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强力的意志

我们能否用“朋友”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身份模糊的人呢？也就是说尼采是否真正遇到“朋友”了呢？还是说“朋友”可以对那些俄国、英国、犹太以及瑞士籍的妇女们适用。这些人习惯了尼采的离开与归来，并不会拒绝给他以稍稍的同情。她们是洛德夫人、玛拉索夫夫人、齐默恩小姐和弗罗琳·冯·萨丽斯—玛雪琳丝小姐，顺便说一下，玛雪琳丝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朋友。或许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没留下姓名的人。

她们会怎么评价尼采呢？他总是避免说出那些会让女士们感到惊讶的话题，也不会提到他那种别人无法接受的可怕的思想。对她们来说，尼采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亲切的伙伴而不是一个无聊的哲学家，他博学而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恰当的想法。可是不管尼采怎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她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表现里发现一些东西。尼采经常去看望她们中间的一个体弱多病的英国女士，她首先提及了这个问题。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尼采先生，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你写的书。如果人们选择相信你写的东西，那么像我这样不幸的人就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尼采对这个感到不安，并尽力躲开了她的责备。

过了几天，又有一位女士对他说：“我听说你写的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你到女人中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我亲爱的女士，亲爱的朋友啊，”尼采痛苦地握着这位女士的手回答说，“请不要这样误解我和我的作品。”

这些人对他感到敬佩吗？其实要敬佩一个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作者，必须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女士并没有这个胆量。她们喜欢旅馆里的这个朋友，知道了他是个非凡独特的天才。用餐时，她们都愿意坐在尼采旁边——要是知道他现在的地位，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但是那时尼采并没有得到认可，所以这样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幸亏了这些女士们，尼采在恩加丁才慢慢恢复了他原有的自信。1886年的夏天，一批音乐家路过了西尔斯，他们发现尼采喜欢他们的音乐并十分高兴能看到尼采的身影。这种发自内心的欢迎使尼采感动了。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时说：“我知道，那些艺术家们是为了我而歌唱、演奏的，要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我是会被他们宠坏的。”

有一个东方的故事这样说：一个国王化了妆之后在自己的领地上旅行，他不会被认出来，但是总能够引起别人的猜测，因为他天生有一种国王的尊严，这使人们不得不对他产生敬仰。在这个旅馆里，尼采就像是那个国王，虽然化了妆，但是仍能被别人给予尊重。

然而，这是一种十分卑微的安慰。这些女士们的尊重就能使尼采的痛苦得到缓解吗？尼采正处在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时候无论他怎么逃避，终究会认识到命运给了他什么、拒绝给他什么。他不得不把心中留存的一点希望抛弃。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最近我感到十分悲伤，忧郁经常让我睡不着觉。”这是一封很短的信。但是他给妹妹的信却很长。他的信中充满了可怕的力量，以及那些难以名状的孤独。

那些朋友们都在哪里？我曾经以为我们的关系是那么密切。现在我们好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没有共同语言可以让我们交流。我在他们之中那么突兀，像一个陌生人、一个流放者。我不能感受到他们给我的关怀，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没有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我有这么多的话要说，但是却不得不成为一个哑巴。难道我生来就要与孤独为伍，找不到能够理解我的人吗？无法交流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孤独，它让人们戴上了比铜面具更坚固的东西——所谓完美的友情只会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平等。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高兴的词语。它给了我这个生活在孤独之中的人怎样的希望和祝福啊，虽然我这么与众不同，也没有遇到过同类和知音。不过我是一个快乐的探索者，我愿意去探索未知。在过去的时光中，我自认为找到了朋友。我握着他的手，我拥抱他，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可是一小时后，我就感到了厌恶，我抛弃这个朋友的同时也抛弃了我自己，就好像交朋友把自己给玷污了。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身边需要朋友，除非他已经有了一个上帝。可是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朋友。唉，我亲爱的妹妹啊，你的那些朋友们，现在还是你的朋友吗？

抱歉我向你发了牢骚，这是我对上次旅行的宣泄。

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坏，只是受伤的灵魂感到饥渴难耐。给我一些愿意理解我的朋友吧，这会对我的健康有利。

在这里我们得让生活自然地进行下去，那两个英国妇女和那位俄国的音乐家已经回来了，这位俄国女士病得很重。

这时，尼采又开始艰难地创作《权力意志》。回去德国的这件不幸的事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他想：“我为什么要写这种充满战斗精神的书呢？没有读者，没有朋友，既然欧洲继续堕落了下去，那我为何不顺其自然呢？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振作起来，可是我却看不到那一天了。到那个时候，我的作品就会被后人发现，我也会有读者了。为了后来的人们，我应该写下去，我应该确立我的基本思想。可是现在我不能参加战斗，因为我连敌人也没有。”7月初，当他离开给他带来磨难的德国时，他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9月份时他写道：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会把这部完整的作品分成四卷。只看题目就会让人感到震惊——《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为此，所有的一切包括健康、孤独、好的心情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或许一个妻子也是必要的。

尼采会隐居在哪里写他的这部作品呢？他在热那亚像一个处于康复期的病人那样充满活力地创作了《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这两本书，拉帕洛和尼斯激发了他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现在他要去科西嘉，他对这个未经开发的小岛充满了兴趣，而且他想起了岛上的小镇科尔特——

在那里，拿破仑只是处在孕育之中，他还没有诞生——也许孕育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地方。在那里，我能够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正在孕育的想法。

这是一部拿破仑式的作品，光看它的题目就能够吸引那些好战分子，作者也是其中之一。尼采一直在寻找着“由恶而产生的结果”，他知道自己将被这结果导向何处。现在处于自然界中心位置的是一种贪婪的力量，其他任何与这种力量相对抗的行为都是错误和弱小的。尼采把这一点记了下来：当人们把心中的机警同他们天生的野蛮的本能相结合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伟大。对于“道德”这个词，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都这样解释。法国的政治家，包括拿破仑以及德国的腓特烈二世、俾斯麦都遵从这个准则办事。尼采通过对各种疑难问题的深思熟虑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残酷而又可靠的真理。“一个人必须要有将真理说出来的勇气。”他这样写道。他试着让自己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却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尼采有着清晰的思想，但是内心却过于忧郁，这样一个强者和伟大的定义对他来说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以前把席勒和马志尼当做自己的老师，难道现在他就不再敬重他们了吗？不是的，从没有一个人像尼采一样坚定不移地向着理想前进。他只是怕由于追随席勒和马志尼，自己的思想会变得软弱起来。所以现在他追随的老师是拿破仑和凯撒·波吉亚。

