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马耳他攻防记

苏莱曼与骑士团交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43年前的1522年,他亲率奥斯曼军进攻罗得岛,半年后占领了该岛。奥斯曼宫廷高官们以罗得岛大于马耳他岛为由对苏莱曼说,攻占罗得岛用时半年,攻占马耳他一个月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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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苏莱曼是否相信了这个说法。不过,进攻马耳他只投入了当初进攻罗得岛的一半左右的兵力。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莱曼或许也认为攻取马耳他较为容易。尽管投入的兵力只有一半左右,但却是经过挑选的精兵。由此可见,出于攻占罗得岛并不轻松的经验,苏莱曼也并未过低估计蜗居在马耳他的骑士团的实力。

根据身临其境的一位医生两年后的记录,苏莱曼在马耳他投入了超过3万士兵和接近200艘船只的战斗力。

这3万人中有6 000人是号称奥斯曼军队之花的新军军团士兵,是主要战斗力的核心。

另有1万人为土耳其语中所谓“Spahi”,即来自被奥斯曼征服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各国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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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岛与罗得岛

另有被称为“Iayalar兵团”[2]的来自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士兵5 000人。

以上的2.1万人形成了主要战力。其他还有从北非全境召集而来的海盗,以及各地聚集而来的想发战争财的冒险家团伙。另外还有需要特殊技能的水手和炮手,实际规模大约在5万人。而如此规模却只是进攻罗得岛时的一半!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奥斯曼军士兵中,生为伊斯兰教徒的居然只占少数。

前面已经介绍过,奥斯曼新军军团的士兵是孩提时代就被迫与居住在奥斯曼的基督徒父母分开后造就而成。他们虽已改信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基督徒。此外,“Spahi”也是从被奥斯曼征服的东欧各国招募来的人,这些人极有可能仍是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生为伊斯兰教徒的恐怕只有从帝国东部招募来的“Iayalar兵团”的5 000人。

在奥斯曼帝国,宗教并不是忠于苏丹的绝对条件。不论生来信奉什么宗教,只要改信伊斯兰教便可。奥斯曼的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受苏莱曼之托进攻马耳他的两位司令官身上。

陆军总指挥是战场经验丰富并以勇猛闻名的穆斯塔法帕夏,而受托统率海军的是苏莱曼的女婿皮里亚帕夏。

据传,这两个人中只有穆斯塔法生为伊斯兰教徒。皮里亚是宫廷高官,军事经历不为人知。由此推测,他原来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新军军团由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徒中强行征召达到一定年龄的少年男子所组成。容貌、头脑特别优秀的军中少年会受到特别培养而成为宫廷官员。其中成为大臣的人不在少数。因而有人被苏丹招为女婿也不足为怪。传说苏莱曼的后宫中有嫔妃300多人,他的子女数量也一定很多。

除了这两个司令外,苏丹还任命图尔古特为司令,苏丹先前已任命他为的黎波里总督。图尔古特的加入,意味着北非海盗也被全体动员起来,参加了进攻马耳他的战斗。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苏莱曼想一举攻陷马耳他。

那就是在对大军远征时不可或缺的后勤兵站方面的考虑。

进攻罗得岛时,岛屿自身面积辽阔,土地富饶,可以从当地筹措军粮。罗得岛靠近奥斯曼的小亚细亚,容易向岛上往返穿梭运送武器和其他补给。

但是,马耳他岛却不似这样。岛很小,土地荒凉,就连粮食和饮水都不可能在当地筹措。从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运来又路途遥远。距离较近的北非各城市,虽然海盗业昌盛,其他产业却不发达。

一切都只能在船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装在船上。粮食自不必说,大炮、炮弹、火药、武器、装备……所有战争必需品都得带去。据说连奥斯曼人爱吃的蜂蜜点心都带上了,可见奥斯曼军在前线也想维持鼎盛时期帝国的生活水平。

他们究竟准备了几个月的用度呢?据说200艘船几乎全都用于运输。如果相信奥斯曼高官的豪言壮语,一个月便可打下马耳他,估计他们准备了一个月的,或再保守一些,两个月的用度。

进攻马耳他于1565年付诸实施。延期是因为苏莱曼的长子在波斯举旗造反,穆斯塔法帕夏不得不东去镇压。穆斯塔法镇压成功返回后的第二年,奥斯曼大军才从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攻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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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苏丹苏莱曼那年已经70岁。迎战的马耳他骑士团方面也有70岁的老将,他就是骑士团的团长约翰·德·拉·瓦莱塔·哈里森。他出身于法兰西奥佛涅的名门,年轻时就加入了骑士团,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把一生献给了骑士团。

不过,这两人只有年龄相同,经历却迥然不同。苏莱曼是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君主,周围是荣耀、名声、权力和奢华。而法兰西骑士在人生中没有品尝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这两人曾经碰过一次面,那是在1522年,那年两人同为28岁。

在罗得岛攻防战激战半年终于结束的时候,胜利者苏莱曼很绅士地对待战败的骑士,同意他们带着武器撤离罗得岛。这种做法在欧洲被称为“武将的荣誉”,是对败者的最高礼遇。奥斯曼苏丹对骑士团长说道:“我胜利了,我必须将您和您部下这样勇敢忠义的人赶出家园。对此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悲哀。”

当时,骑士团长的秘书官拉·瓦莱塔也在场。不过,苏莱曼可能并未看一眼这位与自己同龄的骑士,拉·瓦莱塔不过是与骑士团长同行的18位骑士中的一位,但拉·瓦莱塔没有忘却。

我们可以确信,在马耳他攻防战期间,拉·瓦莱塔眼中的对手既不是穆斯塔法帕夏,也不是皮里亚帕夏,而是苏莱曼。一位70岁的老人盯准了另一位并不在场的70岁老人坚持战斗。28岁那年以后的42年间,拉·瓦莱塔走过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之路。如果没有28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必要走这条路。

骑士团被赶出罗得岛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8年的流浪岁月。他们辗转克里特岛、西西里的墨西拿、拿波里、奇维塔韦基亚,没有一处可以久留。已经是接受了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洗礼的时代,因而很多人把圣约翰骑士团视为十字军时代的遗物。寄居在教廷海军基地奇维塔韦基亚的数年时间里,他们让人们看到了骑士团存在的理由。教廷海军的规模只有几艘船,骑士团与之联合,活跃在打击海盗的最前线。然而,骑士团寄人篱下的境遇却丝毫没有改变。骑士团一直在不懈努力,与各国沟通,争取一块地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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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莱曼(引自现代美国国会浮雕。浮雕中苏莱曼与梭伦和编撰《罗马法典》的查士丁尼大帝等并列,被视为历史上的立法者之一。)     瓦莱塔(引自现代英国出版的I. C. Lochhead所著The Siege of Malta. 1565,1970)  

好不容易到了1530年,传来西班牙王卡洛斯要把马耳他岛赐给骑士团的消息。马耳他是一个孤岛,不是西班牙领土,自然也无西班牙驻军。把它赐给骑士团是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卡洛斯的条件是每年进贡一只猎鹰。骑士团别无选择,接受了马耳他岛。卡洛斯在进攻突尼斯失败后,又试图进攻阿尔及尔。他并不是想要马耳他猎鹰,他赐岛的意图在于把一贯憎恨伊斯兰的骑士团放在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们就这样被送进了与敌人面对面的边境堡垒。

接受了卡洛斯的赐赠,来到当时的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一定傻了眼。拉·瓦莱塔是骑士中的一员,那年他36岁。

8年前骑士们离开罗得岛,罗得岛还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那里全年气候温暖,气温很少超过25摄氏度,整日微风拂煦,轻抚肌肤。罗得岛意为玫瑰花盛开的岛屿。这座岛屿风光绮丽,历史悠久。

漫长历史意味着人们乐于在此居住。罗得岛虽无辽阔的耕地,但却地肥水丰。这里有天赐良港,自古就因海运和通商而繁荣。

这里的居民为希腊裔,文化气息浓厚。至今仍为梵蒂冈美术馆至宝之一的拉奥孔群像也出自于罗得岛艺术家之手。岛屿东面悬崖上矗立着林都斯(Lindos)神殿的遗迹。站在这片遗迹上远眺,地中海尽收眼底,思绪不禁驰骋在古代文明之中。

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罗得岛的存在价值不曾减弱。移居岛上的希腊著名学者在这里开办学校,罗马有知识的上流社会的青年汇聚于此,追求学问。知识分子是无须奢侈,舒适即可的一群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称为“清贫”。西塞罗、恺撒都曾留学罗得岛。古代的罗得岛稳静、舒适而具品味,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罗得岛是骑士团200年来的家园。

马耳他骑士的作战服前胸缀有创建以来一直未曾改变的红底白十字。日常服装胸前却是黑底白色的变形十字,这是骑士团被迫离开罗得岛后的制服。改成黑底,表现对失去的罗得岛的哀思。马耳他骑士身裹丧服,正是因为苏莱曼的奥斯曼帝国的缘故。

“马耳他之鹰”

罗得岛上拥有的马耳他岛上全然没有。现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马耳他,是拉·瓦莱塔在攻防战后重建,并以此为主体长年扩建而形成的建筑景象。骑士们于1530年移居岛上。要想象他们眼中的马耳他,就得把现在的一切从岛上全部抹去。成为骑士团根据地的马耳他当时一无所有。

遍地岩石,缺水,土地荒芜,雨水稀少。蓄积的雨水不过滤便不能饮用。夏天持续高温,气温接近40摄氏度,非洲刮来的东南风使天气酷热。到了冬天,天气剧变,西北风劲吹,寒冷刺骨。遍地岩石,不适于耕种,不足1万人的岛民散落在全岛各处,全靠饲养牛和山羊过活。虽然周围尽是大海,马耳他的渔业却不发达。住在海边,只会遭到海盗的绑架。

在这样的土地上不可能创造历史。尽管留在罗得岛上的一切令人日思夜想,但如果不愿意像十字军时代创建的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那样消亡,就只有把马耳他改造成新的家园。

