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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尼采和居住在拜鲁特时期的瓦格纳
拜鲁特有着传奇的历史，长期以来，这个小城在德国默默无闻，但在18世纪，它闪烁出的摇曳的智慧之光，使它即刻蜚声于整个欧洲。众多文人墨客都居住于此，这里有一位聪明的总督夫人——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以及伏尔泰等，这些名人的光芒使这个荒凉的地区焕发出了生机，总督夫人用“洛可可”式风格奇异的涡形花样对城堡进行了大量装饰。总督夫人去世后，拜鲁特归于沉寂。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被总督夫人装饰过的这个小城突然声名远播，成了新艺术、新宗教人士的朝圣地。这个现象看起来很传奇但却是人为的结果，正是一位诗人一手炮制了这个强烈的历史对照。而拜鲁特的历史应当被囊括进瓦格纳的作品之中。
瓦格纳依然保留着自己建造剧院的梦想，他想把自己的剧院建立在一个安静幽僻的城市，而拜鲁特正符合他的要求。在建造剧院这件事上，与其说瓦格纳要去迎合他的观众，不如说他要强迫观众接受他的选择。他在众多的城市中看上了这一个，而瓦格纳和总督夫人这两个德国人将在拜鲁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前的那位总督夫人崇拜法国风物，平庸而又低劣；而未来的这一位则为放任自己的人，他不受束缚，勇于创新。瓦格纳剧院的创建工作立即开始了，这位戏剧大师决定在他的生日——1872年5月22日举行隆重的剧院奠基石落成典礼。对此，尼采写信对罗德说道：“这实在是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再见了。这个时候的重聚将比任何时候的都更加壮观、更有意义，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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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木刻画
瓦格纳和尼采一同出席了这个典礼。典礼上聚集了两千名群众，那天天气不好，但是连绵不绝的雨和乌云密布的天空为这场典礼增添了壮观之感。瓦格纳创作的是严肃的艺术，因此不需要明媚的天空来陪衬。这没有阻止那些忠实的信徒前来，他们站在露天，听凭风吹雨打，观看奠基石的落成。在埋入土里的石块上，瓦格纳刻上了一首自己的诗，接着覆上了第一锹土。当晚，他邀请出席典礼的朋友们听了一场交响乐演奏，演奏中加入了合唱，而他自己也对其中管弦乐的某些片断作了润色。他亲自担任了指挥，德国青年们聚集在总督剧院，怀着虔诚的心倾听了这场音乐会。这部作品表达了19世纪的时代诉求。当最后的合唱《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拥抱》开始时，一个观众兴奋地说道，歌中表达的意愿似乎真的快要实现了。
尼采这样说道：“我的朋友，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忘记这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我会将它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应当勇往直前，投入为理想而战的生活。首先，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和强大的力量去控制我们的一切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证明自己无愧于其中任何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
尼采热爱瓦格纳，因此他希望为瓦格纳而战，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去战斗！去战斗！我需要战斗。”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事实的可悲，而这个结果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证明过了，尼采知道，自己的天性并不适宜投身到这场以公众舆论为赌注的战斗中，在这场战斗中，最需要的态度便是保持沉默。一句话，这种沉默态度与他激进的理想主义相悖。这种矛盾让他感到压抑，而这种压抑则早在特里伯森时尼采就已经感受到了。对于瓦格纳，尼采深感不安，现在的瓦格纳让他感到陌生，在他眼前的不是他曾经深爱的严肃而又纯粹的英雄，而是一个强悍的工人，身上带着野蛮、怀恨、妒忌的缺点。尼采曾计划和门德尔松的一个亲戚一块儿去意大利旅行，但是为了迁就这位老师，他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拒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瓦格纳痛恨门德尔松这个家庭和这个姓氏。
尼采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瓦格纳活得如此多疑？这会让人对他产生不信任感。”
瓦格纳天生就是个多疑而且专断的人。他已经没有在特里伯森那种高贵自由的态度了，也不会像曾经一样与人从容不迫地交谈。他发出简短的指令，用命令的语气对人们说话。
尼采计划着去德国北部，在那里他要去讲、去写、去创建联盟，“把德国学究那鼠目寸光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推到他们面前”。但瓦格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尼采发表一篇讲稿，而且一定要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这个题目。尼采察觉到瓦格纳的这种希望多少有些自私，因此他拒绝了。
“我们高傲的尼采先生仅仅只想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性格暴躁的瓦格纳总是这样叫道。
瓦格纳的愤怒让尼采感到悲哀和丢脸，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老师是这样的人。他想：又是生病，又是工作的重压，总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难道我就没有被尊重的权利？难道我就没有自由，事实上都得听从别人的指挥？为什么瓦格纳如此专制而又不讲理？尼采在日记中写到：“瓦格纳没有力量使他周围的人自由并且伟大。瓦格纳不是个忠诚的人，相反，他多疑而又傲慢。”
正在这时，一本名为《未来的语言学，对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个回答》的小册子问世，小册子的作者叫威拉莫维茨，他是尼采在普尔塔学校的同学。
格斯道夫告诉了尼采这个消息，而尼采在回信中说道：“亲爱的朋友，不用为我担心，对于这种事，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永远不会让自己陷于论争的旋涡之中。但这件事唯一的遗憾便是，作者是我的同学威拉莫维茨。你知道吗，去年秋天，他还友好地来巴塞尔拜访过我。可是为什么会是威拉莫维茨呢？”
尼采速写
实际上，这本小册子的实质是针对瓦格纳的，它模仿了瓦格纳那句出名的套话“未来的音乐”，并对其进行了讽刺，面对挑战，瓦格纳对此作出了反击，并借这个机会再次邀请尼采发表他的讲演。
“一个人应当对我们的文化界怀着何种感觉？”瓦格纳总结性地说道，“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们德国文化应当是什么，这样才能引导这个新生的民族朝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前进。”对于老师的要求，尼采再次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他表示不论是它们的表达形式还是其中不确定的思想，都令自己对这个讲稿一点都不满意。“我不想发表任何使我的良心蒙受污染的东西。”他打算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瓦格纳的信念。
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道：“要是能写一些东西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人们否定，这让我感到备受伤害，而这些伤害是如此刺激人。其实我写的东西更容易滑向危害而不是服务于我们的事业。为什么我那本朴实无华、充满激情的书会有如此可怜的命运，沦落到被人们唾弃的地步？真奇怪！那么我们这些另类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呢？”
尼采开始写作《一个希望者的话》，但很快就放弃了。
不久之后，尼采重又翻开了搁置已久的古希腊著作，这些书如此美丽，这让尼采感到万分满意。此时由于他作品的原因，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都将他排斥在了学术界之外，因此此时的尼采只有几个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教书育人的事业，他给自己很少的几个学生解释了《埃斯库罗斯的献祭者》和前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些章节。
尼采的思想越过了二十五个世纪的鸿沟，古希腊明亮的光辉驱散了他心中的所有怀疑和阴影，让他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中璀璨的精华。此时，瓦格纳的朋友们常常将瓦格纳的良言佳句挂在嘴边，对此，尼采始终都保持着质疑。在拜鲁特的演奏会上，《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拥抱》这首合唱曲被演唱了，这是瓦格纳的作品。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都不错，但是唱歌的人们没有像歌词中一样互相拥抱。尼采觉得这句话里具有夸张和虚假，他清楚，古希腊那些野心勃勃的邪恶者，并不总是拥抱，连他们用来表达感情的赞美诗里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拥抱。在他们的心中，超过别人才是第一位的，他们的情感被妒忌填满了。这就是他们的颂歌所赞美的全部感情。但是尼采欣赏他们质朴的力量和精准的言辞，在这里，尼采恢复了活力，写下了一篇名为《荷马式的战斗》的短文。文章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尼采已经开始远离瓦格纳的神秘主义了。
他这样写道：
当你谈到人性的时候，头脑中就会出现一种情感的等级，人们通过这个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是自然与人类之间并不存在隔阂。因为“自然的”质素和“人性的”质素是共同成长、浑然一体的。怀着崇高理想的人类永远无法摆脱邪恶的自然。
人类的激情、行动和作品都是从这些非人性的可怕倾向中生长出来的。
古希腊人是这些人中最富有人性的，他们保持着残酷和乐于毁坏的心。
这篇文章一气呵成，但却只花了尼采几天的时间。紧接着尼采就开始了一项持久的工作。他开始研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他试图去解读这些真正哲学家的心灵，因为只有他们才配得上“哲学家”这个名称。他们是生活之王，对辩论和书本都投以鄙夷的眼光。他们兼公民和思想家为一身，而且不像他们的后继者苏格拉底及其学派的嘲讽者、柏拉图及其学派的梦幻者那样与世隔绝。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主见，习惯在事物和行动中进行沉思并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这样的研究只持续了几天时间，尼采就在一本笔记本上写满了自己的思考。
尽管尼采手头的研究工作是如此的繁忙，但他仍然继续关注着他那位荣耀的朋友的成功。7月，《特雷斯坦》在慕尼黑上演。尼采欣然赴约，同时还同瓦格纳的其他许多信徒见了面。在这里他见到了格斯道夫，以及在拜鲁特的五月音乐节上认识的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梅森伯格大尼采很多，已经有五十岁了，但是她的身上却保持着一种长久的温柔魅力，同时由于娇弱和神经质，她还有着优雅的体态。在这几天的时光中，尼采和他的新朋旧友们都深感愉快。因此到临别的时候，三个人都对离别感到遗憾，在告别的那一刻，他们向彼此表达了尽快再见的希望。格斯道夫表示了自己愿意8月再次前来听《特雷斯坦》，尼采也保证要再次来这里。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格斯道夫却因故不能参加，尼采也没有勇气一人重返慕尼黑。尼采写信告诉梅森伯格：“当你发现自己站在一种严肃而又深刻的艺术前，却无法和它完成精神的交流，这样的面面相觑是让我无法忍受的。简而言之，我还是不要去慕尼黑，继续待在巴塞尔吧。”这会儿他正在思考巴门尼德的思想，这项有趣的研究弥补了他没有听《特雷斯坦》的遗憾。
梅森伯格将瓦格纳的新闻都告诉了尼采，事无巨细。尼采的这位老师刚刚写出《众神的黄昏》一剧，完成了他四联剧的最后一部。梅森伯格是从科西玛·瓦格纳写给她的一张便条中得知这一消息的。瓦格纳夫人这样写道：“我在内心深处听到了‘荣耀归于上帝’的吟唱。”这句话是时代的风气象征。梅森伯格重复着“荣耀归于上帝”这句话，紧接着她又补充道：“崇拜新精神的信徒们需要建立新的神秘，由此他们可以使自己的信仰变得神圣庄重。而瓦格纳恰好在这部悲剧作品中创造了这种神秘，为这些新精神的信徒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只有为新的狄奥尼修斯神话创造与之般配的神庙，这个世界才会恢复它的美妙。”梅森伯格还向尼采透露，为了实现修建神庙的目标，她正在尽力说服意大利女王——萨沃伊的玛格丽特，作为支持者的领头人。她又叫上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她们都来自上流社会，并经李斯特介绍全部都加入了瓦格纳崇拜者的行列。现在这个是一个高尚的联盟。
在尼采看来，梅森伯格所做的一切都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趋炎附势的气氛和过度的宗教情感，但是她的动机却无可指责，她品性高雅、纯洁，并以其纯洁净化了她周围所有的一切。尼采没有批评这个朋友的信。但连续的工作使尼采的身体垮了下来，他无法入眠，只得停下工作休息。旅行是尼采放松心情的好方式，因此在夏天即将结束时，他出发前往意大利。他来到贝加莫，却没有走得更远。尽管后来他说自己十分钟爱这个地方，但是现在贝加莫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此处的人都崇拜阿波罗。”而此时梅森伯格正在佛罗伦萨，她告诉尼采：“沐浴于其中是很不错的。”尼采在贝加莫不想加入当地的群众，成为阿波罗的崇拜者。在这里他看到的情景千篇一律，奢侈逸乐、过度舒适。他的德国趣味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风气，于是他回到山间，变得“更勇敢、更高尚”。尼采在施普吕根一个低劣的乡村旅店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
1872年，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这里位于瑞士和意大利的边境附近，我独自一人。我对自己选择在这里进行调养感到非常满意。这里富饶绝妙，有着世界上最秀美的道路。我经常在这些路上走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沉思当中，可我却从来都没有跌落过山崖。任何时候我抬起头环顾四周，都可以看到路边的一些新奇美丽的景色。这里全是自然的风景，只有驿车偶尔会在这里停下换班。我唯一的交际便是和驿车里的人一块儿用餐，然后他们像柏拉图的幽灵一样从我的洞穴前消失。”
此前，尼采都还不大留意高山，平缓的溪谷和侏罗山的森林更能引起尼采的兴趣。因为这些唤起了他对故乡的回忆，他土生土长的地方——萨勒河畔和波希米亚的丘陵与这里极为相似。在施普吕根，他发现自己可以呼吸着山间的空气，孤独地沉思，这让尼采感到很快乐，这种新发现的乐趣就像是一道闪电般稍纵即逝。当他重新回到平原时，他几乎忘却了这个乐趣。但是六年之后，当他体会到内心深处的永久孤独，再次住进山中简陋的旅店时，他又再次发现了那早在1872年10月就发现过的相同乐趣。
不久之后，尼采就离开了隐居之地，带着无忧无虑的心情重返了巴塞尔，回到自己的教学工作当中。巴塞尔是尼采建立友谊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因此他深深地喜欢着它，也用宽容的心看待这里的居民。巴塞尔成为了尼采生活的中心。他写信告诉罗德：“欧维贝克和罗门特是我在思想和生活上的知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有他们在，哀伤和愤怒都将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欧维贝克的严肃和大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纯真可亲，具有激进的勇气。而这几点，是我和人交朋友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回巴塞尔的日子是尴尬的。他所有的学生都离他而去了，其中具体的原因他也并不是不清楚。德国的语言学家们集体排斥他，宣布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死亡。他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禁止他上讲台。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圣凡格里奇已经很好地尽了他的职责，让我们抛开那些成见去做事。但是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大学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牵连，这使我的内心感到万分难过。在过去的半年里，二十名注册学生离开了我。我几乎无法使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课继续下去。我只有两个学生，一个学德语，另一个学法律。”
