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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险机与康复
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双目疼痛，视力很差，因此有两个朋友前来帮助他。其中一个叫科斯莱茨，他很年轻，尼采给他取了个昵称叫彼得·加斯特，意思是客人彼得，这个外号伴随了他终身；另一个是保尔·李，他是尼采在两年前认识的朋友，一个才思敏捷的犹太人。由于他们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尼采才得以重新阅读写于克林根布隆的日记。尼采希望能从这些笔记里提取一些东西作为《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分的素材。当时保尔·李刚刚发表了他的《心理学考察报告》，他的英国老师斯图亚特·密尔和法国老师拉·罗什福科鼓励他将自己的沉思记录下来。他给尼采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尼采很欣赏这篇短小的作品。文中在处理思想时表现出的谨慎作风让他钦佩。保尔是在拜鲁特音乐大典礼的次日将这部作品读给尼采听的，这多少减缓了拜鲁特给尼采带来的不适，他从中获得了休息。此外，尼采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到保尔·李及其老师的学校去学习，尽管这样，他还是能够感受到摒弃理查·瓦格纳后所带来的巨大空缺。
1876年9月20日，尼采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眼科医生要我长时间地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什么都不干，因此我在所有的空闲中都在思考过去——久远的和最近的。度过了这样一个夏天，秋天对我来说就显得更加萧条了。在这次巨大事件之后，我陷入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忧郁。要摆脱它，我就不能即刻飞往意大利或投入工作，而想要同时兼顾这两者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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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已经申请到了假期，现在他生活中的唯一快乐就是他能够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摆脱老师的工作。
10月底，阿尔弗雷德·布伦纳和保尔·李陪伴尼采离开了瑞士。这三个德国人一直走到了热那亚，又在热那亚乘船前往那不勒斯，此时梅森伯格正在那里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曾经这样写道：“我发现尼采情绪很低落，因为他经历了长途跋涉，到达的却是一个喧闹嘈杂、人群缠绕不休的城市，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快。然而，到了晚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邀请我的客人们乘车去波西利普观光，在那儿可以看到十分美妙的夜色。天地仿佛一曲和声，大海在无法描摹的色彩的光韵中荡漾着，这一切就像迷人的音乐一般充溢于心，在这种美景面前，所有不协调的声音都消失了。我看到尼采像孩子一般快乐，他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十分惊讶，他容光焕发，完全沉浸在极度的激动之中。最后，他对自己看到的一切发出了热烈的赞叹，这个场面预示着他的这次来访将会收到极好的成效，对此，我深感欢喜。”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已经租了一幢别墅，这是一座陡峭斜坡上的老膳宿公寓，陡坡上长满了橄榄树、柠檬树、柏树，葡萄藤也顺势而下，与海波相接。梅森伯格这样写道：“绅士们住在底楼带阳台的房间，我的女仆住在二楼，另外还有一个客厅供我们大家共同使用。”
她把客人们安顿在了她预先定好的休养所里。但是在开始隐居生活之前，他们还得再等一会儿，因为有一个声望卓著的邻居此时正住在休养所附近——这个人就是理查·瓦格纳。在拜鲁特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瓦格纳和家人便来到索伦托休养。
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工作，此时的瓦格纳依然毫无倦态。他白天在附近散步，晚上和不同的人交谈。对于梅森伯格和瓦格纳的朋友们来说，他和他们的见面就和国王接见臣民无异。
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老师以这种方式再次出现了，尼采是否会感到高兴。散步和晚会是他无法回避的活动，但是他至少在参与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丝细微的冷淡。每当瓦格纳畅谈其未来的计划，谈到他即将开始的工作和想要表达的宗教思想时，尼采宁愿与保尔·李一起谈论司汤达等人的话题。瓦格纳自然注意到了尼采和李的谈话，当时瓦格纳排斥犹太人，同时李也不喜欢他。瓦格纳自以为好心地告诉尼采：“和他交往要当心，那个人对你没好处。”但尼采明显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几乎一直都在沉默着，即使被带入了交谈，他脸上那不自然的热情和快乐也传递出了他内心的勉强。对于这种情况，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奇。
她这样写道：“但是我从未认为他在情绪上有些什么问题。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与朋友相处的欢乐之中，因为这种欢乐使刚刚在拜鲁特结束的欢乐显得更加圆满。一天，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屋子里有着看似亲密的氛围，这氛围引起的快乐使我想起了歌德的一段话，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那个人因为有自己朋友的陪伴，宽容地退出了这个世界，享受着人们既不知道、又不怀疑，可以帮助人们在黑夜中走出心灵迷宫的东西，这个人实在是幸福。’瓦格纳一家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段话，因此他们一听到就感到十分着迷，央求我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唉！当时的我却没有意识到，在这暗夜中，魔鬼也穿越了心的迷宫，他悄悄地注视着这两颗高尚的心灵，他们曾意气相投拥有共同的神圣秘密，但是他在中间却撒下了混乱和分裂的种子。”
10月即将过去的时候，瓦格纳离开了索伦托，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她的朋友们这才得以有空闲将生活重新调整得井井有条。他们对自己的时间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午前每个人都独自工作，中午一起进餐，接着外出散步、交谈，黄昏的时候依然独自工作，晚餐后进行阅读。尼采和弗罗琳·冯·梅森伯格都近视，布伦纳有肺部疾病，这是个病弱的知识分子圈子，而圈子里唯一的健康者就是保尔·李，他承担了朗读的任务。他要给大家读的是什么呢？雅各布·布克哈特关于希腊文化的演讲（这份演讲稿是一位巴塞尔的学生友情借出的笔记），另外还有米什莱、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一点作品。有时候，听众总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或者对文章的疑问而打断李的朗读，而最后几乎都是尼采来解决这些问题，打消听众的疑问。
