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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想想人类世界真是遗憾。恕我冒昧直言，让战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
当然，人们的和平愿望会间接地发挥效力。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打了败仗才会产生厌战情绪，失败会让人自我反省。统治者作为失败的责任人也不可能感觉不到失败所带来的压力。于是统治者也变得消极起来，从而切断战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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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海战之后，战胜方基督教各国分裂，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恢复了战前的关系。如果奥斯曼还有心进攻西方，威尼斯就会恢复中立，敌人就只有西班牙，这绝对有利于奥斯曼的海上作战。西班牙海军的实际情况一如17年后无敌舰队惨败所昭示的那样。
苏丹塞利姆也在黎凡特失败后不久把重建奥斯曼舰队的任务托付给了乌尔齐·阿里。这个出生在意大利的海盗成功地组建了一支舰队，连同运输船在内舰船数量有300艘，在数量上达到了黎凡特海战之前的规模。
尽管如此，塞利姆并没有命令这位自己任命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乌尔齐·阿里去干一般海盗所为之外的事。黎凡特的失败，不啻向一心想超越父亲苏莱曼的塞利姆泼了一盆冷水。
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的单独媾和条约于黎凡特海战两年后的1573年签署。翌年苏丹塞利姆去世，死因是醉酒后在浴池里滑倒，脑袋磕到了地面的瓷砖上。穆拉德三世继位，当上了奥斯曼苏丹。
虽然同为后宫女人，新苏丹的生母与以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嫔妃不同，她并非出生于俄罗斯、格鲁吉亚或哥萨克，她是威尼斯共和国贵族的女儿。
后宫中的威尼斯女人
塞西莉亚出身于威尼斯古老家族之一的巴福家族。12岁那年，在克里特岛上父亲的庄园逗留后，由父亲和哥哥领着，乘船返回威尼斯。
船只遭到海盗的袭击。父亲和哥哥迎击海盗，在战斗中战死，少女塞西亚则和其他人一起被海盗俘虏。
海盗头目把这个有着栗色卷发和碧绿眼睛的美少女献给了苏丹。如果她和其他人一样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很快就会引起常驻当地的威尼斯商人的注意，启动已有的救济系统将她赎回。可是，一旦她被送进苏丹的后宫，大使也无可奈何。
威尼斯政府在绑架事件发生不到一年的1538年由元老院做出决议，决定向奥斯曼宫廷发去书面文件证明塞西莉亚·巴福是威尼斯贵族。这一决定付诸了实施。奥斯曼人通常会给俘虏中地位高的人以特殊待遇。
苏丹苏莱曼没有把这个威尼斯美少女送进自己的后宫，而是让给了儿子塞利姆。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人怀疑长子巴耶济德将继承苏莱曼。父亲大概是想给将会一辈子待在宫里的次子一个可心的玩伴。塞利姆比塞西莉亚大4岁。
威尼斯并不是一个发出一纸证明就觉得尽到了义务的国家。
威尼斯驻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历任大使都多了一项隐秘工作，与身在后宫的塞西莉亚保持联系，她已改为奥斯曼名字叫努尔·巴奴。奥斯曼后宫禁止男性出入，威尼斯便收买了一个犹太女珠宝商人充当中介。
起初也许是只送些威尼斯特产的玻璃香水瓶，上面有纤细的花边和金丝的花纹图案，令人怀念祖国威尼斯。那些容易在后宫女人中间引起风言风语的贵重物品，因为引人注目，严禁馈赠给她。
栗色卷发少女似乎有着很好的能力适应不同的环境，两年左右便生下了塞利姆的孩子，还是个男孩儿。据说这个时候开始，塞西莉亚便逐渐被传为是塞利姆的第一爱妾。
巴耶济德造反被砍头后，塞利姆一跃成为苏莱曼的继承人。两年后苏莱曼去世，塞利姆便登上了苏丹的宝座。塞西莉亚在后宫生活了30年之后，也成为奥斯曼苏丹4个正妃中的第一妃子，曾经的美少女也已年过四旬。
威尼斯贵族的女儿成了大帝国专制君主的宠妃，但若因此认为这是攀上了高枝，那可就大错特错。16世纪，奥斯曼处在鼎盛期，威尼斯共和国也处于繁荣的巅峰。
21世纪的今天，威尼斯街道覆盖着一层肉眼看不出的灰色薄层。如果揭去薄层，仔细洗净磨光，16世纪灿烂辉煌、美丽奢华的威尼斯便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当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聚宝盆。奢华的不仅仅是街道，居住于此的女人也在讴歌生命。在威尼斯共和国，以外国元首为主宾在总督官邸举行的舞会上，主角就是统治阶级的贵族女人。威尼斯引领着欧洲女性的时尚。