最后，他终于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安慰。罗德写了一篇书评捍卫尼采的作品，可是所有刊物都拒绝接受罗德的文章。罗德对这些拒绝感到不满，于是便修改了文章，将原文改成理查·瓦格纳的一封信，并以这种形式发表了。尼采对他的行为表示感激，并说道：“任何人都拒绝看到刊登我的名字。就好像我是个罪人一般。而现在，你的文章终于问世了，它是多么有力而又勇敢啊，是我们团结奋战的见证啊！我的朋友们都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用各种言辞对整篇文章及其细节进行夸奖，在他们看来，你那强有力的争辩简直和莱辛不相上下……文章中有着深沉的预示着危险的呼声，它们就像瀑布飞泻时发出的轰鸣声，这一点让我感到万分高兴。我们一定要保持勇敢的信念，亲爱的，亲爱的朋友。我一直对我们向前的道路深怀着信念。我深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忠诚于我们的抱负，提高我们的力量。我坚信，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将寻找到更远的目标，更加意气风发地面对未来。是的，我们会达到目的地，作为征服者，那时我们还将发现更远处的目标，我们最终会勇往直前。那些目送我们前进的观众寥寥无几，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这些人具有批判的资格，那么仅仅是这几个观众就已经足够了。对我来说，时代所赋予我的一切荣誉，我都会奉献给瓦格纳，他是我独一无二的观众，只要他满意，我就可以得到比所有别的因素都更能激励我的崇高动力。他为人挑剔，对一切满意或不满意的事都直接地发表意见，他将是我评判事物的最好标准。”
12月初，尼采再次幸运地见到了他的老师，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他们却相处得很亲密。这短暂的时光让尼采回忆起在特里伯森的愉快时光。瓦格纳偶然路过斯特拉斯堡，并向尼采发出了邀请，尼采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次会见非常和谐，二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毫无疑问，这对隔阂渐深的两个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瓦格纳在一封信中谈到这次相聚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时光足以消除二人之间的所有误会，防止他们再度发生争执。
1872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尼采拼命地工作着，他对古希腊悲剧哲学的研究进展顺利，他详细地将成果记录了下来，留待以后著书用。那些了解他性情的聪明人将平静还给了他，而尼采也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朋友们提供的这种方便，在这段时间里，他再次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很多问题”这个说法似乎并不准确，因为他只是在探究一个问题。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提供怎样的一个基础，才能达成传统、规则和信仰的和谐？而是否服从了这一基础，人类就可望变得更加崇高？事实上，现代社会已经创造了某些安慰品来为自己服务。想要那些真正服务于人的社会出现，来替代当下的这种社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行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社会，因为我们的文化被剥夺了。我们摆脱了权威，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不受任何形式的权威统治。我们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整理我们的知识，这使得它逐渐趋于完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成功地用语言描述了我们所处的生活现象，将宇宙万物转化成了一种抽象的语言，但是在这种书写和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真实性的感知。科学对野蛮的我们采取了“野蛮行为”。尼采分析了这一行为。
我们没有感知科学，而是把它一切的基点都变成了附属物。虽然它还侥幸存在着，却也是苟延残喘。
语言研究缺失了对风格和修辞的训练。
我们忽视了对印度文化研究中哲学的研究。
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面对其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缺乏对其与实际努力关系的质疑精神。
我们无法沉浸下来感受自然科学。我们不会像歌德那样感受到那种和善宁静的氛围。
我们缺乏对历史学的热情。
总之，所有科学都无法被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所谓的研究者并不具备真正的修养。他们只是将科学看做自己谋生的手段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必须重新燃起美感、道德感和强烈而又有节律的激情。一个哲学家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呢？如果看看古代的经验，那么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自惭形秽了。因为，在古时候，哲学家必须要具有多重才能和身份：一半是逻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既是诗人，又是使徒。他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梦想和戒律，但相较之哲学家枯燥的教导，人们更愿意听诗人和使徒们生动的言论，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哲学家的分析和推论所感动。想想从前那些灿如星斗的天才，那些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家们，他们究竟做到了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民族献出了生命，最终又得到了什么？这么多学者中只有恩培多克勒一个人感动了群众，但是他除去哲学家的身份之外更大程度上则是魔术家，他创造了神话和诗歌，他雄辩、高尚。因此令他产生影响力的原因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传奇般的人生。毕达哥拉斯应该是哲学家中做得最好的，他创建了一个学派，一帮朋友和弟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尽管如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还是只像大海里的一道细浪一样微不足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群众产生了影响力。尼采写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又有谁可以成功？在哲学之上建立一种大众文化是不可能的。
那么，等待这些奇特的灵魂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会丧失自己强大的力量吗？难道哲学家永远处在困思之中，不能对群众产生任何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尼采无法求解，因此心烦意乱，他所质询的正是他自己的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最终明白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而且也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他早已放弃了成为这两种人的希望，他缺乏想象力，也没有能力给予一出戏剧以生命。在一个晚上，他对欧维贝克承认了这一点，他对此是如此的悲哀，以至于他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因此，尼采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哲学家，他只能算是业余哲学家、一个不完美的抒情艺术家。他问自己：既然我唯一的武器只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他如此这般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只能去尽力做得更好。苏格拉底并没有创造出可以让谬论禁锢在对话者灵魂中的真理，他的目标只是要成为思想的推助者。其实这一点就是一个哲学家的任务。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思想创造者，但却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批评家。他被迫分析一种未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以及他周围起着作用。他对这种力量的价值和界限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这将是我个人的任务。我要研究同时代人的魂质，并通过权威告诉他们：你们无法在科学和宗教中获得拯救，去找艺术（它是现代社会的动力）和艺术家（那就是理查·瓦格纳）吧。尼采这样写道：“未来的哲学家，必将拥有对审美文化的最高审判权，也必将有权对所有离题的枝节进行裁决。”
尼采在阿尔卑斯山麓的觉醒
圣诞节到来之际，尼采回到瑙姆堡。瓦格纳捎信邀请他在回巴塞尔的途中前往拜鲁特。当时的尼采工作繁忙，并且身体还有所不适，更重要的是，尼采本能地感觉到此时保持孤独的状态对他目前的沉思更为有利，因此他婉言谢绝了老师的邀请。不过，几个星期以来，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和老师并肩站在一起。他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他所有作品中的唯一一篇），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正在着手证明瓦格纳是疯子。此外，尼采还匿名捐助了一笔钱给宣传机构。保持匿名符合他当时低调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唯一适合他的方式。他甚至想在巴塞尔建立一个追随瓦格纳的爱好者同盟。尼采所做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老师绝对的忠诚，因此当他得知，老师对他的缺席感到极为不满时，他大吃了一惊。前一年，他也拒绝过老师的邀请，那一次老师只是温和地训斥了他。
“我们知道，你留在巴塞尔是为了布克哈特。”瓦格纳夫人在给尼采的信中这样写道。尼采回信对这件事作了解释，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尼采依然感到心痛。
在写给知道尼采这件事的朋友的信中，尼采说道：“这件事已经平息了，可我还是不能彻底放下。瓦格纳知道我生病的事情，我现在沉浸于工作，需要一些自由。但自此之后，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都会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我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伤害过他多少次了，这些事每次都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更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
这桩麻烦事没有影响到尼采的思考。在他全集第十卷中的笔记当中，尼采透露了自己思想的最细微处。这些思想跌宕而又丰富。他这样写道：“我是精神的探险者，我在自己的思潮中漫游，只要思想召唤我，我会随时待命。”
而在1876年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尼采的思想漫游最为大胆。
他完成了论文：《论超道德观念中的真实和谬误》（很遗憾，我们非常有必要翻译这些夸张的词句，而且我们是逐字直译的）。这篇文章在众多文章中显得十分冷静并且出彩。尼采向来都喜欢在文中使用夸张的词语。可这一次他却没有用“虚假”这个词语，在这一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尝试了“对价值的转换”。他没有选择“虚假”做“真实”的反义词，反而用了“谬误”一词。他十分看重诗人建造的幻想世界，在他看来，这个幻想世界远比真实世界重要。席勒曾经这样说：“要敢于欺骗自己，敢于梦想。”尼采采纳了这一建议。希腊人擅长在冒险中寻找快乐。他们创造了神话历史和英雄传说，并陶醉于其中，而这种陶醉在他们的心灵中生出了更大的冒险。他们说服智慧女神居住于自己的城内，并整日生活在梦幻之中。是不是他保持了更多的清醒，就会更强大、更富于激情、更勇敢？真实与实践相吻合固然是件好事，而将幻觉负责任地付诸事实就更加可取。为什么要把真理置于高高的神龛之上呢？尼采肯定，现代人的倾向是要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盲信呢？因为它颠覆了人类更为明智的信条——打倒真实，肯定生命。
尼采在自己的思考中记下了这些教条主义的程式，但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着。他继续写着。就这样，他沉浸于自己的研究当中，并且取得了进展。但我们要明白，这些思想虽然看起来明确，但实际上它们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指示，只是前进的基础。尼采即将提出的也许是完全相反的思想。尼采具有两种互相对抗的天性：一种是哲学家的天性，另外一种是艺术家的天性。他既服从于真理，却又准备着虚构。当不得不在这两种天性中作出抉择时，他总是迟疑不决。当追求真理的天性压过了艺术的天性时，他又把自己的程式重新捡起来，作出新的解释，指出难点和缺点。他从不避讳自己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寻出他研究的轨迹。让我们将这种显眼的混乱翻译一下：
如果一个哲学家具有悲剧意识，那么他将尽力约束自己混乱的认识天性，他不会通过建立信仰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他的悲剧情感让他看到形而上学的崩溃。而炫目的科学永远都不能令他满足。他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恢复了艺术的权利。
即使形而上学仅仅只有一个表象，悲剧哲学家也可以从中看到存有的幻象。他知道，在幻象之下存有一种去创造的观念。当本能被逼到极限，他就会转过来反抗这种本能，把其自身转化成对这种认识才能的批判。认识应当为着最美好的生活服务，而人们应当欢迎幻象的存在，因为那里存在着悲剧及其精神。
如果一个哲学家具有绝望的知识，那会是什么呢？仅仅两行字，尼采就定义了他对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因为尼采为他们找到如此的美名，尼采就必须保持对他们的怀疑吗？尼采的态度是“存有一种去创造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到底是什么呢？在许多段落里，尼采似乎都乐于直面赤裸裸的可怕的真实，并对他们进行着思考，因为从印度传说的角度来看，外貌就意味着死亡。
他这样写道：
他们怎么胆敢谈论地球的命运呢？时空永无尽头：存者永恒。在一个人们看不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里，究竟能够挖掘出什么呢？
人类会站得更稳的前提是去掉这些秩序的支撑。这是艺术家的可怕任务。
我坚信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可怕结果。
我们尊重某些被我们奉为永恒的品质：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精神，这些都是大脑的产物，却把自身看做是超自然的，并要求人们去崇拜它，这是多么的可笑！
我认为人类无意识的结局是虚假的。人类并不是一个像蚂蚁家族一样的整体。也许有人会谈论一个蚁丘的无意识的结局，但这样的结局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们的任务并非龟缩在形而上学当中，而是积极地致力于文化的产生。因此，我是与模糊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我是严肃的。那时，如果没有工作强度带来的痛苦，尼采就可以到达思考的终点了。他再次陷入了头痛、眼痛和胃痛的折磨之中。他的眼睛连最柔和的光线都无法适应，因此他只好被迫放弃了阅读。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思想。古希腊的悲剧哲学重又占据了他的思想。他倾听着那些言说，这些言说在时间中流传，在岁月的打磨下逐渐减弱，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他听到了那永恒回荡的协奏曲——
泰勒斯：万物都起源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元素。
阿那克西曼德：事物的消长是会让它们自己付出代价的。
赫拉克利特：事物的消长及其规律都是被规律所支配的。
巴门尼德：事物的消长及其规律只是一种幻觉。“一”才是唯一存在的永恒。
阿那克萨哥拉：一切质都是永恒并且不变的。
毕达哥拉斯的门徒：质即是量。
恩培多克勒：一切原因都是不可思议的。
德谟克利特：一切原因都是机械的。
苏格拉底：只有思想是恒久的。
在这些彼此对立的声音中，尼采感受到了其在永恒冲突中指责自然的思想节奏，他为之感动了。“影响我们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那些人类的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荷尔德林这样说过。对于这个问题，尼采和荷尔德林一致。尼采羡慕和妒忌那些古人，他们发现自然、揭示自然并找到了最初答案。尼采决定抛开艺术手段，就像俄狄浦斯直面斯芬克司那样。他以俄狄浦斯为题，写了一篇不完整的文章，我们不妨集中注意力，听听他神秘的语言。
