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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赤色分子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柏林已经成为欧洲第二大城市。德意志统一之后，德国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种建筑鳞次栉比，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财富急剧增加。一切都表明，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猛的城市，堪与美国的旧金山或芝加哥相媲美。
用幽暗的灰石建造的大住宅区，从柏林的中心地带向外蔓延，主要是向东延伸。这些灰石住宅是同心院落，庭院内部光线幽暗，空气流通不好，而且房间较小，所以价格很便宜。这样的灰石住宅就是人们常说的租赁房（Mietskasernen）。在西边，远离历史中心的地区，小康市民居住的郊区已经蚕食了农用土地，并吞了环城的湖泊景观。这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希望拥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绿色植物。在格鲁纳瓦尔德、威尔默斯多夫、策伦多夫这些地区，漂亮的别墅群很快就矗立起来。尽管这些别墅的风格不那么炉火纯青，但别墅本身却极豪华壮丽，要么是殖民地风格的古典别墅，要么带有中世纪要塞似的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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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长期（1871-1890年）把持着德意志帝国第一总理的职务，亲眼见证了 19世纪中叶迅猛的自由之火最终是如何被扑灭的。自由之火被扑灭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加入了俾斯麦的反动阵营；为了澄清自己，他们自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而中产阶级则十分乐意用选举权来换取财富、权力和特权。他们对后者的需求更甚。
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国会，即帝国国会。俾斯麦的计谋就是让全国的男性选民都可以参加国会的选举，这样，选票就会变得很分散，民主也会很肤浅。除此之外，俾斯麦还有杀手锏：国会议员不能对帝国政府说三道四，因为帝国政府成员的选择和任命完全是皇帝的特权。如此一来，无论哪个派别在议会获得多少席位都无足轻重。这种独裁政府和民主的杂合形式是俾斯麦的独创。
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步伐在持续加快。一支庞大的国家军队建立起来了，它以普鲁士军队为原型，以征兵制度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个德国男性都可能被征召入伍。这个新制度，狡猾地将自由主义概念中的"保卫家园"偷换成了加强专制独裁。
身着制服的军官声望很高，而且还享受多项特权；不仅在小小的驻军城镇如此，在柏林这个大都市也是如此。或许军官不能再像18世纪那样可以当众鞭打士兵；但他们可以在商店排队的时候随意插队，也可以在拥挤的饭店内抢占饭桌。这些特权让德国的军官愈加骄横，而且常常让来访的外国人惊诧不已。
1914年的柏林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型的屯军地，还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之都和工业中心。在电子和化学工业这些活跃的新兴制造行业，柏林已经变得举足轻重；"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很快就超越了英国，并在机床和钢铁制造领域领先英国；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最高效的工业强国，在全世界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德国的文化和新闻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并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地区。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20世纪初期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德国和欧洲，会演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灾难呢？
德意志帝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症，这是事实。英法也有类似的恐惧症。"德雷福斯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德意志帝国的侵略性和德国的这种不安全感。但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让人不快的过度的爱国主义行动，城市成为各种如害虫般肆虐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焦虑的滋生地。 〔1〕【关于这个有趣时代的全景，请参考若弗·若埃利与詹姆斯·瑞多勒克合著的《威廉主义及其遗产：德国的现代性、帝国主义，以及改革的愈义，1890一1 930》。】德国的确是黩武的，但英国早期的童子军运动（1907年由帝国的一位副官创立）又该作何解释呢？因为这也是专门对男孩儿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体制。
事实上，面对民族主义者的仇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制衡力，并成为德国国内一股巨大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工人，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也越来越多。因此，工人急切地期盼着能够拥有自己的领导机构。社会民主党（SPD）应运而生。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5 年，是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凯尔o哈尔蒂看来，英国劳工党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辉煌；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人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并且在帝国国会中拥有数十个席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创建了大量的俱乐部、辩论社团、自助团体、工会、福利机构等，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它们俨然已经成为"国中之国"。
1881年，总理俾斯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综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个体制由国家直接指导和控制。俾斯麦创建这个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俾斯麦说服德皇批准了一个有捐助性质的社会福利计划，保证工人不会因为生病或年老而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他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广大民众继续支持德国的独裁政府。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体制，比其他国家早了几十年。然而在引入这个福利体制的同时，俾斯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让德国不仅要在俾斯麦的总理任期内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在他离任之后的几十年内同样如此。这位铁血总理不仅试图阻止日益膨胀的社会主义运动，还要镇压它们。在他眼里，社会主义运动者是"老鼠……应该完全消灭" 。
1878年，德国皇帝两次遭遇暗杀，俾斯麦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对受人尊敬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大加讽刺，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的弑君者；并指使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根据紧急法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被禁，办公室和家被查抄，激进分子和报纸的编辑被投进监狱，或被迫流亡（主要是流亡到美国）。然而，让俾斯麦大为恼火的是他无法阻止社会主义者推举代表参加选举，也不能阻止他们成立工会。根据德意志帝国法律，只要工会不从属于非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自由地成立工会。
禁止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1890年。在此期间，35名社会主义者，俾斯麦所谓的非法运动的代表，依然挑衅性地出席了魏玛国会。事实上，俾斯麦的镇压让社会主义运动更强大、更无畏、更自力更生了。12年来，俾斯麦一直都想力挽政治狂澜，但终以惨败收场。
1888年3月，还有几天就到91岁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驾崩。他的继任者是一位热忱的自由主义者，而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来源于他的妻子，英国公主维多利亚。让人悲哀的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之时就已经身患喉癌，在位仅99天。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将会统治德国30年，并带领着这个繁荣、统一、充满活力的国家走入无法想象的灾难。威廉二世相信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所以德国应该代表神意统领世界。在他看来，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威廉二世继承帝位时只有29岁。年轻的威廉二世头脑敏捷，但偏执、顽固、反复无常，患有一种特别的焦虑症；而这种焦虑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国家的一种不安全感。
新上任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认定，自己不仅应该当政，还应该名副其实地统治德国。登上帝位两年之后，他就逼迫俾斯麦辞职，同时还废除了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微妙的联盟体系，尽管这个联盟体系让奥地利、俄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法国从1870年战败之后，就聪明地把自己安全地孤立起来了。威廉认定要让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拥有和英国抗衡的海军。
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威廉"成功"地让自己的对手都结成了联盟。1894年，法国和俄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几年之后，两个古老的欧洲宿敌 --英国和法国结束了几百年来的彼此仇视。他们签署的协议解决了殖民地争端问题，而这个协议直接导致了两国间的结盟。最终，英、法、俄三国同盟形成了。到了1914年，为了对抗三国同盟，位于中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也结成了联盟。
