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云

我从未预见到，24 岁的我将会遭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双重打击。但其实我应该预见到的，警告信号一直都在，比如青春期的那些绝望的瞬间，比如对一切事物持续不断的担忧。在我就读于赫尔大学期间，有更多的警告信号出现。但警告信号的问题是，我们只能根据过去进行猜测，如果某件事还未发生，我们很难推测它是否会发生。

患过抑郁症的好处是，你会了解抑郁症都有哪些迹象。回想起来，我上大学时有很多这类迹象的，但我从未留意过。

那时我常常坐在大学图书馆的五层，眼神放空，惊恐地想象着蘑菇云从地平线上升起。偶尔我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感到我的身体边缘模糊了，就像一幅行走的水彩画。还有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确需要喝很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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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甚至还有过一次惊恐发作，不过没有后来的那些严重。事情是这样的。

大学期间，我在主修文学和历史双学位之余，还选修了艺术史课程。选课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本学期我必须做一次关于现代艺术运动的报告（我选择了立体主义）。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我对它恐惧得要命。我一直都害怕表演和演讲，但那种恐惧跟我对这个报告的恐惧没法比。我简直忍受不了这个念头——我将不得不站在一屋子人面前，大概十二三个人，对着他们说二十分钟的话，这些人会积极地揣摩我、关注我、听着从我嘴里冒出的每一个字。

“每个人都会紧张的，”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没问题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可是她又知道什么？

万一我流鼻血呢？万一我根本讲不出话呢？万一我小便失禁呢？我还有一些别的担忧。Picabia① 怎么发音？乔治·布拉克② 的《静物画》（Nature morte ）我应该用法语念吗？

大约五周时间，我被这个报告弄得心神不宁。我不能不做报告，因为是要打分的，算是作业的一部分。我尤其担心的是，我必须一边讲话一边放幻灯片。万一我把幻灯片上下颠倒了呢？万一我讲的是胡安·格里斯③ 的《毕加索的肖像》（Portrait of Picasso ），放的却是毕加索的画呢？似乎有无限的噩梦可能。

就像我要讲述的那场艺术运动一样，我的头脑也离经叛道了。

那一天到来了。199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这一天看起来跟我在赫尔度过的很多单调日子没什么差别，但这平静的外表不过是假象，我在空气中嗅到了威胁的味道。我感觉周遭的一切事物，甚至学生宿舍的家具，都是用来对付我的秘密武器。读哥特文学课上的《德古拉》（Dracula ）也无济于事。（“我满心惊异，我怀疑、恐惧、想法怪异，我不敢向自己的灵魂坦白我的想法。”）

“你总可以假装生病啊。”我的新女友、未来的妻子安德莉亚说。

“不，我不可以。要打分的，要打分的！”

“上帝啊，马特，冷静。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跑到药店，买了一包“自然静”（Natracalm）。一共 24 个药片，我吞下去一多半。（我想是 16 片，两板，味道像草和粉笔。）我等待着平静如约而至。

然而平静没出现，瘙痒出现了，皮疹出现了。

我的脖子上、手上全起了皮疹，鲜红色的斑点，皮肤又痒又烫。报告会两点十五分就开始了。也许皮疹是应激反应，也许我需要点别的东西让我冷静下来。我跑去酒吧，喝了一品脱淡啤酒、双份伏特加和柠檬，又抽了一根烟。报告会开始前 10 分钟，我在历史系的卫生间里，凝视着某个蠢货画在金色木门上的纳粹标记。

我的脖子红得更厉害了。我躲在卫生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无声地练习着。

我感觉到时间的力量，那是一种坚如磐石的力量。

“停，”我低声说。即使我这样哀求，时间还是不肯停下。

然后我做了报告。没错，就是那个报告。我说话结结巴巴的，声音虚弱得像一片秋天的落叶。幻灯片弄错了几次。除了写在发言稿上的内容，我没有多说一句。大家没有窃笑我的皮疹，只是看起来非常、非常不自在。

报告进行到一半，我进入了游离状态，失去了真实感。那根连接肉体和灵魂的线被剪断了，像氦气球一样飘远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出窍吧。我在教室里，漂浮在身体的上空、两边，甚至无处不在。在自我意识过剩的状态下，我观察着、聆听着自己，同时冲出了自我。

我想，这是一次惊恐发作，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惊恐发作，虽然程度远远不及在伊比萨或父母家时。它原本可以成为一个警告信号，但很遗憾，因为我的惊恐是有原因的。好吧，也算不上有原因，但至少我认为有。如果你的惊恐发作是有原因的——狮子追在你身后，电梯门打不开，不知道 chiaroscuro（明暗对比法）如何发音——那么它就不算是真正的惊恐发作，而是对可怕状况合乎常理的反应。

毫无理由的惊恐，是疯狂的。有理由的惊恐，是正常的。我暂且还站在正常这一边。

勉强。

在当下看到未来总是很难的，即使它就摆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