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金融家

高级融资公司根据无可比拟的精确性确定薪酬，银行提供高额奖金吸引最优秀的工商管理硕士或者量子物理学家。这些聪明的金融家们，又发明了五花八门的新产品，使银行业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

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吗？戈登·盖柯在荧幕上大摇大摆，伊万·波斯基因内部交易而锒铛入狱，迈克尔·米尔肯到处兜售垃圾债券。1987年金融公司将美国企业将近1/5的利润收入囊中，华尔街的奖金共计26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5600美元。如今，这点钱看起来简直微不足道。2007年美国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私营企业的整整1/3，同年华尔街的奖金达到创纪录的329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7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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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这样的薪酬在各个行业都不是普遍的。美国的农业经济，与打了兴奋剂似的曼哈顿中心街道截然不同，农民微薄的薪酬与其说是生产的动力，不如说是为了勉强让农民糊口。2009年春天，美国农民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9.99美元。

农场主还有其他一些策略保证获得廉价劳工，其中之一就是定期游说国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要求政府向墨西哥农民敞开大门。20世纪40年代，美墨《布拉塞洛计划》启动，目的是填充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派向海外的美国兵增多导致的劳动力空缺，由于农场主们强大的游说力量，该计划一直执行到1964年。此后农民的工资开始提高，农场主又用其他的廉价劳工取代他们。

农场主们估计，他们雇来耕种土地收获作物的人大概有100万，其中非法移民大约占70%。2006年美国国会展开辩论，准备全面修改《移民法》。我采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主费琳·惠特克，她在皮德蒙特地区种植烟草、西红柿和其他作物。惠特克担心通过合法渠道雇用的移民成本太高，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非常想雇用合法工人，”她说，“不过，如果成本太高，我们只能雇用非法移民。”外来工的签证上标明与该地区其他农场对照的最低工资标准—当时国会大概准备从每小时8.24美元提高到8.51美元。而非法移民，同样的工作每小时仅拿到6.5美元。

当然，就算每小时6.5美元，非法移民也想干。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躲避边境巡警、犯罪团伙还有毒蛇偷渡来到美国的目的。这样的工作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梦寐以求的，与他们的村民和邻居们的极度贫困相比，这是他们发财致富的道路。非法移民们相对的好运气—回到家里衣兜里装有积攒下来的美元就是雄辩的事实—激励他们的弟弟妹妹以及堂弟堂妹、表弟表妹长大了也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也想成为有钱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本在意料之中。就像其他方面的价格差异一样，薪酬的不平均现象引导资源—劳动力—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有些吃苦耐劳的墨西哥人被相对富裕的前景吸引到了边界的北方，同样的动力把1100万移民吸引到德国，700万吸引到沙特阿拉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大约各有650万。

薪酬的不平等引发人们如此大量广泛的流动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却必须具备的一大特点。贫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使一部分工人得益，一部分则没有，这就加大了贫富差距。不平等现象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最赚钱的行业，利润最高的公司雇用了这些人，就又加快了经济发展。

不过，尽管收入不均有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力量，但不均到什么程度才合适？美国在过去30多年里有了迅猛发展，198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9%，同时收入不均也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相反，1951～1980年，收入最高的人的财富积累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收入不均有所缓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达到83%。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960年以来，国民收入每向最富的10%的人倾斜一个百分点，全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0.12%。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下，其余90%的人也要工作13年才能弥补上他们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牺牲。

美国一直是收入倾斜程度最大的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拥有的财富是最低的10%的人的6倍。相比之下，英国是4.2倍，瑞典是2.8倍。

尽管如此，美国人的经济流动性低于很多国家的公民。美国收入分配最低的1/5的家庭的孩子，他们未来的收入仍然保持在同一阶层的可能性为42%，英国人是30%，瑞典人是25%。

即使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不容置疑的发动机，我们也有其他理由对财富向最富有群体过度集中加以限制。极端不均等导致不信任、嫉妒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对立。而均等则会培育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凝聚力，是很好的社会黏合剂。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两万美元左右，收入进一步增加不会延长预期寿命。不过在富裕国家里，那些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如日本和瑞典，人们的预期寿命会长一些，而收入不均的国家，例如葡萄牙和美国，人们的预期寿命会短一些。

收入差别拉大，富人抢购房地产，迫使不富裕的家庭离开原来理想的社区。在曼哈顿、波士顿中心、旧金山等城市，仅靠中等收入生活的人只能白天给有钱人打扫房间、做饭、看孩子，晚上下班后回到房价便宜的地方去住。

1970～2000年，旧金山每年房价的上涨比全国其他地方高出1%～1.5%，因此它变成了有钱人的城市。按现在的币值计算，旧金山年均收入136000美元的家庭，从10%增加到31%，比全国的增长率的2倍还多。中等收入的人们被挤了出去。按照现在的币值，1970年旧金山大约70%的家庭年收入在9万美元以下，2000年，该比例下降了大约一半。

地区差别造成教育差距。学校的资金依赖不动产税，财产税又依赖不动产价格。如果说人们的工资基本取决于受教育的质量和年数，那些被迫迁入较差学区的家庭将会进一步落在后面。

简而言之，收入不均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刺激力量取决于它在人们心目中是否公平，起码必须合法。如今，很多美国人怀疑有钱人是否“对得起”他们的薪酬。这样的疑问对银行经理尤其适用，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几十年未见的巨大灾难，竟然还领取高额奖金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