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群体共同的行为准则

文化，例如政治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用来描述使某一社会得以运转的所有风俗、习惯、集体行为准则等。它包括衣着模式、舞蹈形态以及音乐，包括形成我们集体认同感的历史传统，有信仰和礼仪，宗教的或者非宗教的，还有规则，如制度与禁忌。文化包括戴着鼻环、一头紫发在台上疯狂弹奏吉他的20来岁的年轻人，还包括如何施政、政权如何交接的规范与制度。

对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有一种普遍的、很大程度上我认为颇为准确的批评，那就是他们经常忽视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选择，而把人们假定为精于计算、只顾自己、对“社会福祉”毫不关心的动物。“经济人”被认为是把生活中的一切当做一连串的成本收益分析，依据价格评估来作出决策，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对市场情有独钟闻名于世，她因此与工会展斗开争，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极力扩大社会公共事业的开支。她言简意赅地声称：“所谓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具体的男人和女人，再就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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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说得当然不对。人类和动物一样，生来就具有社会属性。我们依赖社会，也就是别人，否则无法生存。为了组成社会，我们必须让出自己的部分利益，把它融合到部族的集体利益中去。文化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把可接受的行为方式写进法律，决定赏罚的价格，作为该部族的行为约束模式。文化在社会集体价格系统范围内，调节着个人的成本收益比。

文化影响着在消防车库门口泊车的价格、祈祷的价值、避税的风险、腐败的回报。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从个人角度来看，它既费时间又没有收益。个人的一票对于整个选举的结果，就好比给出租车司机付的小费，你再也见不到了，等于把钱扔掉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这是一种文化范畴内的人工制品。

在美国，人们发现，来自比较“开放”的国家的移民家庭中女孩参加工作的多，而来自比较“保守的国家的移民家庭中女孩参加工作的少，这些国家的女孩嫁人后一般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是否参加工作与她们能挣多少钱、是否急需用钱无关。

对于财产的集体观念经常决定个人面临选择时的成本收益计算。罚款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阻止手段，谁愿意损失钱呢？不过，一项对以色列几家日托中心的研究发现，对于迟到家长进行少量罚款实际上增加了迟到现象。本来，接孩子迟到，家长认识到自己违反规定，会产生愧疚感。但是，日托中心决定罚款，就消除了这种负担，他们反而觉得迟到受罚两相抵消了。

偏好会影响多方面的价格。扣除汇率波动因素，日本的物价比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平均值高40%。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局限。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人口众多，能源匮乏，耕地稀缺。文化也影响着价格，例如日本的高价食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日本根深蒂固的农业历史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规范。

在日本，农村选区的人口密度比城市小得多，这就使农村选民的影响力更大。城市中要在立法机关赢得一个席位，需要的票数是农村的3倍。日本农村人口的政治力量加重了关税壁垒，保护农民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这样做的成本是城市居民必须购买天价食品。

文化对那些左右我们的价格具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忽视这种影响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为文化只不过是经济带来的人工制品，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像有些批评经济学假设的人说得那样狭隘。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把文化描写成对于经济刺激的典型补充，是某种外来的东西，无法用成本与收益来衡量。但是这种观点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文化为什么会存在？

文化把世界一分为二，越过文化的边界，经济人就会失去约束，肆意妄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行我素。进入边界，在族群的范围内，文化要求我们为了集体凝聚力而牺牲个体的欲望和冲动。在族群之内，禁忌和文化习俗重新形成新的价格系统，引导个人选择，产生信任，团结。舞蹈和礼仪歌曲，紫色头发和五分裤都是文化的边界，都是围绕人们建立共同目标来划分文化边界的图腾。

进一步说，文化制度并非完全形成以后才降临到社会中，而是随着每一笔交易及它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文化制度取决于整个群体选择的生存方式。文化体现了决定共同选择的所有价格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的集体价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