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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海盗行动在继续
西西里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勉强实现了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共存的局面，但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对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而言，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就是圣战的成果。征服西西里之后，圣战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指向了与西西里隔海仅3公里的意大利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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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高举大旗进行的圣战与海盗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海盗行为具有走向全面称霸的前哨战的意义，还是一种使同胞活命的产业。也许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已经没有必要出去干海盗的营生，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撒拉森人仍有此必要。
从9世纪末到10世纪，狂飙席卷般的撒拉森海盗暴行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但要问其他地方是否就能安身，回答则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从北非港口出发向东北航行可以抵达的所有海岸及其腹地，都不能免于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是因为地中海中央盛行西南风和西风的缘故，尤其在夏季。
只要能借助这股西南风，人们就可以完成下列航行：从奥兰和阿尔及尔出发可以到达法兰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从布杰（Bougie）和博纳（Bona）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沿海地区；从突尼斯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从的黎波里出发可以到达意大利半岛长筒靴状的脚尖的卡拉布里亚和脚踵处的布里亚。与现代的情况不一样，夏季刮起西南风和西风，人们就不能享受日光浴。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虽然西南风有时会吹来撒哈拉沙漠的沙粒，但这风带来的不是夏季，而是海盗。
海盗们并不缺乏危急时的避难港。西西里尽管已经不再是海盗船的出港地，但伊斯兰教徒还是可以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岛上无人的洞穴和沙滩使用起来都很方便。除这几个岛以外，第勒尼安海上还散落着诸多中小岛屿。拿破仑被流放的厄尔巴岛是中等大小的岛屿。像小岛中的基督山岛，只要划着小船绕岛一圈，便可以知道那里是海盗的理想巢窟。我在想，大仲马为了创作《基度山伯爵》可能到实地考察过。
这就是地中海的中央海域第勒尼安海。如果想在这里安全航行，放心捕鱼，得以安眠而不被“撒拉森塔”的警报惊醒，就只有使用海军力量夺取制海权。
然而，不用说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世界大跃进的8世纪，就连9世纪和10世纪，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事实上也一直在伊斯兰一方。
没有制海权，不仅敌人会在海上为所欲为，还会有敌人自由登陆，甚至入侵内陆腹地的危险。公元882年发生的惨案，不仅使第勒尼安海附近地方，就连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内陆深处的人们都毛骨悚然。
亚平宁山脉像脊梁骨一样自北向南贯穿意大利半岛。沃尔图诺河发源于亚平宁山脉，注入第勒尼安海。河的上游有圣温琴佐建立的名为“圣温琴佐·阿尔·沃尔图诺”的修道院，属于本笃派，是圣本笃建立的意大利南部著名的卡西诺山大修道院的小兄弟。这两座修道院都没有幽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而是紧傍着人间社会，忠实地践行着圣本笃的思想，在信仰和实际生活方面，积极指导居住在周边的人们。
撒拉森海盗的主要出航地及其袭击路线
卡西诺山在拉提纳大道这条干线公路的近旁，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则位于偏僻之地，它建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盆地中。沃尔图诺河上游湍急的河水在附近流过，自古因产良马而闻名。这里是萨摩奈族的发源地，这个民族挡在罗马征服亚平宁半岛的途中，寸步不让。萨摩奈族骑兵让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罗马军队头痛了40年之久。
据说圣温琴佐修道院的修士们也会灵巧地策马飞奔，道袍下摆在风中飞舞。还有人说，修道院同属圣本笃派，年轻的修士会被派往冬季寒冷的圣温琴佐修道院，老年时再转回气候温暖且富人际关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
公元882年秋，撒拉森海盗袭击了这座“沃尔图诺的圣温琴佐修道院”。屡屡遭到海盗袭击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经常交出黄金制品以换取海盗不再掠夺和破坏的承诺。但圣温琴佐修道院却对海盗的这个提议不屑一顾。他们已胜算在握。
第一，他们有年轻健壮的修士近千人。
第二，他们认为，季节已到秋季，一到10月，亚平宁山中就要开始飘雪。如果能坚持到冬天，北非的撒拉森海盗就会放弃进攻而撤退。各地的修道院主导生产，这是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世界的特点。因而圣温琴佐修道院也有长期坚守的储备。
然而事与愿违。海盗也身强力壮，人数众多。即使放弃进攻，他们冬天也无处可退。撒拉森人不惧基督教徒，却怕冬季的地中海。他们想避开风雪，一开始就发起了一刻不停的总攻。
年轻健壮的修士们死伤不断。他们擅长骑马却不习惯射箭。寒冷日甚一日，10月11日，圣温琴佐修道院陷落了。
修士半数战死，余下的全被带到了海盗面前。修士们都年轻力壮，带往北非当奴隶出售应该很好。不论在农庄劳动还是当划桨手，他们都应该有相当的价值。海盗一定会把他们卖掉赚钱。
然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为基督教奉献了一生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徒开弓射箭的神职人员，已没有让他们成为奴隶的价值。修士们被捆上手脚，从桥上一个一个地被投进沃尔图诺河。下游的农民们藏在河边，努力救起冲下来的修士。可是，河水湍急，手脚被捆绑，修士无法躲避河里突出的岩石。据说没有一个修士被活着救起。沃尔图诺的地方志中记录着，500名修士被抛入河中淹死。撒拉森人在这里过冬，撤走时彻底破坏了修道院并将它付之一炬。不久，修道院开始重建。细水长流，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但却再未能恢复其原先仅次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就在同一时代，撒拉森海盗甚至在教皇领地拉齐奥也构筑了城堡。城堡建于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海拔900米的山岗上。古代的瓦莱里亚大道如今已成为国道5号线，撒拉齐内斯科可以俯瞰这条国道。从罗马沿蒂泊蒂娜大道到蒂沃利，在这里转上瓦莱里亚大道，越过亚平宁山脉，便可以到达亚得里亚海。通过瓦莱里亚大道人们把内陆地区的产品运到大都市罗马，进入中世纪以后，通行量经常居高不下。在如今仍被称为撒拉齐内斯科的这座山村，小路纵横交错，让人想起北非的要塞。盘踞在此的海盗看到猎物，便会驱马沿着缓缓的山脊而下，抢掠货物，绑人上山。
意大利中部
从罗马到蒂沃利有20公里的距离，从蒂沃利到撒拉齐内斯科耸立的山岗也是同样的距离。瓦莱里亚大道运送着来自内陆地区的产品。如果交通断绝就会非常不便。伊斯兰势力渗透到如此靠近的地区，对身在罗马的教皇而言，必定是一个威胁。没有人再居住在撒拉齐内斯科周边。曾几何时，罗马皇帝可以不带卫兵来往于这条大道，700年后的这个时期，如果没有相当的需要，连农民也都要尽力避开这里。
进入10世纪以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公元915年，拜占庭帝国皇后佐伊代年幼的儿子摄政，她无法完全回绝仍在各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贵族的请求，向巴勒莫的“酋长”提出了订约请求。这份协约每年要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以换取海盗不袭击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这是一个一旦进入衰退期，便收集不到准确情报的例子。拜占庭应该与北非撒拉森人缔约才对。实际上遵守这个协约的只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而时间仅有一年。巴勒莫的“酋长”已经洗手不做海盗了，承诺不干海盗易如反掌。他把钱揣进了腰包。撒拉森人得知后怒不可遏。虽然同为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毋庸赘言，既不是协约的一方，也没有拿到钱的撒拉森人当然集中袭击了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两地。
当时的撒拉森人把基督教徒鄙视为“信仰错误的胆小鬼”。他们原本以为，拜占庭是唯一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能派出阵容不容小觑的海军的国家。而这个拜占庭帝国已是这副模样，撒拉森人觉得自己在地中海西部所向无敌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有一件撒拉森人不知道的事情，使对撒拉森海盗袭击感到绝望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更加绝望。佐伊皇后拿出的2.2万枚金币，既不是皇后自己的，也不是从拜占庭帝国国库中支出的，而是常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官僚征收当地人民的特别税。可是，交到巴勒莫“酋长”手上的这份年贡只是最初一年的，以后年份的都被官僚们私吞了。如果这些钱能持续交到撒拉森人手中，他们也许多少会手下留情一些。遭到撒拉森海盗泄愤的意大利南部居民有理由感到二重三重的绝望。
时代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有一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诞辰1000周年的这一年，是上帝审判的一年。善良的基督教徒想到上帝的审判，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倾听谁的声音呢？是高叫“你忏悔吧”的主教和祭司的声音。200年前开始不断遭受伊斯兰海盗袭击，人们已跌落到贫困的渊底。这些人在被榨干的情况下，还是按照主教和祭司的意思，挤出了2.2万枚拜占庭金币。可即使这样，也并无效果。
公元925年，位于长筒靴脚踵部位布里亚的一个镇布林迪西附近的奥里亚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常驻当地的拜占庭官僚早已逃跑，但市民中有6 000人被杀、1万人被抓往北非，其状惨不忍睹。
这里没有可以抢掠的东西，又不临海。袭击这里的目的是绑架劳动力。被杀的6 000人都是年老的男人和孩子，他们不会立即成为劳动力。北非依旧需要劳力。
第一，送往西班牙，作为兵力投入到与基督教世界作战的最前线；
第二，在市场上出售，男人用作农庄奴隶，女人用作家务奴隶，一生劳作；
第三，用铁锁链铐住用作加莱船的划桨手。
没有黄金物品可以掠夺的城镇也已无法安身。
公元930年，撒拉森海盗在位于萨莱诺南面的帕埃斯图姆登陆。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公元前6世纪时被称为“Magna Graecia”，意为“大希腊”。帕埃斯图姆从那时起就已存在，因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神殿而闻名，古代这里也被称为“波赛多尼亚”（意为波塞冬的城市）。
不论是在希腊人殖民的时代，还是在被罗马吞并后的时代，沿海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得“地利”的。可是在中世纪，这却成为“不利”之处。
由于远离基督教势力的中心，这里在罗马帝国末期排斥异教的狂风暴雨中未被击倒。但是，一旦国家丧失功能，也就不再关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护。结果，疟疾流行，人口减少。不过在中世纪前期，人们的房屋还比较集中在神殿聚集地区的周围。公元930年海盗来袭，扫荡了这片区域。
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
居民或被杀害，或被绑架，城市化作无人之境，房屋和所有的一切全被烧光。剩下的只有古希腊时代的神殿、罗马时代的街道以及椭圆形竞技场的遗迹。帕埃斯图姆就这样沉睡着，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近代的曙光。19世纪以前尚有海盗的威胁，人们不愿意居住于此。如今，作为在意大利可以感受到古希腊的历史遗址，这里名声大噪，游客很多。
中世纪前期，帕埃斯图姆不过是意大利为数众多的沿海小城之一。帕埃斯图姆的遭袭还不至于震撼整个意大利。但是，如果开始崛起的海洋商业国家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蹂躏，情况就会大不同。这事发生在帕埃斯图姆化为废墟的4年之后。
公元934年，热那亚遭到突然袭击。过去，从靠近意大利的法兰西南部，经热那亚到托斯卡纳北端的利古里亚，沿海各城市都曾遭受过撒拉森人的袭击和掠夺，但热那亚却不曾直接遭到过袭击。热那亚背山面海，金城汤池，在撒拉森海盗看来也很难对付。这一年，撒拉森人用30艘船组成船队，向这座城市袭来。
海盗突破了人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偷袭大获成功，还抢到了物品和船只。海盗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凯旋，回到突尼斯港。因无所作为而使海盗大获成功的热那亚不仅在临海一侧，也在陆地一侧构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墙。这一年在大兴土木中度过。
第二年夏天，撒拉森海盗再度来袭。夏季是海盗的活跃期，也是商人的活跃期。海盗看准了男人们全部出去的空隙，大摇大摆向港口奔袭而来。
如果打着黑底白色骷髅的旗子，人们马上就会认出是海盗。撒拉森海盗采用惯用伎俩，打着与热那亚关系良好的法兰西南部港口城市的旗子闯了进来。等看到船靠码头，撒拉森人下船，为时已晚。这次有很多女人被掳走。
根据热那亚共和国的历史，热那亚的商船队此时正向东方航行，从追上来的快船那里得知了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返航。他们袭击了停靠在科西嘉岛的海盗船队，夺回了被掳走的女人。
这个说法是否属实，现已无从知晓，但至少热那亚的男人已经意识到，光靠防守坚固已不能防范撒拉森人了。早些时候，比萨的船队也突袭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马略卡岛。当时，西班牙附近的巴利阿里群岛已归入伊斯兰世界，这里也是伊斯兰海盗的巢穴。
与已经开始行动的意大利北部相反，意大利中部没有这样积极主动的教皇，除了比萨以外，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中。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更加糟糕，这里最近已经归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西里。
