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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历史也会发生强震。毋庸讳言，这样的强震伴随着大量的破坏和杀戮，对人类社会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事件。然而，强震在另一方面却有着正面效果。那就是痛击那些不论是由于精神懈怠还是出于无知而一直拒绝直视时代变化的人们，强迫他们睁开眼睛。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发生于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就是这样一次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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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有许多人反唇相讥。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拜占庭帝国走向灭亡，这是国际政治，普通百姓却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错，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历史上的大事件，但这与居住在地中海沿岸饱受北非海盗之苦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二者看似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是由深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不仅见于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在21世纪的现代，也能随时随地举出例子。我甚至想，如果从这里切入，也许可以写出意味深长的人类历史作品……
如果效仿地震学家收集过去预兆的做法，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但在200年前已可见其端倪。
说到这里，我们只能承认，蒙古人是中世纪地震的始作俑者。给急速扩张后迅速繁荣的伊斯兰世界带来强震的也是从东方来袭的蒙古人。公元1258年，巴格达遭到蒙古军的猛攻而陷落。
巴格达在波斯语中是“神赐都城”之意。伊斯兰势力入侵流淌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便放弃了以前一直认为最适合统治者建都的泰西封，在稍远的地方新建了纯粹的伊斯兰都城——巴格达。神赐都城中的“神”不是别的，而是安拉。
不难想象，自公元762年建都以来，巴格达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就是一个特别的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很多希腊人和波斯人所建的城市并不相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巴格达，这座城市表现出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与波斯人的文明幸福结合的成果。
这座城市500年后在蒙古人面前屈服了。在所有伊斯兰教徒眼中，蒙古人被视为瘟神并不奇怪。1258年巴格达陷落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便不断西移，远离了蒙古人所在的东方。
赛尔柱突厥帝国把首都设在了小亚细亚中央的科尼亚。取而代之登上伊斯兰世界盟主宝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把首都迁到了布尔萨。布尔萨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马尔马拉海已在近前，只要能出海，距离君士坦丁堡就只有一步之遥。以马尔马拉海为界，东边为亚细亚，西边为欧罗巴。伊斯兰世界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开花结果于美索不达米亚，现在越来越把它的中心移向了欧洲。
到了14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土耳其进而吞并了位于欧亚边缘的布尔萨。入侵欧洲的土耳其军队征服了色雷斯，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也纳入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首都迁到了位于色雷斯的城市埃迪尔内。
顺便说一句，“君士坦丁堡”在日本沿用的是英语读音，大约是因为英语在日本更为普及。但它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希腊语读音“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大帝之都”。罗马帝国后期皇帝君士坦丁被尊称为“大帝”，这里是他所建之城，因而得名。
“埃迪尔内”是按土耳其式发音，希腊语原名是“Hadrianopolis”（哈德良之都），因为它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哈德良建起的城市。
这两座城市的古名到了中世纪发生了变化。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人留下的史料最多。这一时期从头至尾，以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主的意大利通商城市国家都与地中海世界东部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关系。基督教的核心——教廷也在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不得不在宗教方面关注着伊斯兰世界的动向。因此，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座城市在欧洲人中间最为普及的称呼是意大利语式发音的希腊名称“Constantinopolis”和“Hadrianopolis”。
不过，这些地方归入土耳其的统治以后，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只是把以前的名称以土耳其的发音念出而已。于是，起源于古罗马的这两座城市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名称沿用下来。这两座城市在5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属于土耳其，这些名称也就延续至今。
城市名称的变迁不单是叫法在此时此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东方民族已经蚕食到曾为世界霸主的罗马帝国皇帝们所建的城市。哈德良堡于公元1362年改称为埃迪尔内，这座城市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它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势力的东西夹击。
地震学家这时可能已经发出警告：岩浆可能随时喷发！喷发口当然就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专程前往欧洲，面对自己过去一直鄙视的罗马教皇和西欧君侯们，请求派遣援军抵抗土耳其进攻。
了解地中海世界东部的人都能看到，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已是风中残烛。奥斯曼已经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再乐观的人也能看到这个完美的包围圈。
然而就在这时，奥斯曼面前出现了拦路虎。这拦路虎不是拜占庭帝国，也不是欧洲的基督教势力，前来挑战的又是蒙古人。
公元1402年，由勇将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入侵小亚细亚中部，东方伊斯兰教徒视这支军队为洪水猛兽。奥斯曼为躲避帖木儿不断西迁，虽然首都移到了欧洲，但领国的主体却还在亚洲。一旦小亚细亚蒙古化，奥斯曼土耳其将面临存亡危险。
苏丹亲率10万奥斯曼大军从首都埃迪尔内出发，经过君士坦丁堡附近向东挺进。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居民以为大军冲着自己而来，好几天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10万奥斯曼军队不过是为了迎战帖木儿的蒙古军路过而已。
蒙古与奥斯曼在小亚细亚安卡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奥斯曼军大败，苏丹被俘。这一惨状实际证明了迄今伊斯兰教徒中最能打仗、力量最强的奥斯曼军也不是蒙古军的对手。10万士兵大部分当场被杀，只有少数士兵逃脱，能逃回首都埃迪尔内的少得可怜。奥斯曼士兵向以残忍闻名，但蒙古兵的凶悍远在其上。
失去了苏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了立国以来首次毁灭性的失败，奥斯曼宫廷惊慌失措，立即陷入内讧，根本无法重振败军。国家濒临崩溃，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及其周边（此后地图中所画的“—”线表示罗马时代铺设的道路）
在东方称霸是靠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以不消灭周边国家为条件，让这些国家出钱出人，即强制支付高额的年贡和提供战争所需兵力这两点来实现的。蒙古军打败了奥斯曼，剥夺了它的“霸权”。奥斯曼彻底败给帖木儿以后，以前一直向奥斯曼进贡的国家也不再支付年贡。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纷纷摆出一副年贡与己无关的面孔，远离了奥斯曼。拜占庭帝国也不例外。前番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赴欧洲，请求派兵对付奥斯曼，这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认为风雨飘摇的本国命运时来运转。安卡拉会战后仅三年，帖木儿亡故。蒙古帝国在他死后急剧衰退，奥斯曼以后，拜占庭帝国不必再惧怕来自蒙古的威胁。中近东进入到一种很久未曾有过的安定状态。
让周边国家安心度日的时间不过20年。奥斯曼深知军事力量是国家的基础，开始从毁灭中点点滴滴但却扎扎实实地着手重建。20年是重建奥斯曼军队所需的时间。15世纪的前四分之一过去了，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又回到了向奥斯曼缴纳年贡的状态。也就是说，到1425年，奥斯曼已经恢复元气，可以随时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军，终结其千年的历史。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苏丹穆拉德生于1404年，即蒙古军大败奥斯曼军的两年之后。他成长的岁月正是大败后的奥斯曼军队为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的时期。他成年时，奥斯曼军队已完成再建。穆拉德亲眼看着重建的军队艰辛长大，自然会谨慎使用这支再次强大起来的军队。他年轻时也曾尝试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见其并非易事便立即撤退，在以后的30年中再未一试。
穆拉德选择把重建的奥斯曼军用于稳定对重回奥斯曼霸权之下各国的统治，而非大规模的侵略行动。穆拉德在位30年，奥斯曼帝国一直坚持这条路线。真想称其为“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地享受着这种状态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穿越时光隧道，来到15世纪中叶的君士坦丁堡，采访一下走在大街上的希腊裔居民和欧洲来的商人，我想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奥斯曼眼下大概会持续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已经没有理由非要灭掉拜占庭帝国了，它只剩下首都及其周边地方。维持帝国的现状对奥斯曼并无不利。这时的君士坦丁堡对任何国家的商人来说只是一个理想的自由港，此外什么都不是。奥斯曼也充分享受到了这种繁荣带来的利益。土耳其民族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行政上都具有相当的才能，但却不是经商民族。
穆拉德的接班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出生于1432年，成长于奥斯曼军队重建后的时期。这位年轻人年方19就成了苏丹，是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如果要问没有他历史会不会转向？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
奥斯曼宰相（大维齐尔）卡里尔·帕夏向往苏丹穆拉德的“奥斯曼统治下的和平”，不遗余力地协助苏丹实现这种理想。根据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运作最佳的威尼斯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情报，卡里尔·帕夏被认为是奥斯曼宫廷里亲西欧、亲拜占庭派的代表人物，颇得苏丹穆拉德的信赖。苏丹不但重用富于卓越平衡感的卡里尔为宰相，还把自己儿子——下任苏丹的培养重任交给了他。这位父亲让儿子称卡里尔为“老师”，尽管卡里尔是他的臣下。
父亲去世后刚登上苏丹宝座的穆罕默德二世让卡里尔·帕夏留任宰相职务。威尼斯“谍报机构”看到这种情况，甚至向本国报告奥斯曼将延续以往的外交。然而，西欧首屈一指的谍报机构也不知道，此后不久，奥斯曼深宫内发生了一件事。
新苏丹即位一年之后，1452年的一天深夜，穆罕默德二世着人传唤宰相。卡里尔·帕夏在迎候他的黑奴陪伴下出现了。他一定对此时的紧急召见感到疑窦重重，但还是守着被主人召唤时的臣子之礼，用银盆装满了金币带来献给主人。
穆罕默德二世穿着宫廷里的便装接待了他。老宰相以头叩地行了大礼，然后将带来的银盆献到主人面前。
20岁的苏丹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穆罕默德二世当上苏丹之后，除了正式场合之外还是称呼卡里尔为“老师”。
“主人，位高的家臣深夜奉主人召唤时不能空手前往，这是规矩。我也要守规矩。我献上的东西原本就是主人的，而不是我的。”老宰相回答道。
年轻人道：“你拥有的财富，我已经不需要了。相反，我能够赐给你的远多于你已拥有的。我只想向你要一样东西……请把这座城市给我。”
宰相卡里尔·帕夏感到，他和先苏丹穆拉德一起长年坚持的政策全线崩溃，但他只是一个臣下。年迈的宰相只能无力地垂下头，发誓竭尽全力效劳。
灭亡前的拜占庭帝国（1453年）
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已经决定。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延续了千年，画上终止符的这一天来到了。
拜托读者
有一事拜托读者。公元1453年的4月12日，奥斯曼军的大炮喷出火焰，打响了持续56天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请读者恕我在此不述其详，并请理解这样做的原因。
进攻方伊斯兰教奥斯曼的军队仅陆上就有16万人。基督教防守方加上西欧的商人勉强才到7 000人。在绝望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是一台大戏。只有详细追述攻防战的每一天和每个参战人员的想法和行动，才能写全这出戏。