梅森伯格记下了有趣的笔记：“尼采和蔼可亲。幸好他善良友好的天性在与他毁灭性的智力做有效的抗衡！他非常懂得获得快乐的方法，懂得在笑话中寻找乐趣，正是这些笑话扫除了存在于我们这个小圈子中的严肃气氛。晚上我们在一起时，尼采坐在扶手椅里，扶手椅处在窗帘的阴影之下，尼采也会为自己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桌子上放着灯，李博士就坐在一旁朗读，年轻的布伦纳则坐在我对面，他靠近壁炉架，边听着朗读边帮我削做饭用的橙子。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我们四个人素不相识，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共同的经历，但我们现在却完全和谐地住在了一起，保持着自己的个人自由和心灵的完全充实。’因此，我们很快便草拟了一个计划以补充和扩大这种愉快的经历。”
难道每年来到这个意大利海滨的休养所，拜访朋友，摆脱学校或教堂里的一切杂务，建立一种精神上的避难所只是一种奢望吗？1848年大革命的第二天，梅森伯格在汉堡帮助建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共产村庄，这件事是她生命中最优美、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章节，她一直将这段记忆作为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记忆来保存。而对尼采来说，他从未放弃过创建那个世俗修道院的古老梦想，这一老一少的希望正好契合，保尔·李和阿尔弗雷德·布伦纳对这个计划也表示了赞同，因此，这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对这项计划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梅森伯格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在为我们的设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这里是索伦托，它不在闭塞的城市之中，而是位于美丽的风景区，所以我们的计划很快就能成形了。在海岸附近，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由人工扩建过的宽敞洞穴，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岩洞，我们进去查看发现里面竟然还有着类似讲坛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完全是为一个演说家而准备的。我们设想，如果夏天天气闷热时，我们可以把这里当做教室。我们还构思了学校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基础以古希腊为模型，而主要的教学方式则承袭逍遥学派的互相训导。”
尼采对这进一步的计划感到高兴，他写信对妹妹说道：“我关于教育者的学校的理想，或者是你提到的那种现代修道院，理想聚居地和自由大学总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幻想。会有什么发生呢，谁知道？我们预计这个机构包括四十个人，并决定任命你为这个机构里的女校长和行政官。”
初春季节到来时，布伦纳和保尔·李离开了索伦托。现在只剩下了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尼采两个人。他们互相给对方朗读，但朗读只坚持了一会儿，因为阅读太费眼力，而两个人的视力都不好，他们放弃了阅读，选择了交谈这种更简单的方式。朋友的叙述丝毫都不让尼采感到厌倦。梅森伯格向他讲到了1848年那些崇高的日子，尼采喜欢这些内容，而且尤其喜欢涉及马志尼的话题。
尼采一直记得，在1871年4月，当他穿越阿尔卑斯山时，他意外地与这位意大利英雄同在一辆马车上，成为了同路人。马志尼向他转述了歌德的格言：“永不妥协。完全生活在整体、全部和美之中。”每当想到这个人时，尼采就会想起这句格言。而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马志尼则是在伦敦结识的。她一直钦佩他在指挥上的魄力，在服从时的严格，还有他对每一个同志的热心肠，无论这些人被称作加富尔还是加里波第，马志尼都会向他们提供热心的帮助。但是马志尼也为这种谦卑付出了代价，在胜利的时刻，人们遗忘了他的付出，将他一个人放逐了。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在他热爱的利古里亚度过余生，他隐姓埋名前往那里，并在那里了却余生。当他临死时，他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让护理他的那个医生大吃一惊，因为他一直将他当作是英国人。他向医生说道：“你瞧，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深爱过意大利。”尼采仔细地聆听了这些故事。他对梅森伯格说：“我最敬重马志尼。”
梅森伯格是否已经猜到她眼前这位年轻人，这个温和、热情的德国人，在听到这些故事后，内心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并且已经决定向那些阻碍他澄清自己观念的温和而又热烈的天性宣战了呢？她是否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这位叔本华的后继者、瓦格纳的朋友，此时正在放弃自己从前的信念，选择拉·罗什福科、钱福特和司汤达做自己的精神导师呢？她是否已经猜到这位和自己分享梦想的朋友正在训练自己面对反抗和孤独的生活所造成的忧郁呢？
尼采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一套生活原则：
对人保持中立。
不涉政治。
保持中产的经济地位。
不走显贵者的生活道路。
不同自己生活圈内的人结婚。
让朋友照顾孩子。
排斥任何宗教信仰。
梅森伯格最终明白了尼采的心意。一天，尼采将一堆手稿交给她说：“请读一读这些东西，这都是我在树下产生的想法。我从来不会因坐在那棵树的阴影下而忽略它的思想。”梅森伯格读了这些东西，她在文字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尼采，这让她始料未及，这是一个兼批评家和否定者于一身的尼采。她告诫尼采：“不要着急将它发表。这需要好的时间，你最好再想想。”尼采对她好心的告诫报之一笑。她坚持自己的劝说，这使得谈话充满了火药味，最后他们通过阅读修昔底德的作品解决了争战。
5月初，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尼采烦躁起来，他想要离开休养所。而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想要他推迟行期，至少得从先前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之后才能离开。尼采拒绝了这个提议。
梅森伯格对李写信说：“尼采明天真的要走了。你知道，他是个十分固执的人，一旦他下定决心，便立即就要行动，即使是老天爷也不能扭转他的决定。在这一点上，他和希腊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不相信神谕。就拿最近的事来说吧，天气是如此的恶劣，他却要启程做一次短途旅行，他现在就要走，完全不顾自己处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之下，也不顾外面的狂风会掀起巨浪、使他生病。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已经作出决定了，他要从那不勒斯乘船去热那亚。”
在她写给李的另一封信里她说道：“是的，他已经离开了。纵然索伦托花团锦簇，他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一定要走。想到他在这样的状态下旅行，我就感到非常难过。他有些理想，无法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最幸运的是今天的海面情况稍微好了些……唉！遗憾的事情太多了！仅仅在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为他规划未来呢。是他强烈想摆脱疾病的愿望使他产生了这种唐突的决定吗？因为他突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想法，觉得他的病与这有点反常的春天的气候有关系。可是春季总是恼人的，别处也一样，他又会比在这儿好多少呢？我想在临出发时，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自己的离别有点仓促，但是为时已晚，这种忧郁的离别屡次上演，让我难过。”