德国皇帝言辞浮夸，常常给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而且，皇帝在各国也声名狼藉。他从来都不知道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很多德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被众多新兴的极端民主主义者淹没了。极端民主主义者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柏林繁荣的郊区，包括军官团体、学术精英，以及那些拿着高薪的工人阶层，特别是那些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雇员。
德国的政治局势矛盾重重。德国皇帝鼓励和支持德国民族主义右派掌握政府机构，而人民大众却广泛地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1912年1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魏玛帝国国会选举中35%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柏林、汉堡、鲁尔以及萨克森这样的大城市都成了社会主义红色的海洋。
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的成功并没能缓和德国的国家政策。因此，右派认为，更有攻击性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才能缓和他们在民主方面的分歧，而这样的政策也会得到统治精英广泛的支持。右派人士暗暗地嘟哝德国被充满妒忌心的竞争对手给"包围"了，抱怨犹太人靠不住，抱怨他们在对传统权威"挖墙脚"；还说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战争才是解决德国内部分裂的好办法。
1912年的国会选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深领袖奥古斯特o倍倍尔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在社会民主党被俾斯麦宣布为非法的时期，奥古斯特o倍倍尔一直在顽强地和俾斯麦进行对抗，并且坚持列席德意志帝国国会30年。那个时期，他每天都要受到"爱国"当权派的侮辱和蔑视。然而，在这次选举获胜后的议会上，奥古斯特o倍倍尔就危险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让人恐惧的预言式的演说：
大灾难将会出现……1600万到1800万各国的精英，将会携带着致命的武器，参加战斗。我相信这次大战之后将会是灾难性的崩溃（此时，议事厅内的很多人都开始放声大笑）。诚然，你们之前也嘲笑过这样的话，但灾难一定会降临的……结果会是怎样？战争之后，很多人将会破产，很多人将会遭受不幸，很多人将会失业，还会爆发大饥荒。〔1〕【倍倍尔的演讲调引自乔纳森，斯藤泊格的《昨日之威摄：蒂尔皮茨号和德国舰队的诞生》，第1 95页。】
有关记录显示他的演讲被讥讽的笑声淹没了。一个右派代表高呼："倍倍尔先生，每次战争之后情况都变得比之前要好！"
不到一年，这位社会主义的元老就离开了人世。在他逝世一年之后，繁荣而壮丽的柏林变成了一座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城市，一座饥饿的城市，一座绝望的城市。
1918年11月11日，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德意志帝国皇帝被推翻，他的臣民也不再是欧洲人嫉妒的对象。英国海军对德国无情的封锁让德国陷入了缺粮的绝境。
农村地区的人还可苟且过活，而大城市的人只能挨饿，其中柏林的苦难最甚。这里人口众多，远离富饶的农田；而且，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柏林就已经发生粮食危机。1915年2月，柏林开始实行面包定量供应。191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柏林人就赖以生存的食物--马铃薯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四处寻找食物，老鼠再次成为柏林人的盘中餐，这是 "三十年战争"之后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1918年，柏林的肉类消费仅为战前的12%，鸡蛋为13%，鱼为5%。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而推波助澜囤积居奇的黑市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怨恨。尽管大量的犹太人在前线英勇作战，但犹太人还是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腐败的共谋。
结果，德国先进的技术、严明的纪律和不屈不挠的勇气都无法抗衡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的优势；特别是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德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了。1918年春，德国在西线展开了最后一击。开始的时候，德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协约国稳住了自己的战线。德国军队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战争还没有结束，但德国败局已定。1918年10月，巴登亲王马克斯领导的自由内阁开始谋求和平。11月初，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叛乱。德意志帝国皇帝流亡到荷兰，共和国宣布成立。
战争结束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心灵的和平。怎么会这样？那些战前自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经常扪心自问：德国军队依然在异国他乡坚持作战，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失败了呢？极端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一些人通敌卖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国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的荒谬说法。他们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国是被犹太人和革命者出卖的。
1920年，经过重新规划之后，柏林扩大了很多，人口也增加到了约400万。工人阶级主要居住在柏林东部，几乎都是赤色分子。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分裂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浪潮。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加入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宣称的"国内和平"（Burgfrieden）的阵营。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城市的人民开始遭受苦难，德国青年阵亡的数量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情况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依然忠诚于德意志皇帝，而且麾下还聚集了不少人，另一部分组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坚持反战和颠覆的立场。极端左派也出现了，他们与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这个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宣扬"科学的"政治暴力，其精神领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俄国人 --弗拉基米尔o伊里奇o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君主政体被推翻之后，德国的列宁主义者组成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名称取自古罗马帝国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然而，人数少得可怜。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叛乱部队中却有不少的支持者。柏林局势非常凶险，所以，柏林市议会决定把新共和国的政府迁往偏远小镇魏玛，于是新成立的国家就称为 "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让极端左派分子感到满意。1917年11月，列宁掌握了俄国的最高权力，而他宣扬的苏维埃专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想主义者的指路明灯。1919年1月，斯巴达克斯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成员试图在柏林发起一场类似的革命。为了击败他们，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向强大的军队求助。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社会民主党只能依赖前德意志帝国军队。
前德意志帝国军队及时镇压了这场起义。镇压起义之后，一群军官绑架并谋杀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卡尔o李卜克内西和罗莎o卢森堡。其实 ，这两位领导人都坚决反对这次起义，但均被其他人驳回。卡尔o李卜克内西和罗莎o卢森堡被害之后，尸体被扔进了兰德威尔运河，而这条运河就是后来东西柏林的分界线。骇人听闻的是，他们的死刑并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
1920年，27岁的一战老兵、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瓦尔特o乌布利希带领一批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PD）。多年以后，他宣称，自己还在军队服役时就已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员了。事实上，在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出生于莱比锡的瓦尔特o乌布利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主义者的特征。加入新的共产党之后，他的地位迅速攀升，而且很快就表现出虔诚的信仰以及良好的组织能力。
1924到1925年间，第一批年轻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国际学院接受培训，乌布利希也在其中。列宁国际学院由共产国际（Comintern）创建，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国际革命的未来领袖。乌布利希对莫斯科格外忠诚，而且莫斯科的政治路线也将成为乌布利希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乌布利希说话音调很高，这是因为他十几岁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喉咙感染，而且，他的萨克森口音很重，缺乏幽默感，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这些特点都是其传奇故事的组成部分。
一个同辈的年轻共产党员同事恩斯特o沃尔韦伯回忆：
他（乌布利希）工作非常努力，总喜欢采取主动，极端理智：他没有恶习，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私交。党内没有谁和他是朋友。〔1〕【关于这段引文以及乌布利希早期生活与政治成长请参看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念志民主共和国传》，第64页。】
