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竞争、公平与风险：民主的未来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领导人的作用是什么？领导人应该如何回应民意？实行民主有哪些要求？民主的风险有哪些？法律与秩序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什么？竞争与公平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回答中，李光耀将为我们呈现其政治哲学的精髓及在领导新加坡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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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高效的政府才能为其人民满足自身需求提供有利的大环境。人们无法完全依靠自己满足其基本需求，他们需要部落或政府的支持与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现代技术对多领域的专业化提出了要求。一个高科技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与技能。

政府的作用就是做出坚定的决策，在管理人民的事务时采取明确的、一贯的态度。

政府的管理艺术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有限的资源。

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即不以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寡作为奖赏依据，而是以人们通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奖赏依据，力争做到人尽其才，实现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

一个好政府不仅应该秉持、维系社会标准，还应提出标准，最终必须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必须让更多的人民共享繁荣。

对于民选政府而言，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使其代表一直留在选民中，以确保在人民的抱怨或不满尖锐化之前采取补救举措。民选政府要永远与人民保持联系，不仅为了体察人民疾苦，而且为了引导和组织他们，并给人民灌输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优秀品质。

西方人士摒弃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认为一个好政府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事情必须由家庭承担。但在西方，这些原本由家庭承担的事情却由政府大包大揽，“二战”以后更是如此，这样的政府被视为成功的政府……在东方，我们都依靠自己。今天，在西方恰恰相反，政府说：给我选票，我就解决所有问题。

领导人的作用是什么？

领导人的一个职责就是给人民注入信心，使其有所担当……一支军队的士兵无论何其勇猛，如果将领懦弱，断然没有打胜仗之理。领导者必须有能力规划前景，并有魄力坚持既定道路……当人民与领导者戮力同心、战胜万难取得胜利之际，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情感纽带，就像士兵与将领在并肩战斗之后建立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和牢不可破的信任。

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职责就是激励民心、凝聚民智，而不是让人民替你分担忧愁。如果你将难题抛给人民，就会使他们感到沮丧。

企业的领导人不必非要说服员工跟着他走，因为企业里有等级制度，他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传达指令，他的职责就是满足客户与股东。然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必须向其人民描绘他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然后还要把这个愿景转变为具体政策，并说服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是值得拥护的，最后还要把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景。

领导艺术面临的考验不仅在于回应人民的恐惧和疑虑，尤其是当这些切实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原本可以解决却演变得缺乏理性和依据时。作为多元社会的领导人，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焦虑的存在并尽早予以解决。我们不能消极地听之任之，其后果之严重是我们无法承担的。我们必须首先想到人民。在注意到需要特别保护的民众利益之后，我们必须制定方案，维护这些利益并促进人民福祉。

你可能有才华，也可能没有。我的职责就是快速甄别一个人能否为200多万新加坡人的命运负责。如果不能，我就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是你教一个人如何打高尔夫球，还是训练一条狗如何成为缉毒犬，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对方能做到吗？

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我们作为人民的受托人行使权力，对“信托责任”形成了长期的认知……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了白蚁的侵蚀一样。因此，领导人的过失与罪行就会导致人民长期承受痛苦。我们未来的稳定与进步取决于这样的后人：他们应该形成同样的信托责任意识，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威与权力就是一种对人民信任的背叛。如果我们执政期间保持警惕，就能确保权力交到具有基本优秀品质的继位者手上。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不仅要看其面积、它能否赢得值得尊重的历史地位，还要看它的意志、团结、耐力、人民是否恪守法纪以及领导人的素质。

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一两次选举决定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进程，不取决于某些人物，而取决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问题只是人们能否分析、破解并发现这些起作用的力量，并研判这些力量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比民众、政客或工会提出的口号更持久、更具决定性。

无论近期事态发展如何跌宕起伏，地理、历史、种族及经济等因素必定占据上风……我们不能违背历史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消极地坐观历史演进，我们必须努力加快历史进程。