但要在这里这么做，就会有世人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大树枝叶繁茂，四处伸展。我们一旦将描述聚光于繁叶掩蔽的大树，就会偏离描画整个森林的目的。
在执笔编写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海洋之都的故事》时，困扰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海洋之都的故事》是“森林”，而君士坦丁堡攻防战、圣约翰骑士团遭到奥斯曼进攻时的艰苦战斗，还有伊斯兰与基督教双方正面冲突的黎凡特海战，这些事件与威尼斯关系再深，终究都是“树”，尽管是大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采用了把“树”移到“森林”外面，描写“树”时忘记“森林”的办法。
如此这般，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以外，我又写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战》、《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
现在的我又面临与写作《海洋之都的故事》时遇到的同样问题。这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也是“森林”。而且，“海洋之都”、“地中海世界”都不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森林”，而是以同一时代、同一地中海世界为描写对象、有着微妙重合的“森林”。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撰写《海洋之都的故事》时，我是站在威尼斯来看地中海的；而撰写本书时我却立足于地中海中央来看前后左右的。
本书上卷中言及威尼斯的地方很少就是证据。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以威尼斯方式解决了海盗问题。收容在北非各地“浴场”里的基督教奴隶中，几乎见不到威尼斯市民。
但在本书下卷中，提到威尼斯的地方多有增加。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海盗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对同样是海洋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靠以往的海盗对策已经无法应对。
《海洋之都的故事》出版已经近20年，这多少会占些便宜。尽管立足点不同，但描述同一时代地中海世界这片森林的《海洋之都的故事》已经刊行，与此关系深刻的“树”也已有三棵出版。如果您想更详尽地了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请阅读已经出版发行的威尼斯通史这片“森林”和描写三大战役的三棵“树”。这本书我要集中描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作者的请求如此任性，可能会被认为是行为失礼。但要再现历史这部人类世界众生相，总是要聚焦某一点，把立足点放在某一处。我甚至认为“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几乎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
不过，当我回顾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让我很愉快：在写那部书的15年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树”与“林”的关系。
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不也写完了吗？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同样是1 000年的通史，与两卷本的《海洋之都的故事》相比，《罗马人的故事》有15卷之多。分量上的差异分散了这种意识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我觉得原因不止于此。
罗马人创建并一直运营这个囊括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大帝国。那个时代的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内海”（mare nostrum）。这片地域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自行解决，不，也只能自行解决。于是，写罗马人时，我也可以极其自然地采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写法。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员，但不是罗马那样的霸者。对威尼斯而言，被海盗绑架到北非、在“浴场”受苦的人即使与自己一样也是基督教徒，但只要不是威尼斯公民或有关人等，就不构成“我们的问题”。
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都批评威尼斯，说它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脑子里只想着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人国家。我也认为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
但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和帝国，不论大小不都是威尼斯式的国家吗？区别只是现在把这叫作“大国的自私”而已。
我开始认为，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罗马以后的国家，即使被称为帝国，其性质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象方面，都与罗马不同。
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苏丹的装束
拜占庭帝国被后世史家称作东罗马帝国，一直被认为是“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的帝国”。1453年5月29日，这个帝国随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灭亡。
胜利者穆罕默德二世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甚至说“把那座城市给我”。他把自己统率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迁到了这里。基督教徒居民沦为奴隶，基督教堂被改造成了新居民伊斯兰教徒的清真寺。这一系列变化显示，这位刚刚二十来岁的胜利者满脑子都是进攻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想法。
拜占庭帝国这个缓冲地带已经消失。现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真正感到了在年轻有为、极具胆魄的指挥者率领下的强大伊斯兰帝国的威胁。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为了与这位年轻的胜利者改善关系，威尼斯共和国派出了特使马尔切洛。随行副官朗斯基亲历了长达8个月的艰难交涉，他将这期间的印象做了如下记录：
苏丹穆罕默德22岁，身材匀称，个子高大，长于武功。他给人以威严而非亲切的感觉，不苟言笑，谨慎而不为任何偏见所惑，言出必行，行而大胆。
他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渴望着荣耀，每天让齐里亚科·旦科纳和另一位意大利人给他读罗马史。他喜好希罗多德、李维、库尔提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和教皇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国王们的故事。他会说突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斯拉夫语，熟悉意大利半岛地理。他有一份地图，从埃涅阿斯居住地到教皇居住的罗马、皇帝和国王们建设宫殿的城市、欧洲各国，都分别着色，标有记号。
他有特别的统治欲，对地理和军事技术表现出最强烈的关注。他会非常巧妙地对我们欧洲人进行诱导式的讯问。
这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基督教徒今后必须面对的对手。
灭亡拜占庭帝国，把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像杀回马枪一般，开始入侵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刚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
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很早就离开了祖国，从东正教改宗了天主教，在威尼斯过着学究生活。当人们问他苏丹穆罕默德野心何在时，他回答道：“靠他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只存在唯一的神，只有一个皇帝统治。除穆罕默德以外，不承认其他先知。”
不论穆罕默德二世如何崇拜亚历山大大帝，他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信奉多神教的希腊人亚历山大大概会这样说：“靠自己的想法和能力重组世界。重组后的世界将同时存在各人所信的诸神，但只有一个皇帝统治，承认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所有先知。”
但信奉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徒心目中的“世界”是由伊斯兰教主导的“世界”。犹太教自不必说，对基督教的存在也不予承认。
苏丹穆罕默德已经具备实现这个野心的军事力量。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光陆军就投入了16万兵力。穆罕默德没有耽误任何时间，迅速将这支强大的军队用于进攻西方。不允许浪费时间。
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不是古罗马帝国，不把维持常备军置于最高位置。
进攻君士坦丁堡所投入的16万兵力中，可视作正规军的不满三分之一，其余的都来自奉奥斯曼之命提供兵员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弱小国家，能够派出的兵员数量也很少。因奥斯曼苏丹之命不得不参加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只有1 500名骑兵可参战，加上随从和马夫等也就4 500人。
塞尔维亚尚且如此，巴尔干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兵员也就可想而知了。结果，16万的半数以上是冲着战利品而来的雇佣兵。奥斯曼军队的这一实际情况，正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弱点。为了持续拥有大军，奥斯曼必须持续取得胜利。属国一旦看到奥斯曼力量衰退，就不会再提供兵源。只把战争看作发财机会的人绝不会咬紧牙关忍受失败，一显败像便弃甲而逃。
尽管苏丹是胜利者，但他所能信赖的只有不足两万的奥斯曼新军。
在花几年时间才能攻占大城市的时代，君士坦丁堡不足两个月便城破陷落。这当然让属国再次看到了奥斯曼的实力，让老兵油子看到了在奥斯曼军队里作战有利可图。这次胜利不是普通的胜利，而是大胜利，获益巨大。
持续取得胜利越发成为苏丹穆罕默德的使命。只要吃一次败仗，16万人就可能会立刻减至6万。此外，还不能让士兵们无所事事。得胜后无处打发时间的士兵最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的确，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的行动反映出不给敌人喘息时间的急躁感。他必须尽快发起下一次战役。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二年，他便下令进军西方。此后不到一年，他于公元1455年成功征服塞尔维亚。尽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塞尔维亚支援了1 500名骑兵，但塞尔维亚人还是沦为亡国之民，只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
翌年，波斯尼亚也屈服于奥斯曼的统治。波兰和匈牙利不得不站在了基督教世界抵抗伊斯兰奥斯曼的最前线。
1460年，穆罕默德二世挥师南下，目标是肃清统治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最后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战死。这一战，又使他的弟弟一个战死，一个亡命罗马。希腊从北到南归入了奥斯曼的统治之下。
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挺进小亚细亚，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目标是攻占小亚细亚北部黑海沿岸城市特拉比松。这一行动也获得了成功，继承拜占庭帝国皇统的另一个国家特拉比松也灭亡了。黑海成为奥斯曼的内海。
威尼斯谍报机构这时向本国通报：奥斯曼将把爱琴海变为内海。
这个预测不到两年就变成了现实。1463年，以往只在陆上作战的奥斯曼军队进军海上。
挺进爱琴海
第一个目标是热那亚200多年的殖民地莱斯博斯岛。奥斯曼军的战术一如既往，8万大军登陆，从陆地方向进攻城墙坚固的城市。防守的热那亚方面只有5 000士兵。另有2万市民协助防卫，但无法顶住8万奥斯曼军队。
莱斯博斯是爱琴海中的岛屿，离已成为奥斯曼领土的小亚细亚西端很近。奥斯曼虽然不是海运国家，但也不用忙于确保补给。这也是8万大军得以踏踏实实专心进攻的原因。
陷落后的惨状昭示着败给奥斯曼的后果，让西方基督教徒不禁再次想起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居民们被允许留在岛上，但只限于老人和儿童。身体强健的年轻人被奥斯曼人充军，女人被带走做奥斯曼人的奴隶，匠人和知识分子被迁往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奥斯曼人中间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陷落时有大量居民变为奴隶，需要不断补充人口。
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挑选了多达800人的少年和女人供自己享用，把他们强行带到了伊斯坦布尔。特拉比松国王的义妹、被誉为当时希腊世界之最的美女、莱斯博斯岛领主的妻子也在其中。
领主及承诺投降不杀的300名当地人全部被杀，就好像没有任何承诺一样。莱斯博斯岛真正的统治者热那亚人被全部杀光，一个没留。
热那亚共和国因1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遭受重大损失，莱斯博斯岛的陷落不啻为对其的最后一击。
形势逼人，已经不能再允许热那亚的竞争对手威尼斯袖手旁观了。
6年之后的1469年，不祥的情报让威尼斯不安起来。
小亚细亚制造了大量火药。按照苏丹的命令开始征兵，数量超过10万人。
盖利博卢和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正在快马加鞭地大量造船。