尼采去了罗森劳埃，他在那里的温泉里接受了一次治疗，但收效甚微。他担心着自己的将来。9月份到来时，他必须要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这是他生活的来源，也是他害怕失去的训练。同时，他也承认这项工作无聊得可怕。曾有人提议，鉴于他对巴塞尔大学的贡献和他的病情，校方可以考虑让他退职，但给予他充足的年薪。梅森伯格建议他退休，但他的妹妹却持相反的意见，她希望他保留公职，尼采最后采纳了妹妹的意见。然而随着返校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当时，他写信给一个正在帮助他工作的学生家长玛丽·鲍姆加登说：“我很清楚，一种崇高的命运正等待着我。我可以继续语言学的工作，但我的身份却不仅仅是个语言学家。过去十年间，我一直认为‘我把自己歪曲了’。在过去一年的隐居生活中，我已经将我自己的问题思考得很清楚，（我无法描述出自己独处的感觉，当我一人时，不管受什么痛苦的折磨，我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充实和创造力）。现在，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不想回到巴塞尔了。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自由（啊！我对物质的需求十分简单，因为它们无关紧要），我的自由，我想要争取到它，为我自己。”
他的妹妹来到了巴塞尔，终日陪伴着他。一开始，他为妹妹的陪伴感到高兴，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和这位女孩无话可说，她从里到外都成为了瓦格纳的信徒并虔诚地支持着拜鲁特的理想。他喜欢保尔·李的陪伴，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保尔·李还滞留在德国北部，不能前往巴塞尔。
他写信给李说：“我希望我很快就能得到好消息，你已经摆脱了可恶的病魔。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衷心地祝福，祝福你像现在这样活着，像过去那样活着。我要告诉你，对于我来说，去年的友谊十分甜蜜，这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为此，我要感谢你……一听说你的作品，我就急切地想一睹为快，因为我急切地想同你呆在一起。我们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正确地理解自己，我们总是感到十分默契，我想，我们之间就像那些好邻居一样，当他们同时冒出某个念头时，就会互相拜访，并且常常发现对方也正在向自己走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好好地谈谈人生问题，不是书信交谈，而是面对面地呢？”
12月，他再次给李修书一封：“每天我都无数次想起你。”此时，尼采已经写完了他的书。如果换种确切的说法，他并没有写完，因为文字还像他写笔记那般自由，想法从他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没有连贯性，而尼采喜欢保持这些想法的原样。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这使得他无法将它们富于条理地编排起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回想起那些法国作家，帕斯卡尔、罗什福科、沃夫纳格、蒙田，他喜欢这些作家对自己思想的忠诚，并希望学习他们的做法，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一些混乱和断裂。他渴望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希望这本书能使那些最急切的狂热者冷静下来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许多“美好的灵魂”围绕在瓦格纳和拜鲁特的周围，尼采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最近刚刚从其中挣脱出来，他希望自己能像老苏格拉底一样对这些“美好的灵魂”讲话，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信仰的荒谬。他为自己的书取了个《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标题。在他精神崩溃之前，他详细叙述了写作这本书的目。
他这样写道：“我手中握有火炬，这火光没有燃烧出烟雾。现在我们位于地下的观念世界里，我将要在其中投射一道充满生气的光芒。这是一场没有炸药和硝烟、没有作战部署、没有悲怆、没有伤残的战争，因为这是个属于‘理想主义’的世界。错误接踵而来，我伸手接住了它们，将它们放到冰上，于是这些观念被冻僵了。在这儿，比如说，‘天才’就冻僵在这里，另一个角落则是‘圣人’冻僵在另一个角落，这一层层厚冰之下就是‘英雄’，接着是‘信仰’‘同情’，很明显，‘同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僵冷——事实上，这些‘物自体’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冻着。”
这部作品里满是悖论。尼采炽烈的感情超乎常人，他十分确定自己的工作、使命和人生的崇高结局。尽管这样，他对它们投以嘲笑般的轻蔑。他从前有一次写道：“打倒真实，肯定生命！”现在他推翻了自己的论点，改为：“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他将科学置于更高的位置，将诗歌放在科学之下，将曾经赞扬过的埃斯库罗斯放在曾被谴责过的苏格拉底之下。毫无疑问，这是尼采的伪装，而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伪装。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的，他想以此来反讽自己，与自己作一场短兵相接的格斗。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反讽家，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寻找可以激发他的伟大作品的、尚未发现的激情，他对这件事充满了自信。《人性的，太人性的》彰显着一个充满危机的时间，但它也预示了这段时间终究会过去。然而，这种危机令人赞叹，而过渡的过程却是如此的艰难！尼采这样写道：“这就是那本使病弱者感到震惊的书。”
1879年1月3日，瓦格纳给尼采寄来了诗剧《帕西法尔》，尼采阅读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唯一的作用是使尼采在内心中更好地估量了促使自己和老师分手的距离。他给拜伦·冯·塞利兹写信说道：“我在第一遍阅读后感觉这部作品更像是李斯特而不是瓦格纳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反革新的精神，我深知希腊人和人类的氛围，所以我明白这一切都属于过度褊狭的基督教。人物的心理活动简直是异想天开的捏造，整部剧作远离生活且远离人性（在我看来，这种远离在剧中最后的晚餐中表现得尤甚）。我讨厌剧中歇斯底里的侍女。文体的风格看上去很生硬，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过从剧情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通常它们是存在于一种最伟大的诗的脉络之中，但就这部作品而言，音乐家的剧作没有超越他的音乐的使命。”