公元948年，撒拉森人袭击了与西西里只隔着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的雷焦（现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完全征服了这座古已有之的港口城市。城市遭到劫掠，但却少有居民被绑架送往北非。居民被课以与西西里一样的“吉齐亚”。这种人头税是居住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所必须支付的，也只向这种人征收。西西里有伊斯兰教徒居住，而雷焦还没有。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征服的地方，只要是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任何人都有义务支付“吉齐亚”这种“异教徒税”，甘愿受二等公民待遇。这与伊斯兰教徒在居民中的比例无关。
在雷焦，有几座基督教堂很快改造为清真寺。由钟楼改造的宣礼塔（minaret）上传来宣礼师的声音，洪亮的阿拉伯语回荡不息。
“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唯一的先知！”
在意大利半岛上建造清真寺，这还是第一次。
10世纪，伊斯兰势力就这样推进了对意大利南部的渗透。也许是感觉到再也不能这样不闻不问了，正式统治者拜占庭帝国终于出面。公元963年，皇帝福卡斯派出的拜占庭军队与撒拉森军队交锋，拜占庭军队惨败，战斗的结果可以用“完败”一词形容。皇帝甚至向北非派出特使，签署了媾和条约。条约内容不详，但此后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尝试与撒拉森海盗进行决战。
西西里再大，即使放弃也只是个岛屿。意大利南部却与教皇所在的罗马土地相连。罗马教皇夜不能寐，再三恳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皇帝接受了教皇的请求，于公元982年夏天率领由德意志和撒克逊士兵组成的军队南下意大利半岛。
然而，这次南征的结果惨败。皇帝失去了4 000名士兵，扔下一切逃到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然后径直回北欧去了。
起来，意大利！
离公元1000年越来越近，地中海世界的伊斯兰势力已很强大，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不能与之抗衡。如果意大利半岛想防范伊斯兰的进攻，就只有意大利人自己站出来了。
公元1002年，阿马尔菲出动舰队，成功击退了进攻贝内文托和拿波里的撒拉森军队。
公元1004年，总督佩德罗·奥赛罗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到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海港城市巴里救援，这里正在遭受撒拉森军队的袭击。巴里在千钧一发之际免于陷落。
公元1005年，比萨的舰队向蹂躏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撒拉森海盗船队发起挑战，取得了胜利。
意大利的海洋国家终于发起攻击了。他们认识到，商人为了进行贸易，不仅需要商船，还需要战船。
那么，同样蒙受危害的法兰西南部的海港城市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公元975年，他们成功地将伊斯兰海盗从圣特罗佩赶了出去，很久以前这里就是撒拉森海盗的根据地。一起事件使法兰西国王决心派出军队横扫海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从法兰西到意大利去的途中，在圣特罗佩遭到海盗袭击，被洗劫一空。在这个时代的法兰西，与意大利卡西诺山齐名的克吕尼大修道院的院长是比国王还要受到尊敬的人。贵人受害便成了一件大事，为此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古今东西都是一样。虽然普罗旺斯的百姓每天都因撒拉森海盗而胆战心惊。
事实上，肃清了法兰西唯一的海盗巢窟，对伊斯兰海盗的警惕便从法兰西要人们的脑海里烟消云散了。而且说到海岸线的长度，法兰西南部无法与意大利相比。撒拉森海盗从来不乏登陆、掠夺、绑架的地方。
海洋城邦国家出头了，海盗方面便也开始考虑对策。似乎以公元1000年为界，海盗的专业化开始明显。专业化并非要降下圣战大旗。撒拉森人不是金盆洗手，也不是用积累起来的资产投资贸易，与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竞争。
他们推广了一种海盗集团的形式，把海盗集结到一个颇有才干的头目手下。
他们还是圣战的排头兵，仍然要向盘踞地的“酋长”上缴收入的五分之一，以换取认可。
可以认为，发生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变化，在做法上给撒拉森海盗提出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方向。
撒拉森海盗历来不喜海上作战，不似希腊人那种十足的海洋民族。他们喜欢打着假旗号，靠近并袭击缺乏防卫能力的商船，或是登上防御薄弱的海岸，绑架附近的人们。
专业集团化使撒拉森海盗的这种传统倾向成为主流。对海盗集团的头目而言，手下人是很好的生产手段，也是自己长期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让他们无所事事，对所有者和经纪人而言不是有效之策。
不过，这里有的也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纵容的。
正在成长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如同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所示，有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国，这四国是贸易商人掌握国政的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个人利益极其自然地与共同体利益相一致。这一点有利于增强防卫力量。城邦国家虽小，但构成国家的人的性格倾向也不会不在国家政策中反映出来。这四个共和国各具性格，体现在海洋上，可作如下分类。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商船队几乎不配备护航船。这三个国家的海上军力多用于独立的海军行动，而较少用于护航。其做法是采取追踪击溃撒拉森海盗船队的办法来保证本国商路的安全。
相反，威尼斯共和国属于团队行动型，感觉就像是威尼斯股份公司。他们采用护航船队的方式，只要不遭到直接攻击，便不会向撒拉森海盗挑战。威尼斯的做法是通过提高商船船队所运送货物的档次来消化护航所增加的费用。重视与东方的贸易，也是因为以胡椒为主的香料价格较高的缘故。相反，运送体积大而单价低的木材和中端纺织品的商船则不派船护航，似乎在说：把命运交给老天爷吧。
在以西地中海为舞台的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大戏中，前三个国家的戏份最多，尤其是比萨和热那亚。但是，一旦必须作为国家整体与伊斯兰势力对决的时刻来临，威尼斯的存在便不可或缺。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海盗集团头目的名字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人知。这是撒拉森海盗变为专业集团后当然的结果。不过，伊斯兰教徒的名字不论是阿拉伯语还是柏柏尔语，对意大利人来说大概都很难发音。很多著名海盗的名字都用绰号。穆塞托（Muscetto）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以后灿若繁星般地涌现出来的海盗英雄的领跑者。
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穆塞托的本名似乎是穆贾希德（Mugehid），出生于伊斯兰化后的西班牙。他本该更多地袭击法兰西南部，但他可能讨厌法兰西国王出头，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意大利。从西班牙到意大利路途遥远。他把海中间的撒丁岛建成了基地。撒丁岛西北端有个港口叫作托雷斯。岛前方的海上还有一座叫作阿西纳拉的小岛，20世纪是一座监狱。这里的地形最适合于做海盗的巢窟。穆塞托的意图是以托雷斯港为根据地，蹂躏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
穆塞托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利古里亚与托斯卡纳交界处的古都鲁尼。这是让鲁尼南北两面的比萨和热那亚感到震惊的大胆行动。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鲁尼，受到穆塞托及其手下的猛攻化作一片废墟，古迹遗留至今。这是穆塞托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挑战。
但穆塞托无意与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在海上交锋。组织大船队易被发觉，他像攻击鲁尼一样，全部以小船队行动。他的战术是以小船队在海上航行，到达目的地会合后，全体进攻。这个战术的有效性在进攻鲁尼时得到了证实。
比萨海军最终没有发现海盗，并且还应教皇的请求南下，参加夺回雷焦的战斗去了。雷焦清真寺宣礼塔上依然回响着阿拉伯语的宣礼词。
穆塞托躲在海岛背面，确认比萨海军向南走远后，直接袭击了比萨港。比萨海军接到追来的快船告急，调头返回为时已晚。
物资遭到抢掠，人被绑架，市区已被烧毁。看到这些人人愤慨。比萨人也是托斯卡纳人，他们素以好强的性格而闻名。
托斯卡纳人，不论是佛罗伦萨，还是西耶那、比萨或是卢卡，城市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协调。他们不善于采取共同步调，但却都争强好胜。眼看着祖国的惨状，比萨的汉子们发誓要掐死穆塞托及其手下。
这时，罗马教皇出面了，他一直在想把伊斯兰势力赶出意大利。他在把撒拉森势力逐出撒丁岛的大义之下，提议热那亚和比萨这两个憎恨撒拉森海盗的国家并肩作战。他建议比萨海军负责穆塞托盘踞的托雷斯港北部，热那亚海军负责散布着撒拉森海盗巢穴的南部。
两个国家都响应了教皇的提议，公元1012年，比萨向科西嘉和撒丁之间的海域派出了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每条船的桅杆上都高高飘扬着比萨的国旗，如此规模堪称舰队。
舰队越过博尼法乔海峡西行不久，便在海上与前来迎战的穆塞托舰队打了起来。船船对打，意大利的海上勇士更厉害。与战斗力相比，意大利人的控船能力更胜一筹。穆塞托舰队败下阵来，逃回了托雷斯港。
然而冬季来临。比萨人决定来春复仇，也回比萨去了。在撒丁南部，热那亚也顺利地一路横扫。比萨人带回了战利品。他们让在海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划桨手重获自由。战利品中还有穆塞托的妻子，她当时乘坐在一条船上。也许妻子的被捕使这位海盗头目决定进行外交交涉。
当年冬天，一位号称穆塞托使者的人造访了罗马教廷。这人在接待他的教皇面前把带来的一大袋东西撒了一地。袋子里装满了栗子。穆塞托的使者向教皇转达了主人的话：
“来春，将有如此众多的撒拉森人涌来‘鲁米’（住在意大利的基督教徒）所住之地。”
教皇本笃八世面不改色，向一个贴身侍从耳语了几句。侍从搬来一个大袋子，撒在了使者面前。袋子里装的是无数的小麦粒。侍从说道：
“去告诉你的主人穆塞托，我们‘鲁米’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等着穆塞托和他手下的海盗。”
中世纪，没有度量是不能胜任教皇的。
同是“鲁米”的比萨人等不及了。第二年开春刚能航行，他们便再次出航，目标直指撒丁。这一年，他们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穆塞托属下几乎所有的海盗船或是沉没，或是被焚，很多海盗被杀。他们还成功解救出被俘的比萨人。被锁链铐在海盗船上的基督教徒奴隶也获得解放，跟着凯旋的舰队一起回到了比萨，然后分别回自己的故国去了。
只有穆塞托辗转在撒丁的许多洞穴之间，没有被抓到也未被杀死。后来他逃到北非，总算躲过了比萨人的追捕。不过，穆塞托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海盗业绩大受打击，召集部下和寻找船主大概也都相当困难。这期间，他隐藏在博纳港的街区中，顽强地谋划东山再起。实际上他以后真的东山再起，还试图夺回撒丁，真是令比萨人头痛的对手。
诺曼人到来
中世纪指的是夹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长，名称听起来也颇具讽刺意味，前期和后期加起来有千年之久。除了时间长，这还是一个纷乱至极的时代。
诺曼人征服之前的意大利（11世纪）
研究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真令人同情。群雄割据是英雄们的争雄斗勇，而中世纪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玉”少“石”多，石子相互碰撞的时代。我总认为，即使是天纵英才也不可能系统地写出中世纪的历史！
不过，也会发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有的开心事。有些历史现象我们只能认为是很少的人在很多方面撞上了好运，从而颠覆了历史。诺曼人的到来即是一例。
公元1016年，比萨人为追杀逃亡海盗穆塞托，眼睛都红了。这一年，意大利南部有一行40人的诺曼骑士来到了布里亚的加尔加诺山。加尔加诺山一直延伸到海边，这样的景致在海岸线平坦延绵的亚得里亚海难得一见。这些诺曼人从巴勒斯坦朝圣回来，顺道看看山里的一座奉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
在中世纪前期，不论是地中海东部还是西部，进攻的伊斯兰势力和防守的基督教势力之间冲突不断。尽管如此，朝圣却一直在这样的战乱中持续着。进入11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东部确立了优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虽然对立，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用墙或其他什么隔开，从而使交流完全断绝。基督教国家意大利的海港城市一直在与东方或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着贸易就说明了这一点。虽说有危险的感觉，但朝圣者还是会冒着战火去巴勒斯坦，朝圣后再回故乡。
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女人也都可以从罗马去耶路撒冷，朝圣后再返回。距离再远也是国内旅行。可是进入中世纪后，朝圣就必须通过统治者不同、信仰不同的国度。如果不是强壮而惯于使用武器的男子，便无法走完从欧洲到中东的遥远路途。为参拜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堂来到加尔加诺山里的，都是些身强力壮的骑士，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也不足为奇。
这一年，布里亚的实力人物也逃进了加尔加诺山，他们强烈希望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海盗统统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先是想驱逐拜占庭势力，失败后便被拜占庭士兵追捕而逃进山里。
这些意大利人向诺曼骑士提出，请他们来意大利南方，赶走拜占庭和撒拉森这两股势力之后，统治意大利南部。50年以后，发生了诺曼人征服英吉利的著名的“诺曼征服”事件。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诺曼征服”的半个世纪之前，但进取的个性大约已在诺曼人中间萌生。从圣地归来的诺曼骑士接受了这份请求。但是，40个人太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回到故乡诺曼底后再带伙伴回来。布里亚的实力人物未提异议。
诺曼人征服后的欧洲（11世纪）
第二年的公元1017年，诺曼骑士如约而至，人数似乎从40人增加到了250人，准确数目不得而知。布里亚的意大利人也加入到这些诺曼人中间，他们首先着手从意大利南部扫除拜占庭势力。
从这一年开始到公元1019年的两年之间，双方进行了四次战斗。但参战人数如此之少，战斗还脱不出小打小闹的范畴。四次战斗的结果是诺曼—布里亚联军三胜，拜占庭军一胜。据说，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兵力因这四场战斗仅剩十分之一。诺曼骑士们的牺牲也很惨烈，人数由250人减至10人。
靠这点儿人要把拜占庭势力和撒拉森势力从意大利南部赶出去，简直就是做梦。但诺曼人甚至超越了梦想，他们还要征服西西里。这种勇气称为蛮勇可能更为合适。处在上升阶段的民族的勇气真是难以揣度。但因只有10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帮助遭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萨莱诺防卫，为基督教战士取得了高分。