我是最后的人，因此我称自己是最后的哲学家。每当我自言自语时，我听到自己的嗓音就像是垂死之人一般。亲爱的声音，你与我同在，带给我人类欢愉的最后回忆。请多停留一会儿，让我诉说：你赶走了我的孤独，将社会和爱的幻觉带回给我，在我心中，我始终都不相信爱已枯亡，我不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所以我要开口说话，让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人。我的声音，我听到的是你吗？你是在低语呜咽，还是在发誓诅咒？或者——你发出的诅咒将刺破这世界的内脏！真让人欷啊，它在拼命地活着，比往日更加眩惑冷酷。它将无情的眼波射向了我。它像往日一样无声无息地存活，除人之外，无一物消亡。现在只有你依然对我诉说，可爱的声音！茫茫宇宙，我只能独赴黄泉。我，这最后一个人，发出最后的悲叹，我将和你的怨诉一块儿消亡。可叹，可叹啊！同情我，这最后一个不幸之人，俄狄浦斯！
此时，尼采的脑力已经到达了极限，他急迫地需要休息。他需要与朋友们进行交流，需要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在1873年的复活节，尼采获得了两个星期的放松。出乎瓦格纳一家的意料，他动身去了拜鲁特。他写信对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道：
尼采头像
我今晚离开，猜猜我会去哪儿？你肯定猜到了，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明天四点半我就要见到好朋友罗德了。我将和瓦格纳见面，我那会儿一定会开心得要死。我们会大量谈论你和格斯道夫。你说，他已经把我的演讲稿打印好了？对于你和他为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感动并且铭记于心。你们是我多好的朋友们啊！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惭愧。
我希望能在拜鲁特重新获得勇气和快乐，并使自己在积极的事情中坚强起来。昨晚我在梦中看见自己正在小心翼翼地重新装订我的巴那斯韵律词典。这种行为和物品极富象征性，我可以理解，但它令人感到乏味。但它是一种真实。我们去接触那些比自己更加勇敢强健的人，可以获得新的东西来重新装订我们自己，这种做法非常有必要，否则我们就会渐渐失落自己的一些记录，失落得越来越多，直到最后一页也被毁掉。我们的生活就像那本巴那斯韵律词典，必须不停地温习自己。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快乐以及更多的时间用来战胜烦恼的话，我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更清醒的作家。从一开始，我就努力让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人，这个过程要比做一个文人理智得多。我不喜欢那些打印出来的书籍，我想我是孩子气，但这种厌恶却无法被忍住。我想自己更中意那种带着涂改痕迹的纸张。那些不喜欢阅读更不愿意写作的阶段，我随时都可以精彩地描绘出来。但一个人的担当应该更多。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等待着那个灵验的人。他对我们身上的千年陋习进行了批评，他将会生活得更好，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生活模板。
弗里德里希·尼采动身前往拜鲁特了。
在拜鲁特，尼采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瓦格纳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在所需要的一百二十万法郎中，最终只筹集到了八十万。资金使这项事业面临着流产的命运。每个人都开始动摇了。所有人当中，只有这位老师一个人对这个梦想怀着信念，因此这位老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依然镇定自若。从成年时候起，瓦格纳就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院。他深信，只要坚持下去，就必然能够战胜厄运，实现梦想。他已经等待了四十年，因此几个月的危机并不会使他动摇。对于这个消息，柏林、慕尼黑、维也纳、伦敦和芝加哥的富豪们纷纷表示愿意在资金上提供援助，对此，瓦格纳总是坚决地拒绝考虑。他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拥有这个剧院，让这个剧院与他的精神相近。他说道：“这件事情终究会马到成功，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会成功，而在于如何唤醒德国民族心灵中隐藏的力量。”然而瓦格纳的冷静并没有打消朋友们心中的疑虑。一场金融恐慌在拜鲁特出现了，人们完全没有了希望。
尼采看着、听着、观察着整个事件的进展，最后他逃到了瑙姆堡。他这样写道：“我深深地感到了绝望，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都是可耻的。”经历了十个月的孤独沉思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要比自己曾经判断的更为怯懦可怜。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对自己感到不满。他回忆了自己最近一次的思考。“我是最后的人，所以我称自己是最后的哲学家。”他自问。难道他真的是“最后的哲学家”？“最后的人”？给自己封上这样一个艰巨而又辉煌的角色，难道不是王婆卖瓜吗？他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关键时刻放弃斗争，把自己锁在孤独和自私的幻想之中吗？难道他不曾忘记过自己的老师吗？他对自己的痛责和懊悔加深了他的绝望。“我不该只顾自己，瓦格纳才是英雄。瓦格纳，在逆境中变得伟大，跟特里伯森的那个瓦格纳一样。只有他才是最值得我们效劳的人。我发誓从今以后要全力以赴协助他。”
他曾打算将自己的作品《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家》中的一些章节出版，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痛苦地将自己几乎已经完成的手稿放进了抽屉。他希望“将岩浆一般的言辞吐出”，抨击德国，用对待野兽的一般的暴行来对待它，因为德国是头愚蠢的野兽，只会向暴力屈服。
他写信对罗德说道：“从拜鲁特回来后，我一直都处于忧郁的状态之中，以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神圣的愤怒。”
在即将着手的工作中，尼采看不到任何乐趣。因为一旦投入工作，就意味着承认、迁就和贬低自己。他更情愿自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卑劣的人，并和他们打过交道。瓦格纳处在困境之中，尼采能忍受得了瓦格纳处在痛苦之中吗？难道他能忍受得了德国人像哀伤歌德一样哀伤瓦格纳，然后摧垮瓦格纳，像对待席勒那样吗？“明天新的天才又要诞生，从今天开始，我要保护天才们，为他们的自主和人生自由进行奋斗，这难道不是必须的吗？我们不可能把围攻我们的群众置之度外。这痛苦的命运逃避不了，但这是优秀的德国人的命运，他们受到民族的误解，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民族的英雄。”
尼采想起了歌德对莱辛的评论：“可怜这个非凡杰出之士，生于如此的乱世，让他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论战之中。”尼采在这句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陷入了麻烦之中，他将论战看作了责任，在这方面，他和莱辛的命运是一样的，想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和自己较量的对手。此时，D.F.施特劳斯是哲学界中的翘楚，他代表着官方哲学，地位举足轻重。早年他曾经在自己拿手的研究方向发表批判性的研究成果，这为他赢得了声望，于是在晚年，他便摆出了一个思想家的姿态。他用从伏尔泰和奥伯特那里模仿来的拙劣的典雅文风，煞费苦心地创作出了新作品《信仰》。
施特劳斯在新旧《信仰》中这样写道：“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在漫长的生活中慢慢习惯去做自己生活的指挥家。现在我们站在我们的职业旁边，我之所以要用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从属于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艺术家或学者，还有官员、士兵、工匠或业主。我已经重复过了很多次，我们的人数成千上万，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没有垫底——站在我们的职业旁边，我认为，我们要有宽广的胸襟，将心灵朝着人类的最高利益开放。新的命运刺激着我们的内心，它们规模宏伟，让我们无法预测，机缘将我们的命运分配给了这个已经忍受了太多苦难的国家。为了更好地理解命运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历史摸透。先到者已经找到了通向历史的捷径，这就是通俗有趣的读物。由此，这些随时可以找到的通俗读物可以扩大我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最后，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了伟大的诗人，在倾听中找到了伟大的音乐家，我们的精神和情感、想象和内心都被这些书刺激着。这些刺激很完美。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在生活的快乐中前进。”
因而此类非利士人拥有最适当的幸福，尼采想到，这是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代。当然这种类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雅典城邦，就有人们鼓吹“实用”。不过这个非利士人一直处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忍受着这种生活。他总是处在沉默的状态，找不到任何人进行交谈。紧接着，时代开始对他宽容了，开始有人听他说话了，这使得他愚蠢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就开始像个跳梁的小丑。他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并对自己的母语感到骄傲：这就够了。他的胜利让他一往无前，他开始变得狂热，并试图要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施特劳斯就是这种信仰的先知。大约在这个时候，居斯塔夫·福楼拜提出了对时代的新分类，他将时代分成了异教与基督教。弗里德里希·尼采认同这种分类方法。这个非利士人不但一厢情愿地描述着他的趣味，而且还有矫揉造作的姿态。一场战争爆发了：他读着报纸，被报纸上的报道文字吸引了，这便增加了他的幸福感。故人已经永远离去了，却将他们的精华留给了后人，这个非利士人明显知道这些作品，并且对这些作品投以赞赏的目光，在他的眼里，这些作品让他觉得更加幸福。他陶醉在田园交响曲当中，但另一方面他也指责了这种带合唱的交响乐显得有些过分喧哗。施特劳斯毫不含糊地自我宣称：没有什么能够蒙蔽他那清醒的头脑。
尼采没有做进一步的追寻，他已经找到了目标。5月初，他准备好了所有的笔记。但是当一切就绪，工作刚要开始的时候，尼采突然感觉筋疲力尽，剧烈的头痛在折磨着他，眼睛不能忍受任何光线的刺激，病痛使得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想要做的工作。短短几天之内，他几乎成了一个残废和瞎子。他的朋友欧维贝克和罗门特都在尽力地帮助他。但是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不能时常照顾尼采。此时，第三个朋友格斯道夫站了出来，为尼采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格斯道夫正在意大利旅行，他有足够的时间。这位尼采在普尔塔学校的同学对朋友忠心耿耿。虽然在毕业之后他几乎再也没见到过尼采，但是他们的友谊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一如既往。得知尼采生病的消息后，格斯道夫急匆匆赶到了巴塞尔，他出身良好，是家里的幼子。本来他有两个哥哥，可一个在1866年时死于澳大利亚战役，另一个在1871年死于法兰西战役。因此，为了家庭，他不得不牺牲自己对哲学的兴趣而改为研究农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帮助家族经营德国北部的家产。在尼采的朋友中，唯一不受书本限制的人就是格斯道夫。欧维贝克这样描述格斯道夫：“他的生活极其简单，他沉默寡言，举止尊敬高贵，完全就是一个绅土。实际上，格斯道夫是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人，只需与他见上一面，他就会给你留下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完全值得依赖的人。”罗门特的一个朋友，保尔·李也来给尼采解闷。多亏了这些朋友的善意帮助，尼采才有了和病痛斗争的勇气。他总是在昏暗的屋子里，躺在床上对格斯道夫进行口述，这位忠诚的朋友将他所说的都记了下来。到了6月底，这本书的手稿就被送到了出版商那里。
作品完成的时候，尼采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急切地向往着户外的新鲜空气。他的妹妹从瑙姆堡赶了过来，将他带到了格里松山地。经过休养之后，尼采的头痛逐渐开始减轻，视力也开始恢复了。在山地进行休养的几个星期里，尼采完成了样稿的校对。稿件的进展和山地的环境让尼采享受着那重新恢复的力量，但同时愤怒和抱负也萦绕着他。
一天，他和妹妹一起去了弗利姆郊区，散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城堡边。“这里是一个多么美丽宜人的隐居地啊，如果把我们的世俗修道院建立在这里，那将会是多么的美丽啊。”年轻的妹妹答道：“城堡正好待售。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他们走了进去，对这里感到十分满意，因为里面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赏心悦目：花园、视野极为宽广的平台、带雕石壁炉架的大厅。房间不多，但是在尼采看来，这里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房间。这间可以给瓦格纳，那一间留给老师的夫人科西玛·瓦格纳，剩下的另外一间则可以给拜访的朋友们使用，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或雅各布·布克哈特、格斯道夫、杜森、罗德、欧维贝克、罗门特可以经常住在那间房间里。尼采计划：“在这里，我们可以建一条走廊，有了这个走廊，我们就不会受天气影响，可以边散步边交谈。因为我们不用写作，只需要少量的阅读，但是我们却不能缺少交谈。”
这种想象是尼采十分熟悉的，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梦境，在这里，弟子和老师就像是兄弟一般。伊丽莎白对哥哥的设想也感到很兴奋：“你需要一个女管家，我是不二人选。”她向房东咨询了房价，还给房东写了信，但是她在整个过程中却没有对很多事情进行妥当处理。
在提到这件轶事时，伊丽莎白这样写道：“我长得太年轻了，所以园丁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唠叨而使尼采一时兴起，还是这本来就是一种严肃的想法。原因多半是后者。总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冲进尼采的心里，但他却没有认清这个世界，他完全没有搞懂这个世界接受什么，拒绝什么。当尼采康复后回到巴塞尔时，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激起了大量的讨论。瓦格纳写道：“我读了好几遍，诸神在上，你绝对是我的知己，是唯一理解我的需要的人。”而汉斯·冯·布娄写道：“你的小册子简直是晴天霹雳，简直就是当代的伏尔泰……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比赤匪或黑匪还远为可恶的魔鬼。”
而其他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评论家都十分好心，都对这位年轻的辩论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用尼采自己的话说，格丁根的埃瓦尔德、布鲁诺·鲍威尔、卡尔·希尔德布兰特，“这些都是最和善的德国人”，都在为尼采说话。批评家在文中写道：“这本小册子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德国精神朝严肃的思想和理性的激情转向的希望。”
但事实上，友好的声音寥寥无几。
尼采曾经写过：“德国精神正在德意志帝国手中走向毁灭。”这个民族刚刚尝到了征服者的胜利滋味，而尼采这句话却深深伤害了它，因此，尼采必然会收到许多侮辱和粗俗的指责，这个民族甚至给予了尼采背信弃义的骂名。对于民众的反应，尼采感到非常兴奋。他说：“司汤达已经向我提出了建议，因此我将以决斗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尽管尼采是（或者至少他自认为是）司汤达彻头彻尾的追随者。但无论如何，尼采仍然富于同情心，就在小册子出版后的几个星期里，施特劳斯就去世了。尼采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杀死这个老人的凶器，他为这件事感到痛心。为此，他的妹妹和朋友们给予了他无私的安慰，他们想要消除他的疑虑，可最终都是徒劳无功。尼采坚持不放弃这种自责，在他的内心深处，这种自责是极为高尚的。
尼采为第一次的论战所激励，他期待着更加深广的论战。他才思敏捷，很快就准备好了一组论文，他草拟了《不合时宜的考察》这个总标题，并希望能够将它们发表出来。第一篇论文的主题由施特劳斯提供。尼采将第二篇的题目定为《历史之用途与滥用》，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二十篇文章。尼采认为，他的朋友们，虽然这些朋友还存在于幻想中，但都会在这件事上给予他帮助。
欧维贝克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神学的基督教》的小书，在书中，他抨击德国学究及其过于现代的倾向，他认为这种倾向对基督教的存在是一种消弱，而这也严重动摇了早期基督教的不可更改的严肃教义。尼采将欧维贝克的《基督教教义》跟自己的《D.F.施特劳斯》装订到了一块儿，并在封面上写下了六行短诗：
