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

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

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