这都是威尼斯谍报机构探知的消息。下面介绍的例子反映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收集情报的。
多处在造船，这些地方被严密隔离，连当地人也被禁止入内。通过分析与热那亚商人有交易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威尼斯人判明了造船的事实。
有大量涂料售出。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就搞清了热那亚商人的买卖对象是奥斯曼政府。热那亚人没有忘却被奥斯曼夺走通商基地莱斯博斯岛的愤怒，透露了平时不会透露的信息。接下来通过潜伏在奥斯曼宫廷里的间谍探知舰队的进攻方向。
威尼斯的谍报机构这时已经成功获取了准确情报，难怪后来英国谍报专家说“谍报机关”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
穆罕默德二世放出假情报，说大舰队将去黑海，但这已经骗不了威尼斯了，他们掌握了准确情报，250艘的大舰队不是去北面的黑海，而是要去南面的爱琴海。而且根据情报推测，大舰队将要进攻威尼斯领土内格罗蓬特岛[1]。
将军卡纳莱率领32艘军用加莱船迅速离开威尼斯，奔赴内格罗蓬特。
爱琴海及其周边
内格罗蓬特位于雅典北面，是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面积辽阔，有克里特岛的三分之二大小，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与其说岛屿，不如说是本土的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强烈。自威尼斯主导的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270年间，这里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走定期航线去希腊的船队都是从威尼斯出港，南下亚得里亚海后进入地中海，再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在内格罗蓬特靠港。走定期航线去威尼斯的船队为应对海盗，出发时经常配有军舰护航，军舰必须在海军基地停靠。
商船在这里靠港没有任何不便。内格罗蓬特与希腊本土之间的海峡风平浪静，相传古时前往特洛伊的联合舰队就是在这里集结。后来，这里一直作为商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最适合的中转基地。外港比雷埃夫斯不再使用以后，雅典失去了物产集散地的作用，内格罗蓬特取而代之。威尼斯共和国坚信，发挥好有计划、持续的贸易体系的作用才是繁荣本国经济的关键。对威尼斯来说，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不亚于东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基地克里特岛。
威尼斯政府任命的总督，其待遇与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驻开罗大使和克里特岛总督完全一样，他们被授予同等权威和权力。在属于威尼斯管辖的时代，岛上构筑了众多要塞，至今仍散布在全岛，证明了威尼斯对内格罗蓬特的重视。
穆罕默德二世选择内格罗蓬特作为自己首次指挥的作战目标，这是他第一次征服威尼斯领土的战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乘着消灭拜占庭帝国的气势，从陆海两路向西方基督教世界展开大规模攻势。对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挡在奥斯曼帝国面前的拦路虎，陆上有匈牙利，海上有威尼斯，尽管威尼斯是一个海洋城邦国家。
正因为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投入了12万士兵和250艘船只，比进攻莱斯博斯时更多。这支大军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出发，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涌进了爱琴海，其势蔚为壮观。威尼斯的间谍报告说，南下船队桅杆如林，成片地从眼前掠过，连绵不绝。
威尼斯防守内格罗蓬特基地的陆军防卫力量等于零。威尼斯全国人口包括妇女儿童也不到20万，这样的城邦国家，无力派遣本国男子去常驻分散在海外的众多基地。不到1 000人的威尼斯士兵和配合防卫的希腊人居民以及借这块威尼斯通商基地做生意的西欧贸易商全部加起来，总人数还少于热那亚当时守卫莱斯博斯的兵力。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热那亚在加拉塔丧失了一大居留地，人员撤退到了莱斯博斯岛。而以克里特为首的威尼斯共和国在爱琴海各地的海外基地依然存在。
然而，12万奥斯曼大军压境，不可能靠不到其十分之一的兵力布防全岛，只有采取据点防卫一条路。威尼斯决定集中力量防卫建于内格罗蓬特的最大港口、面临狭长海峡却突入海中的城堡。总指挥当然由总督担任。
威尼斯的陆上防卫力量劣势明显，海上防卫力量在数量上也处于劣势。与投入了250艘船的奥斯曼相比，加上克里特和其他基地前来的援军，威尼斯也才只有71艘船。但是，海上的军事力量建立在海运传统之上。没有海上贸易传统的奥斯曼把操纵船只的工作交给了被征服的希腊人。尽管如此，据称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与奥斯曼的单舰海战能力有以一当四到以一当五的优势。这样，威尼斯不但能够以70艘船对抗250艘船，而且有充分的可能占据优势。
这是海上战斗力差距。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一现实，极力避免与威尼斯进行海战。而被派来防守内格罗蓬特的总督卡纳莱也缺乏战场指挥官所必需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1470年6月初，卡纳莱接到了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报。他命令快船前去侦察，如果奥斯曼军队以60艘船编队，就是准备打海战，必须紧急报告。
他断定奥斯曼军队会忠实地遵循大舰队出海的常识，分成若干船队编队航行。这本是常识，但穆罕默德二世深知奥斯曼海军的短处，下达命令，所有的250艘船组成一个编队前进。掌握不好船间距离，船只会猛烈相撞而沉没，但这不过是这位专制君主所允许范围内的风险。
这样，侦察船看到的奥斯曼舰队根本不成队列，乱作一团，简直就像一群小孩子的游戏。卡纳莱接到报告，决定等待计划从克里特前来的援军，还决定在内格罗蓬特的另一处港口等待时机，这里远离原来确定进行据点防卫的城堡港口。就这样，奥斯曼军队于6月15日全军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阻挡。
穆罕默德二世
38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临阵指挥，并得知来自克里特的援军并未到达，卡纳莱指挥的32艘舰船驶向了岛上的其他港口。奥斯曼方面也有间谍，穆罕默德二世巧妙地利用了以赚钱为目的的间谍。
穆罕默德二世信心十足，充分利用大好机会，登陆10天之后发起了第一次总攻。但城堡岿然不动，不愧是威尼斯长期以来的重要基地。相反，奥斯曼却死了1.6万名士兵，30艘船被焚毁，只得撤退。
人和船的损失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预料之内。5天以后开始的第二次总攻，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进攻没有丝毫放松。7月5日和8日，又持续进行了总攻，大炮开火，士兵像蝗虫一般冲锋。防守方顶住了攻击，他们士气高涨，坚信值得自豪的威尼斯海军一定会来。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巨大的损失和总攻的反复失败做了反省，而是不愿意总攻久拖不胜，而克里特的援军会赶到。
所谓改变战术，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船把士兵运到城堡，而是把小船排列起来，在狭窄而无浪的海峡上建一座浮桥。一船船地运载士兵与让士兵一举过桥，投入兵力的总量大不一样。
防守方立即感到事态严重。城堡里的大炮向在建的浮桥开火，石弓像箭雨一样射向正在造桥的奥斯曼士兵。同时。城堡的塔楼上高高地挂起告急黑旗，向正在其他港口待命的卡纳莱舰队发出了催促参战的信号。然而，卡纳莱看到信号却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通过逃出城堡的希腊人了解到了城堡防守薄弱的地方。第二天，所有的炮击都集中到这个薄弱点上。很快浮桥建成，不仅士兵过了桥，设在桥上的大炮甚至可以开炮轰击了。
堪称威尼斯基地要害的内格罗蓬特城堡，海陆两面受敌。然而，近在咫尺的本国海军却袖手旁观。夜幕降临仍炮声隆隆，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唱起东方歌曲，令守城者心生畏惧。
这一切使防守方陷入绝望。顶住第五次总攻后的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送来了劝降信。内格罗蓬特总督听取了防守方主要人物的想法后，决定接受劝降。穆罕默德二世向安拉起誓，承诺绝对不斩降者。就这样，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城堡在奥斯曼军的大炮开火后不到一个月，于7月12日投降了。
穆罕默德二世以他自己的方式遵守了诺言。他没有砍下总督以及防守的全体西欧人的头颅，却把他们的身体劈成两截，统统杀光。
陷落当天，洛里丹指挥的23艘和威尼尔率领的来自威尼斯本土的16艘战船赶到，加上卡纳莱指挥的32艘，总共集结了71艘战船。威尼斯和奥斯曼的舰队在一种奇妙的气氛中对峙，却只是把穆罕默德二世牵制在内格罗蓬特两个星期而已。威尼斯引为自豪的海军未交一战便将本国的重要基地拱手交给了敌人。
奥斯曼舰队载着穆罕默德二世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似乎在嘲弄威尼斯人。他留下了2万兵力守卫刚刚征服的内格罗蓬特。
直到奥斯曼舰队进入爱琴海开始北上，威尼斯舰队都打不定主意。他们追踪着和来时一样以密集队形向北航行的奥斯曼舰队，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海战，有人主张为确保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海军实力。这种时候，讨论拖得越久，大势就会越倾向于谨慎派。这次也不例外。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便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凯旋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7月30日得知内格罗蓬特陷落，十分愕然。他们知道陆军的劣势，但相信海军有万全之策。他们预测，优秀的威尼斯海军将切断奥斯曼军的补给线，使其不能坚持持久的攻城战，放弃征服内格罗蓬特而撤退。正因为如此，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保卫战不到一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与陷落的消息同时传来的是这场悲剧造成的惊人损失。佛罗伦萨的商人没有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传统，许多人都在威尼斯的通商基地做生意。仅佛罗伦萨所受损失的金额高达40万弗罗林。威尼斯蒙受了太大的损失，就连西欧以统计精确而排名第一的威尼斯政府，这时也无法公布准确数字。
阻挡伊斯兰从海上进攻西欧的势力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意大利海洋国家。这些国家也是贸易国家，要弱化它们，就要攻占它们的通商基地，从经济上卡住它们的咽喉。穆罕默德二世这样想并付诸行动。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正确的，而死守成例的威尼斯错了。
威尼斯政府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召回将军卡纳莱，并追究其责任。他未被处以死刑，而是被终身流放至渔村波尔托格鲁阿诺。
即便如此，西欧各国君主的减刑要求还是雪片般飞来。尼科洛·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兰西的大使，还是经常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常客，是威尼斯市民在国外最有名的人物。
但威尼斯政府没有听从这些权威意见。他们再也不敢把本国海军交给著名知识分子，而是任命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有丰富海军经验的人担任将军。按这个标准受到任命的皮埃特罗·莫切尼哥即刻起程前往内格罗蓬特，成功重振了先前一仗未打便败下阵来因而士气低落纪律涣散的威尼斯海军。即使遭到痛打而倒下也要立即爬起来，倒下后不爬起来就会像热那亚那样被赶下拳击台。
威尼斯共和国爬起来依靠的不光是军事，重视收集情报的国家也会重视外交。为了削弱不断进攻的奥斯曼势力，这个时期的威尼斯政府从计划暗杀穆罕默德二世到向他试探媾和，用尽了手段。详细情况请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
吞并塞浦路斯岛是其中未流一滴血而以完美成功告终的一例。威尼斯究竟是怎样做的，请阅读《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第四章。由于成功吞并了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几乎完全挽回了丧失内格罗蓬特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追溯了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15世纪后半叶东地中海的变化，可以看到奥斯曼势力已经势不可当，整个地中海世界插遍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貌似所向无敌的奥斯曼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潜藏着致命缺陷。威尼斯的观察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认真仔细。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并非连战连胜。征服罗得岛时派出了10万大军，骑士数量却只有600人，3个月后就不得不撤军。尽管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防御坚固，但奥斯曼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持久战中格外脆弱。
请回想一下，奥斯曼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投入的16万人中，称得上是真正奥斯曼士兵的只有不足2万新军，此外就是5万左右从奥斯曼各领地征来的士兵。余下的10万人中大半无疑都是为钱而来的乌合之众，这就是震撼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实际情况。
不过，奥斯曼素来陆上军力强大。纵是乌合之众，也不乏具有统率能力的指挥官。
可在海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奥斯曼人没有海运传统，懂得操纵船只的人数量不足，这种能力不是说要就有的。
奥斯曼帝国决定从海陆两路进攻西欧基督教世界。要进入地中海，不能只靠对船和航海一窍不通的奥斯曼将军指挥。虽说操纵船只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希腊人，但在船上奥斯曼人船长的军阶要高于他们。军用帆船形成不了战斗力，因为没有人会服从明显无知的上司的命令。