这时候他避开了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因为他怕自己随意断言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弗利兹答应他说，要是有人资助，他就会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进行第二版的印刷。尼采早就想这样做了：他想为以前写的这些作品再加一个序言，或许还能做点增补的工作。他一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就沉浸在其中了。

他没有去科西嘉岛，而是去了热那亚海湾的鲁塔。鲁塔在菲诺港边，离拉帕洛并不远，那里有长满树木的山峰，它们一直突入到海中。他又回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对他诉说情怀时的地方，那些他常常散步的熟悉的地方。那时候他因刚刚失去了两个朋友，感到十分悲伤，他们是露·莎乐美和保尔·李。可是他最悲哀的时候就是他最能够创作出思想深刻的作品的时候，所以尼采并没有放弃写作。弗里德里希·尼采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往日愉快回忆的鼓励。

这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即将使他成名的信件。1886年8月，尼采无法实现自己在德国出版《善恶的彼岸》这部作品的愿望，于是他把这部书寄给了国外的两个人。一个是丹麦人乔治·勃兰兑斯，另一个是法国人希波莱特·丹纳。乔治·勃兰兑斯并没有给他回信。而1886年10月17日，希波莱特·丹纳写了一封给尼采带来愉悦的信。

看到你寄来的作品时，我刚刚旅行回来。像你自己所言，这本书中充满了“背时的思想”。里面那种生动、文雅的形式，那种充满激情的风格和那些像是悖论的转折点，应该能够让那些希望了解你的读者感到新奇。我要向那些哲学家们推荐你写的关于哲学的第一部分（包括第14、17、20、25页），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推荐你的有价值的新鲜的思想（比如第41、75、76、149、150等页）。在第八篇论文中你提到的民族精神与特质对我有着很大的启发性。虽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对我的过分夸奖，但我还是想重新读一下这些。你在信中极力称赞我，认为我能够跟我敬佩的巴塞尔大学的M.布克哈特平起平坐。其实我自己认为正是我的敦促，才使他出版了那部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真诚的

希·丹纳

保尔·莱兹克同尼采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次他们在鲁塔相聚了，尼采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保尔·莱兹克感到意外。尼采的体重下降了很多，脸上也变了不少。可是不论生活给尼采带来怎样沉重的压力，他总是面带深情而纯真的、孩子般的笑容。尼采带着莱兹克登上那座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雪景和远处壮观的大海的山峰。他们在风景优美的地方驻足，用老树木和葡萄藤的细枝点起火来，尼采大声欢呼着，向着腾起的火焰和烟雾致礼。

尼采正是在那个时候，在鲁塔的旅馆之中起草了《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这两本书的前言。在前言中尼采用欢快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精神上的冒险：特里伯森和瓦格纳的友谊；梅斯以及对战争的发现；拜鲁特，希望和灾难；同理查·瓦格纳的决裂；爱情受到的伤害；那些没有诗歌和艺术的缺少激情的岁月；把诗歌和艺术还给尼采的意大利；拯救尼采的两个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出生的利古里亚海岸。

尼采这样写的同时，也在与他沮丧的心情做着斗争，我们不能肯定他是否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自己的工作热情，虽然有些迹象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他当时服用过一种由水合氯醛和印度大麻组成的浓缩剂，这种药物小剂量服用的时候可以安神，但是剂量太大就会导致精神亢奋。或许他还买了别的药物，这是我们无法查证的，其实多数神经质的病人都会这样做。

弗里德里希·尼采很喜欢这个海岸。他在给彼得·加斯特写信时说道：“你想象一下一个本属于古希腊群岛的岛屿被风吹到了这里，从此留在了这个充满了掠夺者、危险和欺诈的海滩上。”他本来想在这里度过下一个冬天，可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他想要回尼斯去。莱兹克试过劝他留下来，可是尼采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他对尼采说：“你总是在抱怨说没有人理解你，这是为什么呢？你不是没有追随者，而是你总让他们感到没有前进的动力。你把我带到了这里，甚至还请了彼得·加斯特，你为什么要自己离开呢。”

尼采回答说：“因为我需要尼斯，需要那里的阳光和空气，那里的海湾中住着我需要的天使。”

尼采一个人走了。他在这个冬天里写完了序言，重新审视并修改了原来的作品。那时他好像是活在一种特别松弛而又忧郁的气氛当中。他像往常一样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加斯特，想要听听他的建议，这次不像以往，尼采带着一种不常见的不安和谦逊。1887年2月，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现在读我的作品，要带着严重的怀疑才行。要给我提意见请直说；这里怎么改，那里怎么改，我喜欢这一段而不喜欢那一段，就这么简单。”

他现在也读其他的书，现在的他不像之前那样怀着严格的成见去看，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好奇心。