领导人应该如何回应民意？

我已经学会了忽视专家和类似专家的人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尤其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方面的学者，他们的理论讲的都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应该减少贫困、增加福利。我一向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事。

西方世界不理解的是，我到了最后竟然丝毫不担心他们怎么评价我。我担心的是我所治理的国家的人民如何评价我。

我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很认真。如果我认真对待每一件事，那我简直是头脑发热。别人会说你很多坏话，如果你对每个人的说法都很认真，你就会疯掉。

你不能让新闻媒体抓住你的灵魂。永远都不要介意新闻媒体说什么。

要想办事高效，政府至少要给人留下一个大肚能容的印象。如果一个政府容易受到变化莫测的选举的影响，当选民都是文盲或更加糟糕的半文盲时，那么这个政府在开始治理之前就已经被削弱了。

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如果你想一直都受欢迎，那么你在治理时就会出现失误。

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如果你一直过分关注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是升还是降，那么你就不是一位领导者。你只是在跟风……风吹向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当我说了什么的时候……我必须受到认真对待……民众偶尔对我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都可以反对，但如果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就会努力去做，而且我相信，如果给我时间，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就会赢得所有人的支持……作为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在下一届大选开始之前为人民做足够多的事情，让人民切实感受到，这样我才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实行民主有哪些要求？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缅甸以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民主国家并不是建立了一套民主的宪法之后就可自动地实现良性运作。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的职责是什么？首先，动员民意……我们必须让每一个人思考，或者尽可能多地动员人民争论并确定我们将走向何方、将采取哪些政策。

民主社会不会自动地治理自己，它需要两件事情才能成功。首先，必须有一群政治参与兴趣浓厚且时刻保持警觉的选民，由他们选举政治家管理国家事务，然后还要通过民意的力量约束他们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其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存在多个讲诚信、有能力的政党，使这个社会在更换领导人时有其他选择。

新加坡究竟是成功地转变为一个政府诚信、欣欣向荣的民主国家，还是陷入绝望并沦为一个政府不堪的独裁国家，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人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沉沦下去。

在民主社会里，仅仅坐着观看几个政党角逐是不够的。所有的盟友、所有的官员和所有的成员，也就是每个人都要同心协力，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降低选举的代价和痛苦，更容易把握胜券。因为如果你参选失败了，那么你的盟友、你的学术权利以及学术自由等将变成一堆空洞的词语。

公民必须乐于支持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努力恪守法纪，敢于牺牲小我以共襄大业。公民愿意付出的努力与牺牲越少，经济增长越慢。社会法纪越松弛，民意越分散，发展成果就越少，生产效率就越低。

民主制度的运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所有在大选中竞争的人都把重要问题摆在公民面前……无论谁当选，都要忠实履行公民赋予的使命。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民主的风险有哪些？

一人一票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治理方式，有时这样产生的结果是靠不住的，有时人民是变化无常的。他们厌倦了生活稳定改善的日子，可能会贸然为了追求新鲜而选择改变现状。

只要你搞这种一人一票的模式，那么最容易煽动民众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简单的、煽情的呼吁，而不是承诺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或承诺其他民众不甚了解的事情，只需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做出承诺，比如种族自豪感、语言、宗教和文化。

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在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永远不会出现最理想的选择。选民面临的选择是有限的，选民必须在自己的希冀与现有的政党之间加以调和。如果人民做出非理性的选择，那么民主制度就会趋于崩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民一再做出非理性选择，直到戴高乐扫除第四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此外，如果参选的政党都无法给选民提供理性选择，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也会崩溃，比如，1949~1959年，也就是苏加诺总统解除议会并自立为“民主导师”之前，印度尼西亚就频频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在寻求什么呢？那就是令人舒服的政体，这种政体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没有压迫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创造机遇。无论你搞一人一票，还是搞某些人一人一票、其他人一人两票，这些形式问题都应该妥善解决。我并不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搞这种制度，因为这是英国人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我们还没有真的发现挑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但就个人而言，我相信，如果我们给那些40岁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两票，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因为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更加认真，毕竟他们投出选票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利益。与不到30岁的人相比，这些人投票时可能更负责任……同时，如果一个人超过65岁，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年龄为40~60岁的人是理想的选民，而年龄超过60岁的人就只能享有一张选票，但这种情况安排起来有难度。