在这封信里，尼采保留了一些他的想法。从他对这部诗剧的某些评价（远离人性且远离生活）中，我们能推测到在他心中已经非常活跃和强烈的反感，虽然这在十年之后才表现了出来。此时他心中依然对这位无以伦比的老师怀有热爱，他第一次明确地思考了决裂的问题。他已收到了诗剧《帕西法尔》，他是否应当回信呢？如果回信，应该在信中用何种措辞？或者他用不回信这种坦率和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疑虑和烦恼在他心中不断地增长。要搞清他当时的情形十分困难。他几乎不信任自己的妹妹了。而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写给保尔·李的信中得到启发。
从1877年圣诞节开始，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有了更多的空闲，他教师的任务没有以前繁重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利用这个机会每周都会离开巴塞尔，独自到附近地区闲逛。他没有去爬那些高山，因为这些“庞然大物”无法吸引他，他更中意的是侏罗山和黑森林，因为在这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中，他可以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
此时他在思考什么？我们可以猜测瓦格纳的作品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两个月过去，他仍然没有对收到《帕西法尔》做任何答复。出版商已经印好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等待着最后的出售。但是尼采应当怎样提醒老师，怎样使他做好准备而不至于倍感惊讶呢？他已经习惯了他的信徒们的巴结逢迎。尼采深知，这部作品对独持己见的坚持必将激起拜鲁特那帮温顺的人的愤慨。当大家都撕破脸的时候，他会胆怯。他对瓦格纳和公众的反应顾虑重重。他对自己将要拿出来的、作为自己哲学的东西感到惭愧了。他已经写了这些文字，并且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些富有生命的逻辑曾经支配过他的内心，他也很清楚，这相同的逻辑总有一天会引领他走向一种新的激情，而且还会使他习惯于掩饰这些年里不断出现的危机。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他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出版这本书，他只让瓦格纳一个人知晓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兼学生，并理解学生内心对他的忠诚。于是，尼采起草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至今还保留着：
我将《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寄给你，我信任你，并要把我的秘密完全告诉你和你那些高贵的朋友们，这个秘密是属于你的，同时又和我的作风相符。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攻克了许多堡垒，我像指挥官一样伤痕累累，却仍坚持屹立在高地上挥舞着手中的战旗。我知道周围的场面很可怕，但我看到的是欢乐，比痛苦多得多的欢乐。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没有思想上的知己。而且，我还自以为，我已经深刻体会并思考了关于孤独和社交的最独一无二的感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的代表……
先驱者总是行动敏捷，但他并没有清楚地知道骑兵是否紧跟其后，甚至不知道骑兵是否存在。
出版商拒绝了尼采匿名发表的提议，尼采只好放弃了这个主意。他最终下定了决心。1878年5月，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时，欧洲正在准备各种纪念活动，尼采挑选这个日子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出版日，并将这本小册子作为了对这个伟大作家的纪念。
1879年，他这样写道：“在挪威，人们称那些太阳整天停留在地平线下的日子为‘阴暗时期’。在阴暗时期里，温度持续缓慢下降。这个象征对所有的思想家来说是多么的绝妙！对他们而言，象征人类将来的太阳也曾一度昏暗过。”尼采了解自己的“阴暗时期”，欧文·罗德不赞成这本书的观点，理查·瓦格纳对他的回信不作应答，但是尼采清楚在老师的圈子里，追随者们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他们会说：“如果这个拜鲁特的漫画家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的话，他一定就是个疯子。”一个匿名的人（格斯道夫，难道不是吗？）从巴黎寄来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伏尔泰的半身塑像和一张便条：
“伏尔泰先生的英灵向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致敬。”伊丽莎白一想到自己的哥哥这样一个内心纯粹的德国人，竟然愿意拜倒在这样一个法国人的旗帜下时，便难过地哭了。
毫无疑问，尼采的一些朋友对这本书作出了不同的评价。雅各布·布克哈特说道：“你的书让精神变得更加独立。”保尔·李写信则说：“你的书和歌德、爱克曼的谈话录一样给了我如此多的启示。”除此之外，彼得·加斯特忠诚不渝。欧维贝克及其夫人也给予了尼采鼓励和支持。尽管如此，尼采依然有着深深的挫败感，《人性的，太人性的》没有获得成功。据说当听到这本书的销售量少时理查·瓦格纳曾经幸灾乐祸。他打趣地说道：“哈，哈，你瞧，尼采只有在捍卫我的事业时才会被人关注，否则，没门！”
1878年8月，拜鲁特杂志对《人性的，太人性的》进行了评价，这篇文章名为评价，其实是谴责。作者匿名写道：“德国教授一生之中都得写一本书来帮助自己获得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遍地都能发现真理，所以有的人就满足于通过证明前人的观点是谬误来博得眼球，而且当这个被侮辱的前辈声名卓著时，这种效果也就愈加明显。”尼采认出了这个匿名的作者，他是瓦格纳。
老师这种低劣的批评方式使得尼采深感痛心。他现在想表达对从前的老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态度，只不过现在他想用一种平静和尊敬的口吻进行解释。对他而言，他已不再需要在一些人面前保持谦恭。在重新思考索伦托的笔记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思想的续篇了。
此时，伊丽莎白离开了巴塞尔。尼采度过了一个痛苦凄惨的9月份，我们可以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情形。由于他那激动不安的境况令人感到惊恐，因此好多人都在回避他。他常常在走出校门时，碰见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位历史学家十分明智，总会以机灵的手腕溜走，他在内心里尊敬尼采，但是却很害怕他。尼采试图在巴塞尔召集新的信徒，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他这样写道：“我像海盗一般追捕着人们，我不是要让他们卖身为奴，而是想引导他们奔向自由。”年轻人无法被他提出的那种不合群的自由所吸引。尼采的一个学生，赫尔·沙弗拉曾记下了他的回忆：“我去听了尼采的讲座，但我几乎并不了解他。一次课间，他正好在我身边，于是我们并肩走了出去。此时天际掠过了轻柔的云彩，他说道，‘这些美丽的云彩飘得真快啊！’我于是回答道，‘它们就像保尔·维罗尼斯画中的云彩。’他突然转过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道，‘假期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也很快就要离开，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威尼斯看云彩。’他的行为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我结结巴巴，口中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尼采看到我的行为后转过了身，面如死灰。他沉默地走开了，把我一个人撇了下来。”
