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小费”的社会价值观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是那些负担得起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些国家把大家庭作为标准的文化模式，子女众多，但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极高，活下来的则要参加劳动。富裕国家里儿童死亡率低而且不需要劳动，这造就了另一种文化，少生孩子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家长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投入也就更多了。

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的道德风俗说到底是个定价问题。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技术减少了由性关系所引发的纠纷，使性开放成为可能。1710～1750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2/3以上的犯罪与婚前性行为有关。美国1900年仅有6%的19岁以下女性有过婚前性行为。如今，妇女很少在19岁以前结婚，不过3/4的妇女在那以前就有过性行为，人们也逐渐不再以此为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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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的性关系比发展中国家的混乱，他们沉湎于多个性伴侣之间的大量性行为之中。据调查，富裕国家里有大约70%的未婚妇女向民意调查人员承认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有过性行为。对比之下，东非和南非有同样经历的未婚妇女只有25%多一点，而且据报告男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样的结果使某些观察家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非洲艾滋病的高发病率与人们的大量性行为有关。不过，这是对现实的曲解：在贫穷的国家，医疗条件极差，致命的性传染疾病的发病率又高，性行为的代价因此也很高，人们自然就会减少性行为。

我们再拿英国的饮食来做个例子，这当然是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文化产物，与之并列的还有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约德尔山歌，不丹的兰塔播游戏以及中国旧时代的女人自幼缠足。20世纪80年代我在伦敦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鳕鱼在当地只有油炸这一种吃法。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保罗·克鲁格曼曾经指出英国食品加工水平很差，是由于早期的工业革命把英国人一下子从农村推进了城市，远离新鲜食物原料，而且当时还没有大规模低价生产、储存以及远距离运输新鲜食品的技术。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有超过100万的人口，但是食品运输只能依靠马车。因此伦敦居民只能食用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腌制的蔬菜和肉类或者不需要冷藏的块茎类蔬菜。等到科技发展使伦敦人能够体面地吃上新鲜食品时，他们却已习惯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食谱。于是，贫乏的饮食成了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生存价格质朴无华地展示了世界上的文化观念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机会的不平等而呈现各异的面貌。在阿塞拜疆，普通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花销的3/4，在巴西则是1/5多一点。比例最小的是美国，每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不到1/10。

不过，食品在普通美国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较低这一事实，还意味着美国人对食品的价格不太在意。美国农业部估计，如果肉类价格提高10%，美国家庭对肉的消费只会下降0.9%。对比之下，这样的价格变动会使墨西哥家庭的肉类消费下降5%以上。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动物权益运动”在美国比在诸如刚果或墨西哥这样的地方更加流行。用人道的方式屠宰肉牛成本要高得多，多数美国人消费得起。犹他州立大学和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2005年的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愿意多付9%的价钱来保证他们食用的三明治中的牛肉来自通过人道方式宰杀的肉牛。

在墨西哥，这种做法会改变人们的食物构成，10%的涨价会降低他们将近5%的肉食消费。美国人为了吃到人道方式宰杀的牛肉做成的汉堡包而愿意多付钱，同样做法则会减少普通刚果家庭6%的肉类消费。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或者刚果人更热衷于加入动物权益保护组织。

文化上的偏好影响价格，价格反过来又影响文化偏好。纽约的饭店和美发厅比斯德哥尔摩常见得多。女仆和保姆在里斯本到处都有，到了奥斯陆就难得一见。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来说，葡萄牙家政服务业的规模是挪威的3倍。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是世界上物价很高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欧国家的平均物价比经合组织总水平高出15%～25%。而美国的物价则要低大约10%。

所有这一切差异都可以追溯到一种价格—劳动力价格。与其他行业相比，葡萄牙的女仆和保姆，其价格比挪威要低得多。在纽约，服务行业依靠的是价格低廉的工人，这在瑞典是找不到的。与其他行业相比，丹麦的干洗店工人的工资要比加拿大的高得多。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发现，瑞典收入水平最低的1/10的人群的平均工资相当于中等收入人群的75%，而美国只相当于37%。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比瑞典高25%，瑞典的最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却比美国同样群体的工资高60%。这样的价格差别是不同文化选择的结果。

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价值和信仰上的共同点很多，只不过双方都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罢了。尽管如此，大西洋两岸的文化差异足以说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力是如何使自我利益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欧洲人作为一个群体，都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坚信运气的偶然性决定人生命运，因而普遍不相信“有钱人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这样的说法。他们不可能把成功归结于个人的奋斗，反而把它看成是机缘巧合和外部环境造就的。他们坚信世界是不平等的，因而倾向于高税率，对收入进行累进式再分配，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强制实行公平。

欧洲人深信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很可能植根于欧洲过去的封建社会制度—幸福和成功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无关，而是取决于家庭出身。美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直诚信、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有了这些，人人都可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美国，认为劳动能够改变命运的人与相信成功缘于幸运和社会关系的人的比例是10∶1；在西欧国家，这一比例还不到2∶1。1/4以上的德国人认为，向有钱人征税分给穷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而这样认为的美国人不到7%。

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造就了不同的经济现实。对市场公平不信任，导致欧洲人建立的社会规范提倡财富再分配并且对不平等加以限制，包括高税率、高社会保险、严格的劳动法规。美国人的信条是，世界的本质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敢于冒险和投资。这促使他们教育孩子沿着经济阶梯向上爬，还造就了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喜欢低税率，小政府。它宣扬穷人要对自己的贫穷负责—他们太懒，不肯努力工作，不想用诚实的汗水换取果实。

社会学家提出，这一观点由于美国种族的多样化而得到进一步巩固。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写道，美国白人反对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把汗水换来的税款拿来给黑人，“提供他们无法为自己和家庭购买的医疗和法律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失公平。

在美国，对于公平市场经济的乐观信念是有益的，鼓励投资，而且很可能成功。在法国，对高收入课以重税，对低收入者提供比较慷慨的社会保障，美国的信念在这里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文化规范经常导致一些被经济学家视为明显愚蠢的举动。你考虑过为什么要付小费吗？对于那些饱经传统知识洗礼的经济学家来说，付小费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这是无故付款，白白扔钱。如果说给理发师小费可以避免下次理发时被削掉耳朵，那么给出租车司机付小费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了。而且，小费并不是各国都有的，欧洲和亚洲就不多见。我还记得，我在日本时去东京一家餐馆吃饭，临走时在桌上留下了几千日元小费，店里的伙计一直追到大街上把钱还给我。他可能认为，这个外国人把零钱落在桌上了。

但是在美国，付小费已经成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礼仪。即使顾客偶尔在某家餐馆吃一顿饭，以后再也不会来了，仍然要按惯例留下15%的小费。研究表明，服务员如果能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名字，重述客人点的菜名，轻触客人的手臂，或者在账单背面画一张笑脸，就很可能收到更多小费。

这些差别，部分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劳务市场。在美国饭馆，服务员收入很低，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到了每小时7.25美元，但是服务员的实际工资从1991年以来一直徘徊在2.13美元，理由是他们有小费作为工资的补充。不过，劳务市场的价格差异的根源是对于经济公正的不同理解。欧洲人认为这种工资制度不公平，于是就在账单的基础上加收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