把马耳他岛改造成新家园的资金来源于骑士团在欧洲各地所拥有的不动产的收入、出身名门家产富有的骑士们的捐赠,以及从事海盗业获得的收益。马耳他骑士团并未像圣殿骑士团那样从事自己的金融业。圣殿骑士团因有资产而惨遭法兰西国王的毁灭,马耳他骑士团不想重蹈覆辙。圣约翰骑士团像在罗得岛时一样,靠袭击所见的伊斯兰船只,获得收入。移居马耳他后如能延续这一做法,不但是一种收入来源,还能起到基督教世界前沿堡垒的作用。

现在所见的马耳他骑士团的相关建筑都是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然而,1565年马耳他攻防战时,骑士们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与这样的豪华奢侈完全无缘。他们建了教堂,也建了以医疗为目的的医院。医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特色。此外,和在罗得岛时代一样,按母语不同分别建了骑士馆。不过,在所有这些建筑中,最好的也只是至今仍残存在罗得岛的那样的水平,差一点儿的还达不到,绝对不是遗留在今天的马耳他岛上的那些豪华的巴洛克式建筑。那时,马耳他骑士团移居到环境恶劣、一无所有的马耳他岛才不过35年。

不过,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严酷环境里生活了35年的骑士们,已经成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能经得住任何考验的人,与同时代在欧洲各国宫廷中生活奢华的同类迥然不同。

骑士们天天与海盗对面相见,死亡和被铁锁链铐着的囚徒生活完全是家常便饭。拉·瓦莱塔就是作为伊斯兰海盗船的划桨手度过了他47岁那一年。由于交换俘虏,他恢复了自由,回到马耳他,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马耳他骑士团的团长由骑士们选举确定。但一旦确定,全权集于团长一身,这点颇似教廷。被选为团长那年,拉·瓦莱塔已经66岁。那可不是一般人的66岁。当然,这句话不仅可以对他一个人说,对所有放弃祖国优雅安乐的生活,来到马耳他的其他骑士也都可以这样说。

苏莱曼因长子发动叛乱而推迟进攻马耳他,结果给了拉·瓦莱塔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

70岁的骑士团长冷静地做着准备,他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

饮用水:移居马耳他后,骑士团立即在岩石地上挖好又深又大的蓄水池,由所属医师负责保持水质清洁。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秋季结束和春季开始的时候多雨。每次下雨,都收集雨水蓄存在蓄水池里。

食物:前一年的收获期开始时,骑士团就已经在附近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确定了采购渠道。不过,这只限于必不可少的物资。小麦、橄榄油、洋葱、腌肉和奶酪占了储存食物的一大半。葡萄酒是奢侈品,根本谈不上点心之类。甜味则靠蜂蜜。此外还需要荒地上也能生长的廉价角豆的果实,干燥后研成粉末可以代替小麦。马耳他岛也产奶酪和角豆,但他们不向马耳他农民购买,岛民们也要忍受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围困生活。

拉·瓦莱塔决定,让马耳他居民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到位于岛屿中央自古就有城墙环绕的山中村庄躲避。他还决定,让打仗的男人去巩固三处即将迎敌的城堡。骑士团的骑士禁止成家,他们没有妻儿,但对从事医疗的医师并无这样的要求。这些人属于骑士团,但不是骑士,他们的妻儿也被送去山村避难。

在尚未明了奥斯曼大军的舰队第二年春天何时会杀奔马耳他的时候,拉·瓦莱塔便早早请求欧洲各国派遣援军,但以国家名义响应的只有西班牙。腓力二世命令统治西西里的“副王”唐·加尔西亚·德·托莱多集中1.6万名士兵,但他没有明确这支援军何时派往马耳他。

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也并非全部挤在根据地。不少人在宣誓成为骑士后仍住在祖国,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也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

拉·瓦莱塔认为骑士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便召集这些居家骑士。不过,宗教骑士团团员是志愿性质,召集并无强制性。当然,居家骑士也没有对危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虽然不少骑士没有驰援马耳他,但却提供了资金援助。拉·瓦莱塔似乎早已料到这种情况,欣然接受。于是,派去欧洲的马耳他船载着响应召唤的少数骑士和用援助资金采购的大量武器返回了马耳他。

响应马耳他骑士团请求的国家很少,谁都认为在动真格的奥斯曼军队面前,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已然注定。然而,船未来人却来了。多达4 000人的志愿兵开始到达马耳他。他们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士兵,是地方领主们雇佣后派来的。

随着战云在海上不断聚集,人们也开始向地中海中央的小岛马耳他聚集而来,加上原先生活在马耳他岛上的人,骑士总数达到501人。兵力来源如下:法兰西出身者200人,意大利出身者170人,占了大半数量,还有不少西班牙人,新教势力强大的德意志中部也来了13人,从天主教分离出去、创建了英国国教会的英格兰也来了3位骑士。另有骑士团的相关人员,以及仆从和杂役百余人。意大利来的4 000名志愿兵和马耳他岛居民5 000人也参加了防御战。

申请参战的岛民并没有作战经验。骑士们的任务是把他们训练成士兵。骑士们可能用《七武士》中所描述的办法进行了训练。但是,靠临时抱佛脚的训练也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士兵。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哪怕是辅助性的,也可以使担任主要战斗力的骑士们腾出手来,更加活跃。

防守方的士兵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有9 600人,迎战5万敌军就要靠这些兵力了。主要战斗力只有500骑士。如果奥斯曼方面的主要战斗力是新军军团,这500人就要与6 000人作战。欧洲各国有理由认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命运将就此了结。

然而,拉·瓦莱塔可不是沉溺于同归于尽想法中的领袖。他参考自己所亲历的罗得岛攻防战经验,思考了战略战术。

罗得岛攻防战中,奥斯曼方面给予防御方重创的战术,不是用大炮直接轰击城墙,而是把地道挖到城墙下,填满火药,靠爆破从根基上破坏城墙。

拉·瓦莱塔认为这个战术在马耳他用不了,至少不容易用。罗得岛土壤松软,马耳他却是岩地,坑道掘进是一大难事。即使奥斯曼军队采用一贯的人海战术,挖掘岩地的工程也将耗费相当时日,也根本不可能同时开挖几条坑道。地道数量少,发现并采取对应措施的概率就高。

马耳他岛是岩地,是整片的岩石地带不是一块岩石。奥斯曼军队炮火之猛烈令遭受过炮击的维也纳人几个世纪都不能忘怀。不过,要使用堪称巨炮的奥斯曼大炮,就需要足够坚固的地基安装炮身。在岩石地带,这也非易事。炮台不稳固,炮击便发挥不出全部威力。在罗得岛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马耳他岛却不好办。

这一情况决定了拉·瓦莱塔防守马耳他的战略。当时马耳他尚未建成像罗得岛那样坚固的城堡。事先考虑到大炮直接轰击的情况,防守不会只靠坚固的一道城墙,而是靠多道城墙。即使一道城墙遭到破坏,前方还有一道挡在那里。这也是一种心理战。

这样一来,补给线过长以及奥斯曼士兵养尊处优的生活都将成为防守方的有力武器。取得补给最近的地方是西西里。但“杰尔巴屠杀”以后,西西里南岸也加强了防御,抢掠不会轻易得手。而北非港口没有能力供给大军的全部所需。马耳他岛上连水都没有。奥斯曼大军将不得不靠运来的物资供5万多人吃喝以持续进攻。

一言以蔽之,拉·瓦莱塔为这场“马耳他攻防战”最后一搏,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将马耳他岛的不利条件尽量转化为能为防御所用的有利条件。

拉·瓦莱塔最害怕的不是敌人像进攻罗得岛时那样,大军登陆后沿陆地进攻,他最担心的是奥斯曼用运来大军的船只切断通往西西里的海路。无论如何必须确保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援军驰援马耳他的道路畅通。于是,骑士团最重要的5艘加莱船全部被派往西西里方向的西北方。由西班牙出身的骑士罗梅加斯率领的这5艘船的任务是,以位于马耳他岛西北端的海湾为基地,对朝这个方向驶来的奥斯曼海军,予以阻击。

拉·瓦莱塔根本没有指望加上外来志愿兵和岛民在内尚不足1万人的兵力击退奥斯曼军。他只想坚持到援军从西西里赶来。于是,他向身在巴勒莫的西班牙国王代理人唐·加尔西亚派去了特别任命的骑士。这位骑士的任务就是催逼西西里的“副王”尽早派遣援军。

马耳他骑士团的船只数量虽少,但都是双桅大型加莱船。这种船用于作战,每艘至少需要20名战士。这个任务非得老练的骑士才能完成。这样留在拉·瓦莱塔身边的骑士只有不到400人。这400人中,有不少是刚刚来到马耳他,第一次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年轻骑士。为了用好这些空有勇气的年轻人,拉·瓦莱塔下了一番功夫。

这位70岁的“马耳他之鹰”,既不需要说到骑士就会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种从头到脚用闪亮耀眼的钢铁铠甲保护起来、头盔上饰有华丽羽毛的骑士,也不需要那种骑在披着华丽马衣的马上、手持长矛站在坚固城墙前面的骑士。

他决定把防御集中在半岛前端已经建有城堡的三个地方,一处陷落就坚守下一处,再陷落就坚守再下一处。这种打法,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忍耐力取胜,没有一丁点儿华而不实的地方。

拉·瓦莱塔禁止骑士们在头盔上插装饰羽毛,也禁止穿包裹全身的铠甲,只允许戴护头的头盔和胸甲。胸甲也做成了胳膊部分能够拆卸的形式,实际允许穿的只是不带胳膊的胸甲。此外,除联络外禁止骑马,骑兵变成了步兵。刚从欧洲来的年轻骑士感到不满,但团长的命令至高无上。这样一来,重装成为轻装,打起仗来更加方便。攻防战预计会在夏天进行。马耳他的夏天酷热,激战将在酷暑中展开。

攻防开始

奥斯曼大军于1565年3月22日离开伊斯坦布尔,5月18日出现在马耳他。一如所料,船队进入了马耳他岛东南部的马尔萨什洛克海湾的湾口。马耳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供193艘船运来的大军登陆。他们卸下了50门据说能射出24公斤重磅炮弹的大炮,还卸下据说可供射击10万次的炮弹和火药。当然,卸载估计至少3万人的士兵和攻城所需的所有物资用去了10多天时间。一切规模都大得夸张,显示了超级大国的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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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战前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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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防战后重建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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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尔莫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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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杰罗城堡