而在同时代的奥斯曼，财富和奢华都只集中在男人身上。后宫的女人没有特别允许不许外出。即使外出，也只能坐在四面罩着厚帘的轿子里，或是在游船上隔着百叶窗看看外面。她们有的就是珍宝首饰，但即使把自己打扮起来，也不许让人看见。住在后宫里的，除了苏丹以外，只有数百女人和阉割后的男奴。如果没有超凡的适应能力，崇尚自由、奢华更甚男人的威尼斯上流女人是无法忍受这种环境的。
在塞利姆长达8年的统治期间，塞西莉亚做到了什么实际上很值得怀疑。这期间，塞利姆不光决定攻打塞浦路斯岛，并且付诸实施。他还打响黎凡特海战，虽然终以失败告终。
播种后精心培育，一定会结出果实。谍报活动格外需要坚韧和忍耐。黎凡特海战三年之后，威尼斯与奥斯曼恢复友好通商关系一年，1574年，播下的种子终于结果了。
塞西莉亚的儿子以穆拉德三世之名登上了苏丹宝座。女人，苏丹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母亲却只有一个。常驻奥斯曼首都的威尼斯大使秘密送来的请求与建议，也比以前更加具体。
在苏丹的后宫里，最有权势的女人不是苏丹的宠妃，生了子嗣也不是决定性的。后宫真正的主人是现任苏丹的生母，已经49岁的曾经的卷发美女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她把位于托卡比宫最里边的居室移到了最靠近门口的地方。以后，这一块地方就固定成为了母后的专用居所。
长廊由此延伸到深宫之中，长廊边上是苏丹4个妃子和其他爱妾的居所，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些居所置于监视之下。苏丹的寝宫也与之毗邻，从那里去离后宫不远的召集大臣们开阁僚会议的大厅，必须经过母后寝宫的门前。
这样一来，苏丹每次处理政事，进出后宫，都要在礼节上来向母后问安。塞西莉亚自然对奥斯曼帝国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更有甚者，据传这位母后还会在隔壁房间旁听阁僚会议。
有一个人可能成为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这个人就是宰相索科卢。他是自苏莱曼以来侍奉了三代苏丹的宰相，一度曾被塞利姆疏远。他以才华卓著和为官清廉而闻名。作为一个奥斯曼人，他毫无宗教狂热，理性、现实、有才，按照威尼斯谍报机关的分类，是对威尼斯抱有善意的高官之一。然而，他是宫廷官僚中鲜见的奥斯曼民族出身的人，当奥斯曼与威尼斯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又会毫不犹豫捍卫奥斯曼利益。
无人知晓母后从何时开始向苏丹进行打压宰相。但是，奥斯曼惯用的叛国罪却无法强加到他的身上。他侍奉了三代苏丹，没有人会怀疑索科卢的忠诚。
于是，母后便向苏丹耳朵里吹风，说索科卢秘密染指由苏丹专卖的火药生意，积累了巨大财富，甚至还拿出了交易合同作为物证。苏丹相信了母后的话。如此细腻的技法，生活在后宫中的人是做不到的。这一定是通过宫外人的手备妥后秘密送到母后手上。这却决定了宰相之死。
在阁僚例会上，一无所知的宰相和大臣们正在议事。这时，门被突然打开，冲进来一个黑人奴隶。黑人手持短剑，径直朝坐在中央的索科卢刺过去。
宰相来不及叫出声便被杀死。大臣们大声呼喊警卫。这时，旁边的房间里现出苏丹的身影，说出了宰相的罪状。大臣们只能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不久便查明这是冤枉。伊斯坦布尔的百姓们都在传，这是母后的权力欲导致的悲剧。常驻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各国商人也无不怀疑这个事件与威尼斯有关。但是，威尼斯方面的史料，甚至绝密文书，也没有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透露出威尼斯与此事有关。
可是不久以后的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 000达卡特巨款，作为向苏丹母后送礼的采购费用。索科卢被害与支付巨款之间相隔一段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在等待刺杀宰相事件后社会舆论的平息。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件使人联想到刺杀事件与母后之间有关联的史料留存下来。
此事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但直到1583年塞西莉亚去世，不，直到儿子穆拉德一直在位的1595年，奥斯曼与威尼斯之间的和平未曾受到破坏，历时四分之一世纪。12岁就被送进奥斯曼后宫的卷发美少女，即便身在奥斯曼后宫之中，也一直是一个威尼斯女人。
1583年冬季的一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响起了音色低沉的丧钟。威尼斯的百姓们无人知道这丧钟为谁而鸣。圣马可教堂受“十人委员会”之托敲响丧钟，但也没有被告知为谁而鸣。
骑士与海盗
黎凡特海战之后，海盗依旧横行。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似乎又是一位有能力的组织者，黎凡特败北后迅速重建了奥斯曼海军，数量达到战前海军的规模。由于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恢复了友好通商关系，威尼斯海军这个黎凡特胜利的原动力已不再是奥斯曼的敌人。