基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一人一票制只有在某些因素的限制下才能良性运作。在一些是非问题上，你的态度必须明确且坚定，否则一出现某些基本的刺激因素，你的人民就会自发地做出反应，而你却放任自流。每个新兴国家在刚刚赢得独立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新兴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此时，必须运用威权。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威权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法律与秩序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对民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这个人真是个天才……克格勃这个恐怖机器维持着一个乱糟糟的国家，他却坐在这个机器上说“不要害怕”。我想他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在我见到他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法治原则会说人身保护令、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的行使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套法律体系面临的严格检验不在于其理念多伟大、多崇高，而在于它实际上能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秩序、有正义。如果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宽容与仁慈维持这种秩序，就会出现问题……在一个稳定的、完善的社会中，法律似乎是秩序的先导……但是如果把法律与秩序这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一下，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秩序，法律是不可能运行的。建立了秩序之后，社会才能稳定，只有在此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体系确立关系。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无序，而现行的法律无法遏制民众抗拒威权的行为……就必须放弃一些现行的规则，以维持秩序，这样法律才能继续管理人际关系。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弃秩序，任由国家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二战”后独立的国家都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动用某些法律的权力……并不是说不动用这种权力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好政府取决于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的代表明智、谨慎且有效地动用这些权力。

竞争与公平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什么？

一个社会若要成功，必须在扶持先进与鼓励后进之间实现平衡。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必须既合作又竞争。

如果每个人得到的报酬都是一样的，类似于大锅饭制度下的做法，则谁都不会力争上游，社会将不会繁荣，进步将是最小的。这导致了一些国家制度的崩溃。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赢者通吃、输者几乎没得吃，则这个社会的顶层与底层悬殊太大，就像美国那样……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这一基本问题。但首先我们必须创造财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竞争力。如果你把成功者的收入过多地配置给其他人，则会打击他们力争上游、取得成功的积极性，由此可能会失去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会迁往税务负担较轻的国家。另外，如果底层的人觉得自己被忽略了，那么社会将出现分裂、动荡，社会凝聚力也将丧失。一些国家的失败了，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些福利国家也失败了。

即便对于一个成功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言，仍然要维持平衡，以打造一个有凝聚力、有同情心的社会。要在这两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需要很好的判断力，需要形成一种协议或社会契约。每个社会必须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状态，一边是高度竞争的社会，一边是过度平等的社会，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有一个能让社会实现最佳状态的黄金点，这个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动。

关于个体竞争与集体团结之间的平衡，可以用东方的“阴阳理论”较好地诠释：“阳”代表竞争，“阴”代表团结。“阳”越盛，那么总体的成绩就越好。如果赢者通吃，竞争将非常激烈，但集体团结则会弱化；“阴”越盛，集体越团结，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倾向越明显，但由于弱化了竞争，导致总体成绩降低……我们在新加坡也给公民安排了社会救助，但只有那些别无选择的人才会接受救助。这与西方人的态度相反，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要求各种权利而不必感到害羞，结果导致福利成本暴涨。

我们利用一代人的时间（1965~1990）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接下来20年间，也就是到2010年，新加坡展现了一个有活力、有朝气的国家的姿态与优雅……要打造这样的新加坡，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业精神的领导人。我们在物色这类人才，委以重任以检验他们。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好工作，才能创造足够的收入以支付第三代新加坡军队的装备与训练费用。第三代新加坡军队为人民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了安全和信心，使他们放心：新加坡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他们。如果出现不安全感，新加坡吸引的投资就会减少，那就意味着人民会更穷，还意味着不稳定。

为了维持社会团结，我们为处于底层弱势群体的20%~25%提供救助，使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一些缓冲……我们为低收入工人提供额外补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