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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的信仰
任何信仰的最基本的教义都没有要求一定建立制度化的教会,但是教会却到处都有,记录教义,规定礼仪,处理禁忌。同一教会的信徒认为,信仰的基本感召力来自它创造的社团。
如果这是宗教的唯一作用,教堂就不会这样无处不在。人类文明还给予信仰另一个作用—权力合法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教会是必不可少的。从法老统治的古埃及到中世纪的欧洲,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当代的伊朗,统治者都自称受命于天。教会负责治理精神世界的信仰,为现实世界的政权服务。他们自封为一切行为的最高仲裁者,奖善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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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天主教的鼎盛时期,教会只给人们两种选择—拯救灵魂或者堕入地狱。如果想得到宽恕,罪人必须经受极端难熬的审判过程。不过,大约11和12世纪时期,教会的势力在欧洲空前强大,它开始放松某些教规,扩大宽恕范围。它引入了炼狱的概念,类似中途客栈,悔罪者死后在此暂住,等待上天堂。它把罪恶分成重罪和轻罪,可以根据情况对宽恕和赦免的尺度进行调整。关键的改革是,让罪人秘密地向牧师单独忏悔,而不必当着全城人的面,它还开始收钱出售特赦令。这些改革降低了罪恶的平均代价。秘密忏悔给了牧师使用代价歧视的机会—估算罪人的财产状况,根据他的付款能力决定罚款的数额。这一招儿奇迹般地使教会的财源滚滚而来。
天主教会最终吞下它双重作用的苦果。它为控制中世纪的信仰市场而苦战,十字军东征是为了阻挡伊斯兰和其他基督教异端的战争,出售特赦令是为了资助前往圣地的远征。它变得贪婪起来,巧立各种名目大肆课税收费,为它的生存和无度挥霍聚敛资金。
1501年,教皇以训令的形式公布了一份价格表,英国人可以照价购买各种罪行的赦免令。拥有土地的普通教徒,收入在每年2000英镑左右的必须支付3英镑外加旧制的6镑8第纳尔。每年收入在20~40英镑的只需交纳16第纳尔。人们交了钱就可以使亲戚的灵魂得到解脱,免受炼狱之苦。主教的职位要花钱买,王室成员结婚也要向教会交钱。
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过还有别的目的。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因此,禁止家族内通婚可以向更多的有钱家族收取各种费用。
这一禁令变得越来越严格。公元4世纪时只禁止第一代近亲结婚,到了6世纪禁令就扩大到第五代,9世纪又扩大到第六代。禁令真是棵摇钱树,公元11世纪,诺曼底公爵,即后来的征服者威廉,不顾教会的旨意和远房表妹—弗兰德斯的玛蒂尔达—结婚而被革除教籍,为了取得教皇利奥十一世的赦免,他不得不出资在卡昂兴建了两座教堂—男子修道院和女子修道院。
教会为赎罪行为明码标价的做法可能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对于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改革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马丁·路德牧师—改革的领导者—指责教会腐败成风、道德败坏。历史学家强调教会在北欧的许多战争中一直与战败方结盟,不过我认为最有力的理由是信徒们认为这样做并不值,教会所定的价格(按照信仰的逻辑来看,是加强信徒间联系的纽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教会不再努力激发人们的信仰而是把心思放在收钱上,他们巧立各种名目从信徒那里收钱,教徒们已经不堪重负,而且教会回馈的核心服务又太少。这就促使它的竞争对手基督教新教的崛起,该教以更公平的价格让信徒与上帝直接沟通,它取消了各种费用,恢复了高度牺牲与宗教回报的传统联系,也就是远古时代信仰的基本特征。
这种做法尤其适应了北欧大城市中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那里的人们不像拥有土地的封建贵族那样有稳定的财产,教会也没有与工商企业主建立像欧洲贵族那样的联盟。相反,企业主们抵制天主教收取费用,反对它介入经济事务,因此选择了与之竞争的基督教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