尽管如此，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海军对西欧的威胁明显减弱。可能是因为新登基的苏丹的生母是威尼斯人的缘故，奥斯曼征服欧洲的欲望有所减弱。
事实上，对于过去一直充当奥斯曼海军先锋的北非海盗而言，以资金为主的各方援助开始日益减少。
不断发展的英格兰也加入了以欧洲大陆为舞台的霸权斗争之中，冲淡了西欧对地中海世界的关注。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少而精的团体也登台亮相。黎凡特战役之后，一直以海盗为业的海盗们不得不仍操旧业。而与他们对抗的则是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和以意大利中部里窝那为根据地的圣斯德望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的团旗是红底白十字，圣斯德望骑士团的旗帜是白底红十字。
马耳他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骑士团，至今仍以创建初期就有的医疗活动为旗号。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在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欧洲各地自然积累了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收益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团员为以法兰西为主的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志愿者。被称为“修士”（frate）的这些骑士组成了修骑士团。
圣斯德望骑士团创建于16世纪初，创建者是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历代骑士团长也都由托斯卡纳大公担任。说起来，这是一个由托斯卡纳人组成的骑士团。贵族血统不是加入这个骑士团的必要条件。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的中心，托斯卡纳汉子的好强在意大利数一数二。这个集团来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宗教色彩不浓。团员不必向上帝发誓成为独身的“修士”。
这两个骑士团各自所拥有的船只从来没有一次超过10艘，只能采用少而精策略。
但是，弱小的队伍打起仗来也会有行之有效的战略。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个骑士团都在模仿海盗的战法，袭击、掠夺、抢物绑人。
里窝那港也有“浴场”。北非各地的“浴场”是强迫绑架来的基督徒劳动的收容所。里窝那的“浴场”则是收容伊斯兰俘虏的地方。在与北非“浴场”收容的基督徒交换之前，俘虏被收容于此。马耳他骑士团把俘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加莱船划桨手除了极少数以外，通常是基督徒志愿者。
在里窝那，被铁锁链铐着的伊斯兰海盗的身影大概并不少见。直到今天，城里还留有以4个伊斯兰海盗为模特的抗击海盗战役胜利纪念碑。
两个骑士团的根据地分别在靠近非洲的马耳他和意大利中部的里窝那，但他们并不因此有分工，一个负责非洲近海，一个负责第勒尼安海。两个骑士团之间并不敌对，但只要不是教皇呼吁建立基督教联合舰队，他们从来没有结成过统一战线，一直是各自独立地横行天下，抗击伊斯兰。他们甚至远征被称为奥斯曼海的东地中海，说他们横行天下一点不错。
在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舰船指挥官中，有一连串佛罗伦萨著名家族的子弟。我不禁要想，被大海包围的马耳他骑士团且不去说，不靠海的佛罗伦萨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想来，远洋航海驶向新大陆，把名字留在了美洲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就是佛罗伦萨市民，如今名字依然留在纽约哈得孙河桥上的维拉扎诺，也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的基安蒂。
两个骑士团通常都只有7到8艘加莱船。圣斯德望骑士团把船一分为二，一队守卫托斯卡纳近海，另一队远航寻找敌人，从适合航海的春天到秋天，两队数度轮换。
1579年，里多尔菲率领圣斯德望骑士团的三艘船远征东地中海，成功地俘获了在西地中海干完海盗勾当正在返航的四艘海盗船，夺回了被抓走的200人，解放了被迫在海盗船上当划桨手的基督教徒200多人。他们载着所有人回到里窝那。
同年，另一队在西地中海与六艘海盗船遭遇，击沉一艘，俘获五艘，带回了300多名基督教徒划桨手。
翌年是圣斯德望骑士团丰收的一年。