他熟读了法国颓废派的作品，也很欣赏波德莱尔提到理查·瓦格纳的作品。他还读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他对这位“伟大的拉丁语作家”十分敬佩。他对于左拉的一些作品只是浏览了一下，并且努力不让自己受到那种纯粹的大众化的思想作风和艺术的影响。与此同时，居友也想在广泛的生活中建立起一种道德体系，就像尼采所做的那样。可是居友用另外一种观念来进行解释，比如尼采理解的征服的力量在居友那里就变成了爱的力量。尼采对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作品评价很高，因为据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纯粹的观念。那时一些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了，尼采对那个年轻而又敏感的诗人特别感兴趣。他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道：“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他是除了司汤达以外能够让我感到陶醉和满足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学家，跟我有着很多相似的观点。”尼采在跟其他人的通信中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这个新生的作家。他对斯拉夫人充满激情的宗教观很有兴趣。尼采认为，那种宗教激情是一种能量的回复而不是衰弱的症候，现在这种能量正受到现代社会的无情制约，所以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反抗压迫。这些野蛮的斯拉夫人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们已经陷入了一场不太明显的危机之中。尼采这样写：“他们的不知所措和自责是一种可以孕育新生命的疾病。”尼采之所以固执地反抗自己产生的厌恶情绪来保护自己的思想，是因为他总是怀有希望。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保持一种自由、诚恳的态度，每当他产生一种对欧洲及其民众的厌恶情绪的时候，他总是担心自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时他就会对自己说：“现在的欧洲在思想和抱负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它已经为以后伟大的事业做好了准备。那些表象总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相信民众能够做好一切，虽然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阻碍希望的可悲气质。”

1887年的头几个月里，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某个叫V.P.夫人的人关系相当密切。他们曾经一起去过圣雷莫和蒙特卡洛。我们没有尼采写给他的信，也没有她写给尼采的信，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她叫什么。或许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出于爱而产生的秘密。

V.P.夫人跟尼采一同去听了在蒙特卡洛举行的克西纳音乐会，它演奏了包括《帕西法尔》序曲在内的许多乐曲。尼采这时并没有产生痛苦的情绪，因为他感觉必须要对别人、对自己宽容一些。9月，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我爱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现在依然爱他。”尼采正在听瓦格纳的交响乐，显然他的确还想着瓦格纳。

“这种艺术是不是应该而且必须给某个目标服务，我并不十分肯定。”这是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的，“我问自己，瓦格纳以前是否做好过？现在我看到：在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方式上，他有着最严格的心理学上的精确；他有最简洁而又直接的方式；一个以警句式的短语做定义的感情上的细微差别；有着清晰的描述，让人在听音乐时能看到眼前出现的工艺精美的盾牌；最后，这是一种独特心灵的高尚的体验；一种‘傲慢’；一种同情的、能够直刺人心的刀刃的感觉——还有一种对他在灵魂深处发现和评判一切的怜悯。这些美感除了但丁的作品能带给我们之外，别人还能做到吗？没有哪个画家曾创作出这样忧郁的神情，像是瓦格纳序曲最后那个音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尼采对圣贝甫的评价很高，对他来说，要成为一个跟圣贝甫一样优雅并且在见解上远远超过尼采的伟大的批判家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知道这一点，甚至觉得很难抵制“对分析作粗浅涉猎”这一评价。读过尼采作品的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布克哈特经常说：“你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历史学家啊。”希波莱特·丹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尼采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看不起像历史学家或批判家这样的职业。他在尼斯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德国人，这个年轻人对他说，蒂宾根的教授们把他看做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这使尼采感到悲伤。他没有让自己从同情和爱的浪漫主义中脱身，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到浪漫主义的反面——暴力。他敬佩司汤达，但是不愿意去成为一个司汤达那样的人。基督教信仰滋润了他的幼年，普尔塔的清规让他变得成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瓦格纳激励他有了自己的理想。他渴望成为一个诗人，一个道德学家，一个受人尊敬、安静平和的创造者。可是没有人、读者或者朋友能够理解他。修改《朝霞》时，他重新读了以前写的东西，这段文字依然是真实的。

我们根据古老的作为奴隶的习俗跪倒在权利面前，当我们要固定地得到尊重时，只有权利才具有决定性。我们必须要展开调查，是什么处在权力之上并把权力压制到这样的程度，使得权力成了这些东西的工具和手段。可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调查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些天才的评价还被当做是罪恶的化身。这样也许世上最美的花朵依然得在黑暗中默默开放，并且开放之后还要凋谢在永恒的黑暗中。我说的是天才的人运用其力量产生的花朵一样美丽的景象，这种景象并不存在于他的作品中，而是展现在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把他的发展看做是作品的话，那么这花就存在于艰难的自我控制之中，存在于奇妙的想象力之中，存在于他对自己工作的深思熟虑和选择中。这个天才在那些被人们崇拜的伟大事物之中仍然处于隐身状态，像天边那些遥远的星辰一样并不为人所见。他战胜强大力量的事实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也没有任何赞美的颂歌和诗篇。

为了战胜强力，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力量做支撑，它们是信仰或者理性。尼采已经否定了这两者，所以他正赤手空拳地站在强力面前。

3月初，尼斯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这使旅居此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感到十分恐惧。弗里德里希·尼采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十分敬畏，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多么卑微。两年前那场吞噬了两千名爪哇人的喀拉喀托大灾难曾经给予了尼采过分的激情。当时他要求莱兹克把电文读给他听，然后感叹道：“真是壮观啊，一下子就摧毁了两千人，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人类会迎来这样的末日的——总会有一天，地球也会这样结束生命。”他甚至希望能有一场地震，至少可以把尼斯及其居民消灭掉。莱兹克说：“要是这样我们也会完蛋的。”可是尼采回答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自己这个即将实现的愿望很好笑。

在3月7日，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怀着一种嘲讽的态度活在这些愚笨的人中间。可是人们无法对自己负责，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失去理智。这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事件，我们无法控制。”

3月中旬，尼采就写完了他的序言。像他在其中一篇中提到的那样：“尼采的疾病及其康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坦率地表达，坦率地去做人吧。”是的，我们应该直接进入问题，我们应该在为自己设想的目标中抬高自己的目标，我们最终会取得对强力的胜利。3月17日，他写了一份计划。