亲生兄弟双生子，
欢欢喜喜降人世。
目的就是铲除人间恶龙。
他们拥有两位父亲，
同时还有一部作品，
哦，多么神奇。他们的母亲叫友谊。
尼采渴望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他渴望有着相同追求的作品，虽然出自多人之手，但却是由一个灵魂所激发的。
尼采这样写道：“越来越多习惯于英雄主义的人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和成长注定就是为了现代观念的论争。他们的出现，使得从前嘈杂和懒惰的文化自此而沉寂。文艺复兴的重担自此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可是这件事却没有向尼采希望的方向发展，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他的朋友没能将他所希望的帮助提供给他，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按照自己的预计写出二十本小册子，他最后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些作品的题目和几页粗略的大纲。《论国家》、《论城市》、《论社会危机》、《论军事文化》和《论宗教》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文章的缺失，我们不用感到太遗憾。也许即便尼采完成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所承载的信息可能也很少。但无论如何，同他的抱负和抱怨相比，这其中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才能算得上是珍贵。
尼采的手头还有另外一项工作，他用神秘的语气向格斯道夫透露：“我只把这件事告诉给你一个人听。一个潜在的可怕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拜鲁特之上，而破除这个危险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瓦格纳向尼采发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尼采能够帮他写一封告德国人的呼吁书。尼采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怀着自己所能达到的极度庄重、深沉和严肃开始了草拟工作。他急需欧文·罗德的帮助和建议，他这样写道：“你能帮助我起草一个断章吗？这个断章需要用拿破仑的文体，你能快点将它写好给我寄来吗？”欧文·罗德向来做事谨慎，因此他拒绝了。他回复尼采：“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群众而言，就算侮辱也要保持礼貌。”而尼采是不会把自己束缚在礼貌里面的。
10月底，瓦格纳追随者的首脑们从各地齐聚到了拜鲁特，他们邀请尼采朗读他新写的宣言《告德意志人民书》。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倾听我将要说的话，这个发言是要向大家敲响警钟的。而这敲钟人，无论身份和话语如何，他都有权获得倾听的权利……我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身处危险之中，而你们却还在保持缄默，对此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对你们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满怀着热忱，向你们呼喊，而我们寻求和期待的利益也属于你们，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名誉的拯救和荣光……
尼采在朗读这个宣言时，语气裹挟着威胁并且铿锵有力，等到朗读结束时，会场陷入了静穆当中，那种气氛非常令人尴尬。没有观众对这个演讲表示赞同，他们甚至都没有向作者投以鼓励的眼光。尼采也陷入到了沉默之中。最后，终于有听众发表了评价，他说：“这个演讲太严肃了，言辞不够礼貌，必须要进行大量的修改。”一些人认为“这看起来和一封修道士的训诫书没有什么分别”。尼采没有做任何争辩，他默默地收回了这封训诫式的草稿。所有听众中，只有瓦格纳一人对尼采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全力支持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年轻人。他说：“不要着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再等等。不用等多久，他们就会回来，遵从这份宣言的。”
在拜鲁特，尼采只呆了很短的几天。复活节那天，情况就很糟糕，而现在的境况则是令人绝望。公众们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嘲笑这项事业，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宣传工作被一种可怕的冷淡阻碍了。筹集资金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诸如商业贷款、抽奖等所有计划都被取消了。新一份呼吁书在德国的群众中流传开来，这份呼吁书的作者已经不再是尼采。这份呼吁书一共印了一万份，但实际的销售量却低得可怜。瓦格纳的追随者又寄信给德国许多剧院经理，请求各剧院进行一场义演，同时把义演所得的收入用以资助拜鲁特，三家剧院都回了信，但都拒绝了这个请求，剩下的则没有回音。尼采重新回到了巴塞尔。格斯道夫帮助他成功起草了《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第二篇《历史之用途与滥用》。但是，尼采几乎不再写信，不做笔记，也没有对未来做出新的规划。后人在这段时间内几乎都不能发现他的踪迹。帮助瓦格纳取得成功，并为取得成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尼采年轻时的愿望，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却同时破灭了。他四处请求帮助，却都遭到了拒绝。他收到的答复大多是：“你的东西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了。”面对这种情况，尼采扪心自问：“拒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不是一项神圣庄重的事业？”为此，尼采开始变得忧郁，觉得失去了尊严，他的自尊和梦想都破灭了。187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尼采窝在巴塞尔的住宅里，像蚯蚓一般深居简出。
1874年的新年，尼采是在瑙姆堡度过的。在那儿，他和他的家人在一块儿，家人的陪伴让他恢复了些许活力。他喜欢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宁静，这种节日适合进行沉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总会让自己充实地度过圣·希尔维思特节。在节日里，他总要在记事本上记下一些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沉思。1873年的12月31日，他写信给欧文·罗德，信中运用了他对朋友们惯用的语气。
看了卡尔·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个异端唯美主义者的书信》，我感到十分欢乐。这些文字是如此提神！我看得出，卡尔·希尔德布兰特是个懂得阅读和赞美的人，他和我们心意相通，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愿新一年中社会欣欣向荣，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啊，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的情感毫无选择，他要么充满希望，要么怀着绝望。我已经将希望永存我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保持我们的友谊并互相帮助，直到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
一月份悄然来临了，尼采重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拜鲁特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不幸（毫无疑问，一个作家在求助被拒后产生的恼怒是此后变化所产生的根源），尼采开始备受焦虑和怀疑的折磨，他渴望能将这些痛苦一扫而光。
他用两行话对瓦格纳艺术进行了历史性的总论，这些总结和他介绍自己思想的话十分相似，他这样写道：“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因为其新颖而带有危险性。印象从来都来自于一些孤立的现象，而这些孤立的现象从来都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在确立了这一总原则之后，尼采开始探讨“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这样本质性的问题。
这是幻境中的一场灾难。即使当代出现过埃斯库罗斯和品达，但他们也都消失了。他们创造出的美丽的、超自然的、宗教式的幻影骤然破灭，而瓦格纳的艺术在这些幻影破灭之后呈现出真的面目——瓦格纳的艺术太像来自15世纪的花朵，今时今日，它行将凋谢，壮丽却又充满了病态。
尼采在自己私密的笔记本中写道：“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时代将瓦格纳的艺术当做了自己的艺术，这样的时代究竟有何价值呢？这种所谓的艺术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它是奄奄一息的东西。它建立在邪恶、贪婪、不定形、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它正在迅速地向着绝望的方向走去。它虽然披着简朴真诚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暴烈而又懦弱，缺乏崇高性。这种艺术只起到了拼凑的作用，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拼凑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依然吸引着现代德国人的灵魂。这种艺术在外观和感情方式的层面上都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在反艺术时代里，他肯定并支配着自身的荒唐的艺术尝试，其作用只是以毒攻毒。”
尼采的偶像消失了，其本质只是个舞台演员。尼采对此感到绝望，并让自己承认，他一直都在被这个巨大的怪物所左右着。他曾将自己的青春和真诚的热爱付出给这个怪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欺骗的下场。尼采感到愤怒，但是愤怒当中却夹杂着妒忌，他的恨与爱相距不远。这个人曾让他把自己引以为傲的灵魂和思想都奉献出来，但最终这个人却只是以玩弄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神圣的礼物。
这些私人性的痛苦可以被忽略，但更为深刻的痛苦则源自尼采的受挫，因为他背叛了真理，所以他觉得丢脸。他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为真理而活的，而足足四年之后，他却恍然大悟，他是为瓦格纳而活。那时，被欺骗的他居然还敢重复伏尔泰说过的话，“必须识别并献身于真理”。事到如今，他发现真理已经被自己忽视了，也许自从他投入瓦格纳的艺术赞美中时，他就已经与真理擦肩而过了。几年前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妹妹说：“如果你寻求的是安逸，你先要相信；如果你渴望的是真理，你先要探索。”而到最后，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自己给这个孩子所指明的职责。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容忍自己迷失于幻象、和谐和语词的魔力之中。
尼采远远低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还赞同这种自贬。他曾经在《悲剧的诞生》里写道：“宇宙十分残酷，残酷得就像一种不和谐的音符，而人的灵魂沉沦于自身的煎熬，跟宇宙一样不和谐。要是幻象和神话不被灵魂所创造——虽然说这种方式能安慰自身又能获得美的慰藉，但它却仅仅是种自我安慰——会使自己远离生活。事实上，要是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退让，要是我们不为自己创造安慰之物，我们会走向哪里呢？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弱点之上，所有的懦弱都是这样得到授权的。承认弱点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是高尚的还是邪恶的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受到了欺骗还是要求被骗？”回忆令尼采意识到过去的堕落，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这种痛苦挫伤了他的希望。
2月份，《历史之用途与滥用》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尼采在这篇文章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指现代人的骄傲——科学和历史，他也在书中评论了人类新近获得的才能。借助于这种才能，他们在内心重新唤起了过去那些世纪里的情感，虽然这要让他们冒着贬低自己天性之完整并使自己的正直复杂化的危险。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象征就能完整概括这本书。
来世之人：行为怪诞、精神亢奋、热血沸腾、不屈不挠。他是书本的敌人，是艺术家。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中，我将对那自称‘有教养’的人赶尽杀绝，就像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这将是我的恐怖主义。
尼采就这样赤裸裸地侮辱了上万名“教授先生”，他们掌握着引导公众言论的权力。对这些人而言，历史只是满足他们每日吃喝的面包。他们对尼采的惩罚就是这批人对他的憎恨与沉默。所有人都排斥尼采，没有一个人提到他的书。尼采的朋友们试图为尼采的书找一些读者。欧维贝克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兼朋友、政治作家、普鲁士历史家特莱施克说：“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我敢肯定，尼采的这些沉思里有着最深刻、最严肃、最本能的效忠，这种效忠是献给德国民族的。”对于欧维贝克的话，特莱施克没有表示赞同。欧维贝克又写道：“我将要提起而且一定要提起的就是尼采——我那位痛苦的朋友。”特莱施克的回信有些急躁，于是二者激烈地争论起来。特莱施克写道：“你的巴塞尔是间闺房，德国民族的文化正在那里备受凌辱。”欧维贝克则回复道：“如果你看到尼采、罗门特和我，那在你面前的就是三个好伙伴，我们的分歧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在德国，存在于政治人与文化人之间的误解十分频繁，这简直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如此不幸的特色。”特莱施克反驳欧维贝克道：“碰上了尼采这个疯子，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幸！他的说法是如此的不切实际，而最后他会落得一个强烈的丧心病狂的下场。”
尼采的朋友——欧维贝克、格斯道夫、罗德对尼采的书遭遇冷遇表示了怜惜，他们都赏识这本书。罗德写道：“这是又一个晴天霹雳，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就跟地窖里放出的烟火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是我相信，终有一天，这本书会得到人们的承认，人们会看到作者的勇气和精确。尼采正是以这种勇气和精确提醒我们要直面我们最致命的创伤。他是多么的坚强啊，我们的朋友。”欧维贝克写道：“我们的朋友所承受的孤绝感越来越多。失去了支撑自己的树枝，那必然会受到伤害。”格斯道夫写道：“对尼采来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在五年的时间里不读也不写。一旦在这两三年内我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了，我就要收回自己的产权，并将它送给我的朋友作为避难所。”
尽管这些人对尼采的命运怀着同情和关切，但他们都没有猜到尼采悲痛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理解尼采到底有多悲伤。他们对他的孤独表示了同情，却并不知道这种孤独究竟有多深。他们更不知道，甚至当尼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依然感到孤独。一场思想革命已经将他从这本书中拔了出来，所以这本书的失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写信给欧文·罗德说道：“至于我的书，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是我写的。”他已然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谬见和错误，由此，他直面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并否定了它们。他对格斯道夫这样说道：“此时此刻，许多东西在我的体内膨胀着，它们看起来十分极端并且大胆。我不知道如果要将它们传达给我最好的朋友们，该采用何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以文字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然而，一天晚上，激情冲昏了他的头脑。当时他和欧维贝克单独在一起，他们谈论的话题正好是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袭来，尼采痛斥了这部虚假的浪漫作品。欧维贝克对尼采说出的话感到吃惊。尼采突然沉默了，从那一刻起，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在他看来，这种隐瞒是十分可耻和虚伪的。