首先，三艘船攻击了阿尔及尔附近的城堡，不仅夺回了被掳走的基督徒，还俘虏了40个阿尔及尔人，凯旋里窝那。
其次，四艘船出港，远征当时被称为黎凡特的东地中海，袭击了奥斯曼的大型帆船，俘获了大量物资和30个奥斯曼人后回港。
骑士团的船只不分海盗船还是商船，见伊斯兰船便打。实际上，即使是海盗船也不会挂出黑底白色骷髅旗，经常伪装成普通船，很难分辨。
奥斯曼一直认为东地中海是其内海，圣斯德望骑士团远征到此，奥斯曼苏丹不能听之任之。母亲是威尼斯人的苏丹穆拉德向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建议，希望缔结与威尼斯一样的友好通商条约，不要再攻击奥斯曼商船了。
然而，同样位于意大利半岛，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却与威尼斯不同。
威尼斯共和国是把本国产品，尤其是德意志所产著名的钢铁武器运到东方，再从东方运回胡椒香料的贸易国家。而托斯卡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曾经是经济立国的国家，16世纪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国以后，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没有必要像威尼斯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奥斯曼的关系。
托斯卡纳大公与奥斯曼苏丹之间未能缔结友好条约，托斯卡纳大公仍旧担任圣斯德望骑士团的团长，骑士团也活跃依旧。
顺便一提，在托斯卡纳大公下力气振兴以后，基安蒂开始成为托斯卡纳的葡萄酒生产中心。此外，这话也许多余，现代意大利的海军水军学校在里窝那，但水军大本营却在威尼斯，至今使用的水军军旗仍是过去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圣斯德望骑士团活跃于地中海之上，马耳他骑士团也不甘示弱。只要看一眼记载马耳他骑士团的舰船袭击海盗船及其收获的史料，就能想象得出当时马耳他骑士团的特殊地位。
马耳他与里窝那不同，它全身暴露在伊斯兰的北非视野之中。里窝那港的要塞是由米开朗琪罗等托斯卡纳建筑师建设，十分坚固。马耳他岛的要塞建设，则因动员了当时这方面的先进国家意大利的全部建筑师，而面貌大大改观。单看要塞的建造方法，便可理解这里是最前线的基地。与同时还是农产品出口港的里窝那不同，马耳他首府瓦莱塔是一座纯粹的军港。以瓦莱塔为名的首府，城市中心不是分散守卫的单个要塞，而是整体建成为一个要塞。马耳他骑士团的根据地就在这个大要塞中。仅此一点便揭示出了马耳他骑士团存在的理由，它处于抗击伊斯兰的最前线。
马耳他全岛要塞遍布，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大要塞。
1565年攻防战时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前）
骑士团统治下的马耳他岛监视体系（1620年以后）
西地中海及其周边
马耳他骑士团也和圣斯德望骑士团一样，采用轮流制。不，应该说后来的圣斯德望骑士团模仿了先辈马耳他骑士团的做法。
两个骑士团的做法都是把船队分成两队，一队用来防守近海，另一队远航追踪海盗船。这对仅仅拥有不到10艘加莱军船的组织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直采用这种做法，可以形成三艘或四艘船的船队，从适于航海的春天直到秋天，经常四处追踪敌人。这不是抗击，而是追击。这个做法对不善海上冲突的海盗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
黎凡特海战之后，挂着红底白色十字旗的马耳他舰船和挂着白底红色十字旗的托斯卡纳舰船开始在地中海恣意横行，这两个骑士团像是在相互竞争。这样一来，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领主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逃跑。拿波里和巴勒莫也开始积极抗击海盗船。
相反，北非海盗开始转为守势。
就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还被任命为阿尔及尔总督。但是，这位曾是原基督教徒的海盗首领鉴于黎凡特的经验不再诉诸海战。
不过，他却绝对没有疏于维持北非的伊斯兰势力。突尼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伊斯兰手中。马耳他骑士团和圣斯德望骑士团都无法靠近的黎波里以及他自己担任总督的阿尔及尔。
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会策划一些攻击，也会以奇妙的形式与骑士团打个平手。这样的状态渐渐在地中海世界扩展开来。
地中海世界的夕暮
历史学家说，历史不会因为个别人而改变。这个说法我赞成一半。至于另外一半，我认为历史存在着因个别人而改变的可能性。我至今忘不掉以前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著作中说的一句话。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构想出所有的政体形式。王政、亦被称为贵族政体的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还有共产主义体制，但是人类未能构想出没有领袖的政体。”