第一本书：《欧洲的虚无主义》

第二本书：《对较高价值的批判》

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

第四本书：《训练与选择》

1886年7月，尼采也起草过一份相似的方案：有两本分析与充满批判性的作品，另外两本是论说和实证性的作品，一共四本，或者说四卷。

每年春天，尼采都会处于一种忧郁的、心神不定的状态。他在尼斯和恩加丁之间犹豫着，想知道在哪个城市会找到明亮而不感到炎热的地方，找到那种不会伤害眼睛的柔和的阳光。1887年，尼采想到了意大利的湖泊。于是他离开了尼斯，去了马焦雷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型地中海使他感到兴奋。他说：“我被这个比地中海更美丽的地方打动了。我想知道，我花费心思找到的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海作为一种庞大的事物，有着它独特的愚蠢和粗鄙，但是马焦雷湖却没有。”他重新校对了《快乐的科学》，又读了一遍《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时他停了下来，思考着为什么他的作品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很快他就从这种令人伤心的思考中跳了出来，还是未完成的作品比较重要。他强迫自己开始思考，直到再次变得筋疲力尽为止。他想要再去一次威尼斯，但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我的身体还不够健康，我或许没有福气去看那样的美景。”

他感到越来越无聊，甚至跟欧文·罗德在书信中发生了争吵。他给这位以前最亲密的朋友写信，忍不住说了一些恶毒的言语。尼采这样写道：“我想我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比较合适，比如说丹纳和布克哈特。对我来说，你还太年轻。”欧文·罗德不喜欢尼采的这种语气。与尼采不同，他是一位教授，在欧洲学者中很有声誉。尼采只是发表了一些奇怪的作品，到现在也是默默无闻。他不能忍受尼采的这种无礼行为，因此在回信中他决定捍卫自己的尊严。或许是言辞太过激烈，后来欧文·罗德将这封信收回并销毁了。

这件事影响了尼采的情绪，同时也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于是他决定去瑞士库尔的一个机构接受温泉治疗。之后他就去了那里，并打算听从医生的安排。

可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的工作，他要去解释自己提出的不同的道德价值。可是无论尼采怎么努力，他的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还是没有写出来。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份草稿，现在摘录如下：

第三本书：立法者的问题。我们要用一种其他的方式制约那些原来不受控制的力量，来避免它们之前因相互冲突而导致的灭亡，还要标明力量的增长。

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它给我们指明了事物真正增长的方向了吗？或者说它指的是一种强度的增长吗？也就是说只要是强烈的力量就是好的。可是我们不应该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他。尼采为此做过选择和排除。这种增长在当时是指一种自然秩序和等级的标志，在每一等级中又有着区分各个级别的标准。我们想知道，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尼采以前经常说：我提出的定义一定是得到了我逻辑的肯定。难道他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毫无疑问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只不过他的胆量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大了，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因为犹豫不决而变得十分严格。他作为“哲学家的医生”似乎想要向科学要求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他原来的思想所不能提供的。

一个让他伤心的消息把他从深渊中带了出来。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死于心力交瘁，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

尼采写信跟彼得·加斯特说：“这个消息简直让我发疯了，因为我是那么地爱着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我不时想，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的。有些人的存在让我感到愉快，他就是这一小批人中间的一个，而且他也总是很信任我……正是在这里，我们欢快地游玩。他用了两天时间去了西尔斯，都没有看到瑞士的风光——他从拜鲁特过来，直接回到哈勒找他父亲去了——我将给他最高的敬意，这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它将被铭记在我的心中。他在旅馆跟我说过，‘如果我来了，绝不是因为喜爱恩加丁’。”

又过了三个星期了，尼采仍然为好朋友的去世而心情低落。不过这时，他发表了一部新的作品。

尼采发表的不是《权力意志》。虽然他的思考因为伤心而变得迟缓，但也因为疲惫加重了他的急躁。幸好他还有即兴创作和辩论的天赋，要不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瑞士评论家维德曼先生刚写了一篇关于《善恶的彼岸》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他说：“这简直就是炸药。”弗里德里希·尼采立刻就不同意了，他在短短十五天里写了三篇短文，总的题目叫做《道德谱系》。他在扉页中写道：“我写这些是为了解释我的最新作品《善恶的彼岸》。”

尼采这样写道：“我说过了，我会把自己放在善恶的彼岸。这难道说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吗？不是的。”他只是在挑战下面的事实：它把温顺当做善良，并加以褒奖，而把力量当做恶，还对其进行诋毁。“可是人类整个道德的历史之中还有其他的大量我们不熟悉的道德价值，善也不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着，还有很多所谓的高尚或无耻的行为。现在人们必须要去探索，要去创造出新的道德。”

尼采又将自己的思想向前进了一步。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一段话来解释这些：“我曾希望自己发射过一枚具有更大爆炸力的炸弹。”他说两种道德的差别就是主人跟奴隶的差别，一种道德适用于主人，而另一种则用于奴隶身上。他还发掘了“善”和“恶”的词根，想在里面找到它们原来的意思。他说“善”来源于“战士”，而“恶”来源于“黑色”。希腊人金发碧眼的祖先雅利安人有用“恶”或者是“黑色”来制约他们的奴隶和臣民们。而他们的奴隶是由黑人和闪米特人组成的，都居住在地中海附近。弗里德里希·尼采不反对这样的原始观念，尽管它把高尚和邪恶混同了起来。

7月18日，尼采正在西尔斯—马利亚，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了一封信，宣告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他说：“最近我享受了一段很好的时光，这段时间里我起草了一部作品，它的篇幅虽然不大，但是我却能够说它更好地诠释了我之前所写的那本书。所有人都说他们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我，这本书才卖出了一百本，这更能，我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疏远。我在三年的时间里，为了支付出版我那本书所需的费用，已经花掉了大约五百泰勒。你也知道，我并没有拿到一点稿酬。现在我都四十三岁了，写过十五本书。另外通过我的经历，我感受到一个不愿说出口的事实，就是即便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德国出版商愿意理睬我。可怜的弗利兹啊，我的作品要是积压下来的话，他又会有很大的压力了。或许我今天完成的小册子能让我的书多卖几本，或许有那么一天我的书可以让出版商赢利。对我来说，我是清楚的，当人们可以理解我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获得任何好处了，或许我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7月20日，他用快递将书稿寄给了出版商。7月24日，他发电报要求退回书稿来增加一些章节。整个夏天里，他都是在不安和忧郁中度过的，当然还有对书稿的修饰。他很看重这部作品，想使它能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增删和润色的工作。8月底的时候，尼采发现在第一部分的最后还有一小块空白，所以他添加了下面的按语。他指出了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对于他来说，他并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仔细研究它们了。

