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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力游戏的世纪

年轻的掌权者们

如果把焦点对准1522年这一年，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下列人物。他们全都年纪轻轻，手握重权，统治时间长久，而且都是英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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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一世（1494—1566年）：因父亲塞利姆去世于1520年26岁时成为奥斯曼苏丹。在长达45年的统治期间，他在陆上直逼维也纳，海上持续进攻威尼斯等基督教国家，使领土最大化，成就了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力者，就连基督教方面都尊称他为“大帝”。

1522年他28岁。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1515年21岁时登上法兰西王位。作为君王，他在军事和外交上当时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他的统治长达34年，这期间总能有所作为。法兰西全部国土都是耕地，富饶且人口众多。要说作为国王的功绩，三顾茅庐把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请到了法兰西，给了这位伟大天才短暂的安居和身后的长眠之地可算其一。《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感谢的馈赠，保留在了法兰西。

 卡洛斯五世   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一世 

除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憧憬和热爱之外，作为法兰西国王，他的一生是在对西班牙的憎恶中度过的。想想当时卡洛斯的势力，这并不足为怪。

1522年他28岁。

作为西班牙国王称为卡洛斯一世，作为以德意志、奥地利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为卡尔五世（1500—1558年）：1516年16岁时成为西班牙国王，19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不仅把西班牙、德意志、奥地利、荷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还是除威尼斯以外意大利半岛事实上的统治者、殖民化进程中的美洲新大陆的主人。

1522年他22岁。本书中称他为“皇帝卡洛斯”。

除此三人之外，还有两人是16世纪权力游戏中不能缺少的主人公。

第一个是威尼斯共和国，共和国避免突出个人，因而经常以国家之名行动。威尼斯共和国的人口不到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之所以能在决定国际政治的场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大国，更因为它拥有奥斯曼、西班牙、法兰西都不能小觑的海军力量。一旦打起海战，威尼斯是否参战决定着胜败的走向。

第二个是罗马教皇。“上帝的代言人”教皇与世俗君主不同，他不能拥有军事力量。与其说不能，不如说这在教徒看来不合适。以防御海盗为目的设置的教廷海军，若比较构成战斗力的单层甲板军用帆船，其数量还不到号称地中海最强海军威尼斯的百分之一。

但是，罗马教皇拥有任何大国统治者都不具备的无形权力。

在基督教教义中，世俗君主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承认才处于君主地位。其具体体现是获得神意传达者教皇的加冕。哪怕是西欧世界位列第一的统治者卡洛斯，也要跪在罗马教皇面前，请他授予皇冠后才能取得统治者的正统性。如果教皇不喜欢某个君主，甚至可以将其开除教籍。基督徒没有义务跟随一个被开除出教的人。昨天大权在握今天可能会变成凡夫俗子。经过文艺复兴，开除教籍的效力已经锐减，但如果自己的国王被开除教籍，臣下的善男信女也就不会再臣服于他。

此外，统治者们进行的战争因罗马教皇是否承认而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即使是单纯的军事同盟，也可能被冠以“神圣同盟”之名。

教皇的权力不容忽视，所以各国历来都力图把对本国有利的人物扶上罗马教皇的宝座。罗马教皇由称为“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投票决定。但投谁的票却不是作为人的红衣主教个人决定的。按照基督教义，神灵会暗示每一位红衣主教投谁的票。但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红衣主教即使有也为数极少，于是各国君主都会暗中活动。

活跃于多个舞台的教皇利奥于1521年底去世，享年46岁，死因似乎是肥胖。外界评论教皇与法兰西走得很近，他在这个年龄突然去世，完全出乎法兰西的预料。法兰西尚未动作，西班牙抢先一步。被“圣灵的暗示”选为教皇的是皇帝卡洛斯的家庭教师、荷兰乌德勒支的主教。西班牙成功夺回了以前倾向于法兰西的教廷。失去了后盾的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的地位不由得微妙起来。新教皇是荷兰人，连地中海都是第一次见到，向他解释伊斯兰海盗一定很困难。维托里用4艘加莱船去西班牙迎接新教皇，一路护送他来到罗马。

历史已经进入了年轻君主们玩弄权力游戏的时代。地中海世界不可能不受影响。

尊为“大王”、“大帝”者毫无例外地都是靠进攻他国成功扩大本国领土的人。君主在内政方面无论取得多么重要的业绩，也只会被称为“贤帝”，而非“大帝”。人是一种在胜利中取得快感的动物。所以，领袖，尤其是将要开始自己统治的领袖，向被领导者获得这种快感很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感到前途光明，将来即使遭遇困难，也会跟你前行。相反，如果在起步时就磕磕绊绊，大家就会意气低迷，以后的统治也会事倍功半。刚刚继位的苏丹苏莱曼下定决心，断然进攻罗得岛。

1522年8月1日开始了4个月坚苦卓绝的攻防战。结果，苏莱曼战胜了圣约翰骑士团，端掉了“基督的蛇穴”。

不到600人的骑士，加上外来的雇佣兵和拿起武器奋起抗击的罗得岛居民，兵力总共不满5 000人。但是他们靠这点儿兵力与300艘船运来的10万大军对抗了4个月之久！

防守方死伤4 000人，而进攻方奥斯曼军的死伤人数却达到了10倍于此的4万人。牺牲者如此之多，进攻方通常都会撤退，等待下一次机会。可是，4个月来苏莱曼身在战场，脑子只考虑取胜，任凭什么样的牺牲都不能动摇这位28岁年轻专制君主的意志。直到取得胜利，他才回到首都伊斯坦布尔。

这次攻防战的详情，请读者阅读我于20年前出版的《罗得岛攻防记》一书。被称为“罗得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于1522年撤离罗得岛以后，地中海东部完全成为“伊斯兰海”。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都预料到这种情况会波及西地中海。

教皇克莱蒙特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换成苏莱曼以后，利用海盗的战略没有改变。

加达里死在皮亚诺萨岛的监狱里，海盗西纳姆取而代之。西纳姆是犹太人，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士麦拿（今伊兹密尔），改教后成为伊斯兰教徒。西地中海一带的人称他为“犹太人西纳姆”。他是个独眼龙，用一块黑布斜罩着那只盲眼，指挥喽啰的样子，活脱脱一副海盗相，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副模样使遭到他袭击的人无不吓得瑟瑟发抖。

他不仅残忍，而且狡猾奸诈。他的基地在以往从未被海盗注意的杰尔巴岛上。该岛在突尼斯东岸附近，北上扫荡周边的基督教国家是“犹太人西纳姆”的职业，同时也是在完成奥斯曼苏丹交给他的任务。“犹太人西纳姆”是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以强烈憎恶基督徒而著称。他成为保罗·维托里的下一个敌人。

朱利奥·德·美第奇（左）与利奥十世（右） 

1523年，只做了9个月教皇的荷兰人去世，意大利人朱利奥·德·美第奇红衣主教登上教皇宝座，成为克莱蒙特七世。新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与教皇利奥十世是堂兄弟关系，性格却相反。

利奥豪放爽朗，拿得起放得下。而克莱蒙特即使对心腹也不轻易打开心扉，优柔寡断。他头脑清晰，判断力强，却拖沓。

堂兄弟间性格迥异，传闻不断，这源于克莱蒙特的身世。

1478年，“帕齐的阴谋”不但震惊了佛罗伦萨，也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这个阴谋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西斯都（西克斯特）四世在背后操纵。他以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帕齐家族的男子作为行动部队，设计暗杀美第奇家族年轻的当家人洛伦佐和他的弟弟朱利亚诺。

洛伦佐受伤不重幸免于难，弟弟朱利亚诺却被杀死。但是，朱利亚诺死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洛伦佐没有深入调查，就把这个婴儿领养在自己身边，视同己出。这个婴儿就是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洛伦佐的正式养子，其身世却无人不晓。洛伦佐让朱利奥进入了神职界。在文艺复兴时代，连罗马教廷也很开放，也是一个能力主导的世界，即使是私生子，大门也是敞开的。

不过，当时罗马教廷里出身美第奇家族的人不止朱利奥一个。洛伦佐的嫡出次子乔万尼已经当上红衣主教，开始了自己的生涯。朱利奥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协助大他三岁的堂兄。在乔万尼以利奥十世的教名登上教皇宝座以后，朱利奥当上了红衣主教，是教皇利奥的第一心腹。

长期以来，朱利奥一直是美第奇家族在宗教界的第二号人物。45岁那年，终于轮到他坐上教皇的宝座。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利奥的早逝及后任荷兰人教皇的无为。

不少人认可红衣主教时代朱利奥·德·美第奇诚实规矩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性格。但是，当时世界不论东方西方都已经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优秀专制君主们相互争夺霸权。在这种时代，靠在各国之间均衡势力的路线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洛伦佐·德·美第奇曾经以此做法声名鹊起。

同时代人、教皇克莱蒙特的心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的好友马基雅维利提出了领袖不可或缺的三个条件：

富于“力量”（virtu）；惠于“运气”（fortuna）以及“时代所需”（necessita）。

更多内容请大家阅读《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一书。我们不能说新教皇克莱蒙特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对奎恰迪尼和弗朗西斯科·维托里来说，这种性格的教皇一定很难伺候。至于马基雅维利，则被视为思想过激，甚至被断绝了仕途。

然而，对同为维托里家族一员的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来说，克莱蒙特却很好沟通。相比于被选为教皇来到罗马才第一次见到地中海的前任，教皇克莱蒙特对地中海的现状相当了解。佛罗伦萨出生的教皇和教廷海军司令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想法，那就是与其浪费时间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不如优先保卫地中海沿岸的居民不受北非海盗之苦。

教皇把保罗·维托里放在教廷海军司令的位置上，还任命他担任教廷海军驻屯港奇维塔韦基亚的全面负责人。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一座坚固要塞是维托里的新工作。

奇维塔韦基亚自古罗马时代图拉真皇帝开埠以来，一直是罗马堪与奥斯提亚比肩的繁荣主港。进入中世纪，这里也像其他罗马时代的基础设施一样被弃置，并被作为撒拉森海盗进攻罗马的前线基地。为了防御撒拉森海盗，基督教各国开始建立海军力量，奇维塔韦基亚也随之渐渐恢复了昔日的模样，但还没有到可以容纳众多船只的规模。教皇克莱蒙特的意图是，把奇维塔韦基亚建成面对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半岛西岸与热那亚不相上下的港口。教皇认为，要保护第勒尼安海不受北非海盗的袭扰，绝对需要一个规模足可容纳造船厂等设施和众多船只的港口。

地中海中央

于是，在16世纪前半叶以后，奇维塔韦基亚港的面貌发生了巨变。400多年以后的今天，可以停靠豪华巨轮的第勒尼安海一侧的意大利港口仍然是热那亚、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和拿波里。里窝那是过了半个世纪后才建成的港口，也是由统治托斯卡纳的大公美第奇家族建设。

保罗·维托里是奇维塔韦基亚大改造工程的全面负责人。他热情高昂，工程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便告完成。1523年夏天结束时，港口已经可以迎接预约的客人了，虽然还有一些细部工程有待完工。

前一年，圣约翰骑士团在坚持了4个月之后被奥斯曼击败，只得退出罗得岛。他们无处可去，权且在克里特岛落脚。克里特是威尼斯的领土。苏丹苏莱曼同意打了败仗的骑士带着武器什物离岛而去，但他并不希望骑士团逗留在罗得岛附近的克里特岛。威尼斯共和国不想破坏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欢迎骑士团这样的客人。教皇克莱蒙特自己也是骑士团的一员，他决定在骑士团最终的落脚点没有确定之前，暂时接受他们。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分乘三艘加莱船和数艘帆船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保罗·维托里在刚刚完工的城堡上用礼炮迎接了他们。团长和他手下的骑士们都认识以前曾被派到罗得岛的维托里。

几天后，维托里向骑士团团长建议共同防御出没于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并告诉他教皇克莱蒙特也同意他们这样做。骑士们也觉得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以伊斯兰为敌，整天游手好闲不配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便答应了此事。他们可以在奇维塔韦基亚堂而皇之地做当初在克里特岛时威尼斯禁止他们干的事情。

就这样，罗马教皇与圣约翰骑士团建立了举着防御伊斯兰海盗大旗的统一战线。具备战力的加莱船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也只有五六艘而已。圣约翰骑士团因以前长期用实际行动以牙还牙地抗击伊斯兰海盗船而闻名。现在他们失去了根据地罗得岛，更加憎恨奥斯曼。

以奇维塔韦基亚为基地的教廷海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不单是船只数量的增加。当年一整年没有一艘海盗船靠近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就是明证。

犹太人西纳姆

翌年的1524年6月，“犹太人西纳姆”从杰尔巴岛基地出发北上。他率领的海盗船队虽然由小船“福斯塔”组成，但却有34艘之多。他们一路北上，先是在左舷看到突尼斯东岸，然后在右舷看到西西里西岸。进入第勒尼安海时，意大利半岛西岸便开始响起警报。西纳姆不顾一切，继续北上。

没有人知道海盗这一年的目标是哪里，但明显不是奇维塔韦基亚。海盗的目的是抢人抢物。战船没有装载值得一抢的“物”，只有水手，但要抢这些“人”必定会遇到的激烈反抗。所以海盗躲开军船，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引发海战。海盗并不是因为怕打败仗才躲避战船的。

不过，这里正蕴藏着胜利。保罗·维托里和圣约翰骑士团团长都懂得这一点。他们决定用仅有的5艘加莱船攻击34艘海盗船。这时传来情报，敌人的船队正在靠近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的海域。

基督山岛和奇维塔韦基亚之间有个小岛只有渔民才会靠近。打前站的加莱船桅杆上的瞭望哨发现两艘敌船正在接近小岛。

维托里乘坐的加莱船和骑士团团长乘坐的船绕过小岛，出现在敌船前方。另外3艘船切断了敌船的退路。5艘加莱船对两艘“福斯塔”，胜负立判，连大炮都没有用上。船上的海盗悉数当了俘虏，被用铁锁链锁在原来锁基督徒划桨手的划桨台上。他们径直把船开到了奇维塔韦基亚。

基督徒划桨手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恢复了自由，进入奇维塔韦基亚港后，各自回故乡去了。

海盗被剃光胡须和头发投进监狱。按照圣约翰骑士团以往的做法，他们将在监狱里排队，等待做基督教国家帆船的划桨手。

第二年，教廷海军与圣约翰骑士团的统一战线公开破裂，发端可能就是对伊斯兰海盗的这种处置方法。

剃光胡须和头发，这对男性伊斯兰教徒是奇耻大辱。正因为如此，他们仅因拥有错误信仰就把绑架来的基督徒视为人类所不齿的动物，并剃光他们的胡须和头发作为标志，收容到“浴场”之中。

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成年男子留不留胡须只是个人兴趣问题。在与伊斯兰世界拥有悠久贸易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去东方的人必须了解一点，在那里没有胡须就不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男人，所以男人必须蓄须。

这只是文化差异，与可以做到人所一致的文明不同。文化具有这种固有的特点，有其特别顽固之处。就连同为基督徒的人，也会因是否尊重某人某事而有所区分。

教皇克莱蒙特和保罗·维托里都出生于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与引领潮流的美第奇家族渊源深厚，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人”。他们当然对继承十字军思想的圣约翰骑士团的做法心存异议。

他们认为，既然是俘虏，戴上铁锁，关进监狱是不得已之事，但有必要侮辱俘虏，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吗？

捕获海盗加达里并把他囚禁在皮亚诺萨岛监狱中的人是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但他也没有把加达里剃光须发。

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特书一笔。当时与伊斯兰世界有直接来往的基督教国家，不管是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或是教廷，都没有也不想有同时代北非为数众多的“浴场”。他们有时会抓到伊斯兰教徒。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根本不存在“浴场”这样的设施，不会只因异教徒一条理由就强制收容俘虏，把他们当作奴隶使唤。“浴场”只存在于北非伊斯兰世界。

正因如此，在基督教世界中，“拯救修会”、“拯救骑士团”这些带着赎金去北非，从“浴场”里救出不幸者的活动才能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同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则完全没有这种组织。没有一个伊斯兰团体带着赎金到基督教国家救人。这个事实反映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贯穿整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的一种区别。

另一方面，不能冷漠拒绝圣约翰骑士团的想法也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这是战胜敌人要以牙还牙的观点。不用与伊斯兰海盗同样的办法便无法战胜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一个正确的战法，圣约翰骑士团的漫长历史以及志愿者络绎不绝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以夺回圣地为目的的十字军的主力是法兰西人，与之类似，圣约翰骑士团里也有很多法兰西人。

海盗“犹太人西纳姆”在教廷海军和圣约翰骑士团两军的进攻下损失了两艘船，这只是34艘中的两艘而已。如果西纳姆愿意，他完全可以率领剩下的32艘船突袭奇维塔韦基亚，夺回被捕获的那两艘船。然而西纳姆没有这样做。他直接撤回了根据地，但海盗不会空手而归。他们沿路袭击意大利南部沿海地方，一边撤退，一边掠夺绑架。

受害地方主要集中在拿波里以南。当时意大利南部处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统治之下，由西班牙派来的“副王”（vice re）统治。并非西班牙统治者对防御北非海盗不热心。国王和副王命令建造了无数瞭望塔（撒拉森塔），残存至今。但其“热心”的程度，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并不一样。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接到海盗船队靠近的情报，加莱船就会立即从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出动,予以迎击，好似自己国家领空被敌机侵犯时紧急起飞一样。

但在意大利南部，只要主要城市未被作为目标，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意大利南部的海盗对策是，一旦被告知海盗来袭，人们立即逃进山里，在海盗为所欲为的这段时间里，屏住呼吸躲藏起来。这就是意大利南部遭受祸害的原因，海盗在这里可以确保在北部和中部得不到的最低收获。

尽管没有空手而归，西纳姆的行动还是被视为临阵脱逃。无奈，他作为海盗头目的名声大为受损。

海盗世界似乎也需要华丽的表演，即使没有实质性成果，有时也需要与基督教国家的正规海军碰撞一下。光靠合理的行动，追随者心里热不起来。这一点海盗也是一样。在这以后，西纳姆仍然是海盗头目，但北非海盗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却开始从他手中一点点丧失，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从资金到武器弹药各方面支助的大老板奥斯曼苏丹，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了“犹太人西纳姆”以外的人。

海盗“红胡子”

哈依尔丁（KhairadDin）是出生在爱琴海岛屿莱斯博斯的希腊人，人们只知道他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的这个名字。他生在以海盗为业的家庭，自幼只知道海盗。他年轻时曾与哥哥结伙祸害东地中海，奥斯曼统治埃及以后，东地中海成为帝国庭院，不再有事可干。骑士团从罗得岛撤走后越发如此。像其他海盗一样，他和哥哥把活动地点转移到了西地中海。哥哥被杀后，他当上了头目，他们当时还是一个只有4艘“福斯塔”的小海盗团伙。

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意大利的历史记载中，意大利语写作“barba rossa”（红胡子）。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这样写，只是发音有所不同。头巾盖住了头发，他的头发颜色不得而知。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那恣意生长的胡须是红色的。在东地中海活动的时候，他曾被圣约翰骑士团俘虏过，有在罗得岛监狱生活的经历。他原先没有深谋远虑，一心干着以基督教各国船只为劫掠对象的海盗营生。这种被俘体验使他成了一个发自内心憎恨基督教的人。不少海盗骂“犹太人西纳姆”怯懦，但只有红胡子决定要取而代之。

海盗红胡子 

1526年，保罗·维托里去世。虽然死得突然，但却是病故。对于他的死，居民比他的任命者教皇克莱蒙特还要悲痛。据说在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方，教堂丧钟长鸣，人们排着长队前往吊唁。维托里的海军将领才能不得不说卓越非凡，但更重要的是，他只要听到海盗船到来，就会放下一切立即出动，甚至席不暇暖。大家都知道，第勒尼安海沿岸地方免遭海盗祸害是托了他的福。

安德烈亚·多里亚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不，与其说教皇任命了这位热那亚人，不如说是与他签订了合同。

“雇佣兵队长”在中世纪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它指的是带着手下士兵，为雇主打仗的人。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邦国家是中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城邦国家也有弱点。这些城邦国家人口较少，很多人一心一意从事经济活动，形成一种对国家有利的共同体。与其摆弄使不惯的武器，不如全力以赴投身贸易更能提高整个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战事不常有，打起仗来再雇佣军队更加便宜。这种合理主义成为滋生雇佣兵制度的土壤。

佣兵制度的盛行与中世纪成长起来并成为文艺复兴原动力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陆军战将人数众多，甚至可以写一本《雇佣兵队长列传》。就连海军绝对使用本国公民的威尼斯共和国，陆战时也采用雇佣兵制度。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只使用雇佣兵。

包打陆战的人很多，而海上的同业者却很少。这是因为在海上，雇佣兵队长是一个比在陆地需要更多投资的职业。

首先，雇佣士兵，要保证其吃饭和所用武器装备，有时还需要马匹。

陆军的雇佣兵队长做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而海上雇佣兵队长却还要有船。

平时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巨大的费用支出。威尼斯是唯一拥有海军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奥斯曼、西班牙，领土再大也没有常备海军，而是选择使用雇佣兵。奥斯曼使用的“海上雇佣兵队长”毋庸置疑就是海盗头目。可见，海上雇佣兵队长花费更多。队长要把一切理顺，跟雇主签合同。队长报酬也要根据业绩另付，自然会很高。

中世纪几乎没有海上雇佣兵队长，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期，也只有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其中原因在于，中世纪时，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国的海军均由本国公民组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威尼斯保留了这个传统。衰退后被其他国家吞并的阿马尔菲、比萨另当别论，就连热那亚也没能继续维持一支纯粹由本国公民组成的海军。

这并非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这源于热那亚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安德烈亚·多里亚作为海军将领再有才能，一旦反对他所出身的多里亚家族的派别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不但会失业，还得流亡国外。与教皇签订雇佣合同的那年，多里亚便是在流亡中。热那亚政局的不稳定，是首屈一指的海军将领多里亚走上雇佣兵队长道路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地方施展才华。威尼斯人中没有一个海上雇佣兵队长的事实便是证明。

安德烈亚·多里亚与教皇签订的雇佣兵合同金额不详，但我们知道以下情况。

安德烈亚·多里亚带着自己的6艘军用加莱船开进了奇维塔韦基亚港。这6艘船加上教廷的2艘加莱船和4艘帆船，组成了教廷海军，多里亚担任司令。多里亚认为这点儿战斗力不够，请求教廷增加2艘船。教廷作为突击工程也满足了他。多里亚进而要求把停靠在奇维塔韦基亚的3艘圣约翰骑士团的加莱船也完全由自己指挥。他的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教皇克莱蒙特能够想象得出保罗·维托里死后，“红胡子”率领海盗船队出现在眼前的样子。以前曾经有海盗甚至要绑架他的堂兄利奥教皇。

保罗·维托里于1526年5月底去世，安德烈亚·多里亚于6月中旬开进奇维塔韦基亚港。7月初，多里亚便率领麾下船队全体出动，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们频频接到“红胡子”的船队正在靠近的报告。

安德烈亚·多里亚那年已经60岁，如前所述，他起步很晚，要比同时代人减去20岁去看待他。他一贯的做法是主动出击，而绝不守株待兔。

根据最新情报，超过30艘的红胡子船队正在厄尔巴岛与皮翁比诺岛之间的海域南下。这片海域位于奇维塔韦基亚西北偏北的方向，要去迎敌必须逆风航行。若是平庸的海军将领，大概会采取在已经建成城堡的奇维塔韦基亚港内，等待顺风南下的敌人通过，等到自己也顺风时再去追击的战术。这样做的风险是敌人随时随地会改变航向，有可能逃脱。多里亚自己船上的水手、划桨手都长于逆风前进的技能。他们的老板多里亚头脑灵活，会把有利于敌人的条件变为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多里亚命令船队跟随自己乘坐的旗舰，全体北上。

船队顶着逆风北上，高高的桅杆上飞扬着白底金丝绣着圣保罗钥匙的教廷旗帜。红胡子见状大惊，他原来以为保罗·维托里死了，教廷海军会瘫痪一段时间，正是教训无信之狗的大好机会。对海盗而言，海战不是大胜就得不到任何好处。红胡子决定逃走，可是这时他却必须逆风而行。

三角帆逆风也可前进，但“人工马达”划桨手必须开足马力。海盗船的划桨手是被迫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基督徒。他们内心认同越靠越近的教廷海军的船队。

没有什么人号召，划桨动作慢了下来。监视他们的海盗立即发现，开始疯狂地挥舞鞭子。基督徒划桨手咬紧牙关，继续怠工。

同是逆风行船，在多里亚军与红胡子军之间，操帆技术有着巨大差距。而且，多里亚的划桨手全力以赴。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追来的多里亚船队赶上了红胡子船队的尾部。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

多里亚似乎事先已经下过命令。多里亚的6艘船与圣约翰骑士团的3艘船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逼近敌人的15艘船，教廷的4艘船殿后。红胡子船队的后半部三面被围。

多里亚知道这种战术会使红胡子逃掉，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战果。也许红胡子在想下次还有机会。在战场上，目标明确才会胜利。基督教方面的13艘船面对伊斯兰方面的15艘船毫不含糊。而海盗船的划桨手也从怠工进入了罢工阶段。

这场战斗称不上是一场海战。敌人的15艘船全部被缴获，船上的海盗也悉数被俘。不用说，人们砸断了海盗船划桨台上锁住划桨手的铁锁链。划桨的这些人几乎都是羊倌儿、牛倌儿，是意大利社会的下层百姓，他们放牧的地方远离村镇，最容易受到以抢劳动力为目的的绑架。

正是他们这样的社会下层百姓，才是伊斯兰海盗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来不知道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会被解除奴隶身份，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却信仰笃深，也许认为如果改变了信仰，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地狱。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本书上卷最后详述的志愿团体“修会”和“骑士团”仍在进行拯救活动。这两个团体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没有社会地位，绑架他们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从伊斯兰的“浴场”里拯救出来。

被俘的大量海盗当然要被送进监狱，但在如何送进监狱的问题上，多里亚和圣约翰骑士团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骑士团主张剃光胡须，剃成光头，而多里亚却认为可以直接关进监狱。不过，多里亚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尊重异文化之类现在的时髦话语，而只是说裹着头巾的胡须面孔辨认方便。多里亚认为红胡子仍然在海上横行，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命令再度出海，都未做休整。

但是当年并没有再次发生多里亚与红胡子的对决。丧失了一半军力的红胡子选择了回到北非的策略。这两个人也许在不为感情左右这点上很相似。

他们还有一点很相像。即使有着自己的军队，也会以使用这些军队的人即雇主的意志为转移。雇佣他们的是奥斯曼和西班牙、法兰西等国，当时都是16世纪以后兴起的大国。

安德烈亚·多里亚

现代意大利海军有一艘训练候补士官用的大型帆船，亲眼见过的人肯定都会为它的华丽发出赞叹。这艘船名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是公元1500年前后两度横渡大西洋，告诉欧洲，美洲乃为新大陆的人物的名字。热那亚人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所到之地是印度的一部分，但10年后完成了同样伟业的出生于佛罗伦萨的韦斯普奇注意到，那是一片新大陆。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就连亚美利加（美洲）这个名称都取自于他的名字“亚美利哥”。他是掀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主角之一，近代国家意大利海军属下的一艘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不奇怪。

不过，尽管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有足够大的胆量驶向未知的大海，但却没有海战的经验。他虽然是航海家，却不是海军将领。

以前每次看到教练舰“亚美利哥”号，我都会想，为什么不用“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呢？现在对多里亚有了些许了解，感到自己已明白了其中原委。与现代意大利海军有关的人谁都不会对多里亚是意大利海军史上屈指可数的将领这一点存有异议。我理解那些人的心情，他们认为他的名字不适合用来命名培养年轻单纯的候补士官生的教练舰。

用人名命名舰艇是意大利海军的传统习惯，他们不会放过意大利海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实际上，意大利有以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名字命名的战舰。这支战舰现在不光活跃在地中海，还活跃在中东海域。

“incrociatore”译成日语叫作“巡洋舰”。除了大炮，舰上还载有导弹，没有护卫舰也可自行作战。用空军打比方，它相当于空战的主角“战斗机”。我甚至认为，巡洋舰专司攻击，不是护卫舰、补给舰或医疗舰，这样的战舰更适合安德烈亚·多里亚。追溯他后来的生涯，大家便可理解他的名字不适合命名候补士官的教练舰，但却适合命名战舰。久经战火的勇将才配得上乘坐船舷涂有“ANDEREA DORIA”（ 安德烈亚·多里亚）巨大字样的战舰。

帆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号

巡洋舰安德烈亚·多里亚号

安德烈亚·多里亚完美地履行了1526年的合同。教廷一定希望续签合同。多里亚起初似乎打算留任教廷海军司令。但第二年，1527年5月，发生了一件史称“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最高统治者，应该比任何人都要负起保卫基督教世界宗教最高领袖罗马教皇的责任。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进攻教皇，难怪善良的基督徒悲叹世界末日到来。

“罗马浩劫”说明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从法兰西与西班牙势均力敌的状态大大偏向了西班牙。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德意志、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法兰西国王当然觉得自己四面被围。弗朗索瓦一世终于决定不择手段地遏制卡洛斯的势力。

顺便一提，关于“罗马浩劫”，我在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节中已有详述，读者有兴趣可以阅读。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震惊基督教世界的大事件呢？简单的情况如下。

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毫不掩饰自己对法兰西的同情，卡洛斯对此心生不悦，意图用武力逼迫教皇改变路线。事件发生时，罗马全市被卡洛斯派来的以德意志兵为主体的皇帝军整整破坏、掠夺了7天。事实上，克莱蒙特在保罗·维托里去世前的确托他给法兰西带过一封密信，卡洛斯的怀疑并非误解。德意志兵里有很多新教徒，他们对破坏马丁·路德极口非难的堕落之都罗马尤为热心，这也是罗马遭到更大损害的原因。

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个时期大概在奇维塔韦基亚，置身于罗马遭袭的悲剧之外。然而，“罗马浩劫”却并非与他毫无关系，因为他的雇主是罗马教皇。教皇本人被皇帝军追得逃进了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提心吊胆地度日。这时，多里亚收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劝诱信。