至今各国仍在采取措施应对针对政要的暗杀行动。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个体的某些人，他的想法或许会决定国家的走向。
黎凡特海战之后，奥斯曼在地中海的阵容很耐人寻味。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的母亲是威尼斯人。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乌尔齐·阿里尽管已经理所当然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原本却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他年老退休后，在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静静地安度余生。苏丹穆拉德任命了新的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负责地中海世界。这个人也是生于西西里的意大利人。
西纳姆帕夏本名为西庇阿·齐卡拉，在奥斯曼帝国改名。他原本是热那亚人，在热那亚的国内权力斗争失败后移居西西里，成为一个僻野的领主。既是领主，就有义务保护属民的安全。这个家族拥有两三艘自己的加莱船。与来袭的北非海盗作战是齐卡拉家族男人的传统。
在马耳他攻防战前4年、黎凡特海战前10年的1561年，齐卡拉家族的主人照例出海，迎战海盗。长子西庇阿同行，当时他才10岁。
那年的对手是臭名昭著的图尔古特。齐卡拉的船队吃了败仗，家族的主人当了俘虏。也许是图尔古特心情不好，他被投进了监狱，死在狱中。但图尔古特把同时被俘的儿子西庇阿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了苏丹。
这个时期的苏丹还是被人称为大帝的苏莱曼。大概是苏莱曼对这个少年源自良好出身的高雅品位产生了深刻印象，把他的名字改为西纳姆，放在托卡比皇宫自己的身边养育。当然，让他改信了伊斯兰教。
西纳姆成长为一个苏莱曼所希望的青年。金发碧眼的西纳姆在黑发黑眼的奥斯曼宫廷中非常醒目。奥斯曼人都会因为他是地位崇高者的儿子而多看他一眼。苏莱曼给这个年轻人的待遇也与其他许多孩提时代就被掳来的原基督徒不一样。既没有让他做奥斯曼宫廷官僚，也没让他当奥斯曼新军士兵，一把他送进奥斯曼新军后，就让他当了队长，就像是顶尖候补生。
西纳姆顺利地出人头地，成了奥斯曼新军的军团长。他的名字成为西纳姆·阿加。阿加（aga）是“顶尖”的意思。
他后来青云直上，当上了分管波斯的大臣。苏丹把整个波斯地方的统治都交给了他。巴格达作为伊斯兰阿拉伯的圣都建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奥斯曼奥斯曼帝国的昌盛，伊斯兰世界的首都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至今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应该是巴格达。这里经常发生叛乱。可见波斯全境统治的好坏将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派遣苏丹最信任的人管理波斯已成惯例。
从这时起，昔日的西庇阿·齐卡拉开始被尊称为“西纳姆帕夏”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威尼斯政府得知酒鬼苏丹塞利姆野心勃勃地要占领塞浦路斯，便设计在东波斯发动叛乱，试图打击塞利姆对西方的野心。但是，西纳姆帕夏统治时期的波斯是那样的稳固，叛乱被扼杀在摇篮中。
西纳姆帕夏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伊斯坦布尔。紧接着他又被派往多瑙河，全权统治奥斯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服的匈牙利。我们不清楚他统治了多少年。这位西纳姆帕夏从1594年开始进入欧洲历史。那一年，苏丹穆拉德任命他取代退休的乌尔齐·阿里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9月，西纳姆帕夏统率着一支由70艘加莱船和30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舰队，出现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海域。从他还叫西庇阿·齐卡拉的时候算起，33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
舰队春天离开伊斯坦布尔港，首先去了埃及。西纳姆首先要再次确认东地中海是奥斯曼帝国之海。然后再向西调转船头，船队驶过伊奥尼亚海出现在西西里海面，已经进入9月。到手的一份情报使他没有东去。