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花去了近20年的时间。他们得到了既厌恶拜占庭统治又厌恶身处撒拉森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人们明里暗里的合作。诺曼骑士中人才辈出，一旦有能力的武将战死，马上就有人顶上来。当初以10个人开始的征服行动于公元1037年基本结束，人们再也听不到清真寺宣礼塔上阿拉伯语的宣礼词了。
但是，西西里就在意大利南部近旁。只要西西里还属于伊斯兰，在意大利南部打拼出来的诺曼人的统治就远远谈不上稳固。不论是来到意大利的诺曼人，还是30年后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都没有回诺曼底家乡的想法，他们打定主意要在新天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公元1038年，诺曼人渡过隔开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墨西拿海峡。第二年攻陷墨西拿。转年便很快逼到了西西里东部最大城市叙拉古的城墙脚下。但是，他们在这里受到挫折，只得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南部。原因是此前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一直关系不睦，在得知西西里将要被基督教徒夺回之后，他们团结应战了。另一个原因是，已经处于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沿海城镇正在再次逐渐成为撒拉森海盗的饵食。所谓统治权，只有捍卫了治下人们的安全时才能维持。征服西西里只能推后了。
公元1061年，罗杰率领的诺曼骑士再次渡过墨西拿海峡，也只有150骑。新兴民族诺曼人的人口一定有所增加，他们5年后进行了“诺曼征服”。他们生长在北方海边的诺曼底，与遥远的南国相比，对一海之隔的英格兰自然更有亲近感。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依然很少。
就在这一年，罗杰的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迅疾前来与先行出发的罗杰汇合。他们二人率领的诺曼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分为两路，声东击西，击破了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的伊斯兰势力。然而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不论如何勇猛，仅靠这150人征服西西里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征服行动缓慢但扎实地推进着。
公元1072年，诺曼人渡过墨西拿海峡10年之后，阿拉伯人统治的西西里首都巴勒莫，在经过5个月的保卫战之后陷落了。5年之后的1077年，与巴勒莫一样居住着众多阿拉伯人的特拉帕尼陷落。公元1086年，叙拉古再度回到基督教徒之手。这个时期与征服者威廉在遥远的英格兰进行“诺曼征服”的时期正好重合。
结果，地中海世界的“诺曼征服”耗时25年。在这25年中，大概会有少量援兵从诺曼底前来。征服始于150人，也只花了短短的25年。想想伊斯兰势力从数千人开始，增加到数万的兵力，花了50年才征服了西西里，数百人花25年时间，耗时绝对算少。西西里版“诺曼征服”成功的原因可以列出以下几条。
第一，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围绕教义和统治权的内部抗争，这可以说已成惯例。西西里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关系不好。非但如此，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之间也并不团结。不能击退150个诺曼人，也是因为伊斯兰教徒之间屡屡发生内讧。
第二，由于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实施所谓“伊斯兰的宽容”，许多基督教徒留在了西西里。
但是，这一点起初对诺曼人产生了不利影响。西西里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还没有不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不能信任不太了解且人数很少的北方汉子。尽管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没有轻易表态。诺曼人不断取得胜利，才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这并非因为其他原因。要让观望的人站到自己方面，只有用胜利显示力量才行。总之，很多基督教徒留了下来，一定是“诺曼征服”在西西里成功的最大原因。
第三，比萨、热那亚这些拥有海军力量的基督教国家，从海上帮助了诺曼人。诺曼骑士再勇猛，也是陆上战斗力，他们很难完全称霸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是海港城市的西西里。这些深知制海权重要性的海洋国家，在军事方面给了诺曼人积极的支援。比萨甚至从海上向巴勒莫发起了攻击。
不论是比萨商人还是热那亚商人，都是阿拉伯统治下在巴勒莫开花结果的“贸易中心”的常客。但是，阿拉伯统治下的西西里虽然不往外派海盗，却让从北非北上的海盗停靠其港口。撒拉森海盗已经成为比萨和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最大障碍。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将为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就这样，西西里在时隔200年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世界。诺曼人罗杰这位西西里的新统治者确定了比过去200年阿拉伯人“伊斯兰的宽容”更进一步的路线，推行对西西里的统治，打造了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共生共存的社会。这堪称“地中海的奇迹”。
不过，第一代西西里君王罗杰并不是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物。这不过是一个根据需要而产生的现实性政策。不论如何，诺曼人作为统治阶级人数还太少。而必须统治的居民则有在当时被置于二等公民地位的基督教徒和为数不少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首先，罗杰既没有杀害失败者阿拉伯人的实力人物，也没有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把哥哥罗伯特·吉斯卡尔多统治的意大利南部内陆的土地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作为农庄主优裕地生活下去。当然，把内陆的土地交给他们，就使得他们不能方便地与北非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
其次，罗杰把没了头领的阿拉伯士兵编入了自己指挥的诺曼—西西里军队。这些战后处理做得十分漂亮，实在值得现代的某些国家一学。
最后，罗杰自己搬进了巴勒莫“酋长”居住的宫殿。此时这里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Palazzo dei Normanni），但观其内部，彻头彻尾的阿拉伯风格一目了然。让巴勒莫名闻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原样保留了下来。学者、商人、工匠、农庄经营者留了下来，连士兵也留了下来。清真寺甚至还回荡着宣礼词的声音。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沦为二等公民。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以更加理想的形式实现了地中海的奇迹。信仰不同神祇的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成为现实。
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不容许基督教徒以外的人生存。在伊斯兰世界，虽然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们共存，但那是因为由伊斯兰教徒提供了保护，基督教徒必须持续支付“吉齐亚”，作为“保护费”或“生存容忍费”。基督教徒被禁止在教堂鸣钟，房屋被强制做上标记，还必须遵守路遇伊斯兰教徒须靠边让道的规定。
在这些现象很普遍的时代，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天地。我在想，罗杰和他手下的诺曼人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来自欧洲北部，不像长年遭受撒拉森海盗危害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那样心怀宿怨呢？
心中怀有宿怨，就会总想着过去，从而看不到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这种宿怨所碍，才会站在古代被称为“恺撒的宽容”的立场上，实施宽容的统治政策。
基督教徒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徒的技能浑然融合的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大教堂是“地中海的奇迹”的完美成果。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创始人罗杰一世似乎是一位在人性方面相当有趣的人物。他甚至准备了一条礼船，把在叙拉古攻防战高潮中战死的阿拉伯人总督的遗体送到他在北非的家人那里。
他自我满足的不仅是自己的这个骑士风度的举动。接受遗体的人当中有凯鲁万的“酋长”，罗杰没有浪费这一机会。他与这位名叫塔米尔的“酋长”缔结了可称之为互不侵犯的协定，以北非诸港为根据地的撒拉森海盗不再袭击西西里。
海盗一般不会遵守什么约定，但这次尽管不很情愿却遵守了这个协定，真是不可思议。你细想来，如今的西西里已经确实成为他们难以掠夺的土地了。
虽说已被基督教徒国王统治，但伊斯兰教徒在西西里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受到了重用。他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居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伊斯兰教徒而缴纳特别税。就连在王宫工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一到每天5次的礼拜时间，就把屁股对着国王开始祈祷。
这样一来，就连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找不到认定他们是“具有错误信仰的人”而大打圣战的大义了。
由于这样的原因，起初是诺曼人的国王们，接着是通过与诺曼人公主联姻而开始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延绵了200年。这期间，这里再也没有成为圣战的战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还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和对岸的北非，以保卫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攻击为职责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要敌视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了共存共荣的关系，尽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创这一切的正是罗杰一世。
诺曼人国王罗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居住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外地方的基督教徒陷入困境，尽管具有同样的信仰，他也不会立即拿起宝剑前去参战。连逃到罗马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的教皇求救，他也没有理睬。
这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因为刚愎自用，滥用教皇权力，并不受好评。所谓“卡诺莎之行”（l'umiliazione di Canossa）是教皇与皇帝抗争的象征性事件，震撼了中世纪的欧洲。其中一方的主人公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开除了反对自己的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开除教籍是对待世俗君主的强有力武器，它的力量在于身为基督教徒的家臣没有义务再追随被开除教籍的君主。
陷入困境的亨利在大雪满地的卡诺莎城外站了三天三夜，终于请教皇取消了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写成一个最大限度发挥了教皇权力的人，被列入了圣人之列。然而，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亨利刚被取消开除教籍的处分就立即转为攻势，把教皇逼得十分窘迫。为了不落入皇帝手下的德意志士兵之手，教皇逃到了圣天使城堡。尽管身在远离抗争的西西里，罗杰对这些情况也许知道得一清二楚。
信仰相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内讧不绝，这不仅是伊斯兰教徒的拿手好戏，也是基督教徒的拿手好戏。我想，在内讧普遍的时代，仅仅是实现了异教徒之间的共生共存，就值得特书一笔。
不过，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不光是没有理睬教皇的请求，连对帮助他进攻巴勒莫的比萨也没有给予回报，可见他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彻底的。但是，由比萨人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他们的自由。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
比萨曾经血红着双眼寻找的海盗穆塞托终于以北非的博纳港为根据地东山再起，又开始出没于撒丁岛的近海。此时的比萨已明确了成为海洋城邦国家的生存方针。这样，穆塞托就不再是单纯的复仇对象了。
放任海盗穆塞托，就等于允许其他众多的海盗横行。对穆塞托采取断然措施，就等于对整个撒拉森海盗采取断然措施。
一支舰队从比萨港出发南下第勒尼安海，直驶北非的博纳港，袭击穆塞托的根据地，掐住他的咽喉。
突袭作战以穆塞托一个人为目标，获得了成功。好强的比萨汉子对胆大无敌的海盗、当时已经84岁的穆塞托毫不留情，砍下了他的头颅。比萨从长年的噩梦中解放了出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场单纯复仇剧的落幕。它让撒拉森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成长。海盗们不得不明白，对手已经不再是“胆小的狗”了。西西里不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这对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以后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丁语里有一个词“consul”（领事、执政官之意）。这个词在欧美各国语言中发音不同，但在日本不知为何是按照拉丁语发音，翻译成“执政官”的。古罗马从王政过渡到共和政体时，以前由国王一人处理的国政成为由两个执政官担当的工作，日语这样翻译是正确的。不过，执政官由皇帝兼任，共和政体时代的意义便淡薄了。这种现象在从共和政体过渡到帝政后也一直存在。