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了一件事情，一次会议之后，几个同志一起乘火车返回，其中就有乌布利希。乌布利希一路上都在热烈地谈论政治，因为在演讲和讨论的时候已经谈了很多此类话题，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响应乌布利希。他们只想好好地享受一下乡村美景，放松身心。人人都喜欢努力工作之后好好放松，但是乌布利希却不喜欢这样。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德国共产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其中的一场会议由列宁亲自致辞，而乌布利希出席了这场会议。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只有52岁，却在那年5月中风了，还好恢复得比较快，所以能在大会上致辞。1922年12月，列宁再次中风，这次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不得已退出政坛，并于1924年1月离开人世。瓦尔特o乌布利希经常提醒同事，他曾经和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讨论过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
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让人担忧的迹象。一些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反对德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还选出了不合苏联心意的高级领导。面对这种情况，乌布利希协助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击。恩斯特o台尔曼是一个出生在汉堡的运输工人，对莫斯科非常忠诚，因为这次的反击，他成为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自此，严格执行苏联路线的力量又得到了增强。 1927年，苏联共产党（CPSU）总书记约瑟夫o斯大林制定了一项正式的共产国际政策。政策规定：任何共产主义者，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以保卫苏联作为他或者她不可推卸的职责。
1926年，乌布利希入选萨克森省议会；1928年，作为德国共产党的议员代表，他来到柏林，成为魏玛共和国议会的议员。
那次议会召开期间，乌布利希大多数时间都在莫斯科度过，因为他是共产国际中德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二次逗留苏联期间，乌布利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同时入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到德国后不久，乌布利希被选入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即精英领导集团。1929年11月，他开始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委书记。
至此，乌布利希已经掌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本营。在柏林市政府最新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4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地区，共产党得到的选票甚至超过了40%。乌布利希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和柏林的纳粹长官（Gauleiter）约瑟夫o戈贝尔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巅峰对决，而这些都让他成为德国最受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在街头巷尾的"限制级内战"有力地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乌布利希强烈地鼓吹政治暴力，所以，他和戈贝尔对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乌布利希只有三十几岁，但他已经成为德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最出类拔萃（Par excellence）的联络人，对红场和波茨坦广场都同样熟悉。对于瓦尔特o乌布利希来说，不管是在当时，还是30年后，柏林人的痛苦与欢乐都应该严格服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
1918年，德国彻底垮了。
接下来的几年，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的存款凭空蒸发了。1920年6月，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50马克；一年之后变成一美元兑换101马克；1922 年7月，汇率暴跌为1美元兑换550马克。接着，法国侵入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并强行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经济完全崩溃。1923年6月，1美元相当于75000 马克；两个月之后，1美元相当于1000万马克。到了那年秋天，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更是达到了1美元兑换42亿马克。极端右派声称这一切都怪犹太人，而极端左派则严词谴责容克（Junker）和从战争中获益的资本家。所谓容克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贵族。
1923年11月9日，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退伍军人，依靠伶牙俐齿，试图说服慕尼黑政府当局支持他打击柏林"赤色分子"的计划。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o希特勒。
纳粹的暴动失败了。但是，社会民主党掌握的权力最终还是落到了戴着白手套的人（纳粹）手中。希特勒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的舒服日子，还写了一本混乱并蛊惑人心的回忆录《我的奋斗》（Mein Kampf）。共产主义者在萨克森州的起义遭到了政府无情的镇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相对于希特勒来说，政府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暴力激进派更加危险。
面对德国经济和政治的混乱，保持德国的稳定就成了头等大事。天才的银行家雅尔玛o沙赫特和德国政府一起努力让马克重新获得了价值，而这也让国内和国外的债权人重新有了信心。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的货币已经逐渐稳定下来；同时，由于国外贷款的支持，德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相对稳定下来。德国的艺术和科学开始繁荣起来。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帝国审查制度取消之后，柏林成了欧洲最自由最坦诚的城市；或许有人会说，柏林也是欧洲最不受道德约束的城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20年代中期如昙花一现，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5%的选票，只有区区十来个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席位，甚至比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样的小党派获得的席位还要少。
尽管德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几百万德国人在通货膨胀时期损失掉的财富和储蓄并没有回来。但至少他们有了工作和一些钱，所以德国又可以继续前行了。德国重新站立起来，虽然还有一点跛，但已经可以站得很直了。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也袭击了德国，对德国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严重。国外的贷款被收回，银行倒闭，出口市场（一直都是德国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严重萎缩。看起来这个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跌得更惨。就像已经转移的癌症一样，绝望再次席卷德国。
这次经济衰退对技术工人和白领的影响尤为严重。极端政治再次抬头。1930年9月，纳粹获得107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77个席位。1932年7月，纳粹获得230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89个席位。1932年11月，纳粹获得196 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00个席位。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超过一半的代表都反对议会民主制。柏林的局势更加恶化。尽管柏林一直都有极强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但纳粹还是获得了几乎30%的选票。1932年7月，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落后多少，获得了25%的选票，而曾经独霸天下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退居第三。柏林的街道上到处都有持续的骚乱，争斗中使用的武器有匕首、指节铜套、轻武器，甚至还有炸药，这些骚乱简直就是小型内战。〔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401页。】
1933年1月底，这种小型内战终于因为纳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85岁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陆军元帅保罗o冯o兴登堡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那天晚上凝望窗外。一队人马正在菩提树下大街游行，手里擎着火炬。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游行队伍最前面那一小队正规部队，正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行。他的脸上露出了老人特有的自豪的微笑。正规部队后面跟着的一群身穿黄色制服的纳粹分子，一群街头混混，他们在游行时也未能掩盖住其拖沓和醉醺醺的步伐。总统擦了擦昏花的老眼，转向一位政府职员。
"嗳，"这个1914年在坦能堡战役中大败沙皇军队的老人低声说，"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居然俘虏了那么多的俄国人！"
在希特勒控制下，新的议会选举让纳粹成为多数党。共产党被禁止。瓦尔特o 乌布利希只能躲藏起来，最初他躲藏在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家的车库里，后来成功逃脱。几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成功地逃脱了追捕。