以“副王”名义统治西西里的时任总督只考虑按照上司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意志行事。当他得知西纳姆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后，立即把西纳姆尚在世的母亲鲁克蕾齐亚和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及其一家投进了监狱。尽管监狱环境并非像地牢那般严酷，但毕竟还是监狱。如果总督认为此举能够牵制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行动，那就只能说他太幼稚了。
西纳姆帕夏和100艘舰船一起驶进了墨西拿海峡，从那里给身在叙拉古的“副王”送去一封信。亲笔信用意大利语写就。
内容委实简单明了，只有一句话：我想见母亲和家人，如果遭到拒绝，将把西西里各个港口城市变成火海。他让出生在西西里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基督徒将信送给“副王”。
不要说拒绝，西班牙国王的家臣所能做的只有同意，以保持体面。西西里总督要求，齐卡拉一家人在西纳姆船上度过的那一天里，要扣押两名西纳姆的部下在总督官邸作为人质。西纳姆当即答应。
两位奥斯曼武将先从西纳姆派来的小型加莱船上登陆。然后，如今已经年迈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上船。小型加莱船靠上了停泊在海面上的奥斯曼海军旗舰。一位中年汉子从旗舰放下的梯子上跳下来，和船上的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母子时隔33年后重逢。
那天，夕阳就要落入西西里群山背后，旗舰上又放下了梯子。儿子搀扶着母亲下了梯子，让老母亲在船上坐稳，然后返回旗舰。西纳姆只当了一天西庇阿·齐卡拉，在旗舰上目送着小型加莱船渐渐远离自己的视线。
继承了齐卡拉家族的弟弟受西纳姆之托给“副王”又捎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鲁克蕾齐亚和齐卡拉一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立时就让西西里化为焦土。
西纳姆帕夏就地向东调转船头。奥斯曼舰队离去了。
乌尔齐·阿里也在其他地方干着海盗勾当，但从来没有祸害过自己出生的故乡卡斯泰拉周边地区。在西纳姆帕夏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时期，西西里也没有明显受害的记录。这就是黎凡特海战之后开始笼罩地中海的气氛。
也许有人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都不曾想再次改做基督教徒呢？
的确，基督教方面曾经劝诱过他们。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想把有能力的人才挖过来。
但这种劝诱从未成功过。如果我是他们的母亲，也会让他们千万别回来。
这是一个以反宗教改革先锋自许的宗教裁判发威的时代。这种宗教裁判是一种异端裁判，其目的不是审判原本就是异教徒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后，其信仰是否出自真心也有问题。这才是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inquisizione”的异端裁判所的目的所在。在意大利，首当其冲的是伽利略·伽利莱。在西班牙，镇压集中在被称为“Marannos”的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身上。
这个机构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认可，称呼它的时候经常要加上“圣”（santa），叫作“圣异端裁判所”。自认为行为正义的人在裁判所内进行的特有的残酷拷问，遭到了有良心的人们的厌恶和忌讳。
然而，不论怎样厌恶忌讳，这个时代的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之外都处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在被拿破仑征服前，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异端。拿破仑下台后立即重新开始这一行为。这是一个信仰偏激的国度。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对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可以改回信仰的地方。
研究专家们也说，生为基督徒而改信伊斯兰教的人，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在伊斯兰海盗横行的千年中肯定有数百万之多。