弗朗索瓦一世因为害怕卡洛斯从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两面夹击，从地中海攻过来，夜不能寐。于是，他想把法兰西南部的防御托付给前一年打击红胡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多里亚。作为佣兵费的报酬似乎也比教廷给的要高。

首先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利益，威尼斯共和国因此政局稳定。与此相比，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却充满了内部纷争，甚至令人怀疑这两者还是不是同时代同为意大利人的共和国。

有实力的四大家族一直分成两派相争不已。到了16世纪，这种内部抗争演变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的争斗。四大家族之一的多里亚家族属于法兰西派。所以多里亚对为法兰西国王效力没有抵触。多里亚教皇效力看不到前途，于是拒绝续约，率领自己的船队去了马赛。

弗朗索瓦一世能够完美理解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思，认为没有什么能比给这位天才提供安居之地更为亲切了，但他却不能理解自己需要安德烈亚·多里亚。

对海上雇佣兵队长多里亚而言，按照合同支付报酬比国王亲自授予自己圣米歇尔勋章更为重要。报酬使船只和大炮等武器随时可用，对检修、整备和补充不可或缺。泊港期间他也得向水手、划桨手兼士兵支付工资。钱款哗哗地流出。弗朗索瓦一世该付的钱却迟迟不到。即使是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名门，多里亚个人能够负担的时间也有限。

多里亚在马赛港不得不决定自己的态度。在他脑子里，思来想去的除了钱款，还有祖国热那亚的命运。

热那亚已经无力像威尼斯那样独立于世，未来只能依附于大国。这个时代只有法兰西或西班牙可以依附。如果在过去，多里亚自然会选择与法兰西联手，但法兰西会像以前那样靠得住吗？也许投到在年轻卡洛斯的统治下不断兴盛的西班牙的保护伞下，对热那亚，进而对自己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翌年1528年春天，一条新闻传遍欧洲各国宫廷，安德烈亚·多里亚就任卡洛斯皇帝的海军总司令。

原来的教皇海军司令改换门庭跟了进攻教皇的皇帝，仅此已是丑闻，何况与法兰西国王的合同尚未到期，新主人又是与法兰西国王处于敌对关系的西班牙国王。没有比这更甚的丑闻了。尽管有很多人知道弗朗索瓦一世没有支付佣兵费，但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仅此就对一国君主心怀不满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多里亚对这些评价置若罔闻。而卡洛斯则用最高的礼仪回报了多里亚的“倒戈”。

首先，卡洛斯把梅尔菲的领土分封给安德烈亚·多里亚，并赐给他梅尔菲公爵的称号。梅尔菲包括意大利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及其周边一带。靠海运和通商做大的城邦国家热那亚人多里亚又成了封建领主。

其次，卡洛斯任命多里亚担任了西班牙海军总司令。陆军有雇佣兵队长担任总司令的先例，海军还是第一次。不过，说是西班牙海军，西班牙人却没有海运的传统。多里亚率领的自家船队不得不成为主要战斗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承诺，只要多里亚坚持为其效力，热那亚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时他就会派西班牙军队前去防卫。这就等于西班牙与热那亚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

据传这个条款安德烈亚·多里亚坚持写进合同，可见他还是一位爱国者。

红胡子的立场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巨变。

海盗哈依尔丁以“红胡子”这一绰号留名地中海历史，不知是因为有着从希腊正教改教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境遇，还是因为他的个人才能，他的想法和许多同僚不同。

首先，他不像其他海盗头目那样只满足于从基督教各国抢物掳人。其次，他也不苦等奥斯曼苏丹授予自己海盗头目所憧憬的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的地位。他主动兜售自己。当然，兜售自己需要拥有相应的业绩。从被安德烈亚·多里亚打败那年到1530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积累成绩。

红胡子把剩下一半的船只和人手恢复到原有的战斗力。这可不容易。给吃了败仗的海盗投资的人减少了，愿意在打了败仗的老大手下干的海盗也不多。红胡子打开了这个困难局面，可见他不单手段了得，还具有卓越的笼络人心的能力。

以往的北非海盗在这种情况下会再度北上，在基督教国家大干海盗勾当，靠抢物掳人的收益恢复战斗力，用这种办法打开局面。可是，这个时期的红胡子无法如此行事。

安德烈亚·多里亚战胜红胡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引起了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注意。胜利也给沿岸一带的小领主和老百姓增添了勇气，和以前只想着逃跑不同，老百姓开始勇敢地抗击登陆的海盗。红胡子认为以一半的战斗力再次挑战多里亚非常愚蠢而不会这样做。红胡子即使成功，风险也会提高。正规的海军经得起牺牲，但海盗却经不住，来钱快风险低才是海盗要干的。只要安德烈亚·多里亚瞪着那双警惕的眼睛，去基督教国家干海盗的勾当就会很困难。

那么，红胡子准备做什么来恢复和维持手下的船只和人员呢？

以北非港口为根据地的伊斯兰海盗不能攻击北非的其他港口城市，那样做是伊斯兰教徒自相残杀。而且，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地的“酋长”几乎都是阿拉伯人或北非当地的摩尔人，他们允许海盗头目把根据地放在北非，海盗也一直向他们上缴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报偿。

红胡子无视这个在北非持续了很久的习惯。北非是伊斯兰教徒的土地，但还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红胡子看到了实现自己野心的机会。

或是明目张胆地使用武力威胁，或是背后设计把现任“酋长”赶下台，红胡子在各地的做法并不一样。他凭借这些手段成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等主要港口城市的实际统治者。这个战略的收官之战是横扫常驻在“佩尼翁要塞”的西班牙势力。这个要塞由西班牙国王占领，有一队西班牙士兵常驻。对阿尔及尔的伊斯兰教徒居民而言是“无信仰的狗窝”，是一种“耻辱”。

虽然红胡子是海盗头目，但他有时也会显示正规军将军的做派。在进攻“佩尼翁要塞”时，他就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将军。

首先，他向守将法尔古斯派去使节，劝他和平开城。但西班牙骑士的答复十分明快：“只要西班牙国王的旗帜还在飘扬，只要要塞里还有一个西班牙士兵，就休想让我们投降！”

1530年5月，30艘加莱船掩住了“佩尼翁要塞”前的海面，船上大炮一齐开火，发出了战斗信号。炮击持续了10天。城墙在不间断的炮击下坍塌，红胡子手下1 000名海盗冲了上来。陷入绝望之境的防守方仍在抵抗。5天后，揳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西班牙堡垒陷落了。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法尔古斯身负重伤，俘虏们根本没有得到救治就被扔进了“浴场”。

红胡子劝法尔古斯改教，放弃基督教，说做伊斯兰教徒可以免死。西班牙骑士付之一笑。红胡子命令将骑士的头颅砍下扔进大海。红胡子下令彻底破坏“佩尼翁要塞”，以免阿尔及尔人以后再看到这一“耻辱”。

那年，红胡子在这以后还未罢休，他带着手下海盗突袭了西班牙西部城市巴伦西亚。他们没有打到巴塞罗那，那里是国王的居城和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常驻地，但其南面的巴伦西亚一带，光天化日之下大遭海盗掳掠。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措手不及，还没有来得及派出防卫军，许多大炮和美女便被抢走。

红胡子凯旋回到阿尔及尔后，特别派了一艘船，装上抢来的大炮和美女，送往伊斯坦布尔。这是他给奥斯曼苏丹的贡品。但苏莱曼最喜欢的礼物是从瓦赫兰、阿尔及尔直到突尼斯一带的北非土地。红胡子把靠自己力量夺来的地方献给了奥斯曼苏丹。这样，奥斯曼帝国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把北非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埃及是苏丹亲率军队攻下后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则是海盗献给奥斯曼的领土。

红胡子的投资终有回报。苏丹苏莱曼迎接被请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位海盗，称赞他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最勇武的杰出将军”，并当场赐予他“埃米尔”称号。

“埃米尔”这一称呼在阿拉伯语中既有“司令官”的意思，也可以与表示海军之意的“albahr”组合，构成新词“海军司令”，意大利语为“ammiraglio”,英语为“admiral”。这样，海盗红胡子获得了“海军将军”的正式地位。不过要问红胡子是否成功地兜售了自己，回答只能是成功了一半。苏莱曼这位专制君主喜欢别人评价他为“立法者”。他让红胡子当上了海军将军，却没有让他担任正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想法。红胡子还需要积累业绩，好好表现。

苏莱曼清楚如何利用红胡子的价值所在。他把当上海军将军的红胡子再次派往西地中海。这一年，无处落脚在各地流浪了8年之久的圣约翰骑士团，终于在马耳他岛定居下来。这是苏莱曼决定派红胡子到对抗基督教世界最前线的背后原因。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把马耳他岛送给了骑士团，但他并不是出于对无处落脚的骑士团的同情。马耳他岛位于西西里以南遥远的海面上，前方与利比亚、右方与突尼斯遥遥相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把圣约翰骑士团安排在了对抗伊斯兰的最前线，他们自十字军时代以来就一直憎恨伊斯兰。圣约翰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称为“罗得骑士团”，而从此以后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

地中海周围的地中海世界，分为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相互对抗的漫长历史长达800年。但从此以后，这种对抗演变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欧洲各国的对抗。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图谱却一成不变，只是伊斯兰方面原来的绿底白色月牙旗变成了红底白色月牙旗。

苏莱曼的野心是把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全境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使之成为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之家”。

几乎没有人在成为强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后能够抵挡扩张领土的诱惑。唯一例外是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的古罗马帝国。也许结束征服，充实国内的想法太过朴素，对于已成为“大权集于一身”的人来说太无魅力。喜欢被人评价为“立法者”的苏莱曼也是如此，法律必须由他本人制定。

此外，尽管苏莱曼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但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古兰经》说扩大“伊斯兰之家”是伊斯兰教徒的职责。大国之主具有的领土扩张欲就这样与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职责结合在了一起。

要与这位苏莱曼对决的卡洛斯是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设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一位生来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德意志、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的大国之主。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念念不忘要把统治范围向北扩大到荷兰，向南扩大到意大利，从未想过如何充实帝国内部。他甚至说过，自己连续40年的统治生涯，一大半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在忠于自己信仰的宗教信条这一点上，卡洛斯毫不逊色于苏莱曼。在已经基督教化的欧洲，不必要对征服之地进行教化的工作。但在当时正处在殖民化过程中的美洲南部，西班牙传教士起着宗教教化的中心作用。基督教也把通过宣教拯救那些不懂真正教义的人们作为基督徒高尚的职责。

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立场，只能说这两位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各有策略，但到公元1532年，他们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

苏莱曼首先出手。他派遣大军，通过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巴尔干到达多瑙河，从陆上进攻维也纳，直接攻击卡洛斯皇帝的领土。

在海上，他派出了80艘加莱军船。这时他已任命拥有“帕夏”称号的奥马尔·阿里担任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指挥。“帕夏”是授给地方总督的称号。这样就等于任命了一位拥有奥斯曼政府官方地位的高官指挥正规海军。此人似乎没有海战经验，也未向身在阿尔及尔的红胡子打一声招呼。

卡洛斯成为迎战方。在陆地，由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负责迎战。安德烈亚·多里亚受命负责在海上迎战。

这已经不是奥斯曼与西班牙的对决，而是奥斯曼主导的伊斯兰军与西班牙主导的基督教军之间的大决战。多里亚率领的基督教海军仅战舰就有38艘，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多国联军。

多里亚的堂兄弟，后来接任多里亚的安东尼奥·多里亚率领教廷海军12艘，马耳他骑士团提供了4艘，多里亚己有6艘，加上西班牙、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派来参战的16艘，共计有38艘船。也许人们会想，西班牙本国并没有多少船，这也算西班牙海军吗？热那亚、西西里、拿波里当时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在卡洛斯看来，这完全是自己国家的海军。

除了这38艘加莱船以外，还有55艘小型帆船。这些小船用来运载炮弹、弹药、补充武器装备，以及粮食等各种物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负责军需。

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爱琴海向西驶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迎击他们的战斗会发生在何时何地，也无法预测一边搜索敌人一边航行得花多少时间。他们也许还要驶入找不到补充给养港口的海域，甚至必须进入敌人的海域。

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靠兵站打胜仗”。在此后1 000多年的16世纪，理解“兵站”重要性的除了威尼斯海军以外，大概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正因为这样，在卡洛斯命令他以奥斯曼80艘军船一半的战力前去迎战时，他在让卡洛斯同意派几乎相同数量的帆船同行后才点头受命。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来说，牺牲与他无缘。

相反，奥斯曼海军“兵站”的概念颇为淡薄。奥斯曼既非海运民族也非贸易民族，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地筹措是他们惯用的方法，无论是通过掠夺还是花钱采购。这个办法可以用在三面环绕奥斯曼的东地中海。但是，这一年奥斯曼海军所要进攻的是西地中海。

8月初，接到奥马尔率领奥斯曼海军南下爱琴海，已经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情报，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全体船队从墨西拿出发。他想在伊奥尼亚海追上奥斯曼海军，挑起海战，在敌人尚未进入某个海湾前，决一胜负。

多里亚认为，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伊奥尼亚海上，能够保证奥斯曼海军安全停泊的是普雷韦扎港。可以停靠船队的港口还有很多，但科孚岛等岛屿已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地盘。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有着友好通商的关系，但这不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同盟关系。威尼斯持中立立场，并无义务允许奥斯曼海军靠港，帮助补充军粮。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

在伊奥尼亚海域，黎凡特和普雷韦扎与已经并入奥斯曼的希腊相连。但是，黎凡特所在的帕特雷海湾过于宽阔，一出海湾便是威尼斯领土凯法利尼亚。另一方面，普雷韦扎的大小却正适合隐蔽舰队，进出港口可以躲开威尼斯的监视。多里亚认为敌人会把目标定在普雷韦扎。实际上，不知道是为了补给军粮，还是为了观察基督教方面的动向，奥马尔也正驶向普雷韦扎。

奥斯曼军自东而来，但多里亚并未从西面迎击，他决定绕到北面，迎战将要北上的敌人，在广阔的海域挑起海战，更难于切断敌人的退路。

容易产生过分强势或者过分弱势的心态，是文官领军时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奥马尔是文官。普雷韦扎就在眼皮底下。自己有80艘加莱军船，敌人只有38艘。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勇猛在北非海盗中广为人知，但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他的名字还不为人知。

然而，奥马尔却命令全体船队撤退。来时逆风，掉头就成了顺风。也许这一点促使奥斯曼海军司令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多里亚当然奋起直追。他们也是顺风，全力划动，追击敌船，希望在奥斯曼海军逃进帕特雷湾之前追上他们。

但奥斯曼海军一味南下，好像没有想到左转舵就能进入帕特雷湾。多里亚确认前方已经没有海湾可让奥斯曼海军逃跑时，便降低了追击速度。他认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会绝望，停止逃跑转而进攻。他不愿意让自己军队的水手和划桨手过度疲劳。降低速度并不等于停止追击，他令7艘加莱船组成的别动队全速追击，如遇敌人掉头进攻，立即撤回。

多里亚根本没有料到奥斯曼帝国大张旗鼓派出的正规海军只会逃跑。可是，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7艘追击敌船的加莱船中有4艘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没有停靠爱琴海的任何岛屿，朝达达尼尔海峡一路北上。几天后，其余的3艘船也返回，报告奥斯曼海军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经马尔马拉海向伊斯坦布尔驶去。

时间已进入了9月。安德烈亚·多里亚判断，奥斯曼海军年内不会再出动了。但一仗未打，他作为雇佣兵队长业绩不够。眼下刚进9月，还是地中海的适航季节，尚可一鼓作气，利用一下奥斯曼海军已逃离的大海。多里亚决定夺回属于奥斯曼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迈索尼城堡。

9月21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陆上部队登陆，开始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城堡里驻扎着300名奥斯曼士兵，于两天后投降。城堡的塔上高高地飘扬着三面旗帜：圣彼得的钥匙旗、马耳他的十字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鹫鹰旗。那年多里亚率领的是教廷海军、马耳他骑士团和卡洛斯的船队。

多里亚没有用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对待投降的奥斯曼士兵，只是命令他们立即全部退走。他留下1 000名西班牙士兵守卫刚刚打下的城堡。

这一年完全没有遭遇敌人的危险。多里亚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攻陷迈索尼后，他一路北上，进入帕特雷湾。奥斯曼为进攻黎凡特在港内建立了基地，驻扎着2 000名奥斯曼士兵。在陆海两面夹击下坚持了两天，这2 000人就做了俘虏，也可能多里亚在迈索尼对俘虏的处理方式传到了黎凡特。不过，攻陷耸立在黎凡特附近海岬上的另一座城堡却花了7天时间，应战的奥斯曼部队是以勇猛著称的新军军团的士兵。这里陷落以后，奥斯曼船已经不能在宽阔的帕特雷湾安全停泊了。

就这样，加上属于威尼斯的各岛，整个伊奥尼亚海都已成为基督教一方的海域。秋天结束的时候，多里亚解散了他所率领的海军，各自回国。

1532年是奥斯曼最倒霉的年份。

这一年，奥斯曼在陆上因匈牙利王英勇善战而不得不解除对维也纳的包围；在海上也只是一味逃跑。苏丹苏莱曼亲率大军进攻失利，从维也纳撤回伊斯坦布尔。他因而心情大坏，对前来乞求宽恕的奥马尔大发雷霆，撤掉了他的职务。苏莱曼任命的后任是鲁夫提·贝。此人也是一个文官，虽然有统治经验，却无海战经验。苏莱曼严令这位宫廷礼仪完美的官僚，来春一定要率领海军向基督教徒雪耻。鲁夫提·贝甚至没有必要重新组建海军，逃跑的奥马尔没有损失一艘船，也没有必要补充水手。

1533年春天，鲁夫提·贝率领90艘加莱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船只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0艘。他不愧是官僚出身，决定首先做讨苏丹开心的事。他大概在想，如果夺回去年失掉的迈索尼和鲁夫提两座城堡，自己的地位便会稳固。然而，他没有考虑到海战。

6月初，奥斯曼海军来到迈索尼前的海面，迅速开始攻击。他认为很容易就能攻下只有区区1 000守军的城堡。但抵抗的顽强出乎他的预料。奥斯曼和西班牙是这个时期的两大强国，都是陆军更强。

安德烈亚·多里亚料到奥斯曼会来夺回城堡，也已料到届时需要救援迈索尼。他事先已取得了卡洛斯的批准，安排了62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用帆船，做好了出战的准备。他率领船队驶向伊奥尼亚海。近百艘大船队难于统一步伐。他让热那亚的船队先行，把写有一定前去增援的亲笔信送到迈索尼。士兵们一旦知道援军已近，一定士气大振，英勇防守。让人们抱有希望也是司令官的一大义务。一周过去了，城堡岿然不动。

一心只想着进攻迈索尼城堡的鲁夫提·贝看到多里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背后大惊失色。如果冷静考虑，就会发现敌人只有62艘船，而自己有90艘。可是，奥斯曼海军司令方寸大乱，一心想着逃跑。这一年，奥斯曼正规海军再次逃跑。多里亚却没有追击。因为卡洛斯还给他下了密令，不要做有利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事。这一年多里亚舰队的船和人回港都早于去年。

苏莱曼见到逃回来的鲁夫提·贝，与其说是惯怒，不如说是绝望。派出的由高官率领的奥斯曼正规海军，连续两年不战而逃。苏丹终于明白，只能起用武官。奥斯曼是个陆军国家，没有长于海战的海军军人是奥斯曼的软肋。就连苏莱曼这样的人，说到专业海军将领脑子里也只有海盗。于是，一艘奥斯曼船载着持有苏丹邀请信的使节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向阿尔及尔。

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红胡子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生为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被视为二等人。他刚改信伊斯兰教不久，只干过海盗，现在却当上了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总司令。一军之将尚有其他人等，而总司令却只有一个。邀请信上写道，职位由苏丹亲自任命，盼来首都。红胡子手拿邀请信时的喜悦不难想象，但他却没有放下一切立即前往。

在海盗的世界里能成大事的人，其组织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红胡子对苏莱曼决定起用他的意图有着清楚的理解。

红胡子首先把北非全境的海盗头目召集到他所在的阿尔及尔。这些头目中虽然有犹太人西纳姆那样的前辈，但更多的是红胡子的部下，都是红胡子把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搞到手之后，让他们独立出去的海盗。

这些海盗齐聚阿尔及尔，红胡子在他们面前说道：大家可以各自为战，搞活西地中海的海盗业。这是在命令他们扩大战线。对手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如果在西地中海各地同时发起攻势，多里亚就会于应付。他让大家在自己去伊斯坦布尔期间全力以赴这样做，目的只是骚扰敌方。

红胡子还说，自己已经不是海盗的最高头目，而是奥斯曼正规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你们的所作所为也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送走海盗之后，红胡子终于出发去伊斯坦布尔。他决定途中停留，而不直航。奥斯曼苏丹的宫廷有个惯例，受到苏丹邀请的家臣要携带贡品，这是不成文的法律。红胡子也决定遵守这条规矩。不过，他带去的“贡品”，实在是海盗式的。

威尼斯出生的画家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是米开朗琪罗的朋友，因创作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肖像画而闻名。作为肖像画家，他在当时很有名气，订单纷至沓来。他有很多作品画的都是当时的名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美女茱莉亚·贡萨格的肖像画。这个女人出生于曼托瓦领主贡萨格家族，嫁给了与奥尔西尼家族齐名的罗马实力贵族科隆纳家族，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

红胡子不可能亲眼见过这幅肖像画，也许是从传闻中听说科隆纳家族的年轻寡妇是一位绝世美女。他决定把这位美女绑架来作为送给苏丹的贡品。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打探到的，此时这位意大利第一美女正在位于丰迪的科隆纳家族城堡之中。

丰迪是从罗马通往意大利南部的亚壁大道边上的一个小村。沿亚壁大道从罗马直线朝南便可到达太拉奇纳，从这里可以深入内陆腹地。位于这里的丰迪不是沿海村庄，从来不用担心海盗。中世纪前期撒拉森海盗深入意大利半岛内陆的情况不算罕见，但后来意大利各国加强了海军力量，海盗的登陆比以前大为减少。这次，红胡子要强行登陆作战。

茱莉亚·贡萨格 

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等到黑夜，分乘小舟，靠近了斯佩尔隆加的海岸。斯佩尔隆加的海边有古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别墅遗址，在这里藏船被人发现的风险很小。登陆前红胡子严命手下，目的只是绑架一个女人，不要想着其他的人和物。

丰迪沉浸在黑暗之中，没有人注意到红胡子及其手下已经潜入村中。很快看到了城堡。城堡的四个角由圆筒形的塔楼护卫，周围是低矮的房屋。

红胡子和喽啰见丰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便采取了强攻战术。他想只要在城门前乱放一通枪，城堡里的人就会因恐惧而打开城门。可是，后门开处，一个女人策马飞奔而出。显然她刚从睡梦中醒来，穿着一身白色睡衣，披头散发，一溜烟逃走了。

红胡子并不懂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不但美丽，还有勇气。他也不知道，与伊斯兰女人不同，她们中间不乏阳刚之人，纵马在山野疾驰如履平地。“virag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胜过男人的女人”，是当时男人赞美女人的词语。

红胡子怒气冲冲地烧掉了村子里的全部房屋。目的无法达到，只能悻悻而去。红胡子没能实现把意大利第一美女作为礼物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他去见奥斯曼苏丹时献上了什么贡品。

不过，海军的总司令会想到绑架人做礼物，没有比这更能显示当时奥斯曼帝国海军性质的事情了。奥斯曼帝国不会因为任命红胡子为正规海军的总司令，就会让他洗手不干海盗。相反，海盗行动也是一种扰乱敌人后方的战术，还要让他更加卖力地干。红胡子就任总司令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宫廷。

红胡子也要用实绩显示苏丹提拔他当总司令的正确性，他于当年即1534年，发动已有海盗，在整个西地中海展开了攻势。分散的海盗团伙各自为战，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抢物掳人后扬长而去。正像红胡子预料的那样，靠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个人终究应付不过来。那年，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去世，教廷无法采取行动，导致教廷海军行动迟缓。如此下去，即使没有海盗破坏，地中海西半部分也会变成奥斯曼之海。

9月，教皇克莱蒙特去世。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的亚历山德罗被选为教皇，以保罗三世之名继位。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蒙特教皇以亲近法兰西而闻名，但新教皇保罗三世则是一位拥有文艺复兴情怀的人。可是，作为基督教会最高领袖的教皇，他支持反宗教改革，他认为允许宗教改革派的分离是教会的软弱。

三年后的1537年，亨利八世与英格兰王妃、皇帝卡洛斯的侄女凯瑟琳离婚，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

1538年，这位教皇正式承认反宗教改革的排头兵耶稣会。

1542年，这位教皇还主持了为反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的特伦托会议。

一位保罗三世这样的教皇理所当然地与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西班牙国王，甚至有天主教国王之称的卡洛斯情投意合。

1535年的大反击，正在这二人之间逐渐酝酿成形。

攻占突尼斯

卡洛斯也终于明白了：

一、奥斯曼已正式决定让伊斯兰海盗负责在海上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方针。

二、在海上挑战海盗只会无功而返。海盗遇到基督教国家的海军不但不会迎战，只会立即逃跑。

三、既然如此，要想消灭海盗，就必须摧毁海盗的根据地。

这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还没有在地中海实现，海盗可以为所欲为的公元前1世纪庞培考虑并付诸实行的战略。也许是1 600年以后，教皇和皇帝注意到了这个战略的有效性。基督教世界的这两大领袖联合行动，集结海陆大军，准备对北非实施打击。

当时人们脑子里的北非，是除了埃及和昔兰尼加以外，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全部地方。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仅海盗作为根据地的港口就超过10个。其中，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整个城市都从事海盗业及相关行业。

本书上卷介绍的“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是以拯救被绑架并收容在“浴场”里的基督徒为目的的志愿者组织。从他们携带人们捐赠的赎金前往的目的地一览表中可以看出，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出现的次数最多。这两个团体留有何年去往何处救出并带回多少人的记录。根据记录，半数以上的目的地是阿尔及尔，其次是突尼斯，但与阿尔及尔有相当大的差距。前往奥兰及其他地方的拯救行动不到阿尔及尔的十分之一。拯救行动多于其他地方，意味着这两个城市里有更多需要拯救的基督徒。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是伊斯兰海盗的两大根据地。

卡洛斯开始似乎主张将目标锁定在阿尔及尔。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情被收容在“浴场”里的不幸的基督教徒。西班牙人统治的特征是并不太关心治下的百姓。当时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新大陆也与此类似。

让卡洛斯打击海盗的原因有二。第一，海盗是奥斯曼西攻的先锋队；第二，以阿尔及尔和奥兰为根据地的海盗船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上前往巴塞罗那的海域守株待兔，偷偷抢劫满载金银财宝从新大陆返航的西班牙船。

教皇保罗三世与卡洛斯针锋相对，主张以突尼斯为进攻目标。这是因为从突尼斯出发的海盗船专门袭击意大利南部，突尼斯“浴场”里收容的不幸者大半都是意大利南部的老百姓，教皇不能容忍对这些人弃之不顾。当然，打出的旗号是为了拯救被绑架者，而实质却表现出对自己可能遭绑架的恐惧。红胡子现在已经具有官方地位，更加强大起来。他认为罗马是无信之徒的都城，便率军来袭。在这些伊斯兰教徒看来，罗马教皇是无信之徒的“大老板”。

两人的主张都基于自身利益。他们都明白，目标必须集中在一处。想把罗马教皇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卡洛斯妥协了，决定在次年即1535年的春天，以突尼斯为目标，组织基督教联军攻击北非。一切有关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了安德烈亚·多里亚。

响应罗马教皇号召组成的“神圣同盟”军队的实力如下：

首先是海军，以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数量计算。

教廷：12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西班牙本国：16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西班牙治下的拿波里：14艘

热那亚共和国：3艘

葡萄牙：加莱船1艘，三桅快速帆船“Caravel”12艘

安德烈亚·多里亚：19艘

加莱战船共计79艘。葡萄牙参战的三桅快船也被视为战船，这样就有91艘战船。关于水手的数量，基督教国家加莱船的划桨手是自由民，可以算作战斗力。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加上打仗的战士，人数已到3万人。这个数字绝非夸大。此外，还有多达200艘的装运攻城武器等其他物品的运输船。陆军除了高级军官乘坐加莱战船以外，其余的人全部分乘运输船。这支海军的总指挥是安德烈亚·多里亚，他看上去完全不像是69岁的老人。

陆军中步兵占了大半，按国别编队，由相应国家出身的将军指挥，他们都是卡洛斯的部下，具体如下。

意大利兵1.3万人，由教廷所在的意大利中部、拿波里所在的意大利南部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北部的志愿兵组成。那年马耳他骑士团来的参战者中佛罗伦萨人居多，这一队就由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莱昂内·斯托罗兹指挥。

德意志兵8 000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也是包括德意志在内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些越过阿尔卑斯山远道而来的德意志兵由赫尔巴斯坦伯爵指挥。

西班牙兵8 000人，由唐·安托尼奥·德·阿拉尔孔指挥。

葡萄牙兵500人。这一队的指挥官是葡萄牙国王的弟弟伊凡特·唐·路易斯公爵。

这些部队组成了陆军，总指挥是欧洲闻名的西班牙陆军将领唐·阿方索·达瓦洛斯。这人是正与法兰西国王争夺米兰所有权的卡洛斯派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的统帅。提香为他创作的肖像画至今保存于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

这里说点儿题外话。我想说一下在写活跃于16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时，使我大为惊讶的一件事。

几乎所有这个时代的主人公的肖像画都是意大利画家而且是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所画。

如果想瞻仰皇帝卡洛斯、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阿方索·达瓦洛斯以及当时决定地中海世界命运的大国威尼斯共和国总督们的“面孔”，我只能建议大家去看马德里、佛罗伦萨、拿波里等地美术馆保存的提香的作品。安德烈亚·多里亚和克莱蒙特七世等人的肖像也出自威尼斯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之手。500年之后的现代人想瞻仰他们的面容，只能去看文艺复兴后期硕果辉煌的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当然，正是因为这些强国的实力人物订货，画家们才得以描绘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找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自己画像呢？