注——我发表这篇论文时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我没有公开说过，只是偶尔在与一些学者的谈话中提到过。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哲学的人应当通过一些方式来观察一下道德的发展史，或许可以通过学术有奖征文的方式来激励大家。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推动力。我想提出下列问题：

究竟语言学，尤其是词源学研究可以为道德概念发展史提供什么样的线索？

另外，生理学家和医生们也会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实际上，一切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道德，在借助心理学进行解释之前，都应该要有生理学的阐释作为铺垫……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道德究竟有多少价值呢？我们必须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它们对什么可以产生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才行。比如说，一个种族有着伟大的持久力，这与某个行为密切相关；那么到了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种时，这个行为应该有它的另外的价值。善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应该可以作为评估的两个相对观点：如果我们让那些天真的英国生物学家来看，无疑前者有着更高的价值。所有的科学都是围绕以后的哲学而发生的，未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讨道德价值标准和划定价值的等级。

9月里恩加丁的气候开始变冷，尼采的校对工作也已经结束了。他总是在四处漂泊游荡，现在又是寻找新的住所和工作的时候了。

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说心里话，我对住在威尼斯还是莱比锡一直都感到犹豫。我有一些现在必须要说出的伟大思想，这让我决定去莱比锡工作，另外在那里我还要读大量的书，研究更多的问题。这不是仅仅度过一个秋天的事，我要在德国忍受一整个冬天。我权衡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不允许我再像今年一样了。那么我就只能去威尼斯或者是尼斯，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另外要说研究和探讨那些问题，其实不过是我一个人孤独地思考而已。”

由于彼得·加斯特正在威尼斯，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尼采将会到那里去。这个城市号称有“上百个深刻的孤独者”居住在其中，尼采也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成了一个基本快乐的流浪者。彼得·加斯特说尼采在那里简直就是虚度时光，他什么也不做。他不愿呆在莱比锡的图书馆里，也不打算让自己躲在威尼斯的某个小房间里。他经常出去散步，去光顾那些不太干净的“食品店”。在那里，那些身份卑微却又有礼貌的下层人民会聚在里面吃饭。一旦光线太过强烈，尼采就会到阴凉的地方去放松一下自己的眼睛。快到黄昏时，他就开始了他那没完没了的散步。那个时候，他可以一直凝望远处的圣马克广场和广场上成群的鸽子，还有环礁湖和教堂，这些并不会让他的眼睛感到不适。他继续思索着作品下一步该怎么写，他想让自己的作品符合逻辑又要自然生动，要简明扼要又有丰富的细节，每个字身上都刻着神秘的烙印，但是叫人一看就会明白。总之，尼采就是想让自己的作品像他喜爱的威尼斯一样，有着最高的意志和优雅的狂想。

我们可以看一下尼采在1887年11月写的《威尼斯的阴影》中的一页，他已经表达得十分明显了。

一部需要完美思考的书：

（1）形式。文体。一种理想的独白，一切都要专注于深度，又要有渊博的外观。集中强调深刻的感情、虚弱以及不安。短暂的快乐、极度的平静——痛苦的减轻，白日的工作。要超越感情的表达，不能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又得成为纯粹的个人性的抒发。可以说这是回忆录，但要用最具体最锐利的方式描述最抽象的事物。它好像是个人经历过和遭受过的全部历史。要尽量多一些准确的、随处可见的事物和例证。不要描述，应该把一切都转化为激情来做。

（2）表达与措辞。军事语言的优点。要找到可以替代哲学术语的表达方式。

10月22日，尼采到达了尼斯。

他在尼斯一共呆了两个星期，期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失去了一个交往很久的朋友，另一个则是有了一个新的读者。

尼采失去的朋友是欧文·罗德。去年春天他们两个就开始了争吵，现在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尼采给罗德写信，他的初衷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他在信中说要把最新的作品《道德谱系》寄过去，“请不要就那么轻易地离开我，我年纪不小了，又总是处在孤独之中，我无法忍受失去那些我所信任的、为数不多的朋友所带来的悲伤。”但是他不能只说这些话就完了。希波莱特·丹纳给他寄了第二封信，这是一封短信，信中的语气十分亲切。欧文·罗德在五月份给尼采的信中十分无礼地批评了丹纳。尼采决定为他这位法国朋友辩护，他回信给罗德说：

请注意，我希望你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待M.丹纳。你想的和说的那些关于他的刻薄的话让我很不高兴。我可以原谅国王拿破仑，但是不能原谅你——我的朋友罗德去说这样的话。我很难想象，你对这个有着高尚情操、严格精神的民族的朋友能产生这样的误解，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我作品中的任何东西。并且，你对我遭受的那些悲惨的命运没有一点怀疑吗？关于这点你都不曾给我一点安慰与帮助，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可是现在我却像一个孩子一样孤独。

这样，他跟欧文·罗德的关系就此破裂了。

他的新读者是乔治·勃兰兑斯。他回信感谢了尼采寄给他《道德谱系》这本书，他的回信充满了对尼采处境及观点的理解。

乔治·勃兰兑斯这样写道：

我从你的书中闻到了一种新思想的味道。尽管我并不是很理解你书中讲述的一切，也不总是明白你的思想指向何方，但是我知道你的很多观点都跟我的思想相似。我同你一样，也不赞同禁欲主义的理想，对那些民主主义的庸人们感到失望与痛恨。我很欣赏你这样的贵族激进主义。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怜悯道德进行蔑视。

我真的不了解你，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一个教授。不管怎么样，我要对你献上我最诚挚的敬意，因为你身上几乎没有教授那种难以接近的气息……我愿意与你交谈，要知道，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到现在为止，尼采找到了两个愿意了解自己作品的人，这两个人都充满了才华，一个是勃兰兑斯，一个是丹纳。尼采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大约在同时，勃拉姆斯也读起了《善恶的彼岸》，并且读得津津有味，他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吗？应该知道。可是他却心如死灰了，他没有办法再去想象和接受一切愉快的事物。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寻找欢乐时，他所散发出来的就只剩下忧郁了。