乌尔齐·阿里和西纳姆帕夏二人作为这些人中的代表留名史册。众多的人默默无闻地融入了伊斯兰社会，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伊斯兰的宽容”与“恺撒的宽容”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要求个人信仰。伊斯兰世界的“宽容”只是容忍基督徒在伊斯兰社会生存，而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统率阿拉伯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社会的要职最终只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开放。这意味着，如果一直保有伊斯兰教以外的信仰，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在伊斯兰世界只能做二等公民。既然一神教存在的前提在于不承认其他诸神，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便是合理的。不过这与不允许伊斯兰教徒居住的基督教世界以及中世纪、近代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虽说有附加条件，却也相当宽容了。
黎凡特海战之后的地中海世界与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的战前相比，实际上已变得安定起来，尽管这种安定微不足道。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能归于奥斯曼方面三个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形成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西进的兴趣降低，西欧各国的兴趣已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冲突总是在当事双方都有兴趣的时候才会发生。
所以，并非因为没有了冲突，被视为已经没有记载价值的绑架老百姓事件就会全部消失。
“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创建于中世纪，目的是拯救被绑架到伊斯兰世界强制劳动而吃尽苦头的人们。他们在这期间也一直在坚持活动。不论在任何社会，总有人被国家和组织的保护所遗漏。人们不能安居在海边的时代此后又延续了150年。这些组织出于拯救被绑架而付不起赎金的人们的愿望而设立，一直到1799年以后才解散。这时，离法兰西爆发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
即便如此，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居住条件已经有了些许改善。这一点反映在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瞭望塔的建设方面。
在内地建塔，要能看得见耸立在海边的塔上升起的白烟。再往内地去建第三座塔时，所隔的距离要能看到第二座塔的白烟。按这样的方法建起第四座、第五座塔的地方，在海盗袭击频繁的时代都是人们隐居的地方。随着海盗袭击的减少，这个系统不再只用于逃跑，也开始用于通知大家何时可以返回海边。
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就这样，从在山里寻求安居之地变为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夏天住在山里，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住在海边。如果在以前，要想在海边建造住所，除非领主，其他人不可能做到。领主可以建造坚固城堡，四周安排大量士兵保护。而现在，老百姓也渐渐开始可以拥有海边居所了。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borgo”，源于罗马帝国末期拉丁语中的“burgus”，意思是位于城墙围绕的城镇之外的村庄。这个词似乎起源于原本是北方蛮族语言的凯尔特语。
但是进入中世纪，对居住在濒临地中海的人们而言，“borgo”一词的意义已经演变为躲避北非海盗而隐居的村庄。
17世纪起，人们开始渐渐从“borgo”返回海边，尽管随着适航季节的变换，还会往返于海边与山地之间。如果是现在，来回往返可以避暑避寒，多么惬意。但在当时却生死攸关，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如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撒丁海域附近的很多村庄还会在盛夏时节举行村祭。全体居民一道欢度村祭，连移居海外的人们都会回来参加。
在村祭仪式上，祭祀队伍在安放于村镇教堂中的、多为拯救人们逃脱海盗之难的圣人圣女像的引领下，沿着山路从村镇前往“borgo”，在那里做弥撒，然后再回到海边村镇。这种祭祀游行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如今已经不再有海盗来袭，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保留在夏天地中海沿岸的村祭活动中。
即使在遥远的过去，有出海历史的城镇一定都会充分利用海盗开始转攻为守的时机。