以上四图均选自S. C. Spiteri所著Fortless of the Cross,Hospitaller Military Architecture(1136—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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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军的大炮

可是,船队没有在卸载完毕后就地下锚,而是从西面绕过岛屿,向北驶去。为了让年轻气盛的骑士初次体验抗击伊斯兰的战斗,拉·瓦莱塔派他们去监视奥斯曼军。年轻人被批准骑马前去,他们心满意足,在陆上与海上的奥斯曼船队齐头并进。

这样当然会被敌人发现。他们与已经登陆的一队奥斯曼兵打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结果,他们中有两人,一个法兰西骑士和一个葡萄牙骑士被俘。葡萄牙骑士经受住了严刑拷问,而法兰西骑士却向敌人交代比尔古是马耳他防御的薄弱之处。

海军司令是苏丹的女婿皮里亚帕夏。他一心想抢在率领陆军的老将穆斯塔法帕夏前面夺得首胜,一听这话就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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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新军士兵 

船队全部奔向比尔古。一到那里,皮里亚帕夏就让全体士兵登陆。他决定自己在旗舰上观战。这将是红底白色月牙的奥斯曼国旗在马耳他岛上高高飘扬的首次战斗。

然而,年轻的法兰西骑士说的是假话。比尔古挤满了马耳他士兵,他们顽强反击。皮里亚帕夏看到的是一场自家军队的士兵被迫苦战而不得不退却的战斗。法兰西骑士被绑在一旁,看着自己交代的成果,脸上浮现出冷笑。等待着他的是最残酷的死刑——凌迟。

现在从海上靠近马耳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圣埃尔莫海岬前端威严的要塞。这座要塞不陷落,便无法去往位于其后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

拉·瓦莱塔深知圣埃尔莫要塞的重要性。平时这个要塞由6名骑士和600名士兵把守,现在他又增派了46名骑士和200名士兵。老练的意大利骑士普罗里奥指挥这52位骑士和800名士兵把守要塞。

奥斯曼军5月31日开始对马耳他发起进攻,首先炮击圣埃尔莫要塞。不过,大炮不在圣埃尔莫所在的半岛,而在北面隔着大海的海岬上。位于悬崖顶上的炮台基础不牢,中间还隔着大海,奥斯曼军引为骄傲的巨炮也只能在海面上掀起水柱而已。

穆斯塔法帕夏见状命令同时进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这两座要塞位于突出于海上的半岛前端,可以从陆地进攻。他大概想一下攻陷拉·瓦莱塔集中防御的三座要塞。可是,这里虽然没有大海的屏障,但在岩石地带安装炮台困难更大。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之间架有绳索和铁链做成的跨海桥,奥斯曼军进攻的不是一座孤立的要塞。攻打孤立的要塞要容易得多。

拉·瓦莱塔发明的奇妙兵器在抗击陆上进攻的土耳其军时大显身手。

那是一种会喷火焰的火圈,用麻或木棉布缠绕成圈,再在油里浸泡而成。他们把这种火圈大量掷向奥斯曼新军。奥斯曼新军的士兵是苏丹的近卫军,军服也是华丽的长袍,作战时要把长袍的下摆掖在腰带上。这华丽的军装是他们的骄傲,只要敌人没有来到眼前,他们就不会掖起下摆。这已是他们的习惯。

火圈战对新军以外的奥斯曼士兵也发挥了威力。尽管是在酷暑中作战,奥斯曼士兵却不想脱掉帽子,取下头巾。如果再不脱掉漂亮的棉布军装,只要用火点着色彩斑斓的帐篷,就会令他们吃惊莫名。拉·瓦莱塔见状派出一队骑兵,在士兵出战已空无一人的帐篷营地里四处放火。奥斯曼士兵更加军心动摇,自己重要的个人物品全部化为了灰烬。

图尔古特的到来

6月2日,图尔古特和13艘加莱船一起来到马耳他。他在北非各港口城市走了一遭,招募了一批精选士兵,稍晚才到。所谓精选士兵是被称为“Matasiete”的人,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向安拉起誓至少杀死6个基督徒士兵的战士。在北非伊斯兰教徒中,这些士兵以最狂热的信仰和凶猛而闻名,所持兵刃都是大号半月刀。图尔古特召来了1 600名这样的狂人。翌日,乌尔齐·阿里也带着800名海盗赶到了马耳他。

对圣埃尔莫要塞的进攻由于海盗的参战变得更加激烈,隔海炮击以外,又有来自半岛陆地的进攻。据说,这是听取了图尔古特意见后改变战术的结果。可见图尔古特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了这里的战斗。他率领着令人恐惧的1 600名“伊斯兰狂犬”攻打圣埃尔莫要塞。

虽是隔海炮击,没完没了地打也会奏效。以多取胜是奥斯曼军的拿手戏。圣埃尔莫要塞遭连日炮击,受到了严重破坏,通宵赶工也来不及修复。当然,图尔古特建议的陆地进攻也有缺陷。部队毫无掩蔽,就像一艘把船腹一直暴露给敌人的船只一样,饱受来自右方的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的炮击。马耳他骑士团的大炮数量不敌奥斯曼军,但命中率奇高。由于长年的经验,他们已经习惯于向漂浮在海上的船只开炮。

6月17日,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图尔古特所率精选士兵用做盾牌的巨岩。被炮弹炸得四处迸飞的岩石碎片,削飞了冲在前面的图尔古特的脑袋。

图尔古特死后,进攻圣埃尔莫的任务又回到穆斯塔法帕夏肩上。他用大炮轰击,让士兵爬上坍塌的城墙,日复一日地轮番进攻。

圣埃尔莫的城墙已经坍塌,惨不忍睹。852名誓死坚守的骑士和士兵已减员到200人。这200人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投降。而奥斯曼方面仅因攻打圣埃尔莫要塞就损失了4 000余人。

以眼还眼

6月23日,来自圣埃尔莫要塞的炮声沉寂了。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圣埃尔莫要塞终于陷落。当天,奥斯曼兵像雪崩一样涌入要塞,防守方所有人被当场砍下头颅,连伤员也未剩下一个。

听说留下了10名骑士,但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烈的死法。他们被活活剥去人皮,绑在原木上扔进了大海。海流经过圣埃尔莫要塞前方流进海湾,把这些骑士冲到了圣安杰罗要塞所在的海边。奥斯曼方面估计到了这样的结果,才采用了这样的行刑方法。

紧接着,奥斯曼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派使节往见拉·瓦莱塔,说:“如果骑士团团长不想也这样死去,就请接受我的建议。我会像罗得岛攻防战时苏莱曼许可的那样,同意你们体面地撤走。”

拉·瓦莱塔对使者说:“回去告诉穆斯塔法,他在马耳他所能得到的土地只有他的葬身之地。”

拉·瓦莱塔估摸着使者把话转告给穆斯塔法帕夏的时间,采取了以下行动。他把迄今俘虏的所有奥斯曼兵全部带到敌人看得见的城墙上,一个一个地砍头让敌人看。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当作炮弹射进奥斯曼阵地。马耳他攻防战就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持续着。

马耳他骑士团在钢铁意志的团长率领下岿然不动,而奥斯曼军却开始动摇。攻防战已经超过了向苏莱曼许诺的一个月时间。

经过一个月的进攻,本该高高飘扬在马耳他全岛的红底白色半月旗只在圣埃尔莫要塞上空飘扬。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两座要塞是正殿,在那里猎猎飘扬的仍然是骑士团的红底白色十字旗。

皮里亚帕夏对进攻打法提出了批评。他本该待在海上却登上陆地,事事与陆军司令穆斯塔法帕夏唱反调。穆斯塔法当然不会高兴。士兵们成天看着他们两人骑马并行,争论不休。士兵的厌战情绪开始抬头。

两位非凡的将领不如一位平凡之将。在把不同任务交给两个司令官时应该考虑好,把最终决定权交给谁,任命时即应明确。苏莱曼好像疏忽了这一点。

况且,马耳他攻防战时奥斯曼方面的这两位将军实在不是什么非凡之将。

穆斯塔法帕夏战争经验丰富,但那些展开大军战斗的战场都是在多瑙河沿岸的匈牙利、美索不达米亚等辽阔的平原。他并不习惯于在狭小且地形复杂的马耳他岛,尤其是在岛上狭窄且遍布岩石的地带作战。他完全被拉·瓦莱塔制定的把敌人调集到这种地带一决胜负的战略套了进去。

而皮里亚帕夏则连平凡都谈不上,遑论非凡。

首先,他被授予近200艘船舰的指挥权,却不懂得有效利用。封锁通往西西里的海路以阻止来自西西里的援军这种念头,似乎从未在他脑海中闪现过。于是,马耳他骑士团的5艘舰船直到攻防战末期都一直无所事事。

更加严重的失职是,他根本没有尝试从海上攻击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要塞。圣埃尔莫陷落后,奥斯曼船便可以自由出入海湾了。如果把船驶进海湾,用船上的大炮轰击,这两座要塞都将遭到来自海陆的两面炮击。然而,船舰在皮里亚帕夏指挥之下,一直在远离要塞的湾内安全海域下锚停泊。就连奥斯曼兵自己也在相互议论,说他一心只想把苏丹岳父托付的海军一艘不失地带回伊斯坦布尔。

虽然如此,皮里亚帕夏坚持说进攻迟缓的责任在穆斯塔法帕夏,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年长武将一步不让。两人的关系很像经过野战锻炼的司令官与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时候后者往往更加盛气凌人。

坚守方马耳他骑士团的境况也越来越差。尽管他们在坚忍不拔地坚持战斗,但战斗力却在不断减弱。和威尼斯共和国一样具有当时最高水准的骑士团医师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断气,伤员被运来时已无法施救。不论是被炸飞了一条腿,还是箭深深扎进腹部,只要还能动他们就在坚持战斗。

一个多月过去了,翘首以待的西西里援军迟迟未到。西西里传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募集不到士兵。