海盗·新时代
注意到奥斯曼海上战斗力缺陷的究竟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还是奥斯曼宫廷里的某个心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奥斯曼找到迅速解决本国海军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海盗起死回生，起初是在东地中海，接着渐次遍及西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决定把本国海上战力托付给海盗头目。这个办法不仅来得快，价格也便宜。
海军的平时维护要比陆军费钱。首先要有船，需要在各地备有建造、修理船只的造船厂，还得养着船员。这就是海军的特点，需要各种设施及维护经费。而如果交给海盗，就不再需要这些费用，也不用时时操心。
海战无法避免时，只要召集海盗就行，平时可以让他们专事海盗业。这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称为佣兵的非正规军事力量。佣兵制这种机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也被广为采用。不过，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佣兵，有两点与西欧不同。
第一，符合以无信仰之徒基督教徒为敌的伊斯兰大义。
第二，可以获得只做肥一己私囊的海盗所无法得到的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
与以前掠夺而来的人和物要向“酋长”上缴五分之一的时代相比，海盗的地位有了提高，他们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一员。
奥斯曼没有进入地中海以前，北非的海盗因热那亚、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军的逐渐强大而急速衰落。罗马教廷甚至说，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下去，来自北非的海盗有可能被打回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近海。
本书上卷叙述了“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为拯救被绑架而沦为奴隶的基督徒的种种活动，现在他们赎回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在15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逆转。1492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个拯救组织从北非“浴场”赎回的总人数超过了500。从种种史料推测，当时尚有百倍于此的人在名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受苦。这一切都源于奥斯曼对海盗的鼓励政策。
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为如果海盗活跃，奥斯曼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打击所要征服的国家。
夺取战船，就会导致受害国海军力量的减少。
夺取商船，就会打击受害国的经济实力。
登陆掠夺、绑架居民，也会导致受害国经济实力和从事经济的人力减少。
西欧基督教世界不但要面对奥斯曼的威胁，还必须面对在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下以10倍于前的船只攻来的北非海盗。他们必须应对在量和质方面都已经提高的海盗。
海盗船的数量增加了，海盗船队头目的量和质也都有所提高。海盗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迅速发财致富，可以放手大干了。优秀人才自然聚集而来。
地中海的海盗也迎来了新时代。本书上卷中提到的海盗几乎没有后世留名的，而下卷中可称为明星的海盗却不断涌现。这就是一个证据。
对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来说，何日才能从恐怖中解放出来？
奥斯曼进入地中海之前，海盗头目的出身地也仅限于北非一带，可以用“撒拉森人”（Saraceni）一语涵盖，他们或是随伊斯兰教的普及一起流入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
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也为海盗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海盗头目的出身开始多样化，有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根据地虽然还在北非，但带着手下大摇大摆行走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这些人仍在做海盗，但如今已经不是头目，只是喽啰。
出身的阶级藩篱不见了，凭能力在社会上胜出。在这个意义上，莫非伊斯兰海盗世界也结束了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这个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奥斯曼是一个除了苏丹之外所有人都是奴隶的国家。所谓所有人都是奴隶，也就是苏丹以外人人平等。海盗世界也进入了凭能力当头目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人才从各地汇集而来。当然，凭能力的目的还是做海盗，这与同样凭能力而在各个方面飞跃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不过，这表明这些海盗世界的“成功者”已经跟上了时代。
希腊人被奥斯曼征服以后，虽然被允许信奉希腊正教，但终究是被当成居住在伊斯兰国家的另一个一神教——基督教的教徒，在社会上只能是二等公民。许多希腊人选择了这条路，也有不少人从希腊正教改信伊斯兰教。当初刚被征服时，很多人沦为了奴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摆脱奴隶身份，就只能改信伊斯兰教。
这些改教的希腊人，一定在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地中海的战斗中承担了海上运输工作。莱斯博斯岛、内格罗蓬特、未攻下的罗得岛、攻下却没有占领而放弃的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这些岛都隔着海洋。就算是连战连胜不可一世的奥斯曼陆军，不用船运也到不了目的地。
受奥斯曼人驱使的希腊船员这时大概也悟出奥斯曼民族对大海的无知和没有经验。这些希腊人自然会想，既然这样，索性搞一个“子社会”，在“母社会”需要的时候与其合作，其他时间则干自己的事。况且“母社会”还鼓励这样做，具备建立“子社会”的环境。建立的条件是改信伊斯兰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奥斯曼人与阿拉伯人不同，在信仰方面更加开放，也较少歧视来自基督教的改教者。于是，海盗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希腊人。
另一方面，海盗中很少有犹太人，能当上头目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这大概是因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数量本身就很少的缘故。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海盗既然是作为一个集团行动，就是一个组织。要管好这个组织，必须有一群信得过的手下。但与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只相信亲人的倾向严重。即使犹太人有足够能力做海盗头目，其下属的数量也不够。犹太人中也会有“成功者”，但这种人的成功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合作关系之上的。这在犹太人中较为少见。
意大利人很少有只相信亲人的这种性格，他们能够巧妙地与希腊人、奥斯曼人、北非原住民等构筑合作关系。但有一点完全不同。出生于意大利的伊斯兰海盗几乎全是少年时代就被绑架的人。他们的出身地集中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多遭受北非海盗的袭击。这些人平常积极从事海盗业，但遇到奥斯曼政府征召，就要充作海军，他们都从基督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教徒，历史上称之为“再征服”（Reconquista）。在伊斯兰教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势力又靠军事力量夺回了这片土地。从这时起，出现了出生于西班牙却经常袭击西班牙的海盗。被赶走的伊斯兰教徒多数逃到了北非。伊斯兰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长达800年。如今，西班牙出生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成为纯粹的难民，活路不多，其中不少人投身于因奥斯曼的鼓励政策而死灰复燃的海盗世界。在伊斯兰统治的时代很少受到海盗袭击的西班牙，却因为赶走了伊斯兰教徒而受到了海盗袭击的威胁，真是一种讽刺。
就这样，时代前进了，海盗却没有消失。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文艺复兴文化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大国奥斯曼的支持下，濒临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却成为海盗活跃的舞台。基督教各国不得不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对策。因为海盗们认为，非战争时期的海盗行为是一种骚扰战术，把当事人以外的人卷进来才更有效果。
可以说，在15世纪末，由国家负责抵卸海盗对策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威尼斯建立基地掌握制海权的地方有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爱琴海。但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却有西西里、埃及、北非，还有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才能到达的北欧和不列颠。这需要在没有制海权的海域航行，然而，现在就连在拥有制海权的海域都不能放心航行了。
于是，习惯根据最坏情况制定对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为商船队常配护航舰。即使与奥斯曼处在非战状态的平时，派出商船队时都要配上两艘大型军用帆船护航。威尼斯依靠自己的国民维持着一支常备海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颇具效果。不管常备海军的质与量如何提高，他们知道如果不出手打击强硬对手，伊斯兰海盗也只会像以前一样横行霸道。
但即便是威尼斯，也没有余力为旅游观光船配备护航舰。那个时代的旅游观光就是朝圣。从威尼斯出发去巴勒斯坦之后再返回的这种船，航行时只能听天由命。在不安定的国际形势下穿梭航行充满了惊险。当时的威尼斯已经参与到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之中，同时还在组织朝圣旅行团，赚钱手法真是老到。这一点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第九章“朝圣团队旅行”中有所叙述，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教廷海军
说是朝圣，目的地并不止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一地。
对中世纪笃信宗教的人而言，圣地还有相传圣彼得和圣保罗二人殉教之地的罗马。罗马教廷也喜欢听金币的响声，这一点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商业国家。
因而教廷想出了一招，设立“圣年”（giubileo，又称大赦年），公元1500年恰逢“圣年”。
这一年，笃信基督的教徒从欧洲各地聚集罗马。这在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们看来，简直就是成群来到狩猎场的猎物。作为信徒的牧羊人、“圣年”的主办者罗马教皇，并不限于让这些羊安然祈祷。
于是，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一支教廷海军，目的当然是保护来罗马朝圣的信徒不受海盗侵袭。而“圣年”结束之后还要继续保持这支海军，则反映出地中海当时已经成为伊斯兰海盗的狩猎场。即使不是“圣年”，也常有朝圣者到访罗马。神职人员感到需要制定对策保护这些人不受海盗侵袭。我们不妨认为，奥斯曼率领的伊斯兰势力不断进攻造成的危机感是教廷不得不设立海军的根本原因。
这支“教廷海军”实际上在15年前就迈出了第一步。不论奥特朗托再靠南，总还在意大利半岛。奥斯曼突袭奥特朗托的事件足以让罗马教廷颤抖。奥特朗托惨剧仅5年之后，教廷便建立了“海军”，至少要保护一下外港奥斯提亚。当时只有一艘船，这艘军用帆船一共能载200人。虽说可以形成战斗力，但由于只有一艘船，只能成为海盗们的笑柄。
这样根本无法令人放心，而且“圣年”即到，来罗马的朝圣者将会激增。时任教皇博尔吉亚决定建立正规海军。
作战用大型加莱船（galea）三艘；作战用小型加莱船（fusta）两艘；承担运输任务的大型加里昂（galeone）两艘；中型帆船（brigantino）三艘。名为捕鲸船（balenièra），实则用于旗舰与其他舰船联络及侦察的小型快船一艘。
这12艘船构成了教廷大张旗鼓建立起来的海军，规模与海洋国家威尼斯和能够动员海盗的奥斯曼帝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就是维持这种程度的战斗力也需要稳定持续的财源。罗马教廷决定对进入罗马市内的所有物产课征2%的税。没有抗议，人们接受了上缴海盗保险费的说法。地中海沿岸的老百姓普遍都对死灰复燃再度活跃起来的伊斯兰海盗抱有恐惧感。
两种加莱船
由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积极从事海上陆上贸易，“保险”（assicurazione）这个概念已普及到不直接参与贸易的人们中间。这个意大利语词的词源是拉丁语，但却不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也许是因为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不需要保险吧。
不论制度多么适应时代的要求，要想以后维持下去，就必须拿出成效。尽管只有可怜的12艘船，但公元1500年整个“圣年”，没有一艘朝圣船在前往罗马途中因遭北非海盗袭击而受到损失。这肯定也是“圣年”结束后教廷海军仍得以维持的原因之一。
以前一直没有自己军事力量的罗马教廷也终于有了海军，虽然还没有陆军。这也证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穆罕默德二世向西方扩大势力的欲望不仅在于扩大领土，还在于扩大“伊斯兰之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在创业者穆罕默德二世死后，他的孙子塞利姆当上苏丹后一直延续。
挺进伊奥尼亚海