这个时代的实力人物中，只有两人没有让威尼斯画家留下肖像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和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苏莱曼没有留下肖像画只能从宗教方面找原因，伊斯兰教义厌恶具象化。事实上，伊斯兰人物的肖像画，只限于西欧人创作并留存在西欧，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由真蒂莱·贝利尼创作，只有在伦敦国家美术馆才能见到。

然而如此憧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弗朗索瓦一世，却没有让当时排名第一的肖像画画家提香为他画肖像。理由实际上很乏味：出于一种法兰西人特有的脾性，不愿跟风。他觉得卡洛斯让提香作画，我弗朗索瓦一世便不再委托此人，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大家都会委托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作画呢？我个人推测：

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与此相比，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只是更加纯粹关注绘画本身。忘掉透视法，不去做其他的科学探索，凝视着眼前的作品，充分享受绘画带来的快感。年轻时的提香曾把自己的画作拿给米开朗琪罗看，米开朗琪罗建议他再学点儿解剖学。

委托方则会考虑：自己的面庞从解剖学角度画得是否准确有那么重要吗？与其如此，不如欣赏能够充分表现自己的肖像画。

提香从未想过要把对象画得比现实中的更美更好。他不是一位满足于把隐藏着的内在挖掘、表现出来的平庸画家。他只是静静地观察对象。不论是画别人的肖像还是自画像，这种宁静而冷彻的眼光都是一样的。这不是非常理想的肖像画家吗？如果是我，要画肖像也会选择提香，而不是米开朗琪罗。

作为一代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希望通过向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提供安居之地留下爱好文化的美名。但他因憎恶西班牙而与提香肖像画失之交臂，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主人死后，提香画的《卡洛斯》至今还“继续活”在马德里及其他各地的美术馆里。弗朗索瓦一世却错过了这种继续活下去的机会。权力，只要拥有它的人死去便会终结；艺术，却会拥有永恒的生命。

联想所及，顺便再记一事。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有三幅肖像画留存至今。其中一幅为塞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博所画，当时就被誉为杰作。这三幅作品中没有一幅出自热那亚画家之手，作者有两人是威尼斯画家，一人是佛罗伦萨画家。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热那亚人，心底讨厌威尼斯人。这两国虽然都是海洋城邦国家，一路走来，如今的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已经不再是热那亚人可以轻松面对的了。

虽然同为意大利人，但在突出个人作用的热那亚人看来，经常举国一致行动的威尼斯人也许是气质不同的另类。因此，多里亚与威尼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不稳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找了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他作画。也许思维理性得多里亚认为，热那亚人中没有这样的画家，而威尼斯的画法更胜一筹，这样做也是事出无奈。

热那亚共和国作为海运国家发展壮大，最终止步于商业国家。而威尼斯则既是海运国家，又是商业大国，克服稳定国内的困难，政治更成熟，成为外交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对手热那亚”一章中探究了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区别。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在研究相同时代，相同生活环境，相同的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时，肖像画也有其作用。

1535年，没有加入“神圣同盟”的大国有法兰西和威尼斯。法兰西不加入的原因毋庸赘言，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卡洛斯做的事他就不做，卡洛斯不做的他才做的法兰西人。

威尼斯共和国不加入的原因是与奥斯曼之间签有友好通商条约，但这完全不是因这种关系而不愿引起风波的消极。毫不懈怠地维持强大的常备海军，反映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一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当时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的威尼斯总督是安德烈·古利提。他的精美肖像画由提香所作，今天仍藏于华盛顿。但凡看过提香笔下古利提总督的肖像的人，一定会理解威尼斯决定不加入“神圣同盟”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懦弱。

1535年的“神圣同盟”军的海军由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陆军由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这两位将军在当时家喻户晓。皇帝卡洛斯也亲自参战。出师正规，声势浩大至极。只需看一眼参战指挥官的名单就可知道，这里汇集了当时欧洲的贵族之“花”。

这就是基督教国家的联军，目标在攻占突尼斯。突尼斯不过是海盗的一个巢穴。红胡子非常了得。如果他也请提香画肖像，肯定会留下一幅肖像杰作，500年后的基督教徒也会花上门票钱前去欣赏。

1535年6月下旬，神圣同盟全军集合完毕。部队从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等地汇集，集结地就选在了与这些地方等距离的撒丁岛南端。从这里一路南下，航行数日即可抵达北非。这一切都是多里亚决定的。全军集结完毕，出征却延后了几天，因为要等顺风。既然开始，就要一鼓作气，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惯常做法。

6月24日清晨，出征的时候到了。最先出港的是一艘大型加莱船，那是多里亚的旗舰、卡洛斯皇帝的坐乘。桅杆顶上，飞舞着黄底黑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旗。

接着是奥尔西尼率领的教廷旗舰。舰队出战，在白底上用金丝绣着圣彼得钥匙的教皇旗迎风飘扬。再后面是马耳他骑士团、拿波里、西西里、热那亚、葡萄牙各舰队的旗舰。各支舰队都以旗舰领航，副将乘坐的舰只殿后。帆船队在最后。因为顺风，加莱船不需用桨。既然第二天就有可能登陆，不如就让划桨手休息。单为这一点，也要等到顺风再出发。

第二天一早，北非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在等待顺风的时候将领们已经开过作战会议，各船准确地驶向预定登陆地点。这里是古代迦太基第二大海港城市乌蒂卡所在之处。经过漫长岁月，海岸线向海里延伸，形成了大片沙滩，已经不能再用作港口，除渔民外已无人居住，不大会遭到伊斯兰军队的伏击。这里距突尼斯只有30公里，是超过3万人的大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让卡洛斯皇帝和高官们留在旗舰上，多里亚换乘快速的小型加莱船，离开开始登陆的士兵，只身前去侦察。

当然，他事先已经从热那亚等国常驻突尼斯的领事、“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那里得到情报，基本掌握了突尼斯的情况。他想知道红胡子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以后，是否对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和加固。简单的侦察无济于事，精通战事的人需要亲眼所见。

多里亚回来后，在引颈而待的卡洛斯和各路司令面前报告了侦察的结果。

他首先报告，突尼斯湾向东而开，北面有一个叫戈莱塔的海岬突起，成为港口的屏障，已被打造成要塞。能否拿下这里，决定了能否攻陷突尼斯。

他接着说，从港内停泊的船只来看，一定会有援军赶来，要在援军还没有在红胡子的指挥下整编好以前，即在防御方尚未准备好之前，尽早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相反，战斗拖得越长就越对敌方有利，而不利于远征而来的我方。

69岁的多里亚在35岁的卡洛斯的直视下清楚说出下面的的话。

此次远征成功与否取决于陆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走完前往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言外之意就是告诉远征的最高司令官卡洛斯，别想乘着安全舒适的加莱船进入突尼斯。看到皇帝一同吃苦，每个士兵一定会士气大涨。

突尼斯及其周边 

陆军总指挥阿方索·达瓦洛斯也派人侦察，摸清了去突尼斯的路程。这位西班牙武将说：去突尼斯的30公里路程大半是沙漠和滩涂，行军速度一定快不了，全程至少需要4天。眼下又是夏天，在北非的酷热中行军，对欧洲来的士兵来说非常严酷。而且，带来的面包（其实是面包干）很多已经发霉，不能食用。不过，新鲜饮用水和面包的问题没等会议结束便已解决。有通报说，多里亚通过西西里总督事先准备的补给船已经抵达。

集中了各参战国司令官、指挥官的作战会议在坐在上席的卡洛斯面前结束，会议结果几乎全盘接受了多里亚的意见。

他们的战术是陆军海军一齐向突尼斯进发，待陆军到达戈莱塔城下，陆海两军一齐向戈莱塔发起攻击。一旦城池失去抵抗力，立即从陆海两路向突尼斯发起总攻。

不过，西班牙随军最高神职人员反对皇帝一连4天在酷暑中一同行军。多里亚让步了。皇帝一直在加莱船上观战，直到占领戈莱塔。等到海陆两路进攻突尼斯时，皇帝再登陆参战。卡洛斯比谁都赞成这样做。35岁的皇帝希望作为一个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皇帝留名后世。

伊斯兰方面的迎战准备也毫不逊色。红胡子也知道，戈莱塔的命运决定着突尼斯的命运。

他把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6 000奥斯曼兵直接派去防守戈莱塔。这些兵是奥斯曼苏丹派来给正式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红胡子做卫队的。

红胡子还让人把停泊在突尼斯港的所有船上的大炮卸下，装到戈莱塔城墙上，把戈莱塔城墙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炮台。

红胡子任命“犹太人西纳姆”负责戈莱塔的防御。海盗头目从不一个人行动，而是带着部下一起行动。戈莱塔交给了奥斯曼兵和海盗共同防御，由老海盗西纳姆指挥。死守一处时奥斯曼士兵的勇敢尽人皆知，而海盗的长处在于熟悉基督徒。

突尼斯城墙的防卫交给了海盗哈桑·阿加。有城墙的城市防御要害在于四处洞开的城门。红胡子把城门的防卫也交给了海盗。

红胡子成功地召集海盗，并使之机动化。他在判明卡洛斯皇帝亲率基督教联军的目标是突尼斯以后，很快向北非全境的海盗发出了召集令。尽管夏天是赚钱季节，海盗在1535年的夏天没有去“活动地点”，而是响应老大的号召前来集结。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官方地位极具影响力。

红胡子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相当巧妙。他成功地把以前毫不隐晦反感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动员了起来，参加到保卫突尼斯的战斗中去。

容忍基督教攻击伊斯兰违反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这个口号对伊斯兰教徒忘记过去对奥斯曼的反感，奋起抗击基督徒极具力量。突尼斯市内看到更多的是伊斯兰的绿底白色月牙旗，而不是奥斯曼的红底白色月牙旗。唐·阿方索·达瓦洛斯率领陆军向突尼斯挺进，但每次士兵们从沙丘后面突然出现时，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骑兵队都让他们难以招架。

戈莱塔要塞

红胡子不仅号召海盗，还呼吁不是海盗的伊斯兰教徒。这时的红胡子很狂热，似乎他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把被俘的卡洛斯皇帝献给了苏丹苏莱曼，并煽动大家将其变成现实。在听者心中，突尼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海港城市防御的问题。

7月13日，基督教方面召开了最后的作战会议，第二天要向戈莱塔发起总攻。海上部队已经在戈莱塔前的海面上集结完毕，陆上部队也挖好了通向戈莱塔的地下通道。为靠近城墙时不受妨碍，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尽头填满炸药，引爆后可以破坏城墙。

7月14日黎明之前，海上风平浪静，看什么都还朦朦胧胧。4艘加莱船静静地破浪前行，停靠在戈莱塔的岩壁下。士兵们鸦雀无声，依次登上海岸。霞光照亮周遭时，登陆已重复多次。

又一轮登陆过后，信号发出，大炮齐鸣。戈莱塔立刻应战。同时，戈莱塔开始炮击海面上的船队。戈莱塔连续不断地向海陆开炮。不知道作战情形的人看来，一定以为半夜登陆的基督教士兵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但是，多里亚深知就里。

遭到大炮的不间断轰击，攻击方的行动受阻。但是，炮击之间需要填石弹装火药，总有时间上的间隙。

多里亚利用了这个间隙。等敌人的炮弹掀起水柱，4艘加莱船载着登陆士兵出发，目标直指戈莱塔。因为只是划桨前进，纵使炮弹飞来，一边躲避一边前进也不是什么难事。船一靠岸，士兵立即登陆，然后船只再次利用炮击之间的间隙返回。在炮击的间隙往返运输。当时的大炮难于瞄准运动目标，被敌人命中的概率并不高。

大炮连发就会发热，有自爆的危险，因而，大炮实际上不可能不间断地连续发射。这样，红胡子安排的所有大炮，效果与数量并不成正比。

基督教方面不仅在海上运送士兵。马耳他骑士团载着15名炮手，在船尾装备了24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船头装备了8英寸的大炮，从海上炮击戈莱塔。水手们自如地操纵着加莱船，船尾炮轰击后，迅速调转船头，船头炮再开炮。不光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加莱船用这种方法炮击。

速攻军队根据多里亚的方案，轮番更替“选手”，连续攻击敌人。这样一来，守卫戈莱塔的奥斯曼兵和海盗都没有余力注意爬上城墙的敌兵。

陆军也在使用车轮战的进攻战术。陆军需要应付前方的戈莱塔和后方的阿拉伯骑兵两路敌人。不过，伊斯兰兵有一个缺点，全军一齐冲锋很强，但坚持不了很久。虽然陆上进展不如海上明显，但车轮战战术还是初见成效。

近午时分，两军突然停止了炮击。指挥官并未下令，相互炮击持续了6个小时，硝烟和被炸毁的城墙上升起的尘土，模糊了双方视线，都已看不清该向哪里开炮。

需要花一段时间视野才能明晰起来。随着视野逐渐清晰，基督教联军的每一个陆军士兵和每一个海军划桨手都亲眼看清了半天进攻的成果。

本身是一座巨型炮台的戈莱塔城墙已经惨不忍睹。看到战果后，士兵中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多国部队的欢呼声也因国家而异。当时欧洲人在欢呼时喊的是自己国家守护圣人的名字。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人呼喊圣彼得；热那亚人呼喊圣乔治；西班牙兵呼喊“为了圣地亚哥”；马耳他骑士团呼喊圣约翰。没有统一的欢呼声，只是一片听不清内容的喊叫声。所有的人都呼喊着圣人的名字，奔走呼号。不光是士兵，将军也是这样。一时间卡洛斯皇帝周围没了人影。对戈莱塔的最后总攻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下达命令。

一旦突破便进展飞快。戈莱塔城中最高的塔上，飘扬着教皇旗、皇帝旗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士兵们见状士气大增，当天没等日落就攻陷了戈莱塔。

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不小。毕竟在激烈的炮击之下打了半天白刃战，贵族中也有几人战死。伊斯兰方面的牺牲更为惨重。守卫戈莱塔的6 000奥斯曼士兵几乎全部战死。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和陆军总司令达瓦洛斯在崩溃的戈莱塔巡视了一番。开战前还在突尼斯，炮击开始后逃到基督教一方来的热那亚商人加入了他们。这些商人注意到战死者中没有一个海盗。受伤的人中也没有一个知名的海盗。死伤者中和俘虏中都不见“犹太人西纳姆”的身影。

商人们说，炮击掀起的尘烟遮天蔽日的时候，海盗们就逃之夭夭了。“犹太人西纳姆”10岁的儿子逃得晚了一些，成了海盗中唯一落到基督教一方手中的“战俘”。这个少年被参战的意大利领主皮翁比诺以膝下无子为由收养。

不用多里亚强调，在攻占戈莱塔的过程中，速攻的有效性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明显的。以卡洛斯为首，司令官都对攻陷戈莱塔后立即攻打突尼斯没有异议。

第二天凌晨，在陆上，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分别编成三列纵队，再度行军，直奔突尼斯。年轻的阿尔巴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骑兵紧跟其后。在海上，连运输的船都动员起来，前去封锁突尼斯港。这样形成了从东、北两面攻击突尼斯的阵势，但西、南两面并未派兵，那一年，基督教军队没有余力四面包围。尽管如此，专事强攻的西班牙将军们没有一个感到不安。皇帝卡洛斯也在想象自己明天就能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城，对回加莱船绝口不提。

次日早晨，陆军已到突尼斯城下，城墙一览无遗。城墙里边露出了清真寺高耸的尖塔。城墙前面有很多士兵，从头巾的颜色就能看出，里面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他们手拿半月刀，在朝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进入了迎战状态。红胡子站在这些被奥斯曼帝国视为下等人的当地人面前，向戈莱塔逃来的“犹太人西纳姆”等海盗分配城墙要害部位的防守。

由于彻夜行军，军队兵临城下也不能立即发起进攻，需要让士兵休息。当天，陆军总司令唐·阿方索·达瓦洛斯只是让人把所有大炮摆放到最前线。

7月17日，但等晨曦照亮四周，基督教军的大炮便一齐开火。总司令达瓦洛斯根本不用小规模战斗试探，开始便下达总攻令。炮声、坍塌声、各国士兵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打起了争夺城墙要害的激烈的白刃战。

伊斯兰方面高喊“伟大的安拉”投入了战斗。两军都认为这是正确信仰的人与错误信仰的人之间的战斗。两军都是一神教徒，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就一定错误。正因为如此，死亡也充满喜悦。激战了一个上午，基督教都无法攻破城墙。

到了近午时分，发生了两军都未曾料到的事情。

突尼斯市内的一个“浴场”里收容了1万多绑架、俘虏来的基督徒。红胡子害怕他们暴动，在基督教军登陆乌蒂卡时就把他们全部转移到了位于郊外的一个洞穴中。

沙漠地带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天然洞穴，北非居民用来储藏小麦、橄榄油、椰枣。从“浴场”转移来的人就被塞在这样的几个洞里。他们都被铁锁链锁成一串。以往看管他们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要去守城，转由犹太人看管被塞进洞里的人中有一位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

这位骑士是意大利人，与海盗船的交战被俘后投进“浴场”。他有丰富的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经验，在被带到洞穴的途中看到整个突尼斯城为准备防御而乱成一团，便预料基督教方面这次要动真格进攻了。于是，骑士刚被带进洞就开始说服看管他们的犹太人。

——基督教攻占领突尼斯后，你这位犹太人也会与伊斯兰教徒同罪，因为你曾看管过基督徒。但只要你拿来开锁工具，就不再追究。

一开始犹太人也没同意，但随着炮声传到郊外的洞穴，他改变了主意。这段时间里马耳他骑士已经说服了同伴一起起义，铁锁打开时已众人同心。这个做法立即传到了其他洞穴。“浴场”里收容的都是加莱船的划桨手和强制在矿山劳动的人，所以全是男子。这1万人在骑士保罗的带领下一窝蜂地冲进了突尼斯城。守军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战线，这时在背后遭到新的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

奥斯曼兵处在劣势时也会留下死战，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看劣势马上就会逃走。奥斯曼兵已经在戈莱塔全军覆没，防守突尼斯的只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或是长于逃跑的海盗。红胡子骑在马上拼命叫喊守住，但没有一个人停下逃跑的脚步。

全面崩溃。基督教方面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突尼斯就陷落了，攻城战未满一天。

这回，海盗又全部逃走。

犹太人西纳姆从突尼斯一路向南，快马加鞭，逃回了突尼斯东海岸附近的根据地杰尔巴岛。

红胡子先是钻进突尼斯市内的卡斯巴城堡，趁基督教士兵们在不熟悉的迷宫里转悠的空当离开城堡，从陆路逃到博纳，再乘船逃到阿尔及尔，他总算逃回了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之前从事海盗业的根据地。

有一个著名海盗，因长相太丑，在意大利有一个绰号，叫“驱鬼人”（caccia diabolo），意思是连恶魔见到他也要逃走。他就没有上面二人那么幸运了。据传他也逃出了突尼斯，但却误入沙漠，一连几天没有水喝，后来终于发现水井，却因喝水太急太多，当场猝死。

总之，有名气的海盗没有一个被基督教方面抓获，也没有一个战死。

多里亚和达瓦洛斯二位将领在攻下突尼斯后立即进了城。皇帝卡洛斯作为胜利者进入突尼斯的时间延到了4天后的21日。在攻陷突尼斯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上，高官们在围绕是否允许掠夺和破坏突尼斯城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教廷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势力，以居民并没有参加防卫战，攻占突尼斯也没过多牺牲为由，反对掠夺、破坏已经只剩下老百姓的突尼斯城。

但是，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强烈反对，寸步不让。最后决定权掌握在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卡洛斯皇帝手中。

从第二天起一连三天，突尼斯城里和周边地区遭到彻底毁坏。近万居民仅仅因为是伊斯兰教徒就被杀害，相同数量的居民被当作奴隶带去西班牙。清真寺遭到破坏，就连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也被毁坏。

一切结束之后，皇帝进入突尼斯城。北非主要港口城市之一突尼斯，在卡洛斯的眼里已一片荒芜，住着绝望的人们。不过，这是自诩统治生涯大半在马背上度过的人一生常见的景象，区别仅仅在于是在欧洲还是北非。

卡洛斯决定让哈桑·穆拉格出山，把突尼斯的统治权交给他。在红胡子被赶走之前，他一直是突尼斯的“酋长”。卡洛斯和他达成了媾和条约。

一、突尼斯以后有义务每年向西班牙国王上缴12 000达卡特的年贡。

二、西班牙派一队士兵常驻，经费由突尼斯承担。

三、突尼斯“酋长”发誓，今后与海盗断绝一切关系。

四、戈莱塔城对保障突尼斯港的安全至为重要，同意重建。

军事占领之后，找个当地人交还统治权。我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存心打算向海盗提供基地，作为远征军的最高领导人也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是信任哈桑·穆拉格的能力，则是无知。此人曾被红胡子赶走，在红胡子就在附近阿尔及尔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自由行动。事实上，他只在头一年上缴了约定的年贡，还是在让他预支的情况下才拿到的。

签完这个条约，仍是盛夏。虽然7月就要结束，但8、9月没有大风，仍是地中海南部的适航季节，还有足够的时间进攻阿尔及尔，彻底打垮红胡子。如果现在继续追击，彻底消灭北非海盗这一西地中海灾难的根源也不是梦想。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海盗的两大根据地，其中一个已被收拾，只剩下阿尔及尔了。

但是，卡洛斯皇帝选择了充分享受攻陷突尼斯所带来的荣光，而非追击海盗，巩固占领突尼斯的成果。卡洛斯认为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不知内情的北欧，卡洛斯皇帝的声望在攻陷突尼斯后达到了顶点。

的确，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强烈希望解放收容在“浴场”里不幸的基督徒，即使只是解放了突尼斯的1万人也算实现了这一愿望。停靠在突尼斯港的80艘海盗船成为战利品，这些船上遭受奴役的近8 000名基督徒划桨手也可砸开锁链返回故乡。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海盗全部逃脱。红胡子逃回了就像自家一样的阿尔及尔，在那里活得很滋润。现海盗无须救援，即便苏丹派来援军，从伊斯垣布尔到阿尔及尔路途遥远，需要时间。眼下，红胡子指望不上任何地方的支援。要消灭他，只有“现在”。

达瓦洛斯主张追击，卡洛斯却没有同意。8月初，他决定解散“神圣同盟”的军队，士兵各自回国，自己在西西里登陆，横穿西西里后沿意大利南部北上，前往拿波里。他优先考虑了想看看自己领土和意大利南部的想法。

就这样，1535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结束了。参战国的船和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故乡热烈地迎接他们，人人笑逐颜开。至少海盗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些海盗使他们一看到海平线上的船影就只会逃跑。

从战术上看，这一年进攻突尼斯的战役是充分利用速攻长处的典范。

6月24日从撒丁岛南端出征，8月初就已结束进攻离开突尼斯，耗时40天，其中实际用于战斗的只有进攻戈莱塔的一天和总攻突尼斯的一天，一共两天。虽然牺牲者众多，但算上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而战死的6位贵族，相对6万大军而言也少得惊人。

海军总司令多里亚一开始就主张速攻并付诸实施，陆军司令达瓦洛斯不打前哨战便直接投入全军发动总攻，从而一决胜负，这场战役是海陆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完美一战。

然而，取得战斗的胜利与保持战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君主一直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位35岁就成为欧洲声名最显赫的君主卡洛斯。

弗朗索瓦与卡洛斯

卡洛斯的虚荣心救了红胡子。

红胡子得知“神圣同盟”军队解散返回欧洲，便着手重组船队和水手（海盗），也不再侈谈伊斯兰大义了。召集大家的理由不是去找基督教世界雪耻，而是重开海盗业。也许他懂得招兵买马时眼前利益更有效。阿尔及尔靠海盗业发家，据说基督徒奴隶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一。

转瞬之间一支40艘战船的船队便组织起来，尽管都是些小型加莱船。海盗也募集到位。划桨手不成问题。“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的最多的就是阿尔及尔。“浴场”在阿尔及尔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

已是深秋季节，但红胡子根本不在乎，率领40艘船北上。最初的目标是梅诺卡岛。马略卡岛就在近旁但却防守坚固，红胡子连看都没看一眼。出于同样原因，红胡子没有靠近西班牙的主要城市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梅诺卡完全是西班牙领土，红胡子要在卡洛斯的领土上故意捣乱。

海盗船队挂着西班牙国王的旗子，岛民还以为是从突尼斯凯旋的船队，打着圣人画像，在码头迎候。等船靠了岸才发现不对，但为时已晚。等在码头上的人，除了老人，全被绑架，村镇也被抢了个遍。

红胡子轻易得手，收获颇丰，暂且撤回阿尔及尔。卸下东西和人以后，一路北上，目标直指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这是在跟多里亚捣乱。考虑到与多里亚交战的危险，他避开了热那亚，接连祸害了从热那亚到与法兰西南部交界的地方。当然，靠近利古里亚沿海地方时挂的是热那亚的旗子。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尽管红胡子祸害了整个利古里亚沿海地区，却没有深入腹地。海盗来袭的消息传到利古里亚之前，红胡子和40艘船就早就把飘扬在桅杆顶上的旗帜换成教廷旗，奔教廷领地拉齐奥南下而去。

他同样没有靠近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和防御坚固的罗马外港奥斯提亚，只瞄着警备薄弱的地方靠岸、登陆、掠夺、绑架。红胡子后来一路骚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都没有改变这个方针。哪怕在各地收获再少，也要彻底避免与基督教国家海军对决的风险。为此哭泣的是那些住在中央防御力量鞭长莫及之处的无名也无防备的老百姓。

“神圣同盟”拉开了1535年的帷幕，上半年基督教胜出，下半年则为红胡子所用。逃回阿尔及尔的红胡子终于觉得胸中郁结一扫而光。抛开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身份，作为海盗，他充分挽回了面子。

根据奥斯曼史料，他们的海军总司令的生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476年。果若如此，被迫逃离突尼斯那年他已经59岁。这样的年龄竟有如此能量，其头脑和体力都与安德烈亚·多里亚有得一拼。

被任命为奥斯曼正规海军总司令，却不常驻首都伊斯担布尔，而是派往“伊斯兰之家”以外的西地中海，红胡子对苏莱曼这样做的意图有着准确的理解。在海战中打胜仗固然重要，但干好海盗业，对扩大“伊斯兰之家”这个大战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战。

红胡子并没有因为把突尼斯输给了基督教方面而到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请罪，似乎连封信都没有写。相反，他把海盗业做得很好。苏莱曼也没有写信斥责他。

海盗业有一点与纯粹的私人企业一样，事业的扩大与投资额成正比，投资的扩大与业绩成正比。1536年春夏两季，红胡子把能量集中于海盗业。到了年底，他已经拥有100艘加莱船的身家，即使不仰仗奥斯曼本土的支援，军事力量也已壮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与基督教联军正面对抗。单凭这一点，红胡子就成为奥斯曼苏丹手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而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爆发的激战，不但给那年下半年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红胡子的地位。

历史学家把16世纪前半叶称为欧洲政治的权力游戏时代。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是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这两人之间为什么会玩起炽烈的权力游戏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两个人上台时即已是统治辽阔领土的专制君主。

要说领土，统治西班牙、德意志、荷兰、匈牙利，还有新大陆的卡洛斯必定处于优势。但法兰西国土的大部分都是平原，即为耕地，富饶且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我们不能忘记，工业革命之前，农业一直是欧洲的主要产业。经济富裕，人口众多，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组建大规模军队。

第二，两个人年龄只差6岁，属于同时代人。

如果年龄相差较差大，就可以指望对手早死。但只差6岁便无此可能。

第三，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掌握政权，当时都很年轻。弗朗索瓦统治了34年，卡洛斯的统治则长达42年，都是统治长久的君主。

弗朗索瓦21岁登上法兰西王位，卡洛斯则在16岁就登上了西班牙王位，19岁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苏莱曼成为奥斯曼苏丹时26岁。

如果举出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著名人物，可以做成下表。

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不仅爱好文化，还是一位头脑清楚的人。他很早就意识到，卡洛斯从母亲继承了西班牙，从父亲继承了德意志，他的存在对法兰西是一种危险。

西班牙王位和德意志领主地位都是世袭，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是由诸侯们选举决定的。卡洛斯是先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人们认为他会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但在选举时，弗朗索瓦同为候选人。理由是19岁的卡洛斯，太过年轻。不过，一个25岁的人提出这样的理由，也许说服力太弱。这件事成了后来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长达30年对抗的开始。

主要人物生卒年表

亚平宁半岛成为这两人抗争的舞台，这与始于15世纪末的时代变化不无关系。

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以质取胜的时代。许多人不是封建领主出身，没有作为传统经济基础的土地，但他们对使用头脑和双手的技能却很自信。很多这样的人集中起来形成了“城邦国家”。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生产力极高，区区10万人口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与人口1 000万左右的法兰西、西班牙或奥斯曼相匹敌。如果没有佛罗伦萨银行的融资，法兰西或英格兰的国王，都无法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运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也坚持不了200年。

但是，正如同时代的史家奎恰迪尼所写，以1494年法兰西国王进攻意大利为标志，城邦国家的时代逝去，领土国家的时代来临。个人能力强弱，生产力高低都无关系，人口多就能胜出。所谓近世，是“量”的时代。这就是进入16世纪以后的法兰西、西班牙、奥斯曼、英格兰……

德意志，很晚才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只要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不了这里，就没有国王，这里分裂为各大领主的地盘。但作为军事力量，德意志拥有一支被称为“雇佣步兵”（Landsknecht）的新教派农民军，与瑞士步兵相比肩，正一步步成为决定欧洲战争胜负的战斗主力。这也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人口众多的领土型国家将要决定欧洲的命运。

顺便提一下，根据专家的说法，16世纪前半叶主要国家的人口大致如下。

奥斯曼（埃及、北非除外）：1 600万

法兰西王国：1 600万

西班牙王国：800万

葡萄牙王国：100万

英格兰王国：300万

德意志：1 0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 100万

威尼斯共和国：本土20万，加上意大利东北部属地145万

意大利城邦国家，每个市民的能力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享受着从经济到文化各个方面的繁荣，却也因此完全没有跟上以“量”取胜的领土型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浪潮。由此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出生于典型城邦国家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君主论》等警世名作。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进入16世纪以后仍能维持独立，并成功跻身于欧洲强国行列。