西西里全岛不可能募集不到腓力二世承诺的1.6万名士兵。身居“副王”高位、受西班牙国王之托统治西西里的唐·加尔西亚,在确定奥斯曼军要来进攻时曾亲自到访马耳他,与拉·瓦莱塔共商防御大计。当时他对派遣援军相当积极。但他是西班牙国王手下的官僚,敏锐地感觉到腓力二世已被欧洲战争所吸引,对马耳他的关心开始淡薄。于是,他对驰援马耳他变得消极起来。如果他仍像以前一样态度积极,他可以呼吁同样地位的拿波里“副王”,很容易募集到1.6万人。

拉·瓦莱塔已经不再固执于1.6万这个数字,请求能募集多少就派多少。他甚至传过话去,将派骑士团的5艘舰船护卫西西里援军由海路来马耳他。可是,唐·加尔西亚的暧昧态度并未因此稍有改变。

就这样,7月过去了,时间进入了8月。海上刮来了东南风,混杂着撒哈拉沙漠沙子的黄风还带来了海上大量的湿气。奥斯曼兵不适应这种气候,大受其苦。奥斯曼式的军服适合冬季穿着。军装也是一种文化,不会为适应作战地区而改制。罗马帝国的军团兵在北欧作战时,穿的也是裸露着手臂和脚部的军装。

奥斯曼军士兵的粮食充足,但看着存粮日减,也会令人产生匮乏感。在战场上,这种感觉会导致对饥饿的恐慌。乘船回祖国的海路需时两个月,这让不安萦绕在他们心头。

绝对缺乏的是新鲜水。地中海南部的夏天几乎不下雨。在原本就缺少绿色的马耳他岛上,没有天然泉水。缺少新鲜水导致了疫病的发生。奥斯曼士兵因病而亡的人数在增加,比来自两个要塞的炮击和骑士经常性的游击行动所造成的牺牲还要多。这使得奥斯曼士兵的士气更加低落。

穆斯塔法帕夏真的急了。从抵达马耳他的5月18日算起,被拖在马耳他已经有3个月了。如果想打开战局,就需要改变战术。

奥斯曼军第一次把船队开进了两个要塞所在的海湾,他们想从海上发起进攻。可是,从船上炮击后士兵却不能登陆。要塞面海的一侧只有巴掌宽的地带围着高耸的城墙。穆斯塔法命令士兵在这巴掌宽的地带登陆,然后用绳梯攀爬城墙。这不是一个海军将领的打法,他毕竟只是一名陆战将领。

这个动向早被骑士团发现。拉·瓦莱塔命令,在参战的马耳他岛民中特别挑选农民出身的士兵,在狭长地带上布阵,任务是袭击登陆上岸的奥斯曼兵,砍掉他们的脑袋。他们常年饲养牛羊,即使不习惯挥剑,也惯于使用短刀。海上攻击没有收到穆斯塔法希望的效果。

进入8月以后,奥斯曼军向两个要塞发起的总攻都没有取得成果。骑士团以一当十,牺牲自然很大。奥斯曼军先投入了1.5万人,接着投入2万人,但回到营地的最多只有2/3。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总攻后回到帐篷,皮里亚帕夏喋喋不休地责备他。这种情形士兵们已经司空见惯。

防守的骑士已经奄奄一息,但奥斯曼方面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就这样,进入了这年9月。

9月7日,穆斯塔法帕夏正在指挥总攻,连水手都动员了起来。他自己也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总攻了。这时,他收到了一条来自皮里亚帕夏的消息,说载着西西里援军的船队在马耳他的5艘船护卫下渐行渐近。

正在防守阵地指挥作战的拉·瓦莱塔更早地收到了这条消息,是马耳他5艘舰船的统帅罗梅加斯发来的。他写道,援军不足6 000人,而不是1.6万人。

但拉·瓦莱塔却宣布道,1.6万人的援军将陆续抵达,然后把写有援军将到的字条绑在箭上大量射进奥斯曼阵营。

这一招彻底摧毁了穆斯塔法帕夏最后的斗志。主要战斗力3万人,加上其他人员共5万人的奥斯曼军因战斗和瘟疫已损失了2万人。

穆斯塔法帕夏命令全军上船。皮里亚帕夏同意了这道命令。士兵们也一定不愿再在马耳他多待一刻。帐篷被迅速叠起,登船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然而,已经离去的奥斯曼军两天后于13日又返回来了。不知他们是在哪里又是怎样得到的消息,说抵达马耳他的西西里援军不是1.6万人,而是不足6 000。心有不甘的穆斯塔法帕夏认为还可以再战,于是命令全军掉头返回。

西西里援军在马耳他岛北部登陆,开始奔向战场,他们不到6 000人。奥斯曼军纵然有1万人,但却斗志丧尽,在穆斯塔法帕夏眼前被打得屁滚尿流,奥斯曼军司令只得命令再次登船。这回奥斯曼军是真的离去了。

防守成功

援兵们目之所及的是四处崩坍的城墙和遭到大炮轰击已经不成样子的要塞,巨石遭到惊人的破坏。石缝中现出骑士和士兵的身影。他们肮脏不堪,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就像刚从地狱里走过一遭,甚至让人在看到他们的瞬间不敢上前。

骑士团的正式记录中也没有幸存者数量的准确记载。只有在穆拉多利编辑的、收集了古代记录的《意大利编年史》一书中有所记载,基督徒即防守方面的战死者是4 000人,其中骑士战死的人数一说是240人,另一说是300人。

如果取其中间数,则有270名骑士战死。在拉·瓦莱塔手下参战的骑士不足400人,殒命的骑士数量达到了近70%,3个人中就有2人战死。这是坚持了4个月的攻防战所付出的代价。

马耳他攻防战胜利的消息迅疾传遍整个欧洲。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骑士团团长拉·瓦莱塔写来充满赞誉之词的亲笔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马克西米利安也寄来了贺辞和赞美词。

已经卧病在床的罗马教皇庇护四世,也专程派来使节祝贺,传达了授予拉·瓦莱塔红衣主教之位的旨意。

在法兰西,为儿子摄政的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到处得意地宣称,骑士团团长出生在法兰西,这是法兰西的骄傲。此事拉·瓦莱塔听了必定会苦笑不已。

但是,与各国当权者相比,老百姓的反应要直率的多。钟声在全欧洲的教堂里响起,庆祝抗击伊斯兰久违的胜利。教堂的钟声因撞法不同有表现喜悦的钟声、警钟或丧钟等的区别。当时的人听到钟声就能分辨。甚至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也是教堂钟声长鸣,传达着喜讯。当时英格兰已创建了英国国教会,并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了出去。

唯一兴奋不起来的恐怕是拉·瓦莱塔和在他指挥下出生入死打过来的骑士们。

教皇任命拉·瓦莱塔担任红衣主教,这是基督教会中仅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收入足以保证他安乐优雅地度过余生。然而,他慎重地拒绝了这一任命。全欧洲王侯发来的赞美信中,只要有人提到如果需要愿意援助,他就会立即回信请求资金援助。马耳他在将近4个月的攻防战中已被破坏殆尽,需要重建。较之溢美之词,较之红衣主教的地位,他更需要资金和技师工匠。招来的5名技师都是意大利人,当时意大利在这方面属于先进国家。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王室建筑师,由腓力二世派来。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马耳他首都的名称一直是“瓦莱塔”(Valletta)。现代“瓦莱塔”的骨架是攻防战后由拉·瓦莱塔建立的,这样的命名极其理所当然。瓦莱塔在后来的200年间经过了无数次改建和装修,但仍是攻防战后重建的底子。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于攻防战后的第二年去世。但与他同龄的拉·瓦莱塔却无暇安详地老死。他在攻防战期间一直临阵指挥,战后又继续站在第一线指挥重建。

马耳他骑士团以超级大国奥斯曼为对手,战斗到胜利,它的名声响彻整个欧洲,资金和人员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拉·瓦莱塔是骑士团的象征。马耳他完成重建之前他不能死。他是一个狂人,又是一个现实而理性的人!

攻防战三年之后的1568年,拉·瓦莱塔在马耳他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为庆祝攻防战胜利而建的维多利亚教堂。1798年,骑士团被拿破仑赶出马耳他。如今,骑士团总部设在罗马,只有拉·瓦莱塔的墓还留在马耳他。

圣埃尔莫、圣安杰罗和圣米凯莱得到了彻底重建。今天,从海上去马耳他岛时,最先迎接到访游客的是沐浴在一片朝晖中的圣埃尔莫要塞,连接欧洲与马耳他的摆渡船总是一大早到达马耳他。

任何人都会被这座要塞的威严所震慑。自1800年起的150年间,马耳他一直是英国的领地。这一时期中马耳他得到了加强,但那是为适应航空时代而进行的加固。只要看一下攻防战后实际参与了马耳他复兴的意大利技师留下的素描就会知道,即便在16世纪后半叶,马耳他要塞的威严就已令人震撼。英国执着地要把马耳他岛建成军事基地。我们可以想象,马耳他就是一艘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空母舰。航母是活动的堡垒,要塞是不动的航母。尽管马耳他成为了独立国家,成了欧盟的一员,但仍不失为战略要地。

苏莱曼得知马耳他攻防战失败后,一定会为自己年轻时在罗得岛的绅士做派感到后悔。因为当时自己假装绅士,让骑士们体面撤走,把凶猛的“马耳他之鹰”放回了天空。

不管是历史,还是政治、军事、经济,只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学”字,对人类精神情感的关怀立即就会淡薄下来。精神情感是一种没有形态,也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东西。是不是成为严密的学问便不适于关照人类精神情感呢?

