜的伦道夫，一个本来很体面的人，居然昏了头，同意与即将离开美国的法国公使约瑟夫·福契特会面。福契特将这次交谈的要点记录在一份急件中，这份急件后来在海上被一艘英国巡洋舰截获了。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将它转给了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向全体内阁成员大声朗读这份急件之后的第二天，伦道夫就提交了辞呈。

福契特急件中所记载的内容与我们根据学术研究所知道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根据福契特的说法，伦道夫索取了贿赂，从而参与了支持“威士忌暴动”的神秘计划。尽管在这项指控上伦道夫肯定是无辜的，但是福契特急件的总体意思和语调都表明，伦道夫表露了自己对华盛顿政府的内政外交持反对态度，对旨在复辟君主制的“金融家阶层”的崛起表达了悲痛，谴责了将美国贸易置于“英格兰厚颜无耻”的奴役之下的行为，并且还说自己是政府内“爱国人士”的唯一喉舌，是将头眼昏花、令人悲哀、完全处于困惑之中的华盛顿拉回理智的最后一线希望。伦道夫这些不幸的话语并不完全是一种背叛行为，正如他在余生徒劳无益、含混不清地解释的那样。实际上，他不过是在说杰斐逊向朋友们说的、门罗在巴黎向任何人说的那些话时，被抓住了而已。那种认为金融家和君主主义者策划的险恶阴谋已经在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观点，在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中流传得十分广泛，以至于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那些话在反对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多么具有阴谋性质。

因此，当华盛顿坐下来撰写他的告别词时，三个主题马上就从政治图景之中浮现出来，抓住了他的注意力：第一，他需要证明，尽管即将退休，但他依然掌握着国家，那些关于他已年迈不堪、无法处理政务的谣言是明显错误的；第二，他希望为国家铺设一条中间道路，而且以一种温和方式，把最激烈的批评者推向辩论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歇斯底里的指控、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和悸动不已的道德确定感，将随风飘逝；第三，这位自愿走下政坛的伟人，希望利用最后这次从公共舞台退下去的机会，解释自己对美国独立战争真义的看法。总而言之，它意味着人民团结一致，正如以前的大陆军那样，因此那些利用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搞分裂活动的人，尽管打着美国独立战争原则的旗号，但都在无意之中颠覆了他们宣称要为之战斗的事业。这是他最后一次走上战场战斗，他要将自己的标准树立在战场中央，让军队在他周围集结起来，而不是在对边缘地带不切实际的冲锋中迷失方向，他还要以身作则地告诉他们，他们只有坚守他划定的阵地，才能再一次大获全胜。

“告别演说”的写作方式，正如事后证明的那样，几乎是其核心主旨——必须让狭隘的利益屈从于更伟大的事业——的最完美证明。几代学者花费了大量笔墨，试图确定到底是谁撰写了进入新闻界并最终走入历史书的那些语句。就像一个错误线索一样，“告别演说”的作者问题让历史学家们陷入各种证据的迷宫之中，试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同时，这次被追猎的对象却安坐在证据网络中央，他们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换句话说，“告别演说”根本就是一次合作过程的产物。其中某些语句是麦迪逊写的，大部分则出自汉密尔顿之手，而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华盛顿的。实际上，“告别演说”的起草和编辑，是华盛顿敦促全体美国人民团结一致、集体前进的隐喻。

这个合作过程在四年前，即1792年5月，就开始了。当时华盛顿找到麦迪逊，要他帮忙撰写一份告别演说词。当时确信自己在一任届满后肯定要退位的华盛顿，之所以选择麦迪逊，是因为他最信任的两个朋友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正因党派斗争而忙得不可开交。麦迪逊为自己与华盛顿的三次谈话做了大量记录，然后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许多关键语句都是以总统的语气写成的——“政府中的党派精神正成为新的困难之源”，“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孩子”，国家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气候和土地的多样性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双向关系”，并形成了“一个亲密的、永久的联盟”。麦迪逊建议不要向国会以口头演说的形式发表“告别演说”，而是以“向人民直接发表演说”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来，华盛顿听从其全部内阁成员的劝告，不情愿地答应再担任一届总统。因此，他就将麦迪逊起草的告别演说收起来，以备他日使用。