其他地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已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也事实上成了卡洛斯的保护国。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托斯卡纳公国取代。正因为有了卡洛斯的支持，美第奇家族得以恢复元气。

在意大利中部拥有教廷领地的罗马教廷，也受到西班牙色彩浓重的反宗教改革的冲击，渐渐倒向卡洛斯一方。就连当初与威尼斯并称海洋城邦国家之雄的热那亚，也是因为安德烈亚·多里亚在卡洛斯手下效力，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共和国的名分。除了威尼斯，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并入了西班牙领土。

与意大利接壤的法兰西对此怀有危机感。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法兰西与西班牙发生了正面冲突。

然而，在以争霸意大利为目的的这场激战中，法兰西国王不仅战败，还成为俘虏。31岁的弗朗索瓦在25岁的卡洛斯面前饱尝了生不如死的屈辱。在一国之主的危机感中又加进了一个男人的怨念。

11年过去了。1536年，弗朗索瓦和卡洛斯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这次是为了争夺米兰的所有权。

1536年10月，米兰领主斯福尔扎公爵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弗朗索瓦马上在斯福尔扎家族面前搬出200年前的陈年旧账：领有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曾经把女儿嫁给了法兰西国王，因此米兰应归法国所有。卡洛斯拒不同意。教皇保罗三世居间调停也告失败。

弗朗索瓦寸步不让。卡洛斯也不惜做出诉诸武力的姿态。弗朗索瓦命令自己的军队从法兰西南部向热那亚进军。卡洛斯则命令德意志兵南下都灵。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意大利的西北部。

已是冬季。冬季休战是因为实际上无法打仗。意大利北部寒冬严酷。于是两军便在都灵和热那亚之间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进入了冬令营。

弗朗索瓦在这个冬天有所行动。不，行动从秋季就已开始。只是入冬以后，法兰西国王才同意建立同盟。

法兰西—奥斯曼同盟

已经42岁的弗朗索瓦一世内心也许不得不承认，法兰西军队以及担任总司令的自己都不擅长打仗而处于劣势，与可以调遣西班牙兵和德意志兵的卡洛斯交战并无胜算。为了改变这种令人悲观的现状，需要寻找新的伙伴。这个伙伴，却是基督教国家意想不到的对手。

法兰西国王派出密使专程前往奥斯曼宫廷进行联络。从这一点看，提出法兰西—奥斯曼结盟的极有可能不是苏莱曼，而是弗朗索瓦。连当时号称情报机构水平最高的威尼斯都完全没有注意到双方的结盟，可见办事之巧妙。

到了第二年1537年，法兰西—奥斯曼同盟公开化，基督教世界震惊，教皇整天哀叹，各国一致谴责法兰西。

过去欧洲国家中只有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条约。但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的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军事条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和威尼斯承认并尊重相互间的贸易自由，而非在军事上结成统一战线。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却是纯粹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的内容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就在法兰西军队把卡洛斯的军队牵制在意大利北部的时候，奥斯曼海军袭击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

卡洛斯因此被迫要在意大利南北两条战线投入兵力，结果自然很难再向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中欧派兵防卫，奥斯曼陆军在那里发动攻势。这样一来，奥斯曼军队对欧洲的进攻也比以前更为容易。

这就是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所订条约的主旨，说法兰西国王因仇恨卡洛斯而向伊斯兰出卖了基督徒也许不错。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在与法兰西的共同战线启动之时，着手重增陆海军力量。为此他将红胡子召到伊斯坦布尔，犹太人西纳姆也被召去。

红胡子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再度明确负责的海域为西地中海。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苏莱曼给红胡子定出了明确目标：并不需要夺回突尼斯，而是要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建立基地，以此为据点，掠夺破坏。为此，苏莱曼给了红胡子充裕的资金。

海盗干的就是掠夺破坏，通常是扫荡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基地。但这次苏莱曼命令红胡子改变做法，不再返回基地，而是就地盘踞，把传统海盗行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南部。这是把卡洛斯的军事力量分割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策略，如果红胡子扫荡后回国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这就是说，红胡子在做海盗的同时还必须充当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为了让手下的海盗同意这样做，就必须保证他们能得到与纯粹做海盗时一样的收入。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人跟他走。苏莱曼给红胡子的充裕资金也是佣兵费。

苏莱曼也给犹太人西纳姆安排了新任务。西纳姆的活动地点移到了红海，埋伏在红海的出口，即现在的索马里海域，袭击去印度的葡萄牙船。自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新航线后，经红海去印度购买香料的航线就被葡萄牙垄断。袭击去印度的船，抢光船上的金银币，这就是奥斯曼苏丹交给海盗西纳姆的任务。葡萄牙是西班牙的盟国。

带着新任务回到阿尔及尔的红胡子跃跃欲试，干劲十足，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超过百艘的船队。又从除突尼斯以外的北非全境召来海盗，登船出发，完成任务。

他没有忘记让几艘“福斯塔”小船先行，四处停靠，散布假情报说，红胡子船队正去埃及，将与身在红海的犹太人西纳姆共同作战。红胡子的新任务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建立基地，而布里亚所在的伊奥尼亚海一带有威尼斯的谍报网。

红胡子船队靠近希腊西海岸后突然改变方向，全速向西北驶去。布里亚位于呈长筒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处。红胡子并没有去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这两个城市是布里亚的主要港口城市，防御坚固，易守难攻。他把目标锁定在了奥特朗托以南10公里的一座名为卡斯特罗的港口。

遭到4 000多海盗的袭击，小小的港口城市毫无招架之力。从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下来告急的人跑到城里的时候，港内已经挤满了海盗船。

红胡子驱使全体居民构筑了适合做基地的城堡。在突击完成的城堡的高塔上，飘扬着红底白色月牙的土耳其帝国旗。

但海盗就是海盗，成不了战士。他们让居民建设基地，自己却全力以赴地掠夺周边地区。

“红胡子在布里亚登陆”，这一消息传到了基督教方面。

“撒拉森塔”不仅可以向附近居民报告海盗来袭，还可以燃起狼烟，逐塔传递消息。发生在布里亚南端卡斯特罗的情况就这样传到了身在拿波里的唐·佩德罗·阿尔瓦雷斯那里，他以西班牙副王的名义统治着意大利南部。

阿尔瓦雷斯立即命令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一队人马南下，同时派出快船前去通知正在第勒尼安海上寻找红胡子的安德烈亚·多里亚。

这次，多里亚的行动依旧神速，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经年过七旬。他用快船联络，要求各国速派船到墨西拿集结。说是各国，实际上也仅限于能够迅速驰往西西里东北墨西拿的国家。

这一年，多里亚率领25艘加莱船四处寻找红胡子的下落。他自己的船达到22艘，西班牙船只有3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依然不了解大海。他命令多里亚阻止法兰西军队从海上向意大利运兵，却只派给他3艘船。多里亚这时的行动好像没有取得卡洛斯的批准。也可以认为，只求拿出战果，已没有时间去请求批准。

没有扩大参战国范围也是一件幸事。不到一周，所有船只便集结到墨西拿。

多里亚率领着自己的22艘船和西班牙的3艘船到达了集结地。副王阿尔瓦雷斯派出的6艘船已经从拿波里抵达。几天后，奇维塔韦基亚来的教廷海军的7艘船进港。来自马耳他骑士团的两艘大型帆船也随后抵达。骑士团还带话来说，一俟准备就绪，还将再派几艘加莱船。这时，战斗用的加莱船数量已经有38艘。根据多里亚获得的情报，红胡子有100艘加莱船。多里亚知道，海盗船多是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

但是38比100，战力差距还是太大。然而多里亚认为，与其给敌人更多时间，不如改变战术，照样打这个仗。他命令由38艘加莱船和两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全体出港。

优秀将领的首要条件是精通地理。听到卡斯特罗这个一般热那亚水手都不知道的布里亚小港口的名字，多里亚不但估摸出了它的位置，还想象出了它周围的情况。

那个地方，红胡子也能轻易攻取并作为基地。但要以此为基点北上进攻意大利南部，来自奥斯曼本土的补给不可或缺。阿尔及尔城除了面海的一侧，三面都有城墙环绕，但没有技术也没有工厂，连弹药也不能自给。这里依靠海盗业而繁荣，没有制造业。多里亚认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定会使这里的所有物资短缺，它只能靠土耳其本土补给。

多里亚决定，与其直接进攻夺回卡斯特罗，不如切断其补给。他决定采取途中设伏的游击战术。

何处设伏将关系到这个战术的成败。奥斯曼补给船只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通过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沿这片“多岛海”南下，到达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向西北跨过伊奥尼亚海到意大利布里亚南端。这条路线距离最短。

不过，如果没有特别有自信的水手，不是特别大的船队，一般船只都会选择沿海岸航行。多里亚预料，要是那样，航线就该是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半岛西侧北上，到达科孚岛近海后转向西北，驶向布里亚南端的卡斯特罗。他决定在科孚岛南端设伏。

科孚岛长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一直保持着中立。在这个岛附近埋伏，不用担心腹背受敌。

多里亚的幸运是敌人的行动与他所料完全一样，而且行动迅捷。

只等了几天，海平面上就出现了奥斯曼的运输船。奥斯曼帆船不喜欢使用种类繁多、需要高度技巧的三角帆，他们多用只需升降即可的四角帆，很远就一看便知。奥斯曼的14艘运输船组成一支船队，正在顺风北上。

多里亚让所有船只在桅杆上高高挂起自己国家的旗帜。

奥斯曼船只发现了这些船。返航太远，他们决定转向西北，躲进目的地卡斯特罗。

多里亚当然追击。他命令自己的22艘船采用只有热那亚水手才会的需要高度技巧的操纵方法。首先，三分之一先绕到正在逃跑的奥斯曼船队前方。另外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右侧，剩下的三分之一绕到敌船左侧，三面夹击。剩下的一面让其他加莱船封堵，加莱船可以放下帆来划桨航行。这样，奥斯曼的14艘船就在海上被包围了。

科孚岛的城堡

运输船上没有多少士兵，包括水手在内有180人。只开了一炮，他们便全体举手投降。

这支船队满载粮食、弹药和火药。多里亚通过审问水手得知，船队的出发港不是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而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货物由西纳姆奉苏丹之命采购。只有这一点多里亚预料错误。不，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让一艘运输船逃脱。

红胡子在卡斯特罗翘首以待，他从好不容易进港的那一艘船得知，多里亚的游击战术获得了成功。多里亚在知道一艘敌船逃脱时候就确信，红胡子一定会出动。但他不想逃跑，也没有必要逃跑。

奥斯曼运输船队所载的物资分到了所有船上，可以航行很久而不用靠港。他还决定用俘虏的800名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化的希腊人充当划桨手。基督徒划桨手都加入到了士兵的行列。此外，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已经到达。多里亚可用的船只有42艘加莱船和两艘大型帆船。

他认为，这样便可与红胡子一搏，即便他手下有100艘船。刚到7月下旬，还有很充分的海上作战时间。

多里亚多方派出了侦察船，打探情报。其中一艘报告说，有12艘奥斯曼加莱船正在北上。这艘侦察船甚至潜入加莱船队停泊的港口，探到了这个船队的重要情报。

这12艘加莱船满载着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他们作为苏丹近卫军闻名遐迩。

目的地是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去维罗纳，是为苏丹苏莱曼从陆上进攻维罗纳做准备。维罗纳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的布里亚隔海相望。现代从阿尔巴尼亚去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就是划着橡皮艇从维罗纳港出发的。在维罗纳，可以从最窄的地方渡过亚得里亚海。500年前的奥斯曼苏丹好像也这么考虑。他想攻占维罗纳，把这里建成进攻对面意大利南部的基地。从维罗纳到卡斯特罗，只隔着一步之遥的亚得里亚海。

这次，多里亚也没有去征求任何人的建议。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12艘奥斯曼加莱船抵达维罗纳前将其击垮。他认为，这支船队也会沿希腊西海岸航行，一路北上。与帆船相比，加莱船多会选择沿海岸航行。

多里亚决定，在科孚岛与希腊西海岸之间的海峡设伏。不过，即将成为战场的海域远比伏击帆船队时的科孚岛南面狭小。海面狭小，船只数量众多，便有自己人相互冲撞的危险。

伊奥尼亚海及爱琴海周边地区

敌人有12艘船。多里亚决定，此次只带马耳他来的4艘和自己的11艘，共15艘船前去埋伏。这15艘的划桨手全都是基督徒自由民。多里亚预料此战必定激烈，近战需要划桨手兼做士兵。他命令其余船只在附近的帕克西岛待命。

正如所料，12艘奥斯曼加莱船进入预定海峡，尚未发现正在海峡深处等待的多里亚船队。入夜，月亮近乎满月。海域狭小，站在岸边即可将对岸一览无遗。多里亚不再等待，命令主动出击。于是15艘船与对方的12艘船在狭窄的海面上发生激烈冲撞。

组成奥斯曼新军军团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满10岁就被定期巡视的奥斯曼政府官员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家庭中强行带走，训练军事技能，加以培养。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过着独身的集体生活。新军军团士兵是奥斯曼军队精兵的代名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能依赖父母，苏丹便极其自然地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发誓效忠的人。因为他们勇猛而忠诚，新军军团成为苏丹的近卫军。

在被强行带走的少年中，有不少人聪明伶俐，在苏丹的宫廷，也就是今天的中央政府中，走上了高级官僚的道路，其中不乏当上大臣的人。正如当时的马基雅维利所写，“奥斯曼帝国除了苏丹都是奴隶”。这话真是一语中的。

没有被提拔为官员的人全都成为新军军团士兵。他们有自己的规矩：逃跑者死，哪怕是战友。在敌人面前逃跑的人会被战友杀掉，这就是规矩。当然，在基督徒面前逃跑另当别论。

真蒂莱·贝利尼所作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素描 

迎战这样的新军士兵，后半夜打响的这场战斗注定是一场恶战。月光照亮甲板，这里就是战场。船只猛烈相撞后，士兵们登上敌船，打起白刃战。半月刀在月光下寒光闪闪，基督教士兵的惨叫声响成一片。但大刀手立刻便成为步枪的牺牲品，倒下不能动弹。激战中迎来了清晨。

晨曦映出了战斗的残酷。奥斯曼方面损失惊人，基督教方面，尤其是马耳他的4艘船上也惨不忍睹，一派地狱景象。

其他船只也是桨橹相咬，大炮不能开火，船只动弹不得。多里亚明白，必须改变战术，只有炮击才能收拾混战的局面。

为了保护排列在船腹的划桨手，加莱船上的大炮通常安装在船头或船尾。不久前，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开始在划桨手队列的旁边高台上安装了旋转式炮台，可以90度转向开炮，这样在左右船腹也能进行炮击。也许是因为没有迫切需要，这项技术改良还未被使用过。多里亚决定采用这项技术。

他立即召来教廷海军司令奥尔西尼和马耳他骑士团司令斯特罗兹，告诉他们采用这个战术。各船开始把大炮从船头移到腹部。

多里亚在内的所有参战国的司令全都加入敢死队，亲自参加抗击奥斯曼新军军团15艘船的战斗。

与敌船搅在一起的船开始一点点分开。到了可以炮击的距离，立即下令开炮。

大炮在旋转式炮台上一齐开火，接二连三地命中奥斯曼加莱船的中部。在近距离炮击下，连船身较低的加莱船也不堪一击。

一艘船在眼前沉没。在激烈的炮火下，看到友船在眼前沉没，不可一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士兵也在队长阿里·塞里夫的带领下举手投降了。

两军受损的惊人程度不相上下。奥斯曼的11艘船被缴获。新军军团800士兵当了俘虏。没有奥斯曼方面战死人数的记载，但伤者记录达2 500人。运载奥斯曼新军军团加莱船的划桨手也是奥斯曼人，而不是基督徒奴隶。通常在缴获伊斯兰船时一定会有对获得解放的基督徒划桨手的记述，但这次却没有记录，原因就在于此。

基督教方面战死300人，伤者达1 200人。没有船只沉没。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天就率领自己的15艘船和缴获的11艘奥斯曼船去了自家军队留守待命的帕克西岛。正值夏季，需要赶紧埋葬死者，救治伤者。

就在这时，他知道了红胡子正率领整个船队向这里开来。

这种状态下，即使红胡子不是对手，也不可能再打一场海战。尽管刚到8月，多里亚还是决定率领全部船队回墨西拿。这就相当于从红胡子面前逃跑。虽然打了胜仗，但己方牺牲过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船队首尾相连，一直航行到西西里出现在海平线上。海上经常会有遭遇海盗的危险。来到西西里近海，骑士团的船告别舰队回马耳他岛。马耳他的4艘加莱船受损严重，没有两艘帆船的牵引就无法前行。

其余的船安全抵达墨西拿。不过，多里亚的船队和教廷的船队既没有回热那亚，也没有回奇韦塔维基亚，他们决定在墨西拿港待到秋天。他们虽把红胡子和他的百艘船队甩在了伊奥尼亚海，但多里亚也无法预料事态何时会发生突变。

奥斯曼苏丹得知本该在维罗纳等他的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命运之后暴跳如雷，他只得动用自己带来的军队占领了维罗纳。他后悔从海上运送精锐。没有新军军团，连巩固占领地都困难。近旁科孚岛上威尼斯基地如何行动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对维罗纳的占领。苏莱曼命令前来联络的红胡子：攻占科孚岛！

喜欢人们叫他“立法者”的苏莱曼发怒前似乎丧失了理智。科孚岛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土。进攻科孚岛将违反与威尼斯之间缔结的友好通商条约。

但在苏莱曼看来，多里亚两度在科孚岛近海对奥斯曼军队为所欲为，而科孚岛上的威尼斯人却一直袖手旁观，这本身就是违反友好条约的行为。

通商条约不是军事条约。正因为如此，威尼斯从本土派来增援基地的加莱船队，但却完全保持了中立。

多里亚也理解这些情况。因而，尽管使用各方面设施齐备的科孚岛要方便得多，他还是命令船队到帕克西待命。这一点奥斯曼人却不能理解。

多年以来，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把科孚岛作为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堡垒，致力于巩固防御设施。即使遭到红胡子和他的100艘船的进攻，科孚岛也将岿然不动。

但是，苏莱曼身在维罗纳，正规奥斯曼海军的总司令红胡子向科孚岛发起进攻，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无异于奥斯曼突然宣战。

苏莱曼屡败屡战仍要继续进攻维也纳，在地中海也不会只干一次就罢休。

要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维罗纳归入奥斯曼版图，把西岸的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建成稳固的奥斯曼基地，威尼斯正当其中，封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入口。

威尼斯政府在亚得里亚海各处基地布置战备，同时在本土，元老院连日来围绕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的中立政策的对错，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

到了秋天，事态终于平静下来。

苏莱曼返回了伊斯坦布尔。红胡子要回卡斯特罗基地。

多里亚通过侦察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墨西拿，驶向伊奥尼亚海，追击红胡子船队，他击破了队尾的几艘船。但因红胡子船队的大部队已经进入卡斯特罗港，多里亚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只好撤回墨西拿。

安德烈·古利提 

撤回途中发现法兰西大使乘坐的帆船队正在驶向伊斯坦布尔。帆船队满帆顺风逃走。也许，半年征战也使多里亚感到了身心疲惫。

在墨西拿停泊几天后，多里亚回到自己的祖国热那亚。他放心不下全力以赴防御法兰西军队的祖国。

行至中途，同行的教廷船队也作别，返回奇维塔韦基亚港。

因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而沸腾的1537年就这样过去了。

弗朗索瓦一世还没能把热那亚弄到手，卡洛斯的军队就已经侵入米兰。

奥斯曼军对维也纳久攻不下。以红胡子为先锋，对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进攻也仅局限于卡斯特罗及其周边地区。

威尼斯受到欧洲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冲突余波的冲击，总督安德烈·古利提苦涩的面孔经常出现在激烈争论中立对错的讨论席上。关于总督古利提的详细情况请读者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下卷“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一章。当时威尼斯的领袖之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奥斯曼。他不但自己拥有丰富的奥斯曼经历，还有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并改信伊斯兰教的儿子。关于他的这位儿子，以前我在《圣马可杀人案》一书中有所描述。

然而，即使拥有安德烈·古利提的资质和经验，也无法解决这个时期威尼斯所面临的难题。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前一年冬天开始行动，而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在这一年冬天也行动起来了。

抗奥联合舰队

位于长筒靴脚踵处的港口城市卡斯特罗再小，也是属于亚平宁半岛的。奥斯曼的旗帜在这里飘扬的现实，必然会让身在罗马的教皇保罗三世心生不悦。

陆地相连与中间隔海不同，使人感受到的威胁有巨大的差别。对奥斯曼在陆上之强大，基督教各国君侯无人会有异议。没有人知道奥斯曼什么时候就会以卡斯特罗为基地派大军北上。教皇一直在为保卫维也纳奋战在前线的匈牙利国王筹措军费。虽然身在罗马，远离前线，教皇保罗三世对危机也与在前线一样感同身受。

这个时期，年逾60却热情不减的米开朗琪罗正在位于教廷一角的西斯廷教堂里奋力创作《末日审判》。

保罗三世年轻时曾留学佛罗伦萨，可以说也是一位饱受文艺复兴文化浸润的人。《末日审判》是前任教皇克莱蒙特请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但因1527年的“罗马浩劫”而中断，保罗三世再次请求他完成作品。

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有《创世记》，那是米开朗琪罗30多岁时的作品，独步天下。如果米开朗琪罗能在里面的整面墙壁上完成的《末日审判》，与两侧墙壁上波提切利、基尔兰达约和佩鲁吉诺等人的壁画合璧，整个西斯廷教堂就将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大圣殿，从而无愧于“Cappella Sistina”——教皇西斯图的礼拜堂这一称号。

保罗三世被称为文艺复兴最后的教皇。毫不奇怪，这一想法像一直燃烧着的火焰，温暖着他的内心。他每天在抗击奥斯曼与争斗不息的基督教各国间，紧张不已。这念头就像穿透繁茂树叶的间隙射进丛林的阳光，使他内心得到些许温暖。相传他已年近70，每天都要造访创作现场，令小他7岁的米开朗琪罗感到厌烦。

《末日审判》中央的基督，完全不是温柔慈悲，而是狂暴发怒的样子。听说教皇并不讨厌与自己同辈的艺术家所描绘的这位愤怒的基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所面临的难题也令人无法不狂躁发怒。

但是，外交是一个不隐藏愤怒就寸步难行的领域。教皇保罗三世提倡基督教世界结成抗击奥斯曼的同盟，但在推进过程中，教皇却一再隐忍。

教皇首先向卡洛斯派去特使，因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保卫基督教世界是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目的。卡洛斯不能坐视奥斯曼在自己领土上，哪怕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角落建立基地，西班牙国王的回复正如所料。

几乎同时，教皇也号召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参加同盟。教皇知道法兰西与奥斯曼是同盟关系，但他还是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大义努力说服弗朗索瓦一世。可是，尽管不惜与奥斯曼结盟而组成的反卡洛斯战线没有结出果实，失望的法兰西国王并未给出教皇所期待的答复。

教皇提出至少与卡洛斯休战的请求。法兰西国王对此也没有给出理想的答复。中世纪的教廷有“开除教籍”这个最强的武器，但这一招对经过文艺复兴的君侯越来越无效力。

教皇保罗对拉威尼斯共和国加入同盟比对法兰西更为执着。

结成抗奥同盟的目的是把已经入侵到意大利半岛和希腊之间伊奥尼亚海的奥斯曼势力彻底赶走。当然，可依靠的与其说是陆军不如说是海上战斗力。说到海上战斗力，与拥有1 600万人口、号称欧洲人口最多的法兰西相比，只有其十分之一人口的威尼斯更加强大。教皇保罗认为，没有威尼斯就不能战胜奥斯曼。威尼斯的科孚岛在这一年遭到奥斯曼的进攻，重新审视以前与奥斯曼的关系迫在眉睫。

教皇保罗三世 

威尼斯接待了教皇的特使，但难以立即表态。

他们以贸易立国为国策，避免战争。西班牙为反宗教改革派所操纵，他们不仅敌视伊斯兰，还憎恶同为基督徒的新教。威尼斯虽属基督教，却总与宗教保持着距离。这两个国家不可能友好共处。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异端裁判和女巫裁判风头正劲，而同时期的威尼斯却没有一个人因宗教原因被判死罪。被宗教裁判所盯住的人只有逃亡一条活路。而悄悄向这些人伸出援手的人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他们：逃到威尼斯去吧！

然而，威尼斯目前正深陷困境。失去保卫亚得里亚海出口和威尼斯商船安全的科孚岛，就等于失去了海外贸易。威尼斯政府一向不关心扩张领土，只重视海外贸易的自由与安全。奥斯曼苏丹所关心的是扩张领土，而不是贸易。这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理”，而是“力”。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欧洲第一，但仅靠一己之力也无法对抗实力强大且不惜把海军交给海盗发动攻势的奥斯曼帝国。

威尼斯终于做出了决定，站在基督教世界一边，与伊斯兰的奥斯曼作战。

响应教皇保罗三世的号召结成的同盟于第二年即1538年2月8日签约，正式启动。盟约内容如下：

一、所有战争费用六等分，主要加盟国按以下比例分担：

教廷：六分之一

威尼斯：六分之二

西班牙：六分之三

教廷国家（罗马教皇也是领主，拥有以教廷所在地拉齐奥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的广阔领地）和威尼斯承担的部分由这两个国家的国库支出，但负担了一半战争费用的西班牙却不可能由国库全额支付。拿波里以南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属西班牙统治，西班牙负担中的一半由这两地通过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形式承担。统治者并非自己投入人力、财力来保护你，绝大多数情况是如果你出人出钱我就保护你。这也是近代殖民帝国的一种“剥削”方式。

二、1538年各国筹备的战斗力总数为：

加莱战船： 200艘

运输用船： 100艘

步兵：5万人

骑兵：4 000人

三、各主要加盟国负责筹备的加莱船数量为：

教廷：36艘

威尼斯：82艘

西班牙：82艘

各国不单要提供加莱船，还要提供船上的水手、划桨手和战士（今天所谓的水兵）等人员及其所需费用。威尼斯提供的数量与西班牙一样，看上去不合常理，但这似乎是因为威尼斯是海运国家，拥有造船能力，习惯于做这样的准备。

四、基于同样原因，100艘运输用船的大半也由威尼斯负责，但规定造船费用由各国比照战费的负担比例支付。

五、对陆上战斗力颇有自信的卡洛斯决定负责5万步兵和4 000骑兵中的大半。而连船带人的海上战斗力的责任更多地分派给了威尼斯。

如果各国都能全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地中海的战斗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六、奥斯曼方面正在陆上进攻中欧。那里的防卫一如既往由匈牙利国王负责。各同盟国也按以往的做法，继续予以资金支持。顺便一提，当时的匈牙利国王是卡洛斯的弟弟费尔南德。

七、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保留席位，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加盟。

八、签约的同盟国家须在1538年3月以前完成一切海陆准备工作，在科孚岛集结。

九、陆军总司令由教廷陆军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韦尔担任；海军总司令由西班牙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

卡洛斯与威尼斯之间就海军总司令的人选发生了争议，致使同盟签约花了整整一个冬天。

威尼斯坚决反对多里亚担任总司令，理由是不能把自家军队的命运托付给雇佣兵队长。

威尼斯共和国人口较少，与其他国家一样，陆军只能依靠雇佣兵制度。但雇佣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与其说士兵为付钱的雇方打仗，不如说当兵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职业，他们会采用尽量不冒风险的办法完成任务。雇佣兵打雇佣兵，战斗虽漂亮，但却无人伤亡，更不用说战死。借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家布克哈特的话说，这是“作为艺术的战争”。雇佣兵方希望速战速决的战斗打起来后总是一拖再拖，只见金钱哗哗流出。

同时代人马基雅维利极力谴责这种雇佣兵制度。因为自己作为官吏服务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一直被雇佣兵队长所玩弄，他一直主张创建由本国国民组成的军队。不过，同一时代的威尼斯采用了更为现实的解决办法。

威尼斯把称为“proveditore”（直译为监督官）的人作为参谋紧密跟随雇佣兵队长，使雇佣兵队长不能为所欲为。佣兵费的支付权完全交给了监督官，他对雇佣兵队长具有相当的发言权。总之，威尼斯对雇佣兵队长如此不信任，反对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总司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卡洛斯毫不让步，甚至扬言不让多里亚当总司令就退出同盟。作为妥协，教皇保罗试图以让同盟军陆军总司令的德拉·罗韦尔兼任海军总司令的方案来说服威尼斯。但把自己国家的海军交给毫无海战经验的乌尔比诺公爵，这对威尼斯来说是更大的噩梦。当然，卡洛斯也反对这个方案。

结果威尼斯让步了。既已决定与奥斯曼打仗就必须取胜，他们决定相信当代第一的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这位大海英雄的气概，尽管他是雇佣兵队长。

同盟条约的最后一条第十条规定了战胜奥斯曼后各加盟国的利益分配。北非归卡洛斯，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海港口归威尼斯，罗得岛归马耳他骑士团。尽管这是不知前景如何的如意算盘，但定不下来就无法开仗。这也是有多个国家参加的同盟军的现实。

这年的抗奥联盟，自筹备阶段开始就聚集了上起教皇下至百姓的无数人的希望。他们经常生活在被抢被烧被绑架的恐惧之中。现在，地中海周边国家在把海盗赶出地中海的大旗之下集结起来，追击并彻底歼灭红胡子及其喽啰已经不再是梦想。各地造船厂全负荷运转，报名当划桨手和士兵的志愿者蜂拥而至。

3月中旬，威尼斯的82艘船早早地如约抵达集结地科孚岛。威尼斯负责提供的运输船也结为若干船队，正在南下。威尼斯舰队由82艘加莱船组成，司令是温琴佐·卡佩罗。他不仅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干过，拥有丰富的海外基地经验，还是这个时期威尼斯海军的总司令。威尼斯为这一年的抗奥联盟打出了最好的一张牌。

可是，约定的集结日期3月的最后一天已过，教廷海军和西班牙海军却都没有现身。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并不担心。盟约于2月8日缔结后，传回各国并立即着手准备，也只有威尼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威尼斯拥有当时地中海，不，包括北欧在内技术水平最高、制造规模最大的“国营造船厂”（Arsenale）。考虑到这个情况，联盟将集结时间后延定在了3月底到6月这段时间内。