当然,毋庸赘言,没有任何对策而高唱精神至上,是愚中之愚。但是有一种人,明明有力量拿出对策却又放弃,感到无论如何都是徒劳。如果精神至上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只要做就不会白费力,精神至上还是不能丢弃的。

奥斯曼帝国拥有辽阔的领土,靠陆军和大炮的威力称霸东欧,势力已经扩张到了中欧。而马耳他岛只是弹丸地,马耳他骑士团的那点儿军力微不足道。

但是,马耳他骑士团却与奥斯曼苏丹大张旗鼓派来的大军战斗到最后,打退他们,取得了胜利,让世人看到了全欧洲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可能”,看到了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军并非不可战胜。

老百姓也看明白了,在长期的攻防战中,海盗根本成不了战争的决定因素。海盗只是在袭击和抢掠弱者时才是威胁。以往漫长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海上堂堂正正地正面对决的海战中,海盗几乎从来没有打赢过。

有这样的想法就能打赢。懂得这一点,人们就会认真巩固备战体制。不过,这可不是老百姓能做的事,而是在沿海拥有领地的领主的责任。人们甚至在高高的悬崖上构筑临海城堡。在至今仍叫作“撒拉森塔”的瞭望塔上传来海盗警报时,人们也不再逃进山里,只让妇女儿童进山躲避,能拿起武器的男人都不再逃走,他们守在城堡里,在领主的指挥下迎战海盗。

耸立在意大利半岛海岸上的许多城堡都是16世纪后半叶修建的。虽有很多后来都经过改造,但基础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6世纪后半叶最忙碌的一定是城堡工程师,马耳他攻防战以后,城堡建设的需求大幅增加。

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人们不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资金方面都不遗余力。我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人们的想法已从做任何事都是徒劳,转变成了做什么都不会白费。

从整个欧洲史来看,马耳他攻防战不过是一个地区性事件;但对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而言,马耳他胜利的影响远大于新旧教徒在法兰西的血战,荷兰人对西班牙军队的顽强抵抗,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迅速抬头的英格兰所带来的影响。顺便说一句,英格兰成为大不列颠,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莎士比亚就出生在马耳他攻防战的前一年。

奥斯曼军被迫撤出了马耳他,但这并没有立即导致地中海海盗势力的衰弱。

穆斯塔法帕夏和皮里亚帕夏既没有受罚,也没有被撤职。苏丹苏莱曼仅仅一年后就去世了,也许他并不愿意做出可能令奥斯曼军队解体的这种决断。

苏莱曼上了年纪,在他手下四处征战的穆斯塔法大概也老了。皮里亚帕夏一如既往受命统率奥斯曼海军,他年轻却无能。即使遭到皮里亚率领的80艘舰船的袭击,西欧也没有受到像海盗袭击那样的损失。

图尔古特死后,乌尔齐·阿里被任命为的黎波里总督。奥斯曼帝国政府这时还不想任命这位改信伊斯兰教但生于意大利的海盗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皮里亚在改教之前应该是基督教徒。这两个45岁左右的同龄人在晋升速度上的差别,不能不使人认为奥斯曼的用人系统已经开始僵化。乌尔齐·阿里依旧以的黎波里为基地,精力旺盛地干着海盗勾当,但奥斯曼帝国的支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力。如果在以前,拉·瓦莱塔不可能在攻防战刚结束后便能专心致志地复兴重建。

苏莱曼统治了45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作为绝对的君主统治着奥斯曼帝国。由才能卓越的君主长期统治并习惯于这种统治的任何国家或民族,统治结束后都会进入停滞期。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因此而减弱。这对地中海世界基督教方面的人们而言,意味着安稳的日子即将来临,哪怕这只是相对的安稳。1565的马耳他攻防战后,5年时间就这样逝去了。

奥斯曼与威尼斯

我忘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奎恰迪尼在书里写过一句话,这句话长年萦绕在我的脑际:“现实主义者总是在认为对手跟自己想的一样而不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时犯错。”

威尼斯共和国靠东西方贸易繁荣起来。进入16世纪以后,威尼斯又成为自己也从事生产的工业国,但威尼斯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者的地位却没有发生变化。

对威尼斯而言,商贸顺利发展才是最重要的。那种没有必要却要扩张领土还为此自鸣得意的领土欲跟他们无缘。他们只需要船舶的停泊港和贸易据点,没有统治其他民族的欲望。同时,他们毫不关心其他民族是否与自己信奉不同的宗教。连教皇都不禁叹息道: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唯独威尼斯人是个例外。

奥斯曼的苏丹苏莱曼是伊斯兰世界的盟主,热衷于扩张“伊斯兰之家”,但面处现实处境却不狂热。他正是把骑士团赶出罗得岛的罪魁祸首。罗得岛时代的骑士团是这样一个集体,他们认为,见伊斯兰船就打就抢是宗教骑士团的职责。可是这样一来,宗教问题就变成了治安问题。骑士团作为根据地的罗得岛处在连接奥斯曼帝国两大城市——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亚历山大的海上要道上。

奥斯曼认定东地中海是自己的海域,但威尼斯共和国却在这里拥有领土,仅举其大端者就有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两个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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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及东地中海

如果苏莱曼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就会认为虽然现已称霸整个东方,建成了庞大帝国,也还必须遵守《古兰经》的教诲。《古兰经》反映了穆罕默德的思想,他为争霸阿拉伯半岛而备尝艰辛。这样,苏莱曼一定会在罗得岛得手之后,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来,并入“伊斯兰之家”。

然而,苏莱曼没有那样做。他采取了现实路线或者说平衡外交,从不越过这条底线,从而统治了半个世纪。当然,在苏莱曼时代,也会不时对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进行军事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一种示威,为的是让威尼斯意识到贸易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奥斯曼认可的缘故。

苏莱曼知道威尼斯的存在价值。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迎来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方政治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物产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提高。

在西方,16世纪就像一个出发点,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英格兰等领土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一齐起跑。西方也渐渐成为一个好的买家和一个好的卖家。

东西方不是竞争对手,各自的物产不相同。

威尼斯是最适合连接东西方的人。

第一,它没有领土欲望;第二,它不受宗教束缚。

他们重视持续性。

在一锤子买卖的生意中,威尼斯屡屡落在对手后面。但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一贯重视持续性,总是贯穿着两条原则:自己赚钱也让对手赚钱,坚守信用。

在葡萄牙发现绕过非洲的新航线,打开与香料原产地印度直接交易的路线时,此前一直垄断香料市场的威尼斯用下列办法克服了危机。

由于葡萄牙的介入,作为中介的阿拉伯人失业了。为了保证他们的再就业,威尼斯人的加莱商船在地中海东岸等着这些阿拉伯人跨越沙漠运来货物,再转运到西欧。这些加莱商船有着起“发动机”作用的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到货日期。威尼斯人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危机。里斯本不过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新航线后的一个时期成为香料贸易中心。以后,香料市场的中心又回到了威尼斯。

如果奥斯曼帝国像曾经的罗马帝国那样,一以贯之地贯彻把各个领域的事分别交给擅长其事的民族的方针,如把学问艺术交给希腊人,把商业交给犹太人和希腊人,把骑兵交给骑马民族摩尔人,把箭矢交给东方人,那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罗马人把自己的这种做法叫作“宽容”(clementia)。乍一听“宽容”,好像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其实,古罗马人所说的“宽容”,并不含感情色彩,而是一种冷静的统治哲学,让对手共存,在其擅长的领域发挥力量,让他们确认自身存在的理由,以此为基础形成命运共同体。

然而,奥斯曼人是一神教徒,而罗马人是多神教徒。一神教认为,只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才是真神,越是热衷于信仰,就越不能平等看待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

因而,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也不时紧张。读一下潜伏在奥斯曼各领域的间谍发给威尼斯“十人委员会”的情报和常驻大使的绝密报告,我们便可知道,即使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奥斯曼也是威尼斯的头号假想敌。威尼斯派驻奥斯曼的大使通常担任过驻法兰西、西班牙的大使,是老手中的老手,他们总是单身赴任,以防万一。

尽管威尼斯海上战斗力处于优势,但在陆上,只要苏丹一声令下,奥斯曼就能轻易组成数量与威尼斯全国人口不相上下的军队。与这样的帝国搞外交,就如同当时威尼斯大使所说的玩“玻璃球游戏”。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这是一场威尼斯完全不想让“玻璃球”掉落在地的“游戏”。因此,一旦奥斯曼方面有人受到诱惑要把“玻璃球”扔到地上,“游戏”马上就不再是“游戏”了。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

继苏莱曼之后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宝座的是他的儿子塞利姆。由于父亲长寿,他直到45岁时才执掌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

不过,他当皇太子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长子,人们都认为颇有能力的长子会继位,去治理难搞的地方这样的重要职务全都给了哥哥。而塞利姆则足不出户,享受着快乐生活。

直到两年前哥哥失足,苏丹的宝座才轮到弟弟塞利姆。根据威尼斯情报机构的情报,同父异母的哥哥巴耶济德在波斯造反,也是塞利姆的生母、苏莱曼的宠妃罗克珊娜搞的阴谋,但真相不明。不管怎样,塞利姆在45岁时坐上了连他自己都不曾奢望的苏丹宝座。

刚刚当上苏丹的塞利姆对前来祝贺的威尼斯大使说,愿与共和国维持与先父时期同样的关系,表面上并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完全相信对手的话无法胜任肩负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威尼斯大使很快告诫国内,要特别注意新苏丹的言行。被称为“国务会议”的奥斯曼内阁的大臣们对大使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是危险的前兆。

作为儿子,塞利姆自打出生以来听到的就是“伟大的苏莱曼”,一听就是45年。他的心情似可同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掉拜占庭帝国,被称为“征服之王”。继承他的巴耶济德二世一心一意巩固了父亲的丰功伟绩。如果没有他,下一任苏丹塞利姆一世便不可能称霸埃及,再下一任的苏丹苏莱曼也无法大举进攻中欧,即使实现,时间也会很晚。扩张和改革之后,巩固必不可少。然而继承苏莱曼的塞利姆缺乏这种认识。45岁才终于荣登大宝的这位最高统治者,只对父亲不曾做过的事情感兴趣。

他决定进攻塞浦路斯。

为什么不是克里特而是塞浦路斯呢?