进入近代以后，“consul”这个词仍在使用，但意义与古代不同，变为“领事”之意，不再指国家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而指以保护居住、常驻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为己任的国家公务员。有些词语虽然词形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变化，“consul”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是何时、为何而发生变化的呢？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始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共和国，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不同之处在于，拉动共和政体的罗马的“少数人”是在土地上拥有经济基础的元老院议员，而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少数人”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也一定懂得“consul”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刚开始时会在“少数人”中选出了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来做“consul”。在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领头羊阿马尔菲，“consul”做的工作类似于首相。
可是不久，人们开始把派出去负责保护从事海外贸易的本国公民的人称为“console”（意大利语发音与consul类似）。既然决定贸易立国，保护海外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必然上升。
“Consul”最早演变为“领事”意义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把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总督”（doge），把海外通商基地的负责人称为“领事”（consul）也许与此并无抵牾。对把贸易作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而言，与海外的关系是生死问题。这样一来，古代的“执政官”到了中世纪便成了“领事”。同时，“领事”还被赋予了一项“执政官”所没有的任务。
这项任务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intelligence”，即情报收集工作。
但这却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才把这项工作交给领事的。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自不必说，如果想积极开拓新的进出口产品，大量而且正确的情报不可或缺，收集情报的工作便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后来，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被认为是情报立国，并因此颇受后来自诩以情报立国的英国人的尊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贸易立国到情报立国极自然且身不由己的转变而已。记账如果不准确，店铺早晚得关门大吉。
海洋城邦国家都在北非主要港口设置了常驻领事。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在当地工作的意大利商人的环境。北非“浴场”的情况终于传遍了欧洲，而不仅是意大利。世人终于知道了基督教徒被绑架到北非，投进被称作“浴场”的强制收容所，每有工作便被带出做奴隶的悲惨状况。
此前，地中海的北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的不幸状态。首先，有贸易商人带回的情报。其次，还有海盗船划桨手因海盗船被基督教徒捕获而成为自由人，他们回到家乡后透露的情报。各教区祭司记录撒拉森海盗带来损害的信件也送给主教甚至教皇。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不幸人们的遭遇并非广为人知，因为他（她）们都是无名百姓。我们这样说的证据是，撒拉森海盗在8世纪、9世纪和10世纪连续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其中有名的人物只有一人。这就是在从法兰西赴罗马的途中遭到海盗袭击，被抢个精光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当时法兰西国王不仅派军队救出了这位院长及其一行，还把从圣特罗佩附近的撒拉森基地法尔西内特到海盗的老巢统统扫荡了一遍。因为受害者是重要人物，国王才出面干预。而如果是不知名的寻常百姓被掳走，不要说国王，就连“割据”的“群雄”也都会无动于衷。
我认为，所有受害者几乎是无名百姓，加之情报时断时续，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实情没有充分传到欧洲的原因。连续也是一种力量。海洋城邦国家的领事通常好像两三年轮换一次。但是由于任务重要，替换的人必定赴任。这样，他们得以向各自的国家传送连续的情报。
领事们热心收集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目的也在于拯救那些在航行中被抓或被海盗登陆绑架的本国公民。这已是领事最大的任务——保护本国公民的分内之事了，热心于此当属自然。
在寻求本国公民消息的过程中，虽为其他国家公民但同为基督教徒的不幸实情也越来越清楚。
在这些海洋城邦国家领事们送来的情报中，那些有关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徒奴隶的情报，也极为自然地集中到了罗马教廷。为了生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伊斯兰教徒来往，但在宗教上他们仍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悲惨遭遇这样多地传到了罗马，教皇再不积极，也会感觉到自己寻找失踪“羔羊”的“牧羊人”身份。公元1087年，时任教皇维克多三世号召建立以拯救可怜的基督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
他似乎从开始就没有指望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们，“卡诺莎之行”以来教廷与他们一直关系险恶。他号召的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
西西里王罗杰好像以诺曼人刚刚夺回西西里，尚无余力为由表示不参加行动。真实原因在于他与凯鲁万“酋长”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仅坦率成就不了外交。威尼斯共和国不参加的理由不为人知。但如前述，尽可能回避和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是这个“海洋之都”一贯的国策。
不过，不独威尼斯不参与和本国无关的事务。10年之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大张旗鼓的展开，目标是进军巴勒斯坦，夺回圣地。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响应教皇号召的都是认为这事与己有关的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以及自认为基督教世界精神导师的罗马教廷。人们可以从派来军队的国家惊讶地看到11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之势。当时，只能从大海上来的阿马尔菲自不必说，就连比萨、热那亚这些人口不多的国家，也已成长为这样的强国，一次战斗就能投入众多的战船和战士。
迄今为止一直在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增添色彩的是举着绿底白色月牙旗的伊斯兰势力，而从公元1000年到1100年的11世纪，在历史上是“基督教世界开始反击伊斯兰攻势”的世纪。从地中海世界的范围来看，担任这次“反击”带头人的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他们因为贸易关系而更加了解伊斯兰。
阿马尔菲、比萨，还有热那亚
公元1087年，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组建了十字军，据称集结了300艘战船，士兵包括船员在内有3 000人。这次的战斗力几乎是以往基督教各国海军力量的10倍。这次行动打出的旗号是拯救基督教徒奴隶，从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员，不仅罗马、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等国直接参战，意大利半岛沿第勒尼安海一侧从南到北还有很多个人志愿加入战斗。
教皇的军队由罗马势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家族的掌门人亲自指挥，还决定由一位主教代表教皇参战。十字军的意义在于军队由教皇亲自统帅。
热那亚共和国的军队由共和国议会选出的两名实力人物担任指挥。
阿马尔菲则由地位可敌共和国首相的潘塔列奥涅亲自出马。
参战战船数量最多的比萨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作战专家西斯蒙第和维斯康蒂。
目标选在何处？他们将这无比重要的目标确定为北非伊斯兰世界地位最高的城市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Mahdia）。在突尼斯、博纳和阿尔及尔要拯救的奴隶人数更多，但他们把马赫迪耶、凯鲁万作为目标，应该是罗马教廷的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撒拉森海盗执拗地把罗马作为目标，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教廷也认为凯鲁万是北非伊斯兰教的中心，从而把凯鲁万的外港马赫迪耶当成了目标。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集结地是哪里。我认为，军队大约是先从热那亚、比萨集结到位于教廷领土的主港奇维塔韦基亚，再从那里直指北非，在途中与阿马尔菲的海军会合。全军在位于西西里西南的马尔萨拉临时靠港之后，一鼓作气直奔潘泰莱里亚岛。
潘泰莱里亚是一座小岛，感觉就像是地中海的太阳和大海凝聚的一点。这个岛现在是意大利的著名观光地之一，当时属于伊斯兰世界。那里驻扎着守备队，但攻下此岛易如反掌。然而就在这时，潘泰莱里亚守备队长已把基督教舰队来袭的情况报告给了马赫迪耶的“酋长”。他用的是信鸽。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联络方式中，使用信鸽传递情报相当普遍。得知基督教徒来袭的“酋长”用两道铁链封锁住马赫迪耶港的入口，严阵以待。基督教舰队通过先头的侦探得知此事后，便停止直接袭击港口，转而采取了在附近海滩登陆的战术。
凌晨，海上泛起鱼肚白，登陆作战正式开始。基督教舰队动员了所有军用帆船上的小艇以及一同前来的小型快艇（frigate），这些小型快艇相当于后世的护卫舰（fregate），在敌人发现赶来迎击之前，登陆就已结束。
基督教舰队只是模仿了撒拉森海盗拿手的登陆战法而已，不过人数更多。成功登陆的士兵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教廷、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的旗帜下集合，高举大旗向马赫迪耶挺进。
他们一到城墙下就开始了进攻。他们好像并未携带攻城武器，用的只是弓箭、石块和绳梯，以及一种称为balestra的石弩。
石弩（balestra）和投石器（ballista）
伊斯兰士兵的传统是强于进攻而弱于防守。就这么一点儿兵器也使他们很快陷入了劣势。
防御的一方打开城门，放出豢养的狮群。但狮子并没有冲向拿着长矛杀过来的基督教军队，而是逃向了山野。就这样，经过几天称不上激烈的战斗，城门告破。
被伊斯兰教徒叫作“鲁米”的人洪水一般一举攻入城内。指挥官之间似乎事先已有分工，冲进城后分成了三路：一路冲向港口，放火焚烧停泊在那里的所有船只；一路直接去“浴场”解放基督教徒奴隶；而作为主力的一路则包围了“酋长”居住的宫殿。
马赫迪耶的“酋长”也叫塔米尔。他认为再抵抗下去已是徒劳，便提出媾和。请求被接受，作为教皇代言人参战的主教与伊斯兰“酋长”达成了媾和条件。
第一，塔米尔像以往一样继续拥有“酋长”的地位。
第二，拆除围绕马赫迪耶的城墙。
第三，不限马赫迪耶，释放塔米尔“酋长”统治的所有地方的奴隶，关闭“浴场”。
第四，以后严禁海盗行为。
第五，“酋长”向教廷支付10万第纳尔金币的赔款。
“酋长”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将基督教舰队送上归途。所有的船都满载着解开锁链的奴隶和占领期间抢来的金银财宝启航了。十字军出征以来速战速决，一个月结束战斗。他们好像忘记了要进攻凯鲁万，这与伊斯兰海盗的情况很相似，他们以罗马为目标却只满足于攻下外港奥斯提亚。
不过，解救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的目的完全达到。归途中停靠了意大利南部的每一个港口，每次停靠都放下了原先的奴隶。迎接他们的亲人以为他们被绑架后早已死去，这时泪如雨下。十字军向罗马凯旋而去。沿途每个村镇的教堂都敲响欢迎的钟声，十字军带来了由衷的喜悦，他们受到欢迎理所当然。
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打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正面进攻了北非，但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贸易商却依旧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保持着通商关系。对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而言，与这些西欧人做生意所获取的利益不容忽视。
进口、出口的品目容后再叙，这里只提一句，意大利商人带到北非去的物产是伊斯兰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旦这些物品进不来，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将不再有船只、武器等质量较好的东西。也许只有贸易中的某一方认为自己有不可缺少的需求，相互间的通商才会超越诸多障碍进行下去。
的确，公元1087年拯救奴隶的战斗是成功结束了，但与“酋长”签订的媾和条约的所有条款，尤其是严禁海盗行为的第四款，以后能得到遵守吗？北非撒拉森人不能停止海盗行为的原因不仅在于抢夺他人财物不是恶行这一沙漠民族的传统想法，还在于他们只有这一条生路的社会现实。
威尼斯的海盗对策
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但其想法和一贯的做法却与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不同，让我们看一看威尼斯共和国的海盗对策。他们的做法不仅与其他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主要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威尼斯人采取了当时特别怪异的海盗对策。
关于威尼斯共和国，我曾于27年前以“海洋之都的故事”为题写过两卷本的通史，从公认为其诞生年代的公元452年一直写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这部书的上卷第二章“走向大海”集中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海盗对策。我在这里只想做些摘录和简单的归纳。摘录是因为除了书中的写法以外至今还没有其他的写法。
“航海致富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事贸易，另一条是以海盗为业。
“刚刚诞生的威尼斯共和国选择了第一条路。这样，他们最初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威尼斯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对已经决定走向大海的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就成为仅次于建国的国家规模的事业。