1874年4月，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亲爱的，真诚的朋友，要是你没有对我给予极高的评价就好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对我不再抱有幻念。我想用自己完整负责的解释，让你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我的真面目。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失望，以及我忍受巨大忧郁时的孤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具备永久写作的能力。自此以后，我只寻求一点点自由和一点点真正的生活气氛。我武装自己，只是为了抵抗包围在我周围的奴隶们，他们人数众多、令人反感。我对成功的前景感到疑虑重重。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即使我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也消耗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了。那时我会像一只日薄西山的蜉蝣，纵然还有自由，却也已经趋近了衰弱。这是我内心中最为真切的恐惧！而一个人完全看清楚了自己的挣扎，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4月1日。3天之后，4月4日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仍然充斥着忧郁，但还不至于像前一封那样绝望。
亲爱的弗罗琳，你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别人送的鲜花，我现在才明白，这些沉默的花能用它们那无穷鲜活的色彩与我们进行交谈。一个星期以来，这些春天的使者一直在我的房间里盛开着，让我享受无穷。这些花存在的价值，就是在我们深处灰暗痛苦时，向我们展示出自然界的奥秘。它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生活和希望存在着，光明和色彩一定会普照大地。我们是多么容易丧失这种信念啊！当那些共同奋战中的人们，给彼此寄送鲜花和书籍来坚定彼此的勇气，唤醒沉睡的誓言，这种事情是多么美妙和多么幸福啊！
自新年后，我的健康状况（请原谅我简单谈谈这个问题）一直良好，除了我的视力还需要我小心翼翼。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总有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应该对肉体上的痛苦感到庆幸，因为它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遗忘在别处遭受的磨难。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可以对身体开出药方，所以对灵魂也有同样的方法。这就是我的病痛哲学，它给予痛苦的灵魂以希望。充满希望难道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吗？
我希望我的精力可以让我继续完成另外十一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到那时，我将会把积压在心中的一切一吐为快。也许经过这种全面的忏悔，我们会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即使程度十分轻。
衷心地祝福你，亲爱的弗罗琳。
尼采终于开始工作了。他直觉地察觉到自己必须回到在自己最初几年里帮助过他的那位哲学家那里。他想把自己第三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奉献给叔本华。十年前，当他在莱比锡身处悲惨之时，叔本华从痛苦中将他拯救了出来。尼采欣赏叔本华那奇异的欢愉、抒情风格以及他借以表达其最尖锐思想的反讽，这使他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力量。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如果叔本华‘使你不安，给你压力’，如果他缺乏提高你、引导你的力量，如果在他的引导下，你不能穿过外部生活的刺痛，到达悲哀的却是欢愉的内心状态，那么你就不能自称已经理解了他的哲学。”
他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的感觉之中。以前生活的严肃危机带来的痛苦再次袭了过来，但是作为叔本华的信徒，而叔本华又是他在读书时所崇拜的老师，他很快恢复了勇气。他写信给罗德，宣布了接下来的计划：“我还要唱出十一首优美的歌。”而叔本华对他来说，完全是一首悦耳的歌曲，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孤独、勇敢的思想家的。那一刻，音乐填满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停下了手中写作的工作，创作出了一支友谊的颂歌。他给欧文·罗德写信说道：“我的歌是献给你们所有人的。”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两兄妹离开了巴塞尔，安顿在莱茵河瀑布附近的乡村里。在这里，尼采似乎回到了童年，寻找到了孩童时的欢乐。依据尼采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记下的一句格言，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让这个体贴地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孩感到快乐。虽然尼采的内心还有些悲哀，但他的快乐却也是发自内心的。尼采的快乐来自于自己，因为他成为了他自己，在生活面前自由而又无暇。
他和妹妹在一起经常做的活动就是散步、交谈、欢笑、憧憬和阅读。他在读什么？毫无疑问，答案是叔本华，还有蒙田——这是以前在特里伯森时，科西玛·瓦格纳为了对他常给瓦格纳家的小女孩们带去木偶表示答谢送给他的礼物，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版本。他常常说道：“有了这本书，我在尘世的生活中便找到了更多的乐趣。自从认识这个自由而又勇敢的灵魂开始，我就喜欢重复他引述普鲁塔克时所说的话，‘对于我们之间的见面，我有着疑问，因为我不知道和你见面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将面对责任，我会在他的陪伴下尽量像生活在家里那样生活在地球上。”叔本华和蒙田，同为讽刺家，一个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绝望，另一个却隐藏了自己的绝望。尼采选出来的正是这两个人，他试图与他们共同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在阅读了一个年轻思想家的作品，对于这个作家，尼采还有着深深的欣赏，因为这个人与他的理想更为一致，这就是深信不疑的爱默生。在年轻人当中，爱默生是个预言家，他最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纯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将尼采的第十八个年头照亮了，但当这一年消失的时候，这种感情也便随着消失了。
早在普尔塔求学的时候，尼采就读过爱默生的作品。1874年春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于是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们。
爱默生在他的《代表人物》的结尾处写道：“世界很年轻，从前的伟人们穿越时间向我们深情地召唤。我们也必须写《圣经》，把天国和世界再次联结起来。而神秘的守护神不容许虚构的存在，我们在高度优雅的现代生活中，在艺术、科学、书籍和人本身中所知道的一切，它都将去为我们实现。”
这些语言对于尼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喜爱它们。
6月初，尼采完成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这本书的初稿。虽然他几乎已经痊愈，但是他还有别的痛苦。福斯特·尼采夫人（伊丽莎白）讲述道：一天，他的哥哥对小说及其中爱情的单调描写感到厌恶时，有人质疑，还有什么感情能有这种激发出激情的力量？听到这个疑问，尼采飞快地回答，“友谊”。它和爱情一样，能创造出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更为纯净。首先，共同的交谈会产生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双方生出相互钦佩和赞美的情感；接着，一方先产生不信任，而另一方也开始怀疑朋友思想的杰出。这样下去，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必然会带来痛苦。在友谊中，和爱情一样的痛苦太多了，多得难以描述。从1871年6月起，友谊给尼采带来了各种痛苦。
尼采深爱瓦格纳，他内心的爱从未停止过。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纠正自己理智上的错误。他明白，瓦格纳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从未能担负起欧洲教育家的责任。但不管怎样，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十分深厚，他的作品是一切美和欢乐的源泉。尼采像渴念一个女人一样渴念他。瓦格纳能给尼采带来欢乐，因此连尼采自己都无法容忍决裂的念头，而他也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这种想法。
现在的处境是虚假而又尴尬的。一月份，瓦格纳在拜鲁特遭遇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在最严重的危机到来之际，巴伐利亚那个疯子般的国王突然插手，他承诺将会承担必要的经济开支，这个决定挽救了拜鲁特的事业。为了这个意外之喜，尼采写信给瓦格纳表示祝贺。尼采随信给瓦格纳寄了一本《历史之用途与滥用》。在这本小册子中，尼采从未提及这位老师的名字，这个情况让在拜鲁特的人感到震惊。于是科西玛·瓦格纳承担了开导尼采这一微妙的任务。
她写道：“你曾拥有分担天才痛苦的光荣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你有资格对我们的文化发表全面的评价，这种权力增加了你作品中崇高的激情。我坚信，在石油和煤气的点点星火熄灭之后，你的激情依然能够存在。如果你未曾如此深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你无法如此有把握地看透这个光怪陆离的表象。但现在，这样的经历却让你有资格写出冷嘲热讽和诙谐幽默，而从前分担痛苦的经历让这些反讽和幽默力量得到极致的发挥，对于我们而言，这种力量产生的影响远远要大于单纯玩弄智力的把戏。”
尼采对妹妹说道：“天啊，瞧瞧在他们心中我成了什么人了？！”在5月22日瓦格纳生日的时候，尼采写了一封信向瓦格纳致敬。瓦格纳立即回信，并发出请尼采去“他的房间”待上几天的邀请。尼采找了个借口拒绝了。几天以后，他写信给瓦格纳，现在这些信件已经被丢失或是毁坏了。他收到了如下的回复：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不要将你自己隔绝起来，否则我将不知如何帮你。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我刚刚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们稍后再谈。
你的真诚的理·瓦
1874年6月9日，瓦恩弗里德
也许瓦格纳对尼采的喜爱已经到达了他的极限。环绕在他周围的赞赏者大多过于顺从，瓦格纳在他们当中挑中了尼采，因为尼采热忱、渴望奉献自己、渴望自由，虽然他的脾气急躁，但瓦格纳却总是能够很快原谅尼采。尽管他并不十分清楚尼采态度转变的原因，却大致猜到了悲剧性的危机已经动摇了这个不安的灵魂，因此在给尼采的信中显得和蔼可亲。瓦格纳的这些努力加剧了尼采的痛苦，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价值。尼采失去了勇气，第二次拒绝了老师的邀请。那封由他的信在拜鲁特引起的恼怒传到了他的耳边。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听说人们又在拜鲁特为我担心，在他们的眼里，我离群索居、性情恶劣，像一条病狗一样。事实上，我想要见一些近在眼前的人不是一种过错。”
忠诚的格斯道夫——他对瓦格纳和尼采都很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尼采，在信中他请求并敦促尼采前往拜鲁特，尼采对这种再三的坚持感到反感，拒绝了这位好朋友的提议。
亲爱的朋友，你让我今年夏天去拜鲁特住几天的要求听起来完全是威胁，你是从哪里获得这种古怪的念头的？你我都知道，瓦格纳生性多疑，我觉得再引起他的怀疑不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做的事。另外，你还得想想，我要忙自己的工作，他们却还不放过我的病弱之躯。事实上，任何人想要束缚我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然而这些反感并没有持续很久。尼采缺乏与瓦格纳决裂的决心。虽然他拒绝去拜鲁特，但是他却在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和瓦格纳之间的友谊，他向他表示了歉意。他找了时间和工作这个借口，答复老师说将来再去。快到7月底的时候，又一个邀请寄了过来，这让尼采无法克制自己的不耐烦了，他终于出发了。
正在这时，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冒了出来。
难道他这样做仅仅只是想获得独立？难道他不是想纠正瓦格纳？他抱着这种狂热的幻想试图去影响自己的老师，他想净化他，使他纯净到足以配得上自己对他的热爱高度。他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塞进了一本勃拉姆斯的乐谱，他欣赏勃拉姆斯，但瓦格纳却对勃拉姆斯怀着妒忌，在尼采看来，这种妒忌简直滑稽可笑。在到达拜鲁特的当晚，尼采就把乐谱拿了出来，摆在瓦格纳的钢琴上。这本乐谱由大红色的封面装订，因此十分显眼，瓦格纳一眼就看到了它，毫无疑问瓦格纳立即就明白了尼采的意思，然而他却很明智，一直保持着沉默，隐忍不发。然而，第二天，尼采又重复了这个花招，这个举动激怒了这个伟人，他怒火中烧、高声诅咒、大发雷霆，接着，他冲出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此时他意外地遇上了与尼采同来的妹妹，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好笑，于是他便向这位女士快活地转述了这则趣事。
“你哥哥硬把那本红乐谱放到我的钢琴上，这是第二次了，我走进房间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于是我就像一头公牛看见了红布一样勃然大怒。我很清楚，尼采想要的音乐是那个人创作的，他希望我像那个人一样。我爆发了——地地道道地爆发了！”
说完这些话，瓦格纳放声大笑。弗罗琳·尼采困惑地走开了，她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你到底做什么了？这里怎么了？”
尼采的回答是：“唉，伊丽莎白，瓦格纳并不是个伟大的人……”瓦格纳对自己的愤怒一笑而过，当晚，他便又和这个喜欢恶作剧的人言归于好了。但是尼采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当他跟自己的老师握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对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幻想了。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离最后的决裂已经不晚了。
尼采离开了拜鲁特。8月份的时候他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到了9月份情况就开始变糟了。但是不管身体的情况如何，他仍在修改《叔本华》的校样。这本书将在10月份出版。
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信说道：“从我的书里，我充分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事实上，这种磨难要远远比你看到的艰巨，它更加残酷、更加严峻。尽管如此，情况却都还不错。阳光不再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可我却依然往前，这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幸福……此时，我真正想要讲清楚的是我们的‘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抗力制度。幸运的是，我对政治或社会没有野心，所以我不会面对任何危险的威胁，也不会遭遇阻碍，我也无须屈从或是被迫妥协。总之，我迟早会获得自由，而我终将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自由思想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虽然他们似乎很满意现在这种思想的自由程度。当这些纠缠于心的否定和执拗的倾向被摆脱时，我的热情肯定会达到另一种程度啊！然而，我敢预言，这个宏伟的目标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实现。”
这虽是一个希望，但却充满了阴影。尼采的心里渴望拥有和行动，但他却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乏味的工作和充满各种非难的五年。他在一本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到达三十岁的阶段时，生活就开始变得越发艰难。我看不到可以快乐的动机，但是总应该有一些快乐的动机吧。”