正好四年之后，这一天到来了。1796年5月15日，华盛顿将退休演说的第一稿寄给了汉密尔顿，这次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了，他决定宣布自己将离开公共生活。这份文件的一部分重复了麦迪逊在1792年起草的内容，这是具有高度讽刺意味的，因为当时麦迪逊已经成了国会中反对华盛顿政策的主要领袖，成了他以前反对的党派精神的最生动实践者了。（联邦党人称麦迪逊是反对派的“将军”，称麦迪逊的导师、隐居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为“大元帅”。）华盛顿将麦迪逊之前起草的内容加进来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以清楚而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他现在还想说明的主要观点：让宗派和意识形态差异服从于更大的国家目的，由于这种观点是某个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训诫的人写的，从而显得更能唤醒糊涂麻木之人；其二，将之包括在内相当于公开说明他四年前就想退休，因此他现在的决定不过是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而已。

对于华盛顿来说，第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激烈的批评者当时正叫嚣着，华盛顿对不受欢迎的《杰伊条约》的支持将使他在1796年不可能当选，因此他决定退休并不是一种真正自愿的行为，而是对政治现实的被动认识。汉密尔顿试图让华盛顿相信，他在这一点上可能过于敏感了，他若确实想参加第三次竞选，肯定能够轻松获胜。（汉密尔顿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华盛顿不希望人们对他自愿的退出决定有丝毫的怀疑。这既是个人尊严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先例。通过将麦迪逊在1792年起草的内容包括在内，他相当于告知世人他甚至不想担任第二届总统，这样就增加了他自愿拒绝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可信度。正如华盛顿所言：“它即使不会将某些攻击完全化解，也将让攻击变得乏力……那些确信我已不再受欢迎、毫无再次当选总统希望的人，会毫不客气地对我进行狂轰滥炸。”

华盛顿发给汉密尔顿的告别演说第一稿的第二部分集中谈论了外交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主导着他的第二个任期。他完全知道汉密尔顿支持《杰伊条约》。（他甚至还建议汉密尔顿在为他撰写辩护词之前先咨询一下杰伊。）但他还是希望汉密尔顿知道，他或杰伊的亲英偏向不得在任何程度上溜进这份文件之中：它应当强调美国的中立，并“促进这个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字里行间表露的必须是华盛顿的观点，而不是汉密尔顿的观点。汉密尔顿可以是起草人，但作者必须是华盛顿。“我总是急于比较与我交换意见的那些人的观点，”华盛顿这样解释道，“并再将这些观点（不受这些观点约束）与我自己的观点相比较，尽力从中汲取全部有益的内容。”汉密尔顿根本不需要得到有关这个过程的详细指示。这个过程与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和参谋们发展出来的，后来被他运用于内阁之中的那个过程别无二致。所有重大决定都是集体行为，其中顾问们就像车轮辐条一样，通常以书面形式做出各自的贡献。但最终的决定、最终的语词选择，却是由车轮中心决定的，这个中心总是华盛顿。

汉密尔顿还意识到，他不仅被要求为当时的人而写，而且也要为后代而写。“我的目标是，让这份文件重要且持久有益，”他这样向华盛顿说道，“避免所有只属于当前的例外，包含将持久生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思想和精神。”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华盛顿的草稿，扩充并强化了麦迪逊关于超越党派分歧、团结在全国政府的民选代表周围的那部分内容。

7月30日，他将自己的劳动成果送给了华盛顿。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的草稿“非常公正，以至于应该向人民反复灌输”。他唯一有保留的地方就是这份文件的长度。“我想，即使是一份大报的所有栏目，也会很难容下当前草稿的全部内容。”华盛顿这样说道。他最后又补充说：“要么就是我可能错了。”（他确实错了。）汉密尔顿并不像华盛顿那样相信自己已经出色完成了工作，于是马上重新起草文件，两个星期之后他将新稿送交华盛顿。但是，华盛顿更喜欢最初的那一稿。

随后的一个月中，那一稿的多个修订本在二人之间来来回回好多次，华盛顿敦促汉密尔顿要说得透彻明白，并要他做一些增删。“我要将这份文件中所有被标记为不重要的段落删除，”他在8月25日写道，“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用铅笔写了一些旁注，我请你对这些旁注进行更深入成熟的思考。”如果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做其他一些修改，那么他应当“清楚地使用插入、删除标记，或者在旁注中说明，以免发生任何错误”。华盛顿要求，未经他的许可，不得在最后一刻对文稿偷偷进行修改。当定稿准备在9月交付印刷时，他还亲自修改了1086行中的174行，并从头至尾复查了标点符号——这是他最后的审查。正如印刷商亲眼观察到的：“他简直是字斟句酌。”因此，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公平的：这份“华盛顿告别演说”，并非徒有虚名。