攻打塞浦路斯补给线较短之类,都是后来大臣们找的理由。苏丹塞利姆的本意在于,如果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可以把岛上的葡萄酒据为己有。

塞浦路斯盛产葡萄酒。在这座岛屿成为威尼斯领土以来的100年间,由于威尼斯人高效的农庄经营和质量管理,这里的葡萄酒已经获得了名酒最高的地位。这座岛上产的玛尔维萨酒,在当时的欧洲享有与现代的香槟酒同等的地位。

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和威尼斯在伊奥尼亚海上的领地凯法利尼亚岛特产的葡萄干,还是向新兴国家英格兰出口的主要商品。这些物产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南安普敦港卸货,卖掉后用以采购英格兰产的粗羊毛,装船运回威尼斯;在威尼斯的工厂制成最高级的衣料,再运往英格兰销售。当时意大利在英格兰很热门,据说连伊丽莎白女王都懂意大利语。英格兰是威尼斯产高级纺织品最好的市场之一。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多以意大利为舞台,反映出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的爱好。

正是因为有了威尼斯人的经营,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才如此有名,并非把塞浦路斯弄到手就能产出上等好酒。可是,因伊斯兰的戒律而不敢公然饮酒,私下里却豪饮成性的塞利姆没有想到这一点。

要做父亲没有做过的事情,征服塞浦路斯,把上等葡萄酒据为己有,这些想法宣告了“玻璃球游戏”的终结。超过10万大军和200艘船集结到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这让威尼斯最终放弃了长年苦心维系的中立立场。

“强国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维持和平,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具有这种地位。”

这是那个世纪初工作在威尼斯外交第一线的弗朗切斯科·萨兰佐给政府报告中的一句话,16世纪初,东面奥斯曼崛起,西面法兰西和西班牙不断强大之际,威尼斯共和国就已经冷静地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外交才会如此现实,有时又寸步不让、毅然决然。16世纪后半叶的1570年,负责外交的是同属于萨兰佐家族的乔万尼·萨兰佐,这事纯属偶然。不过,在被派往罗马教廷,为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而努力时,他的脑海里闪现的不就是亡父的这句遗言吗?

通往黎凡特之路

威尼斯共和国是唯一一个自中世纪鼎盛时期的13世纪起就向各国派驻大使和领事的国家。凡遇重大问题,都会从本国派遣特使。常驻大使自特使到任便立即归其指挥。

特使乔万尼·萨兰佐刚到罗马上任,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说服罗马教皇庇护五世,请他号召建立抗击奥斯曼的联合舰队。

庇护五世被选为教皇前,在因狂热和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当了30年法官。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逮捕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教皇便公开谴责,原因是玛丽·斯图亚特为天主教徒。法兰西的新旧两派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权力斗争,这位教皇公开支持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也仅仅因为她是天主教徒。德意志的新教、荷兰的市民阶级,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庇护五世的敌人,教皇对他们的残忍程度胜过异教徒。

可见庇护五世是反宗教改革的骄子。尽管威尼斯与伊斯兰国家奥斯曼缔结协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庇护五世不可能心无芥蒂。威尼斯在当时还是一个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国度。幸存者从异端裁判所的牢狱中逃出,所有向他伸出援手的人都会说:逃到威尼斯去吧。威尼斯的书肆里公然摆放着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的书籍。

这个时期的威尼斯需要罗马教皇。但是,庇护五世在看到异教和异端失败之前拒绝吃肉而只吃鸡蛋,如果只是救援塞浦路斯,无法说服他。于是,萨兰佐大使决定利用老教皇心中燃烧着的十字军精神。这样,自以为来日无多的教皇被彻底说服。

罗马教皇的价值不在于他所拥有的那一点儿军事力量。他的价值在于其影响力,他能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资格,让强国的统治者行动起来。然而,当时的状态不允许欧洲列强轻易响应上帝代言人的号召。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正在迎战包围匈牙利的奥斯曼军,无法腾出手来。

卡特琳娜·德·美第西斯摄政下的法兰西正处于两年后爆发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前夜,根本不可能考虑国外的事情。

结果,靠得住的欧洲大国只有西班牙。尽管30年前在“普雷维扎海战”中蹊跷失败的威尼斯不能忘怀被迫喝下苦水的经历,但至少眼下在地中海世界,自己与西班牙利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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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二世 

然而,狡猾的腓力二世并未被以抗击异教徒为旗号的十字军的说法所蒙蔽,他察觉到组成联合舰队的本意在于救援塞浦路斯。可是,历代西班牙国王都拥有“天主国王”的荣誉,不允许他无视罗马教皇的请求。西班牙提出要求:如果威尼斯提供的船只多于其他国家,并由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西班牙就参战。

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是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海军将领,与他的伯父安德烈亚·多里亚一样,是和自己的船队一起受雇的海上雇佣兵队长。当年,威尼斯曾被安德烈亚·多里亚在普雷维扎灌下一杯苦水。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是威尼斯可以接受的人选。威尼斯直接拒绝了腓力二世的提议,交涉受阻。

塞浦路斯攻防战

1570年6月,奥斯曼军开始大举进攻塞浦路斯。仅受命封锁海上的加莱船数量就达160艘,运送10万士兵的帆船,多得数不清,挤满了塞浦路斯海面。这些士兵开始从塞浦路斯岛的几处海滨同时登陆。在被大海包围的岛上,无法阻挡他们。穆斯塔法帕夏担任奥斯曼大军的总指挥。这位老将5年前进攻马耳他,无功而返。塞利姆对他说,如果这次再失败便要掉脑袋,他下定必死决心,踏上了塞浦路斯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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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及其周边

遭到攻击不得不奋力防守的塞浦路斯士兵,加上新参军的500名希腊岛民,总数还不到4 000人。威尼斯先从克里特派出一队援军,带着补给物资在法马古斯塔成功登陆。位于岛屿东北端的法马古斯塔已被建成要塞城市,防御坚固,奥斯曼军尚未接近。

同时,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率领130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本土出发。威尼斯还命令常驻克里特岛的舰队司令马可·奎利尼紧急前往科孚岛会见威尼尔,讨论突破奥斯曼军包围的战术。

8月4日,来自威尼斯和克里特的舰队在科孚岛会合。可是,威尼尔率领的130艘船在南下亚得里亚海途中染上瘟疫,接二连三有人病倒,按此状态不可能再去塞浦路斯,也不可能与奥斯曼的160艘船交战。

在此期间,萨兰佐大使的努力也泡了汤,为建立联合舰队的交涉迟迟没有进展。

教皇庇护五世催促西班牙国王的亲笔信一封接着一封。但腓力二世总是犹豫不定。另一方面,被任命为教廷海军司令的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前往威尼斯,说服威尼斯接受西班牙国王的建议。威尼斯政府仍然拒绝把自己国家的船和人交给雇佣兵队长。

腓力二世面对罗马教皇的再三请求不能再拖延,派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西班牙船去了东方,但没有给他明确的指令。

地位最高的人物无须挑明自己拒绝的意向。如果想发出不要行动的命令,只要态度暧昧即可。臣下自己会判断是否采取行动。腓力二世的深意在于,对威尼斯有利的事情,西班牙都不会出手相助。腓力二世还是这样的一位君主,不论是文件还是语言,不会留下任何遭谴责之虞的证据。

多里亚深知国王的心意向东驶去,与正去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舰队会合。他首先反对教皇提出的让科隆纳担任总司令的妥协方案。接着,他指出按威尼斯舰队的现状,月底前难于继续东进,拒绝让自己的船队出发。

集结在克里特岛的战斗力,加上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共有加莱船180艘和加莱塞排桨帆船12艘,足以迎击正在包围塞浦路斯的奥斯曼海军,但多里亚却坚持己见。瘟疫导致威尼斯的战斗力减弱也是事实。

联合舰队全力召集克里特岛民,直到9月过半才解决水手不足的问题。9月18日,舰队全体出发,驶向塞浦路斯。然而不久就接到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

消息说,尼科西亚陷落于舰队从克里特岛出发前的10天,即9月8日。抵抗奥斯曼大军3个月的进攻,防守在第一线的威尼斯人全部壮烈牺牲。100年来,塞浦路斯岛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它的命运取决于岛屿东北部的法马古斯塔是否守得住。

得到消息的时候,舰队已经驶往塞浦路斯的途中。意见分歧当即表面化。威尼斯的司令自然主张直接前往塞浦路斯。而秉承西班牙国王意旨的多里亚反驳说,他们专程东来,不是为了救援一个大半已经落入奥斯曼之手的塞浦路斯。结果,载着2 500名士兵的20艘船被派往法马古斯塔做援军,其他的船全部西撤。可是,这20艘船也被乌尔齐·阿里率领的海盗船队挡住了去路,无法靠近法马古斯塔,只得返航。

一来二去,地中海上的风也越发寒冷起来。天气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这比敌人更为恐怖。转眼间暴风雨袭来,就像海神波塞冬要向人们夸耀自己的存在一般。船队要么一举逃进法马古斯塔港,要么向西撤走。这种时候,人们会极其自然地选择回到自己习惯的地方去。

于是,威尼斯舰队回到克里特和科孚岛,西班牙舰队回到西西里,多里亚带着自家船队回到热那亚,各自过冬。多里亚约定明年早些前来。威尼斯舰队也想来春尽早集结,决定不回威尼斯本土,在附近的克里特和科孚岛过冬。

他们没有抛弃法马古斯塔。南面岛屿塞浦路斯的冬季也很严酷,陆上事实上处于休战状态。布拉加丁总督率领5 000士兵防守的法马古斯塔有完美的城堡,在威尼斯的海外领土中以坚固闻名,仅次于科孚和克里特。尽管只有5 000人的防御力量,而敌人有10万人,但他们军粮充足,可以坚持一冬。

但是,1570年拥有180艘加莱船和12艘加莱塞排桨帆船的联合舰队,一仗未打就解散。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缔结契约。明确的契约有时会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一直待在罗马的特使萨兰佐的最大任务,就是以明确的契约形式建立一支联合舰队,不给任何国家留下退路。

建立联合舰队

从1570年到1571年的这个冬季,威尼斯、罗马、马德里之间一直在艰难的交涉。争论的重点有四个。

一、让谁当总司令?

二、让哪个国家的哪个人当副总司令?

三、战略目标确定在哪里?

四、经费如何分担?