“在现代，亚得里亚海东岸被分割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如果我们驾船在这一带走一圈，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入海口，数量很多，结构复杂。而亚得里亚海西岸意大利半岛长筒靴小腿肚部分，从威尼斯南下直到布林迪西，没有醒目的入海口，沿岸曲线柔缓，与东海岸形成对照，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地形一定适合于海盗。海盗躲在岛的背后，等哨兵报告的商船一靠近，就划着快船扑上去。遭到追赶时也不缺藏身之处。这样，海盗集中横行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而非西岸也就不难理解了。10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海盗乘拜占庭帝国衰落之际南下，出没于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与东方贸易，除了穿过亚得里亚海别无他路。
“也许会有人问，既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蠢蠢欲动，为什么不避而沿西岸航行呢？撇开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形势不谈，只从气候方面看，走这条航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谈不上有利。
“与大洋长时间风向相同的信风不同，地中海以及属于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的特点是风向变化无常。在这样的海上，几乎不可能连续多日顺风扬帆航行，为等顺风不得不经常靠港。只因这一条理由就不得不沿海岸航行。西岸的海岸线平坦连绵，而东岸海岛重重，处处海湾，更可以避开逆风，等待顺风，具备绝对有利的航行条件。沿海岸的航行，对海盗合适的地形也对船员有利。
“因而，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不单要击败海盗，保障本国船只航行安全，还涉及如何确保停靠港即基地的问题。公元1000年前后，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年轻领袖准备周到，行动果断，点燃了导火索。”
威尼斯共和国展开了肃清海盗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成为短期的“作战”，而是以“国家”的形式坚持下来，这里的原因在于威尼斯式的思维方式。
拥有众多小岛的海湾地形，其成因是山地延绵至海边，这样自然没有广阔的耕地。这在现代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但中世纪还没有旅游业，这种地形意味着这里的居民缺乏维生的手段。威尼斯向这些不做海盗无以为生的人提供了活路。
船载着商品，带着中高级船员从威尼斯出发，然后立即转向亚得里亚海东岸，沿途不断靠港南下。在这些东岸港口停靠的目的不光是采购要在地中海食用的生鲜食粮，也是为了集中划桨手，他们是使用加莱船不可或缺的人力。即使是战舰做法也一样。速度对战舰很重要，即使不装货，战舰也比商船需要更多的划桨手。
可见，威尼斯船在驶出亚得里亚海之前并没有备足航海所需的人和物。威尼斯船只在到达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克基拉岛）时，方才具备了航海的能力。各船以科孚岛为起点，向东方，向北非，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英吉利的南安普顿，各自向东西星散而去。
威尼斯一直采用这种做法，通过雇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威尼斯称这些斯拉夫系的人为“斯基亚沃尼”（Schiavoni，斯拉夫人）。一直延绵到圣马可广场对面的码头也被取名为“斯拉夫人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他们不单是划桨手，在遇到海盗和敌船的时候，还是与威尼斯人船员一起奋起防卫的重要战士。这些“斯基亚沃尼”在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之前，一直与威尼斯共命运。
直到今天，在威尼斯的博物馆中还有厚厚布底上打满铁钉的划桨手专用的防箭防弹背心。考虑到划桨的方便，这些都是没有袖子的背心。
加莱船如果幸得风助，就可以靠帆航行，划桨手可以休息。划桨手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世船上的发动机。在北非伊斯兰世界，这种“发动机”用的是基督教徒奴隶。但在基督教世界，使用抓来的伊斯兰教徒的例子并非全无，但屈指可数。理由很简单，因为绑架还不普遍，没有人来做这事。在西班牙，更多的是使用重刑犯做划桨手。
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使用本国人或雇用邻近国家的人做划桨手。但这些城邦国家缺少肥沃耕地，都是海洋国家，原来人口就比较少。如何确保划桨手一直困扰着他们。
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的兴衰顺序也是先兴先亡。威尼斯最后灭亡，我想其原因也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海洋城邦国家相比，威尼斯成功地建立了组织体系，可以经常性地确保拥有忠实可靠的下级船员的缘故。这不是唯一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世，威尼斯共和国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战船都一直不用奴隶做划桨手。
不用奴隶做划桨手，在中世纪这个时代，就如同表明不做海盗。在热那亚人中，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的那样，也并非无人想挣快钱而从事海盗业。但这在威尼斯，却为国法所严禁。战船被允许装载一定数量的商品，在目的地做些生意。如果一个人想从零开始积累财富，不是有做战船战士的职业吗？我把这个职业看作威尼斯式的失败者复活系统。在威尼斯，不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别国人都不允许做海盗。
以上叙述了威尼斯共和国以海盗对策为主的思维方式。威尼斯不相信十字军的成果——“酋长”不做海盗的承诺，所以没有参加公元1087年的十字军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威尼斯没有参战，并非因为它与其他三个海洋城邦国家相比，是非常的利己主义者。威尼斯人以其现实主义已经参透，靠进攻伊斯兰世界，解救被俘的基督教徒奴隶，从“酋长”那里得到不做海盗的承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到20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变成了现实。
这20年间“休战”的原因不是因为北非撒拉森海盗尊重自己的“酋长”所做的承诺，而是因为地中海突然动乱。海盗不会袭击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只袭击比自己弱小的人。
“十字军”时代
十字军东征自11世纪末期开始持续了200年，我不拟在此详述。这是象征中世纪的重要现象，一旦详述，本书恐怕就不得不沿这条线索写下去。不过，我想从地中海的角度写一写这场运动。欧洲对中近东的远征仅大规模的就有7次。除了第一次、第二次是从陆上过去，其余都是乘船从地中海东去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碰巧遇到伊斯兰方面陷入窘境，只用了3年就成功“夺回圣地”。
之所以十字军东征迂回曲折却持续了两个世纪，是因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海上补给发挥了作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地中海的东部。陆上战斗力主要由法兰西、德意志和英吉利提供，但意大利的海上支援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支援一词所能包括的范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096年8月出发，1099年7月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比萨以120艘规模的船队东进，抵达叙利亚、巴勒斯坦。
公元1100年，热那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派出150艘船。
公元1100年，威尼斯派遣了200艘的船队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第一次东征时虽然没有运送十字军士兵，但却运输了重型攻城武器、兵器武装和军粮等。当然运输不是白做的，报偿是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后，确保这几个国家在那里的通商基地。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都建起了通商基地。他们在建设基地时考虑了不使三个国家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但在这些竞争对手之间，争执还是屡屡发生。
公元1147年进行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巩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夺回的圣地，那次东征并无明确的政略和战略。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不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这样的欧洲强国君主亲自参战，各率7万大军，在豪华铺张的朝圣后结束了东征。
同一时期，英吉利骑士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他们的路线是从英吉利出港后沿法兰西西岸南下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一气横渡地中海，直指巴勒斯坦。这些基督教战士身穿白底红十字的护胸衣，航行在地中海上，右舷依稀可见北非的港口城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多想被关押在那里“浴场”中的基督教徒所遭受的不幸。
公元1189年决定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时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终于走向结束，伊斯兰势力团结一致，奋起夺回被基督教势力占领的地方。统一伊斯兰世界的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萨拉丁这位库尔德人。库尔德人说起来并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可见萨拉丁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
他能够再次统一伊斯兰世界，还因为他在公元1187年向基督教徒发起了“圣战”。萨拉丁出现后兴起了“圣地危急”的思潮，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是受到这种思潮的裹挟。
绰号“红胡子”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军队从陆路向东挺进。
在另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率领法兰西军队来到热那亚，乘上热那亚船，通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之间的墨西拿海峡，直奔巴勒斯坦。
英格兰国王查理也选择了从海路进军巴勒斯坦。抵达后他与萨拉丁打了一场漂亮仗，人们给他起了“狮心王”的绰号。他们先在马赛乘船，在热那亚、比萨、罗马、拿波里各港停靠后穿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地中海，又在克里特、塞浦路斯停靠后进入巴勒斯坦。十字军历史的英雄，一位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丁，一位是基督教的狮心王查理，这两人都不是顽冥的宗教狂热信徒，这一点非常有趣。浪漫的查理与冷血的腓力性格不合。英法两国国王之间关系不好，这在十字军内部也是出了名的。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大张旗鼓，国王亲自担任统帅，但却没有取得成果。倡导者罗马教皇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也属无奈。
这时，有一队德意志骑士从北海经过大西洋，沿法兰西西海岸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横渡地中海后一路来到巴勒斯坦。地中海正逐渐成为北欧基督教徒去往东方的主要通道。
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愿意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死去。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已得不到欧洲皇帝和国王的响应。发誓远征的是只有法兰德斯和法兰西的领主。这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谙事理，甚至不懂得自己不遵守契约，对方也不会遵守的道理。所以，这次东征始终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威尼斯在为所欲为。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叙述，在此省略不表。如果详细叙述，作者就会像骑着难以驾驭的奔马一样，一旦过头就有远离正题的危险。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公元1202年开始历时两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推翻了同为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以拉丁帝国取而代之。对基督教徒而言不应该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件事把以往宗教热情背后隐藏的领土扩张的事实暴露无遗。这一事件在基督教世界评价糟糕，导演兼主演威尼斯共和国因此遭人忌恨。
公元1212年，出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同的理由，被认为是“十字军之耻”的少年十字军试图进军圣地。受到狂热说教者煽动的少男少女成群结队地从欧洲各地聚集到马赛，他们受了恶劣船主的欺骗，不是被卖到北非当奴隶，就是在途中与沉没的船只共命运。
西西里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力二世在几度延期后，终于在1227年实现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腓力二世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于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组成的西西里，对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偏见。作为西西里的统治者，他要求北非伊斯兰“酋长”归还被绑架者，“归还没有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回到祖国的基督教徒”。他的观点是如果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且愿意继续住在伊斯兰地方，可以各随其愿。
他如此的做法使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率十字军东征也是无奈之举。不过，他从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出发以前，与埃及的哈里发多次互通书信，事先进行了磋商。
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登陆，然后挺进耶路撒冷，在那里与伊斯兰方面签订媾和协定，结束了东征。协定内容首先是将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这些基督教徒的圣地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管辖之下。协定还写明，在全面保证基督教徒参拜、朝觐圣地的同时，也全面保证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同等权利。至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未流一滴血。