与瓦格纳的决裂给尼采带来了巨大和持久的痛苦。他写道：“当一个人的情感方式与判断方式和某个人发生了分歧，而最终导致分手时，这样的诀别会阻止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友情，于是我们就会全力去拆除那堵大自然竖立在我们与他之间的墙。”1879年2月，伊丽莎白写信给科西玛·瓦格纳。是她的哥哥授意她做出这种表示的吗？尼采知道吗？态度如何？这些疑问我们不得而知。科西玛回了信，信中用了一种庄严、温和且又坚决的语气：“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在给你的这封信中，我只愿回忆的是，你的哥哥曾经为我写了一些篇章，至今为止，我都认为那是最优美的……我对他没有怨恨，他已经被痛苦击垮，失去了自控力，只有这一点可以帮他开脱罪过。”她接下来的言辞带着更多的情绪而不是理智：“现在不用认定他目前的作品，我反对这种认为它们只是代表着心灵寻求自身的阶段这种说法，这几乎和贝多芬所说的话类似，‘在我的第三种风格中去看我。’而且，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就会看出作者本人的怀疑，那么这部作品仅仅是没有动力的诡辩，只会引起读者的同情。”
1879年，尼采发表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续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如果说这第二篇引起的冒犯减少了，倒不如说是那些以前认识尼采的人回避了这篇文章，他们不再排斥尼采，反倒开始同情他。因为尼采的健康正在恶化，他终日被头痛、胃病和眼疾折磨着。就连医生们都在为无法确诊的症状和无法治愈的病人感到不安。在医生们看来，病魔正在威胁尼采的视力或者还有他的神志。尼采凭借直觉猜到了医生们的恐慌。彼得·加斯特在威尼斯等着尼采，但是尼采因为身体原因被迫放弃了这次旅行计划，他只能呆在自己在巴塞尔门窗紧闭的房间里。
他的病情将如何发展呢？罗德和格斯道夫曾将希望放在尼采身上，而尼采的健康状况令他们感到大为震惊，他们写信问欧维贝克：“听说尼采的病无法挽回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告诉我们。”
欧维贝克回信道：“唉！他的状况简直糟透了。”尼采的病情甚至让瓦格纳都深受震动，他写信给欧维贝克说道：“我无法忘记他，这个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我分手的朋友。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个灵魂被如此的激情所折磨，那么要求他合乎常情地进行思考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对这种异常的行为保持沉默，并对这个人心怀同情。但是我对他的生活和痛苦一无所知，这让我陷入了苦恼当中，我冒昧地请你把我朋友的消息写信告诉我。”
显然，尼采不知道瓦格纳写了这封信。就在这件事的几个月前，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感恩是资产阶级的美德，但它不适合瓦格纳那样的人。”如果那时他能够读到他老师所写的“要求他合乎常情的思考是不恰当的”，尼采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句话和尼采的思想十分一致。
欧维贝克和他的妻子悉心照顾着这位病人，他们写信给伊丽莎白，向她描述了尼采的病情并告诉她，她应当在哥哥身旁。伊丽莎白接到信立即赶了过来，她一时之间几乎没有认出她的哥哥，这个一年之间老了十岁的佝偻、衰竭的人，后者只能通过手势表达对她的到来的感激。
尼采放弃了他的教授工作，他提交的辞职书获得了同意。学校给予他一笔三千法郎的退休金作为报答。
伊丽莎白带走了尼采。尼采觉得自己无法康复，于是说出遗愿：“答应我，伊丽莎白，为我守灵的人只能是我的朋友们，赶走那些泛泛之交和仅仅出于好奇的人，要不然，我无法保护自己，请你一定这样做。在我灵柩前不能有牧师和其他人讲一些不真诚的话，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一个忠诚的从未撒过谎的异教徒那样埋葬。”
此时的尼采渴望去最偏僻最安静的地方孤独终老，于是伊丽莎白把他带到了恩加丁的山谷间。那里人迹罕至。这个瑞士的偏远之地让尼采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慰藉。那儿的空气轻盈纯粹，草原的光线柔和宜人，而他衰竭的双眼正好在那里得到休养。星罗棋布的湖泊让尼采感到欣慰，它们令他想起了芬兰，尼采也喜欢那些有着歌唱般名字的村庄和善良的农民。他写信给李说道：“我熟悉这里的特质，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他开始康复，怀着一种康复的惊异开始重新生活。他几乎和朋友们断绝了书信的往来，只给自己写点东西，也正是在这些东西里我们找出了信息。以下是他对攀登恩加丁的叙述：
我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这里的山坡波浪般起伏着，在庄严的松树和古老的冷杉树林之后有个混浊的绿色小湖。各种形状的岩石遍布在我的周围，那儿还有一片被野草和花朵点缀得五彩斑斓的土地。牧羊在我的面前时时移动，呈现散开或聚集的形态，远处的松林下聚集着一些牛，它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悠闲地站着。其他近处的景色显得十分暗淡。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袭来的暮色中显得安详沉静。此时正是五点半。河水泛着白浪，牧羊人正在河里走着。他的步伐缓慢而又矫健，忽而逆水前进，忽而绕浪前行。很显然，他在行走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羊群的牧羊人是两个皮肤黝黑的贝加莫人，那个小姑娘穿得像个男孩。右边是一大片森林地带，森林地带之上有着各种棱角的岩石和雪原，左边是两个巨大的冰叉高悬在我的上方，被清澈的薄雾裹着。我眼前的一切都显得宏伟、宁静、灿烂。这种美在乍见之下会让人颤栗，并体会到一种无声的崇拜。一个人一旦进入这个光色纯净、轮廓鲜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避开不安和欲望，期待和遗憾），就会自然而然地想把古希腊的英雄们也带进来。一个人就不得不用普桑及其学生的方式去感受这种史诗和田园般的生活方式。曾经有人这样生活过，用这种方式感受过人生，这种将激荡身心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发生过，而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认出了这群人中的最伟大者伊壁鸠鲁，他是具有史诗式和田园式风格的哲学家的发现者。
尼采在恩加丁一直停留到了9月初，尽管这儿的物质条件极差，又没有朋友在身边，但书籍和音乐依然让他感到很满意。他并不十分痛苦：他还能工作，而且没过多久就将自己平静的思想记满了六本练习本。这些思想中满是怀疑，但从中却并不会看到痛苦，一种意想不到的沉迷将痛苦调和了。他对痊愈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他知道现在的情况只是一种缓和。不过他仍然很高兴自己在彻底垮掉之前还可以诉说，还可以对事物、人性、高山和天空作简单沉思并获得乐趣。他急于体会这最后的幸福。1879年9月初，他将自己在这里完成了的作品寄给了彼得·加斯特。
他这样写道：“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这几行字时，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手稿了。我自己的作品业已完成，我十分高兴，或许你能体会到这种心情。我很快就要到三十六岁了，几千年前人们就说这个岁数是‘生命的中午’，但丁在这个年龄时正富于想象。他在诗歌的开篇中写道，此刻，我正处在人生的中间，而且从各方面来说，死亡正在向我靠拢，我知道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把我带走。现在我的生命在这种境况之中，以至于我不得不预料到速死的结局，而且是在痉挛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已经垂垂老矣，而且我完成作品这一事实让我的这种感觉变得更为明显。我已经吐出了一大滴油，它将是对我生命的交待。我已经享受过生活而很多人将在我之后继续享受。至今为止，我的情绪还不曾为频繁而又剧烈的疼痛所改变，相反地，我现在处于最快活、最温和的极端。是什么使我坚强、改善了我的状况？显然不是来自于人，因为现在除了极少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我的作品激怒了，对我群起而攻之，而且他们都很高调，十分乐意让我知道他们的愤怒。亲爱的朋友，请从头到尾认真读一读这部最新的手稿，看看文字里面是否还流露出痛苦和沮丧的痕迹。我认为是没有的，而我的自信让我肯定，一定还有着某种潜伏的力量存在我的思想里面，这一点和那些反对我的人预料的不同，我想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没精打采和软弱无力的我。”