尼采重新回到巴塞尔，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于尼采来说原本就是负担，而现在他的工作则开始变得更加沉重。他接受了给年轻学生们讲授希腊文的任务。他已经很清楚时间的价值了，对他来说，五年的时间太长，而在大学里的每一小时都会延迟这段时间。他对自己所度过的每一小时都感到痛苦，就像是一个文人没有尽到职责而感受到的悔恨的痛苦那样。
秋天，尼采给母亲写信说：“我面前的工作要花掉我五年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要牢牢控制住时间。但现在我还要对各方面进行一番浏览，这便加剧了我的工作量。唉，冬天已经快要来到了，我可以预见，这个冬天将会非常艰难。圣诞节那天也许会很冷。如果我去看你，会打扰你吗？一想到可以在你身边，且可以获得十天的自由，我就感到高兴。所以我请求母亲在圣诞节给我准备一个乡间角落，原本我应该在这个平静的角落中度过余生，并且在那里写下优美的作品。唉！（一声叹息）”
每逢遭遇这种沮丧的时刻，尼采心头总会涌上那些同瓦格纳的回忆，他总会想起，与瓦格纳密切交往的那些年几乎是他目前的生命经历中最静谧的时期。此时，这位老师曾一度暗淡的荣光开始再度焕发，面对他那巨大的成功，公众卑躬屈膝。而学生尼采正处在艰难的时刻，尼采没有韬到老师的荣光，他在胜利的时刻靠边站着。他一直都以为瓦格纳的艺术也有他的份，这种念头总是以“十五个魔幻世界”的奇迹效果出现；他认为瓦格纳就在那个魔幻世界当中，而他自己也在那里发现了亲切、充裕、快活、温柔、崇高和抚慰，这种发现就像一个神创造了众生；他曾经以为自己有大把的美丽在手，而且如果他能谦卑，就还可以获得再次拥有的机会，而他自己却永世不想再次拥有它。这一切想法对尼采而言都是永久的悲哀。
最后，为了宣泄内心的感情，他给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的安慰者瓦格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其他所有写给瓦格纳的信一样遗失了或被毁掉了。不过瓦格纳回信的语气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这封信的内容。
瓦格纳回信说道：
亲爱的朋友——你的信使我们再次为你的处境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不久，我的妻子将给你寄来一封更为详尽的信。不过，我现在正好有休息时间，虽然我的做法可能会使你感到厌烦，但是我还是用这点空闲时间写信给你，让你知道我们在如何谈论你。在一生之中，我似乎未曾有过你在巴塞尔大学那样的社交圈，圈子里全是知识分子，可以在晚上的交谈中给你带来乐趣。然而，如果圈子里的人全都患有疑心病，我敢肯定这种社交不会带来太大的好处。我想，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女人。但是我清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我的朋友萨尔泽所说，“女人难道不是偷来的吗？”而且，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会偷。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你应当组建一个家庭，或者创作一出歌剧，这两者的区别不大，结果可能是同样的好或者同样的糟糕。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二者之中，结婚比较好。
同时，我想推荐一种可以让自己平静的方法，但是你却总是提前将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这样，如果有人想要对你说点什么也没有机会。譬如说，我在拜鲁特的家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我都不曾用过它，因为这个房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应当将你的整个暑假都花在这里。但是冬季才刚刚开始，你就非常慎重地向我们宣布，你的暑假将在瑞士一座偏僻的高山上度过！这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为了预防我们提出邀请的借口吗？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你为什么这样忽视如此善意的帮助呢？在拜鲁特，格斯道夫和巴塞尔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快乐，这里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我在挑选演唱《尼伯龙根》的歌手，制景员在布置舞台，机械师在装置器械，所有有血有肉的人都在这里。
但是有人了解尼采这个朋友的怪癖！
因此，我决定保持沉默，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上天啊，你赶紧娶个富裕的女人吧。唉，为什么格斯道夫是如此能干呢！结婚、旅行，用美妙的印象丰富自己！再然后……你就可以创作出一幕歌剧。你的歌剧必须要负有极大的难度。你干吗非要做一个教书匠呢？
好吧，就写这么多，明年夏天，我的作品将在拜鲁特做最后一次可能带管弦乐的排演。正式的公演估计最早都得到1876年了。
我每天都坚持游泳，以此来拯救那让我无法忍受的胃，你也学学我的方式，最好也像我一样多吃肉。
真诚地祝福你
你的忠诚的理·瓦
瓦格纳预料到这封信的作用不大，但没有预料到它会带来伤害，尼采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认为是自己惹出了这些温和体贴的建议，但是他还是不能接受瓦格纳在信中说出的话。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信里表现出软弱。他纠结于一个问题，瓦格纳的排演时间即将到来，而他是否应当前往？如果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又应该拿什么来作借口呢？他是否还能在瓦格纳面前抑制自己的不满？他是否会坦陈自己内心的想法？
尼采《不合时宜的考察》第四篇《我们其他的语言学家们》已经开始动笔，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写作，他声称自己放弃的原因是工作的繁重和身体的疲倦，但这种说辞明显就是欺骗，要么欺骗自己，要么欺骗后人。圣诞节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在瑙姆堡待了十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写作，但是他却放弃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四声部的《友谊颂》。整个圣·希尔维斯特节，他都是在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度过的，他沉浸在这种对过去的检视中。他写信给梅森伯格说：“品质在音乐中总会显露真身，对于这一点，我很赞赏。一个小孩在音乐中表达的一切就是他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使在成年之后，他都不能阻止这种天性的流露。”
寄情音乐暗示着尼采正处在糟糕的环境中，他对自己的思想感到了虚弱和恐惧。格斯道夫和科西玛·瓦格纳寄来了两份信，这两份信的到来扰乱了他孤独的纪念活动。他们的朋友在信里说了拜鲁特的情况，而信中的暗示性的语言让尼采感到绝望。
他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昨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但我在这一天却遭遇了恐惧，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活着是一件如此可怕而又危险的事情，那个以诚实的方式获得死亡的人反而让我嫉妒。以后，我要长寿。我的工作并不是能帮助我活到老的满意的生活方式。你要理解这种决心。”
1875年1月和2月，尼采一直都很悠闲，但却处在一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这样写道：“每两个星期，我大约花十分钟创作一曲《孤独颂》，创作的时刻极其罕有，我要在歌中表现孤独的可怕的美。”
3月，格斯道夫来到了巴塞尔。他的到来鼓起了尼采的兴致，他向这个旅居的朋友口授了一些笔记。快乐的日子帮助他逃脱了忧郁，但没多久，一桩新的伤心事又袭来了，尼采重新陷入了这种忧郁的状态。尼采常和欧维贝克、罗门特住在一起，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自然而且合乎他的趣味。他们三人正是瓦格纳提到的知识分子社交圈。到了1875年2月，罗门特突然对欧维贝克和尼采宣布，他将要加入教会，因此不得不离开他们。尼采被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他感到非常愤慨：他和这个人相处已久，将他看做自己的朋友。而现在这位朋友突然宣布的消息，让尼采毫无防备。罗门特从未就这件事和他的朋友们开诚布公地谈过。由于宗教信仰的压力，罗门特已经丧失了单纯美好的信念和对友谊的责任，而尼采却相反，他对友谊一直都抱有崇高的理想。罗门特的背叛勾起了另外一桩往事，也使尼采理解了在瓦格纳追随者中流传的消息：他的老师将要创作一出名为《帕西法尔》的基督教神秘剧。在所有的事情中，回归基督教是最不能让尼采忍受的事情了。在他看来，这是丧失了人生原则，这是人世间最虚弱最怯懦的事情。几年前，瓦格纳与亲朋好友们谈到过各种计划，尼采见证了整个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表示了钦佩。当时瓦格纳谈到了路德、腓特烈大帝，他希望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一位德国的民族英雄进行赞颂，并且再进行一次像《名歌手》那样的愉快试验。可最终瓦格纳为什么放弃了他的计划呢？为什么喜欢帕西法尔多过路德？为什么他不肯赞扬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那种质朴的生活呢？在整件事情当中，尼采直面了悲观主义，并理解且估量到了危险。这种悲观主义容易让灵魂习惯于抱怨，它会削弱灵魂，使其亲近于神秘。他曾给罗门特讲过一则教条，这个教条对他来说过于残酷，直接促使了罗门特的软弱，尼采对此自责不已。
他写信给罗德说：“新教的气氛是多么美好纯净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有路德精神来使自己充实，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而这个人却背弃了如此之多的天才而投入了宗教，多么可怜！我常常问自己，他是否还保持着清醒？泼冷水或施行灌注的疗法是不是会令情况更加糟糕？这件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幽灵竟然从我的眼皮下冒了出来，抓住了我长达八年的朋友。更糟糕的是，整件事都是我的责任。天知道，我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利己。但是我仍然相信是我自己描述的一件神圣的事引发了他那可鄙的宗教皈依。如果因为跟让人憎恶的天主教有一丝一毫的瓜葛而令我受到的责罚显得很恰当的话，我会非常自责。”
尼采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回心转意，他试图将他说服，但讨论是不可行的。罗门特保持着沉默，对朋友的劝告不做任何答辩，只是坚守着自己的想法。在规定的日期里，罗门特离开了。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在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这次分别的情形。
这种离别的悲哀令人恐惧，罗门特对整件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不断重复：从现在开始，他生命中最好最幸福的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那会儿他流着泪请求我们的宽恕。悲哀从他的内心涌了出来。最后一刻，真正的恐怖攫住了我。乘务员关闭了车门，罗门特因为想要跟我们说话而想放下车窗，但是窗户却被挡住了。罗门特拼命地用劲，想让我们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会儿列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通过手势交流着。我觉得整个场景可怕而又富有象征意义，（后来欧维贝克对我坦白了），当时他也认为这个场景十分可怕。这个场景让我不能忍受。第二天，我头痛欲裂，只能卧床休息。这次头痛持续了三十个小时，我难受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这次的病是一场大病的预告。被病魔袭击后，尼采被迫离开了巴塞尔，到孤独的山林中静养。他这样写道：“我总是一个人在游荡，这样方便我清理自己的思绪。”尼采所说的这些思绪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他的笔记得知。尼采对罗德说：“请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吧，我可以从你的友谊中获得帮助我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的力量。从我的友谊观出发，我确信自己已经被深深地伤害了。我更加痛恨那种跟任何人都保持友好相处的作风，在我看来，这种方式的本质其实是虚伪不实。将来在交朋友这方面，我可得更加慎重。”
伊丽莎白住在拜鲁特，3月份，她是与瓦格纳一家一起度过的，此后，她便回到了哥哥身边，她被哥哥当时的状态吓到了，因为对罗门特的悲伤回忆总是纠缠着他。尼采反复说道：“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我却从未想到过自己亲密的朋友会遭遇如此不幸，这简直是个惊天大事。”事实上，此时他也在挂念另外一个朋友理查·瓦格纳，这是他正在失去的老师。他自言自语道：“我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啊，我崇拜着这个人，从中感到幸福，我将自己托付出去，结果到最后却发现自己跟随的只是幻象，而且这些幻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瓦格纳的理论跟基督教教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伊丽莎白对哥哥说了很多在拜鲁特发生的种种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那儿的活动、激情和所有欢乐并没有使尼采感到厌倦。一天，伊丽莎白和哥哥在公园里散步，她又向哥哥讲述了发生在拜鲁特的事情，这已经是她第十次跟哥哥讲述这件事了，她注意到尼采的脸上有着奇特的神情。她询问他，不断地发问，于是在他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感叹中，他保守了一年的秘密被泄露了。他突然间停止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徒步旅行者正跟在后面，监视着他。他一把抓住妹妹飞快地离开了，自那天开始，他一直都处在精神恐惧之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会传到拜鲁特。几天以后，他再次遇到了那个古怪的旅行者，他知道了后者的名字：伊凡·屠格涅夫。
1875年7月，离原定四联剧排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几场排演引起了尼采朋友们的关注，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也是他们书信和交谈的唯一内容。在这些交流中，尼采继续遮遮掩掩，始终都不敢决定是否出席排演。他身体一日弱似一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失眠、呕吐、内部器官痉挛再次袭来。最后，他用自己的健康状况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我知道你会去拜鲁特，所以我请你预先通知他们我会缺席。我知道瓦格纳对于这件事会感到很愤怒，而我也不会感到愉快。”
7月初，他的朋友们匆匆朝着拜鲁特赶去。此时巴塞尔大学放了假，尼采选择在一个小疗养所隐居，这是一家名叫施泰纳巴德的疗养所，尼采选择这里完全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此地坐落于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
尼采拥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本领，他总是从个人的悲欢中超脱出来。他完全明白自己可以在危机之后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奇观，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危机，而是混合着众多声音的交响乐。接着，他及时抑制住了内心的痛苦，反而带着狂喜去对生命的悲剧性进展进行了思考。这就是他在施泰纳巴德的全部生活。然而，尼采却没有在这种生活中获得乐观。他身体里的疾病同治疗作着顽强的抵抗，于是医生让他推测一下病因，因为这个病因始终如一且难以觉察、神秘莫测，而尼采所有的病都来自于这个病因。尼采的心中牢牢记住了父亲三十六岁生命中的那场疾病，他感受到了父亲疾病的暗示，并从中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但是他认为这种危险是人生的奇观，并正视了它、接受了它。
从施泰纳巴德前往拜鲁特，去还是不去？尼采向来优柔寡断，因此这个纠结的问题让他足够消受了，他的精神最终完全垮掉了。7月底，一场严重的疾病再次袭来，这使得尼采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两天的休养消除了尼采的各种烦恼。8月1日，他写信给罗德说：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没有搞错，今天你们已经都到达拜鲁特了，只有我不在。我依然执着地相信自己会突然到达那里，和你们在一起享受友谊，但这种想法却终是徒劳的。我敢肯定，今天的治疗才刚刚完成一半。