然而，虽然保证了基督教徒朝觐圣地的自由，但十字军对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却未开杀戒，这就是向敌人的妥协。以此为理由，这次东征在当时遭到了大合唱一般的谴责。巴勒斯坦的神职人员首先起来反对。罗马教皇已开除了腓力的教籍，并号召倒皇派进攻腓力的领地意大利南部。腓力不得不紧急赶回意大利，此后腓力一直被称为“基督的敌人”。未流一滴血实现的与伊斯兰方面的协定也只维持了10年。
在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世界，像腓力这样公开声言并做如下事情的人，会被当作异己分子遭到敌视。
这是皇帝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一个插曲。一天清晨，皇帝向耶路撒冷统治者伊斯兰的高官问道：为什么昨天没有听到宣礼的声音？伊斯兰高官回答道：基督教世界的俗界最高统治者来访，我们不想失礼。于是腓力说道：“如果这样，在你们访问基督教世界时，我们不是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吗？”
公元1248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率领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时腓力二世尚未去世。路易九世与“基督的敌人”完全相反，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要把受伊斯兰压迫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埃及的哈里发。于是他率领军队从马赛出发进军埃及。这个见解本身并不错误。但十字军登陆埃及后只有初战告捷，以后连遭败绩，不但大量骑士战死沙场，国王自己最后也成为伊斯兰的俘虏。留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全体动员，募集赎金，这才赎回了国王的自由之身。国王随即从海路返回法兰西，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254年结束。
公元127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再次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不过这次的登陆地点选在了突尼斯。我准备在写到13世纪后半期时再对此详细叙述。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路易去世而告终。这是最后一次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东征。
20年后的公元1291年，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最后堡垒阿卡陷落，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时代落下了帷幕。照伊斯兰方面的说法，十字军东征是以伊斯兰方面“把最后一名十字军士兵赶下地中海”而告结束的。
但是，这200年间，参加十字军的基督教徒没有一个人说起要解救被抓到北非的基督教徒，这真不可思议。不，有一个人要除外，那就是一直被谴责为“基督的敌人”的腓力二世。
十字军以“上帝所愿”（Deus lo vult）的雄壮怒吼开始并结束。上帝“所愿”的大概是要夺回如今已归伊斯兰世界的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这些“圣地”。至少中世纪的多数基督教徒对此坚信不疑。北非与巴勒斯坦一样，同为伊斯兰世界，在此被迫为奴、痛苦不堪的人们却不值得“夺回”。教皇允准赦免前去夺回圣地的基督教徒过去的一切罪过，但却没有给予9年前毅然前往突尼斯的马赫迪耶拯救基督教徒并凯旋的人们如此的褒奖。拯救不幸的基督教徒，只有等到以拯救为目的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这与是否赦免罪过并无关系。
当然，遭到撒拉森海盗掠夺绑架的是居住在法兰西和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人们。而十字军是由并不靠近地中海的北欧人所组建。在情报传递很少的时代，地中海海盗大概并不为北欧所知。但问题可能并不止于此。
人不论是好是坏，对远离现实的事物内心更感狂热，更会心动。中世纪的人信仰狂热，才会发起十字军。但信仰心之所向必须是圣地。正是因为要夺回圣地，才会发展成有那么多人参加的、延续那么久的群众运动。如果以拯救被绑架的不幸的人们为号召，那十字军即便可以得逞一时，也不能持久。我想，这不正是欧洲历史上地中海海盗持续千年的现象并未受到重视的原因吗？
“先下手为强”
十字军各国的船只在地中海穿梭如织，但这里的海盗却远未销声匿迹。
在大约20年左右的短时间内，他们老实了。这20年间，进军巴勒斯坦的船只，船上的全副武装的骑士，都对北非毫不关心。这20年撒拉森海盗就在得过且过之中度过了。我们不能忘记，不做海盗便无以为生是北非伊斯兰世界的特性。在港口城市，海盗要向那里的统治者“酋长”上缴海盗收益五分之一的做法还在延续。
但是撒拉森海盗捞钱的地方确实也在不断缩小。
首先，不能再去袭击靠得最近的西西里了。诺曼的国王们以及后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与凯鲁万的“酋长”之间有互不侵犯协定。即使在基督教与伊斯兰在巴勒斯坦相互敌对的十字军时代，这些协定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关系不是强势的一方在压迫弱势的一方，而是双方都在不断寻求不伤体面的妥协。
公元111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功夺回圣地，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基督教国家。载着前往巴勒斯坦的本笃派修士的船只，遭到了撒拉森海盗的袭击，修士做了俘虏。海盗船在把他们连人带船拖回北非的途中遭到了强风袭击，漂流到了西西里。
当时的西西里国王罗杰既不想与因十字军而狂热的基督教世界背道而驰，也不想破坏与北非“酋长”的良好关系。
于是他居间调停。被抓的修士恢复了自由，再度乘船，继续前往巴勒斯坦。撒拉森海盗也未被投进监狱，而是被送回了北非。
不过，这位西西里王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妥协。他派出军船和士兵占领了伊斯兰领土马耳他岛。北非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被称为“西西里海峡”。他向对岸的伊斯兰教徒显示了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名称。
西西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关系，进入腓力二世的时代以后，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布里亚这两个地方。撒拉森海盗的活动范围越发狭窄。
然而，在同一个时代，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却以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付海盗。
第一，这些国家拥有可以随时出港的百艘战舰规模的海军力量。
第二，这些国家长期在海上支援十字军，从而在东方各地拥有通商基地，使得东方贸易的收益远大于北非贸易。换言之，即使与北非伊斯兰教徒打起来也不怕。
第三，比萨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托斯卡纳气质，热那亚人也好似个人主义者的集合体。他们的性格不是挨打后再还手，而是先下手为强。他们不是防御来袭的敌人，而是在遭袭前主动发起攻击。
他们的自信不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船只的数量，而是来自操纵船只的能力。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全面发挥，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才会如此繁荣昌盛。不久以后，伊斯兰海盗头目中也开始出现少年时被海盗掳走，在伊斯兰地方成长起来的意大利人。在著名的海盗头目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令人瞩目。我甚至认为操纵船只的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样，在海上遭遇时，逃跑的只会是撒拉森人。
居住在东方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技高一筹。这个时代，从红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水手自由自在地航行在大海之上。撒拉森人应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以为，在中世纪后期，对出没于地中海西部的海盗而言，“撒拉森人”，只不过是一个名头，实际上他们是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驾船能力确有差距。此外，撒丁、科西嘉事实上都已成为比萨或热那亚的领土。海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登岛藏身了。可停靠的港口越少，对于擅长于小船、小规模船队的撒拉森海盗就越不利。这一点不可忽视。
第四，与威尼斯不同，比萨和热那亚的办法与撒拉森海盗一样，但却没有丝毫犹豫。
在海上遭遇海盗与之交战，打赢了连船一起夺走，威尼斯也会这样做，但比萨和热那亚的船会进而攻击海盗根据地，打进这些港口城市后，对抵抗者格杀勿论，掠夺金银财宝，然后返航。
比萨大教堂以比萨斜塔而闻名。教堂展现了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的精粹，美轮美奂。比萨共和国投入了贸易利润，建起需要如此高难度技术和大量金钱的教堂和高塔。从海盗那里抢来的收益也成为建设费的一部分。想到这一点，人们观赏比萨斜塔时也会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尽管比萨、热那亚都会把抓到的海盗吊在桅杆上，把能抢的东西都抢走，但他们不会绑架那里的老百姓。事实上，不论是比萨还是热那亚，不，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北非主要港口城市必有的“浴场”，没有绑架异教徒充作奴隶劳作的社会体系。虽然比萨、热那亚都模仿海盗与撒拉森人打仗，但他们毕竟是贸易立国，而不是海盗立国。
不过，对比萨和热那亚而言，地中海中央的第勒尼安海是本国商船去任何地方的必经海域。能否确保这片海域的航行安全，甚至决定这两个国家的命运。12世纪，以靠近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为根据地的海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一般，横行于这片海域。他们也是伊斯兰海盗，但根据地不在北非。他们威胁商船的安全，增加了法兰西南部沿海、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和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沿海成为海盗盘中餐的可能性。为了切断危害的源头，法兰西南部领主与热那亚和比萨组建了联合舰队，要肃清以马略卡岛为中心的巴利阿里群岛所有岛屿上的海盗。
承担主要战斗的比萨在此一战中投入了300艘船和4万名战士。船只是比萨自己的，4万士兵是从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志愿前来的，人们对这场战役有着共同的目的。对苦于伊斯兰海盗的人来说，与其不远万里去巴勒斯坦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不如与眼前的海盗打仗更为重要。人们把他们称作“西方十字军”。
“西方十字军”大获成功。海盗被歼灭，许多基督教徒奴隶从马略卡岛上的“浴场”里被释放出来，乘上比萨的船回到故乡。
但不论比萨还是热那亚都是城邦国家。与领土型国家不同，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国家人口很少。人口较多的威尼斯也才10万人，而热那亚和比萨都未超过5万人。他们开始把主力投入与东方的贸易之中，没有足够的人手使巴利阿里群岛完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后来不久，巴利阿里群岛再次沦为海盗的巢穴。对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来说，到处追击海盗的辛劳永无尽头。
如果当时比萨和热那亚，再加上威尼斯联手合力对付撒拉森海盗，谁都会认为很快就会把海盗赶出西地中海。但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把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四个海洋城邦国家的旗帜叠合在一起，这在学习意大利海军史的人们中间成为笑谈。我想在此做一介绍。
在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意识高涨的时代，意大利人是地中海的统治者。而四面旗帜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统治着地中海。竞争意识有时会发挥正面作用，但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关于意大利的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上卷第六章“竞争对手·热那亚”中有过集中叙述，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13世纪进入后半叶，地中海西部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公元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也是西西里王的腓力二世去世，他曾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统一起来。继承他的是嫡子和庶子两人，但他们未能打破因腓力之死而气势大涨的罗马教皇及其一派的攻势。持续了200年的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于公元1266年崩溃了。
新统治者是法兰西国王的弟弟、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安茹家族的查理。但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遭到西西里人的深恶痛绝，不到20年就被“西西里晚祷”起义赶下台，歌剧《西西里晚祷》就是以这场起义为背景的。后来统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在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发生了巨变。
安茹和阿拉贡是顽固的基督教徒，他们得到了深恐腓力二世反教会路线的罗马教廷的支持。大约在这个时期，巴勒莫和其他城市的清真寺消失了。在出入王宫的官员中看不到裹着头巾的身影，在直属于国王的军队中，也不再混有伊斯兰教徒了。
堪称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结晶的蒙雷阿莱大教堂，以及其他众多的建筑没有受到破坏，这些建筑已经成为西西里自身的一部分。狂热的基督教徒虽然厌恶伊斯兰，却没有破坏这些建筑。
也没有发生强迫西西里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生共存的社会已存在了200年，伊斯兰教徒也发生了改变，没有多大抵触就改信了基督教。这就像人们已经忘却了柠檬和橙子原来都是阿拉伯人移植过来的一样。也许信仰深刻、抵触改教的伊斯兰教徒都已经回北非去了。总之，西西里内部变化平稳，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注意。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却不安稳了。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如今一变而成了敌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已经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又开始受到撒拉森海盗袭击的威胁。