荒诞的是，当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纳粹之时，几个侥幸存活下来的共产党领导者居然开始争权夺利。共产国际并没有注意到局势的紧迫性。共产国际认为，希特勒掌权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期，莫斯科坚持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垂死阶段。纳粹掌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反纳粹党派将不得不和过去一样进行艰苦的斗争。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还在四处搜捕余下的地下反纳粹成员，并把他们通通送进了集中营。承认失败之后，乌布利希先去了莫斯科，然后到了巴黎。在巴黎，另外一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o皮克，建立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引自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05页】
"二战"结束之后，乌布利希和其余几位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将会返回柏林，然而战后柏林的现状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在1933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柏林将会成为一片废墟，而红色的铁锤镰刀旗将会迎风飘扬在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国会大厦上。
第三章 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1945年 5月 1日，瓦尔特 乌布利希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此时距离他上次离开已整整 12年。
4月 30日，天刚破晓，乌布利希就醒了。这是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在苏联流亡期间，乌布利希一直住在这里。勒克斯酒店建于俄国沙皇时期，宏伟壮丽，坐落于莫斯科的迪维斯卡雅大街。这家舒适的酒店，自 1917年以来，就是那些受苏联欢迎的外国同志的寄居地。尽管能住在这里的人屈指可数，不过恰好乌布利希就是其中之一；否则他也不可能还安然无恙地住在这里。譬如赫尔曼 舒伯特\弗里兹 舒尔特、德国共产党（KPD）的其他领袖，以及政治局前委员海因茨 纽曼，他们就因为不合苏联的心意，而被迫害致死。当年，这些人满怀希望来到苏联，希望能找到庇护，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悲惨地死在了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的地下室内或者古拉格劳改营荒凉的旷野中。〔1〕【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22页。纽曼于193年年被枪杀。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布伯一纽曼，被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教五年；1940年，她被苏俄人交给了盖世太保，直到1945年4月之前，她都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在集中营内，她遇到看密伦娜·雅申斯卡．并与她成为密友。密伦娜·雅申斯卡曾经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情人。1944年，雅申斯卡死于集中营。然而，奇迹般的，布伯一纽曼夫人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并于战后写成了《两个独裁者之间：斯大林与希特勒》，加上她的其他作品，都成为她朋友密伦娜传记的一部分。1989年11月，玛格,丽特·布们-纽曼离开人世，三天后柏林墙被拆除。】
乌布利希在苏联流亡时，一直严格执行斯大林的政策，一直为共产国际的事务奔波。希特勒 1941年袭击苏联后，乌布利希开始给被东部前线红军俘虏的德军战俘做思想政治工作。说服那些战俘转而反对希特勒，支持德国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1945年，乌布利希成为流亡在外的德国共产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头号人物威廉 皮克。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领袖皮克，已经 69岁高龄。春天已经来临，与希特勒的战争也胜利在望。一个新时期正在开启。
5月 1日早上 6点，一辆公共汽车接走乌布利希和其余 9位德国流亡者。
幸亏有租借法案，莫斯科飞机场上才会停有两架美式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运输机。这两架运输机已经等候多时。乌布利希一行人会搭乘其中一架飞机，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搭乘另一架。"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其实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重要战俘。但现在他们业已反对纳粹。他们也要飞回德国，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不能同共产主义者搭乘同一架飞机。
飞行途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问……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1〕【参看对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采访，《明镜周刊》2005年第16期，2005年4月8日。】未来的东德领导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以东 7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里曾属于纳粹德国，现在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
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中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乌布利希一行人和苏联政府官员对行程作了初步协商后，乘车前往布莱西姆勒。那是苏联将军伯扎林的指挥部，在柏林以东 30公里，施特劳斯贝格附近。从这个新基地，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都上空腾起的熊熊火焰。早在 1945年 4月 24日，伯扎林将军就被斯大林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希特勒于其后一周在柏林自杀身亡。乌布利希一行人到达布莱西姆勒的时候，伯扎林将军正好在前线视察；不过他的参谋已经为他们在附近的别墅安排好了住处。
稍作停顿，乌布利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柏林，而其余的人则留在他们的新宿舍里等候指示。乌布利希当晚就赶回来了。不知疲倦的他立即召开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苏联政府官员。乌布利希告诉自己的同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柏林建造一栋大楼，为德国自治政府的各个机构提供一个办公的地方。"要建造这样一栋大楼，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去寻找技术人员、工程师、建筑专家，以及教育和艺术方面的领军人物。这是俄国人想要的。这就是正确的下一步。
听到这个消息，乌布利希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掩饰不住眼里的惊讶。柏林，现在还陷于无以名状的混乱和破坏中，这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虽然希特勒已经在24小时前自杀，但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而乌布利希谈到修建一栋政府大楼时的口气 ，就好像是他刚被任命为一个小城市的市长，现在不过是在替这个小城市解决一点小麻烦。
柏林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表明柏林共有425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有 60万人；1/13的德国产业工人住在"大柏林"区域，它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德国的 1/10。五年的无休止轰炸和两周的残酷巷战，导致近10万苏联红军战死柏林，还有约 20万德国市民在战火中丧生。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人口锐减到战前的一半，40%的建筑被完全摧毁。〔1〕【大卫·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71页。】现在的柏林，没有电，没有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可用的公共交通系统。
当乌布利希一行人舒适地住在布莱西姆勒宿舍的时候，柏林市民还心惊胆战地躲在地下室或者柏林城四通八达的地铁通道里。〔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16页；更多细节，可参看安东尼·比弗尔《柏林：衰落》，第466页（第27章）。】
当然也有很多善意和高尚的苏联士兵，竭尽所能地去帮助那些普通市民。而且和英美军官相比，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苏联军官更加熟谙德国的艺术和音乐。不管怎样，在被战火洗礼后的柏林，苏俄人和他们的德国同志曾努力获得市民的支持。
乌布利希在抵达德国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去拜见红军总政治部（PUR）的领导--盖勒德谢夫将军。盖勒德谢夫将军告诉他：德国人必须服从苏联的命令。一 如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曾在 1945年 5月告诉德国共产党（KPD）的傀儡领袖威廉 皮克，"到德国的这些人，不会听从德国共产党的差遣，他们必须服从红军及其相关机构的命令。"〔2〕【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93页。其中可见更多关于乌布利希与加纳谢夫和谢洛夫工作的细节。】
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伊凡 谢洛夫将军那里听取命令。名义上他是盖勒德谢夫将军的代表。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的清洗运动和强制流放的老兵，实际上比他的名义上司盖勒德谢夫更有权势。他将决定乌布利希和东德的命运。因为他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前身）驻德高级官员，直接向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汇报。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柏林，1945年8月 。
谢洛夫的主要任务是将德国东部大量工厂的设备拆下来，用船运回苏联。这是莫斯科从战败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获得的一部分战 争 赔 偿 。 这里，曾拥有全德国 最 先 进 的 工业。1947年 3月，被拆除的铁轨有 11800公里长（几乎相当于 1938年铁轨总长度的一半），苏联占领区内，30%的工业生产设施被拆除运走。〔3〕【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40页。】同时，伊凡 谢洛夫还被授权可以没收任何能作为战争赔款的财富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授权，让伊凡 谢洛夫和他的助手有了名声远扬的机会。
1945年 5月 2日，乌布利希一行首次见到被攻占后的柏林。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描述了那次穿越东部郊区一路见到的苦难景象。那是没有亲临其境的人永远都无法想象的：