病魔的嚣张已经被治疗压制了下去，现在尼采可以从床上起来到林间散步了。他身上带着一本《堂吉诃德》，阅读中让他“最痛苦的是”，他必须要带着嘲笑来面对这一切高尚的努力。
尼采鼓足了勇气，他怀着不太强烈的痛苦去回忆那些充满欢乐的过去。面对险恶的未来，他毫不惧怕。那项对古希腊文化进行研究的巨大工作依然在提醒着他，这是他从未抛弃过的古老梦想。同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还有他中断了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之系列。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带着快乐的心情重新开始构思那本美丽的书，一旦他心里有了底，他就会着手动笔了。他想：为了这一工作，我必须牺牲一切。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状态，成果有很多，但也常常犯错误。现在我必须让自己沉寂，投身于工作之中，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多年的坚持，七年或者八年。我的寿命能有这么长吗？八年之后我就四十岁了。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六岁。没关系，我愿意为了这个事业去冒险，去重新回到我沉默的生活中。我曾经对现代人进行过激烈的诽谤，但我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同他们同甘共苦，对他们怀有好感，但对他们我也怀着过多的和复杂的希望。我被推上了老师的位置，为了教导众生，我必须要控制我自己，将苦恼抑制在心中。我要控制自己的天性，而控制的前提是对它们的了解和判断。我必须要约束和分析我自己。我批判科学，抬高灵感的地位，可我还没有分析灵感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追寻到灵感的深度，那是多么难测的深度啊！以前，我总拿年轻当借口，我需要陶醉。如今，我已经不再拥有年轻。罗德、格斯道夫、欧维贝克都前往了拜鲁特，我对他们怀着妒忌且同情的心情。他们已经不再是做梦的青年，不应当再去那里了。我即将要面对的任务是什么？我要研究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认识人类的前提是积累大量的工具。因此我要阅读古代的历史著作、小说和书信。这项工作是如此艰巨，但我愿意去做，因为我要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叔本华永远在我的周围。我深爱着这些天才们，因为他们的陪伴，我的痛苦和孤独也减轻了很多。
每一天都有一封信从拜鲁特寄向尼采，这些信扰乱了尼采的思绪。他不带痛苦地阅读着这些信件。他在一些极为私密的笔记里记下了瓦格纳带给他的快乐回忆。接着，他给朋友们回信：“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生命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与你们进行神交，我的灵魂漫游在拜鲁特的周围。亲爱的朋友，请将一切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会妒忌。在散步时，我会在心里演奏乐章，然后开始抱怨和发怒。请带我向瓦格纳致以深沉的敬意！再见，我深爱的朋友们，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所有人的，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
尼采返回了巴塞尔，这有利于他的治疗。伊丽莎白陪伴着他，希望能够在他身边照顾他。尼采终日与报纸、书籍和钢琴为友，他在施泰纳巴德那种完全沉思和几乎快乐的生活仍然在持续。
他这样写道（并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我梦想，有一种联盟，联盟中的人都不受束缚。这些人做事不会畏首畏尾，只将自己称作‘摧毁者’。他们坚持自己的标准，并用这个标准衡量着一切，他们将自己献身于真理。那些可疑和虚假的东西都会被曝晒在阳光之下。我们并不希望过早地建设，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把这件事做好，不知道无所建树是种更好的状态。我们不希望自己最后成为懦弱而又温顺的悲观主义者。”
尼采开始给自己制订研究计划，这个研究十分漫长。首先，他阅读了杜林的《人生的价值》。杜林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反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信徒们的论战都是由他发起的。他教导人们：“唯心主义都是骗人的，毫无例外。如果试图要逃避生活，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沉沦于幻象之中。”
对于杜林这一观点的前提，尼采并不反对。杜林又说：“健全生命的价值在于自身，我反对禁欲，禁欲是不健康的，完全由谬误造成。”对此，尼采答道：“禁欲主义是一种天性，人类之中拥有最高尚心灵和最强壮体质的人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真正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就不应该否认这种天性。一个巨大的谬误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这种谬误的可能性也应当成为人类自身的忧郁特质的一部分。”
杜林又说：“生命的悲剧无法被减弱。从表面看利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则是利他主义的本能。”
尼采惊叫：“利己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太幼稚了。我希望他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真话，那么我们都可以表扬上帝了！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而且如果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他就成熟到足以适合所有的社会主义了。”最后，尼采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他一直坚持的赫拉克利特和叔本华教导他的悲剧哲学，他以此来作为反对杜林的武器。杜林说，逃避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逃避都是一种诱惑和懦弱。杜林这话说得很好。但是他提供的只是一种甜美的幻象，对于我们这种处于困顿的人来说毫无好处，他削弱了任务的艰巨性。在这一点上，他如果不是愚蠢的话，便是虚伪。人生是艰难的。
尼采很愉快，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到了晚上（因为视力的缘故他不在晚上工作），妹妹伊丽莎白会给他朗读司各特的小说。对于这些小说，他表示了赞美，小说质朴的叙述风格让他喜欢。他这样评价道：“这种艺术是平静的，像音乐中缓慢的行板。”他也喜欢英雄主义的、朴素而又复杂的冒险。每当读到唆的盛宴时，他总会惊叫：“好家伙！这些人真是好胃口！吃得这么慢！”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开始演奏自己的作品《孤独颂》，这一弹就是好长时间。弗罗琳·尼采目睹到哥哥情感的大起大落，感到十分惊讶。
她的惊讶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尼采伪装出快乐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是悲哀的。他骗过了妹妹的眼睛，却无法欺骗自己。
他曾试图去研究鲍尔弗·斯图尔特有关能量守恒方面的著作，但是在读了一页之后他就停止了这项工作。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因为在这项工作里没有艺术的安慰，也不能体会到憧憬的乐趣。他想，也许印度智慧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开始研究英译本的《经集》，然而看完之后，他只搞懂了其中那彻底的虚无主义。
12月，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当我生病卧床时，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任何目的都是虚幻的说法，我任由这些说法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每隔两个星期，他就会受到头痛、内部器官痉挛、眼睛阵痛的折磨。
尼采记住了《经集》之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我四处徘徊，就像犀牛一样孤独。”他将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身上，这看起来很幽默，但实际上却满含着伤感。那时，他的最好的朋友们都将要结婚了。如果一个人说尼采时刻准备着攻击婚姻和妇女，那么他就是缺乏真诚的，但是换到尼采身上，却是个例外。
1874年，尼采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道：“我的朋友比我想要的要更多更好，坦白跟你说，我现在渴求的是一个好妻子，越快越好。只有寻找到这个好妻子，我才能获得生活的全部。其余的事则看我自己了。”
尼采向即将成为丈夫的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表示祝贺，他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但他也从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感到了自己命运的差异。
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现在你幸福了吧，你拥有了家庭，再也不用四处徘徊，像犀牛一样孤独了。”
1876年就要来临了，四联剧的公演时间确定在夏天。尼采听到这个消息后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他后来写道：“我被一种无情的悲哀的预感搞得筋疲力尽——这种预感就是，此次梦想的幻灭将使我更加不信任自己，我会更加鄙视自己并且生活在比过去更深的孤独中。”
他依然生活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强烈印象中，这无疑加深了他的忧郁。12月，他再一次病倒，直到3月份才能从床上起来，此时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
1876年1月18日，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我现在觉得写作都十分消耗体力，我会尽量写得简洁一些。这是我度过的最悲哀痛苦的圣诞节，而我之前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预兆来做心理准备。我不得不怀疑，困扰我的是大脑系统的疾病，而另一种什么病则给我的胃和眼睛带来了痛苦。我父亲三十六岁时死于脑炎，我很可能也会有这种病……我有耐心走到前方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但我依然有着很多疑虑。现在是牛奶在维持我的生命。牛奶的效果不错，我的睡眠不错。它们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尼采产生了离开巴塞尔的念头。格斯道夫提出与他同行，于是这两个朋友在日内瓦湖边的奇隆安顿了下来。但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星期的假期非常糟糕。那里气候潮湿，空气中多少带着电荷，只要天气出现些许变化，尼采的神经就会感到疼痛。更糟糕的是，尼采在那里还深受“燥热风”之苦。燥热风是一种在三月天里出现的和风，它可以使积雪融化。这种柔和温热的风使尼采变得消沉，他的疑虑和痛苦便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这些情绪的流露令人感到不安。出于对朋友健康状况的担忧，格斯道夫被迫回到了德国。
但是一个人待着，尼采就感觉好多了。可能是天气的转变让尼采开始感觉良好，也许是他倾诉的对象格斯道夫不在身边，尼采收敛了自己的沮丧。他的脾气变好了，而好运气的意外到来使他彻底获得了解脱：一段自由的时光。梅森伯格刚刚出版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尼采在离开时带走了这两卷书。他非常喜爱这个五十岁的妇女，而且喜爱之情还在逐日增加。她的生存境遇不佳，却对这种生活怀着勇气，她总是展现出美好和善意。在尼采看来，科西玛·瓦格纳和她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之上。梅森伯格并不拥有非凡卓绝的才智，但是她的性情却豪爽勇敢。尼采将他无尽的尊重都献给了这位妇女，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当然，他开始只是带着一般的期望去阅读这部作品。然而最终这部作品却吸引了他。这是对19世纪最优美的记载之一。梅森伯格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见证了所有的世故、英雄和希望。她出生的德国还是由许多小宫廷组成的——她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宫廷里的大臣——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亲耳倾听过洪堡和歌德的朋友们的交谈；少女时代，人道主义影响了她，让她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从宗教中独立了出来。接着1848年来到了，代表时代梦想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作品随之而来，这些人为的是一种更高尚、更友爱的生活。对于这些人，梅森伯格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她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其中，跟他们一起奋斗。家人责备了她的行径，她离开了家庭，在不求帮助和没有建议的情况下开始独自行动。她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但她勇于行动，不停留于幻想。她在汉堡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她跟他们一起奋斗，创立了一个空想的共产村庄，老师们在这所理性主义者的学校内共同生活。在她的领导下，这个学校繁荣了起来，但是这同时也招来了警察。迫于当局的威胁，梅森伯格只好选择了逃亡。此后，她辗转到了伦敦。伦敦为忧伤者提供了避难所，也为被征服者提供了坟墓，在这里，她混迹于各种各样的流浪者当中，以教书为生。
在这里她认识了马志尼、路易·布朗、赫尔岑，她与这些不幸的人结为朋友。在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及民众沉默的时期，梅森伯格在具有灿烂文化的巴黎认识了理查·瓦格纳。她很早就接触了瓦格纳的音乐并被其深深地吸引。她钦佩瓦格纳，她喜欢聆听他的谈话，佩服他的才华，并为此而弃绝了人道主义信仰，她将自己的热情投进了对艺术的狂热崇拜中。她的仁善发乎本心，而她总是毫不吝啬地行使着它：赫尔岑去世后留下了两个遗孤，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收养了她们，挑起了母亲的重担。尼采对朋友表现出的体贴关心表示钦佩，发自内心地赞美她那慷慨而又健全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全力奉献的人生才能浇灌出这样的花朵。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这本书鼓舞了尼采，它让尼采安于人生，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恢复了健康。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我的健康和我的希望连在一起，当我充满希望时，我就能恢复健康了。”
尼采离开了他的膳宿公寓，前往日内瓦。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个朋友，音乐家桑格；他还结识了一些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因为支持巴黎公社而被政府放逐。尼采喜欢他的新朋友，他喜欢跟他们交谈，尊敬这些有着健全的头脑并勇于自我牺牲的狂热分子。他似乎还和两个“高雅”的俄罗斯人关系暧昧。随后，他重返了巴塞尔。回到巴塞尔后，他寄出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梅森伯格的。
1876年4月14日，晴朗的星期五，巴塞尔。
亲爱的弗罗琳，大约四天前，我还孤单地待在日内瓦湖畔。星期日那整整一天，从曙光初显的黎明到月光如洗的晚上，我都和你呆在一起。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你的书，我被书中的每一页吸引了。我不断思索，这将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星期天。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纯洁和爱，这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在读你的书的那一天，大自然都予我以启示。你以至高的形式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这没有令我自惭形秽，我从中看到的是你的鼓舞。你轻易地穿越了我的思想，我从你的生活中读懂了我的生活，我轻易地察觉到了我的缺失是什么——它们竟然如此之多！因此我对你的感激要比我对一本书的感激多得多。