他整个人都陷入了这个灾难之中，除了他敏捷的思维。彼得·加斯特把勃拉姆斯的《生命颂》改编成了一首管弦乐，而尼采在监督并指导他进行修改的时候不时地发出对勃拉姆斯作品的赞美，称赞这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形式。

尼采读了一部“非常有趣的新奇的作品”，它是新近出版的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有时候他还跟福楼拜、圣贝甫、戈蒂埃、丹纳、格瓦里和勒南一起在梅尼家里聚餐。他不会让这些消遣活动阻碍自己的创作灵感。他要写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智慧话语表达的作品，要写一部平静得使辩论性的话语都低下头的作品。尼采用下面的句子说出了自己不平凡的想法。

要让我的痛苦、骄傲以及欢乐占领每一个人的内心，使他们无法将之抛弃。总之，就是要努力超越以前的悲观主义，超越充满了爱意和善良的歌德式的想法。

在这个笔记中，弗里德里希·尼采把歌德看做是激发他新作品灵感的关键。因为歌德与尼采本身的天性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尼采看来是十分不可思议的，然而就是这些巨大的差别使尼采坚定了创作的信念。歌德没有从负面评价过人类的诸多生产生活，也没有否认理性社会的产生。歌德像是宽宏的贵族一样接受了人类留存下来的大批文化遗产。这些淫念就成了尼采最后的希望。他渴望着自己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像是即将落山的太阳那样放射出柔和美丽的光芒，去照亮尘世中的一切价值，去净化世人那沾染了些许灰尘的灵魂。

尼采很轻易地就找到了《欧洲的虚无主义》和《对更高价值的批判》的写作思想与理念。尼采在这四年间总是在分析和批判着世上发生的一切，好的或者坏的。他奋笔疾书，尽力大声呼喊着：“我追求的是新鲜的空气，而欧洲荒唐的现状却在阻碍着思想的发展，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最后这个呐喊被尼采强制地按了下去，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尼采把懦弱扔到了一边，忍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想要回答生命带给他的挑战，依靠爱的力量唱出一首赞歌。此后他的思想按照自己的希望保持了平静的状态。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

欧洲的现状真的是荒唐的吗？

或许是因为有一些逃过我们眼睛的东西造成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能在这原因之下认识到某种有用的值得保存下来的价值。这些都是后世所必需的，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抑制的。它们毫无疑问地对以后的世界是有益的，可是在我们眼里，它们是可悲的。

沉思。如果有人认为以上那些取得了所谓胜利的价值能够反抗生物学的话，这无疑是一种疯狂的想法。这种想法要求人们必须要用一种利益去解释它，而这种利益又是能够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内涵，要获得这种利益就意味着要用虚弱和以前存在过的力量。或者说如果整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是否会灭亡？——这是问题。

为什么类的提升会危及到种的存在呢？

一个强大的种族通常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极度浪费的种族，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他压制住自己对此的厌恶情绪，尽量让自己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而是静下心来慢慢考虑被谴责的对象。他曾提问说：难道群众就没有寻找真理和信仰的权利吗？尽管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群众才是人类的基础，是他们创造了整个文化。没有群众，何谈主人？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学会容忍那些造反的奴隶的种种行为，因为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得允许他们创造出自己喜爱的幻象。我们得让他们明白劳动也是有尊严的。要是这样他们就会通过劳动而变得更加温顺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信仰对一切都是有好处的。

他这样写道：

可是问题也出现了，如果要想人尽其用，要让他永远不会出错像是一台勤劳的机器一样，那么他就得学会让自己拥有机器一般的美德，要学会如何忍受无聊的生活，并认为这种无聊是有着一定的魄力的。他一定要把那些让人感到愉悦的情感放到最底层去看待，而那种最高尚的、最高级的机械生存模式就该对它自己进行膜拜。

一种高级的文化要高于顽固的平庸状态，因此它就得建立在一个广阔的基地之上。

我们必须要创造这样一个广阔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减少人口，并使现有的人都变得强壮起来。

减少欧洲人口是一个无法阻挡的伟大的进程，我们不应当阻止它，因为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它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积极力量，能够让人类最终成为一种更加强壮的人种，这些新产生的人种有着以前那些衰竭的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包括意志、责任、信心以及确立未来目标的能力。

这样一来，到1887年年底，尼采已经将他打算写的那部综合性作品的基本框架创建好了。他赋予了以前曾经鄙视过、辱骂过的那些不同的动机以某种权利和尊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最后一批草稿早就给我们展示出来了一些类似的迹象。尼采写道：“查拉图斯特拉的信徒们将幸福的希望赠与了那些底层的最卑微的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他们自己。他们根据划分的等级制度来平等地分配那些体面和信任。”这时，尼采写作的宗旨跟以前的十分相似：“人道主义倾向并不以反生命为前提，他们适用于任何平庸的群众，也适用于要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人们。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倾向也是仁慈的，我们无法找到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像它们一样具有让人感到称心的恒久性。这是因为那些倾向适用于所有遭受苦难和衰弱的人，并且还有恭顺的态度而不是反抗的精神。如果有可能的话，满怀着爱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和虚弱，这样对人们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1881年，尼采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不管我怎么谈论基督教的事情，我也不能去否定它带给我的精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经验，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对它做忘恩负义的事情。”尼采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想法，他很高兴为自己童年时的宗教信仰说了一回公道话，直到现在，他仍然把自己奉献给了这所有灵魂的信仰。

1887年12月14日，他给卡尔·弗切斯写了一封信，这是尼采在巴塞尔指教的一位笔友，信中尼采充满了骄傲的情绪。

我所写的东西几乎都不为人所知。在最近这几年中，我心中的焦虑达到了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现在，我即将得到被人认可的机会，我首先要学会改变我自己，要为了更高的一种形式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客观。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已经老了，我也不知道哪一类青年时期的生活对我有益。