那么，汉密尔顿的贡献在哪里呢？其主要是，确保对华盛顿思想的详细论述能够在一个强有力的修辞框架中展开，这个框架从头至尾都将保持一种庄严而尊贵的语调；确保在论述华盛顿观点的过程中，保持恳切和恰当的轻重缓急，体现十足的自信与从容：这种自信与从容对华盛顿关于国家本身的论述来说，具有核心意义。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语调有着几乎完美的把握，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从独立战争中（作为一个参谋官）为华盛顿撰写信件和备忘录开始的。因此，他在让自己的倾向和风格屈从于华盛顿的更大目标方面，可谓手到擒来。尽管整个起草过程是一个合作过程，但是要区分哪部分是汉密尔顿完成的，哪部分出自华盛顿之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本人也算得上一位艺术大师，他能够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写出气势恢宏的散文。这一点在整个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无人可与其比肩。即使在“告别演说”中，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汉密尔顿的独特文笔。例如，尽管华盛顿同意汉密尔顿对1787-1788年宪法和解的看法，但是只有汉密尔顿才能够以如下方式将它写出来：

联邦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他人的影响或威胁，是经过充分研究和缜密思考之后建立起来的，其原则和权力之分配完全遵循自由之精神，它将安全与活力紧密结合，其自身内部还具备自我修正机制，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得到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和权利，这个观念本身就预先假定了，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服从一个如此成立的政府。

或者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思想依然是华盛顿的，但是以汉密尔顿的语言写出来：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欧洲有一些主要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毫无或甚少有关系。因此欧洲必定卷入纠纷之中，这些纠纷之缘起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完全避免与外部世界建立永久联盟，是我们真正的政策……一个国家若希望得到另一个国家不带任何私利的帮助，这种想法愚蠢至极……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存在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经验会弃之如敝屣，而自重之国应视若无物。

当汉密尔顿将这一段的草稿交给约翰·杰伊，让他提意见时，杰伊表达了对这种写作风格的崇拜，但认为论点有些许不妥。“我认为，”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这样写道，“说我们从来不应当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可能并不十分严谨，因为这种断言似乎意味着，国家总是循着或者总是应当循着利益动机行事。”杰伊的意见来得太晚了——“告别演说”已经交到了印刷商手中——而且可能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华盛顿的意思完全就是汉密尔顿所表达的意思。杰伊认为英格兰未来对美国会有善行，就好像杰斐逊认为法国会与美国团结一致一样，都不过是多愁善感，是国际关系真实世界中的幼稚幻想而已。

除了措辞严谨、节律恰当之外，汉密尔顿的主要贡献是让华盛顿免于陷入个人情绪之中。5月的草稿中，华盛顿将下面这段文字放到了靠近开头的地方：

我并不寻求你们赐予我的职位……（现在已经有了）花白头发的这个人，除了从独立战争结束到新政府组建的短暂间隔外，不论是以军官身份还是文官身份，已经将四十五年的时间——他一生中最精华的时期——献给了服务祖国的事业；希望他的过失，无论数量多大，会随着他不久之后的与世长辞而湮没；如果这些过失没有造成什么恶果，愿它们被寄存在遗忘之墓中，因为他马上就要步入退休阶段了。

汉密尔顿删掉了“花白头发”“他一生中最精华的时期”以及“他的过失，不论数量多大”；他将这段文字调到了“告别演说”的最后而不是开头，这样就显得不那么悲天悯人，而更像是不卑不亢的最后表白。华盛顿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并对汉密尔顿让他“显得不那么自我”表示感谢。也就是说，汉密尔顿的草稿掩盖了总统的伤口，或至少阻止总统过于张扬地显露它们。