横亘在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大海叫作伊奥尼亚海。这片海域的希腊一侧，自北向南大大小小排列着科孚、帕克西、莱夫卡斯、伊萨卡、凯法利尼亚、扎金索斯等岛屿，是威尼斯走出亚得里亚海前往东方的航路。威尼斯一直努力在这些岛上设置基地，维持制海权。
这些岛屿长期属于威尼斯的领土。有一天，奥斯曼军突然登陆莱夫卡斯岛并占领了它，随后立即筑起坚固的城堡，指派勇猛的奥斯曼陆军中以更加勇猛著称的奥斯曼新军常驻把守。
不过，如果只是派奥斯曼新军的士兵常驻，那还是普通军事行动，苏丹塞利姆还把这座岛提供给海盗，让他们做根据地。海盗的名字叫卡马尔，意大利人称他为卡马里奇奥。不必说，他带着手下高兴地移居岛上。此后，奥斯曼方面便向在附近航行的基督教国家的商船索要法定金额之外的通行费。
奥斯曼新军以安装在城堡中的大炮相威胁。有船不理睬开过去，海盗就会驾驶快船尾随而来强行索要，声称“不想失去船只、船员和货物就快付钱”。被卡马尔追踪不得不支付的通行费直接进了卡马尔的腰包。这说明奥斯曼此举的目的并不在于收取通行费。奥斯曼的意图在于摧毁威尼斯共和国的制海权。
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利用这条航路最多的威尼斯。不过，威尼斯一直为商船队配备护航船，损失比率也并不高。倒是那些派去东方、商船数量较少的国家，哪怕只有一艘受到损失也不得了。佛罗伦萨发出了惨叫，法兰西也起了轩然大波。西欧方面不得不再次认识到，奥斯曼的目标不仅是威尼斯。
威尼斯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做罗马教皇的工作，说只有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奋起抗击，才能阻止奥斯曼的暴行。因为现实的威尼斯尽量避免以一己之力与奥斯曼对抗，但如果作为基督教国家之一，给人的印象就不同了。
公元1502年，各国响应博尔吉亚教皇的号召，组成了以抗击奥斯曼为目标的联合舰队。实际数目如下。我们只记录海上战斗力——军用帆船的数量。
威尼斯共和国：50艘
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3艘
法兰西：4艘
罗马教廷：13艘
联合舰队组建两年以后，不但没有损失一艘船，反而增加了一艘。
但是，海军光有船没用。指挥教廷13艘战船的人是主教，名叫雅各布·佩萨罗。这位威尼斯出身的主教的兄长本内迪托·佩萨罗，是威尼斯海军参战的50艘军舰的总司令。仅从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知道，1502年的基督教联合舰队实质上是威尼斯海军，指挥权在威尼斯。
威尼斯建设的圣马武拉城堡
7月，中世纪以圣马武拉而闻名的莱夫卡斯岛周围的的大海上，出现了基督教舰队的身影。8月，战斗开始。城堡里有奥斯曼士兵2 500人。其中大部分是海盗。威尼斯曾经决定不与奥斯曼进行无谓的战斗，但一旦打起来却非常坚决。战斗开始后不到一个月，8月29日，城堡被攻下。
600名奥斯曼新军士兵当了俘虏。联合舰队总司令本内迪托·佩萨罗给奥斯曼新军士兵战争俘虏的待遇。虽然必须忍受俘虏生活，但不会被杀。但同时抓获的海盗却被当作罪犯处以极刑。海盗被处以绞刑，一个挨着一个被吊死在围着城堡的城墙上。不用说，被海盗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绑架而来做划桨手的人都获得了解放。
这场夺回莱夫卡斯的战斗表明，历史已经进入了必须出动正规海军才能打击海盗巢窟的时代。奥斯曼正规军与伊斯兰海盗的共同作战体制使得西欧对抗奥斯曼更加困难。
挺进西地中海
海盗见对手厉害便避其锋芒。海盗知道威尼斯共和国不惜出动50艘军船组成正规海军之后，便将活动海域从伊奥尼亚海转移到第勒尼安海。不过，他们的活动地点并不限于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所在地托斯卡纳以及罗马的所在地拉齐奥的沿海一带。
来自北非的海盗船队也日益大型化，人才济济。他们把活动舞台从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扩大到了法兰西南部，甚至扩大到了被基督教统一的西班牙。
当然，在奥斯曼抬头之前就有海盗横行于西地中海。以公元1500年为界，前后有三点不同：海盗船队大型化、装载大量大炮等火器装备进步以及海盗头目能力提高。所有这些都实际证明了与上缴获利五分之一但无法改变地位不被认可的情况相比，得到官方即奥斯曼的认可对海盗是多么有利。
为了对抗新时代的海盗，教廷创建了海军，威尼斯出动了正规海军，就连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势力的西班牙也都不再无动于衷。
海盗注意到了这些，改变战略，他们不再组成易被发现的大规模船队出海，而改成只有少量几条船的小船队。伸缩自由也是非正规军有利的地方。分散行动的小规模海盗船队也可以在必要时立即集结成为大军。
此外，海盗船队小型化之后，小型船也成为主流。被称为“福斯塔”的快速小型加莱船成了“海盗船”的同义语。
最早发出悲鸣的是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1508年，多个小型船队袭击了利古里亚。热那亚躲过此劫，因为海盗认为海洋国家热那亚主港的防御一定非常坚固，但附近的港口城市逐个遭到掠夺、绑架和焚烧。这种袭击就像是步枪连射，而不是大炮轰击。
第二年，连罗马附近也遭到了侵袭。教廷海军是在没有海军传统的地方临时抱佛脚建立起来的，还不知道平时不能放松警戒。教廷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停泊在外港奥斯提亚的2艘战船中的一艘连船带人被海盗掠走。
教廷海军只有3艘战船，被抢走的是旗舰。桅杆上飘扬着白底上用金丝绣着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船被劫到位于突尼斯北部的比塞大港，伊斯兰教徒见状狂喜不已。相反，被伊斯兰抢去了教皇旗的基督教徒却深深叹息，愤怒不已。
自从满载以金银为主的新大陆物品的船只往返西班牙港以后，西班牙也不得不开始以国家之力对付海盗。来自新大陆的船只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北上驶入西班牙在地中海一侧的港口卸货。在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为根据地的海盗看来，只要在家门口等着就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16世纪初的地中海世界
我想，如果保险在这个时期的西班牙也和同时代的意大利一样普及的话，为从新大陆回来的船只所缴的保险费率一定很高。西班牙国王自然感到有必要给与突尼斯同为北非最大的海盗根据地的阿尔及尔以重重一击。
阿尔及尔“酋长”得知此事后，想出了转移敌人矛头的策略。他向西班牙国王的宫廷所在地巴伦西亚派出了特使，请求改善西班牙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特使带来了三份“礼物”：
一、立即送还被绑架为奴的50名基督徒，作为阿尔及尔方面有意改善关系的表示。
二、以后每年向西班牙国王支付年贡。
三、禁止从阿尔及利亚港口出航的船只从事海盗行径。
我们不知道国王本人是如何回复这个请求的，但西班牙军队对北非的远征按计划实施。1509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尔港北侧突起的海岬，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
西班牙人在这个海岬上建设了城堡，派了一支500名士兵的部队常驻。安装在城堡上的大炮炮口对着阿尔及尔港进出的船只。上司严令驻守城堡的西班牙士兵，看到海盗船便立即击沉。耸立在海岬上的这座西班牙城堡，后来以“阿尔及尔的佩尼翁要塞”之名为人所知。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在这个时期的战果也传到了意大利，打击海盗似乎取得了成果。然而，实际成果并不大。如果从港口的南北两面加以控制，情况则另当别论，但只在一个方向控制，就会有很多逃路。况且，又有谁会在出港时高喊自己是海盗船呢？结果，“佩尼翁要塞”只满足了西班牙国王的自尊心而已。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只满足于建一座城堡。没有资料表明守军只是在“佩尼翁要塞”里孤立生存的。在城堡里生活期间，西班牙将士大概也进过阿尔及尔城，应该也见到过成群的基督徒拖着铁镣哗哗作响地走在街头，他们被剃光头发和胡须以示奴隶身份。这景象在当时的阿尔及尔司空见惯，但是没有记载着这些情况的记录和信函留存下来。将士们是否会想，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士兵，尽管也是基督徒，却与这些奴隶不一样呢？
“阿尔及尔要塞”的存在是阿尔及尔居民的耻辱。伊斯兰教徒的这种屈辱感却并非来自自己领土的一隅被人占领。这些人坚信基督徒就是拥有错误信仰的“无信之徒”。在他们眼里，基督徒不论是什么人，都是不如自己的下等之民。实际上，大部分北非伊斯兰教徒所知道的基督徒，就是像这些从眼前走过的被铁锁链锁着的、衣衫褴褛形同家畜的悲惨之人。
他们不能忍受自家的一隅被这样的下等人所占领。如果没有宗教介入，敌人只不过是单纯的敌人而已。在地位上，只是力量弱者屈服于强者而已。然而，一旦宗教介于其间，敌人却不再是单纯的敌人。16世纪的西班牙人播下了使这种微妙关系恶化的种子，而这样做对消除海盗的危害收效甚微。
海盗库尔特格尔
如果要从伊斯兰方面选出能够代表16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人物，大概就是海盗头目库尔特格尔了。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在同业者中极为罕见。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早就被当时的苏丹塞利姆发现。这个时期的突尼斯尽管居民是伊斯兰教徒，但还没有归入奥斯曼的统治之下，还不能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塞利姆决定，利用海盗库尔特格尔向突尼斯扩张势力。
库尔特格尔被召进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在苏丹面前起誓，前往突尼斯，专事以基督教徒为攻击对象的海盗业。苏丹送给他丰裕的资金，让人感觉是先期投资。
库尔特格尔带着这些钱来到突尼斯，首先会晤突尼斯“酋长”。“酋长”名为阿布·阿卜杜拉·穆哈迈得，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北非原住的柏柏尔人，对奥斯曼苏丹推荐来的人并不热情。而且，这位突尼斯的酋长当时与热那亚共和国关系良好，热那亚商人与北非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部分已使他腰包鼓胀。
不愿意屈服于奥斯曼的淫威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酋长”没有给海盗满意的答复。让他腰包鼓起的热那亚人也属于库尔特格尔所要袭击的基督教世界。库尔特格尔见状决定走其他途径。
他请求准许把比塞大港作为海盗的根据地，这里距离突尼斯直线距离有60公里，同时承诺向“酋长”上缴海盗收益的1/5。他甚至建议说，如果热那亚提出抗议，就说海盗是私人组织，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可以佯装不知。听到这里，突尼斯的“酋长”才点头应允。
“比塞大”（现在的Bizerte）在迦太基时代由罗马统治以后就一直是海港，在地中海的北非港口城市中，自古以港口知名，尤其以出产古代高贵颜色紫色的原料贝壳而闻名。进入中世纪后萧条了，原因是代表皇帝的颜色紫色在基督教中是丧色的缘故。也许还因为这里与取代迦太基而成为港口的突尼斯之间距离太近，在出海的人们眼里是一个死角。但是，这里进深大，避风效果好，水域广阔，可以隐藏众多的船只，库尔特格尔看中了这些条件。
库尔特格尔在比塞大站稳脚跟后，着手征召船只、水手和士兵即海盗。看来苏丹塞利姆所给资金丰厚，不费时日就召到了30艘小型帆船“福斯塔”和6 000水手，以及水手一半数量的划桨手。奥斯曼海盗连划桨手也自给自足了。因为使用收容在突尼斯“浴场”的基督徒奴隶需要“酋长”的许可，而出海后在撒丁、西西里登陆把人绑来则可省此麻烦。
这位库尔特格尔的第一次活动，是于1508年在利古里亚一带进行的掠夺。热那亚政府向突尼斯“酋长”提出严正抗议，“酋长”则完全按照库尔特格尔的建议，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以不知道为由蒙混过去。
翌年，库尔特格尔突袭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连人带船抢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以后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的活动有增无减。他曾经与公认的海洋国家热那亚的海军在科西嘉海上交战，连人带船缴获了一艘热那亚船，押解到比塞大。连热那亚都尚且如此，意大利半岛西岸从南到北也自然遭受祸害。
库尔特格尔在第勒尼安海为所欲为，但却没有殃及伊奥尼亚海，甚至一步也没踏进过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如果库尔特格尔刺激基督教国家中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威尼斯，与之陷入敌对关系，就会违背其主子奥斯曼苏丹的意愿。威尼斯也并不是那种对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坐视不理的“国家利己主义”者。
于是，罗马教廷和热那亚共和国就成为挡在库尔特格尔面前的障碍。与其说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战船可以形成战斗力，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时这两个国家都有性格坚毅的人物决不容许海盗横行霸道。
教皇美第奇
这个时期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他是佛罗伦萨繁荣的文艺复兴文化的真正支持者。他是被人们尊称为“伟大君主”（Lorenzo il Magnifico）的洛伦佐的次子。他虽身为神职人员，却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红人，是这一时代真正的意大利人。同一时期，达·芬奇也曾在他所居住的教皇皇宫小住，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则会每天来往工作。
顺便说一下，1515年这一年达·芬奇已经63岁，米开朗琪罗40岁，拉斐尔32岁。利奥十世虽然身处基督教的最高地位，却仍生活在现世世界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记作家保罗·乔维奥这样评论利奥十世：
教皇利奥认为，靠祈祷和说教战胜奥斯曼帝国和体现其意志的海盗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主张如果希望摆脱他们带来的恐怖和不安，我们就只有武装起来，形成并巧用战略上的军事力量。
那年40岁的利奥十世不仅思考，而且行动。他重建了旗舰被掳面临瓦解的教廷海军。不过，这时的海军只有3艘军用帆船和4艘运输船，一共7艘船只。这点儿家当终究不是库尔特格尔的对手。
那年春天，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出现在教廷国家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的海面上。这是一支由4艘大帆船和23艘“福斯塔”小帆船组成的船队，船只多达27艘。海盗船队使人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惊恐之下便去了厄尔巴岛。
教皇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在给教廷驻法兰西宫廷大使的书信中讲述了这件事，然后说道：“接到这个报告时教皇非常沮丧。”
垂头丧气也属当然。因为他手下才有3艘船，而对手却有27艘。
大型帆船可以形成防御能力，但不能成为攻击力量。敌对双方用大炮远距离相互轰击的特拉发加海战是300年以后的事，而以16世纪的地中海为舞台的海战，打的都是近战，用桨划船相互靠近后，登上敌船，靠白刃战决定胜负。