我刚从病中康复，生病时我怀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以为自己会不得不舍弃一切，这是我最大的恐惧。在我看来一个人要是抛弃了最崇高的目标，那么漫长的人生对他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种残酷的负担。庆幸的是，现在我已经从病中康复了，不用在履行责任时感受到病痛的折磨。我曾经强烈地希望你近在身边，这样我可以随时向你请教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那些拥有高尚品德的灵魂才能作答。你的书感动了我，还解答了我思考中的疑问。我想，只有得到你的首肯，我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满意。但是，也许生活中的你远不如你的书那样严厉。我常常自问：如果一个男人比较了你的生活后，不愿被指责缺乏男儿气概，那么他该采取何种行动？唯一的方法是让他做你所做过的一切。但是，毫无疑问，他无法办到，因为他没有确信的向导，也缺乏时刻准备着奉献自己的爱的本能。你的存在让我发现最严肃的道德主题之一，那就是存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之间的爱。它是最崇高的博爱。请赐予我一点这样的爱吧，我最亲爱的女士和亲爱的朋友，请把我看做一个缺乏母爱的儿子中的一个吧。唉！这个需要是如此迫切！
如果我们能在拜鲁特会面的话，就可以谈论很多话题。说到这里，我又希望能够去那里，可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却曾经打消过自己的这种想法。如今，我强烈地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更为健康，这样我就能够为你效劳了。
为什么我们的住所不能挨得更近？
再见，我的朋友，无论如何，我都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
你的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立即给尼采写了回信。“如果我的书真能配得上你信中所描述的欢乐，我会为自己的书感到高兴。如果我真的可以帮助你，我一定会这样做。等下个冬天来临时，你必须离开巴塞尔，去寻找一个气候更温和、阳光最明媚的地方。我对我们的分离感到烦恼。今年冬天我照顾了你那位巴塞尔的年轻学生阿尔弗雷德·布伦纳，他还在生病，到时你把他交给我。我能够为你和他找到很棒的寓所。来到我这边，向我保证。”接到这封信，尼采立即回信：“今天我只能说出一句话，谢谢你的邀请，我一定来。”
由于找到了一个未来的避难所，尼采恢复了信心和勇气。
几天后，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我已经找回了自己的良心。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为了解放自己，我已经尽力了。而且在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不只是在为我自己。我要重新走上这条路，不畏惧任何阻碍。无论是对过去的悲伤回忆，还是对未来令人绝望的预感都不能让我退缩。我发现了一个道理：只有在高尚行为面前人们才会产生敬仰和为之倾倒的行为。妥协？决不！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是永远忠实于自己。在经验中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我知道假如我变得比以往更软弱更多疑，我就会陷入枯竭，同时陷入枯竭的还有那些许多同我一块前进的人们的心灵。”
在即将到来的危机面前，尼采需要有这种骄傲。瓦格纳的弟子们设宴款待他，尼采找借口推掉了邀请。
他给瓦格纳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从措辞中，瓦格纳也许领会到了隐藏于这封信中的真实含义。
七年前，我在特里伯森第一次拜访了你。每年的5月是你的生日，在大家庆祝你的生日的时候，我则在为自己的精神庆祝诞辰。因为从那时起，你就像一滴新鲜的血液，流进了我的血管，在里面生存流动着。这滴血一直都在驱策、羞辱、鼓舞和刺激着我。它鞭策着我一直向前。要不是我明白它的鞭策是为了让我前往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境界，我或许还会因为这种持续不断的灵魂不安而怨恨你。
瓦格纳立即给自己的爱徒写了几行热情洋溢的信作为回答。他谈到了宴会的情况，大家为他的辉煌事业干了杯，而他则以幽默的答谢来作答。这封回信中满是双关语、荒诞的故事和令人费解的引喻，它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翻译，以免我们那庸俗的语言曲解了瓦格纳的意思。尼采被这封信感动了。在看完回信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完全自主的，对未来非常肯定。他从前的经历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奇遇般突然在脑海中涌现了出来，而这一段记忆将永远被他缩在心灵之内。他释放了自己的激情，让自己不再小心翼翼，并用一种放纵的敬意思考着这段经历，权衡着瓦格纳给他带来的欢乐，他希望能够释放这种感激之情。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施泰纳巴德，他曾有着和现在相似的感情，他将这些感情写在了纸上，整整写了好几页的笔记。他将这些笔记重新翻了出来，顾不上神经性的眼疾（这种眼疾让他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工作），他开始在这些笔记里提取写作素材。这个常识是如此的奇特！希望幻灭之后，他还可以创作出一本充满激情的书，这本书将是他所写的所有关于瓦格纳的文字中最优美的作品。但是那些得知了警告的读者都会在字里行间读懂尼采的真实思想。这是一部对诗人的颂歌，与哲学家毫无关系。那些能够理解这部作品的人无法在书中看到尼采对它的教育意义的认同。
他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拜鲁特就像是作战时刻的献祭……人们认为悲剧在我们这儿可以获得安慰，这种神秘的想法并不是一种软弱或麻痹人的魅惑，它能给我们一种宁静的状态。因为作战的时刻我们并不会获得美，所以在战前或战时，我们会让过去复活并预示未来，这种时刻稍纵即逝且极其平静，在我们看穿了所有象征的时刻，在轻微的疲倦之后，重新振奋的梦幻将会再次降临，美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新的一天及新的斗争将要开始了，神圣和艺术再次远离了我们，但是它们却留下了它们的安慰，就像是一滴晨露滴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这些思想和激发《悲剧的诞生》这本书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艺术不再是生存的理由，而是在为生活准备必要的休息。最后，尼采用三行咄咄逼人的句子结束了全书：“实际上，瓦格纳并不如我们所愿是未来的先知，他只是对过去作出了解释和讴歌。”尼采自己承认，他希望没有人能听出这些隐晦简洁的话的弦外之音，他的希望得到了实现。这本小册子一出版，瓦格纳就写了一封信：
朋友，你在书中展现的思想实在是太丰富了！
你怎么能如此了解我呢？快到拜鲁特来吧，在这里呆到正式公演吧。
7月12日，你的理·瓦
7月中旬，排演开始了。那时尼采的身体并不处在健康的状态，但是为了欣赏每一场演出，他还是去了拜鲁特，他表现出的迫不及待让他的妹妹大为吃惊。尼采到达拜鲁特两天后，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我十分后悔来到了这里，至今为止，所有的事情都糟糕透了……星期一我去看了演出，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中途我便退场了。”
在拜鲁特发生什么了？弗罗琳·尼采非常不安地等待着。但第二封信的到来使她稍稍放下了心：“亲爱的好妹妹，眼下情况还不错……”不过信的结语很奇怪：“我应该长期独自生活，我要拒绝一切邀请，甚至是瓦格纳的也不例外。他发现我悄悄溜走了。”差不多同时，她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我一定要走，呆在这儿真是太愚蠢了。音乐晚会没完没了，让我一直都怀着恐惧，但是我却不得不呆在这儿。我无法忍受了，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我要走了，不管去哪里，只要我能离开。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究竟发生什么了？他急切地想离开难道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吗？尼采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中过着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终日与“谜团和疑问的朋友”相伴。他将人们抛到了脑后，如今重新同他们站在了一起，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瓦格纳将人们全部征服了，他替他们解决了谜团和令人不安的问题，而人们似乎也安于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中。人们从不思考，将灌输给他们的公式狂热地重复着。一些黑格尔的信徒们也来了，瓦格纳自封为他们的第二导师。叔本华的所有追随者们也都在那里，有人告诉他们：瓦格纳和叔本华自成一脉，只不过他的表达体系是音乐。一些年轻人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瓦格纳公开宣告：“德国的理想主义征服高卢人的感觉主义，这便是我艺术的映射。”所有的人，黑格尔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对此都感到十分得意，他们一致赞同：他们已经获得成功了。“成功了？”对于这个词，尼采保持了沉默，他对这个措辞表示惊异。他想：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胆敢称自己成功？就连英勇的古希腊人都不可以，因为他们在极其漂亮的溃退中碰得鼻青脸肿。为此，尼采不再关注这种滑稽的场面，他开始观察着瓦格纳：这个快乐的始作俑者在成功面前会不会感到不安呢？没有，瓦格纳春风得意，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这个人的满足比大众的满足更加让人震惊和悲哀。
不过快乐终究是快乐，尽管它十分廉价。拜鲁特沉醉在极度的快乐之中。尼采亲身体验并分享了这种狂喜，但同时，他也对这种快乐表现出了同情和妒忌。他听了一场演出：他进入庄严的剧院，感受到了公众的激情，绝妙的音乐以及最终瓦格纳的露面和暗场，演出的一切都使他激动。他还是很容易陷入瓦格纳的感染力中的，因此他匆匆地起身离去了。这就是他在信中所作的解释：“我去看了演出，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中途便退场了。”
另一个事件让尼采感到更加不安。他确切地知道了即将诞生的作品《帕西法尔》的真正意义所在。理查·瓦格纳将要宣布自己皈依基督教。这样，在十八个月里，尼采目睹了两次宗教皈依：罗门特多半是因为性格的软弱而沦为了命运的牺牲品，但是尼采清楚，对瓦格纳而言，一切都是严肃的，一切都为了响应时代的需要。尼采在整个《帕西法尔》中清楚地感到，新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他察觉到了这种由现代人一手炮制的危险，这些人对自己不自信，以至于轻易落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种信仰强大有力，能够召唤、承诺并能够给予和平。如果尼采本人不是加倍努力去发现他的新的“生活的可能性”，那么他很可能会像那些懦弱的鼓励者一样退回到基督教中去了。尼采注视着这些人，打心底对他们的欢乐表示了轻视。这些人已经到达了最后崩溃的临界点，并且是被这位所谓的大师，这位已经将他们征服的骗子亲自引往深渊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清醒地知道，这双强有力的手不久就要把他们带向何方。他们几乎没有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将立即成为基督徒。1872年5月在拜鲁特，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和席勒的自由、欢乐的颂歌，那一天离现在已经是多么遥远了啊！
弗里德里希·尼采替还蒙在鼓里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这种无意识的生活场景使他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同中世纪那些神秘主义者在面对社会景象时的感觉一样。尼采想拯救这些处在麻木中的人，用一句话警告他们，用一声猛喝制止他们。他想：“这是我的职责，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他只好保持平静，掩饰自己那可怕的想法，保留勇气，观看这场悲剧性的庄重仪式。
但是他还是不能容忍，不久他就支持不住逃掉了。“继续呆在这里我会精神失常的。音乐晚会没完没了，让我一直怀着恐惧，但是我却不得不呆在这儿。我无法忍受了，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我要走了，不管去哪里，只要我能离开。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离拜鲁特几公里远的地方是波希米亚与弗兰克尼分界线的那片高地，尼采隐居于坐落在树木掩映的森林中的克林根布隆村。这场危机没有尼采预计的那么长久和严重。既然他已经洞察了瓦格纳艺术的危险，那么他就已经想出了清楚的补救措施。他这样写道：“没有明确的思想作支撑的宗教信仰招人反感。”他想起了自己在施泰纳巴德的思考，并再次肯定了当时所作的决定。他想清理往事，抵制形而上学的诱惑，同时放弃浪漫的艺术，保存理性的判断力，像笛卡尔一样，从怀疑开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他能够发现某种新的可靠性的话，他的伟大思考就可以拥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基础。
他漫游在静谧的林间，他在森林严肃的沉静中听到了训诫：“如果我们不能从树林和山峦之中找到坚实而又安宁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必将不能平静。安静将被驱逐，因此我们不能懂得幸福，更不要谈获得幸福。”尼采的灵魂被深深地伤害了，而他在伤害之中释放出了一声呼喊：“我誓将安静还给人类，只有它存在，文化才能生存。”
一旦找回了自己，尼采便重回了拜鲁特，他希望在那里完成自己的伟绩。他回到拜鲁特的那一天，观众的兴致较他走那天要更高。此时皇帝威廉正好在去检阅演习的途中路过了拜鲁特，因此他也观看了演出。他整整参加了两个晚上的音乐会，这让瓦格纳增辉不少。这简直轰动了整个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尼亚，周围的人们都潮水般涌来，向国王致敬。短短的时间里，拜鲁特挤进了大量的群众，这让这座小城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尼采完整地观看了演出，他对瓦格纳追随者的评价表示了沉默，但在内心衡量着自己的评语，虽然这个问题是他长期以来都在回避的问题。他见了自己的朋友们：梅森伯格、齐默恩小姐、谢尔、蒙纳特、布伦纳，布伦纳注意到尼采异常的沉默。尼采常常在幕间或者下午离开，他常常和一位夫人在一起，这位夫人的国籍不明，既像普鲁士人又像俄罗斯人。他被这位女性优雅的论调吸引了，但同时又因为她是瓦格纳的追随者而深感遗憾。
谢尔是在音乐会上认识尼采的，他这样描述尼采：
“当我和他交谈时，他高傲的内心和奇特的容貌打动了我。他有着宽阔的前额，头上的短发从额角往上梳着，他有着斯拉夫式突出的颧骨。如果不是他的举止拘谨而又傲慢，我一定会从他粗壮下垂的胡须和线条分明的脸中判断他是个骑兵官。他的艺术家的资质是从悦耳的嗓音和和缓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他有着哲学家所特有的谨慎的沉思表情。他神态平静，这是最具欺骗性的。他那沉郁的思想活动从凝视的目光中暴露了出来。目光中带着狂热、敏锐和梦幻。这种双重性格让他烦恼，也令人不安。在他感情奔放时，他的双眼释放出了一种柔和的梦幻，但是很快，敌意又重新出来……在总排演和四联剧的前三场正式演出时，尼采的表情悲哀而又沮丧。”
每个晚会的成功都会增加尼采的忧伤。尼采在《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这些作品中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期，当年他还不认识也不敢期望认识的瓦格纳所怀有的激情再一次涌现了出来。《齐格弗里德》是特里伯森的纪念品，这是尼采刚认识瓦格纳时，瓦格纳正在完成的曲谱。
在瓦格纳创造的英雄中，尼采最喜欢齐格弗里德。他在这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时，他还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们是精神的骑士，我和鸟儿心意相通，并跟随着它们。”毫无疑问，他在听《齐格弗里德》时是快乐的。在瓦格纳的所有歌剧里，这是他能够不怀遗憾地倾听的唯一一部。最后一幕是《众神的黄昏》。齐格弗里德已经与群众打成了一片，但是群众却欺骗了他，一天晚上，当他在他们面前天真地叙述着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一个叛徒从背后袭击了他，并把他杀了。这个巨人的离世意味着矮子们的胜利，英雄无能为力，众神退位了，金子重被放进了莱茵河的河底，汹涌的波涛淹没了整个世界。在等待死亡的时刻，人们对这场宇宙的灾难进行了反思。
这就是结局。帷幕徐徐落下了，交响乐消失在寂静的夜空中，观众们突然一齐起身，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喝彩声。当帷幕再次升起时，瓦格纳一个人出现在了台上。他身材瘦小，站得笔直，穿着一件双层胸襟的外衣和布裤子。他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场地中便开始变得安静了。
他大声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希望展示的一切向你们展示了。如果你们赞同我们的追求，那么你们就到达了艺术的殿堂。”
他退场了，又再次露了面。观众一次接一次地召唤着他回场。尼采注视着站在舞台照明灯中的老师，他没有鼓掌。
他想：“他在那里，我的同盟者，我的老师。他原本是荷马，但已经被柏拉图的精神滋养了。”
帷幕最后一次降落了，尼采站起了身，沉默地消失在了人群当中，就像是失事的船骸顺着流水孤独地飘向了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