我们驱车前往利希滕贝格，在途经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时候，面前的情境就是人间地狱--废墟上的火焰还未熄尽，腾起滚滚浓烟，饥饿的人们衣衫褴褛，蹒跚而行；德军士兵神色茫然，好像完全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红军士兵兴高采烈地歌唱，时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成群的妇女在红军士兵的监视下清扫街道 ；等着从水泵里取水的人排成长龙；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掩不住的饥饿神色，还有紧张和颓废。〔1〕【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3页。】
然而，不寻常的是，红军占领柏林的头几周里城市复原的进展十分显著。令人惊讶的是，在此期间，几乎没有柏林人饿死。一直以来，伯扎林将军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据称，他于 1945年 6月 16日在柏林一场神秘的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不管怎样，他确实为德国人民组织并提供了最基本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是从红军的仓库里调拨出来的。另外，他还对恢复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2〕【伯扎林将军死后，1965年被追封为东柏林的荣誉市民。1989妮娜德国统一之后，他没有被整个柏林接受为荣誉市民；但是在"红-红"联合政府上台之后，他的荣誉市民身份被恢复了。】
早在 1945年 5月 17日，临时营房里就展出过柏林博物馆的藏品。5月 26日，柏林交响乐团举办战后首次音乐会。然而，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苛求的苏俄人立即驱赶柏林人去劳动，很快就只剩下空荡荡的大街。柏林的正常生活在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有轨电车再次通车；地铁的第一段也于 5月 15日再次开放运营。不久，苏俄招集一群记者，开始发行《每日评论报》（Tgliche Rundschau）。 报纸全是苏联的政治宣传，于是被人们称为"卑劣的评论报"（KlglideRundschau）。〔3〕【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79页。】
5月 19日，柏林市政府再次组建。前社会民主党贸易联合会领导人约瑟夫奥罗普被说服加入市政府。为了让他的"当选"合法化，苏俄人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周围的几栋建筑里找出几十个男男女女，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投票"选举市政府成员。天主教政治家安德列亚斯·赫尔墨斯博士曾在 20世纪 20年代担任过粮食部长，被选来负责柏林人民的吃饭问题；苏俄人一路追踪到万塞的别墅，才找到柏林夏洛特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主任索尔布鲁赫，并邀请他前去管理柏林市卫生局；建筑师汉斯·夏隆和电影、戏剧双栖明星海因茨·鲁曼分别成为了柏林市建筑和文化事务顾问。
柏林市政府的成员都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而且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挽回了人民对市政当局的信任。不管苏俄人是多么的不被信任，但普鲁士人强烈的责任感带来了令人诧异的成功。乌布利希布下的这个局，让他自己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5月 12日，乌布利希为柏林找到了市长大人（Oberbürgermeister）。乌布利希挑选的人叫亚瑟 沃纳博士，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对政治毫不关心，而且已经上了年纪，有点糊涂。莱昂哈德回忆当时周围的人劝阻乌布利希作这个选择时的情境：
"瓦尔特，我实在搞不懂，"一个人说，"我认为沃纳博士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且他年纪也太大了。"
"我听说他的头脑有时不是很清楚。"其中一个将要被安插到市政府中的人说 。
"这没有关系，"乌布利希回答，"他的副手会是我们自己人。"〔1〕【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9页。】
沃纳博士的副手，42岁的库尔特 马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信徒。主管教育和人事的领导也是乌布利希可以信赖的共产主义者。人事局的领导亚瑟 皮克，是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 皮克的儿子。此前，亚瑟 皮克一直在红军政治部任职，一周前刚从那里离职。
也许是因为斯大林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是他真的相信德国人民能够加入苏联的阵营；总之，他最初的政策似乎是鼓励民主多样化的。乌布利希在一份工作指示中谈到了这一点：
在工人阶级行政区，原则上应该由社会民主人士担任市长；而在资本主义区域，比如策伦多夫、威尔默斯多夫、夏洛腾堡等，我们必须从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内指派资产阶级成员担任市长。最好是拥有博士学位，但他必须是一位反法西斯，并能和我们合作的人。〔2〕【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9页。】
然而，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的强硬政策，转而支持不温不火的资产阶级民主。为了掩饰这种现象，他在文中补充道：
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柏林的第一副市长、人事局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必须是我们的人。这样每个区至少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绝对信赖的同志，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组建地方警察部门。
这就是所谓的"副手体制"，被委任为柏林市长的沃纳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柏林，第一把手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副手必须是乌布利希的人。此外，还必须掌控警察部门，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完全掌控政府机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必须服从这片破裂土地上真正的权力机构，苏联军管局（SMA）。
沃尔夫冈 莱昂哈德同那些共产党元老人物返回柏林的时候，只有 24岁。因为他的母亲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了莫斯科。莱昂哈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政治学校里学习，像研究地理或数学一样地研究意识形态和秘密谍报技术。莱昂哈德在苏联待的时间较长，俄语说得很流利。就连俄语说得很好的乌布利希在与苏联上司会面的时候，也喜欢让莱昂哈德给他做口译。现在，莱昂哈德也被派去威尔默斯多夫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筹建一个行政机构。照例，这个政府机构的"挂名领导"必须得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成员。莱昂哈德考察了遇到的每一个资产阶级成员，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担当此任的人。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正是此时，乌布利希对莱昂哈德讲了那句最著名的话，完美地概括了他们在刚被占领的柏林实施的策略："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31页；关于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采访，可参看《明镜周刊》，2004年第16期。】
乌布利希等人在柏林的时间很紧迫。还有不到 8周的时间，三个西方盟国就将入驻"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占领区。在此期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制造"既成事实"。
三个战时的盟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对柏林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得到了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许可。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于 1944年1月在伦敦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拟定战败国的临时管理方案，推迟德国政治重建和德国政府的建立。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ACC）将同三个西方盟国一起治理德国，而它的总部将设在柏林。
因为首都柏林地处偏远的东部，无法同被占区域连在一起，所以盟国正好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型的占领区政权。每个盟国都在柏林分得一小块地方，称为"防区"，以表明在盟国占领之下的德国依然是一个整体。
表面上一切都很顺利。尽管在联盟和即将到来的胜利里存在一些被忽略或尚未预见到的问题，但人们还是满怀着自豪与喜悦期待着。
首先，由于法国的强烈要求，柏林市内的三国管制政府增至四国，法国也在德国（包括柏林）得到一点地盘。德国政府将由联合军事管制委员会（Kommandatura）管理，而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必须达成一致。如此一来，对于大柏林林政府的决议，每个盟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第二，柏林 160公里（即 100英里）的范围完全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关于西方盟国进驻柏林，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书面协议。
在欧洲胜利日当天，美国还在分界线以东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占领了莱比锡、马格德堡、哈雷区、魏玛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的重要城市，但按照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协议，这些城市本该属于苏联。英国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州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盟国占领的大片土地中，有1/3本该由苏联占领。那么，在苏联同意英美接管其在柏林的防区之前，英美要从这些地方撤出吗？
丘吉尔非常清楚"既成事实"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前的那几周，他还想继续朝柏林进军。他警告华盛顿，要警惕苏联在欧洲中心出现将会引发的"铁幕"问题。这位英国首相赞成英美保留所有的占领区域，直到"我们对波兰的情况感到满意，对苏联临时占领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丘吉尔的建议遭到美国新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否决。1945年 4月 12日，美国"二战"时的总统罗斯福辞世，哈里 S.杜鲁门继任。后者急于确立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因而不愿开罪苏联。〔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26页；也可参看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30页。】