此外，教廷通报了教廷海军迟到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奇维塔韦基亚的造船能力，第二是因为教皇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让法兰西加入同盟的努力。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不顾高龄从罗马出发，亲赴萨伏依公国的尼斯，把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召集在一起，希望以抗奥联军的组建为契机探索改善长年不和的法西关系的途径。

然而，把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减弱了罗马教皇权威的光环。对普通信徒而言，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而与其个人能力无关。耶稣基督对彼得说“要在你的身体上修建教堂”，彼得便是第一代教皇，历代罗马教皇都被认为是彼得的继承者。罗马教皇至今仍对老百姓有着极大的权威。但对为政者却不然。曾几何时，开除教籍的绝罚威力巨大，但到中世纪也失去了效力。这就是现实。

法兰西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没有到有教皇等候的尼斯。

但教皇没有放弃。尽管让法兰西加盟一事失败了，他仍在力争实现法西之间停战10年的目标。使节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往返穿梭于尼斯与巴黎、尼斯与巴塞罗那之间，终于在5月底使双方签字。

这就是教廷海军迟至6月中旬才到达的原因。就算教廷海军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准备停当，没有教皇的命令也寸步难行。

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哪怕只有10年，对欧洲来说当然也是值得庆贺的喜报。法兰西和西班牙在欧洲各地屡屡发生冲突，现在双方收剑入鞘。教皇保罗三世带着这个喜讯回到罗马，命令教廷海军出发。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以往卡洛斯必须把军力兵分两路，一路在意大利北部防范法兰西的入侵，一路在意大利南部抵抗奥斯曼的攻势。而今后至少10年，他不需要这样做了。其影响对同盟未必是好事。

卡洛斯首先命令把奥斯曼势力从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卡斯特罗赶出去，这事轻而易举。红胡子及其手下的海盗被苏丹召回伊斯坦布尔，不在卡斯特罗。而收复卡斯特罗对卡洛斯来说，意味着失去了加入同盟的一个理由。

6月中旬，教廷海军抵达了集结地科孚岛。但时至7月，仍不见多里亚率领的拥有82艘舰船的西班牙海军的影子。威尼斯海军来到科孚岛已经三个月，但他们一点儿也没浪费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科孚岛等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沿岸各处威尼斯基地的防御。但进入7月，就到了等待西班牙海军的极限。从船长至划桨手都开始抱怨：西班牙人究竟在干什么？

威尼斯海军司令卡佩罗和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一致同意派侦察船去墨西拿。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海军要来科孚岛，必须经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但侦察船带回了情报，说等了一周，连西班牙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进入8月。威尼斯共和国的情报机构已深深渗入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根据那里的情报，身在科孚岛的卡佩罗得知，红胡子已率领奥斯曼海军从伊斯坦布尔港出发。他还了解到，这支奥斯曼正规海军，不但总司令是红胡子，主要战斗力也全由海盗构成。红胡子把先遣队交给其下能人图尔古特指挥，而图尔古特的目标是把航行途中所遇到的威尼斯基地打个遍。

奥斯曼已经开始行动，多里亚却不见人影。

8月10日，矗立在科孚岛南端的瞭望塔看到挂着白底黑鹫皇帝旗的船出现在西边海面上。教廷海军司令格里马尼以为多里亚终于到达，让人派船，亲自出迎。然而，来者不是多里亚。坐在船上的是西西里的副王唐·费兰特。被委以联军陆军指挥的乌尔比诺公爵病重，命他前来代替。

费兰特是意大利北部曼托瓦领主贡萨格侯爵的第三子，卡洛斯手下著名的武将，当时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西西里就由他统治。卡洛斯生性阴柔，从不轻易敞开心扉，但在用人方面却独具慧眼。

在科孚岛城的一间屋子里，费兰特与表情严峻的卡佩罗和格里马尼见面，递上了一封卡洛斯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我们的总司令多里亚早晚会到，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耐心等待。信中明确写道不同意一切没有多里亚的军事行动。

当晚，科孚岛总督官邸举行晚宴，欢迎联军陆军总司令的到来。出席者全是男子，显示出科孚岛是抗击奥斯曼的前线基地。席间，卡佩罗试探性地询问年纪尚轻的费兰特，卡洛斯皇帝的信来自何方。

费兰特说，信在巴黎写成，由多里亚的部下送到西西里的巴勒莫，交到自己手上。未等卡佩罗多问，费兰特接着说道：

为了庆祝缔结10年停战条约，弗朗索瓦邀请卡洛斯去巴黎。卡洛斯计划乘多里亚的船从巴塞罗那到马赛，再从那里去巴黎，在法兰西国王的款待下小住数日，再返回马赛，乘船回巴塞罗那。多里亚正在马赛待命。

年轻直率的费兰特的这一席话，与常驻法兰西宫廷的威尼斯大使传回的情报完全吻合，卡佩罗预感不妙。

出席晚宴的格里马尼听了费兰特的话也深感疑虑。被委以教廷海军司令的格里马尼的本职是阿奎利亚的主教，是神职人员。他是热那亚人，却不擅海战。所以尽管同为热那亚人，他却没有像多里亚那样选择做海上雇佣兵队长。

格里马尼把卡佩罗悄悄地叫了出来，问他有无可能不等多里亚到来就发动军事行动。格里马尼说，威尼斯和教廷加起来，光是加莱船的数量就有118艘。这么强的战斗力，足以与红胡子一搏。

但是卡佩罗没有同意，理由是如果打起来，不得大胜没有意义。

但是，已经有情报传来，5万奥斯曼陆军正在从亚得里亚海各处的威尼斯基地向西横穿希腊。还有消息称，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海军已经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进入伊奥尼亚海。不久谣言四起，说卡洛斯要把联合舰队的出动延到第二年。准备了82艘船却只能在科孚岛待命，威尼斯舰队对西班牙的怒火即将燃烧。

9月8日，多里亚终于到达科孚岛。根据协议，他应该带来82艘加莱船，但只有41艘到达，他只带来了承诺数量的一半。运输船的数量也不满约定的一半。

这41艘船中，多里亚有22艘，骑士团有2艘，其他则是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提供的，西班牙本土的船一艘也没有。卡洛斯以自己国家不承担一切风险的形式“参加”了抗奥基督教联合舰队。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感到，不妙的预感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然而，卡佩罗根本不知道，卡洛斯命令推迟出发的多里亚不许打对威尼斯有利的仗！

刚刚进入9月。光是集结在科孚岛的军事力量就足以向奥斯曼发起挑战。

威尼斯：82艘

教廷：36艘

西班牙：41艘

加莱船总数：159艘

水手、划桨手、战士总数：3.7万人

大小炮具总数：2 500门

9月10日，在科孚岛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召开首次作战会议，两天前抵达的多里亚参加了这次会议。

威尼斯舰队司令卡佩罗一开始就强烈主张主动出击。教廷舰队司令格里马尼也完全赞成。西西里“副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家臣费兰特·贡萨格也主张对红胡子出击。但多里亚却说：“季节已经进入不利于航海的秋季。必须时刻想到暴风雨的危险。这种时候把大舰队投入到海战相当危险。”

等待6个月之久的卡佩罗和等待3个月的格里马尼只能表情木然地注视着多里亚。他们知道，出海意味着战斗，是否出海，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由总司令决定。他们不由得再次思考多里亚的立场。

安德烈亚·多里亚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雇佣的海军将领，这就不允许他强行去做违背雇主卡洛斯意愿的事，哪怕这样与他作为海军总司令的身份违背。就算卡洛斯的意向有损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多里亚也必须服从。

不过，作为雇佣兵队长，多里亚在决策时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他可以站在作为海军将领的专家立场上进言。但这一年，多里亚没有进言，只是彻底贯彻了卡洛斯的意向。也许这是一个热那亚汉子对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唯一成功保持独立并成为欧洲大国的威尼斯所怀有的那种无法启齿的情绪所致。

但对威尼斯的海军将领卡佩罗来说，“现在”很重要。对威尼斯而言的“现在”，就是战胜奥斯曼。卡佩罗当然针锋相对地反对多里亚的谨慎论调。率领教廷海军的格里马尼也认为就这样回去无颜见教皇保罗，同意卡佩罗的意见。费兰特·贡萨格自从以“副王”之名当上西西里统治者以后，对自己保护饱受海盗威胁的岛民的立场已有所悟，也认为“现在”是消灭海盗的大好时机。这三人拉着多里亚参加连续多日的作战会议。

但每次召开作战会议，多里亚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搪塞。有时他甚至会以威尼斯船上炮手数量不多为由，命令西班牙炮手登上威尼斯船。

卡佩罗当即看透了多里亚。多里亚意在让西班牙兵登上威尼斯船，控制威尼斯船。

卡佩罗一边克制自己的愤怒，一边明确拒绝。

他说，威尼斯舰队没有本国元老院的决定，哪怕是总司令多里亚的命令也不会服从。

他还明确说，如果炮手不够，可以从威尼斯领土科孚岛和扎金索斯岛募集，不劳多里亚操心。

多里亚只得点头。不过，这样一来，他与其他海军将领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如此这般，没有结果的作战会议反复不断地召开，空耗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红胡子率领的奥斯曼舰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安全驶入了普雷韦扎港。

这个消息通过威尼斯的情报机构传到了科孚岛。多里亚好像就在等待这个消息，下令两天后出发。但了解这员海将果断战法的人，无论谁都会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理解多里亚在前一天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所提出的战术。

从科孚岛出发后不去敌人所在的普雷韦扎湾，而是继续南下，到达普雷韦扎以南的黎凡特湾。这个战术是要让奥斯曼舰队知道基督教舰队通过普雷韦扎，使其离开普雷韦扎进行追击，然后在敌人无路可逃的广阔海域调转船头，用海战决定胜负。

这个时候，基督教方面已从威尼斯谍报机构获得了关于红胡子所率奥斯曼舰队战斗力的准确数字报告。根据报告，敌人有94艘加莱船和66艘“福斯塔”。双方旗鼓相当。

在敌我力量相当时，诱敌出动予以打击的战术应该有效，需要给敌方后力，但是这次，多里亚根本没想逼迫红胡子，只是一味等待红胡子主动舍弃安全之地出来挑战。

多里亚断言红胡子一定会出动。卡佩罗也只能期望他的断言成真。时间已到9月底，适航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9月25日凌晨，仅加莱船就达150艘的基督教联合舰队从科孚岛出发，70艘以上的运输船紧随其后。舰队于当天傍晚抵达帕克西岛。派出的侦察船夜里返回，报告说普雷韦扎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并无动静。

多里亚说，第二天早上出港后按计划通过普雷韦扎，继续南下。他也向卡佩罗、格里马尼和费兰特三人表明，要在普雷韦扎前小试计策。是何计谋，他却闭口不答。

第二天接近正午时分，威尼斯和教廷的舰队成了在普雷韦扎海湾上演的绝妙独幕剧的无奈看客。

多里亚命外甥简内特·多里亚率4艘加莱船侵入了普雷韦扎湾内，但不让他进得太深，在与追出来的几艘奥斯曼船之间相互打上几炮后，逃出海湾。

伊奥尼亚海、爱琴海周边

你来我往，重复数次，仅此而已。观战的威尼斯船连划桨手都看出来：这只是一种示威。

联合舰队继续南下。27日清晨，舰队来到一片海域，这里可以把威尼斯基地所在的圣马武拉（莱夫卡斯）岛尽收眼底。

这时，桅杆瞭望台上大声报告：北方海面上发现红底白色月牙旗。

一如多里亚所料，红胡子出动了。红胡子大概在离开普雷韦扎时就想着从背后袭击，一开始就摆出了战斗队形，追踪而来。前锋由红胡子的左膀右臂图尔古特率领，中军由红胡子坐镇指挥，后卫也由红胡子手下的海盗率领。名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及其手下人几乎全是海盗。这意味着奥斯曼舰队的加莱船划桨手基本都是绑架而来用铁锁链铐住的基督徒。

作战会议在多里亚乘坐的旗舰上召开。卡佩罗、格里马尼都主张开战，但多里亚这次仍然没有轻易表态。多里亚的意见是，一旦在这里吃了败仗，还有谁来保卫地中海沿岸居民不受海盗之苦呢？既然存在的风险，就需要审慎决断。

但卡佩罗此时毫不让步，他强调，威尼斯决定开战才派出海军，本土和海外威尼斯基地的安全对策是元老院决定的政治问题。自己的任务就是战胜眼前的敌人，水手和划桨手都已完全统一在这一思想之下。格里马尼、费兰特和只有两艘船参战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意见也完全一致，认为只有在这里给海盗以痛击才能保证今后地中海的安全。

回避海战的只有一人。多里亚在这种状态下仍未停止争取时间。几小时的作战会议毫无结果。这期间基督教方面的船队继续缓缓南下，与紧追而来的奥斯曼舰队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近午时分，已看得清敌舰上奥斯曼士兵铠甲的颜色了。

终于，多里亚做出了决定。总司令的旗舰上飘起了命令编队的旗号。等到卡佩罗、格里马尼各自回到舰上的时候，从船长到划桨手都已经全员振作，士气高涨，只等总司令发出冲锋命令。

就在这时，风向突变。舰队正在按照多里亚命令改变阵形，极易受风向影响的帆船队被孤立出来。

奥斯曼方面见状放弃攻打强大的加莱船船队，转而向帆船群突袭。威尼斯的帆船大型居多，经得住成群袭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的攻击。但见海面上孤军奋战的己方帆船，加莱船水手们心急如焚。

卡佩罗、格里马尼都在等待多里亚下达冲锋命令，但却久等不来。卡佩罗跳上传令艇靠上多里亚的船，大声诘问为什么不下令冲锋。多里亚仍拒不下令。

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船再也忍不下去，甚至不等卡佩罗下令就冲进了正在袭击帆船队的奥斯曼加莱船队，转眼工夫击沉了敌人8艘“福斯塔”。但随后被敌人的加莱船团团围住，未经激战便被击沉。

这时，总司令多里亚的旗舰上飘起了信号旗，但这令旗不是命令冲锋，而是撤退。多里亚率领的主体舰队开始向北逃去，从为袭击帆船队而绕到右边的奥斯曼舰队旁边掠过。近旁的教廷舰队也紧随其后。威尼斯舰队如果留下，将不得不以劣势战斗力面对求胜心切的敌人，只好逃逸。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帆船队被敌人追上，被迫应战。威尼斯的帆船队和一艘西班牙帆船还是逃回了科孚岛，与自己人会合。

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败仗。基督教方面损失了两艘威尼斯加莱船，4艘西班牙帆船被俘获。奥斯曼损失了8艘“福斯塔”，但却俘获了4艘满载西班牙陆军士兵的帆船。

基督教方面并不是没有牺牲，不过相对于投入的150艘加莱船，牺牲委实很小。但这一仗对基督教方面而言却是败仗，正规海军败给了海盗集团。

回到科孚岛的卡佩罗还没有来得及追究多里亚的责任，图尔古特就奉红胡子之命向科孚岛发起了进攻，似乎要把先前奇怪的败仗变得不奇怪。卡佩罗请求多里亚批准威尼斯舰队单独出动迎击敌人。多里亚同意了。

但图尔古特不是傻瓜。得知卡佩罗出动迎击后，他收手不再攻击科孚岛，转而开始破坏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的基地。直到深秋，基督教方面才打退图尔古特，把海盗赶出亚得里亚海。

联军解散了，大家心照不宣。多里亚回到了热那亚，卡佩罗回到了威尼斯，必须向教皇报告的格里马尼回到了罗马，费兰特·贡萨格则回到了西西里。

这年冬天，各国宫廷都在议论被称为“普雷维扎海战”的这场奇怪的战斗。各国一致谴责多里亚，只有卡洛斯为他辩解。不过，据传多里亚一听到“普雷维扎”四个字便会立刻拂袖而去。多里亚一贯被人看作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而在这一年的年底，他也许尝到了72岁这一年龄和雇佣兵队长这一处境的苦楚。

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不仅不再信任多里亚，也不再相信卡洛斯。一位当时的威尼斯外交官鲁说：“良知是被动一方才会说的话，有主导权的一方是不会在乎良知的。”此时的威尼斯应该能品出个中况味。

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由200名左右的议员组成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但是，200人要形成决议不仅费时，也不适合讨论机密问题。在威尼斯，凡是必须尽快做出结论，需要秘密实施的事情都将转至简称为“C.D.X”的“十人委员会”（Consiglio dei Dieci），而不在元老院讨论。马基雅维利赞赏这个机构，称它是既要维持共和国政体又想提高统治效能的国家的榜样。关于这个机构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普雷维扎海战之后的威尼斯外交决策，也被交给了“C.D.X”。

第二年即1539年早春，“十人委员会”的指令便秘密送达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大使，让他秘密开始与奥斯曼交涉，务必成功地与奥斯曼媾和并重建过去那种友好通商关系。

1540年，双方完成签约并对外公开发布。此前西欧各国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纷纷谴责威尼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但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签订的毕竟只是友好通商条约，而不是法奥军事同盟条约。这是一个在可由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上与奥斯曼签订的条约。

采取这种策略原因在于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有必要继续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另外威尼斯懂得，持续保持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维持友好经济关系更为有效。

威尼斯不是国土即为耕地、可以自给自足的法兰西。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来说，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它都需要。贸易离不开买卖双方。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需要能够超越宗教冷静而现实的政治。

不出威尼斯所料，普雷维扎的失败带来的影响在第二年便显现出来。由罗马教皇提议，集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海上总战力的正规海军，却败给了实质上是海盗集团的奥斯曼海军。奥斯曼海军所向披靡的评价传遍地中海，伊斯兰海盗的蛮横暴行不断升级，无休无止。地中海又回到了沿岸地区无处不被海盗袭击的境况之中。

考察亚平宁半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上至今仍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时，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塔的加固工程都集中在以16世纪中叶为中心的50年间。这与海盗在奥斯曼海军的名义下再度发威的时代相吻合。老百姓的防御就像回到了中世纪前期，一听到海盗就只能逃跑。

“普雷维扎海战”在海上也有巨大影响。以往，有两到四艘加莱船就足以进行沿海警备或为商船护航。而在“普雷维扎海战”之后，没有两倍于此的力量根本没有效果。还没弄清是不是海盗船，很多船只便闻风而逃。在基督教国家，就连水手也都成为自卑意识的俘虏。

“普雷维扎海战”的第二年，海盗成了地中海的主人。红胡子多在伊斯坦布尔，西地中海的海盗行动全都交给了图尔古特。红胡子似乎热心于培养新人，出现了许多堪称红胡子门生的、堪当大任的优秀海盗。

被称为红胡子门下英才的图尔古特也像师父一样，精于组织。以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为基地的哈桑·阿加的工作是埋伏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袭击向西班牙运输新大陆出产的金银的船只。以突尼斯北部博纳为基地的马米·莱斯专事袭击西西里。而图尔古特的主要活动地点则是面临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

这一年，基督教方面悄无声息。

威尼斯共和国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进行媾和谈判，对伊斯兰只搞防御，即使对海盗也是如此。

肩负保卫基督教世界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去了雷根斯堡，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争斗，根本不去想与伊斯兰的海战。

多里亚虽然身在热那亚，但没有卡洛斯的命令就动弹不得。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再怎么想对伊斯兰采取行动，靠只有7艘加莱船的教廷海军，顶多也只能警卫罗马近海。

马耳他骑士团从卡洛斯那里得到马耳他岛没几年，招募意大利工匠，加强全岛防御要比对付海盗更为优先。

这样一来，从北非港口北上的海盗，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均可为所欲为。图尔古特告诉手下，只要有30艘“福斯塔”就可应付。即使是30艘小型加莱船，也没有人敢迎战。这样下去，地中海恐怕会再度回到中世纪前期的状态，成为“伊斯兰海”。

这一年行将结束之时，海盗成灾的情报传到了身在德意志的卡洛斯的耳朵里。尤其是其中来自新大陆的船只连续遭劫的消息，引起了卡洛斯的充分注意。设法改变现状的命令传到了身在热那亚的多里亚手中。

海盗图尔古特

第二年是1540年，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多里亚这年74岁。他接到雇主卡洛斯的命令后立即行动。

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组织实战部队——舰队。威尼斯拥有常备海军，这在当时完全是个例外。其他国家，连奥斯曼、西班牙都是每遇战争才组建的海军。多里亚除了自己的船只以外，也只能从外部募集。皇帝卡洛斯提议邀请教廷和马耳他骑士团参加，组建海军当然会有浓烈的基督教色彩。多里亚这个时期还不知道威尼斯正在与奥斯曼秘密谈判。不过他并没有指望威尼斯参战。显然，威尼斯还没有忘记“普雷维扎海战”。罗马和马耳他则回复，愿意在多里亚指挥下参战。

这样，多里亚自有舰船22艘，加上拿波里、西西里来的船，再加上西班牙的船只，共计70艘加莱船。卡洛斯这次积极地让本国船只参战。此外加上教廷的7艘船、马耳他的4艘船，多里亚可调遣的全副武装的加莱船总共有81艘。所谓全副武装，是指装备着多门大炮，每艘至少载有专事战斗的士兵40人。这是一支专以战斗为目的的舰队。

5支基督教联合舰队的分布

战略的第二阶段是设定目标。多里亚把目标锁定在图尔古特一人身上，不论是将他击毙，还是俘虏。哪怕不顾海盗造成的损害，也要拿下图尔古特。他决定，所有的战略战术都要围绕追踪图尔古特船队制定。

多里亚把舰队的81艘加莱船分成5队，分别配置到遭遇图尔古特概率较高的海域。

第一队：10艘，由多里亚家族的埃拉斯莫·多里亚指挥，在以西班牙东海岸附近的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近海布网。

第二队：21艘。由安德烈亚·多里亚内定的接班人简内特·多里亚和罗马贵族奥尔西尼两人指挥，负责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近海。

第三队：11艘，由统治西班牙治下意大利南部的“副王”托莱多公爵指挥，在从拿波里到阿马尔菲的海域布网。

第四队：17艘，由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率领，在西西里和突尼斯、利比亚之间的海域守望。

第五队：22艘，这是安德烈亚·多里亚自家的舰只，由他亲自率领，任务是在遭遇海盗概率最高因而也最危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尔近海布网。

海盗图尔古特 

1540年4月，81艘船全体出发，驶向各自海域。

5月初，多里亚首先掌握了图尔古特已经离开阿尔及尔的情报。但是，多里亚的22艘船担负着广阔海域的搜寻，形单影只，在他还未赶到之前，图尔古特就已消失在北方海平线之外。

这个消息通过快速传令艇传递到了所有的5支舰队。他们没有守株待兔，一边在所负责的海域巡航，一边等待猎物的出现。

然而，5月过去了，没有一支舰队得到有关图尔古特船队的确切情报。很多情报都说“亲眼见到”，但都如海市蜃楼，小心靠近，却不见踪影。

到了5月底，终于传来图尔古特船队正在第勒尼安海的确切情报。根据从科西嘉逃出来的渔民的情报，图尔古特北上途中在科西嘉东岸掠夺并绑架居民，后驶向科西嘉与厄尔巴岛之间的卡普拉亚岛。

率领第二队21艘船的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二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迅即奔赴卡普拉亚岛。但当他们赶到这座小岛时，图尔古特的身影已经消失。根据战战兢兢以为再度遭到海盗袭击的岛民的证言，海盗船队在岛上补给了饮用水之后立刻离港，再度扬帆向科西嘉北部驶去。

第二队的两位指挥官怀疑图尔古特发现了他们正在追踪。在卡普拉亚岛他们得到了另一个宝贵的情报。据岛上的主教说，图尔古特手下的马米·莱斯与其同行。果若如此，图尔古特率领的船只数量将超过30艘“福斯塔”。即使30艘，对己方的21艘来说，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用21艘船追击多于30艘船的敌人，不是冒险，而是危险。

简内特·多里亚 

但简内特·多里亚和教廷舰队司令奥尔西尼都还年轻。两人一致决定强行追击。

但当他们赶到科西嘉北端时，图尔古特和马米·莱斯的海盗船队已经绕过科西嘉北端，开始沿岛的西岸南下。

跟踪追击，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做法都一样，不能让对方发觉。在海上，追踪时要躲在海岬或入海口内。21艘加莱船队分成了几个小队，跟踪时注意不要走失。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次进入入海口时都能从居民那里得到情报。通过汇总、分析这些情报，弄清了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正停泊在位于科西嘉西岸的一个名叫吉罗拉塔的海湾里。

吉罗拉塔在今天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称为寒村的小小渔港。但是，这里位于海湾深处，可以完全避开大风，而且周边开阔。从逃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情报，图尔古特正在这里与马米·莱斯分赃。

基地不同的海盗共同行动时，会在掠夺财物的地方附近分赃，然后分头踏上归途。这也是北非海盗惯常的做法。要回阿尔及尔的图尔古特和要回突尼斯的马米·莱斯一定是在那里分配扫荡科西嘉东岸时抢掠的财物。海盗收工后狂欢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小多里亚和奥尔西尼不愧是年轻人，两人都大胆敢为。他们意见一致，要将海盗一网打尽。然而，对手是图尔古特。而且，敌人至少拥有数量两倍于己的船只。仅靠胆识，会牺牲自己，所以还需要使用大胆而狡猾的战术。

他们决定，让比自己还年轻的多里亚家族成员乔治·多里亚引蛇出洞，其他船只在吉罗拉塔湾北侧的海岬背后待命。正好，海岬北侧也是一个小小的入海口。

诱敌战术能否成功取决于速攻能否奏效。速攻必须等待顺风。

盼望的西北风刚开始刮起，作战便迅即开始。乔治·多里亚率领6艘船绕过海岬，驶向吉罗拉塔。他们大胆地在桅杆上挂起黄底刺绣黑鹫皇帝旗，从正面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海湾。支在海滨的帐篷里，海盗们还在睡大觉，停泊在海湾里的船已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没信仰的狗打过来啦！”喊声把海盗从梦中唤醒。

图尔古特把保护战利品的事交给马米·莱斯，自己率领几乎所有船只逼近入侵的6艘船。

乔治在图尔古特眼前华丽掉头，其他的船也毫不逊色地施展绝技调转船头。在这种时候，热那亚水手往往可以发挥出威尼斯水手也望尘莫及的技能。

向外逃跑是逆风而行，但他们靠巧妙操纵三角帆和划桨手一丝不乱的动作轻易化解了不利因素。他们甚至故意一点一点地缩短与紧追不舍的图尔古特船队的距离。这样一来，只顾追击的图尔古特，没有注意到拐过海岬第二队已经在对面摆开了战斗阵形等着他。

来到事先约定的能看到松树的地方，乔治船队的大炮突然开火。这是战斗的信号。第二队的15艘船从海岬对面现出身影，旋即横向排成一条直线，顺风猛扑过来。

图尔古特知道自己的舰船在数量上占优，但有逆风的不利，于是命令后续船队全体撤退。撤退，就可以转为顺风。他肯定在想，只要逃进吉罗拉塔湾就能抓住战机。

尽管都是顺风，三角帆和四角帆的张帆方法不同，速度也会出现差异。意大利水手显示出技能优势，眼见得小多里亚的第二队与图尔古特船队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图尔古特见状改变了战术，发出了调转船头进入战斗的命令。

但是，控船技术卓越的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来说是一个顶俩，对北非海盗来说则是以一当十。海盗船掉头非但不是完美迅速，而且又慢又笨。这就使船腹暴露给敌人的时间更长。

正等着敌舰掉头的第二队21艘船上的所有大炮一齐开火。炮弹纷纷命中海盗船的船腹，准得让人难以置信。16世纪，大炮的破坏力和命中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装在加莱船上的大炮都不是巨炮，然而一旦命中，仍破坏力惊人。桅杆被炸飞，船身大幅倾斜，迅速沉没。图尔古特乘坐的是大型加莱船，遭到炮击后也开始下沉。图尔古特换乘到旁边的船上，发出了冲锋命令。

虽因炮击遭受重创，海盗们仍然打得十分顽强。他们在图尔古特的带领下，挥舞着半月刀跳到基督教舰队的船上，像一群受了伤的野兽。

激烈的白刃战并未持续很久。擒贼先擒王，图尔古特被俘获的消息一传开，其他海盗也都扔下了半月刀。

基督教舰队最先做的事情是把被迫在海盗船上做划桨手的基督徒从铁锁链中解放，把刚抓到的海盗锁在划桨台上。

第二队指挥官之一奥尔西尼伯爵率领教廷的7艘船驶入吉罗拉塔湾。见此情形，马米·莱斯认为已防守不住，弃船向内陆逃去。但在居民的配合下，当天就把他搜了出来。

1540年6月2日在地中海抗击海盗的历史中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热那亚湾的途中，其他海盗都被铁锁链锁着做了划桨手，只有图尔古特被用铁锁链绑在船尾的船桥上，动弹不得。一路上他极尽恶骂之能事，不住地骂道，黄毛孺子算计老子，不服这口气！

有个人对图尔古特说：“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这人名叫拉·瓦莱塔·帕里森，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25年后，奥斯曼大军进攻马耳他岛，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马耳他攻防战”，这人就是马耳他方面的总指挥。图尔古特一句也没有回答这位四分之一世纪后将在战场重逢的法兰西骑士，只是面目狰狞地瞪着他。

“抓到图尔古特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世界。正在北非近海游弋的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先得到报告。他当然为之欣喜，但没有就此返航。他弄清了在歇尔谢尔港城里的“浴场”里收容着多达800人的基督徒。

分散在广阔海域张网的22艘船全被召集到多里亚身边，袭击了位于阿尔及尔西面的谢尔谢尔。谢尔谢尔港不是阿尔及尔那样规模的大型海盗基地，22艘加莱船队冲进来，只能举手投降。登陆的热那亚人不顾攻占的城镇和居民，直奔城镇一隅的“浴场”，救出800多基督徒，将他们带上船后，扬长而去。

回热那亚途中在墨西拿停靠时，74岁的海军将领才向皇帝卡洛斯报告了详情。此前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卡洛斯整治海盗的命令所为，但具体的战略战术则完全按多里亚的思路推进。

卡洛斯仍在德意志居间调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纷争，他在回信中赞赏多里亚。他写道：被俘的图尔古特是多里亚的战利品，可由其任意处置。

