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权衡

信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促进贸易，与实物和人力投资息息相关。研究人员发现信任别人能使人乐观且敢于冒险，信任别人的人尽管经常受骗，但没有信任，经济就无法发展。对别人缺乏信任，就不敢冒险，也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充满信任的社会多数稳定而且繁荣。68%的瑞典人和59%的芬兰人认为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但在土耳其和卢旺达，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只有5%。

在一个自私自利者充斥的社会里，信任无法存在与延续。只有社会规范对个体利益进行约束，把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信任才会在规范的边界之内出现，而且这些规范必须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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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我住的公寓在花园区，附近有一座正统的犹太教教堂。我经常看到一些犹太家庭外出散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那些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家庭成员顶着炎炎烈日走在街上，身穿过膝的黑色外套，头戴硕大的皮帽，这样的行头只有到波兰的严冬时节才用得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与气候不协调的衣着，是为了表示一种牺牲。穿冬季的大衣是为了向每一个哈希德教派的犹太人表示，穿这种衣服的人是自己人，是组织严密、共享精神和物质慰藉的群体中的一员。大衣使圣保罗正统犹太教信徒结成一个团体，穿着带来的不舒适—不管是否感觉得到—代表了该群体要求成员们作出的一种牺牲，是一道必要的藩篱，把“非我族类”排斥在外，并且抵御外来势力的影响。

一旦文化设定了边界，它就把边界内运行的价格体系认定为风俗和法规。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游牧部族摩尔希人，女孩到了15岁就把下嘴唇切开，塞进一个黏土烧制的圆盘状物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圆盘尺寸逐步加大，嘴唇的裂口也被撑得越来越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这种习俗描绘成女孩成年和生育能力的象征，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偏要采用这样痛苦的方式来显示女孩的这些特征。经济学家解释说，这种毁容方式可能与奴隶贩卖有关，摩尔希族女人面容丑陋就不容易被奴隶贩子选中。奴隶制度消亡以后，这种做法得以持续，是因为父母养成了一种习惯，总想把自己从小学到的东西传给下一代。但这种做法最初是一种利害的权衡，硕大的嘴唇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我们考虑一下公正的问题。这一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品行，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模式，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具体需要。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来测试一下。

在这个游戏里，先给选手甲一部分钱并且告诉他可以按任何比例与选手乙进行分配，不过如果遭到对方拒绝，两个人都一分钱也得不到，空手走人。如果选手甲按照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做，他就会自己尽量多留而给对方越少越好；从另一方面说，选手乙不管甲给多少都应该接受，因为“有毛不算秃”，多少都是白捡的，两个人都有收获。但是实验中人们很少有这样的表现。一组社会学家在全世界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遇到了不同参与者各种各样的应对策略，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似乎与各自的社会文化相契合。

生活在秘鲁南部的热带森林的马奇根加村民，在游戏中平均只拿出26%给对方，但是巴拉圭的阿谢族人有的几乎把所有的钱都送给对方；印度尼西亚拉马勒拉地区的大多数捕鲸人送给对方最起码一半。研究人员表示，不同群体的人使用的策略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如果群体之内很少有家庭以外的交易，就像马奇根加村民那样，人们感觉不到与别人共享的压力，自私的成本就很低。对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拉马勒拉，人们一般集体狩猎，关于猎到的鲸鱼如何分配，他们之间有详细的规则，社会荣辱的成本很高。

文化不仅决定总体上的价格，它还给价格包裹上一层礼仪的、规则的外衣。1984年到1985年冬季，住在魁北克北部詹姆斯湾的奇萨西比克里人，发现返回奇萨西比猎区的驯鹿数量减少了很多。而他们头一年的捕获量非常大，猎杀了很多驯鹿。村里的老人给年轻猎手讲了一个故事：20世纪初曾经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猎杀。当时印第安人使用刚刚到手的新式连发猎枪猎杀了数以千计的驯鹿，吃不完的鹿肉扔得到处都是，驯鹿的尸体丢到河里，河水都臭了。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驯鹿再也没有回来过。

故事要说明的是，只有猎手们按照规则打猎，驯鹿才会回到猎区来。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到1986年冬季，奇萨西比大约400户家庭平均每家只猎到大概两头驯鹿。肆无忌惮的资源攫取—过度猎杀—的代价用虚拟的方式把驯鹿的价格表达出来。

人们把不同信念当做深层文化相区别的标记，这来自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尼日利亚人和乌干达人价值观的共同点比尼日利亚人与日本人的多。埃及人与约旦人的共同点比丹麦人与巴基斯坦人的多。丹麦人与瑞士人33.8%的时间是意见不一致的，而丹麦人与坦桑尼亚人56.3%的时间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不光与种族和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往越频繁，它们的价值观就越接近。

前苏联阵营中的国家，政府对生产40多年的全面控制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格格不入。原民主德国人往往说成功是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而原联邦德国人却把它归结为个人的努力。1997年，柏林墙倒塌将近10年时，原民主德国人还是经常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给人民经济保障，而原联邦德国人却很少这样想。不过随着经济的实际发展，这些观点也在改变。研究人员表示，再有20年时间，德国人不同的偏好将会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