然而，让德国人民痛苦的事情还是发生了。6月初，英美士兵体面有序地撤到易北河的另一岸。当即，苏俄人和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成员涌入撤出区域。
现在，西方盟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军队进入柏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俄人给出各种借口，一会儿声称"排雷尚未结束"，一会儿又说"苏联红军的重新部署"阻塞了道路。虽然和平已经来临六周，但这种局面还在继续。
1945年 6月 23日，美国"先遣勘察团"终于被准许进入柏林。弗兰克·L.豪利上校率领 100辆军车和 500名士兵前往柏林。然而很快，他们就在易北河畔的德绍被苏联红军拦住，只允许半数人进入苏联占领区。他们在苏联红军的严密护送下，来到距离柏林不远的巴贝尔斯堡。在这里，他们再次受到阻拦，所有人员都不准下车。最后，他们不得不掉头返回西部。
而此时，斯大林的手下正忙着拆卸工厂，寻找黄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每天安插更多的奸细和特工进入权力部门，以便更好地掌控政府；斯大林并不急于向他的西方盟友交出德意志第三帝国最大、最富有城市的2/3。直到后来，人们才从斯大林众多的手下口中撬出真相，斯大林所拥有和掌控的一切，就像遭受过残酷清洗的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所描述的："又多又肥……就像肥胖的蛆虫一样。"〔2〕【奥斯普·曼德尔斯塔姆，"我们活着，但是没有感觉"（1934），阿尔伯特C.托德与马科斯·海沃德编辑之《20世纪俄国诗歌》。】
八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克雷将军和英国军事长官的代表罗纳德·威克斯爵士首次乘飞机到达柏林。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后，事情终于出现转机。苏联指挥官给出的口头承诺是，西方盟国的人可以通过一条干线公路、一条铁路以及两条航线前往柏林。后来克雷将军回忆道：
那时，关于苏联提出的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要求，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将赋予苏联一票否权，以后会阻碍我们的努力……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自由进出柏林的权利作为我们撤出占领区的条件。〔3〕【卢修斯·克雷将军，《在德国的决定》，第15页。】
7月 1日，豪利上校再次试图进入柏林。他穿过苏军喧闹的重重关卡，来到美国防区，结果却发现俄国人还在那里。苏联士兵十分不愿放弃他们两个月前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地区。豪利上校张贴出美军即将到来的公告，但随即就被苏俄人撕了下来。对此，豪利上校不得不派武装卫兵守护这些公告。
英军在进入柏林的过程中也遇到类似的困难。当英军先遣部队抵达马德堡大桥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该桥已经"封闭"。幸而，英军并没有因此泄气，因为随后他们就在柏林周边找到了一座无人看守的桥，然后从桥上悄悄地溜了过去。美国本来计划 7月 4日在柏林举行盛大游行，但由于受到苏俄的进一步阻挠，进入柏林的西方军队数量远远不够。
两周之后，胜利的"三巨头"会议在柏林城外的波茨坦召开。波茨坦到处张灯结彩，悬挂着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英雄的巨幅海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聚到了一起，为战后欧洲的格局作最终决定。会议进行几天之后，丘吉尔在国内的选举中落败。英国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英国新首相，取代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随着罗斯福总统在 4月辞世和丘吉尔首相 7月在英国落选，战时的"三巨头"已经不复存在；三巨头之一的约瑟夫·斯大林，显得比以往更加强大。
在庸俗而奢华的西西琳宫（1913年为德国王储修建，英国别墅风格），英、美、苏冠冕堂皇地谈论着"5个 D"，也就是非军事化、去纳粹化、非工业化、分散化和民主化。但对于波兰的现状，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任凭波兰的边境线还在被刺刀重新划定。同样的，这次会议也没有关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而在这些国家里，苏联红军还在使用武力推行斯大林的意愿。
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提议 1947年之前从欧洲撤军；这肯定让苏俄人非常高兴。但就西方盟国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问题，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
哈里·S.杜鲁门在会议上宣布美国拥有了原子弹，然而苏联的独裁领袖并不显得吃惊。他保持着一贯的迷惑世人的表情。实际上，斯大林在美国原子能机构安插了一个间谍，他早就收到美国原子弹研发成功的消息，并已经偷偷命令苏俄科学家加快苏联核计划的进程。
1945年 6月，瓦尔特·乌布利希两次前往莫斯科进行访问。斯大林再次向他授意，要抵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德国工业及金融公司的企图。
事情的起因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总是企图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德国的工业及金融公司。当德国共产党于 6月 10日重新建立时，共有 16个人签名提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申请，其中只有 3人是在纳粹时期以"非法"身份在德国度过的；而其余的都是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流亡者，都是住在勒克斯酒店中的苏联的忠实信徒。
慢慢地，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队都在柏林安顿下来。对于他们，柏林人的心情很复杂，但还是很热情。一个英国军官写道：
德国人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悦或者憎恨的神情……他们只是盯着我们，很多人在微笑、挥手，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欢呼。与其说这是胜利者进入一个被占领的城市，还不如说是这个城市居民对解放的一种更冷静的欢迎。而这无疑要感谢俄国人。谁能料到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进入柏林的时候，德国人居然把我们当成解放者，而不是专制统治者。〔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32页。】
西柏林库达姆大街，1960年。
1938年，乔治·克莱尔从维也纳逃到英国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难民。现在他回来了，身份却变成了一名英国士兵，一名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士兵。7年 前他经由柏林前往英国，就在那时，他喜欢上了库达姆大街（选帝侯大街）：
宽阔的人行道两旁绿树成荫，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闲逛的人。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都只能看到拥挤的人群、精美的商店橱窗、忙碌的交通，总之四处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38年初秋，德国人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说是公正、自由和充满个性的，除非你是犹太人……而我，却是一名犹太人……〔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6页。】
对于战争带来的变化，他感到非常震惊，但生活还得继续：
柏林并不像月球表面一样毫无生机。它是有生命的，然而，这种生命迹象恍若阴魂附体，从身旁那些人脸上茫然的神情就可以看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现象在男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那时的大多数男人已经年老或者上了年纪，他们佝偻着身体，脸上透露出沧桑。少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身上依稀可以见到当初几乎占领整个欧洲大陆的德国士兵的影子--身上是褴褛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军服，脸上却是凄惨和被蹂躏的神情。〔1〕【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16页。】
让乔治·克莱尔感到悲哀的是乔治母亲的姑姑，巴特曼夫人一家已经不在了。1938年秋，乔治·克莱尔和父母在柏林等候护照的几日，就住在巴特曼夫人家里。巴特曼一家也是犹太人，但他们从未移居国外。乔治 克莱尔很清楚犹太人在残暴的纳粹德国生活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克莱尔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栋熟悉的公寓大楼之外。7年前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些亲人：马尼娅姑姑，即 60岁的巴特曼夫人，还有她的女儿--聪明而妩媚的罗莎尔。罗莎尔曾在柏林的法国航空公司工作，这就规避了纳粹关于公共事务机构不允许雇佣犹太人的禁令。他看了看公寓的大门，但是门上的名字显示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仔细查看之后，他发现"门框的左上方有一块长方形的门牌，上面写的是'巴特曼先生与夫人'，只有这块门牌还光亮如新"。几年后，克莱尔写道："那块小长方形门牌比大门的其他地方都要明亮，那就是巴特曼一家唯一的墓志铭，是他们唯一存留下来的东西。"〔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21页。】
在关于最终"允许"三个西方盟国在柏林拥有各自防区的谈判中，西方盟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判断错误。由于柏林已经在"盟国"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在 7月之前都由苏联控制），西方盟国的谈判代表同意由苏联总指挥签署所有命令，并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苏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这些命令不仅包括行政管理条例，还包括在柏林各个街区任命监察人。和纳粹时期一样，如果有人做了当局（也就是苏联军管局及其代理机构）不许可的事情，监察人都需要向当局汇报，并对当事人进行惩处。
8月17日，英国驻夏洛腾堡防区的指挥官剥夺了防区内监察人的所有权力，并禁止他们再干涉当地市民的私生活。美国军事当局也相继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西方盟国意识到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保证真正的民主代表权以及与之共存的自由回归柏林。而这些是绝不可能自己出现的。
几周之后，英、美、苏、法就法国占领区的范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力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法国在柏林的防区就是威丁和赖尼肯多夫，而这两个区都是从英国占领区的北部划拨出来的。与其他西方盟国不同，法国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虚弱的德国，并竭尽全力阻止德国统一。