图尔古特被绑在简内特·多里亚船上押解到热那亚，成了小多里亚凯旋队伍中最大的展示品，被押着在热那亚城里游街示众，遭到对海盗恨之入骨的民众的唾骂。然后他被投进监狱，等待多里亚回来。

取代红胡子成为西地中海最大海盗的图尔古特，如今命运被攥在了堪称宿敌的多里亚的手心里。在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方面，无论是罗马教皇、威尼斯共和国、法兰西、西班牙，还是受北非海盗伤害最深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图尔古特终于将要被吊死在热那亚船的桅杆上。

然而，盛夏时节就已回到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图尔古特继续着他的牢狱生活。

这期间，坊间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红胡子要用巨款赎回图尔古特。还有人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接到盟国奥斯曼苏丹苏莱曼的亲笔信，正在活动谋求释放图尔古特。我们不知道这些只是单纯的谣言还是有根据的情报。我们只知道，图尔古特的囚徒生活持续了三个月。

当年9月初，地中海的基督教方面，从各国宫廷到街头广场，传播着一个令人愕然的消息：图尔古特被释放了！

人们得知此事的时候，图尔古特已经身在驶向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船上了。而多里亚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图尔古特承诺今后不再做海盗。除此之外，人们就只知道图尔古特用3 500达卡特赎金换得了自由。

没有人能接受这件事。

第一，人们根本不相信安德烈亚·多里亚会相信海盗的承诺。

第二，3 500达卡特的金额作为重要人物的赎金也太过便宜。

的确，这个金额与“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去北非各个“浴场”赎回被绑架去做奴隶的老百姓的赎金无法相比。

20年前教廷海军司令保罗·维托里落入海盗加达里手中时，这个海盗头目要求教廷支付的赎金是6 000达卡特。当时，对这笔巨额赎金人人瞠目结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从新大陆带回的大量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之前。可以认为这20年间的金钱价值只有微弱变动。即使这样，海盗只需当年一半赎金，大家当然无法释怀。

而且，维托里与图尔古特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异。

维托里是教廷海军司令，这支海军最多时也只不过有10艘加莱船。以这样的战斗力，最多也只能进行沿海防御，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共同作战，远征北非就只是梦想。

而图尔古特却有着一声号令就能使用上百艘战船的地位。凭着这样的战斗力，他一直以西地中海为舞台干着海盗勾当，根本不用借助其他任何人的力量。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寻找与之地位对等的人物，就只有安德烈亚·多里亚一人。作为海洋英雄，这两人都有超一流的手段。不过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图尔古特不能做违反奥斯曼苏丹意志的事，多里亚不能作违抗西班牙国王的意愿。

即使在当时，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多里亚想要以3 500达卡特的赎金放掉图尔古特。安德烈亚·多里亚原本就出生在热那亚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加上长年担任雇佣兵队长的资历，他拥有的金钱之巨，连国家公务员的威尼斯海军司令也望尘莫及。卡洛斯赐给他的领地梅尔菲虽不辽阔但收入颇丰。没有任何顾虑的安德烈亚·多里亚为什么会让图尔古特重获自由？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揣测这个问题，但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我的推测并不足取，但想在此一述。我的出发点是，大海是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舞台，他以做雇佣兵队长为职业。

黑泽明有名作《七武士》。这部电影的开头是，沦落到饭食无着地步的7位浪人武士，以有米饭吃为条件受雇于农民，前去打击祸害他们的山贼。

如果优先考虑能每天吃上米饭，武士们就不应该彻底消灭山贼，而只是给予适度打击。只要危险继续存在，就会继续需要能够解除危险的人。

然而，在为应对山贼的袭击而组织农民进行训练的过程中，武士们的胸中重又燃起已被忘却的武士精神，结果山贼被根除了，7位武士中却有4位战死，活下来的3位也被农民解雇，再度失业。这个故事中的7位武士彻底发扬了武士精神，忘记了自己的雇佣兵身份。看过这部电影的欧美人，也深感震憾。

安德烈亚·多里亚当时让图尔古特恢复自由的本意何在不得而知。16世纪的海军雇佣兵队长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不做任何辩解。

安德烈亚·多里亚 

图尔古特向多里亚承诺不做海盗，这好像是事实。图尔古特在伊斯坦布尔老老实实地待了一阵子。不过，其他海盗却并未承诺。

以海盗为业，在北非有着漫长的历史。所有地中海的沿海城市，经济结构几乎都离不开海盗业。奥斯曼苏丹认可的社会地位和短期暴富的诱惑，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海盗世界。更有红胡子这个热心培养门生的老大。虽然图尔古特慎行自制，马米·莱斯也没了消息，但从来不缺取代他们的人才。

绰号“坎迪亚的瘸子”（Zoppo di Candia）的人在地中海填补了红胡子和图尔古特的空缺，其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坎迪亚是中世纪对克里特岛的称呼，因而这一绰号意为“克里特的瘸子”。也许此人正是出生于东地中海最大岛屿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成为威尼斯领地为时已久，岛上的原住民应该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希腊人，也有可能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

“克里特的瘸子”，单是这个绰号就令人想起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书中的海盗也是克里特出生，瘸了一条腿，走路需要很粗的拐杖。他虽然不是独眼龙，却有着一种与海盗身份相符的残忍，连手下都会怕得发抖。这个“坎迪亚的瘸子”很快就完全填补了图尔古特退出舞台后出现的真空。袭击来自新大陆的船，一次就会有巨大收获，当然要优先考虑。

听说卡洛斯对此十分恼怒。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停以失败而告终，他也许变得比平时更加暴躁。

从德意志回西班牙的途中，卡洛斯顺道来到热那亚，与多里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当场决定进攻阿尔及尔。

这次一定要彻底摧毁阿尔及尔这个海盗基地中的基地。

远征阿尔及尔

6年前的1535年，卡洛斯曾与多里亚一起进攻突尼斯。6年以来，突尼斯再未公开向海盗提供过基地。“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记录中，突尼斯作为目的地的次数骤减就是证据。据说突尼斯以前绑架基督徒的数量仅次于阿尔及尔，而现在突尼斯“浴场”中收容人数已经减少。但突尼斯其他港口并未收手，仍然有海盗船从博纳和杰尔巴岛出航。但至少在突尼斯港，赶走红胡子及其手下海盗以后扶植起来的“酋长”，在过去的6年中遵守了他对卡洛斯所做的承诺，未向海盗提供基地。

卡洛斯希望把阿尔及尔也变成突尼斯，决定再次联手进攻突尼斯时的完美伙伴多里亚。皇帝说，自己会像进攻突尼斯时那样亲自参加进攻阿尔及尔的战斗。

即将75岁的多里亚同意了40来岁的卡洛斯的这个想法。他也已无法继续容忍“克里特的瘸子”为所欲为的现状。

两人商量后，决定进攻阿尔及尔时已经进入7月。对载运大军的大船队而言，地中海相对平静、适于航行而不用担心气候骤变的季节只有6、7、8、9这4个月。了解大海的人通常会等待来年行动，但卡洛斯务必要在这一年进攻。也许他又想到了在德意志调停天主教和新教冲突时所遭受的失败。

多里亚身心都要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一旦决定，行动迅速。卡洛斯发出的加盟令很快奏效，一个月后便完成了舰队的组建工作，共有65艘加莱船和超过百艘的运输船。加莱船的数量如下：

西班牙国王：12艘

多里亚自有：20艘

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12艘

西班牙治下的西西里：10艘

教廷海军：7艘

马耳他骑士团：4艘

共计65艘，另有运输船百艘以上。

再看乘员人数，水手和划桨手接近1.3万人，士兵达2.2万人。士兵的来源如下：

德意志兵：6 000人

西班牙兵：6 000人

意大利兵：5 000人

其他欧洲国家的志愿兵、骑士、士兵等：4 500人

卡洛斯皇帝的近卫军：200人

被授予指挥权的贵族和队长：150人

马耳他骑士团骑士：150人

皇帝亲自上阵，指挥官一级的人中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名门贵族多若星辰。陆军总指挥这次还是著名的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西班牙阿尔巴公爵前来参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班牙产白兰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与卡洛斯酒齐名。因征服墨西哥而名垂青史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前来参战。

意大利贵族也毫不逊色。由罗马实力派贵族科隆纳和奥尔西尼牵头，封建领主悉数到场。热那亚有与多里亚家族比肩的名门斯皮诺拉家族的掌门人前来参战。以卡洛斯为首的指挥官阶层几乎全都是6年前攻打突尼斯时的原班人马。

与上次一样，法兰西此次仍然没有参战。尽管与卡洛斯还处于停战状态中，但弗朗索瓦一世不愿意破坏与奥斯曼之间的同盟关系。

威尼斯共和国这次也没有参战。它如果加入，海上战斗力至少增加一倍。尽管威尼斯与奥斯曼签有通商条约，但两年前随多里亚率领的军队参加“普雷韦扎海战”时的惨痛教训，是威尼斯不参战的最大原因。

8月中旬，进攻阿尔及尔的准备基本就绪，但卡洛斯却声称自己方面尚未准备完毕。9月初他要与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会晤，要等得到教皇的祝福之后再踏征程。卡洛斯是一个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相信宗教的人。

9月12日，卡洛斯在意大利中部的卢卡与教皇会晤。卡洛斯没有穿皇帝华丽的盛装，只是披了一件没有任何饰物的黑色毛织披风，里面裹着一件修士穿的朴素僧衣，毕恭毕敬地跪在老教皇的面前。

基督教世界俗世的最高领袖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最高领袖面前要谦卑跪下，这才是基督徒理想的社会图景。然而就在14年前，还是这位皇帝曾经进攻、破坏过教皇所在的罗马城。有时做做表面文章，其他时候则我行我素，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

卡洛斯原以为教皇一定会欣喜地祝福自己。然而专程去了意大利之后，他并没有得到教皇的祝福，相反，教皇反对进攻阿尔及尔。匈牙利正在遭受奥斯曼陆军的进攻，苦苦支撑。眼下不宜远征阿尔及尔，而应将兵力派往多瑙河。东欧正在遭受奥斯曼的蹂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应该离开欧洲。这就是保罗教皇向卡洛斯表述的意见。

北非及其周边

当天晚上，参战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到卡洛斯下榻的卢卡宫殿，进行商议。可能是从教皇的坦言中获得了力量，多里亚以季节正在变得不利于海上远征为由，率先建议延期到来年春天。被授予陆军总指挥的达瓦洛斯也持同样意见。

全体与会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延期。一直静默听取别人意见的卡洛斯考虑了短短几分钟，所言甚少：“今年必须行动。准备就绪立即出港。神附我体！”

几天之后，卡洛斯乘上多里亚准备的皇帝旗舰，驶向预定的集结地马略卡岛。径直南下就可到阿尔及尔。

10月18日，所有船只整装待发。离集结地最远的拿波里、西西里和马耳他来的船也都到齐。卡洛斯及手下指挥官全体待命。

然而多里亚禁令出港。他要实现大船队南下，一船不落，等待顺风，一举成功乃为上策。于是，出港延期了两天，后又延期了两天。

到了23日，多里亚终于发出命令：第二天一早出发。

1541年10月24日，桅杆上高悬黄底黑鹫皇帝旗的卡洛斯乘坐的旗舰打头阵，右面是教廷海军的旗舰，左面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旗舰，所有船只一齐出港。26日，船队靠近了阿尔及尔所在海湾东面长长的海滨，迅速开始登陆。

登陆时天气骤变。刚刚越过的海平线被乌云笼罩，顺风一变而为暴风，风势越来越猛，还下起雨来。

对地中海气候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连续晴天的夏天结束后，地中海的雨就像西西里人常说的“下得很认真”。大雨倾盆，狂风卷来，转眼成为暴风雨。船只在暴风中摇曳，有的冲上海滩搁浅，有的猛烈冲撞悬崖，船体损毁。

这年进攻阿尔及尔时似乎没有掌握足够准确的情报，登陆地点选在了柏柏尔人居住的区域。他们当然前来迎击。加莱船可以开炮驱散柏柏尔人。但柏柏尔人用小船队分散前来，大炮的炮击便失去了效果。暴雨一宿未停。

第二天中午，陆军登陆完毕。卡洛斯骑在马上，带着近卫队，四处激励已经登陆的士兵。

激励士兵非常必要。帐篷虽已支起，但士兵们已经被暴雨浇成了落汤鸡。士兵们看到骑在马上的皇帝，恢复了士气。

登陆后就要西进进攻阿尔及尔城。部队分为前锋、大部队和后卫行军，以便随时进入战斗。费兰特·贡萨格率领的西班牙兵和西西里兵担任前锋。以卡洛斯为中心的大部队主要是德意志兵，由西班牙第一大贵族阿尔巴公爵指挥。意大利兵和马耳他骑士团担任后卫，科隆纳任指挥。

如果这次行军是在晴天进行，单凭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甲胄、长枪和众多大炮掩护下行进的22 000人的大军就能吓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但风雨中行军，士兵心情黯然，敌人的士气反倒越来越高。骑着阿拉伯矮马的小股部队不断袭击基督教士兵的行军队伍，打了就走。这种波浪式的进攻让基督教军队烦恼不堪。

陆上行进的大军右方是辽阔的地中海，海上的情状也越来越令人恐怖。比加莱船圆而高的帆船在狂风暴雨中进退维谷。加莱船严格遵守多里亚的命令，落下全部风帆，只靠划桨前进，同时注意船间距离，所以加莱船所受损失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习惯用囚犯充任划桨手的西班牙船没有躲过狂风，自撞而沉没的船不在少数。这种船上的划桨手都被铁锁链绑在划桨台上，一旦沉船，他们只能与船共命运。西班牙与意大利不同，是一个盛行异端裁判的国家，从来不缺宗教囚犯。在西班牙人眼里，宗教方面的罪人比强盗更低贱。

不过，即使是其他国家的船，乘员也不能弃船登陆。帆船上装载着远征军所需要的一切，加莱船上还装有大炮。根据事先的安排，多里亚担任总指挥的由加莱船和帆船组成的舰队要在海上向西挺进，配合陆地上发起进攻的陆军，从海上攻击阿尔及尔。

困扰着陆上行军部队的不仅是狂风暴雨和敌人的袭扰。整夜的暴雨已将枪、火绳和火药统统淋湿，无法使用。西班牙军队长于火器。他们虽然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却无法抵挡靠弓箭和抛石机攻来的敌人。高科技在无法施展的环境里也会不敌古老技术。长枪败给投石机，士兵的士气自然低落。

第二天早晨，情况仍无一丝好转。大海狂躁不已，运输船任凭摆布，沉没的数量不断增加，海滩到处是被冲上来的尸体。补给本该每天一次由海上提供给陆军，现在根本做不到。登陆时随身携带的面包干也吸饱了水膨胀起来，士兵们只好连水一起吞下去。这样的一顿饭，还得在敌人袭扰的空隙才能吃上。

这天下午，大军终于行进到了能够远远望见阿尔及尔城墙的地方。敌人已经完成了迎战准备，城墙上站满了士兵，高塔上红绿黄三色旗在狂风中招展。曾在阿尔及尔住过的同行商人说，那是伊斯兰教徒在迎战基督徒时挂出的旗子。

卡洛斯按照惯例，开战前向阿尔及尔派去了劝降的使者。我们不知道谁是当时阿尔及尔的“酋长”，接待卡洛斯使节的是海盗哈桑·阿加。他在红胡子手下崭露头角，以阿尔及尔为根据地，承担袭击满载新大陆财富返航的西班牙船的任务。从阿尔及尔回来的使节向卡洛斯皇帝转达了海盗的答复：“想要阿尔及尔，凭实力来争夺！”

卡洛斯五世 

卡洛斯有足够的信心夺取阿尔及尔，但他的士兵情状悲惨。他们夜不能寐，雨中一路而来，铠甲武器沾满烂泥，冻馁交加。马匹同样无精打采，只能吃到浸透雨水的草料，还要被迫强行军。

这时，一位多里亚派来的热那亚人带着他的信前来。多里亚在信里写道：如果现在返回登陆地点，尚有足够的船可载士兵回家。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大张旗鼓进攻阿尔及尔的远征军，登陆北非后才两天就不得不撤退。

卡洛斯在将军们的簇拥下远望阿尔及尔城墙，回头简短地说道：“撤！”

然而撤退也是一件苦差事：要列队整齐回到登陆地点，不能看出丝毫退却，恶劣的天气没有一点儿改善，还得时刻提防伊斯兰教徒的游击进攻。士兵严禁离队。为了尽量多地带走伤病员，拿不走的物件被统统扔掉。

大炮和搬运用的大车要扔掉。位高权重者的物件如华丽的帐篷、服装、银制餐具也要扔掉。拉车的牛马当场宰杀，把肉分给了士兵。但无火烧烤，无法食用，结果还是全部扔掉。

首先让数以千计的伤病者先行，德意志兵和意大利兵从旁护卫，但不断有人掉队。他们也像无法带走的物件一样被丢弃。大家都明白，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伊斯兰教徒屠杀，便是被送进“浴场”。

无论怎样伪装，撤退骗不过敌人。数倍于来时的敌人发起了波浪式攻击，激烈程度，一浪高过一浪。敌人射出的箭矢甚至落到近卫军骑兵团簇拥下前行的卡洛斯身边。

牺牲最大的是负责后卫的马耳他骑士团。他们像被追赶的小动物，一个接着一个被猛兽咬死。阿尔及尔郊外的一座桥后来被竟阿尔及利亚人称为“骑士之墓”。泥沼中的撤退，情状极为悲惨。29日夜晚仍旧暴雨连天，帐篷白搭，大家挤作一团过了一宿。

30日早晨继续撤退。风势减弱，雨也小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袭扰骤减，他们都去争抢卡洛斯军队沿途扔掉的东西。

这天傍晚，好不容易回到了原先登陆的海滨。多里亚和舰队等候多时。人们不顾日暮，开始登船。黑夜里登船仍在继续。

31日早晨，登船完毕，可以起航了。然而天气又变。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候。

在多里亚的提议下，联军当场解散，连船带人各自回国。多里亚负有护送卡洛斯皇帝安全回国的责任。但这样的暴风雨，别说到巴塞罗那，就连到马略卡岛都没有保障。于是载有卡洛斯的多里亚船队决定去阿尔及尔以东的布杰，在那里等待天气转好。

秋冬袭击地中海的暴风雨多为来自北方的强风所造成。这时，即使北去马略卡岛有困难，仍有可能靠着热那亚船员水手的能力东去。

布杰现代被称为贝贾亚（Beijaia），与北非其他港口城市一样，也是海盗的基地。西班牙占领扼制阿尔及尔海湾的“佩尼翁要塞”时，布杰海湾海岬上的堡垒也被西班牙占领。后来，“佩尼翁要塞”被红胡子夺回，但布杰的堡垒仍驻有西班牙的守卫部队。卡洛斯如果不想在伊斯兰的地盘上当俘虏，只能接受多里亚的建议。

卡洛斯竟被困在这个狭小的堡垒中近一个月，天气仍未转好。这一个月中，他的心情一定无法放松。身在阿尔及尔的哈桑·阿加只要愿意，可以轻易攻取孤悬在伊斯兰土地上的这个小堡垒。卡洛斯唯有祈求海盗不再来犯。

时至11月28日，天气终于转好，卡洛斯得以上船。回到西班牙南部港口卡塔赫纳已经是12月3日。无人知晓卡洛斯何时从卡塔赫纳回到皇宫所在地巴塞罗那。没有庆祝胜利的凯旋式，他悄然无声地回到了首都。

1541年的阿尔及尔远征行动就此结束。损失的船和人数，一说人员损失1万人，船只损失150艘。准确数字至今不详。西班牙人不像威尼斯人那样认真，打了败仗也要留下准确记录。这就是登陆后前进两天撤退三天的远征结果。

责任在谁一目了然。虽说天气恶劣，但决定在天气多变季节进行远征的毕竟还是卡洛斯。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卡洛斯。

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受上帝之托统治基督徒的人，如果没有传达上帝意志的罗马教皇的加冕，就不能正式获得这个地位。向皇帝问责就等于向上帝问责。信仰深厚的基督徒自然不会。可以向将军问罪，一军之将是皇帝或国王这样的“人”任命的。

没有人追究卡洛斯皇帝的责任。人们并不知道他自己对这次远征结果作何感想。他没有留下一句感慨，也没有发生遭雷劈或者心梗而亡的事情。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遭到了天谴。

人们可以充分想象到，在远征阿尔及尔失败后的地中海世界，海盗将变得更富攻击性，更加残暴。基督教世界地位权位最高的卡洛斯竟然在一伙海盗面前溃败了。

不是西班牙人缺乏勇气和积极性，他们所缺的是实战经验。

法兰西国王对卡洛斯的失策比任何人都高兴。弗朗索瓦一世当然不会在巴黎举行庆祝宴会。法兰西国王由主教亲手加冕，这表示他具有受上帝之托统治法兰西基督徒的身份。对手栽了跟头，对同为基督徒的他来说正是机会。

弗朗索瓦认为，如今对手卡洛斯威风扫地，正是推翻德意志和西班牙联军势力的大好时机。与奥斯曼的军事同盟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他派出全权密使，加紧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之间的联系。

威尼斯的“情报战”

代表国王进行交涉的密使，不能让西班牙、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发觉。为此，必须秘密、安全、迅速地走完从巴黎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遥远路途。

海路，完全未在考虑范围。如果走海路，必须组建多艘船的船队。船队从马赛港出发之后，必须通过多里亚监视的利古里亚海域，再通过奥尔西尼伯爵率领的教廷舰队巡逻的第勒尼安海、威尼斯舰队紧盯着的伊奥尼亚海以及爱琴海，走完通往伊斯坦布尔行程的安全完全没有保证。

这个时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关系友好，但仅承认友好通商的协定，而非法兰西与奥斯曼缔结的军事同盟。奥斯曼是威尼斯的朋友并不意味着奥斯曼的朋友法兰西也是威尼斯的朋友。法兰西国王派遣的是密使，不能由惹眼的船队护送。国王想到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

密使装扮成贸易商人从巴黎出发，翻过阿尔卑斯山到都灵，乘内河船抵达威尼斯，再由威尼斯换乘商船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当时，意大利北部一分为二，都灵、米兰和热那亚所在的意大利西北部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维罗纳和帕多瓦所在的意大利东北部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

弗朗索瓦一世认为，装扮成“商人”潜行，可以骗过西班牙和威尼斯的眼睛。

他们的确骗过了西班牙当局的眼睛。但接下来是威尼斯共和国。就连自诩且公认是谍报工作鼻祖的英国谍报人员都说，谍报工作始于中世纪的威尼斯。两位密使从巴黎出发时威尼斯就已经知晓。密使也是大人物，要受托全权代表国王进行交涉。密使中的一位原是卡洛斯的外交官，后倒向法兰西国王。另一位是热那亚名门弗莱格佐家族的一员，是法兰西派，在西班牙派多里亚独揽大权的热那亚属于反体制派。

装扮成商人的两位密使每人只带一个仆从，十分像是商旅之行，顺利走完了到都灵的旅程。从都灵雇船沿波河而下，就可以直抵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是当之无愧的欧洲经济中心之一，来自全欧洲的商人云集。他们料定只要混在这些人中，在威尼斯境内就不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

他们在都灵上了船，但没有直接沿波河下行，中途在沿河的几个城镇作了停靠。这条线路每次停靠都能上岸住宿，颇得旅客的赞赏，于是沿波河下行的船不断泊港已成惯例。

船停靠皮亚琴察，下一站就是威尼斯的克雷莫纳。这天晚上，几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密使下榻的旅店。其他客人相安无事，只有两位密使当场被杀，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蒙面人对两个仆从看都没看一眼，就像出现时一样迅速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弗朗索瓦从逃回来的两个仆从的报告中得知此事。

案子不在威尼斯境内，而是在边境归西班牙统治的地方发生的。法兰西国王向卡洛斯提出了正式抗议。

正式抗议密使被杀，这事很荒唐，这样做就公开了法兰西国王向奥斯曼苏丹派遣密使一事，法王这么做另有目的。

法兰西国王企图利用密使暗杀事件撕毁与卡洛斯之间休战条约。

面对弗朗索瓦一世的强烈抗议，卡洛斯答复完全不知情。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半岛的统帅是瓦斯托侯爵阿方索·达瓦洛斯，他也对上帝起誓全然不知。

教皇保罗三世从罗马告诫二位国王，基督教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停战协定不能因此而被撕毁。他特意给弗朗索瓦一世写去亲笔信，强调与异教徒的国家奥斯曼的同盟才应该废除。

威尼斯以“案子并未发生在我国境内”，一直保持沉默。

但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还对另一件事保持着沉默。

那就是暗杀密使时抢到手的法兰西国王给奥斯曼苏丹的亲笔信。

信上写道，法兰西打算废除与西班牙之间的停战条约，全力以赴投入法兰西与奥斯曼的共同战线。信中还写道，奥斯曼应下决心在进攻匈牙利的陆路方面投入20万部队。法兰西海军将配合奥斯曼从海上进攻包括意大利南部在内的全部西班牙统治区域。

如果公开这些内容，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的谴责一定会铺天盖地。就连长期争斗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势力都在呼吁团结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伊斯兰。

威尼斯没有也不能公开这封信。

这封信一旦公开，威尼斯在别国，尤其是大国西班牙统治地盘上实施暗杀他人的行为就会暴露。不过，没有公开还有另外的原因。

亚平宁半岛事实上已经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威尼斯共和国是半岛上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威尼斯知道卡洛斯一直觊觎着自己。而只要卡洛斯身边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敌人法兰西，他就没有余力把手伸向明显不易攻取的威尼斯。

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最好莫过于西班牙与法兰西交恶。威尼斯并不担心法兰西海军与奥斯曼海军这个事实上的海盗集团之间的联合。法兰西海军的实力在水平和规模上完全可以忽视。威尼斯没有强大的陆军，尤其担心来自陆地的进攻，最好有别的军队可以牵制西班牙军队。

威尼斯暗杀了两位密使，却放跑了两个仆从。“十人委员会”的真正意图在于让法兰西国王知道二位密使在西班牙领土被害。

行事前深虑至此，秘密情报工作方可称作谍战。收集情报只是工作的一半，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情报。

法兰西国王似乎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与奥斯曼秘密往来了。他决定堂而皇之地向奥斯曼派驻大使，当然，要派护卫船护航。这样一来，威尼斯也就无法出手阻碍了，因为威尼斯是率先保护外交人员安全的国家。

变成国宝的红胡子

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苏丹之间谈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弗朗索瓦一世正式邀请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访问法兰西，访问于1543年实现。

当然，卡洛斯也没有虚度红胡子成行前的这一年光景。

他常常去热那亚商讨对策。安德烈亚·多里亚、瓦斯托侯爵达瓦洛斯、西西里“副王”费兰特·贡萨格、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和教皇代理人卢伊·法尔内塞，这5个人是卡洛斯在热那亚的常客。

美第奇家族得到卡洛斯的支持重回佛罗伦萨统治者宝座。科西莫一世参加的原因是卡洛斯以20万达卡特转让了里窝那。长期渴望出海口的佛罗伦萨终于有了自己的港口。比萨是中世纪中期繁荣的海运国家，但比萨港却必须沿阿诺河逆流而上才能到达，上游冲下的泥沙长年堆积，港口已不能使用。里窝那港口则使用至今，是16世纪中叶美第奇大公组织的大规模工程。自从有了这座港口，过去一直与海盗无关的佛罗伦萨也加入了抗击伊斯兰海盗的共同战线，成为联盟一员。

1543年春，红胡子按照约定率领仅士兵就有1.4万人的150艘大船队，离开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法兰西大使也一同乘上了红胡子的旗舰。邀请方陪同受邀方同行前往目的地，这符合外交礼仪。但是，邀请方法兰西的国王在马赛等待的受邀方是海盗，前来马赛的航程就不会像一个正规海军司令礼节性访问那样简单。

沿爱琴海南下直到横渡伊奥尼亚海，红胡子一忍再忍。5月中旬靠近亚平宁半岛后，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红胡子命令150艘船兵分两路，一路前去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抢劫。红胡子率领大队进入墨西拿海峡，袭击了墨西拿对岸的雷焦。

雷焦的居民听到奥斯曼船队进了墨西拿海峡时已逃进了山里。海盗登陆时无人抵抗，却留下了可供掠夺的财物。总有人来不及逃跑。他们被逼迫挑着海盗掠夺来的财物、饮用水和食物上船。法兰西大使看到这一切不知作何感想。也许他只认为这些人是我王憎恨的敌人卡洛斯的臣民。被带走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当夜就被逼改教，成了红胡子一个手下的私有财产，遂了那人的愿。这件事成了水手们的话题，大使不会不知道。

在第勒尼安海中沿意大利南部西侧北上掠夺布里亚的一路人马赶了上来。红胡子及其手下就像洗劫海岸线一样，一路北上洗劫了卡拉布里亚和坎帕尼亚，实施掠夺和绑架。

船队一路洗劫，渐渐靠近了罗马外港奥斯提亚。沿台伯河逆流而上就能到达罗马，这是连刚做海盗的人都知道的事。红胡子似乎一度也为给罗马一击的诱惑所动，同行的法兰西大使说，如果进攻教皇所居之地，法兰西国王也许会不高兴。红胡子放弃了这个想法，只是在奥斯提亚港抢了些水和粮食。

红胡子从这里开始停止沿意大利半岛北上，而是向西北转向，穿过科西嘉与撒丁之间的海域，一气抵达马赛。这样走无须通过多里亚所在的热那亚近海，对红胡子有利。

7月5日，红胡子率领150艘船，昂然进入了马赛港。

弗朗索瓦一世在王宫等候红胡子，宫廷高官到港口迎接。也许是出于对传奇人物的好奇，民众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在人群的簇拥中，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带着两名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帕夏从船上走下来。

红胡子身穿金光闪闪的奥斯曼风格长袍，头戴五彩缤纷的宝石装饰的白色头巾，华丽而又威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红胡子在法兰西高官的引导下穿过人群前往宫殿，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热情欢迎。

