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

很明显，每个人皈依一种宗教的过程取决于很多因素，信徒们经常对自己在信仰上作出的交换浑然不觉。家长们常常替孩子作出选择，多数人的选择与自己出生的社区保持一致。然而宗教的好处不是免费的，保障的代价是金钱。如同其他形式的互惠保障制度一样，宗教组织提供的保障依赖于成员的时间、金钱和劳动。教会能对捐助者施加巨大的道德压力，它们其实还特别擅长收取应缴款项。

不过，金钱并不是宗教最重要的募集物。信仰最重要的成本是要求信徒作出牺牲并对他们加以限制，对他们的生活加以约束。从犹太教到印度教，宗教一直有额外的价格，包括衣着、饮食、须发、性行为甚至娱乐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规则的形式。这些规则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与信仰能否继续存在息息相关。繁重的道德约束把不坚定分子排除在外并且保证团体内部最起码的信任和团结，这就是宗教教义的核心：对宗教归属感的效益依赖于每一位信徒的热忱和全心全意、贡献时间和金钱、严守行为准则、提供道义支持，从而强行灌输那些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神秘故事。准入的规则越严格，它的成员就越积极忠诚。对于那些信徒来说，这种热情赋予了宗教成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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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禁止世俗行为的规则的作用是保证让坚定的信徒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信仰，不给他们留下多少世俗享受的时间。牺牲和行为约束同时会吓退那些想搭便车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或者不坚定的同情者，他们并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而且他们的加入会冲淡大家的利益。

这种做法说明了激进的宗教派别比那些世俗的宗教派别更精通恐怖主义，会有更多的人参与那些自杀性的极端行动。信仰的归属要求作出牺牲，自然把软弱的成员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叛变并且危及团体的利益。最危险的宗教恐怖组织往往也能效率最高地为其成员提供社区服务。自杀式炸弹是一种服务，它象征着对信仰的强烈投入并能够增强内部凝聚力，这一点比任何政治动机都重要得多。

在宗教团体里，饮食限制、文身刺青、割礼以及其他行为规则，有助于忠诚的信徒之间互相识别、互相支持，以区别于其他人。加入过街头帮派的人都知道，难以忍受的礼仪、扎眼而特别的刺青文身等都是让成员们了解帮会是如何通过制定规则以及要求成员作出牺牲来达到内外有别的目的的。穆斯林要求教徒每天有五番拜功，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慈善捐款，非清真肉类不吃，还必须参加数十种其他仪式。任何经历过完整礼仪的人都不可能三心二意，他们往往是忠诚可信的教徒。

12世纪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写道，上帝命令施行割礼，“不仅是为了限制性交，还为了使这一繁衍器官尽可能弱化，因而男人们会变得温柔谦和。”据称割礼是“给予拥有同一信仰的所有成员（即信奉一神教的教徒）身体上的标记，那些教外的陌生人无法冒充，因为有时候人们会为了谋求利益而造假。”

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服从的代价必定很高。公元6世纪基督教盛行之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个神秘的宗教，该教具有浓厚的数学色彩，主张灵魂嬗变。它的禁忌包括：不准食用豆类，不准拾取掉落的果实，不准触摸白色公鸡，不准从十字形上方越过，不准用烙铁通炉子，不准吃整块的面包，不准从花环上拔花，不准坐在夸脱量器上，不准食用动物心脏，不准在公路上行走，不准燕子在屋顶筑巢，不准在灯光下照镜子，等等。

信仰约束造成的社会凝聚力有助于解释宗教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历经千年沧桑，甚至在科学的兴起削弱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信条并对世间的一切现象提出了与宗教截然不同的解释以后，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19世纪是美洲社会实验的伟大时代，那时公社组织非常流行。围绕着各种不同的理想组织起了数以百计的公社，包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和苏格兰合作运动之父罗伯特·欧文，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数十种宗教派别，但是其中多数存活不到十几年，主要是因为合作难以保证，也难以避免资源、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上的争议。但是，如果把宗教性质的公社当做世俗公社看待，同样用年数来计算，前者的存活时间往往是后者的2～3倍。这似乎是由于对成员异乎寻常的严格要求，包括独身以及限制与外界接触，有助于强化内部凝聚力。

欧文于1825年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公社“新和谐村”，成立了仅仅4年，就在一片激烈的争吵声中垮台。与此相比，纽约的奥尼达社区，相信基督曾于公元70年复活，意欲在他的土地上建立千禧国度，该社区存在了33年，直到1881年才解散。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严格的规则保证，包括男性节欲以节约精子，儿童公有，开展批评以杜绝形成不良性格的苗头。在宗教团体成立的公社中，对成员要求最苛刻的，比那些禁忌限制较松的存活的时间长。从本质上说，那些对信徒课以最高最苛刻价格的宗教能够最好地保证该团体—还有信徒自身—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