法国反对将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变成管理全德国的联合政府，并且一开始就不主张德国自治。法国继续宣称自己拥有说德语的萨尔工业区，并要求控制莱茵兰以及强大的鲁尔工业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法国强烈反对苏联干涉自己防区内的事务；在面对苏俄与英美日益紧迫的权力之争时，法国人并没有打算加入英美为柏林人争取应有权利的行列。〔1〕【关于公开评估这种或多或少有点妨碍的法国半官方的姿态，参见《柏林万岁1945-2003》、《1945-2003德法历史中的一个焦点》（盟国博物馆的一个出版物）第49页。】
同时，很多西方人都努力让自己相信，不管怎样，苏联的这些过分行为只是一时疏忽，因为苏联缺乏管理这样一个现代大城市的经验。
苏联控制区内的政治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乌布利希希望德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活力和亲苏的态度吸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支持者，让他们转而支持德国共产党。〔2〕【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12页。】但他错了。很快，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改组，并在几周之内就在苏联占领区设立大量分支机构。这种让人飘飘然的解放氛围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士感到兴奋，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让德国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就在 20世纪 30年代，左翼的分裂曾导致德国政权落入纳粹之手，因此，绝对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乌布利希的团队依然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并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德国社会民主党，乌布利希向社会民主党提议创建联合政策委员会，因为这样的委员会能让他们更好地协商如何把德国重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了他的提议。
各中产阶级政党也被鼓励进行重组，并且被邀请以战后"团体"的名义加入德国共产党。以德国自由党（LDPD） 为例，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工作进程太慢。"瓦尔特，我该怎么办啊？"负责协调此事的共产党官员理查德·吉普特纳抱怨说，"漂亮话他们倒是说了不少，但对建立政党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 乌布利希严肃地回答："那么，理查德，好好地批评他们一下。"1945年 7月 5日，自由民主党在柏林成立；6月 25日，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CDU）成立。
7月 14日，"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宣布成立。这个统一战线由德国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自由党的代表组成。乌布利希一手策划的民主机构终于建成了。两年后的国家民主党（NDPD）的成立又为这个民主机构的历史添上浓重的最后一笔。国家民主党的成员都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前纳粹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罪孽能得到宽恕，并且想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08页。】
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尽管表面上德国共产党只是"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党派，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但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德国共产党才拥有苏联军管局的耳目，而后者才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拥有者。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拜见苏联高级官员。要是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苏联占领区什么都不会发生；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乌布利希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西方盟国在柏林面临的境况："几个"表面上独立的党派，表面上共同掌握，背后却是受苏联控制的集团组成的柏林市政府。
11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大选。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同样存在几个受到苏联控制的"党派"；无奈地方共产主义者的表现太差，资产阶级和温和的左翼党派都发挥出色。苏联想要包揽所有职位，并且让它像自然的历史进程一样发生的图谋落空了。一个对此状况非常担忧的苏联官员告诉乌布利希，如果想要避免"奥地利似的危险"，就必须对非共产主义者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31页。关于"奥地利危险"，参看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13页。】
但苏联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46年 1月底，乌布利希再次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合并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这个任务必须在 1946年 5月 1日前完成，因为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
对于两党合并一事，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奥托·格罗提渥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并带来一批社会民主党成员助阵；而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分子却表示反对。很快，住在柏林东部的激进分子就被苏军指挥官禁止发表集体演说，后者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还有一些激进分子被驱散或者以莫须有的指控被逮捕。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试图组织在整个柏林进行自由投票，但受到苏联当局的阻挠，当局甚至用枪逼迫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就范。在柏林西部，社会民主党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让一些投票站得以开放，投票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两党合并。
1946年 4月21到22日，在东柏林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内，1000名代表正式投票支持两党合并。在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内，一大半党员是原社会民主党成员。党委共有 14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各占一半。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和奥托·格罗提渥（社会民主党）共同领导政党，他们的副手分别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共产党）和马克斯·费希纳（社会民主党）。格罗提渥与皮克的握手赢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髦的握手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象征，后来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旗帜、徽章以及海报上。
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苏联占领区的真正权力落到它名义上的副领袖手里。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个冷静的撒克逊人，勤勉而又坚决地组建了一个政治实体，如今他终于掌握了这个政治实体的最高权力。此时距他回到柏林也快一年了。
然而，乌布利希在柏林的使命还远没有达成。
德国已经战败，被胜利者踩在脚下，但很快胜利者就开始争吵不休。因为西方盟国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着一部分严重短缺，一部分又过剩的局面：德国的住房和粮食太少，而无助、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又太多。
1945年 5月，柏林的人口只有几个月前的一半。很多人为了躲避苏俄士兵而逃去了西部，还有一些人在保卫他们首都的时候牺牲了。
波茨坦会议作出一个决定德国人命运的决定：德国的边界向西偏移几百英里。波兰人将会得到新边界线以东的大部分领土。波茨坦协议的第十二条规定，如果长期居住于此的德国人要迁离这些地方，需要以"一种有序而且人性的方式"进行。
不幸的是，在这次强制迁移中，人性完全没有体现出来。那些曾经被德国占领，长期忍受着德军残暴行为的国家，一直都渴望复仇。在这片即将归属波兰的土地上居住着 500万德国人。波茨坦公告之后，他们几乎全部被驱逐，事情很突然，而且过程十分凶残。1945年 5月 19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说德语的 300万同胞，即所谓的"苏台德区德国人"，将会被强制驱逐。在逃难的过程中，妇女被强奸，无数家庭遭到抢劫，谋杀也随处可见。凶残的暴徒在大街上游荡，专门劫掠难民乘坐的火车。
很多公路和铁路都要经过柏林。1945年 10月 12日，美军司令官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在呈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报告中如此描述难民们的悲惨处境：
我们医疗机构的报告显示，仅在柏林的莱特火车站，平均每天都会有10个人死于极度疲劳、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看到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大规模的报应，但却没有报应在那些纳粹头目身上（Parteibonzen），它们报应在了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报应在了那些贫穷而且虚弱的人身上。〔1〕【道格拉斯·鲍丁，《德意志帝国的废墟中》，第118页。】
《生活杂志》报道称，仅在柏林就有 800万难民。或许这篇报道有一些夸大其词，但这个城市的确已经人满为患。西方盟国要养活自己占领区的那150万柏林人已非常困难。每天还会有25000名难民涌向柏林城的边界。也许这些绝望的人认为战前恢弘壮丽的柏林有可能会幸免于难，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座城市居然也会变成一片废墟。在柏林，成千上万的房屋变成瓦砾堆。在英国占领区内，原本有 44家医院；但是现在，43家医院不是被摧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之后来到柏林的人被直接推上西行的火车，管它去向何方。