阿马尔菲是活跃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意大利四大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沿海美丽的小城镇现在已经完全用于观光，但如果留心观察旧市街，一种回到抗击海盗时代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撒拉森塔耸立在大海附近和悬崖半腰。主教教堂（duomo）外观富丽堂皇，令人缅怀往返东方广做贸易的富裕时代，主教教堂有多条用于逃跑的路径。曲折蜿蜒的小路让人想起卡斯巴城，但却不是阿尔及尔那样的卡斯巴城。沿着各家各户门前的昏暗狭窄的小路前行，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小片空地。小空地只与另外一条小路相连，周围被墙高窗小的房屋包围。如果放下铁门封死这两条小路的入口，入侵者即刻就会变成口袋里的老鼠。
这里多条小路可以通往城外，穿过葡萄地就能逃进深山。
阿马尔菲自从被挤出拥有自己的海军积极打出去的海洋城邦国家的行列以后，其城镇建设不得不以防御伊斯兰海盗为第一目的。阿马尔菲曾经的对手比萨也是如此。这样的建设格局延续到现在，是今天阿马尔菲的魅力之一。
阿马尔菲也有几个称得上“borgo”的地方，我认为其中最为理想的是今天仍不失为最高级避暑胜地的拉韦洛。
作曲家瓦格纳造访的时代，只能骑在驴背上晃晃悠悠地在山路上前行。现在，山路已通了汽车。不过，一看城镇式样马上就会明白，凿山通隧道之前的拉韦洛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与防御第一的阿马尔菲不同，拉韦洛的房屋和小路都造得很开放。
传说，帝国末期的罗马人为躲避北方蛮族逃到此地，隐居在拉韦洛，这就是拉韦洛的起源。进入中世纪后，拉韦洛很快归于阿马尔菲的统治之下，成了阿马尔菲人躲避外敌的避难之所。
拉韦洛位于崎岖山路尽头的临海高崖之上，是躲避海盗的理想隐蔽之所。从海上绝对看不出有人居住，但站在悬崖边上向下看，阿马尔菲的港口和近海尽收眼底，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从拉韦洛观察，不用依靠撒拉森塔传递消息便可知道海盗是否离去。这样的“borgo”安全隐蔽，海上根本看不到，这就是拉韦洛在迷倒北欧艺术家之前存在的理由。
乘游艇或者客轮游览地中海便可一目了然。从西班牙东岸出发，经过法兰西南部，到达亚平宁半岛，再沿意大利西岸南下，如果还能看到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岛屿，你就会感到今昔差别甚至会感到冲击。
地中海波涛冲刷的所有地方如今都成了旅游观光地。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深受海盗祸害而无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建筑最早也是建于巴洛克时代，一般都是19世纪以后建造的。了解了这一点，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少有更早以前的建筑呢？
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比萨、拿波里、叙拉古、巴勒莫等地留下了很多古建筑，其原因是这些海港城市拥有自卫能力。其他城镇村庄的建筑都建于不用再担心海盗危害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撇开自北非来袭的伊斯兰海盗，地中海世界从7世纪开始到18世纪这1 000多年岁月的历史便无从谈起。
每次从海上眺望这些观光地时，每次见到如今已经用作餐厅和夜间俱乐部的撒拉森塔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所谓“和平”（Pax）首先是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我还会带着不由自主泛出的苦笑去想，人只是一种只要能保障安全就会自己活得很好的动物。
1740年，奥斯曼以国家的名义签署了全面禁止海盗行为的《海盗禁令》。
这时，海盗再也不是受到官方支持的“corsair”了，又成为只为私利的“pirate”了。
1816年，北非的主要城市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即曾经的海盗三大基地也实施了禁止海盗的法律。
1830年，法兰西开始对阿尔及尔进行殖民化统治。
西欧各国对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进行殖民的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
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Naval War）公布，宣告严禁一切海盗行为，不论是“corsair”，还是“pirate”。
禁止海盗行为成为国际间的协议。
这样一来，至少在地中海世界，海盗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