在这一时刻，尼采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但问题在于他将如何死去，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等待着的是“在痉挛之中的快速死亡”，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这种疯狂之中离世的。他的心中又涌出了一种虔诚的感情，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辞掉教授的工作之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隐居地。他拒绝了加斯特邀请他前往威尼斯的邀请。对他而言，时日不多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认识和热爱一种新的美了。他在给加斯特的回信中说道：“我不会来，虽然欧维贝克和我妹妹都催我与你再聚，我还是不会去。我认为，在现在的这种情形下，更合适的做法是与自己的母亲、家庭和童年时代遗留的东西离得近一些。”
因此，他唯一要去的地方就是瑙姆堡。他希望在那里享受一种完全平静的生活，他想通过一些体力活来分散自己的思想。他租下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里的一间大屋子。在那里，连高墙都十分古老，它的下面延伸着一片空地，尼采将这些空地出租给了别人，剩下的则自己耕种。他这样写道：“我有十棵果树，还有玫瑰、丁香、石竹、草莓、醋栗灌木和常青醋栗。明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还要种十排蔬菜。”
但是，天气让这个病人被迫放弃了这些计划。冬天，这里的气候非常严酷，尼采的眼睛无法适应耀眼的雪光，而他虚弱的身体也抵挡不住潮湿的空气。在瑙姆堡只待了短短几个星期，他在恩加丁短期休养获得的健康又重新丧失了。
此时，加斯特修改了《漂泊者及其影子》的样稿并将它出版了。显然，这本书比尼采以前出版的集子要更加浅显。罗德给尼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给尼采带来了快乐。当然，罗德的赞扬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在看了你对人性的清晰而又不动心的观察后，让我们这些爱你、听从你的每个字的朋友感到痛苦。”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赞同这本书的。
他在信中说道：“你几乎不知道自己为读者带来了什么东西，因为你生活在你自己的思想里。从前，我们从来没有在生活中还是书本里听到过像你这样的声音。而且当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作为你的朋友在你身边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书的结尾简直是看穿了灵魂，直达深处。当然除了这些不对称的和谐之外，你也能够给我们更柔和、更非凡的旋律。再见，我亲爱的朋友，你永远是真理的给予者，而我则永远是受益者。”
这封信让尼采感到高兴。1879年12月28日，他在回信中写道：“谢谢，亲爱的朋友，我将你和我多年的友谊铭记于心。这是我在这个圣诞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封回信很简短，尼采在信后的两句话说明了原因：“我的身体又变遭了，痛苦又开始折磨我，我必须要忍耐、禁欲，对此，我自己也深感吃惊。”
尼采和他的母亲
这种非常强烈的语言并不是夸张。他的母亲和妹妹目睹了他遭受病痛折磨的过程。尼采将这种痛苦视作了一场考验，他认为这是对他精神的磨砺并最终安然地接受了。他比较了自己和那些伟大人物的命运，比如说，利奥巴底。但是利奥巴底却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因为他遭遇疾病折磨时诋毁了生命。但是尼采在病中发现了一个明确的真理——病人没有权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比如说基督。但是基督在被钉到十字架上时也失去了力量。他大声疾呼：“天父，天父啊，你为何要把我抛弃？”尼采不信仰上帝，失去父亲，没有信仰，没有朋友。他所有的精神支柱都源自他自身，而且他从不屈服。他认为即使是不经意的抱怨都是公开承认失败。尼采拒绝向命运认输，痛苦无法压倒他，相反，他从中获得了教育，并且激励了思想。
他这样写道：“理智拥有巨大的张力，但他只专注于对痛苦的控制，他展示的是一道新的光芒。新的光芒都拥有难以言传的魄力，这种魄力常常强大到足以战胜自杀的念头。这足以把对生命的延续提升为最值得向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最值得展示给受难者。他对这个温暖舒适的梦幻世界表示出了轻蔑，在那里，健康者忙碌着，却缺乏自己的思考，他还轻蔑地回顾着自己从前沉醉其中的那些最高尚最宝贵的幻想，这种轻蔑是他生存的乐趣，拥有了它，他便能够获得一种抵抗肉体痛苦的平衡力，这也是他生存下去时必不可少的平衡力……我们的自尊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要在欢快的情绪中保护生命抵抗痛苦这个暴君，这个暴君强迫我们损害生命。面对暴君，支持生命，这是一项具有无穷魅力的任务。”
尼采感到了死亡的威胁。1月14日，尼采想将自己最后的思想暗示给某些朋友知道，他写了一封信给梅森伯格，这封信带有诀别书的性质，尼采也将它看做了一份精神遗嘱。他花了不少心血在这封信上。
尽管写信对我来说是一件不适合做的事情，但我仍然坚持要写，因为我希望你能再收到一封我的信。你在我的心中就像一位心爱的姐姐那样，虽然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我还是要向你表示我对你的爱和尊敬！我经历了可怕的生活和不间断的磨难，这些痛苦让我渴望死亡。并且我身体的某些迹象在暗示我，我很快就要开始发烧了，如果允许我有这样的希望，我相信这些迹象将是我获得解脱的征兆。我已经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从而放弃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在我最近经历的一年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与任何时期任何禁欲者的生活都相差无几。然而，我已经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了很多。在纯净和甜美中，我的灵魂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再不需要宗教或者艺术的抚慰了。（你会注意到，我的措辞有些骄傲，虽然我已经完全弃绝了生活，但我最终还是在生活里发现了安慰的内心源泉。）我想我已经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任务。也许这个人的时日无多，但是我却知道我已经为人们奉献出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滴优质油。我知道，许多人将在我的带领下走向更高尚、更平静、更清醒的生活。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我不再被称为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就会这样说。正如我清楚地明白，我在过去、将来都不会因为痛苦而在我生命的问题上提供虚假的证据。