尽管有如此多的难民涌入柏林，苏联却禁止从周边的农村输入食物。他们开始以行政借口来限制往来于东部和西部区域的火车数量。由于苏联最初颁布的管理条例依然有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盟国都默许苏联对柏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严格控制。
连续的挨饿，柏林人已经习惯。盟军士兵和军官个个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香烟（那时香烟已经成为柏林市内的非官方货币）。只要他们不讨厌屈从于各种惯例，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帝王一般的生活。和德国妇女进行一次性交易的市价是 5根香烟。收集烟头（Kippensammler） 成了公认的美事儿。盟军士兵经常光顾的场所内的工作成了香饽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收集烟头而得到大量的额外收入；在维也纳咖啡厅里工作的人也可以捡到大量的烟头，每100个烟头就可以卖 5美元。〔1〕【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90页。】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提尔公园内，到处摆放着黑市摊位，这里就是柏林东部和西部的交界处。
1945年 8月，有报道称在柏林火车站每天都会有 50到 100个孩子失去双亲和被遗弃，这些孩子被送去孤儿院或者给人领养。〔2〕【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37页。】相对来说，他们还算幸运。其他孩子，一群群地在大街上流浪，偷一些可以偷到的东西，洗劫废弃的建筑，找寻可以出售的废品。
1945年 10月，德国市民的食物配给量每天仅为 800卡路里。而到 1946年元旦，英国占领区的食物配给量减少到每天400卡路里。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燃料短缺。以前，柏林所需的煤多数来自东面几百公里之外的西里西亚，但现在西里西亚的煤矿都掌握在波兰人的手里。这就是说，再从西里西亚运煤就是进口，于是他们选择从鲁尔运煤，但鲁尔在遥远的西部地区。随着冬天的来临，柏林每天至少需要供给 600吨煤，从来没有够用过。
战后第一年，大约有 12000名柏林人死于饥饿或者因为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并发症。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开始追求文化的繁荣。他们在西柏林创办报纸，开设剧院、夜总会和歌舞表演场所，甚至开始运作商业电影制片厂。或许柏林人依然缺衣少食，或许他们的房间内依然寒冷如冰，但这是自 1933年以来，他们首度能重新自由地行动、写作和谈话。套用一句幽默的话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人们熟知的"黄金饥饿年代"。 〔3〕【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291页。】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此结束。只要条件许可，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会立刻反对与共产党的合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占领区内一直遭受迫害，但这个最古老最庞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一直都坚持在全市活动。
1946年 9到 10月，在苏联占领区（和西方盟国控制的柏林西部区域），举行省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苏俄和共产主义者都竭力说服或恐吓选民给德国统一社会党投票；然而投票的结果却让乌布利希和他的苏俄上司大失所望。不管怎样，这个投票结果反映的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柏林的现实。
在柏林市议会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将近 49%的选票。紧接其后的是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赢得了 22%的选票。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共产主义宣传机器和苏联军管局的大力支持，但仍仅有 19.8%的选票，被社会民主党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有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红色联姻"的产物，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在各个选区打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共产主义者通常可以获得 60%的选票。
谢尔盖·帖尔帕诺夫上校是苏联军管局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主任。面对选举的惨败，他暴跳如雷。他声称，将来有必要"杜绝一切对苏联和苏联占领当局的不敬行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敬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1946年冬，德国共产主义者决定实行"严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掀起一波疯狂逮捕纳粹分子和"颠覆分子"的浪潮。事实上，被逮捕的人中有真的纳粹分子，也有一些人根本就和纳粹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些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1946年，苏联建立了德国内务部（DeutscheVerwaltung desInnern，简称DVdI），而内务部成员全都是让他们放心的共产主义者。内务部成员严密地控制着德国后备警察部队，而这支后备警察部队很快就成为人们熟知的东德"人民警察"。
不祥之兆出现了。在苏联占领区内，"劳改营"建立起来。一些劳改营，比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劳改营和离柏林35公里之外的萨克森豪森劳改营，居然是由纳粹集中营转变而来的，这一后来才得知的真相，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这些劳改营，是否和纳粹建立的集中营一样，如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这些劳改营里，充斥着死刑和严刑拷打。就像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一样，拘押在这些劳改营中的囚犯，至少有 1/3是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者非人的虐待。尽管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声称有很大一部分死者是纳粹分子或战犯，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只是同情希特勒主义，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反对斯大林体系。〔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37页。】德国内务部迅速壮大起来，它的头也在 20世纪 50年代升任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首领。
面对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一位原共产党人带头反击。这位原共产党人就是恩斯特·罗伊特。和其他那些在柏林（也如在纽约或者伦敦）出人头地的人一样，罗伊特也不是柏林人。
罗伊特出生于 1889年，和希特勒同一年出生；他在弗里斯兰省长大，父亲是一名航海船长。一战期间，罗伊特在东部战线服役；后来成了俄国的战俘。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信仰布尔什维主义。罗伊特很快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19年初，罗伊特被派回德国，成为襁褓中的德国共产党柏林市委书记。
罗伊特在德国共产党内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他的革命生涯非常短暂。由于对德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失望，他转而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罗伊特当选为市议员，很快成为一名成功的柏林行政长官，负责柏林市的交通运输政策。他发明了统一票制；由于汽车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意识到大量的汽车会导致柏林的交通不畅，于是致力于在柏林修建地铁。1931年到 1933年，罗伊特担任马格德堡第一市长；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四处奔波，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救济失业人员。1933年之后，朋友把他从集中营解救出来，并帮他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做土耳其政府的交通顾问。"二战"期间，他一直都流亡在安卡拉。
1945年，罗伊特返回柏林，再次被选入市议会，并官复原职，负责交通工作。接着，1947年 5月，现任市长被迫辞职，罗伊特就取代他成为了柏林市长。
苏军指挥官拒绝承认罗伊特被推举为市长的选举结果。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路易斯 施罗德的份上，罗伊特从市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但他依然是柏林反苏联盟中的核心人物。作为曾经的德国共产党党员，罗伊特非常明白乌布利希这样的共产党员（apparatchiks）的心理。事实证明罗伊特的经验是无价的：
对于不能为所欲为地统治柏林，苏联人气急败坏，开始逮捕政治上的对头。他们不仅在苏联占领区内抓人，还将魔爪伸到西柏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纳粹德国国防军上尉保罗·马克格拉夫，后来被改造成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他在 1945年 5月被苏军指派为柏林的警察局长。柏林市内 5000多名不合马克格拉夫顶头上司心意的人，随即从柏林，包括西区的街道上永远地消失。〔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70页。】
作为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雇员，乔治·克莱尔见证了这一切。后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样的日常场景：
苏俄人……开始"清除"那些在政治和人权方面反对他们的激进分子。从一辆急速停下的车中跳下几个彪形大汉，一把抓住受害者并迅速地把他们塞进汽车，总共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周围的目击者回过神，车子早已朝着苏联占领区的方向绝尘而去。〔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177页。】
每次绑架行为发生之后，柏林西部的指挥官都会去苏联红军驻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总部提出抗议。接待他们的科蒂科夫将军每次都会坚决否认自己与此有任何关系。他假装同情地叹气，并提醒西部区域的指挥官：阻止你们区域的"盗匪活动"应该是你们的职责所在，而非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