关于总司令:

西班牙力推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坚决反对。

威尼斯力推新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的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西班牙坚决反对。

教皇提议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威尼斯不接受,西班牙也同样拒绝。

事情毫无进展,同前一年一样毫无变化。

选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当副总司令,威尼斯和西班牙都没有强硬反对。副总司令要在总司令突发状况时立即取而代之指挥全军。这个职位不能轻易授给没有海战经验的著名陆军将领科隆纳。让科隆纳担任这个职务的条件是,所有战略战术均须与其他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威尼斯的司令协商后才能决定。有了这个条件,科隆纳担任副总司令的事总算落实下来。

和总司令的人选一样,西班牙与威尼斯在战略目标上也不一致。西班牙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主张攻打黎凡特(东地中海),两厢针锋相对。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幕:威尼斯的代表说只要不在地中海给奥斯曼重重一击就决不去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交涉官员则反唇相讥,说如果那样联合舰队就难于在年内出动。

这个问题总算也有了结论:大家决定不管是在东地中海还是在西地中海,都要与遭遇到的奥斯曼舰队主力交战。以后的行动待海战后再行讨论。

集结地点定在地中海中央,西西里的墨西拿。定下尽快集结,具体时间未定。

经费分并不是各国分别出资后集中使用,而是各国自筹包括船只、水手、划桨手以及大炮等武器在内的战争所需的一切,并各自组建相当于现代所谓海军的战斗部队,然后根据各自所占比例确定分担率。

这个分担率确定为西班牙11/18,威尼斯7/18。其他国家提供的战斗力太少,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概没有必要专门记上一笔。

问题是没有确定参军船只的数量。在看到抵达集结地的船只之前,没有人知道威尼斯和西班牙能不能遵守协议规定的分担率。

总司令的人选终于也有了结果。

西班牙推荐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取代多里亚。他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是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这位26岁的贵公子虽然在陆战方面有几许业绩,却没有担任海战总指挥的经验。但威尼斯急于建立联合舰队,认为这要强于硬行推荐多里亚,也就接受了唐·胡安担任总司令。

不过威尼斯附加了条件。只要没有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威尼尔和教廷海军总司令科隆纳的同意,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就不能决定战略战术。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海战布阵时,唐·胡安的旗舰在中央,威尼尔乘坐的威尼斯旗舰和科隆纳乘坐的教廷旗舰将一右一左加强侧翼。西班牙方面也同意了这些条件。

如果1571年5月25日在罗马、威尼斯、马德里同时签字的这个协定立即付诸实行的话,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和坚守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或许会发生改变。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威尼斯舰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早地到达集结地墨西拿,但威尼斯依靠的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

这个时代的西班牙不仅是欧洲第一大强国,还把新大陆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不仅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是超级大国。

所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确立的世界秩序”。而在这个时代,即使有“西班牙确立的世界秩序”也不足为奇。西班牙已然成为殖民大帝国。然而,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来到之前并没有迎来“西班牙统治下的和平”。我想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班牙人政治的短视。他们缺乏利用其他民族的才能。灭掉印加帝国的也是西班牙人。

1571年5月25日,正式签订了协定,打着“神圣同盟”旗号的联合舰队宣告成立。

威尼斯舰队按照协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早地抵达集结地墨西拿。6月初,舰队全部进入墨西拿。

教廷海军的实战力量不过3艘船。于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负担费用备齐了9艘船,合起来共12艘,组成了科隆纳指挥的教廷海军。这支教廷海军于7月初进入墨西拿。

可是,本该率领西班牙舰队前来的总司令唐·胡安却迟迟不到。人们只知道船队于6月6日从马德里港出发驶向登船地点巴塞罗那,以后应该在热那亚停靠后驶向墨西拿。可是,预定的到达日期已过,仍不见船队的影子。等在墨西拿的威尼尔和科隆纳开始担心,莫非又是腓力在卑鄙地阻挠。可唐·胡安不是宫廷官僚,而是国王的家臣。这位年轻贵公子并非不理会腓力二世的意思,他可能忘记了这件事。

他去巴塞罗那、热那亚,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完成异母哥哥命令他的各项事宜。8月23日终于抵达墨西拿。联合舰队可以出击了。

集结在墨西拿的联合舰队实际情况如下:

威尼斯:110艘(含6艘加莱塞排桨帆船)

西班牙:14艘(来自西班牙本土)

36艘(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拿波里和西西里)

22艘(多里亚船队)

共计72艘

教廷:12艘(含托斯卡纳大公提供的船只)

马耳他骑士团:3艘

萨伏伊公国:3艘

其他:3艘

总计:有战斗力的加莱船203艘

传令和侦察用的小型加莱船50艘

运输用大型帆船30艘

这些船的乘员如下:

指挥官:300人

意大利兵:2万人

西班牙兵:8 000人

船员等:1.3万人

划桨手:4.35万人

总计:8万余人

威尼斯投入了100艘船,而西班牙国王投入的船只,即使加上在其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在西班牙国王手下效力的多里亚船队才只有72艘。这样,非但没有反映出两国的经费负担率,威尼斯负担的反而更重。西班牙对威尼斯的非难充耳不闻,强调自己派来参战的经验丰富的士兵有8 000人之众。

西班牙本土派来的船只还不到所有船只的1/10,这个数据究竟反映腓力二世的想法,还是表明西班牙原本就不是海运国家?令人生出种种遐想。

被称为“加莱塞”的排桨帆船是一种大型帆船,就像是把帆船和加莱船合为一体,是这个时期威尼斯开发的新式武器。在靠桨也能航行的加莱塞船上,前后左右都密集地排列着大炮,被称为“浮动炮台”。海战时首先在海上转着圈炮轰敌人,摧毁敌人阵营,这就是开发这种船的威尼斯工程师的意图。威尼斯投入的6艘加莱塞船上还有专业技师,这种新式武器在黎凡特海战中控制了开战时的局面。

黎凡特海战

如此大规模的舰队挤满了墨西拿港,见到其阵势威容的人一定会被镇住。一想到自己是舰队总指挥,无论是谁心中也会热血沸腾。一位西班牙高官跟随国王年轻的弟弟来做监军,可不论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唐·胡安内心的想法。

9月18日,舰队从墨西拿出发,向东驶去,寻找敌人。舰队收到了情报,奥斯曼苏丹得知基督教世界组建了联合舰队,他派出的奥斯曼舰队业已离开伊斯坦布尔西去。

率领这支奥斯曼舰队的是苏丹特别任命的总司令阿里帕夏。此人毫无海战经验,但却是宫廷里级别最高的官吏。他乘坐的旗舰上载有奥斯曼新军士兵400人。仅此一点就已表明,这次奥斯曼帝国没有依靠海盗,而是投入了本国的精锐。具备战斗力的加莱船有277艘,这个数字包括了被称为“福斯塔”的小型加莱船。这样,海上战斗力与基督教方面旗鼓相当,但两者仍有区别。

在这场以“黎凡特海战”之称名垂史册的海战中,基督教方面在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最左翼和最右翼的位置上,分别配备的是威尼斯海军将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这位老手中的老手,以及西班牙国王雇佣的对大海了如指掌的热那亚人约翰·安德烈亚·多里亚。伊斯兰方面似乎想法一样,也在相对位置上配备了老手,但这两人都是海盗。

与巴尔巴里戈相对的最右翼安排的是绰号为西洛克的夏鲁克,与多里亚相对的最左翼安排的是乌尔齐·阿里。夏鲁克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总督,乌尔齐·阿里也已功成名就,拥有阿尔及尔总督的正式地位,但他们两人至今仍然是海盗。指挥奥斯曼舰队后卫的是在马耳他攻防战中战死的图尔古特之子,此人也是海盗。除此三人之外,所有要害处安排的都是海盗。另外,从各船船长的名字推测,奥斯曼舰队一半以上都是海盗船。写到这里,已经不用多说,奥斯曼舰队船上的划桨手全部是被铁锁链铐着的基督徒。

基督教方面也有的船上用囚犯当划桨手,条件是战斗结束后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战斗一开始,他们便被打开锁链放了出来,也许是想让他们逃脱与沉船共命运的结局。

这两点就是在双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黎凡特海战中,伊斯兰方面与基督教方面的不同之处。两军总司令都由不具海战经验的担任。

支撑起总司令的,伊斯兰方面是海盗,基督教方面是威尼斯海军将领。这一点两军相似。

想来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场黎凡特海战是地中海世界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海战,是从事“海洋业”的海盗与唯一维持常备海军的国家威尼斯第一次正面冲突的海战。

联合舰队把墨西拿甩在了身后,向东挺进,但决定目的地的人们却不是一条心。

这时9月已过半。在途中停靠科孚岛时,同行的西班牙宫廷官僚以现已进入大舰队航行有危险的季节为由,提出了将行动推迟到来春的方案,一时间甚至让唐·胡安都产生了动摇。但是,威尼斯方面坚决主张继续行动,他们害怕推迟到最后舰队会自然解散。

可就在这时,传来了塞浦路斯唯一剩下的法马古斯塔陷落的消息。

塞浦路斯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在首都尼科西亚陷落后又支撑了半年多,现在也终于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从登陆塞浦路斯算起,奥斯曼军已经在塞浦路斯连续打了一年多。总司令穆斯塔法帕夏最怕重蹈马耳他岛攻防战的覆辙,玩弄了计谋。他建议弹尽粮绝、等不到援军而陷入绝望的防守方打开城门,条件是让他们安全撤离该岛,说是想效仿以前苏丹苏莱曼进攻罗得岛时对骑士团采取的宽大处理的方式。塞浦路斯总督马卡提尼奥·布拉加丁决心开城,条件是奥斯曼方面承诺不但要保障常住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还要保障岛民的人身安全。

可是,穆斯塔法帕夏是从马耳他撤退时的奥斯曼军司令,亲身体会到了苏莱曼的绅士行为后来导致了怎样的结果。他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承诺。

开城后,首先是威尼斯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商人,在被残忍敲诈之后全部斩首。岛上的希腊人也被指站在威尼斯一边与奥斯曼为敌而受到惩罚。岛民中老幼被杀,其余的全部卖为奴隶。