 弗朗索瓦一世   红胡子 

没有人知道欢迎宴会结束后红胡子在哪里又是如何度过的第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就在码头指示手下，挑出25艘船，把一路上掠夺的财物和绑架的人运回北非。这天，码头上也满是看热闹的人。被绑着带走的人和看热闹的法兰西人都是基督徒。25艘船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航了。

被视为法兰西派的意大利贵族也受邀参加法兰西国王的欢迎宴会。在国王的介绍下，逐一向红胡子致欢迎词。

这其中也有奥尔西尼伯爵的身影。

伯爵在安德烈亚·多里亚当上卡洛斯的海军将领以后，几乎年年都是教廷海军的司令官。他和小多里亚一道，是抓捕号称红胡子左膀右臂的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他还经常率领教廷海军参加多里亚统率的对海盗的作战行动。我们不知道这位伯爵在红胡子面前鞠躬时内心的想法。但没有什么事情比他出现在这种场合更能反映当时意大利的分裂状况了。

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两个家族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罗马的实力贵族。这两家是竞争对手，关系总是不睦。只要科隆纳家族接近西班牙，奥尔西尼家族就会靠近法兰西。即使奥尔西尼是教廷海军司令，也仍然属于奥尔西尼家族。

热那亚的四大家族也总是分成两派，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以血还血的内斗历史。与多里亚和斯皮诺拉联盟对立的是费耶斯基和弗莱格佐联盟。现在，多里亚当上了卡洛斯的海军将领，弗莱格佐就要做法兰西的密使去奥斯曼。

佛罗伦萨也一样，国内分裂为两派。美第奇家族与斯托罗兹家族是宿敌。

这就与中世纪时代“教皇派”（guelfi）和“皇帝派”（ghibellini）的两派争斗一样，只不过这种争斗经过文艺复兴进入近代之后成为“法兰西派”和“西班牙派”之间的争斗而已。

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权力的人往往借助外力或外人达到目的。对意大利人的愤怒促使马基雅维利写成了《君主论》。可以对《君主论》进行各种批判，唯独不能批判其伪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一直没有这种内部争斗。威尼斯留下了许多详尽而准确的记载，但却没有写出向人类现实发出警告的《君主论》。这也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无此必要的缘故吧。

弗朗索瓦一世年轻时曾在意大利被引见给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如今他已年近50，好奇心却丝毫未减。他对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说，想看看停满马赛港的奥斯曼舰队。国王的愿望当即就被满足。

从加莱船到帆船弗朗索瓦一世看了个遍。虽说舰队停泊在基督教国家的港口，但基督徒划桨手却被铁锁链铐着扔在甲板下面。

这些人的遭遇，似乎一点都未能打动曾经三次邀请达·芬奇的弗朗索瓦一世。也许这才是人性的现实，他们的遭遇，连反映庶民思想的编年史中也没有记载。

此后近一年，红胡子一直呆在马赛。与其说他喜欢法兰西，不如说他的任务就是细化奥斯曼与法兰西的联合作战方案。

但是，就算当上了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还是一个海盗。接近8月底，法兰西—奥斯曼联军开始对西班牙统治区发起进攻，与海盗的袭击同出一辙。

袭击的目标是从尼斯到圣雷莫，即今蓝色海岸一带。西班牙派的热那亚人顽强反击，多里亚也加入其中。尽管红胡子亲自指挥，袭击也未取得多大战果。

基督教世界终将矛头对准可耻的法兰西，谴责它勾结伊斯兰海盗，实施海盗行为。这已经不是谴责，而是憎恶，就连不可一世的弗朗索瓦一世也不能置之不理。

然而，红胡子照样待在马赛，好像在告诉人们，马赛已像阿尔及尔一样，变成了他的基地。红胡子率领海盗船从马赛出发，烧杀掳掠后再返回马赛。

对此，弗朗索瓦一世也很为难。他婉言劝说红胡子回东地中海，但红胡子照样进出法兰西的港口，如同自家一般。后来，在船上装满80万枚金币总算请走了他。按照红胡子的要求，金币当面点清。据说80万金币可以买下巴黎全城。金币1 000枚装一袋，整整数了三天三夜。

这就是华丽开场的法兰西—奥斯曼同盟的结局。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法兰西人不懂政治。这句话如今依然言犹在耳。

到了1544年春，红胡子终于离开了马赛。他是奥斯曼海军正式的总司令，要率领舰队回到伊斯坦布尔。红胡子本质上是个海盗，他不愿意直接回去。海盗有需要什么就抢什么的习惯，根本不会事先准备长途旅行所需要的物资。于是，归途也是一路掠夺。这次，佛罗伦萨人路易·斯托罗兹奉法兰西国王之命陪同红胡子回伊斯坦布尔，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卡洛斯和手下的将军们经常聚集在热那亚，反复讨论过对策，在奥斯曼船队途经亚平宁半岛的第勒尼安海加强了防守。多里亚防守的热那亚自不必说，美第奇在里窝那加强了防卫，与教廷海军基地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一起，建成经得住百艘以上的红胡子船队攻击的防御体系，但红胡子必须补给新鲜水和食物。结果，这一年又是防卫薄弱的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遭殃。

绕开防守坚固的地方航行，红胡子只靠近了一次意大利。那是在路过厄尔巴岛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干海盗勾当。当初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他与手下“犹太人西纳姆”有过约定，他要去践约。

海盗之子

9年前卡洛斯率领基督教军攻打突尼斯时，俘虏了西纳姆的儿子。那时，他年方10岁，被参加进攻的皮翁比诺领主领养。西纳姆拜托红胡子抢回这个儿子。

红胡子把船队停泊在厄尔巴岛，向不远的皮翁比诺领主派去了使者。使者带去的信上写道：是交还西纳姆的儿子，还是等着进攻？

9年来，皮翁比诺的领主阿皮亚诺养育了这个少年，视同己出。西纳姆的儿子已会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意大利语甚至法语，并已成长为一个具备当时一流教养的年轻人。

青年说自己去见红胡子。据说阿皮亚诺流着眼泪，目送着他身着文艺复兴风格的服装，乘着奥斯曼船远去。红胡子也遵守承诺离开，没有动皮翁比诺一个手指头。

相传第二年，犹太人西纳姆奉奥斯曼苏丹之命，接受了袭击途经红海的葡萄牙船的任务，终于又与儿子重逢。也许是与出落成出色青年的儿子再会使他兴奋过度，这个海盗突发心脏病，当场猝死。

另外，在一份同时期威尼斯驻奥斯曼大使的报告里写到过一位通晓西欧语言的年轻奥斯曼外交官的情况。如果这位年轻人与西纳姆的儿子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在意大利成长了9年的海盗之子并没有子承父业。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外交关系频繁，越来越需要懂得语言、精通事理的官员。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提高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同盟的实效性，邀请海盗出身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红胡子去了法兰西。红胡子在马赛一待几乎就是一整年。

弗朗索瓦一世因此得到了什么呢？

至少迫使卡洛斯不得不下力气加强防御体系，不得不放弃进攻威尼斯共和国，从而阻止了他完全称霸亚平宁半岛。不过，与其说这有利于法兰西，不如说有利于威尼斯。而且，苏莱曼最终也没有向匈牙利战线投入20万兵力，把卡洛斯逼入窘境。

然而，作为代价，弗朗索瓦一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以下损失。

第一，他不得不向红胡子支付了80万的巨额金币。报告此事的威尼斯史料中使用了“buona uscita”的表述。这个词语在现代的意思是，房东为了让占据着租屋不走的房客老老实实地搬出去而向其支付的金钱。

第二个损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对法兰西国王潮水般的谴责。

国王不在乎世间谴责的想法并不全对。来自民众的谴责，有时会给反对派以大义名分。即使是专制君主，总是无视的舆论也会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刃。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红胡子进出马赛如同自家，他及其手下带来的损失惊人。他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实质是海盗行为。仅此所带来的人员损失，就有1.5万到2万基督徒遭到绑架。每次处理这些“收获”，红胡子都要动用一部分海盗船只，将他们装运后送去北非。目的地当然是几乎所有北非港口城市都有的“浴场”。人数之众为近年所无，人们甚至说，相当一段时间北非不再需要补充划桨手。

绑架基督徒并不单为了确保以划桨手为主的劳动力。“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的活动到这时已经持续了500年，北非人已经知道，即使是不适合重体力劳动的老人和病人都能换钱。马赛市民在这一年中不断看到去北非的船上甚至混杂着不知为何而被绑架的人。

“拯救修会”筹集赎金的手段之一是把用过的罗盘放进各个教堂收集捐款。法兰西南部的教堂里也放有这种罗盘。

此外，对法兰西国王有逆反。在不满国王外交的诸侯子弟中，志愿参加对伊斯兰海盗态度强硬的马耳他骑士团的人数有所增加。

这样，弗朗索瓦一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向红胡子支付80万枚金币后请他离开。

然而，同样的事情会因不同的国家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

红胡子结束了在马赛一年的逗留，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上自苏丹下至码头挑夫的欢迎。红胡子集奥斯曼帝国全国尊敬于己身，两年后度完了自己的余生。1546年红胡子去世，伊斯坦布尔有红胡子的墓地，参拜的奥斯曼人至今络绎不绝。红胡子仍被现代土耳其人尊为“土耳其海军之祖”。

苏丹授予红胡子的官衔由其后代继承。我只能将这个官衔翻译为“海军总司令”。不过，在伊斯兰教徒的最正统语言阿拉伯语中，这个词是用由司令官之意的“amir”和海军之意的“albahr”合成的词语。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ammiragio”，在英语中是“admiral”，在法语中是“amiral”，在西班牙语中是“almirante”。在日语中，直到前不久还是“アドミラル·トーゴー”（adomiraru·togo）。从这个角度看，红胡子有资格名垂海军史。

不过，造访伊斯坦布尔，向现代土耳其人打听墓地所在地时一定要说“KhairadDin”，否则对方听不懂，红胡子是欧洲人为他起的绰号。

最后的晚年，红胡子决定享受退休生活。苏丹任命图尔古特接替他成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也就是那位多里亚好不容易才抓住，却只用3 500达卡特赎金便换得了自由的图尔古特。

由海盗头目担任正规海军总司令，在奥斯曼已经渐成惯例。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的海域就是与基督教世界面对面的西地中海，这也渐成常例。

图尔古特回归

图尔古特的准确生年不详。从他的经历推测，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那年，应该在37岁左右。

他出生于安纳托利亚，是一个纯粹的奥斯曼人。人们经常看见他的行为不像海盗而更像奥斯曼人，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出身的缘故。

图尔古特年纪轻轻便投身军旅，起初在陆军当兵。但即使在奥斯曼引以为骄傲的陆军中，常备军事力量也只有奥斯曼新军军团。奥斯曼新军军团是奥斯曼军队的精锐，只有从小就被强制集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才能成为这个军团的一员。奥斯曼人只能在因战争才会组建的军队中服兵役。图尔古特在埃及战争结束后便失业了，以后涉足海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问你的民族与出身。

刚入行时，图尔古特在以杰尔巴岛为根据地的犹太人西纳姆手下做事，崭露头角后便被红胡子看中。他的名字最初为西欧所记录是在1533年袭击威尼斯商船的时候。

威尼斯人认为，只有记账准确，才能做好生意。他们记录所有一切，甚至记下了袭击本国船只、年纪尚轻的海盗的名字。他们还记录与威尼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种性格正是威尼斯古文献库成为地中海世界历史宝库的原因。

如果当时被捉住，按照威尼斯把海盗吊在帆桁上的做法，图尔古特的一生就会当场结束。幸运的是他活着逃回了红胡子的身边。

5年后，发生了红胡子与多里亚正面对决却又以奇妙形式结束的“普雷维扎海战”。当时图尔古特很年轻，三十左右的年纪却已经成长为红胡子的左膀右臂。

“普雷维扎海战”结局奇妙，但获胜的是红胡子。伊斯兰方面也许因此认为基督教海军不足为惧，红胡子竟把西地中海交给了年轻的图尔古特。

于是，多里亚不得不专心驱逐图尔古特，终于使用安德烈亚·多里亚式的战略，成功地抓住了图尔古特。整个地中海世界都知道了图尔古特被捕的消息，这证明了图尔古特的海盗价值。

然而，多里亚放虎归山。权且不论3 500达卡特的赎金是否过于便宜，这次重获自由的并不是来日无多的老海盗，而是年方而立、颇具才能的汉子。

5年后，他取得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正式任命回归。不到40岁的新任总司令接替了功成名就的红胡子，被委以重任要把基督教世界逼向末路。

自1545年至1560年的15年间，地中海西部成为“图尔古特之海”，再也没有国家和个人挺身而出抗击奥斯曼海盗。

1547年，法兰西王弗朗索瓦一世驾崩，亨利二世继位。这位法兰西国王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对卡洛斯的憎恨。

两年后的1549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去世。在反宗教改革势力增强的罗马教廷里，这位教皇一直致力于改善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努力团结基督教各国抗击以海盗为先锋的奥斯曼势力，做了罗马教皇所能做的一切。在他之后，教皇都完全按照西班牙国王的意志行事。

西班牙至今仍在酿制一种名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的白兰地酒。即使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卡洛斯一世对西班牙人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在西班牙历史中，没有任何人治下所拥有的领土比卡洛斯时期更为广阔。他16岁就登上了王位。1545年，他才只有45岁。年纪轻轻就开始活跃的人，活力也会早衰。长年的对手退场，目标也就失去。从这个时期开始，卡洛斯越发消极，与实际年龄不相吻合。他死于1558年，但从数年前开始，他在修道院的日子已经多于宫殿。

多里亚年过五旬才开始活跃，他的活跃时期持续很长，人们都说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1545年他已79岁。两年后热那亚发生“费耶斯基之乱”事件，年逾八旬的多里亚不得不逃离热那亚，暂避风头。

这是一场费耶斯基家族策划的反对多里亚绝对权威的政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多里亚重返热那亚，但被他确定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却在骚乱中被杀。简内特·多里亚是5年前抓捕图尔古特的有功之臣，安德烈亚·多里亚最合适的接班人人选。这位甚至被卡洛斯法看中的年轻将领，没有死在与海盗的战斗中，却殒命于本国的内讧。

这就是图尔古特回归时基督教方面的现状。地中海西部理所当然地成为“图尔古特之海”。

图尔古特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决定把基地定在马赫迪耶，既不是阿尔及尔也不是突尼斯，更不是他年轻时的“家”杰尔巴岛。马赫迪耶位于突尼斯以东的海湾。这里的港口原来是北非伊斯兰化时作为圣都建造的凯鲁万的外港。图尔古特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帝国的纯粹一员。凯鲁万是伊斯兰在西方的圣都，堪比东方的巴格达。可以想象，在他看来，把根据地放在背靠圣都的港口以对抗基督教世界，是伊斯兰赋予自己的职责之所在。

以基督教世界的状况，图尔古特甚至没有必要像红胡子那样统率数量超过百艘的船队。他经常从马赫迪耶出发北上，专事海盗活动，常备船队也只有40艘左右。对手力量削弱了，这点儿船也就足够了。

卡洛斯、多里亚和教廷，面对图尔古特并未袖手旁观，但却不似以前那样态度坚决，组建大军进攻。

不过，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所说，战争的进程取决于谁掌握主导权。只要掌握了主导权，以后的战斗就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展开。相反，主导权一旦落入敌手，再努力也会受制于人，即使孤注一掷，一决胜负，对敌人也形不成致命一击。

图尔古特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的15年，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就一直掌握在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一方。

不过，如果海盗挑起海战，强于正面海战的基督教方面大概会夺回主导权。被称为海之狼的多里亚虽然年迈但尚健在，图尔古特深知这一点，他规避正面海战，完全采取了今天所谓的游击战法。

我认为图尔古特在这一点上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巧于组织，灵活使用各自为战的战术。他以基地在阿尔及尔，表现活跃的哈桑·阿加为首，让在西欧颇有名气的六七个海盗头目从各自位于北非各地港口的基地出发北上，分别大干海盗勾当。

西欧用意为风暴同时兼有鸟群之意的“storm”一词来形容这个时期图尔古特及其手下海盗的袭击。鸟的行动不是以大集团，而是以分成小规模的群体进行。从北非北上而来的海盗集团也像不同的鸟群一齐飞落那样袭击地中海沿岸各地。

马耳他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执拗地坚持抗击“storm”。

这个骑士团在以罗得岛为根据地的时代被叫作“罗得岛骑士团”，根据地迁到马耳他岛后又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而它的正式名称是“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的创建可以追溯到公元1113年，创建的目的是向前往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提供医疗服务。与十字军时代的其他宗教骑士团体一样，十字军东征后，保卫十字军国家越发重要。保卫基督徒不受伊斯兰教徒之害的目的，让这些人成为站在抗击伊斯兰最前线的战士。

成为骑士团团员有着严苛的条件，团员只限于贵族，或堪与贵族比肩的实力家族出身者。但从创建的理由看，这个组织可以说超越国界，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并一直保持了这种形式。顺便说一下，这个时期的骑士团团长是英格兰人谢林。

1197年生于普罗旺斯的法兰西人玛塔修士创建的“拯救修会”、1218年西班牙人诺拉斯科创设的“拯救骑士团”也都是国际性组织。这些团体的成员是来自欧洲全境的志愿者，与创建者的出生地无关。

到了这个时代仍在坚持活动，说明需求仍然存在。这两个团体的目的都是拯救支付不起赎金的人们。但“拯救修会”与“拯救骑士团”两者之间活动色彩略有不同。

“拯救修会”不仅支付赎金，把人带回祖国，还在收容这些人的“浴场”里建立小型教堂，重视精神方面的救助。此外，还设立了医院，治疗疾病和伤痛。因而一时间在异教之地北非逗留的修士不在少数。

“拯救骑士团”是骑士组织，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修士。他们的活动只集中于支付赎金，带回被绑架者这件事上。也因为如此，“拯救骑士团”的活动不只局限于临海港口城市的“浴场”。他们甚至涉足突尼斯、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内地，寻找已经失去返回故乡希望、被迫从事劳动的基督徒奴隶。这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与沿海地方不同，北非内陆地区对基督徒而言危险多多。但既是骑士，就要甘冒风险。有去无回的骑士数量众多。他们通常是两人同行，但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我认为，这两个组织就是今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或红十字会。马耳他骑士团同样是国际性组织，但我却不认为它也是这样的组织。

北非与马耳他岛

马耳他骑士团遵守了创建以来的传统，把医疗作为骑士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在马耳他岛上的骑士团医院医疗水平之高，据说可与当时欧洲最高水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医院相媲美。

不过，骑士团的主要任务终究在于与伊斯兰战斗。从基督教各国汇集而来的骑士是抗击伊斯兰的战士。这体现在要成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贵族出身是必须条件，而同属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医师却不要求有贵族血统。骑士团遭到奥斯曼军队进攻不得不离开罗得岛，找不到安身之地。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他们。人们一看地图就会立刻明白，马耳他岛位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也有软肋。由于骑士仅限于贵族，故数量很少。宗教骑士团的骑士是被当作修士一样对待的，不准结婚，人数只能靠外部补充。这是骑士数量在低水平徘徊的主要原因。在组建基督教联军时，马耳他骑士团通常只能有三四艘船参加，没有那么多士兵需要更多的加莱船运送。

尽管如此，马耳他骑士团却能一直挺立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做法与伊斯兰海盗如出一辙。

基督教国家的加莱船中，只有马耳他骑士团的船把伊斯兰教徒绑在划桨台上充当划桨手。原因是马耳他岛全岛一片荒凉，原本居民就少。马耳他骑士团不仅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做划桨手，在其他方面的做法也与海盗一样。他们袭击伊斯兰船只，抢人劫财。只要船还能用，他们就会牵引到马耳他，改建成自己的船。不能用的船，便当场烧毁或凿沉。也许是因为他们站在最前线，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战胜敌人的最有效办法。

不过，即使这样，马耳他岛上也没有“浴场”。骑士团也没有把只要支付赎金就释放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办法当作自己的财源。

他们似乎暗地里进行着俘虏交换。有不少确实被海盗抓走的骑士后来又积极活动的事例。为什么这些骑士能够回到马耳他呢？骑士团的记载始终不着一言。

不过，海盗也好骑士也罢，失去有能力的人才对谁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海盗抓住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会将他们投入监狱，储存起来，作为海盗被抓时的交换对象。

图尔古特被抓住时，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拉·瓦莱塔对这个被五花大绑仍大骂不止的海盗说道：“图尔古特船长，这也是打仗的惯例啊。”

可两年不到拉·瓦莱塔竟被图尔古特手下的“坎迪亚的瘸子”抓住。这个“瘸子”当然把这件事报告了已恢复了自由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命令将他投进“浴场”。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只要不是自己要求，一般不会被投进“浴场”，只有拉·瓦莱塔进去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浴场”经验。但不知何时他又回到了马耳他，比之前更加活跃地奋战。

如果说多里亚的宿敌是红胡子，那么图尔古特的宿敌就是就是出生于奥弗涅的法兰西人骑士约翰·杜·拉·瓦莱塔·帕里森。他们俩一个在马耳他，一个在突尼斯东岸，近在咫尺。长达20年之久的对峙终于在1565年马耳他岛攻防战而达到顶点。

马耳他骑士团站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的港口就成了各地舰队的集结地。当时欧洲对抗击海盗的消极态度也表现在了集结到马耳他的舰队上。

马耳他骑士团：4艘加莱船

教廷海军：3艘加莱船

西西里：4艘加莱船

齐卡拉子爵：3艘加莱船

摩纳哥公国：2艘加莱船

其他：2艘加莱船

共计：18艘加莱船

西西里的4艘船是奉西班牙国王之命而来，尽管马耳他骑士团被卡洛斯放在了前线，但卡洛斯也参与抗击伊斯兰的战争。齐卡拉子爵原本是热那亚人，因热那亚内讧而移居西西里。为了保卫自己在西西里的领地，他从这个时期开始率领自己的加莱船参加了抗击海盗的战斗。

摩纳哥公国存在至今，也起源于内讧中败北而移居摩纳哥的热那亚市民。摩纳哥地处沿海，遭到海盗袭击无山地可逃，为了自卫必须奋起反抗。其他的两艘船来源于意大利各地的志愿者，是在沿海地区拥有土地的人们出资组建的加莱船。既然大国不能保卫自己，就只有靠自卫。

这支舰队一看便知是拼凑而成，图尔古特自然认为只要有40艘“福斯塔”便可对付。

然而，如此规模的舰队见到海盗船也会勇敢挑战。我们反复讲过，海盗不喜海战。加莱船是用于打仗的，海盗发现加莱船队便立即逃窜。马耳他骑士团主导的基督教舰队所能做的也只是驱散敌人而已。

海盗分散行动。你能赶走一个海盗，却无法驱赶其他海盗。追击一个海盗，却让图尔古特乘机北上。

一次，骑士团的船只载着从欧洲各地募集来的7万达卡特的巨额资金，在去马耳他途中停靠拿波里附近的波佐利港，遭到图尔古特及其手下的袭击，船只悉数被夺。这是用于建设利比亚的黎波里防御设施的资金，卡洛斯将的黎波里与马耳他一道转让给了骑士团。骑士团当即策划夺回资金，但直到两年之后才将船只夺回。

就这样的状态下，1550年临近了。对基督徒来说，这一年是25年一遇的“圣年”。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每到“圣年”也会有大批信徒来到罗马。对生活在16世纪的人们来说，除了军事和商务，旅行就只有朝圣。不论老少贫富，一到“圣年”大伙都会一齐奔向罗马。在这一年朝圣罗马，会比其他年份获得更多的罪过赦免。对善男信女来说，免罪的好处更胜于途中的危险。生前积下罪孽的多少对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极大的影响。

朝圣者汇聚到罗马来迎接“圣年”,保障他们的安全本来是主办者教廷的义务。但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于是以保护基督徒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便应担任保护者的角色。这是基督教会的规矩。

但卡洛斯年近半百，并不积极。他命令多里亚想办法。走陆路来的朝圣者多于走海路的人，但陆路也是越接近罗马越靠近海边。去罗马要经过古代的罗马大道。大道靠近海边，虽然平坦，但遭海盗袭击的危险也大。

多里亚接到卡洛斯设法保护朝圣者的命令，不顾84岁高龄，决定亲自指挥。他所考虑的战略，虽具多里亚式的大胆无畏，却只有暂时效果。

多里亚是西班牙海军总司令，如果他亲自出马，包括马耳他骑士团在内，各加盟国的所有舰队都会归入他的指挥。当时的总体战斗力情况不详，多里亚自己的20艘，加上西班牙及教廷海军的3艘、马耳他的4艘，和镇压了费耶斯基之乱的热那亚，还有来自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船只，光是加莱船就有50艘之多。多里亚重视后勤，没有运输船便不考虑远征。加莱船加上帆船，总数当有百艘。

多里亚不会坐等图尔古特北上再予以迎击，而是考虑进攻图尔古特的基地马赫迪耶。

多里亚虽然年迈，但依旧雷厉风行。他没有把集结地定在一个地方，等待全军集结。他的办法是一边在热那亚、奇维塔韦基亚、拿波里和墨西拿召集船只，一边南下，在西西里海域与马耳他的4艘船会合后，所有船只才到齐。然后全军直取位于突尼斯东部的马赫迪耶。多里亚一开始就放弃了从陆上进攻的战术。他的陆上战斗力不够。

7月11日开始了对图尔古特基地马赫迪耶的攻击。士兵们从海上炮轰之后登陆作战，与前来迎战的海盗展开持久的白刃战。

登陆后的战斗十分惨烈，一开始就死伤不断。能够收容的遗体和救出的伤员被装船运到马耳他。这样的运输船来回穿梭。7月过去了，8月也结束了。

9月，马赫迪耶终于陷落。敌人大多被杀或被俘。从马赫迪耶的“浴场”里解放了700多名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在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就战死80人，受伤200人。牺牲最多的是马耳他骑士团，战死者达到30人。连续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冲锋在前，英勇作战。

战死的骑士们被葬在西西里最美的蒙雷阿莱大教堂。教堂里刻着卡洛斯亲笔写的一段文字：

这片大理石地面下长眠着因义而献身的战士们。他们拼死留下的业绩永恒！在引领英雄的坚强信仰面前，上帝将把天国里最好的席位赐予他们。他们的勇气带给我们荣光。这些战士们肉体里流淌出的鲜血，将变成他们由匆匆过往的现世去往永恒来世时的辉煌。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领袖，这是理所应当的悼词。但麻烦的是，伊斯兰方面也有人怀着同样的想法。

马赫迪耶被攻占后，1 000名西班牙士兵驻扎于此，并像在突尼斯一样扶植了一个当地人“酋长”，替代海盗进行统治。条件也和攻占突尼斯时一样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海盗作基地。不能想象多里亚会相信这样的战后处理，但在多里亚看来，这样即可完成卡洛斯让他想办法去完成的任务。1550年一年中，没有发生朝圣者的船遭到海盗袭击，也没有发生朝圣者充斥北非“浴场”的情况。

10月中旬，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全部离开马赫迪耶，返回各自的港口。多里亚也回到热那亚。他对这一年的战果并不满意，图尔古特逃脱了。图尔古特老早就逃回了他的老窝杰尔巴岛。

进入第二年（1551年）后，多里亚很早就收到了情报，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开始备战，准备雪耻。多里亚不顾适航的春天尚未来到，着手组建攻岛舰队。虽然只征集到28艘加莱船，84岁的海军将领只带着这些船就从热那亚出发，南下抵达北非，旋即开始进攻杰尔巴岛。

老年安德烈亚·多里亚

然而，28艘船数量太少，陆上战力也太弱。多里亚一边炮击杰尔巴港，一边向西西里和拿波里派去快船，请他们派来援兵，但多里亚无功而返。与其说是志愿者数量减少，不如说招募志愿者的一方毫无热情。对“圣年”的热度高涨，对伊斯兰海盗的战斗意识反而下降了。

当多里亚得知图尔古特再次逃掉的时候，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并命令自己指挥下的所有船只各自国。这一年多里亚打了最后一次多里亚式的仗。85岁的高龄对他已是重压。

下定决心撤退，还要尽可能减少损失，对领袖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战斗打响后不战而退，会增长敌人的勇气。前一年刚占领的马赫迪耶自不必说，连好不容易赶走了海盗的突尼斯，海盗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

卡洛斯理当奋力挽回局面。然而他却失去了对权力的留恋。他先把对荷兰和勃艮第的统治权让给了儿子腓力，后来又把自己统治下的美洲新世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统治权交出。他在56岁进修道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让给了他的弟弟、匈牙利王费尔南德。卡洛斯作为一个修士度过了最后的晚年，他于1558年去世。

多里亚也老了。奥斯曼海军策划占领科西嘉时，他曾不顾年老体衰率领40艘船上阵。如果科西嘉也被伊斯兰化，它对岸的热那亚便国门洞开。这次战斗也只取得了暂时的成果。奥斯曼海军撤退，没有酿成大祸。

多里亚于1560年去世，晚卡洛斯两年。他活了94岁，是罕见的长寿者。

继承弗朗索瓦一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亨利二世，利用老卡洛斯消沉的机会，拿出了颠覆西班牙优势地位的计策，但他的做法只是模仿先王弗朗索瓦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种想法没错。但实际这样去做，便是缺少政治感觉。

他要与奥斯曼共同作战，组建舰队，扫荡西班牙统治下的各国。但奥斯曼派来了120艘加莱船，而法兰西只有20艘参战。决定进攻地点和进攻方法，以及如何分配掠夺来的人与财物，当然是承担风险多的一方有决定权。法兰西与奥斯曼共同作战所得到的只是基督教世界的谴责和轻蔑而已。

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因为前一年作战又输给了西班牙军队而死心，1559年4月，亨利二世与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缔结了媾和条约。谁都欢迎基督教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和平，法兰西举行了种种庆祝活动，热烈豪华的场面吸引了欧洲人的眼球。

然而，亨利二世作为国王，政治上浅薄，在个人性格方面也很浅薄，他竟亲自上场参加庆祝活动中的一项马上长矛比赛。

他似乎还对比赛中作为自己对手的骑士说不要手下留情。这样做很公平，但对手当真按他所说，一矛刺来，刺穿了国王的右眼。国王从马上摔下，不久断气。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王妃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美第奇家族的卡特琳娜）的眼前。亨利二世留下了一个打着不同宗教旗号，处在血腥内战中的法兰西。法兰西的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地中海，即抗击伊斯兰的问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为了欧洲第一实权人物。