这些话除了像你诉说以外我还能对谁诉说呢？我想我们彼此性情相投，或许这样说显得我很自大，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我们都勇敢，无论面对的情况是多么的让人沮丧，我们都不会偏离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道路。
我们的同代人不曾察觉到真理的炫目光彩，但我们都从自身和周遭的环境中掌握了许多真理。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一片光明，而且我们都愿意为他们默默献身，不是吗？
你了解瓦格纳一家的近况吗？这三年我没有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很早的时候就明白，一旦瓦格纳认识到我们的追求不同，他就会跟我分道扬镳。我听说他撰文批评了我。随他吧，因为一切手段都必须被用来揭示真理。我永远都对他怀着感激之情，因为正是有了他的强有力的刺激，我才可以获得精神自由。至于瓦格纳夫人，你知道，我认为她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妇女。但是我们断交了，而我绝不是会重修旧好的那类人，太迟了。
亲爱的朋友，我的姐姐，我虽年纪轻轻，但已经垂垂老矣，请你接受一个年轻老人的致敬，对他来说，虽然他想过死，但生活并非是残酷的。
尼采最终活了下来。保尔·李来探望他，给他朗读，李的探望成功地分散了尼采的注意力。天气转暖，不再给予尼采严峻的考验，那些会模糊视力的积雪也融化了。加斯特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住在威尼斯，他再三写信邀请尼采前往。2月中旬，尼采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好转，他前往威尼斯的好奇与愿望也重新复苏了。于是，他立即动身了。
尼采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呆在加尔达湖边的里瓦，这期间他写信给亲人告诉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转好，这让他的家人获得了希望。3月13日，尼采到达了威尼斯，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他的身体便开始复原，而潜伏在他身上的危机则结束了。直至那时，他还没有坠入对意大利的爱恋之中。他熟悉意大利哪些地方呢？湖？但是意大利的气候有点闷热，这并不适宜他的身体，而且他也无法接受那儿过于温柔的和谐；那不勒斯及其海湾？他不喜欢那里众多的人群，他无法爱上壮丽的景色。他的精神情感同那儿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但是一到威尼斯，尼采就被意大利的魅力征服了。在那里，他迅速地发现了从前在自己的古希腊老师们——荷马、西奥格尼斯、修昔底德那里学到的没有梦幻和顾忌的清醒的理智感。整整四年的时间里，尼采一直都在反抗梦幻、反抗顾忌、反抗浪漫主义艺术的威望中战斗。而威尼斯之美将他从中拯救了出来。他记起了自己在战斗中经历的痛苦，但现在只能冲自己微微一笑。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最悲惨的人，这难道不是对自己的抬举吗？那些身处痛苦的人，哪一个没有产生过尼采这种想法，没有这种孩子气的自负呢？
他这样写道：“当健康的曙光升起时，我们总会羞辱从前陪伴我们忍受痛苦的骄傲，而且毫不留情。那时的我们十分天真，认为自己经历的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带着希望环顾人们的自然，生活用它温和的光芒安慰着我们，健康同我们玩起了神奇的把戏。面对这些奇观，我们沉思着，发现自己变形了、仁善了、疲乏了。而此时此刻，音乐则成为了催泪的工具。”
加斯特一直仁慈地照顾着尼采，他的细心让人感动。他陪尼采散步，为他朗读书籍，甚至弹奏尼采最喜爱的曲子。这段时间里，尼采钟爱肖邦，因为他从肖邦的狂想曲中发现了一种自由无畏的激情，这在德国艺术中十分罕见。其实上面那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就是在描述肖邦，“而此时此刻，音乐则成为了催泪的工具”。
除了作为朋友之外，加斯特还成了尼采的秘书，他让尼采恢复了工作的热情，他每天向自己的朋友口述自己的思想，还马上为自己的新集子选了一个“威尼斯的阴影”的名字，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此刻他丰富、细腻的内心和浑身的力量，难道不应该归功于威尼斯吗？他尝试了一项新研究。难道正如他所料，人们的行为是出于对利益的冷静计算吗？极致的美是由安全、闲适和快乐的愿望造就的吗？威尼斯是美的象征。它独一无二，因此必然得到存在的解释。这种物理的奇迹只能用精神的征兆来作答。那么解释我们行为的潜在动因是什么？叔本华曾经说过：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纯粹的生存意志，每一个人都渴望长寿。尼采想，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生命一直渴望着延伸和超越。它不要求保存而要求增长，它的本质是一种征服和提高。但现在怎样系统地阐述这一原则呢？尼采还不清楚，不过这种想法却一直在尼采的身边纠缠不休。他觉得自己已经无限地接近答案了，面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写道，准确说是对他的朋友口述道：
行动和它的表现从来都不一致。外部事物显示出来的样子也不是它自身，这个道理需要我们在经历困难之后才能有所了解。当然，主观世界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事实上，行动是“别的东西”——我不能对这个问题说得太多。所有的行动在本质上都是未知的。
7月，尼采前往马林巴德尝试了温泉治疗。他停留在一个森林对面的小旅馆里，终日都在森林里面散步。
他给加斯特写信说道：“我全神贯注，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挖掘我的精神宝库。我似乎整个都变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现在，我似乎已经找到了通道和出口，我无数次地坚信能够出去，但又无数次地感到失望。”
9月，尼采重新回到了瑙姆堡。此时，他精神愉快、特别健谈。伊丽莎白在尼采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欢乐，这种精神状态意味着他的大脑正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文思如泉涌一般。10月8日，怀着对雾的恐惧，尼采移居到了意大利，他停留在马焦雷湖岸上的斯特伦萨。但他的神经再一次被那里的气候扰乱了。他也再一次意识到了外界环境对他的控制，他对此感到恐惧。假如他总是被环境所影响，那他还有机会表达那些压迫在他心中的不计其数、富于哲学也富于激情的思想吗？他对这个前景怀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就是获得健康。于是他离开了斯特伦萨，前往索伦托。
尼采在途中经过了热那亚，他停留在了那里。他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那儿的人民充满了活力，简朴而又快乐。虽然已经是9月了，可那里还是像夏天一样。热那亚有着高山和大海的双重活力。那些矗立在小街上的坚固的宫殿让尼采感到欢喜，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天性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海盗船上的商人而建造的。尼采是个富于想象的人，而这些宫殿让这些人在尼采的心中得以复活。他的研究需要这些昔日的意大利人，他们清醒地看待世界而又十分贪婪。在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基督徒的品行，他们到处撒谎，却对自己非常坦率。这些人正好帮助尼采压抑心中一直燃烧着的浪漫主义幻想。他和卢梭一样，十分渴望回归自然。但是卢梭眼里的欧洲和尼采的却非常不同。卢梭眼中的欧洲是与虔诚的感情、人类的同情心和善良的天性相敌对的，而尼采的欧洲则被群众所统治，十分懒散，与其他的感情相敌对。而且尼采和卢梭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赞扬的受压制的天性完全相异，尼采想在这种天性中求得治疗灵魂的疗药和帮助其成长的养分。