在德国的时候，人们对我的怪癖很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明白我的中心思想在哪，也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如何变得这样怪。

笔记所署的日期是1888年1月份，当时尼采好像正在处理一些别的不同的问题。如果他在加以衡量并且承认了其权利的底层卑微的群众没有受到精英们的控制，或者说他们并不指向辉煌宏大的目标的话，他们就没有资格活下去。这样的话，那些上层精英们的美德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样的呢？这样一来，尼采又回忆起那个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是否能够给那个未知的“伟大”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呢？这个“伟大”一直是尼采从内心渴望的，但又或许它根本就无法实现。尼采又一次陷入了悲哀之中。他对自己的敏感和烦躁感到不满，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当邮差送来信件的时候，尼采总是双手颤抖着考虑要不要将其打开。

1月15日，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道：“对我来说，生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艰难。我已经不能同现实保持良好的关系了。如果我不能成功将它们遗忘，那么我就会被它们撕碎……一旦我陷入到忧伤之中，我面前的就只有无尽的黑暗。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可以说是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挺住。每天早上，我都要暗示自己好好生活。音乐给了我无法表达的感觉，它们让我得到了解脱，我不能再沉浸于自我当中了，我必须要去面对现实。我似乎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面对自我、思考自我。这样一来，音乐让我变得强大起来。一般来说，晚上听完了四遍《卡门》之后，我就能够得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发现的早晨。真是不可思议啊，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种纯天然的物质中舒服地洗了一个澡。如果我没有音乐，那我的生命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我们可以试着追踪一下他创作作品的轨迹。他曾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历史性的研究，并且试图去发现那种可能产生更高尚人性的社会阶级、民族或者是团体。下面是他总结的现代欧洲人：

我们要怎么从一个由强健的人组成并有着古典趣味的种族中解脱出来呢？古典趣味就是指简化的和强化的意志，就是要真诚袒露内心的勇气。要让自己从这种类似混沌的状态中走出来并走上一个新的有机状态，我们就必须要受到一种强制性的约束。或者是消失，或者是强迫自己接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起源于恐怖和暴力的种族才有可能占据优势。这就是问题所在：20世纪究竟谁才是野蛮人？很显然，他们是出现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下的，对他们来说，这些危机可以使他们显示出最持久的恒定性，也是最持久意志生成的保证。

欧洲人身上到底有没有这些可以让他们取得胜利的因素呢？尼采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断在笔记上记下自己研究的成果。

阻止现代性的最好障碍和治疗现代性的最好良药。

首先：

1.与真正战争相关联的义务兵役制度，这样的战争可以阻止他们的头脑变得更加轻浮。

2.单纯集中的民族偏见。

尼采还有一些说法也可以证实上面几点。

我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要保持住军事狂热的状态，这可以为我们保存伟大的传统，也可以创造出更高级的人种。一切让敌意和国家之间存在永久性隔膜的情形都会这样为自己辩护。

那些跟尼采辩论过的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经侮辱过民族主义，可是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尼采为了找到支撑点，又回到了民族主义之中。还将有一个更加意想不到的发现要产生。尼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预见到了一种政党形式，这种形式只可能是实证主义民主形式或者是其改良后的形式。他对这种政党表示了赞同，还给它下了定义。他看到了这两种有能力训导人类的有力而又健全的组织的特征。

一个不会凭借感情做事的和平政党将拒绝自身及其成员之间进行的斗争，也拒绝他们走进法庭之中。它将会挑起对自身的斗争、反对甚至迫害。它至少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内会成为一个被压迫者的政党。不久后，这个伟大的政党就会出现反对怨恨和报复的情绪。

一个好战的政党将用相同的逻辑来严厉地反对自己。它会在一种对立的观念之中寻求发展。

我们能否在这两个政党中找到尼采所宣告的、即将对欧洲造成巨大伤害的有组织的力量呢？或许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这个笔记是尼采草草写就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它们在尼采的脑中一闪而过，当然也就不应该在我们面前掀起太大的波澜。尼采总是会观察四面八方的事物，而不将目光停留在一件事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清教徒主义感到不满，因为他知道人类灿烂的文化是随着贵族政治而维持或者消亡的。民族主义也没能得到他的青睐，因为他热爱欧洲，热爱那里的传统。

尼采还能够找到什么途径呢？他曾经宣告说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找到一个可以支撑更高级文化的基础。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可是并没有，这个基础强加给他一种无法容忍的狭隘倾向，因此他就放弃了这个虚无的基础。他在1875年（从年份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尼采很久了）就写道：“在一个思想家的脑中，总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可能同时会有两个相反的观点迫使他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每一条都会束缚他的思想。一方面由于他渴望认识未知，因此他就会不知疲倦地反抗已有的价值，而要冒险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另一方面他渴望不同的生活，所以他又要不间断地寻找适合他居住的地方。”尼采以前抛弃了瓦格纳，现在正在一个不确定的领域里徘徊。现在他又要去找寻一个可靠的支撑，那他找到了什么呢？他找到了民族主义，这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可是尼采却又要从中抽身：民族主义或许是一个粗俗的归宿，一个能够使民众团结的策略，或者是一个严酷的考验。也有可能不是，但一定不是欧洲精英们的宗旨，这是一种散乱的无法让人相信的宗旨，而他的思想却是以这种不存在的精英们作为出发点的。

尼采不去理会那些民族主义的思想，这在那个衰微的世纪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又回头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对那些低下卑微的人有益的信仰跟尼采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到了拿破仑和歌德，两个人都没有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和国民偏见的限制。拿破仑看不起法国大革命，却能够把这场革命的力量收归己有。一个鄙视法国的人最终却统治了它。歌德同样看不起德国，对它身上发生的斗争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希望能够占有人们的理想而已，想要保存并且丰富欧洲早已存在的道德财富。拿破仑知道歌德的伟大之处，歌德也在观察着这个征服者和现实主义者接下来的生活。他们两个是如此不同，一个是战士，一个是诗人；拿破仑让人们去屈从和沉默，歌德则在观察和沉思。他们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每次做重大决定时必定出现的一对形象。他曾经赞美过泰奥格尼斯和品达所在的希腊、俾斯麦和瓦格纳所在的德国。现在那段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又把他引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之中，引向了那个充满力量和美的欧洲，大革命后的歌德和拿破仑就是这力量和美的代表人物。