“杰尔巴屠杀”

作为儿子，腓力二世刚一继位就一心想着如何超越声望很高的父亲。他决定夺回利比亚的的黎波里，这是卡洛斯去世前一直没有做到的事。不过，这对父子不同的是，卡洛斯多亲自率军，但儿子腓力却不是这样的脾气。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卡洛斯和腓力的时代，但腓力二世却非亲自动手即自己承担风险型的君主。

细细想来，腓力夺回的黎波里的主张是一个可笑的借口。

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从来就不曾是西班牙的领土。1530年，卡洛斯把马耳他岛赐给圣约翰骑士团的同时，也把的黎波里赐给了骑士团。但那实在是一种没有责任的让渡，感觉就像是对骑士团说了句话：赶走住在那里的几个伊斯兰教徒，那里就是你们的了。

无处可去的骑士团竭尽全力把马耳他岛改造成了根据地，但对的黎波里却鞭长莫及。马耳他是海岛，而的黎波里却是北非的一部分，建设和防御都不容易。尽管骑士团一度建了一座城堡，驻扎了一支军队，但受到一次攻击后就撤退了。马耳他的城池建设和防御已很辛苦，再将隔着大海的的黎波里纳入骑士团的防御圈，这对战斗人员不到1 000的马耳他骑士团来说，负担过重。

腓力二世却想越俎代庖。我们已经提到多次，西班牙国王们信仰笃深，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相比有天壤之别。于是，为了上帝一句话就会让他们不顾一切。

这次打的是“基督教联军”的旗号，与新老交替的时期正相吻合。可是，新老交替只是基督教方面，伊斯兰方面并没有变化。奥斯曼的苏丹还是苏莱曼，被委以现场指挥的海军总司令也还是图尔古特。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生于1527年，从策划夺回的黎波里到以失败告终，是他33岁到35岁的时期。作为一国之主，这个年龄已经不再稚嫩。这位不上战场的最高司令官把现场指挥权交给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当时以“副王”的名义代西班牙国王统治西西里的美第纳切利。与其说他是一个武将，不如说他是一个宫廷官僚。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如果没有另一个不想担风险的人的命令便不行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情况将会如何？腓力二世偏偏让这个人做自己的现场代理人，任命他为“基督教联军”总司令。

另一个是接替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他很年轻，刚满20岁，从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那里继承了船只、水手等一切。多里亚没有儿子，培养作为接班人的简内特·多里亚，抓捕图尔古特的功臣，已在使热那亚陷入混乱的“费耶斯基之乱”中殒命。

腓力二世把“基督教联军”的命运托付给了这两个人。拿破仑后来曾说：“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要是他知道了这个任命，又会说什么呢？

法兰西没有参加这支打着“基督教联军”旗号的军队。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有参加，理由却与法兰西不同。结果，参战者都是老面孔。战舰的数量以加莱船计算如下：

教廷：3艘

马耳他骑士团：5艘

热那亚：13艘

拿波里：5艘

西西里：8艘

佛罗伦萨：4艘

共计：38艘

热那亚的13艘船是受雇于西班牙王的多里亚的船队，拿波里和西西里算在西班牙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份内。佛罗伦萨的4艘来自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出力建造的海港里窝那。美第奇家族从这时起开始积极投入抗击伊斯兰势力。

这38艘船加上摩纳哥公爵的2艘、齐卡拉子爵的2艘等由各地小领主率领但费用由西班牙国王承担的15艘，共有53艘船。西班牙本土没有船只参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大概认为，加上热那亚、拿波里和西西里的15艘船，自己已经动员了41艘加莱船参战。所有船上乘载的1.4万士兵多为西班牙士兵，腓力二世一定认为，西班牙已经负担了全军的五分之四。

这个规模的战斗力已经足以与图尔古特匹敌，不过条件是不能浪费时间。

首先，全部船只集结到墨西拿耗费时日过多，离开墨西拿时已经入秋。地中海的秋季天气多变。船队到马耳他岛之前天气尚好，但到马耳他时天气转坏，不得不在马耳他港紧急躲避。

但更糟糕的是，船队一出马耳他港就不得不返航，如此反复了5次。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他们只想着不怕碰壁，反复挑战便能闯出一条路，却不懂得迂回也能打开局面。结果时间白白流逝，给了图尔古特充分的时间巩固防御体系。

图尔古特得知基督教军要来进攻，马上在北非为抗击基督教招募志愿兵。日子一天天过去，的黎波里满是为“圣战”而志愿当兵的伊斯兰男子。北非的原住民柏柏尔人并不乐意接受奥斯曼的统治，经常举旗造反。可是一旦基督徒打过来，便会忘记造反的想法，跑到奥斯曼的麾下。

来去之间进入了冬天。这个时期的马耳他刚刚开始招聘意大利工匠建设城池，还不能容纳大量逗留士兵。马耳他岛本身也一无所有，只是气候适于过冬而已。随着滞留时间不断延长，士兵们渐生厌烦。

图尔古特未把精力只集中在的黎波里的防御方面。他命令手下海盗袭击意大利南部，扰乱后方。基督教士兵中多有从意大利南部来的志愿者，他们中间有些人担心故乡遭殃，家人被绑架，便偷船逃走。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提出停止远征的黎波里回国。但美第纳切利奉的是国王之命，只想着完成作为西班牙国王代理人的使命，坚称没有国王的答复不能改变计划。然而国王的命令却迟迟不到。就这样一年过去，1561年来临了。

1561年2月10日是重新远征的黎波里的日子。2月出海简直就是疯狂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决定。冬季出海的危险很快成为现实。离港数日后遭遇风暴。南去的黎波里的船队大大偏离了航向，被刮向西南方，漂流到杰尔巴岛附近一处名为阿尔坎塔拉的海滨。

不得已就地登陆，想补充一点饮用水。但这里就在以海盗巢窟著名的杰尔巴岛附近，还有柏柏尔人的村落。

舰队遭到海盗和土著民的袭击，没有补给到水，却有150名士兵被杀。喝了劣质水之后，不断有人病倒。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倒下了，卧床不起。

舰队只好撤离。所有船上都收容了伤病员，军船就像医用船。这使士兵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2月17日再次出发，但目的地既不是马耳他岛也不是墨西拿，而是的黎波里。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说，既然国王没有撤销进攻的黎波里的命令就只能坚持下去。他毫不让步。远征军总司令美第纳切利有最终决定权。

西西里及其周边 

从阿尔坎塔拉去的黎波里的途中，常识不能想象的事情不断发生。他们让舰队停在途中海滨，清点可用于进攻的黎波里的人数。这项工作竟花了13天时间。美第纳切利认为既然率领的是国王的士兵，就有义务知道人数。

3月2日在将领们召开作战会议上，搞清了有2 000多士兵不能用于战斗。尚未遭遇敌人，就有2 000士兵要离开战场。

美第纳切利大惊失色，提出不再去的黎波里，而把目的地改为杰尔巴岛。改变目的地的根据只是杰尔巴岛比的黎波里更近。在作战会议上，马耳他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美第纳切利毫不让步。他的地位最高，占据着他大脑的只有一点：不能毫无所获回去见亨利二世。

作战会议上反对美第纳切利的不止拉·瓦莱塔一个人。教廷海军统帅奥尔西尼也反对继续远征。他不是红胡子时代的奥尔西尼，而是同一家族的另一位奥尔西尼。

奥尔西尼刚刚得到威尼斯来的绝密情报。威尼斯共和国更加重视与奥斯曼的通商条约，所以没有参战。但即便如此，威尼斯也经常会把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传回国内的情报捅给基督教世界。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感情，而是出于不想彻底切断与基督教世界之间联系的策略。

极为秘密地透露给奥尔西尼的情报是，图尔古特派手下亲信乌尔齐·阿里去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苏莱曼在迎战“基督教联军”时派兵支援。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的实力贵族奥尔西尼家族在与劲敌科隆纳家族长期对抗中，更亲近法兰西。威尼斯不是法兰西派，但在反西班牙方面与奥尔西尼利害一致，所以把要捅给基督教世界的情报先透露给了奥尔西尼。这样说的证据是，威尼斯并未把情报透露给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或者西班牙的雇佣兵队长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更不用说西班牙先头部队一般的马耳他骑士团。正因为如此，奥尔西尼在作战会议上不能透露情报的来源。这时还没有得到皮拉尔帕夏已率援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准确情报。

这就是尽管他反对美第纳切利继续远征的方案，却又不得不跟着走的原因。派出去侦察的船回来报告，敌人集中精力防御的黎波里，杰尔巴的防御薄弱。因为这个情报，确定了进攻杰尔巴的方案。

杰尔巴的防御的确薄弱。3月7日，从海上一阵炮轰之后开始了登陆作战。打了10天白刃战，战斗以“基督教联军”的胜利而告终。海盗方面战死200人，负伤人数超过600，而“基督教联军”则战死25人，负伤30人。3月19日，包括从“浴场”里解放出来的所有人在内，全体人员着手建设城堡。

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一旦攻陷一个地方就会立即着手建设城堡，也许是不钻进城堡就觉得不够完全。

正在建设城堡的时候传来了让“基督教联军”心惊胆战的情报。

皮拉尔帕夏率领奥斯曼援军到来的情报成为现实，而且这是一支有80艘加莱船的大军。奥斯曼宫廷的高级官员皮拉尔帕夏不了解西地中海的地理情况，但有原来是意大利人，后来在图尔古特手下当海盗的乌尔齐·阿里与他同行。

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与相邻的布里亚都是繁荣之地，在古代有“大希腊”（Magna Grecia）之称。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曾在这里开设学校。虽然如今在克罗托内只遗下一根圆柱，但在古代，这里建有地中海屈指可数的壮观的赫拉神殿，毕达哥拉斯学校也建在这里。进入罗马时代之后，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直发挥作用的缘故，这里延续着繁荣。进入中世纪后，古时的“大希腊”成为被海盗洗劫的地方之一。到了16世纪，这种状态并未改变。

从克罗托内绕过海岬，有一个叫作卡斯泰拉的小渔村。一个名叫卢卡·加利尼的人在此出生。后来，此人改叫乌尔齐·阿里这个具有奥斯曼风格的名字。

孩提时代，他与父母一道被来袭的海盗绑架。父母双双死在“浴场”之后，这个孩子在奴隶市场被一个海盗买走，具体经过不详。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为乌尔齐·阿里的卢卡·加利尼受到了海盗世界的瞩目。据说他靠智慧，而非蛮力脱颖而出。随着他长大成人，他成为图尔古特手下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统率奥斯曼海军。

皮拉尔帕夏大概听从了这位原来是基督徒的海盗的意见，没有带着伊斯坦布尔的80艘船直奔的黎波里，而是袭击了靠近马耳他岛的哥佐岛。也许他们认为，一旦马耳他骑士团得知哥佐岛遭袭，就会立刻从杰尔巴回防马耳他。实际情况果然如此。

4月4日，急报送到了正率领着5艘船参加远征的拉·瓦莱塔手上。他立刻请求召开作战会议。他在会上说，出于马耳他防御的需要，可以留下1艘船，但其他4艘不得不从进攻中脱身。参加会议的奥尔西尼这才知道威尼斯的情报已成现实，于是主张不仅马耳他骑士团，全军都要撤退。美第纳切利抱着头，似乎已经丧失了决断力。拉·瓦莱塔没有等会议得出结论，马耳他的4艘船旋即离开杰尔巴港。眼下是4月，如果只是想安全回家，全员弃战而逃，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然而，到了这时还在浪费时间。每晚召开作战会议，但迟迟无法拿出结论。主张撤退的并非奥尔西尼一人，病愈参会的约翰·多里亚也成为明确的撤退派。然而，西西里的“副王”、西班牙王的代理人美第纳切利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优柔寡断。就这样，马耳他骑士团离开后又浪费了1个月时间。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当然不会对马耳他岛出手，那里因拉·瓦莱塔与4艘船的回防而更加坚固。他们开始南下，驶往本来的目的地杰尔巴。

面对一直不愿意下决断的美第纳切利，年轻的多里亚拿出了新战略。

第二天一早皮拉尔帕夏的80艘船恐怕就会现身杰尔巴。多里亚自己将率领热那亚的13艘船连夜出港，隐蔽在海岬背面，等候天明。一俟敌人的80艘船驶入杰尔巴港便立即断其后路。敌人的80艘船将同时遭到城堡和港内船只从前面断其后路的15艘船从背后发起的炮击，只能举手投降。这就是22岁的年轻的多里亚的战略。

美第纳切利没有拒绝这个方案，但也没有完全同意。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完全接受一个20来岁年轻人的意见，颜面何存。首脑的代理人比首脑还重面子，这样的人很多。于是，美第纳切利提出了建议，不，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他说，折中是最好的方案。

他的建议是多里亚率领的13艘船不是当夜，而是第二天一早出港。于是，热那亚船定于5月11日凌晨出港。

可是，快到黎明时分，风向变成北风。这样的风使得出港变为逆风。加莱船即使逆风也可以靠三角帆和相当于现代发动机的桨曲折前进，并非完全不能出港。但敌人逼近眼前时低速出港相当危险，这一点连划桨手都懂。

全军进退维谷。

又在浪费时间。这时，不出年轻的多里亚所料，海面上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敌人的80艘船乘着北风，乌尔齐·阿里率领20艘前锋船冲进杰尔巴港。

港内一片混乱。人人都想逃进城堡。就连已上船的人都弃船跑向城堡。

乌尔齐·阿里没有让自己船上的奥斯曼兵登陆追击逃走的基督教士兵。相反，他首先捕获停泊在港内的“基督教联军”的船只。防守的士兵都已逃走，很多船事实上已无防备。很快，在入港口附近下锚的20艘船被包围。

这期间，皮拉尔帕夏率领的大队人马也冲入港内。80艘船合兵一处，开始对“基督教联军”的舰队大肆“狩猎”。这已不是“战斗”，而只是“打猎”。

要从这种场合逃走，只能穿过敌船缝隙，顶风逃跑。没有相当的操舵技术和从容不乱的划桨技能，根本不可能做到。

首先，马耳他的一艘船突围逃到了港外。奥尔西尼乘坐的教廷旗舰紧跟其后逃了出去。接着又有佛罗伦萨的一艘船逃出。其他24艘船也从友船杀开的血路上冲出来，逃到港外。最后，西班牙派来的几艘船跟着这些加莱船逃了出来。尽管这几艘是帆船，无桨可划，没有“发动机”，但还是逃到了港外。

奥斯曼方面很快派出30艘船追了过来。这些船都是加莱船，眼看与西班牙帆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可是，追来的奥斯曼加莱船突然遭到猛烈炮击，是逃到港外停下来等待友船的教廷海军旗舰开的炮。

炮击重挫了追击的奥斯曼船的气焰。奥斯曼船水手的技能水平就此暴露无疑。他们张皇失措，开始自相冲撞，很快就有5艘船掉队。但是，只有奥尔西尼指挥的一艘船在对抗追来的奥斯曼船，25艘奥斯曼船把炮火都集中在了这一艘船上。

教廷旗舰的三根桅杆中，被称为“主桅”的中央桅杆断成两截。排在船腹右侧的桨几乎全被掉落的桅杆砸断。这意味着船已不能再航行，而奥尔西尼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地投降，等待支付赎金获释。凭他教廷海军司令的地位和罗马两大贵族之一奥尔西尼家族主人的身份，这个选择会有极大的可能性得以实现。

第二，坚持作战，让自己人逃走。这样做要一直战斗到己方船只全部到达安全地带，与赴死无异。

无人知道弗拉米尼奥·奥尔西尼的选择。但从后来他的做法看，他似乎选择了第二条路。

旗舰是有三根桅杆的大型加莱船，不仅船头和船尾，船腹也装有大炮。这时所有大炮一齐开火。

船已不能继续航行，动弹不得，成了海上城堡。奥斯曼船如果超过10艘就难以统一指挥。奥尔西尼命令大炮直接炮击这些船。奥斯曼船也顾不上追击渐行渐远的基督教船，一边躲避炮击，一边拼命靠近教廷旗舰，但等待他们的只有粉身碎骨。

根据被俘的一名厨师的证言，海上激战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不仅是士兵，从水手到划桨手，就像被置于死地一样，在绝望中坚持战斗。

这场激战的结果，奥斯曼兵得到已经被烧得不能使用的教廷旗舰。奥尔西尼坚持激战到最后，敌人登舰后他亲自挥剑上阵，坚持白刃战，最后扑倒在船桥前，不能动弹。

敌兵挥着半月刀，寒光一闪，砍下了他的头颅，抓住头发把头颅高高拎起。这时，奥斯曼船上欢声雷动。奥尔西尼的身体和战死的士兵、水手、划桨手的尸体一道，被当场扔进大海。奥斯曼船队总算结束了激战，把奥尔西尼的首级挂在破损不堪的教廷海军旗舰折断的桅杆上，凯旋杰尔巴港。

逃进刚建成的城堡中的“基督教联军”的士兵与进攻城堡的奥斯曼军之间的攻防战持续了一个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虽然基督教士兵都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如果还有等来援军的希望，四面受敌还能顶得住，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

当攻防战打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美第纳切利和多里亚两人带着少数部下乘船逃回了西西里。一说是乌尔齐·阿里故意放走了他们。这个说法的真伪不明，但有人向他们提供去西西里的船只却是事实。城堡在两位司令官走后又抵抗了一个星期，于7月30日陷落。

奥斯曼兵手下毫不留情。所有人当场杀死，没有留下能够说清陷落情况的证人。

战死的“基督教联军”士兵的尸体被集中在郊外的某处，没有掩埋，也没有焚烧，只是剥光战衣堆放在那里。岁月流逝，尸山变成了一堆白骨，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白骨冢。

据说直到19世纪中叶还能看到这座白骨冢。有记载表明，1846年法兰西驻突尼斯大使向突尼斯请求清除白骨冢，白骨冢才被清除。白骨冢一直存在了285年。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牵头的、以夺回的黎波里为目的的“基督教联合”行动就这样收了场，其损失如下。括号内是远征出发时的数字。

加莱船：29艘（52艘）

运输帆船：14艘（40艘）

战死人数：1.8万人（2.5万人）

这就是1561年远征的严酷现实。“基督教联军”原本要进攻图尔古特防守的的黎波里，然而与图尔古特尚未照面便已灭亡。

当然，没有什么声音为这次失败向西班牙国王问责。作为国王代理人参战的美第纳切利的“副王”地位也不曾被撼动，照样继续统治着西西里。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也仍旧继续当他的西班牙国王的雇佣兵队长。

这次失败史称“杰尔巴屠杀”，它给地中海世界留下阴影。人一旦有了自信，有时会超常发挥水平。“杰尔巴屠杀”之后的海盗便是如此。

不过，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20年前挫败了企图占领阿尔及尔的卡洛斯，这次又打败了企图占领的黎波里的腓力大军。短短20年时间里，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王俩父子，两度成为手下败将。海盗们当然会觉得这是老子的天下！他们冲锋在前，后面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支持。

海盗产业

即使是仅为获利的海盗（pirata），实际出海干海盗勾当的人数也很少。人数虽少却能持久，是因为在这个“核心”周围有许多同情者和利害一致的人。这些人不仅是家人和亲属，还有逃回时窝藏他们的人、出售抢来的赃物和处置被绑架者的人、造船和修船的人等等。有了这些相关人等，海盗业才成其为一种职业。

而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是一些得到国家官方认可而干海盗的人，其“核心”周围的人群规模更大，内部也更加有组织，堪称企业。让这种大规模组织发挥作用，是当然的想法，阿尔及尔即是典型。16世纪后半叶的阿尔及尔呈现出惊人的繁荣，据说城市和港口的建设直追同时代的热那亚和拿波里。

即便如此，从意大利各港口出口到阿尔及尔等北非港口的物产与这些船从北非带回的物产之间，其区别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从欧洲出口到北非的是钢铁制造的武器、帆布等各种工业制品，而从北非出口到欧洲的则几乎都是农产品，且不是小麦、橄榄油等主要农产品，多为椰枣，欧洲不产椰枣。

这样，欧洲完全是贸易出超。通过进口“撒哈拉黄金”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情况10世纪以来不曾改变。可是北非非但没有因此衰退下来，反而繁荣起来，其原因就是海盗已成为一大产业，并长年得以延续。

海盗收益的分配也一直随着时代不断“进化”。

海盗当作基地的是面朝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统治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周边一带的，以前是“酋长”（amir、begh），从16世纪开始称为“总督”（pasha，又译帕夏）。

海盗的收益中百分之十二上缴给“总督”。

此外，还要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港口建设费。

还有一项重要支出，海盗必须拿出百分之一作为清真寺及其附属学校的费用，这是规矩。

另外必须为救济穷人捐款。捐赠没有比率的规定。《古兰经》里说过，帮助穷人是伊斯兰教徒的重要义务。通常的做法是向实际救助穷人的组织和团体捐款。

付完这些之后剩下的收益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左右。这些收益将一分为二，一半在船主和船长之间分配。船长是海盗的头目，收益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由出资人和经营者分红。

剩下的一半根据船长决定的比例分给海盗船上的所有人。划桨手是奴隶，船长在出港前必须向“浴场”的管理人支付租金。“浴场”的管理运营似乎归“总督”管辖。

看到这些，我在想，海盗业在北非是主要产业，却不是国营企业。这倒不是因为没有法人税的缘故，而是感觉像在租用国家的设备而支付使用费，使人想起同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把国有加莱商船租借给贸易商人的制度。北非的海盗业不是国营企业，并不在所有方面都有规定，生产力大概很高，能聚集优秀人才也理所当然。

另外，海盗世界比同时代的基督教开放得多。

威尼斯当时是欧洲唯一一个合理且没有忘记照顾社会上失败者的国家。但在威尼斯，要进入领导层光有业绩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威尼斯共和国市民”的资格，这个资格只赋予有威尼斯人血统者。

与此相比，海盗世界的市民权不是根据“血统”，而是根据“能力”授予。像红胡子那样的希腊人、西纳姆那样的犹太人、乌尔齐·阿里那样的意大利人，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前途无量。

这种人一旦有了自信结果会怎样？如果有大国毫不犹豫地起用他们，在身后支持他们，结果又会怎样？

进入16世纪后半叶后，基督教世界也一直被迫面对这一难题。

“杰尔巴屠杀”的直接影响是，人们在“杰尔巴冲击”的状态下把保护自己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马卡提尼奥·科隆纳10年后在黎凡特海战中担任教廷海军司令，他有两块领地安齐奥和涅图尔诺，不幸都在海滨。他曾从所住的罗马给领地的居民代表写去一封信，落款日期离“杰尔巴屠杀”过后仅有10天。不过，“杰尔巴屠杀”的新闻恐怕早就传到了罗马教皇的耳朵里。

“顷接我王（腓力二世）军队在北非对奥斯曼军作战遭到惨败的消息。损失船只超过30艘。可以想见这些船只将直接用于海盗船队，加强他们的力量。从今以后海盗的袭击将更加疯狂。

“因而，我吁请居民立即避往山区。妇女和儿童务必全员避难。我在山区没有领地，不能指示逃往何方，希望大家相互商量，选择你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尽早避难。避难生活必定漫长，出发时务必携带所有必需品。

“是否留下男人防御，我自忖无法决定。如果你们认为有效果则可留下。不过我希望，只有在上帝还不希望你们去死的情况下，你们才可以去考虑效果。

“我与教皇陛下商量过这事，陛下也同意我的想法。”

这可不是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故事，在那里遭到海盗袭击并不会成为新闻，这是距罗马只有50公里的安齐奥和涅图尔诺的事情。这两个港口面对的大海是教廷海军巡逻的海域。教廷海军派出三艘加莱船远征的黎波里，损失了其中的两艘，司令奥尔西尼战死。作为对居民安全负有责任的领主，所能做的只是劝告全体居民逃难。

海盗乌尔齐·阿里

海盗们信心大增，活动已不再限于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图尔古特的手下乌尔齐·阿里开始大胆行动，只率几条加莱船沿地中海北上，接二连三地袭击热那亚负责的意大利北部沿岸的海边村镇。

这个时期，萨伏依公爵及其夫人碰巧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逗留。萨伏依公国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公国，首都在都灵，与法兰西王族的关系比与意大利还深。公爵夫人就来自法兰西王族。公爵夫妇在此就意味着宫廷成员全都在此。在附近抢掠途中不忘收集情报的乌尔齐·阿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时的公爵是历代萨伏依大公中以勇武而闻名的伊曼纽尔·菲利贝托。接到瞭望塔海盗正在靠近的报告后，他并未逃跑，而是决定动员所有手下与海盗决战。

大公手上有步兵300人，火枪手25人，家臣不到百人。

开局占优势，心情大好，不料遭到隐蔽在山背后的另一路乌尔齐·阿里海盗的袭击，在并不宽阔的海岸上受到了两面夹击。结果，100名士兵和家臣40人被俘。

当时，无人不知被海盗抓走的人将是什么命运，不是被卖当奴隶，就是被逼当划桨手，被铁锁链铐着终其一生。如果放弃他们，主君萨伏依大公的名声将被玷污，一生难以洗刷。大公只得向乌尔齐·阿里派去使者，交涉赎金事宜。

海盗很快给出了答复，140人的赎金共计1.2万达卡特。金额之巨让大公瞠目结舌，接着读到乌尔齐·阿里的附加条件后，大公感到极度屈辱，脸色苍白。

“赎金不得以萨伏依公国的货币支付，也不得用手头的金银和珠宝代替，而要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准备金币可能需要若干时日，我们可在港口等待。”

难怪萨伏依公爵会狂怒。海盗答复的含义是，你们国家的货币没有信用，你们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赎金要用货币信用度很高的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金币支付。答复甚至说，你们大概没有那么多信用度高的金币，在你们筹措期间，我们等在港口。大公当然怒火中烧。乌尔齐·阿里了解萨伏依，尽管称之为公国，实际上不过是阿尔卑斯山边上的一个小国。大公只能派特使驰往热那亚的银行。

公爵一直在隐忍，自我安慰只要金币一到一切都会结束。可是，等在港口的乌尔齐·阿里又给他出了道头痛的难题，说：“我家主君奥斯曼苏丹与法兰西国王是同盟关系，大公夫人又是法兰西王的伯母。请允许我作为奥斯曼苏丹的家臣，代表主君苏丹拜会大公夫人。”

乌尔齐·阿里的老板图尔古特位居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所以奥斯曼苏丹也是乌尔齐·阿里的主君。他请求拜会合情合理。

可是，让大公夫人会见海盗，没法向大公夫人的娘家法兰西王族交代。失败的屈辱，后续的赎金，甚至让大公夫人同海盗见面，这肯定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萨伏依公爵只好躲进修道院不出来。可是如果拒绝海盗的请求，被抓走的140人可能就会被当场砍头。以勇武而闻名的萨伏依公爵面对窘境一筹莫展。

家臣们只能看着大公干瞪眼。一个宫女上前一步对大公说道：

“我替夫人去一趟吧。”

就此上演了一幕在全欧洲的宫廷中成为逸事的替身活剧。这里备述其详会跑题太远。我很久以前曾经在《爱的编年史》一书以“蓝色海洋”为题的章节中写过这个故事。欲知其详，还请阅读那篇写成小说的文章。我接着前面的话题往下讲。总之，“杰尔巴屠杀”以后，海盗更加大胆，相反，基督教方面的应对却越发迟缓。

马耳他骑士团是基督教世界中唯一勇敢对抗伊斯兰海盗的团体。在经常只有几艘加莱船的状况下，骑士们的战斗积极性也未曾衰减。骑士团有很多法兰西出身的骑士，拉丁语和法语是通用语言。志愿参加骑士团的骑士有三分之一出生于法兰西，这点耐人寻味。也许这是他们对其君主法兰西国王与奥斯曼结盟反弹的表现。

圣斯德望骑士团

这个时期建立了另一个骑士团，正式的名称叫作“圣斯德望海上骑士团”。“骑士团”是在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热情关怀下创建的。

骑士团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击垮伊斯兰海盗。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圣约翰骑士团”还有医疗任务，而“圣斯德望骑士团”只有一个目的：与伊斯兰海盗战斗。

马耳他骑士团团员的条件是出身于在欧洲被称为“蓝色血统”的贵族。但要做一名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员，普通的“红色血统”足矣。美第奇家族也出自商人，佛罗伦萨因为经济才得以繁荣。以佛罗伦萨人为中心的骑士团如果以贵族血统为条件，只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就连美第奇家族嫁给法兰西国王的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背后也常被说成是商人的女儿。

圣斯德望骑士团总部设在比萨，舰队基地在里窝那，那里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外港。新建立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是争强好胜不落人后的托斯卡纳人为狠狠打击伊斯兰海盗而成立的组织。正因为如此，这个骑士团才会在海盗肆意横行的地中海上，与马耳他骑士团一道成为一支勇猛果敢、敢打敢拼的海上力量。顺便一说，这两个骑士团之间经常联合作战。

然而，这两个骑士团能够出海的战斗力经常都只有3到5艘加莱船，从来没有超过10艘，只能跟乌尔齐·阿里所率海盗战斗力的实力相当。然而，海盗却可以同时把五六支这种规模的船队派往地中海各地。

在西地中海，基督教势力中只有这两个骑士团见到海盗船队不会逃跑，敢于与其对阵。伊斯兰教徒都会想，不如就此一口气把地中海西部也变成“我们的内海”，趁势再度登陆70年前被赶出来的伊比利亚半岛，把欧洲第一大国西班牙变成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也这样想。

苏莱曼活着的时候就被尊称为“大帝”。历史上，大帝是人们对扩大疆土的君主的称呼，古今东西概无区别。苏莱曼在长达40年的统治期间，既完善了内政，在扩张领土方面也不亚于前任。在陆上，他征服了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就连在维也纳也常能望见奥斯曼军队。在海上，东地中海可说成了“奥斯曼海”。

对苏莱曼而言，挡在他称霸西地中海路上的拦路虎就是马耳他骑士团。从骑士团以往的战绩看，虽说只是蜗居小岛上的小规模战斗力量，却不容无视。骑士团的船只要看到伊斯兰船都会发动攻击，不管它是战船还是商船。苏莱曼决定首先攻陷马耳他，再向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