在这类海战中，只能依靠帆的帆船算不上战斗力。因为帆船进退全靠风，而风向和风力却不受战术控制。
所以，海上战斗力只能靠加莱船，这种船备有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根据目的分别使用帆和桨。
利奥十世
一旦进入战斗，加莱船就会落下帆来，单靠划桨前进。划桨的是人，可以完全按照计划好的战术行动。人们通常用加莱船的数量计算海上战斗力。因伊斯兰海盗惯用而闻名的“福斯塔”虽然比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要小，但因为有帆和桨，所以也属于加莱船，具有卓越的战斗力。
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加莱船中有很多船长度达到40米，这是因为这些意大利海洋国家都是商业国家，船只需要装载商品。
一条船要用多达200人的划桨手，人工费自然很高。威尼斯自不必说，热那亚也从不使用戴铁镣的奴隶做划桨手。他们没有袭击异教徒的土地绑架居民的习惯，想使用奴隶也没有。同时代的西班牙船上则经常使用在异端裁判中被判有罪的人。但在对宗教狂热经常保持清醒的意大利，即使把这类人集中起来，人数也不足以划动一艘小型船。所以，威尼斯早就建立起长期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人做划桨手的机制。就连人口很少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雇用本国的自由民做职业划桨手，向他们支付工资的。
“人工发动机”使航海费用居高不下。威尼斯政府采用这种船只装运单价昂贵商品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单价高昂的商品就是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只有实际上垄断了香料市场的威尼斯才能这样做。
同为意大利海洋国家，热那亚就做不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被无情地挤出了与东方的贸易，单价高昂商品的交易本身就很难，更何况其人口比人口小国威尼斯更少。热那亚自然把船都改成不用划桨手的帆船，这样劳务费为零。威尼斯港建在广阔的滩涂内侧，港内水浅。热那亚则不同，港口傍山而建，港内水深，与吃水浅的加莱船相比，更适合于吃水较深的帆船。
除此以外，两国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意识也不同。威尼斯的大型商用帆船都是编队航海，用军用帆船为船队护航业已成为常态。这是国家不遗余力维持经济力的意志表现。相应地，一旦国家需要，经济界人士也须予以合作，这已经形成规矩。在途的满载大量胡椒的船只，一旦附近海域发生战争，即有义务将货卸在附近基地的仓库，船员和船都要赶来，在海军司令的指挥下加入战斗。在威尼斯，商船可以变成战船。法律还规定，如果船只不幸沉没，留在仓库的货物将由国家负责运回国内，交还货主。
热那亚共和国的四大家族则分成两派，彼此争斗不休。争夺霸权失败的一方，绝对不会服从政府的命令。与举国一心的威尼斯相比，热那亚人个人主义倾向强烈。我甚至认为，正因如此，热那亚才会诞生哥伦布。
在地中海与意大利海洋国家争斗的北非伊斯兰海盗船，虽然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主力却不是大型加莱船，而是小型的“福斯塔”。
不是因为造船技术差。袭击基督教各国船只抓来的人中有技术人员，可以强迫他们合作。所以，伊斯兰的造船技术即使赶不上意大利海洋国家，也已经相当发达，水平接近。
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苏丹认为海盗是非正规军，援助从不吝啬。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因为不是商船，不受装货越多运费越便宜这条经济规律的制约，没有必要使用大型船。
第二，他们用基督徒奴隶做划桨手。
用铁链锁着在每艘大型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数量要超过200人。伊斯兰教徒船员人数只有50人。他们要进攻基督徒的船只。战斗中，基督徒划桨手不知何时就会解开铁镣从背后袭击他们。海盗们忘不掉这种恐怖。
“福斯塔”是小型帆船，只需要半数的划桨手。海盗虽然勇猛，但200人和100人所带来的压力毕竟不一样。意大利船打起近战来，划桨手会立刻变为战士。但海盗船却不可能这样。威尼斯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伊斯兰海盗船却没有。
有的海盗当上了头目，也会因炫耀和虚荣心而使用装饰华丽的大型加莱船做旗舰，但他们在实际的海盗行动中也只用“福斯塔”。提到“福斯塔”，指的就是“海盗船”。
“神圣同盟”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同时代的罗马教廷。16世纪初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是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他年方40，正值壮年。他的父亲是被冠以“伟大”尊称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三兄弟中，他不仅热心学艺的成长，还比其他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政治方面冷峻大胆的基因。当得知教廷海军与海盗库尔特格尔的战斗力对比是3∶27时，利奥十世虽然一时沮丧，但心情很快平复。他的大脑里起了这样的念头：要对抗受到奥斯曼苏丹支持的伊斯兰海盗，只有依靠基督教世界共同战斗。这个想法催生了“神圣同盟”。
教皇利奥首先向热那亚共和国发出呼吁。前一年，热那亚也遭到库尔特格尔的抢劫，连船带人被抢走。船被拉到比塞大港，船员被“浴场”收容，这个记忆使热那亚的大海男儿夜不成寐。他们与被抢走旗舰的教廷感同身受，自然爽快地响应教皇。
教皇还呼吁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共同战斗。法兰西并没有受到伊斯兰海盗特别巨大的祸害。爱好艺术的教皇认为，有相同爱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欧洲国王中较易驾驭。教皇利奥曾经带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人出席与这位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重要会议。法兰西国王还很年轻，被介绍认识了这三位之后非常兴奋，就像粉丝见到了大明星。会谈也因此走上了有利于利奥的方向。神圣同盟形成之后一两年，应弗朗索瓦一世的盛情邀请，达·芬奇移居法国。
威尼斯共和国也曾应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派本国画家贝利尼去奥斯曼。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教廷也会把文化用于外交。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有了需求，艺术家们也就会卯足了劲供给。
不出所料，弗朗索瓦一世答应派遣6艘加莱船参战。然而，教皇如此拉拢法兰西国王，却导致了西班牙国王的不参战，抗击伊斯兰的统一战线有了不好的先例。
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大强国之间的争霸是16世纪欧洲的特色。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1515年时，弗朗索瓦21岁，卡洛斯16岁，年纪轻轻的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登上王位。这两个人都长寿，16世纪前半叶一直在位。整个欧洲卷入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削弱了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势力的抵抗力量。
没有人知道教皇利奥是否也呼吁过西班牙国王参战。不过，那年恰逢西班牙国王更迭，即将登基的卡洛斯年方16，现实的利奥十世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邀请他。总之，从1516年开始，两国便进入了一方参战另一方就罢战的状态。
此外，教皇利奥肯定连参战邀请都未发给威尼斯共和国。这个时期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友好通商条约还在继续。威尼斯是一个只要与本国利害没有直接关系就不会打仗的国家。
安德烈亚·多里亚
最终，法兰西和热那亚响应教皇利奥号召前来参战。加上教廷的3艘船，共有19艘加莱船。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如连“福斯塔”在内超过27艘军船的海盗船队，但基督教方面有安德烈亚·多里亚。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时已经年逾50，但应把他当作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的人来看待。他出生于热那亚首屈一指的名门，但大器晚成，50岁才起步。这点令人印象深刻。1516年组成了“神圣同盟”。这时以“神圣同盟”进行的战斗名垂青史，也是他后来辉煌经历的第一步。
基督教方面还有一位性格坚强的人——保罗·维托里，他被利奥十世任命为教廷舰队司令。我认为他是因与马基雅维利私交甚好而历史留名的弗朗切斯科·维托里的哥哥。果若如此，他应该是40来岁，富有不拘偏见，行为自由大胆的气质，是当时典型的佛罗伦萨人。
1516年7月，所有集结在奇维塔韦基亚的神圣同盟船只驶向第勒尼安海，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他们搜遍了厄尔巴、撒丁、科西嘉各岛，连海盗船的影子也没见到。当时正值夏天，并不是海盗结束活计撤回根据地的季节，但又的确没有找到海盗。被召集起来开会的舰长，一致认为，库尔特格尔得知基督教舰队出动，不愿意打海战，撤回了根据地比塞大。
围绕下一步如何行动，意见出现了分歧。热那亚和教廷主张进攻比塞大，而法兰西则有不同意见。热那亚和教廷此后开始了单独行动。
寻找海盗只需打仗用的加莱船，而去北非，必须有运输船队随行。但眼下已接近7月底，没有时间等待所有船只集结。大军在向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的舰队下达了跟进的命令之后，加莱船便强行南下。要打海盗一个冷不防，只能进行比海盗更快的速攻。
果然不出所料，库尔特格尔和所有海盗都回到了比塞大。派去侦察的小型快船报告，海盗船队全部停泊在港内。港口入口被牢固的铁锁封住，好像在告诉人们，年内不再有海盗航行了。
热那亚攻击比塞大的意志没有改变，但向教廷提出了一个请求。热那亚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故希望参加攻击的热那亚船的桅杆上不挂热那亚国旗，而悬挂教皇旗。保罗·维托里是商业大国佛罗伦萨人，知道必须考虑维护经济关系。
8月4日黎明，大型帆船冲断铁锁，攻入港湾，桅杆上教皇旗高高飘扬。停泊在湾内的海盗船一艘接一艘地被放火焚毁。库尔特格尔及其手下全部在岸上，海盗船全无防备。
点燃所有海盗船之后，战场转到了陆上。基督教船一般不用奴隶，这时划桨手成为士兵。他们把基督徒奴隶们从“浴场”解放出来，之后并未停手，又进行了掠夺。尽管杀死了许多海盗，却没有发现库尔特格尔。他向内陆逃去，但这时的“神圣同盟”军还没有足够的陆上战力进攻陆地深处。
还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根据热那亚得到的情报，去年被掳往比塞大的热那亚船不知为何被转移到了突尼斯港。在热那亚人看来，必须夺回被拉到突尼斯港的友船和船员，否则就徒劳无功。
但是攻入突尼斯港就会违反与伊斯兰“酋长”缔结的条约。说突尼斯港像比塞大一样是海盗巢窟，这个理由行不通。于是，司令官多里亚亲自指挥了自己谋划的隐秘行动。
热那亚人分乘3只小船，深更半夜潜入了突尼斯港内，悄悄摸到已经沦为划桨手的同胞的船上，戴着铁锁链的同胞还在熟睡，放哨的海盗还未来得及叫喊就被干掉。随后，3只小船用缆绳拴住大船，将它静静地拖往港外。他们行动迅速而安静，熟睡的划桨手们知道自己已经获得自由的时候，船只已经被在港外等待的友船包围。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大胆而狡猾的胜利。
后来，基督教海军不但掠夺了突尼斯海岸一带，恢复了被囚禁在“浴场”里的基督徒奴隶的自由，还屠杀伊斯兰教徒居民，掠夺他们的财物，抢走了3艘伊斯兰船，8月底踏上了归途。神圣同盟声名大噪，但除了解放沦为奴隶的不幸者以外，其行径与伊斯兰教徒同样野蛮。然而，越是跟海盗一样暴虐，对海盗作战就越是有利。这虽然令人遗憾，却也是事实。
外交上经常会右手打一拳左手拉一把。有人会说，既然要拉一把，就用不着打那一拳。这样想的人心地善良，但不懂外交。当然，不打就能解决问题最好不过，但事实是有很多挨了打才能解决问题的例子。
马基雅维利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写道：即使被憎恶也不可被轻蔑。他还写道，在政治中应选择使人害怕，而不是被人爱戴。因为人会被热爱自己的人轻易抛弃，却不能轻易离开可怕的对手。外交处理的是国家间而非个人间的问题，被轻视、被轻蔑都会导致实际损害，因而绝对避免这种情况便成为外交中最重要的事。
1516年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这样行动的。在突尼斯海岸一带像海盗一样施暴回来之后不久，热那亚向这一带的行政负责人突尼斯“酋长”派去使节，明确表达了以下的意思：
“热那亚船被拖到了突尼斯港的事实表明，突尼斯认可掳走船只并将其拖往北非的海盗库尔特格尔的行为。
“如果今后还想与热那亚继续保持通商关系，如果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领土不想再次被毁，就应该承诺把海盗从你所统治的所有地方赶出去。”
“酋长”阿卜杜拉坚持说自己没有纵容海盗，但还是不得不做了以下承诺。第一，不袭击热那亚船只；第二，不袭击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还承诺把这两条转告给库尔特格尔。
但他对把海盗赶出所有港口一事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予以答复。因为“酋长”知道库尔特格尔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支持。即便如此，热那亚政府也并不相信突尼斯“酋长”的承诺。热那亚海军回国后不久，利古里亚一带便开始建造瞭望塔，数量惊人。原有的瞭望塔也得到了加固（参照本书上卷卷末彩图）。热那亚在取得承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御。
同为欧洲人，在同一个时代对北非海盗的应对方法却如此不同，真是发人深省。
热那亚共和国采用的对策如前所述。与热那亚比肩的另一个意大利海洋国家威尼斯则选择了不打但也不容许轻视的处理方式，堪称此类国家的榜样。
威尼斯的商船队都配有护航船，他们一贯的方针是谁敢动手决不容忍。他们抓住前来袭击的海盗，不像热那亚那样带回国去关入监牢，而是当场吊死在帆桁上。威尼斯认为，海盗不是战俘，只是单纯的罪犯。因此很少有海盗袭击威尼斯船，在“浴场”受苦的基督教徒中，威尼斯人的比例极低，几近于零。
第三种处理海盗的办法大概就是当时西班牙国王的做法。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并为两大海盗根据地。西班牙国王在阿尔及尔港附近构筑了一处以“佩尼翁要塞”知名的城堡，在城堡里装上大炮，以后便事不关己。真是一种西班牙式的感觉。对西班牙的统治者来说，保住大国的威信也许比实际成果更为重要。其结果，海盗船在阿尔及尔港进进出出，被绑架来的西班牙人拖着铁锁链，哗哗作响地走在阿尔及尔街上。他们的身影从未绝迹。
库尔特格尔又在干什么呢？与不得不假装自律的“酋长”不同，他没有官方地位，也没有自律的义务。不过，他似乎还是尊重“酋长”对热那亚许下的不袭击其领土的承诺。离开根据地比塞大港后的海盗活动，没有把船头对准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