尼采想呆在热那亚，他好不容易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他为自己选择了一间阁楼，需要爬上一百零四级的楼梯，阁楼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而对面则是一条陡峭难行的小路，平常人迹罕至，野草长在铺路石间。这儿就是Salita delle Battistine 8号。
他的生活像他自己的住房一样简单，这是他很多梦想中的一个，现在他实现了。他过去常常对自己的母亲说：“普通人如何过日子？我也想尝试一下。”每次听到这句话，他母亲就会大笑：“他们以土豆、肥肉、劣质咖啡和酒为生。”尼采叹息一声：“哦，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啊。”但是那些住在他那幢房子内的贫民的生活习惯就十分不同。邻居们生活节制，尼采效仿他们，吃住简单，这样的生活让他思维敏捷。他向房东借了一盏酒精灯，并且在女房东的指导下，学会了烹饪意式煨饭、炸洋蓟。他在这幢楼里非常受欢迎。每当他头痛发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邻居关切地前来看望。而他总会礼貌并且简单地说道：“我睡眠很好，不需要什么。”
晚上，为了让那疲倦的眼睛休息，他就会熄灭灯火，伸展四肢躺在房间里。邻居们看到这种情况时都这样想：这个德国教授真穷啊，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有人看了这个情况就主动上门送蜡烛，对于这些好心人的行为，他表示感激，微笑着向好心人解释了自己的境况。邻居们称呼他为“圣者，小圣人”。他明白这个称呼的含义，并且深感欢喜。他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被放到公元6到10世纪的半野蛮状态中，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那些人当做圣徒一样去尊敬，而他们崇高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节制、有规律，善良而又清醒。”他设想并草拟了一种生活原则：
一种独立，但这种独立不激怒任何人。一种骄傲，这种骄傲需要平静含蓄，不使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因为这种骄傲不妒忌他们的荣誉或快乐，并经得起嘲笑的考验。睡眠警觉，举止安详自如，不喝酒，不结交权贵，不要女人也不看报纸，不要荣誉，不要社交——破例的前提是对方拥有卓越的心灵，如果没有这种人，就和质朴的人进行交往（这种人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只有看到他们，一个人才会思考健全有力的简单生活）。如果有可能的话，自己做最简单的饮食，这样我们才不会沦为那些贪吃咂嘴的下层群众。
健康对尼采来说显得尤为珍贵，他需要不断获取，然后失去，又再次获取，这样一来健康便显得更加珍贵了。他对每一个健康的日子都感到惊讶，这便给这个正处在康复期的病人带来了特有的快乐。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穿上衣服，往口袋里塞进一捆笔记、一本书、一些水果和面包，然后上路。他这样写道：“太阳一升起，我就来到海边，我会找一块靠近海浪的幽静的岩石，撑起一把伞，然后像蜥蜴一样躺在岩石上一动不动。我的眼前只有大海和纯净的天空，别无他物。”他会花很长时间待在那里，直到黄昏的最后时分。他那双衰弱的眼睛很适合这种时光，他的眼睛怕光，也常因光线的刺激而失明，所以眼睛能够享受到这一点乐趣对尼采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他写道：“这儿的大海可以让我们忘记城市。祈祷时刻，城市的钟声仍然在敲响，这钟声在黄昏之际听起来是如此的悲哀、愚蠢而又甜美，再过一分钟，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万籁俱寂。辽阔的大海伸展着，苍白发光，静默无言。傍晚十分沉默，天空在辉煌中闪闪发光，红的、黄的、绿的变幻着。那些突入大海的悬崖峭壁也沉默无语，他们就像是要寻找最孤独的所在。这种景象有着令人敬畏的美，会在刹那间征服我们。它使人的内心膨胀起来……”
他无数次赞美过这种时光，正如他自己描述的一样，在那时候，就连地位最卑微的渔夫们也“划着金色的船桨”。而他在这时光中花了一天的时间采集果实，在本子上记下了那些新产生的想法，用文学性或音乐性的语言把它们表达了出来。他重新开始了自己在威尼斯的研究。什么是人类的活力？其愿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怎样解释其历史的混乱和习惯的困境？现在他寻找到了答案，那推动人抵抗自己的力量都源自一种残酷而又野心勃勃的力量。为了引导它，尼采不得不仔细分析和解释了这一力量。这就是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坚信总有一天会解决它的。他乐于将自己看做伟大的航海家，或者是那个手握测水缆，在珊瑚礁丛航行达三月之久的库克船长。在1881年这一年，存在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此人仅仅从一株海草中就辨认出了新大陆的存在，这株海草是由新大陆某条不知名的河流冲入大海的，那条不知名的河流水质混浊，没有盐分。
他这样写道：“我们想去哪儿呢？难道我们渴望穿越大海吗？我们认为这种欲望高于其他所有感情，那它会把我们驱向何方呢？为什么这种疯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朝着那个至今为止太阳每天沉没和消失的地方呢？也许终有一天，太阳会向我们指明答案，我们也在向西前进，希望到达一个前人从未到达的印度，然而命中注定我们将灭绝在茫无涯际当中。否则，我的弟兄们，否则？”
尼采喜欢这段抒情文字，作为颂歌，他将它置于书末，他这样写道：“从前有哪一本书是用‘否则’来结束的呢？”
1月末，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手的神经质和极差的视力让他无法誊清手稿。于是他把手稿寄给了自己的好友彼得·加斯特。加斯特在3月13日誊清完手稿，将它正式交给了出版商。
“这就是手稿，我发现我十分依赖它……现在，请快出吧，快，赶快！当书问世的时候我就会离开热那亚。在此之前，我只能靠自己残留的生命去生活。快一点，让印刷工快点排印。他们可不可以给你立据保证最迟在4月底发行这本印好的完整无缺的作品？……我亲爱的施迈茨勒先生，这一次请全力以赴吧。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重要！它和我们的荣誉紧紧相关，它完美无缺，有资格洁白无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恳求你低调地进行出版和宣传。我可以提供给你比书中更多的信息。不过当你读完全书时，你自己也就能够彻底理解它了。”
出版商读了原稿，但是却没能搞懂。他表示出对这部作品没有任何兴趣。4月，尼采仍在热那亚固执地等待书的校样，他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让朋友们大吃一惊。所以他只告诉了彼得·加斯特这个秘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保守这个秘密的乐趣，他写信给妹妹说道：“好消息，我将出版一本新书，这是一本决定性的大著作。它无时无刻不在振奋我的精神。”5月，他和彼得·加斯特再度相聚并一起前往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威尼斯乡村——雷考罗。他开始对等待失去了耐心，而出版商的延误使他无法梳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的新思想。
他最后给自己的书选定了《朝霞》的名字，而这本书终于在这一年最不舒服的7月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