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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交易关系的质变
新时代的婚姻对传统婚姻的彻底颠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旦妻子把自己挣到的工资带回家,过去的女人以生殖、养育子女以及家务劳动换取丈夫工资这种传统的家庭交换就变得不合时宜了。20世纪初妇女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每周47小时。到了2005年,这一时间减少到29小时,而男人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达到每周17小时。20世纪70年代的民意调查发现,1/3多的妇女反对“支持丈夫的事业比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持反对态度的女性占4/5。
同时,男女双方都发现,原先成立家庭所要得到的东西—三餐、洗衣、性生活以及孩子—不成家也能得到。到2007年,美国的新生儿大约40%属于非婚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结婚率是11‰,到了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的7‰,而离婚率却飙升。原来意义上成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儿孙满堂,这种观念已不再时兴。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从1976年的36%下降到2006年的11%,20%以上的育龄妇女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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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对男女双方都有困难。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美国就业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劳动力供应有放缓的趋势。经历了40多年的增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
我记得曾采访过卡西·沃森-肖特,她37岁,原来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管。她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又苦于不习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幼小的女儿。最有意思的是,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无法兼顾这两方面:“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起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这是小菜一碟儿。”
她发现,尽管妇女参加工作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但两性关系转变还是没有跟上。“在工作中我们争取了平等,”她对我说,“但在家庭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美国有关调查结果证实,妇女照顾孩子的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而男人花在家庭以外工作上的时间比女人多50%。
两性之间力量日趋平衡的变化,男人也很难适应。10年以前,男人的就业人数超过6800万,比女人多550万。现在,男性就业的人数大致没变,但是女性却赶上来了。过去的50年里,25~44岁的青壮年女性,就业率从40%提高到大约70%。同一时期,青壮年男性就业率却从93%降低到81%。到了失业率高峰的2009年,青壮年男性失业的人数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在婚姻市场上也令人忧虑,因为丧失了对家庭经济贡献上的优势,很多男人变得毫无优势。
我研究过一篇关于美国男性结婚后由盛而衰的过程的文章,发现了网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市场—在线婚姻中介,能帮助情场失意的美国男人到哥伦比亚和乌克兰等国家找老婆。求助的男人大多是中年人,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也很富裕;有些是想从异国女人那里寻求一时的性刺激,但更多的是想合法地找到一个终身伴侣。他们想找的是传统的妻子,就像20世纪50年代荧幕上的邻家女孩桃丽丝·黛那样。网站创始人山姆·史密斯,原来是休斯敦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的网站“我爱拉丁姑娘”就提供这种服务。他对我说:“这都是什么妇女解放闹的。男人们对北美女人那种开口闭口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态度感到厌倦、恶心。”另一家网站BarranquillasBest.com,专替人寻找哥伦比亚新娘,它给人们支招儿,防止未来的外来新娘“美国化”:“让她经常和哥伦比亚的娘家保持联系,重要的是给她买长途电话卡,并且每年让她回两趟家。”
山姆提供895美元的“相亲游”一揽子安排,包括来回机票、旅馆以及当地相亲中介人等费用,17个相亲者可以与750个哥伦比亚年轻女子见面。他告诉我:“这些伙计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逢’。”山姆和他的美国前妻离了婚,现在的妻子是哥伦比亚人。
2008年,超过4.2万外国女人持美国人未婚妻或配偶的签证进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达成的交易与昔日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男人提供的是绿卡和相对繁华的美好生活前景;女人提供的是年轻、美貌以及以身相许。我和好几对这样的夫妻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很幸福,有的已经结婚多年。
这些男人往往意识不到的危险是,桃丽丝·黛那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已经行不通了。兰道·米勒是个律师,他多次代理外国女子打官司的案件,控告她们的美国未婚夫或丈夫虐待她们。他对我说:“这些男人想成为一家之主,相信那些中间人的促销许诺,能从俄罗斯找一个传统女人。她会心甘情愿地给他做饭,和他上床,对他事事顺从,绝不多嘴。如果女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还想出去工作,他就吓坏了。”
婚姻交易的变化甚至渗透到了政治领域。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这些因素推动女性转向支持左翼,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和福利;同时把男人推向右翼,因为他们工资比女性高,而且往往不带孩子。根据选举调查的数字,1979年,美国女性自认为倾向于左翼的比男性多5%,到199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3%。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之间,投票给奥巴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7%。
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加拿大、新西兰以及北欧国家的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美国的还高。甚至在一些传统的男权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日本,女性劳动力的供应也迅速增长。1994~2008年,西班牙妇女的就业比例从32%提高到56%;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从36%增加到48%。
在这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被颠覆。经合组织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结婚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8‰下降到了5‰。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离婚率创世界纪录,其他国家的离婚率也在上升。因为女性为了事业决定推迟生育,新组建家庭减少,结果生育率急剧下降。经合组织31个成员国里只有5个国家—美国、冰岛、新西兰、墨西哥以及土耳其,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多于2.1个孩子,这是保证人口稳定的所谓人口替换率。西班牙每个妇女平均生1.5个孩子,德国是1.3个,日本是1.4个。由于生育率过低,有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根据预测,韩国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