当然，海盗库尔特格尔只是为了给突尼斯“酋长”面子，并非放弃了对热那亚领土实施海盗行为。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热那亚政府加紧努力，利古里亚沿海地方防御坚固，迅速形成铁壁。临海的所有崖顶上都矗立监视海盗船用的高塔。居民至今仍称之为“撒拉森塔”。从海上望去，高崖和矗立其上的高塔，与这一带为数众多的石矶浑然一体，形成绵延不断的防御铁壁，而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战船在热那亚港内待命，准备随时出战。进攻这样的热那亚，意味着以卵击石，这是海盗最不感兴趣的事。
这样，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两个地方就成了这年库尔特格尔的目标。把目标锁定在这两个地方，对库尔特格尔来说有着特别的原因。
托斯卡纳是教皇利奥的本家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地方，拉齐奥则是教皇利奥在罗马的居住地。去年进攻比塞大是在教皇的旗帜下进行的，基地被毁的库尔特格尔也许想着要对教皇干点儿什么。
海盗库尔特格尔想通过绑架教皇完成这个心愿。好一条豪气大胆的汉子！
不晓得库尔特格尔从哪里得知教皇利奥来到了托斯卡纳和拉齐奥交界的马雷马平原。这片平原全是沙滩，延伸到第勒尼安海。海盗率领满载着手下的12艘小型快船“福斯塔”靠近平原，等到半夜全体登陆。新月当空，他们在暗夜顺利上岸。
海盗的第一个失算是等到天亮才去进攻利奥下榻的本地贵族的城堡。
海盗的第二个失算是忽视了教皇利奥年轻时起就喜好狩猎，虽然身体肥胖，却能娴熟地驾驭马匹。
城堡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却没有对其形成完全包围的态势，这是海盗决定性失算。
天一亮城堡外面就骚动起来，利奥当即意识到这是海盗来袭。他飞身上马，一溜烟地逃回了罗马。他看到罗马北边城门的时候，还不到中午，足见他骑乘的速度之快。
他虽然抛弃奋起反抗海盗的朋友和随从，但却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免遭史无前例的屈辱。
假如现任罗马教皇被活捉，用铁锁锁着押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在苏丹面前屈膝的事情发生，以后的基督教世界将陷于不可恢复的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劣势。
我们不能忘记，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奉的对象不同，而在于信奉方式的对错。在伊斯兰教徒看来，基督教徒是对唯一神的信仰的途中误入歧途的人，所以都是无信之徒，不是人而是狗。没有比戴着铁锁被押解到伊斯兰世界的教皇更好的标本。尝试绑架基督教世界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库尔特格尔是在那个时代值得赞赏的伊斯兰教徒。
虽然行动失败，但绑架罗马教皇的新闻传遍了整个欧洲。没有发现12艘敌船靠近而使其登陆的第一责任人是担任守卫近海任务的教廷海军司令。人们都认为他将被解职。然而与大家的预料相反，教皇并没有撤掉这位既是同乡又是亲戚的司令官。保罗·维托里和利奥二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豪放好强，一向气味相投，关系甚好。
此次事件以后，维托里司令再也不允许自己指挥下的3艘军船停泊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内守株待兔。他让各自为战的军用帆船分别配上联络用的小帆船不断在海上巡逻，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警戒体制。
陆上沿海岸线也同时开始建设用于监视的“要塞”（rocca）。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有很多“塔”（torre），那里的山崖往往延伸到海边，这种地势非常便于放哨监视。但是在沙滩很多的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带，在监视之外还需要派驻足够数量的士兵迎战登陆的海盗。这两处需要建造要塞，哪怕只是小型的，否则无法防卫。
陆上进行着突击工程，保罗·维托里率领的教廷海军在海上不断巡逻。尤其是维托里乘坐的旗舰远离海岸，远航到撒丁和科西嘉四处寻找海盗库尔特格尔。一旦遭遇，便用自己仅有的几艘船去突击库尔特格尔的海盗船队。
但海盗船直到当年秋天也不曾现身。保罗·维托里满腹狐疑，他派出快船潜入比塞大港附近侦察。也不见库尔特格尔的影子。
库尔特格尔既不在第勒尼安海，也不在北非的比塞大，原来他按照苏丹的命令去了君士坦丁堡。
苏丹塞利姆并没有因为绑架教皇失败而责备库尔特格尔，相反给了他巨额赏金，亲自犒劳他过去的种种辛苦。但苏丹没有再派库尔特格尔去北非，会不会因为期满解散而让他引退呢？事实上正好相反。
库尔特格尔在西地中海四处为祸，甚至尝试绑架教皇，尽管此举未能成功。奥斯曼苏丹把这位无比胆大的奥斯曼海盗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各国之间并未有大型海战。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实际负责的海域仅限于地中海东部。此后，库尔特格尔的名字便在西地中海以基督教国家为对手的海盗的历史中消失了。
然而，对为害西地中海的伊斯兰海盗而言，库尔特格尔的晋升无疑反映出海盗未来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只要在海盗行动中取得成绩，就可能当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总司令。库尔特格尔成了海盗的示范。
在16世纪初的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形成了“伊斯兰之家”。这些地方所环绕的东地中海可以说是“伊斯兰之家的庭院”。
这座“伊斯兰之家的庭院”并不是没有基督教徒。
首先，有根据地在罗得岛已久的圣约翰骑士团。他们是特异分子，自以为是基督的战士，以袭击航行到附近的伊斯兰船为职责。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干着海盗的勾当，但在欧洲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当“骑士”，所以他们与北非海盗存在区别。
圣约翰骑士团——尽到作为基督战士的职责——海盗。
北非的海盗——作为海盗取得成绩——尽到作为伊斯兰战士的职责。
在第三者看来，这样的区别愚蠢不堪，但他们本人却一本正经地放在心上。
还有一支在“伊斯兰之家的庭院”自由来往的基督教势力，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就把与他国贸易作为国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动物而言，宗教的不同不是障碍。即使在伊斯兰的“庭院”里，他们也拥有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两处基地；甚至在“家”里，他们在各地都派有领事，运营着商馆。如果威尼斯奋起对抗奥斯曼，经济关系陷入危机的时刻也就到了。
在以奥斯曼为盟主的伊斯兰世界看来，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处在“伊斯兰之家”以外。西、北两个方向受到基督教世界扼制的西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基督教世界。伊斯兰势力在北非无论怎样渗透，只要海盗是其代表，就不能说正式属于奥斯曼帝国。正因为如此，奥斯曼苏丹才将利用海盗作为扰乱敌人后方的实际部队付诸行动。
不得不承认，利用海盗是一个妙招。
使用本国海军最理想，但海军的装备和维持比陆军费钱。威尼斯共和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因为它有着悠久的海运传统，并投入了通过贸易获取的莫大财力。如果没有这两条，他们也会像教廷海军那样，拥有几艘到十几艘军用帆船的规模。
奥斯曼帝国即使拥有莫大的财富，也不具有海运传统。所谓传统，需要各方面的储备。奥斯曼无基础，在需要海军的时候只能招募海盗。
所谓需要，包括向进攻目的地运送兵力和攻城武器，或者切断那里的补给。基督教海军与伊斯兰海军这时尚未开战，不久之后便在海上发生正面冲突，打起了海战。这就是“需要的时候”。其他时间，尽可以去做海盗。正式海军平常的维持也要花钱，但如果是临时招募海盗，就不必有这种担心，这样做绝对省钱。而且，海盗干大了还有可能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前途光明的正途已有先例，鼓舞了海盗的干劲。这种人才策略后来一直行之有效。基督教世界遇到了一个麻烦的敌手。
保罗·维托里
海盗过去在伊斯兰进攻地中海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仍将如此。库尔特格尔亲自选拔了自己的接班人，经苏丹塞利姆认可后确定下来。这个人名为加达里，长期是库尔特格尔的手下，曾掌分队指挥权。
与有着纯粹奥斯曼血统，长着一副东方面容的库尔特格尔相反，取代他成为突尼斯一带海盗头目的加达里全身精瘦，皮肤黝黑，目光锐利，嘴唇紧闭。他凶相毕露，举止野蛮，和画在纸上的基督徒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样子。
根据基督教方面的记载，他特别热衷于把抓来的基督教少年阉割之后赠给伊斯兰各国的宫廷。尽管基督教方面对伊斯兰的记录不会全信，但加达里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基督教方面迎战加达里的人是统率热那亚海军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和统率教廷海军的保罗·维托里。
1518年是取代库尔特格尔当上海盗集团头目的加达里开始活动的一年。我们不妨称这年夏天为“海盗的季节”。加达里离开比塞大，和手下的海盗船队一路北上，驶向预定的第勒尼安海。加达里积累丰富的海盗经验。他遵守着海盗的铁律，不碰强大的对手。他没有去安德烈亚·多里亚严阵以待已成为铜墙铁壁的利古里亚，而是在地中海中央停止了北上。他决定把这年的活动地点放在教廷海军守卫的意大利中部。撒丁和科西嘉诸岛在盛夏期间已经成为掳获奴隶的收割场。他绕着这些岛屿，把时间耗在了“割草”上。把绑架来的人装上船，运去北非，也是海盗的老套做法。
9月将半，加达里和海盗船队径直转舵向东，靠近了托斯卡纳。
正在附近巡逻的维托里接到海盗船队出现在厄尔巴岛近海的报告，径直朝那片海域驶去，却未做好充分准备。跟随维托里所乘旗舰的只有一艘军用帆船和两艘小帆船。船队逆风北上，没有配备划桨手的帆船无法快速行进。另一艘军用帆船不如旗舰大，速度也不如旗舰。后续的三艘船与旗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维托里明知这一点，却仍然让他所乘的大船单枪匹马地追击敌人。
在本土的皮翁比诺海岬与厄尔巴岛之间的海峡，他追上了一只北上的船只。
维托里司令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岛屿附近与敌人对决的危险，脑子里只有眼前这艘敌船。他用船头撞击敌船。海盗船立即大幅倾斜。海盗经不住登上甲板的教廷海军和划桨手的联合攻击，投降了。
就在这时，附近岛屿的背后出现了8艘“福斯塔”船。这8艘小船立即包围了维托里的船。围攻没多久便胜负明朗。正在此时，后续的一艘大帆船和两艘小船赶到了。
前面说过，小帆船没有攻击力。即使有战斗力，现在也是以二对八。迟到的三艘判断旗舰已呈败势，为救旗舰而冲入敌阵无异于发疯，于是退到敌人追不上的海面上作壁上观。他们别无选择，决定见死不救。
维托里船上连划桨手一道全员上阵。司令像一头狂怒的狮子，一直在亲手杀敌。维托里身受重伤，但他没有忘记司令的职责。他在视线的尽头看见了在海面上旁观的友船，命令还能动的人全部弃船跳海。之后，他倒了下来。
缴获了教廷海军的旗舰，报了两年前比塞大遭受攻击的一箭之仇。加达里满足了，认为这足以完成当年的工作，撤回了比塞大。当然，他们拖走了教廷海军的旗舰。作为库尔特格尔的后任，加达里在这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教皇利奥和保罗·维托里不但同为佛罗伦萨人，还是好友。想到维托里遭袭的命运，平时性格爽朗的教皇也掩饰不住悲伤。冬天将至。冬天，是船舶进港维护和检查装备的时令，水手和划桨手可以回家休息。但来春要再开海上巡逻，这个冬天还必须确定舰队司令的人选。
可是，教皇利奥怎么也定不下替代维托里的人选。心腹们送来的名单，他一看就推在了一旁。利奥的理由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没有维托里死亡的确证，他内心难以放弃最后的一缕希望。
一想到好友被铁锁链铐着投入监狱，严刑拷打之后被斩首，教皇利奥就悲情难抑。保罗·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两年前被教廷海军蹂躏的北非伊斯兰教徒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敌将维托里押至广场公开处决。文艺复兴时代也是战乱的时代，教皇利奥身处其间，完全知道等待败将的命运。然而，1518年的冬天，利奥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春天来了，海盗的季节开始了。
如果今年海盗加达里仍把目标锁定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这两个地方的沿海一带必定会遭受惊人的损失。防守这片海域是教廷海军的任务，而教廷海军不仅旗舰被敌人抢走，就连司令也还空缺。前一年的成功让加达里过分自信。
1519年春天，加达里把去年缴获的教廷旗舰改为自己的座船，率领手下的海盗船队，离开北非北上。这个消息被常驻突尼斯的热那亚领事传回了本国。眼下还不知道加达里的目标是哪里，但热那亚还是开始了迎战准备。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负责抗击海盗的安德烈亚·多里亚预测海盗今年将攻击热那亚。这个预测相当准确。因去年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加达里，去年还躲着热那亚，今年却认为能打赢它了。于是，加达里对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看都没看一眼，一路北上，直指热那亚。
这一年，热那亚港口只配备了4艘具有攻击力的加莱船。热那亚政府从护卫热那亚近海考虑，认为4艘足够。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多里亚虽然已经53岁，但地位较低。只负责热那亚港的防御。
但是，认定海盗必来的多里亚不是唯唯诺诺的人，哪怕这是本国政府的决定。他向政府要求再拨两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政府以有船却无划桨手为由拒绝了多里亚。多里亚不会因为这点儿挫折而退缩。他提出使用囚犯，并让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
囚犯在海上服务的条件是，做一段时间的划桨手便可减免刑期。他们在意大利船上不会被铁链捆绑。但既然是犯人，就需要看管他们，这与一般的划桨手不同。这些人被称为“博纳波利亚”，直译是“良好愿望”，意为这些人不在监狱而在海上尽热那亚公民的义务。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他们可以与其他水手一样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安德烈亚·多里亚把囚犯分散到各条船上。这样一来，他组成了一支有6艘加莱船的船队。他率领这支船队出海迎敌。在防守坚固因而安全的港内守株待兔不是他的性格。
热那亚的大海汉子
4月底的一天，正在南下的热那亚海军收到了侦察船送回的报告，多艘“福斯塔”海盗船正结队沿皮亚诺萨岛近海北上。皮亚诺萨是科西嘉和厄尔巴之间的小岛，在这片海域北上表示敌人正向热那亚进发。