就在同一时期，突尼斯“酋长”登上了公元670年建都60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北非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凯鲁万“埃米尔”的宝座。突尼斯是撒拉森海盗的最大基地，这在当时无人不晓。这就如同海盗的最大头目当上了一个国家的正式统治者。
公元1270年进行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的十字军
20年前在埃及大败，手下大量骑士被杀，后来又被长期囚禁在伊斯兰地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接受教训。他宣誓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七次东征。
路易似乎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好人，但他的亲弟弟查理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查理是怎样说服哥哥的，他让哥哥把第七次东征的目的地改为北非的突尼斯，不是基督教徒水深火热的巴勒斯坦，也不是可以一雪前耻的埃及。已是西西里王的查理自己也承诺率领属下军队与哥哥会合。
7月初，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从位于马赛的艾格莫尔特出发，阵容豪华，所率领的骑兵堪称中世纪骑士之精华。
法兰西国王和两个王子、英格兰王子、纳瓦拉国王，率领大军。他们全部由王妃相伴。阳光下，这些高贵之人的随从骑士甲胄枪剑闪闪发光，簇拥着王妃的宫女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流光溢彩。这简直就是有闲阶级的观光旅行，连海上的暴风雨也都敬而远之。
十字军避开暴风雨，在撒丁岛南端靠港之后南下，直指突尼斯。7月17日，他们不知为何在古老港口迦太基附近登陆了。
迦太基是整个古代北非物产的集散地，繁荣兴旺，但在伊斯兰统治之下，由于集散中心转移到了突尼斯，迦太基成为废都，被沙漠所包围，看不到一丝古代荣华的残影。路易一行就在这片沙漠上登陆，就地宿营，等待查理的军队。他准备与弟弟会合之后，全军进攻突尼斯。
不知是讨厌浪费时间，还是久违地踏上伊斯兰之地而燃起对基督教的信仰，法兰西国王路易给突尼斯“酋长”写去了一封信。
“如果阁下打算改信基督教，敝方备有为你做洗礼之人。敝人将带领10万士兵前去寻找阁下。”
突尼斯“酋长”的回信很快到达。
“敝人决定请阁下在战场上做洗礼。如果阁下的军队前来进攻突尼斯，敝方将杀死身在敝处‘浴场’的全体基督教徒。”
路易九世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应对，难掩困惑。他向西西里派出快船催促弟弟查理尽快出兵，同时催促他送来水和粮食。
但查理刚刚当上西西里王。西西里人对新王并无好感，不但征兵困难，就连水和粮食的采购也不尽人意。
在盛夏的太阳暴晒之下，这支不知人数几何的军队缺水少食，宿不择地。路易军队的状况逐日恶化，瘟疫开始流行。
进入8月，没能践约的查理得知路易卧病的消息。
查理加快了士兵的招募和补给物资的采购。查理和他的军队从西西里西岸特拉帕尼的港口出发，到迦太基登陆时已经是8月25日。
十字军远征时去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
没有人前来迎接查理。查理直奔路易的帐篷，但他看到的是哥哥刚刚断气的遗体。
在恶劣环境下病倒的不止国王一人。作为教皇代言人同行的主教和路易的一个儿子特里斯坦也丧了命。另一位王子菲利普则卧病不起。
生前被尊为广受尊敬的圣人死后，遗体要立即解剖，心脏要放在罐子里保存，留下骨头，身体的其他部分火化。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习惯。这个习惯于公元1300年被罗马教皇废止。但路易死于1270年，就连亲弟弟查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体被肢解。
有人报告，伊斯兰军队从突尼斯奔杀而来。查理急忙集合能打仗的士兵布阵迎敌。
伊斯兰军队与基督教军队激烈交锋，虽然各种不利情况接踵而来，战斗还是以基督教方的胜利告终。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两军面对面的会战都不是北非伊斯兰教徒的强项。这时，突尼斯“酋长”看到眼前的失败惊慌失措，急忙求和，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进入突尼斯城。作为代价，他将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基督教方面的西西里王查理、父亲去世后刚刚当上法兰西国王的菲利普，以及纳瓦拉国王特奥巴尔多三人与突尼斯“酋长”签署了协定。英格兰王子爱德华拒绝签字，这并不是因为他忠于十字军精神，而是因为只有他在分配战利品时被排除在外。
媾和的内容如下：
1.突尼斯“酋长”向国王们支付21万盎司金条。
2.今后5年，每年向西西里王支付30万枚拜占庭金币。
3.坚决承诺不向基督教徒居住之地进行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切攻击。
4.立即释放被收容在“浴场”里的全体基督教徒奴隶。
11月20日，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带着被解放的奴隶，离开旧迦太基。
时间已到11月下旬，地中海南部也完全进入了冬天。商船、渔船都已停止出海。然而，十字军的首脑中并无一人熟悉大海。
船队在接近西西里的特拉帕尼港时遭遇了冬季风暴，立即就有18艘船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眼前被海浪吞没。船上乘坐的4 000人与马匹武器一起葬身海底。
特拉帕尼居民动员了所有渔船、小艇前往救援即将沉没的船只，救起被船上抛下来的人，据说救援一直持续到天黑。
西西里王查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纳瓦拉国王和英格兰王子，还有路易九世和菲利普的王妃、路易的女儿纳瓦拉王妃都被救起，得以生还。
这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待身体恢复到能够长途旅行时都纷纷出发返回故乡。出发以前，国王们参拜了特拉帕尼教堂，庄严起誓，相约4年后的公元1274年7月22日，共同参加为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圣公墓教堂而组建的十字军。然而，到了那年那天，没有一位国王信守这个誓言。
回到西西里以后，在突尼斯染上瘟疫的人不断死亡。12月4日，纳瓦拉国王和王妃去世。纳瓦拉国王夫妇的遗体与从北非运回的路易九世的遗骨以及死于伊斯兰之地的王子特里斯坦的遗体一道，被葬于蒙雷阿莱大教堂。西西里王查理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参加了葬礼。所葬的遗骨和遗体都不完整。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护送父亲路易和弟弟特里斯坦的遗体回法兰西。他不想再尝海上风暴的滋味，归途选择了沿意大利半岛北上的陆路。途中，已有身孕的王妃从马上跌落而死。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不得不随着三具遗体回国。
抵达巴黎后，法兰西为路易九世举行了国葬。国王的心脏装在罐子里，一路风尘，此时终于被安葬在巴黎圣母院。
路易九世死后27年的公元1297年，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将他列为圣人。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在历史上被称为“法兰西的圣路易”。
罗马市中心有众多的教堂，其中一座的游客一定多于其他教堂。游客是为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杰作而来。现代的游客又有几人知道这座教堂是献给路易九世的呢？教堂进门后的左侧立着一尊全身雕像，身穿十字军铠甲，浪漫得如同梦境。人们来到这里欣赏把人类的真实嵌入画景的米开朗琪罗的画作，无关乎这里是做礼拜的地方。游客中可有人注意到圣路易吗？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进军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时代终结于公元1291年。可是打着“圣战”旗号的海盗行为，却完全没有结束。十字军进攻了北非的海盗基地，从“浴场”救出不幸的人们，并让“酋长”誓言禁止海盗行径，但誓言没有得到遵守。
进入14世纪以后，十字军的狂热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也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一种被称为“城镇”（comune）的自治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城镇”的主人是在土地上没有经济基础，只能把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当作武器的城市市民。这些都是小型城邦国家，但却在面向下一个世纪的重组过程中，萌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下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帷幕。萌生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巴勒莫的文艺复兴，将在逐渐成为金融圣地的佛罗伦萨开花结果。接力棒由皇帝交到了商人手中。
在意大利北部开始剧烈变动的同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维持着封建制，拥有土地的人是社会的实力人物。不论对法兰西系的安茹王族而言，还是对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而言，考虑到自己占据的最高宝座的安泰，持续维持这个制度将会好处多多。意大利南部与城镇自治体和城邦国家没有关系。
14世纪的意大利（城镇割据的世纪）
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合并的世纪）
意大利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之首的阿马尔菲也成为这个变化时代的牺牲者，它衰退了。经济常常为商人所左右。土地所有者很少承担风险。如果听命于土地所有者，人们就无法发挥从事高风险事业时才会有的才能。无论在意大利南部还是在西西里，一直都有海港城市。然而在阿马尔菲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极走向海外这个意义上的海洋城市。
意大利的经济人
在这种形势之下，地中海北部与南部的对立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世界与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入了协定时代。
但北方的船只与南方的船只在地中海上完全不是友好地相向而过。从北面而来的是商船，自南面而来的是海盗船。以往，海盗是在防御薄弱的地方登陆，绑架居民，现在情况也不同了。
由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带头，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缔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
比萨共和国最早开始走这条路线。早在12世纪中叶，比萨就向突尼斯的“酋长”派出特使，缔结了协定。12世纪是十字军的鼎盛时期，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于尽量减少比萨船向巴勒斯坦运输人与物的航海障碍。
不过，如果把真实意图表露无遗，就建立不了外交关系。于是，比萨以在靠近北非沿岸的岛屿采集珊瑚为由，让“酋长”同意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贝贾亚开辟了两处比萨人居留区。在突尼斯，比萨还以保护居留区内比萨市民为由，取得了常驻领事的权力。领事隐蔽的任务，当然是收集包括海盗在内所有领域的情报。
13世纪以后，这种协定较前相比留下了更多的记载。
公元1230年，比萨与突尼斯“酋长”之间缔结了30年有效的协定，协定中载明了如下事项：
1.保证比萨市民及他们所运物资的安全以及在北非全境陆上和海上的贸易自由。
2.比萨市民有权在他们的商馆（fondaco）住宿并将商馆作为贸易基地。
3.确保常驻北非的比萨市民有一个教堂和一块墓地，以备不幸死亡时下葬之用。
4.只赋予比萨市民以进出口双重特权。
得知比萨缔结了这个协定，热那亚立即于当年向北非派出特使，与“酋长”缔结了几乎同样内容的协定。
第二年的公元1231年，一直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良好的西西里王腓力二世也重签了每15年须更新一次的协定。我们无从知晓这已是第几次更新。这个协定的内容也是让“酋长”承认西西里人的安全和贸易自由。当时西西里与北非之间已有互派使节的关系，西西里又不以贸易立国，所以协定中没有言及领事和专用商馆。至于教堂，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逆反儿认为根本用不着。
公元1236年，热那亚再次与突尼斯“酋长”更新了协定。6年前签订的协定尚在有效期内，只是在细节上重新斟酌，使之更加有利于本国。1250年，对协议内容再作修改后，双方又重签了协定。
公元1251年，威尼斯共和国已加入了这个市场。起步虽晚，但这是一个做事彻底的国家。以总督代表的资格派来的特使从突尼斯“酋长”那里得到了以下各项保证：
1.保证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及与威尼斯有合作关系地方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2.保证领事的常驻及延续。
3.保证威尼斯公民专用商馆的设立及延续。
4.以上权利不限于突尼斯，还适用于北非全境的海港城市和内陆城市。
第二年的公元125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市场。以前佛罗伦萨商人一直通过比萨进行贸易，现在也出来独立开拓市场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已经进入兴盛期，走向海外是这种情况自然的反映。佛罗伦萨与北非协定的内容和比萨与北非所签的基本相同。在此期间，比萨已数次更新了协定。
公元1265年。在长期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开始向南进攻。西班牙的“阿拉贡、马略卡、巴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王”出面与突尼斯“酋长”缔结了协定，内容如下：
1.承认西班牙商人在突尼斯港口的通商权。
2.节制突尼斯“酋长”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对西班牙基督教徒统治地区的海盗行动。
3.保证西班牙在突尼斯建立商馆和教堂的自由。
令人欣慰的是下面这些条款。
“如果被突尼斯追赶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逃进阿拉贡国王领地的港口，保证领地公民不向该船提供任何帮助。”
要而言之，只要不是西班牙船只，你们尽可对其采取海盗行动。
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还有腓力的西西里在与伊斯兰缔结的协定中所要求的都是本国公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其他国家的公民与我无关，不像西班牙国王那么露骨。不知什么原因，西班牙国王与“酋长”之间的协定，却有不少地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公元1323年更新的协定中，又增加了下面一项条款。
“海盗造成的损害，两国均须于3个月内申报。逾期不承担补偿义务。
“双方明确申明，即使领地公民被绑架或实施绑架之海盗被捕获，均不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国民被绑架也与国家间的外交没有关系。
总之，不论是十字军时代，还是因基督教方面的败退使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地中海世界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携手合作，一直保持着关系。各国与“酋长”之间的协定直到15世纪中叶，还在切实地持续更新着。