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思想状态的敏锐把握，只有一次让华盛顿感到失望。然而这次辜负和它所导致的“告别演说”缺失的那部分，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华盛顿试图描绘的整个国家设想。1796年起草告别词的过程中，华盛顿一直催促汉密尔顿加上一段在波托马克河新首都里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的内容。汉密尔顿不同意添加这样的内容，他合理地论辩道，这样一个具体建议不适合出现在要在更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演说之中。汉密尔顿提议将这个建议放在秋天向国会提交的最后咨文中，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华盛顿坚持说，他希望这个想法是“告别演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坦白地说，”他解释道，“我对将这个建议提交立法机构的效用深表怀疑。国会可能会歪曲我赋予它的重要性，而这一点足以促使我在退出政治舞台的最后时刻，以某种方式，将这个问题告知公众……好让人民思考这个措施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最终屈服了，不过是很勉强地屈服。最后，他将一个只有两句话的段落不协调地插在“告别演说”的中间部分，它呼吁“建立传播知识的机构”，并无关痛痒地敦促“公众意识启蒙”。华盛顿表示不满意，但决定略过这个问题。然而，他要让汉密尔顿知道，有些东西丧失了，他建立国立大学的想法是与某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通常，在青少年时代，友谊已经形成，习惯也已确立并将长久坚持，”他解释道，“来自美利坚合众国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被联系到一起，而且会不同程度地发现，世界上并不是只存在让联邦内不同地区之间产生嫉妒和偏见的理由……除了独立战争让美国不同地区的人们聚集起来一起，进而消除了这种印象，还有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一个世纪的交流往来都无法实现七年战争所成就的东西。”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式思想：它植根于战争年代的经历，简单却十分必要，它以当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模式为基础，试图为未来增添发展动力。就像对波托马克河的执迷一样，他发起的建立国立大学的运动，从来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是，这两个计划都是与更大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设想。就国立大学而言，华盛顿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还是一个形成中的国家，是因为其人民尚在形成之中。将庞大的、极度分散的、多样化的人口凝聚在一起，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致力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机构就好像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一样，能够缩短时间进程，推动美国走过发展必经的脆弱且问题重重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分裂甚至内战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在整个“告别演说”中，华盛顿一直在劝诫美国人民，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整体。对我们而言，它听起来毫无新意，这是因为我们就站在华盛顿设想的未来场景之中。但是，他关于国家团结的劝诫，与其说是一种描述，毋宁说是一种期望；与其说是提醒了我们曾经的状态，毋宁说是预测了我们可能变成的样子。实际上，华盛顿在进行这种劝诫时，刻意使用了国家团结已成为既定事实的语气，目的是让国家团结听起来更容易实现。尽管华盛顿清楚地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最终，“告别演说”主要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以及如何将它变成现实的谆谆教诲。

另外，它也是对华盛顿在1790年代被污蔑为君主复辟的辩护。他说的是，如果最初没有一个共和国王，那么这个新生的准国家，可能不会有机会完成它的长远使命，可能在短期内就会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是在为他的总统生涯辩护，说这是共和主义原则的关键例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征服这片大陆的共同经历和纯粹的时间流逝使美国人民成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民族时，居于共和主义精神核心的自由主义习惯就可以被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心必须坚持住。这里的中心是指一个拥有充分权力迫使公民缴税和服从法律的强大联邦政府。大陆军的老兵，比如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关键点。有趣的是，作为反对派共和党的主要领袖——杰斐逊和麦迪逊——却从来没有在大陆军中服役，他们显然无法理解。

这个新生国家如何顺利度过发展过程的第一个后华盛顿时期呢？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大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将你们自己看作一个国家；让地区和政治差异服从于美国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将联邦政府看作一个代表了你们的集体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若你们愿意，将联邦政府称为“我们”而不是“他们”）。随后的12月，在国会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表咨文时，华盛顿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指示。批评他的共和党人将《杰伊条约》说成一份与魔鬼达成的协议，认为它必将导致内政与外交上的大灾难。然而，审视美国政治全景后，华盛顿看到一切已经开始平静下来：与南部和西部边疆印第安部落的条约正在商谈之中；英国人正根据《杰伊条约》从西部驻地撤军；由于与大不列颠恢复了贸易，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贸易带来的财政收入使国家债务的偿还速度大大快于预期。政治全景上的唯一暗点就是法兰西了，其巡洋舰正在阻拦美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航运活动。华盛顿建议对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准战争”局面保持耐心，并预言（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正义、坦率和友谊的精神……将最终确保胜利”。他似乎是在说，信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信心被正当化后，更是如此。

更为具体的是，华盛顿指出在他离开国家舞台后，为了弥补他不在的缺陷，要扩大而不是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他建议，国会开展新一轮的联邦计划：制订新计划以鼓励国内制造商；补贴农业改良；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这是他不断重复的观点）和一所国立军事学院；扩建海军以保护美国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航运；增加联邦官员的薪资，以确保担任政府公职并不取决于私人财富。直到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类似的计划，这个计划一直都是涉及内容最广泛的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总统计划。在1796年的环境下，华盛顿似乎在说，美国唯一共和国王的离任，使创建于联邦层次上、被制度化的中心力量变得有必要，以此替代他个人的凝聚作用。