尼采在1887年2月13日给彼得·加斯特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对他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说：“我还在尝试阶段。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初稿，对我来说，这部作品也是一种折磨，我甚至没有勇气再去想它。或许十年以后，我会做得更好一些。”他为什么会感到不满呢？难道他对这三个月来所做的一切（强加给自我的顺应虚弱者和群众需要的宽容与妥协）感到厌倦了吗？难道他这么急于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吗？

他当时给母亲和妹妹写了几封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出版，但是已有的可以使我们用一种亲近的方式去接近他。他在给这两个人写信时无疑带着一种温柔，这样的感情无法完全被掩饰。他在信中宣泄着自己的感情，好像很乐意再次变成母亲膝下的幼子。他对母亲很是谦逊，他的署名是“你的老儿子”。他跟妹妹则像是长年的伙伴一样交谈着，似乎忘记了以前的种种不满情绪。尼采知道她不可能从巴拉圭回来了。他爱妹妹，甚至为她而感到遗憾，因为她已经迷路了。她叫伊丽莎白，她充满了激情与力量，敢于冒险。尼采钦佩她身上具有的种种美德，他把这些美德当做是高于一切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些美德就是他的那个高贵的尼兹克伯爵家流传下来的。他写信对妹妹说：“我通过你的言行举止，是这么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尼采乐于听从妹妹的话，而妹妹也经常给他提出一些看似聪明的建议。当尼采抱怨自己是多么孤独的时候，她就会问他为什么不去当教授呢，为什么不去结婚呢？尼采很轻易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妻子啊？如果我恰好找到一个，我想我并没有权利去要求她同我分担我的一切。”可是尼采也曾经说过，有一个妻子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尼斯，1888年1月25日。

我讲一段奇遇给你听：昨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散步的时候，听见不远处传来了欢快的笑声。那个高兴的人走近了我，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姑娘，她的棕色的眼睛像小鹿一样温柔。我想我的这颗衰老孤独的哲学家的心被这样一个温馨的情景感动了。这时我想起了你曾劝我结婚，所以我在剩下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这个年轻的姑娘。我敢肯定，要是有这么一位亲切可人的姑娘在我身边，那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却不一定对她有好处。我不知道我的思想会不会伤害这个姑娘。如果我爱她，又看到她因为我而遭受痛苦的折磨，我会心碎的。所以我决定了，我绝不结婚。

这时他的脑子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尼采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被别人剥夺了爱情和友谊的权利。他想起这些人就满心怨恨，首当其冲的就是理查·瓦格纳。作为天才的瓦格纳总是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尽管科西玛·李斯特已经结过婚，可是她仍然要走进瓦格纳的生活中，还要在他工作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尼采记得第一次在特里伯森见到她，那时的她是多么美丽啊。她温柔体贴，有着清醒的头脑，经常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瓦格纳以前也缺少安全感，正是她把瓦格纳渴望的安全感带入了他的心里。如果没有科西玛·李斯特，瓦格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能控制住自己容易冲动的性格吗？他可以让自己发表的作品显得那么逼真吗？多亏了有科西玛·李斯特的抚慰和引导，他才能完成那部四联剧，才能创建拜鲁特剧院，才能写出《帕西法尔》。尼采也想起了他在特里伯森的那段美好的时光。科西玛·李斯特十分欢迎他，乐意倾听他的意见和计划，乐意阅读他的手稿，还总是和蔼快活地跟他交谈。尼采的记忆被他的痛苦扭曲了，他认为自己曾经疯狂地爱过科西玛·李斯特，而她或许也爱过尼采。尼采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他甚至开始相信这个谎言了。是的，他们产生过爱情，如果他们够幸运，科西玛·李斯特会提早认识尼采，并且像拯救瓦格纳一样拯救处在孤独中的尼采。可是现实对尼采来说是残酷的。瓦格纳占有了尼采渴望的一切，声誉、爱情和友谊。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大体能体现出这样一种奇异的浪漫氛围。一则古希腊神话帮助他表达并掩饰了自己的思想。那是关于阿莉阿德尼、提修斯和狄奥尼索斯的神话。阿莉阿德尼在提修斯迷路的时候碰到了他，并把他从迷宫中带了出来。可是提修斯却忘恩负义地把这个救命恩人遗弃在了一块岩石上。要不是爱着阿莉阿德尼的狄奥尼索斯的到来，阿莉阿德尼将会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或许这三个名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阿莉阿德尼是科西玛·李斯特，提修斯是瓦格纳，狄奥尼索斯是尼采。

3月31日，尼采写了一封流露出低落情绪的信。

每天我都处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状态中，我身担重任，同时也因为与完成这一重任对立的生活情形。毫无疑问，造成我痛苦的原因就在这里。

幸亏这是一个温暖的冬天，我有着良好的身体状况，每天还出去散步。除了精神不佳之外，我觉得哪里都不错。我也不会去掩饰下面的事实，即我的伟大的作品在这个冬天里获得了丰收。所以除了我可怜的灵魂外，我的脑袋没有病，我的身体也没有病。

第二天，尼采就离开了尼斯。他在去恩加丁以前，曾在都灵呆过几天。那里的气候干燥，街道宽广，这都已经传到了尼采的耳中。在路上尼采把行李弄丢了，他很生气，并跟脚夫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在热那亚附近的撒皮特伦纳病了几天，接着又去热那亚休息了三天。这三天里，他完全沉浸在了以前的回忆之中。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我的运气把我带回了这个城市，我的意志已经够强大了，所以我不会再懦弱。我在这里感到了更多的激情，并对这里产生了感激之情。”4月6日，尼采到达了都灵，他都快累散架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对彼得·加斯特说道：“我不会再独自旅行了，这让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索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