多里亚没有采用阻挡北上海盗船的战术。他知道海盗不善海战，即使船只数量占优势，一见敌人船队就会逃跑。而且，这时的风是东南风，有利于北上之敌，对己却是逆风。
多里亚摆出来要逃跑的样子，掉头向北，其他5艘船也跟随而去。
意大利海洋国家的船只喜用三角帆，而不是四角帆。四角帆遇到逆风便束手无策，而三角帆却可以曲折前行。公认热那亚水手对这种帆的操控能力超过威尼斯人。他们改变航向的技艺精湛，远非北非海盗所能及。正因如此，安德烈亚·多里亚才敢使用这种需要高难度行船技术的战术，这就像在海风劲吹的海面上走钢丝一般。对热那亚水手来说，一边顺风前进一边渐次减速易如反掌。这时，海盗加达里满脑子只想着追击逃跑的敌方船队。
就在皮亚诺萨岛消失在水平线上，船队经过厄尔巴岛的时候，多里亚乘坐的旗舰桅杆上高高打出旗语，命令船队再度调转船头。
热那亚舰队突然改变航向，所有船只都已降下船帆。降下船帆，只靠划桨航行，这意味着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顺风追赶而来的海盗船队遇到敌人突如其来的迎面冲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没想起降帆便冲入了敌阵。热那亚方面以完美的态势迎战敌人，而海盗却是被风推着进入战斗。这不能不影响到双方战士的斗志。热那亚的士兵和水手团结一致，口中高喊着“圣乔治”攻上敌船。“圣乔治”是守护热那亚的圣人。
海上激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多里亚乘坐的旗舰同时大战5艘敌船。许多热那亚人倒下了，但战斗以海盗的完败而告终。
500多海盗战死，20多艘“福斯塔”被俘，近30艘海盗船仅有区区3艘“福斯塔”成功逃脱。被海盗用锁链捆在一起的基督徒划桨手全部得到解放。
被海盗船队当作旗舰的是去年被抢去的教廷海军旗舰，如今又回到了基督教方面。
当多里亚得知加达里就在为数很少的俘虏当中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完美成功。安德烈亚·多里亚没有像同时代威尼斯海军司令们那样，当场把加达里吊在帆桁上处以死刑。海盗头目加达里被铁锁铐着带回了热那亚港，这成为凯旋的亮点。加达里随后被投入皮亚诺萨岛的监狱。据说他悲愤过度，两年后死在狱中。
旗舰被送还给了罗马教皇，他由此得知热那亚舰队的胜利。这艘船上的很多人在教廷旗舰时就是船上的水手，船被海盗作为旗舰之后又成为奴隶而劳作。一年后他们回到了国内，教皇利奥掩饰不住喜悦，欢迎他们。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曾经的司令维托里的消息。
教皇也只好承认司令的人选安排已不能再拖。当初维托里乘坐的旗舰是一艘安装了大炮的最新式船，海盗加达里拿下这艘船后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船。这条船现在正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待命出发。教廷舰队已经恢复到了教皇利奥辛苦创建当时的状态，所缺的只是司令官。
热那亚政府通过教廷驻热那亚大使转达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预测，加达里被收拾了，但北非海盗不会因此停止袭击，第二年必定会来袭。那时托斯卡纳和拉齐奥可能会是目标。
此外，热那亚政府还传过话来，热那亚海军准备与教廷海军联手防卫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一带。确定主事人教廷海军司令的人选已经到了不能再推的地步。
就在这个当口，保罗·维托里的亲笔信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上。这封在威尼斯船上写的信让教皇利奥狂喜不已。维托里在信上写了他被俘虏以后的情况。
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维托里，被抬到加达里的船上，送到了比塞大。在去比塞大的船上，他得到了犹太医生的良好救治。到了比塞大被投入监狱时，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可以忍受牢狱生活。
我们不知道加达里和维托里是如何见面的，也不知道维托里是如何说服海盗头目的。照我的想象，保罗·维托里也使用了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使用过的“招数”。公元前1世纪，在庞培横扫海盗之战以前的地中海，海盗还很猖獗。年青的恺撒落入了海盗之手，他使出了这样一招。
首先必须保命，这是先决条件。恺撒向海盗许诺支付高额赎金。金额必须多到对海盗的魅力大于杀死眼前人的程度。至于是否出得起这么多赎金，这时不必多想。不被杀死优先于其他任何条件。
保罗·维托里是否用了这一招不得而知。只是教廷海军司令未被处死，并不可思议地被允许拥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这使他得以接触威尼斯驻突尼斯领事。
与加达里协商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作为一个人质的赎金，这种高价码前所未闻。维托里虽然出身名门，但其家族并不像其他佛罗伦萨名门那样经营金融业，这些赎金就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
那个时代，在城市里除去房租，一年的生活费有20到25达卡特也就足够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行政官僚中间阶层的年薪也就100达卡特。圣母像如今已经成为教廷的至宝，当时向米开朗琪罗支付的制作费也只有150达卡特。我们不知道赎金高达6 000达卡特，究竟是海盗的要求，还是教廷海军司令的提议，但这个金额非个人所能支付得起的。
加达里相信了维托里所说教廷会支付赎金，赎金也通过数个威尼斯人在突尼斯的账户支付完毕。被囚生活不到半年，保罗·维托里便获得了自由，乘坐前来做买卖的威尼斯船离开了突尼斯。
他不是不能直接回罗马。尽管威尼斯人为帮助教廷海军司令获得释放不遗余力，还是要等确认垫付的6 000达卡特赎金汇入威尼斯银行之后才能送还维托里。因而，维托里才作为赎金的担保乘威尼斯船去了威尼斯。他在船上写信给教皇，除了尽早向教皇报平安外，意在请求教皇尽快向威尼斯银行支付那6 000达卡特的赎金。
维托里的来信给已经开始绝望的教皇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据说他用个人财产担保，筹措了这笔前所未闻的巨额赎金。1519年入冬时节，完全获得自由的维托里回到了罗马。
事实上，是教廷海军司令在信中拜托教皇，请他先帮助垫付赎金，钱总会还给教皇的。半年后再次现身的好友又重复了这样的话，教皇利奥用爽朗的笑声做了回答。我在《上帝的代言人》一书中列举了4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如果有人有过一次在伊斯兰海盗手下当俘虏的生活经历，他自然不愿意再次出海。即使不直接拒绝，说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也一定不会受到非难。
16世纪是所有不同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
基督教对伊斯兰教；
天主教对希腊正教；
天主教对新教；
天主教稳健派对异端裁判派；
法兰西对西班牙和德意志。
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自穆罕默德死后就开始分为各个宗派，相互抗争，延绵不断。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一支独大，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抑制抗争的作用。但在基督教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奥斯曼那样的势力，冲突长久持续。西班牙想独掌西欧霸权，法兰西则坚决不允，两者之间的权力游戏使欧洲成为战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这样的时代，监狱内情况恶劣，囚徒生活严酷到了极点。这一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并无两样。恶劣严酷的情形与是否有宗教介于其中并无关系。围绕权力和利益的抗争只有“胜者”和“败者”之分，可是宗教一旦介入，就会分为“正”与“邪”。
这种时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囚禁生活对基督徒来说不可能舒服，尤其对全体基督徒的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的海军司令更是如此。
保罗·维托里对自己在比塞大和突尼斯将近半年的囚禁生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他最先拜托教皇的不是让自己回到故乡佛罗伦萨，而是早日恢复自己教廷海军司令的职务。教皇利奥则爽快应允。维托里有着能屈能伸的性格，同为佛罗伦萨人的利奥十世更是如此。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新教背离教廷，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面对如此局势，教皇利奥都没有恐慌，他不可能会为区区6 000达卡特耿耿于怀。就这样，维托里回到了奇维塔韦基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全体士兵、水手和划桨手鼓掌喝彩，欢迎他的回归。第二年，教廷海军就已经恢复到了可以再度出海的状态。
前一年安德烈亚·多里亚俘虏海盗头目加达里，这一事件影响巨大。
即使是海盗集团，一旦失去领导机能也会失灵。他们连被关在弹丸小岛皮亚诺萨的监狱中的自家老大都没能抢回去。现在，第勒尼安海的北边有多里亚率领的热那亚海军紧盯着，南边有维托里指挥的教廷海军进行常规巡逻。面朝这片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海岸实际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
与西地中海相反，东地中海骤然恶浪滔天。奥斯曼帝国开始再次向圣约翰骑士团的根据地罗得岛发动了进攻。
自公元1517年把叙利亚和埃及完全置于霸权之下以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确立起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当然也就把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环绕的东地中海当成了自己的内海。唯一残存在东地中海中央的基督教世界堡垒，就是如今仍被宗教骑士团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残余盘踞的罗得岛。
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罗得岛被称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但主宰这块“骨头”的人并没有在罗得岛上老老实实地待着，不但袭击来往于堪称海洋要道的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之间航路上的船只，还袭击来往于周边海域的伊斯兰船只，用可谓是海盗的手法专心致志地与伊斯兰战斗着。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十字军的继承者。
然而，这对来往于这一海域的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伊斯兰教徒害怕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称他们为“基督的蛇”，称他们盘踞的罗得岛为“基督的蛇穴”。已成为伊斯兰盟主的奥斯曼苏丹对此不能坐视不理。
1480年奥斯曼曾经尝试过以消灭“蛇穴”为目的的攻击。但当时海上补给线尚不完善，10万大军登陆后不得不撤退。直到1520年，才有了第二次尝试的苗头。
早早得知奥斯曼国内这种苗头的骑士团团长意大利人德尔·卡雷托飞速向西欧基督教各国发出了派遣援军的请求。教廷自然最先派出援军。教皇利奥决定答应这个请求，并点名让保罗·维托里担任援军指挥。
如果把这个任命想象为教皇为6 000达卡特的赎金让维托里到最前线去与伊斯兰打仗卖命，则不免令人发笑。接受命令的维托里也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他精神抖擞，重返抗击海盗的最前线。而他的对手加达里却蹲在监狱，手下的海盗已销声匿迹，就像举起的拳头无处可打。
骑士团长的信上说，海盗正在罗得岛近海四处扫荡，意欲切断骑士团的补给线。这可说是正式进攻罗得岛的前哨战，而指挥海上作战的正是库尔特格尔。
曾使西地中海惊魂的海盗库尔特格尔此时已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司令。奥斯曼发动军事行动，他当然会从海上予以支持。库尔特格尔是维托里难忘的敌人。他企图绑架罗马教皇。绑架虽然未遂，但毕竟发生在负责教皇安全的教廷海军司令维托里鼻子底下。要与库尔特格尔再度决战的想法，在这位佛罗伦萨汉子的胸中燃烧。
三艘装有大炮小炮的大型帆船驶向了罗得岛。教廷海军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船，是教皇利奥再次借款紧急建造的。普通的帆船没有攻击力。可是装有大炮的大型帆船则完全具备攻击能力，这种船被称为“加莱奥内”（Galeone）。要能经受得住去罗得岛的长途航行，又要具备攻击能力，“加莱奥内”比加莱船更加合适。
大型帆船的乘载人数也多。三艘“加莱奥内”出港时，不但装载了数量众多的大炮和大量火药，每艘船上还乘载了250名士兵，他们全部都是志愿者。
春天，他们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沿意大利半岛南下，穿过墨西拿海峡，横渡伊奥尼亚海，抵达罗得岛港口。这时已是6月，法兰西国王送来的17艘船已经进港。法兰西国王派来援军意味着西班牙并无援军。骑士团团长认为再等其他援军则是浪费时间，他把共计20艘船的海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保罗·维托里。不过，这个任命似乎是维托里要求的。法兰西船的船长中很少有人有与伊斯兰海盗的作战经验。维托里就像重回大海的鱼儿一样，抵达罗得岛后表现出惊人的活跃。
骑士团团长法布里齐奥·德尔·卡雷托在1520年8月25日给教皇利奥的堂兄弟朱里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此人虽然身在罗马，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一员）的信中写道：
我最敬爱的保罗·维托里每日归来都有卓越的战果，无愧于基督教海军司令之名。维托里功劳卓著，奥斯曼船只一艘也不能靠近罗得岛的近海。
尤其是日前的战果十分了得。他追得指挥奥斯曼海军的海盗头目的座船四处逃窜，最后击破并焚毁了这艘船，还押回了许多俘虏。他不但把奥斯曼海军扫除出了罗得岛近海，还补充了我们人手不足的划桨手。
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圣约翰骑士团使用捕获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
保罗·维托里念念不忘的目标是库尔特格尔。尽管库尔特格尔乘坐的船只沉没了，但人却逃走了。可以说维托里赢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奥斯曼方面已经断念，不再企图建立从外部切断罗得岛补给的封锁网。
法兰西援军的目的已经达到，17艘船踏上了归途。保罗·维托里也受到骑士团全体成员最高礼仪的送行，同属下的三艘船一起向西进发。
当时，罗得岛已两次击退了奥斯曼的进攻，所有人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测。罗得岛的命运与把地中海卷入其中的国际政治的动向不无关系。
[1] 优卑亚岛的旧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