最后，这些被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民指的是什么人呢？若华盛顿希望联邦政府被视为“我们”而不是“他们”，那么他是如何界定“我们”一词呢？他将“告别演说”说给“朋友们和公民们”听。尽管他认为这种称谓将构成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网，将美利坚合众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包括在内，但这个称谓并不包括所有居民。他内心看到的大部分听众，是那些有足够多的财产、有资格投票的白人成年男子。严格地说，只有这些男子才是公民。他告诉汉密尔顿，说他的“告别演说”是特别针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民阶级”，这些人是指那些在小片土地上劳作并在家中生活的普通农民。这将妇女和孩子都带到了政治图景之中，当然，他们不是完全的公民，是美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身份包含在家庭之中，并且由家庭的男性家长体现出来。妇女和孩子是二等公民，但毫无疑问是美国人。无土地的乡下居民和贫穷的城市居民显然在这幅图景之外，尽管他们（更可能是他们的后代）随着时间流逝最终能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此，从未来的角度上看，他们也被包括在内。

没有被提及而且理论上应当被排除在外的最大群体就是黑人了，黑人中约90%是奴隶。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奴隶制只字未提，从而维护了国会在他担任总统早期就已经采纳的正式立场：沉默。当然，沉默可能表达出许多东西。但对华盛顿而言，未明说的信息是，已经为这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设置了延缓期限；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可能将脆弱的联邦摧毁，而他认为联邦是他一生的成就和主要的政治遗产。由于“告别演说”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这种遗产并推动实现他的国家设想，因此华盛顿最不想提的事情，就是这个可能对整个事业造成最明显威胁的问题。就像1790年的麦迪逊一样，他希望奴隶制被排除在美国的政治议程之外。然而，与麦迪逊不同的是，而且与大多数弗吉尼亚人不同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华盛顿看来，延缓解决奴隶制这一政治问题的期限在1808年就应当结束，届时宪法将允许禁止奴隶贸易。

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沉默是战略性的，因为他相信奴隶制是这个国家身上的一个毒瘤，目前要在不杀死病人的情况下将之切除是不可能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华盛顿设想的美国未来图景是否包括了废除奴隶制后将成为美国公民的非洲裔美国人？对于弗吉尼亚王朝的大部分领导人来说，答案是明显的，而且是否定的。即使像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样希望废除奴隶制的人，也都想当然地认为被解放的奴隶必须被迁移到其他地方。华盛顿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结论，他也从来没有接受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的黑人低人一等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倾向于认为造成黑人当前悲惨处境的不是自然而是教育；也就是说，他认为奴隶制是罪魁祸首，它阻碍了黑人智慧和责任感的养成：而在他们获得解放之后，这些最终会逐步且自然地出现。

到了1796年，他已经开始起草最终遗愿和遗嘱了，他详细写清各项条款，确保在其妻子逝世之时，他的所有奴隶都将获得解放。他甚至还写下了更为详细的设想：弗农山庄那时将被划分成一块块土地卖出去，所得收益的一部分将被用来在未来几十年中帮助他那些获得解放的奴隶及他们的孩子。他在这一点上的行为就像往常一样，比他的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因为这些行为表明，他甚至在自己死后揽了一个责任：帮助他生前的那些奴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边界内向自由过渡。他是否还设想过，黑人和白人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将这个问题置于悬而未决的做法，在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他可能而且也确实设想了将印第安人包括在内。1796年8月末，在他对“告别演说”做最后修改之时，华盛顿写下了“致切罗基族”。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密西西比河以东每个印第安部落都算得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由土著居民组成的、位于不断扩张的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准国家。当然，那里正是问题所在，而且无法避免的悲剧也正是在那里上演。在华盛顿的设想中，美国人民的西进是义无反顾、不可阻挡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他向切罗基族宣布，“而且衷心希望各印第安部落和他们的白人邻居，能够尽情地享受让生活舒适幸福的所有美好事物。我还考虑了如何做到这一点，并发现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他们最终到达这个理想结局。我希望所有的印第安部族都能够走上这条道路。”