施暴时布拉加丁一直在场,等待他的是特意为他准备的特殊死法,作为他持续抵抗奥斯曼军一年多的惩罚。

威尼斯总督先是被活活地剥掉人皮,然后被反复浸到海里。布拉加丁还在喘气,直到头颅被砍下后才断气。

奥斯曼兵把剥下来的人皮缝起来,里面塞上麦秸,把砍下来的头颅再缝上去。真人皮的人偶被送到奥斯曼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放在中央广场示众,然后又在奥斯曼帝国巡回游街。

因为防守方全员被杀,未能派出向威尼斯本土报信的船,准确情况的报告很晚才到达。得知了这一消息,先前一触即发的西班牙士兵与威尼斯水手之间的对立也消弭于无形。所有人都心情悲痛,对奥斯曼的暴行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

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要撤军。

在这里写出接着而来的海战详情事实上已做不到。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否则无法叙述下去。所谓战役,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其过程瞬息万变,不去追究过程,便不能把握它的全貌。但事无巨细地写下去,又包藏着迷失大方向的危险。这倒不是要为从简了事开脱。

在执笔《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从威尼斯共和国的诞生写到灭亡时,我便面临这个问题。

当时我选择的办法是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中言及大概,而战役的详情则另写一本书。所以,写完《海洋之都的故事》上下两卷后,我又写了与威尼斯有关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得岛攻防记》和《黎凡特海战》。三部作品都是以地中海为舞台伊斯兰与基督教激烈冲突的战争故事。马耳他攻防战也足可写一本《马耳他攻防记》。当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围绕马耳他岛的攻防战是唯一与威尼斯没有关系的一场战役。

职是之故,《黎凡特海战》一书于20多年前便已写成。这里拜托大家去读这本书。这本书以委实无聊的理由,司令中只有一人战死而令人怜惜,让大家迷上了威尼斯海军将领巴尔巴里戈。即使隐去书中小说化描写的部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把西洛克率领下由地道海盗组成的56艘敌舰驱入浅海,予以歼灭,这种战术当时就受到了高度评价。巴尔巴里戈指挥的左翼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早地升起了宣告黎凡特海战胜利的旗帜。即使没有爱情故事的色彩,这场以黎凡特海域为舞台的海战也充满了戏剧性。

1571年10月7日,在希腊西部帕特雷湾外的海面上打响了黎凡特海战,这是加莱船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海战,基督教方面大获全胜。

超过5小时激战的结果,伊斯兰方面情况如下。

阵亡人数为8 000人(不包括落入海中溺毙者)。

其中包括以总司令官阿里帕夏为首的几乎所有奥斯曼宫廷的高官、奥斯曼新军军团长及其部下400人。此外,阵亡者名单中赫然排列着莱斯博斯、希俄斯、内格罗蓬特、罗得等被奥斯曼占领并纳为自己领土的岛屿总督的名字。著名海盗红胡子的两个儿子也在黎凡特战死。率领右翼作战的海盗西洛克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

指挥官中成功逃脱的只有指挥左翼的乌尔齐·阿里一人,包括海盗在内的奥斯曼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被俘人数约为1万人。

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被俘,被唐·胡安作为礼物送到了腓力二世所在的马德里。

被迫充当伊斯兰船划桨手、在这场海战后即被解放的基督徒的人数,据说达到了1.5万人。

烧毁、沉没的的伊斯兰船只仅加莱船就达80艘。

缴获的船有加莱船117艘,“福斯塔”20艘,共计137艘,其中包括以前被海盗俘获并使用的基督教国家船只近10艘。

然而,尽管取得了胜利,基督教方面的牺牲也不在少数。

阵亡人数:7 500人。

伤员人数:8 000人。

其中包括在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所属的一条船上孤军奋战,左腕中弹负伤的年轻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一书的作者)。

主要参战国的伤亡人数如下:

威尼斯:阵亡4 836人;伤员4 584人

西班牙:阵亡2 000人;伤员2 200人

教廷:阵亡800人;伤员1 000人

威尼斯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这个国家在传统上就有重视精确统计的作风;西班牙和教廷在这点上做得实在太马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威尼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指挥官一级的阵亡者数量之多引人注目。而且,地位较高的武将除了乘坐在教廷旗舰上的奥尔西尼家族的两人之外,阵亡者大部分属于威尼斯的统治阶级。

舰长一级的牺牲者共有18人,全部都是威尼斯人。巴尔巴里戈家族加上率领左翼的巴尔巴里戈共牺牲了4人,康塔里尼家族牺牲了2人。萨兰佐家族、威尼尔家族仅舰长级的牺牲者就各有1人。为威尼斯千年历史增光的名门,在黎凡特又为阵亡者名录增了光。

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不仅是威尼斯统治阶级。只要看一下按职务划分的阵亡者和伤员的人数分布便可知道,从工程师到划桨手再到厨师,他们都全力冲向敌人。

威尼斯共和国以前一直是像玩“玻璃球”一样谨慎,避免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当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能维系时,他们便果敢奋起。这就是对威尼斯而言的黎凡特海战。

黎凡特之后

胜利让人陶醉,但是陶醉于胜利的人往往会忘记原本的目的。

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懂得黎凡特不是结束而可能只是开始。

如今,奥斯曼海军不复存在。威尼斯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打垮奥斯曼,可最终这不过是吹向陶醉于黎凡特大胜的人们一阵微风。

第二年春天,唐·胡安确实如约到达墨西拿。但是,1572年的唐·胡安已经不是前一年的唐·胡安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打对威尼斯有利之仗的态度,比前一年更加顽固地约束着国王的这位年轻弟弟。

结果,在进退之中贻误了战机。到了10月20日,联合舰队以季节不再利于航海为由解散。尽管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承诺,来年将派遣更加强大的舰队与伊斯兰势力较量,但威尼斯已经不再相信。

威尼斯决定合作到此为止,要与奥斯曼单独媾和。“十人委员会”指示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开始正式交涉。这个机构在威尼斯办理极端秘密的事宜时会被委以全权。无所作为的联合舰队解散后4个月,1573年3月,双方签署了明确载有威尼斯放弃塞浦路斯的媾和条约。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会。然而,这个交涉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没有通知元老院。欧洲各国知道时,条约已经签字。人们纷纷谴责威尼斯是叛徒。马耳他骑士团甚至见威尼斯船就打,尽管威尼斯也是基督教国家。

然而,威尼斯此后享受到了与奥斯曼之间70年的和平。因而威尼斯再次恢复了自己连接东西方的作用,享受到了繁荣的果实。

这样一来黎凡特海战中付出的牺牲不就白费了吗?

牺牲没有白费。

奥斯曼苏丹正式任命逃回来的乌尔齐·阿里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嘱托他重建奥斯曼海军。乌尔齐·阿里完成了海军重建工作,速度之快甚至使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都惊叹不已。然而,只是数量得到恢复,而具备使用船只能力的人却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状态。

被称为“奥斯曼帝国伟大海军”的奥斯曼舰队,在黎凡特海战前刚刚现出锋芒,就随着这场海战一道灰飞烟灭。

于是,执拗地想做父亲苏莱曼从未做过之事的塞利姆也接受了与威尼斯的媾和。与其说他开始考虑现实路线,不如说他不得不承认与威尼斯海军为敌所带来的不利。

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一直常驻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从战前,经过战争直到战后,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努力完成艰难的使命。他于媾和条约签订后回国。在威尼斯,离任大使在元老院做汇报演说已成惯例。他也做了演说,但内容却是对政府方针的痛责,甚至让在座的政府首脑和元老院议员脸色大变。大使在敌国工作了5年,体力消耗殆尽。他在演说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家的安定与永存不只依靠军事力量,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中间,对他国的态度具有重大意义。
这些年来,奥斯曼人注意到我们威尼斯最后总是妥协逃避。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过于卑屈,超越了外交礼节。威尼斯从不指出奥斯曼的弱点,又怠于明言自身的优势。
结果,奥斯曼人本来具有的傲慢、自大和蛮横,受到我们不正常的热情的鼓舞。他们觉得只需让被征服民族、下等人希腊人送来一纸通知就可以得到塞浦路斯。这件事是威尼斯外交的耻辱!

黎凡特海战的胜利甚至让远方的英格兰都为之欣喜若狂。这次战败导致了奥斯曼海军的毁灭,也挫败了奥斯曼帝国对西方的攻势。

在陆上,维也纳成功的防卫阻止了“伊斯兰之家”向西方的扩张。黎凡特的胜利,阻止了奥斯曼从海上对西方的进攻。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随着苏莱曼之死开始衰退。肉眼并看不到衰退的形态,但如果这种形态表现为不再进攻,那么苏莱曼死后奥斯曼的确有所不同。

人一旦看到奋起抵抗的效果,以后就会不再逃跑。黎凡特海战带来的精神上的影响,超过了一味忍耐坚持的马耳他防卫战。黎凡特的胜利是激战后的胜利。

黎凡特之战证明了奥斯曼尚不是一个海军国家,西班牙很快证明自己也并非一个海军国家。著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发生激战,彻底大败。这一年离黎凡特之战仅仅过去了17年。

奥斯曼舰队只是没有海战的时候才是“奥斯曼帝国的伟大海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如果没有威尼斯参战,也只是在没有海战时才“无敌”。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也是世界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前兆。

但是,前兆不过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出现的兆头而已。客观要求统治者对眼前事态采取对策,不允许有任何懈怠。在全欧洲都在为黎凡特的胜利而沸腾的时候,只有与奥斯曼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失去冷静。

首先,威尼斯在质上而不仅是在量上巩固海军,把在黎凡特海战中发挥了威力的新式武器加莱塞排桨帆船分配到各个基地。

其次,把黎凡特海战的凯旋将军威尼斯海军总司令选为共和国总督。一句话,这也向奥斯曼传递了一个信息:好战派上台了。

与此同时,威尼斯把曾被派到罗马担任特使、为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做出贡献,从而艰难打赢黎凡特海战的萨兰佐派往海上。这位原外交官担任东地中海的海军司令,在前线服务时,遭到因威尼斯与奥斯曼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而愤怒的马耳他骑士团的袭击,在战斗中战死。威尼斯共和国与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很相像,是一个不分文官武官的国家,有才能的人便会得到重用而不论用在何处。

[2] 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部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