海盗为什么能够延续，前面各处对这个问题已有所叙述。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维持贸易关系，又是为了追求什么呢？
贸易商品
有出售的商品，还要有购买的商品，才能建立起贸易关系。并非只有威尼斯共和国才是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也是经济动物，虽然不像威尼斯那样彻头彻尾。
他们销往北非的商品虽因国家而异，但有下面一些相同名目。
木材，尤其是造船用的木材。中世纪的北非不但经常缺乏木材，也没有技术制作桅杆、桨和必须具有微妙曲线的造船建材，进口这些成品对北非更为合理。
布料，其中出口量较大的是帆布。帆，要求质地牢而轻。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制造的帆布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华丽的高级纺织品也用于出口。伊斯兰世界的上流人物也喜好华美的服饰，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上流人物并无二致。
武器装备。以半月刀为代表的武器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北非自己即可制造。而盔甲这样的武器装备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使用者的身体，要求结实轻便。这就需要能够制作薄而坚韧的钢铁片材的技术，意大利城邦国家拥有这种技术。可以说从事金融和手工业的人是构成意大利城邦国家的两大平民阶层。
工艺品。伊斯兰世界的东方明显受到波斯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拥有生产高超完美工艺品的技术。但是，东方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而北非却地处边缘。居住在北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自然不是波斯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也不再是阿拉伯人。北非伊斯兰教徒大半是身处罗马文明圈外的沙漠之民柏柏尔人，以及虽属罗马帝国之民但却总在圈外的摩尔人。这些人意欲购买意大利人运来的、自己不会做的意大利工艺品。
我们在此不讨论有关意大利人本质上所具有的美感，具有美感且有益的东西没有一定的量也不能成为贸易商品。意大利的城镇和城邦国家的市民在企业化生产以及产品的量产化方面，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在北欧也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自己却已遗忘，阿拉伯商人看到了它的作用，将它带到中近东。在沙漠上行走与在大海上航行的情形相似。
阿马尔菲商人通过阿拉伯人知道了指南针，他们最早把指南针改造为小型便携的罗盘出售。便携式罗盘转眼间便在意大利各地批量生产，不但意大利水手使用，还卖给阿拉伯人，这种做法令人佩服。
纸、玻璃和印刷术也都不是威尼斯人所发明，但却是在威尼斯投入了企业化生产。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后不到20年，威尼斯人便挺进出版业。又过了30年，威尼斯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
较之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时候不易写错，还有“零”的概念。比萨商人把阿拉伯数字带入欧洲。这种方便的数字很快风靡整个意大利，甚至有的威尼斯学校也用阿拉伯数字教育儿童。阿拉伯数字普及以后，在比萨去佛罗伦萨途中的城市普拉托，有一位商人发明了簿记，即刻受到威尼斯人的注意。他们不但引进了簿记，还完善成为复式簿记。采用复式簿记以后，商人们第一次得以全面掌握遍布各地的市场网络。簿记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如今谁都不会怀疑航海不能缺少海图。海图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但是，是比萨的水手首先画出了更准确、更细致、一张纸上包含更多信息的海图。比萨败给竞争对手热那亚，退出海洋城邦国家之后，威尼斯使这一技术企业化，绽放出更绚丽的花朵。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近世，船员们没有威尼斯制的海图便不会出海。地图和海图是准确把握整体以及局部情况的最佳手段。
一叶知秋，意大利出口到北非的物资相当丰富。其中有若干在现代完全属于禁止出口的商品，当时罗马教皇也因为其有利于伊斯兰教徒而发出禁令，不准出口。不过，从不断发出这种禁令的情况来看，中世纪的经济动物把禁令当作了耳旁风。
那么，他们又从北非伊斯兰教徒那里采购了什么呢？
小麦和橄榄油，野兽的毛皮和椰枣。这些是当时北非的主要产品，只有这些可以出售。
然而如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也会说，意大利方面肯定会贸易顺差。如果贸易如此不均衡，既没有必要设置领事，也没有必要建立商馆。又是派驻领事，又是运营商馆，甚至还要维持居住区，意大利商人一定另有企图。
不错，他们的确另有目的，还不止一个。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很早就有了海洋法。在这方面，阿马尔菲是先驱者。阿马尔菲在11世纪就制定了通称为“阿马尔菲公文”（Tabura Amalfa）的文件，今天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了解这个文件的内容。
留有文字记录的第二名是诺曼王朝的西西里，一般认为文件制定于罗杰二世时代，也就是12世纪前半叶。
第三名是威尼斯共和国。文件制定于公元1223年，年代确凿。
热那亚共和国紧随其后，也制定了海洋法。比萨制定同样法律是在公元1233年。
但不论是威尼斯、热那亚，还是比萨，初次制定海洋法的时间都不是在13世纪前半叶。根据专业研究者的说法，上述年份是整理统合此前已有各种海洋法的年份。
这些海洋法规定细腻，包罗万象，为后世世界各国海洋法的范本。威尼斯共和国的海洋法最为完美。从船只大小到装运货物的品目、重量、运费、靠港费自不待言，还列入了与船只和航海有关的所有事宜。不了解威尼斯历史的人看了这些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不就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嘛！
海洋法明确了从船主、船长、高级船员到划桨手的权利与义务，还规定了即使对待遇等有所不满也严禁在航海过程中罢工，罢工被认为是一种怠工渎职行为。有关人员可以在航海结束后向海洋法庭起诉。海洋法庭是专门的司法机构，由航海经验丰富的第三者组成，审理诉讼。不过，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市民没有人毫无航海经验。即使是眼下为国家掌舵的元老院议员，年轻时也都是为商船掌舵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海洋法中载有保障从船长到划桨手所有船员身份的事项。定期支付确定的薪金自是当然，还保证了航海中因病不能出工时的薪金。对航海中死亡、受伤的人，船主负有支付规定额度补偿金的义务。在威尼斯，包括商船在内，所有加莱船均为国有，每次航行均须租赁，船主是共和国政府。国家也同样负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
这就是说，在海上“工作”时，如果遭到海盗袭击，船员被抓走带到北非，被“浴场”收容或被卖为奴隶，船主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负有支付赎金予以赎回的义务。海洋法中并没有如此写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扩大解释并付诸实行亦属合理。
有如此完善的海洋法，自然会出现完善的海上保险。要想保护船员，就必须保护负有保护船员义务的船主。
同时，航海中遭遇海盗船也是一个概率问题。派船出海更多的国家，遭遇海盗船的概率也更高。来自北非港口的海盗船看到对手强大便不会下手，因而配有护卫船队的帆船商船队较为安全。但是，若因货物廉价不派护卫船，这时的商船危险性会很高。
领事在港口、“浴场”和奴隶市场，通常都有情报收集网络。即使不是本国公民，如威尼斯，一旦得知发生与本国船员有关的事件，哪怕他只是居住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划桨手，领事也都会立即采取行动。
领事首先会向当地“酋长”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反两国间所缔结协定的暴行。意大利人在实际处理方面是现实主义者。
要求释放俘虏的有效手段之一是用自己抓到的俘虏进行交换。但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不是海盗立国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俘虏可供交换。所以，这种手段只有在马耳他骑士团后来采取了与海盗同样的做法以后才得以使用。
于是，只有支付赎金这一种办法才能换取俘虏。但是，撒拉森海盗只袭击弱小者，不袭击比自己强大的人。海洋城邦国家的船员很少有人成为奴隶，因此赎买本国船员所需的费用达不到足以纠正贸易不平衡的程度。
那么，用什么来纠正贸易不平衡呢？
撒哈拉的黄金
用纯金或非常接近纯金的黄金铸造的金币有很高的价值。这种金币不是市场上通常使用的通货，但可以起到对发行国家经济实力、信用程度的计量作用。
金一直以来受到重视，原因是与银和铜相比，金绝对易于保存。我有两枚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金币，如今依然金光灿灿，简直想象不出这是2300年前的古代之物。如同2000年前古罗马皇帝们的奥里斯金币一样，黄金如果太多也会失去品位，拉丁语中的“aurum”（金），具有贵重、重要、阳光的意思，可以作为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象征。“黄金时代”一词中“黄金”的用法较之于“淘金热”中的“金”在意义表述上更为合适。
罗马的奥里斯金币在帝政时代比在共和政体时代更为普及，原因是帝政之后的罗马已把北非完全纳入了帝国的范围之内。如果只要少量的金，到处都可采到。但如果需要大量的金，就只有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地穿越撒哈拉沙漠运来非洲黄金了。
到中世纪的时代，非洲产的黄金已不再能进入欧洲。北非归属伊斯兰以后，欧洲通货就只有银币了。查理曼领有辽阔的欧洲地域，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因而被称为“大帝”。就连他用自己名字铸造的货币也是银币。罗马教廷发行的通货也是银币。欧洲能够开采到银。这个时代信用度高的金币只有伊斯兰世界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币面上只雕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字，伊斯兰人憎恶偶像。
13世纪以后，金币又回到了欧洲。
公元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发行“热那维诺”金币。
佛罗伦萨共和国紧随其后，于第二年即公元1252年发行了名为“弗罗林”的金币。
到了公元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也开始发行名为“达克特”的金币。至于威尼斯为何落后于其他国家，请读者阅读《海洋之都的故事》一书。这三个国家的金币都重3.5克。
第纳尔金币重量相同，威尼斯向伊斯兰金币发起了挑战。“弗罗林”只有18K金，而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则为24K金，纯度为0.997。这个重量和纯度一直保持到1797年拿破仑灭亡威尼斯共和国为止。
热那维诺金币（直径20毫米，3.5克，1252—1339年铸造） 达克特金币（直径20毫米，3.49克，1280—1289年铸造） 第纳尔金币（直径23毫米，2.36克，1252—1277年铸造）
优质的“达克特”金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国际通货。在欧洲，说起金币也必是“达克特”。我手头的金币是在开罗的跳蚤市场买的，金币边缘开了个小孔。金币为纯金所制，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便以金币来保存财产。他们在每枚金币上开个眼儿，用线穿起来保管。
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当时共和国总督的名字。我的达克特金币上铸有路德维科·马宁的名字，他是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东方人依旧继续持有威尼斯的金币。
在基督教世界，13世纪以前也铸造金币。阿马尔菲就曾发行过叫作“塔里”的金币。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也曾发行过同名的金币。但这些金币的重量仅为1克强，也许是想使其价值相当于伊斯兰世界使用最多的“四分之一第纳尔金币”。
此外，腓力二世发行过名为“奥古斯塔尔”的著名金币。从名称上看，这种金币制造时明显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金币重5克以上，与其说其制造是为经济目的，不如说是因政治意图。
信用度高、持久性好，因而与经济振兴密切相关的金币，还有待于以经济立国的各意大利城邦国家发行。发行金币在“撒哈拉黄金”的进口得到保障以后才有可能。
从发掘于墓地的人骨调查得知，意大利居民的体格在中世纪前期突然衰退，中世纪后期才恢复到古罗马时代的水平。人们不禁会想到，这与金币重新流行的时间相吻合。
名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货币不是孤立存在的史料，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货币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最佳指标。”
撒哈拉黄金使意大利城邦国家与北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贸易达到平衡。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都在北非驻领事、设商馆，与“酋长”们不断更新协定。
不过，这个历史现象只与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人们相关。在同一时代，还有居住在意大利南部、与北非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群，这些人不受海洋法的保护，不能成为海上保险的对象，也与船员之间自古存在的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工会”（scuola）没有关系。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罗马带来的和平，说得现代点就是“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是，罗马人并不认为和平与安全单靠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他国军队蹂躏就能实现。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不受盗贼、山贼、海盗等人类社会敌人的侵害，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和平与个人的安全。
为了明白地说明这种“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内容，我想在这里引用《罗马人的故事》第六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卷末的一段插曲。
故事发生在波佐利，奥古斯都去世前不久周游拿波里湾时停靠在这里。一艘商船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刚刚到达，乘客和船员发现老皇帝正在附近停泊的船上休息。大家便从船上齐声向老皇帝欢呼，那情景宛如一场大合唱。
“拜您所赐，我们生活安康！”
“拜您所赐，我们旅行安全！”
“拜您所赐，我们享受着自由和平！”
不期而遇的人们献上的赞美之辞让年迈的奥古斯都龙颜大悦。他下令赐予他们每人40枚金币。但有个条件，要用金币购进物产销往其他地方。奥古斯都虽然老迈但仍是一个现实的人。只有人和物都自由地流通起来，才能提高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