华盛顿指出的“一条道路”要求印第安人认识到，反抗白人的人口扩张无异于自杀。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印第安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放弃他们那种需要占据大片土地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将农业作为首选的生活模式，并最终经过数代以后逐步融入更大的美国社会之中。华盛顿承认他要求得可能太多了，“要走上这条道路似乎有些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压抑印第安人本能的抵抗欲望，并放弃为他们所珍视的部落价值观。正如他已准备好退休一样，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催促印第安部落退出印第安生活方式。“我给你们提的建议，”他带着某种悲伤情绪写道，“也正是我自己马上就要做的。几个月之后，我将离开这个伟大的城市，退隐于农田。在那里我将采取措施增加牛、羊和其他有用牲口的数量。”如果印第安人能够沿着他的足迹，那么印第安人与白人和平共处的局面就会自然到来，而他们逐步融为单一美利坚民族的愿望也将在下个世纪实现。不论现代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建议中有多少道德缺陷和文化强权因素，这个建议的两个主要特点是很清楚的：其一，它符合他那种认为历史只能提供有限选择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二，它将印第安人放到了被称作美国人的民族大家庭之中。

人们对“告别演说”的反应也遵循了往常熟悉的模式。绝大多数公众饱含热泪、激动不已，为美国政治的核心人物离开政治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认为他的训导正如某个内阁成员所言，“是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心声的最全面记录与表达”。共和党人则将他反对国内政治分裂、避免卷入外国事务的警告，斥为“一颗病态心灵的恶毒之语”。在《曙光报》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重新发表了以前对华盛顿的指控：华盛顿是一个叛国贼，在独立战争中曾与英国人一起搞阴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华盛顿谈到贝奇时说道，“他诽谤中伤的本领只逊于其厚颜无耻的个性，而且二者都是无人能敌的。”华盛顿总统最后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自己对贝奇指控的反驳存放在国务院。历史学家很久之前就发现，贝奇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英国政府文件。1797年3月，华盛顿离职了，当时在他耳畔回荡的是无数支持者的欢呼，当然还有极少数批评者的吼叫。

在去往弗农山庄的路上，他在亚历山大市停留下来，发表了一次演讲，强调他将忠于“告别演说”所阐明的那些原则。“乌云会——毫无疑问会经常——出现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悬浮在我们的政治利害之上，”华盛顿讲道，“但是，对这些原则的坚定遵守，不仅能驱散乌云，而且会在经历这些短暂的阴暗之后，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明亮。”他绝对相信自己将永远是正确的，尽管共和党媒体制造的这些“短暂的阴暗”——法兰西是美国的国际盟友，联邦政府是美国的国内敌人——曾多次使华盛顿感到绝望，并不时暴跳如雷，这也是华盛顿的典型脾气。（即使隐居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华盛顿还是继续订阅了10份报纸。）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都更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更习惯于让历史证明他是多么正确。但是他在弗农山庄最后两年半的生活一直是阴云密布，因为他担心自己最后的忠告会被忽略，与之伴随的是，他在历史中的位置也将被人唾弃。

这种担心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居住地点。弗农山庄位于弗吉尼亚州境内，而弗吉尼亚州已经成了共和党反对派的大本营，共和党人的目标就是颠覆华盛顿所代表的外交立场和整个联邦政府的正面形象。实际上，弗农山庄成了敌对区内的一块飞地，被忠实于弗吉尼亚模式的邻居包围着。曾经是最杰出的弗吉尼亚人的华盛顿，在他们眼中，已经站到了对立面。尽管华盛顿以前是全能的解决问题之神，现在他却成为棘手的问题，是被安放在弗吉尼亚城堡中央的特洛伊木马。华盛顿将余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监督建设新首都——此时早已决定新首都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实，更加证实了他们最强烈的担忧。因为那座城市和它注定要拥有的名字，正如杰斐逊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象征着一场威胁弗吉尼亚所捍卫的一切的阴谋。就华盛顿而言，他催促自己的后辈到哈佛读书，避开弗吉尼亚州甚嚣尘上的地区主义教育，从而以这种方式回应他的弗吉尼亚批评者。他似乎越来越以在“致切罗基族”信中看待印第安部落的方式，来看待弗吉尼亚州了。美国的命运正指向一个方向，若弗吉尼亚州的部落领袖们决心背道而行的话，那就由他们去吧；他们显然站在了历史发展的错误一边。

生命的终点在1799年12月14日到来了。前一天，医生针对他的肺炎实施的放血和水疱疗法已经无济于事，华盛顿让医生停止了这些野蛮治疗，好让他在平静中死去。“我就要走了，”他告诉站在床边的那些人，“将我体面地安葬，而且不要在我死还不到三天的时候，就将我的尸体放到墓穴中去……你们明白我的话吗？”尽管他并没有什么永生的幻想，但他显然害怕自己在还活着的时候被埋葬，或许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如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脉搏很好。”他以惯有的自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着自己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