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明星的天价薪酬

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劳务市场的残酷程度是独一无二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用很多法律手段强制规定最低休假天数和最长的工作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有利于缩小工资差距。美国的工作场所，对比之下，只强调自由竞争，目的只有一个—奖励成功者。

1989年，旧金山巨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里身价最高的球队，球员的平均工资为53.5万美元，是身价最低的俱乐部巴尔的摩金莺队的5倍。差距似乎很大，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不值一提了。2009年，纽约扬基队球员的平均工资为520万美元，比垫底的奥克兰运动队高出将近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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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薪酬的膨胀看来非大公司高管莫属。1977年，美国100强企业的精英总裁的薪酬大约是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50倍。30年以后，美国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相当于该公司生产线工人平均工资的大约1100倍。这样就把绝大多数普通人和最富的人划分开了。20世纪70年代一项有关薪酬的研究发现，10%的顶级主管的收入是中层管理人员的2倍；到了21世纪初，顶级主管的收入已经是中层的4倍还多。

一条简单的经济理论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这种现象。198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发表了一篇题为“超级明星经济”的文章。一言以蔽之，罗森强调科技进步会使一些表现最佳者在特定领域作用更大并获得更多回报，但同时会减少该领域其他表现较差者的收入。

这种推理与流行歌星的收入变化是非常吻合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音乐产业经历数次震动，因科技发展而陷入短暂停顿。首先，MTV把音乐植入电视；后来，纳普斯特把它带到互联网上；苹果公司允许粉丝们购买单首歌曲并且可以无限制地播放。发展的每一步都使演出扩展到更大的粉丝群体，让消费者付更多的钱。1982年，占流行歌手1%的超级明星创造了音乐会门票收入的26%，到了2003年，这一份额增加到了56%。

超级明星效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汤姆·克鲁斯的薪酬变化，他演《危险交易》时的片酬为7.5万美元，演《谍中谍2》时增加到7500万～9200万美元。这一效应也适用于欧洲足球，2009年薪酬最高的20个球队挣到了39亿欧元，比欧洲足球联赛其他所有球队的总和还多出25%以上。球王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他1958年在瑞典世界杯亮相时才17岁。他一下子成为明星，令世界上所有球队垂涎。1960年，他所在的球队—桑托斯队，据说付给他15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今天的110万美元。这样的薪水在如今只能算中等收入。2009～2010赛季薪酬最高的球员，葡萄牙的前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他效力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拿到了1300万欧元的薪酬。如果包括赞助费在内，挣钱最多的当属英国的优秀中场球员贝克汉姆，2009年他除了从洛杉矶银河和AC米兰拿到700万美元的工资外，还得到3300万美元的广告费。

贝利的收入排名落在后面，不是由于他的球技，而是他的收入基数太小。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球员，但是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高超球技。1958年全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上第一颗电视卫星“通信卫星号”是1962年发射的，根本没有赶上贝利在世界杯上的首次表演。与此相比，2010年南非世界杯，罗纳尔多代表葡萄牙上阵，转播的国家有200多个。如果把全世界观看所有场次比赛的人数相加，相当于有几百亿双眼睛在观看比赛，比全世界的总人口还多。罗纳尔多踢得不比贝利好，但他的球技让更多观众看到了，所以他拿到的钱更多。

罗森的逻辑也被引用来解释高管的薪酬。随着美国大公司、银行、共同基金公司的不断扩张，它们关键的问题是找到“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银行经理和公司主管。它们竭力争夺管理人才，把公司高管的价格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纽约大学的泽维尔·加贝克斯和奥古斯丁·兰迪尔200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估计1980～2003年美国企业主要高管的薪酬提高了5倍，这纯粹是由于同期各大公司的市场规模也增大了5倍。

这种模式完全遵循了达尔文的海狮求偶逻辑：雌海狮一贯喜欢那些个头大、能击败竞争对手的雄海狮。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身体越沉重，越容易被鲨鱼和虎鲸猎食。如同海狮用体重求偶一样，大公司用综合薪酬来吸引人才，但它们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天价的薪酬计划不可能为持股人创造收益。高额的工资实际上是鼓励造假，诱使那些持有股票期权的高管不择手段地提高他们公司的股价，事实上这还鼓励了过度冒险。

这种策略是否对整个社会有利，实在令人怀疑。过去的15年里，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把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半收入囊中。1980年，他们拿回家的钱等于美国国民收入的1/10，如今，该比例增加到了将近1/4。为数不多的海狮把所有的鱼都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