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保的道德困惑

我们难道不应该忧心忡忡吗？

我从1955年9月的《纽约时报》上第一次找到关于气候变化概念的提法，刊载的是关于一种电子大脑能够在辞典里搜索到要查找的单词的故事。1958年10月，印第安纳大学地理系主任乔治·T·金布尔，为《时代》杂志撰文《天气怪异是怎么回事》，其中提到二氧化碳，还有太阳黑子，可能引发反常天气模式，包括历史上记录的葡萄牙5月飘雪，捷克斯洛伐克和佛罗里达州3月份遭热浪袭击，降雨量空前。1979年2月14日，《时代》杂志科学版编辑沃尔特·萨利文写道：“现在襁褓中的婴儿今生有可能看到北极冰层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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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海运公司、矿产公司以及石油公司都屏住呼吸，急切等待北极地区碍事的巨大冰层融化，以便在那里开矿，采油，开辟新航线。尽管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警告，事实证明世界人民及其领导人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去采取果断行动来大力减少碳排放。2009年12月，各国领导人齐聚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结果几乎一无所获，没能够就削减二氧化碳排放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奥巴马政府2010年无法说服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计划来规定最高碳排放量和限制碳交易。

饱受经济衰退打击的美国人，似乎对天气灾害问题失去了兴趣。2010年初，只有32%的美国人表示全球变暖会构成重大威胁，16%的人认为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会构成实质性危害，还有19%的人认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世间还存在很多抗拒气候变暖概念的人或组织。仅埃克森莫比尔公司自己2007年就排放出3.06亿吨温室气体，美国电力公司排放了1.5亿吨以上。如果按每吨二氧化碳40美元征税，总税额几乎等于该公司销售收入的一半，利润的6倍。

持反对态度的还不只这些公司，多数共和党人反对碳排放立法，因为他们与能源产业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对气候变化表示怀疑。第110届国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各州的平均碳排放量，比民主党人所代表的各州的平均碳排放量高21%，俄克拉何马州碳排放的59%来自它的火力发电厂。因此毫不奇怪，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把气候变暖称为“有史以来对美国人民最大的愚弄”。

穷人对征收能源税的前景也不乐观。美国1/10最富的人群碳排放量是最穷的1/10的人的2.5倍。但是，最穷的1/10的家庭在能源上的消费占收入的1/4以上，与此相比，对最富的1/10的家庭来说，能源消费只占收入的3.6%。

反对关于避免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世界上的阵线划分与美国的情况相似。遭受气候变暖的危害，首当其冲的是热带的穷国。在巴西，农业占整个经济的1/4；在印度，农业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相当于美国的17倍。到2080年，气候变暖预计会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下降15%～26%。对比之下，德国莫泽尔山谷葡萄产区的农民有可能欢迎气候变化，温度提高1摄氏度可能加快葡萄成熟，使他们的年收入增加30%。如果提高3摄氏度，他们土地的价值可能翻番。

炎热的天气会影响贫穷国家的工业生产甚至引发政治动乱。研究人员研究了1950年以来温度变化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穷国的经济增长就下降1.1个百分点，而对富国则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延缓气候变暖受益最多的是贫穷国家，它们却拒绝负担采取任何措施的成本。它们热衷于重复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依赖能源发展致富的战略，并且选定了自己的环境策略，其中包括提醒发达国家，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它们造成的，它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来解决这一问题。

富裕国家面临的则是窘境的另一个侧面。到21世纪末，世界上有85%的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延缓气候变化的账单，富裕国家的选民把这种计划看做用来拯救地球另一面还没出生的人，他们甚至不愿意尽力援助那些现在活着的穷国的人民，尽管它们承诺提高对外援助预算，最低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7%，但真正达到这个指标的只有卢森堡、荷兰，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2%和0.18%作为援助资金，德国贡献的比率是0.35%。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它们同意拿出更多钱来帮助那些尚未出生和几年之内也不会出生的外国穷人呢？

2009年夏天，美国国会正在没完没了地辩论限制最高碳排放量立法的问题，国会能源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乔·巴顿强调说：“我担心我们会给某些发展中国家送上车票，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搭便车乘客，享受发达国家的各种好处却不承担任何义务，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国家都没采取过的方式，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

尽管存在各种利益的对立冲突，我们对气候变化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没能把将来与现在联系起来。减少碳排放需要我们今天作出艰难的抉择，对比之下，气候变化的代价却是遥远的明天才会发生的。缺少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人们就能心安理得、我行我素，认为气候变暖与自己无关。

要求为碳排放付钱，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没有道理”。预测气候变暖对环境、社会以及经济的危害是很困难的，削减碳排放可能会成本很高，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分走原本可以投向教育或者工厂的资金。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与其为了预防将来的天气异常而糟蹋地里的庄稼，还不如帮助穷国实现工业化，减少对农业的依赖，让那里的人民有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计算的不是绿色环保与拥有更多物质的价值比例，而是拿我们需要的商品、服务以及工作环境的价值与100年以后的人们的需要相比。

20世纪70年代，环境经济学家塔尔博特·佩奇用了个文字游戏来解释我们因破坏环境而产生的道德困惑。他建议我们假想自己是个年轻人，由于先前祖祖辈辈的贪婪，世界即将灭亡，而我们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你尽可以呼唤第一代老祖宗的鬼魂，问他们有什么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说，“如果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根据面临的环境投票决定，只对我们自己时代的偏好负责’，你会感到满意吗？”

自己时代的偏好对未来的影响并不好。20世纪90年代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请美国各地的人比较同时代人和将来的人的价值。10个人中几乎有4个声称，他们宁可投资一个项目，从污染中挽救100个当代人的性命，也不想投资救助20年以后的4000个人。几乎一半人认为救同时代的一个人比救100年后的70个人重要。另外一些研究得出结论，我们对眼前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只有28%的调查对象认为，100年后死一个人不如明年死一个人重要。尽管如此，人们对同时代人惺惺相惜之情要胜于对未来的人们，未来人可能被当做抽象概念而非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天天按照这一信念行事，无视后代的需要。老年人拥有很多选票，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一般比未成年人得到更多，因为未成年人没有投票权。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向老年人倾斜。根据一项研究，2000年美国社会公共开支平均每个老人是

19700美元，儿童只得到6380美元。那些来日无多的人不会关心气候变暖的后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1/4认为全球变暖是个严重问题，而18～29岁的青年中却有几乎一半。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1/3表示担心，对比之下，25～44岁生育年龄段的人却有40%。1/5以上的年轻人愿意支付汽油税以减少碳排放，愿意这样做的老年人却只有1/10。

这不仅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即使我们按照对别人最有利的方式作出选择，同样也会面临道德上的困惑。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出生于孟加拉国，通过他本身对道德的思考描述了气候变化如何使民主制度陷入两难境地。他说，假如有个选民，真正担心不断增加的碳排放对气候变化引发的长远后果，她并不自私，她了解碳排放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代价。她还知道不应该根据个人利益来决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还必须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别人会怎样评判。但是，她如何能想到那些未来的“别人”会怎样想呢？

对于那些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运动的人来说，答案很明确。他们保护环境的方式和那些小海豹保护者的呼吁相同，即它们和我们有相同的生存权利。他们提出，环境和人类同等重要。我们不能按照人类的实用价值猜测来决定如何保护大自然，我们应该尊重它固有的价值，因为大自然是绝无仅有的，地球是第一位的，“保卫地球母亲，绝无妥协可言。”如果我们杀掉最后一只熊，世界上就永远没有熊了。不过，一旦辩论涉及现实中的资源配置与道德上高谈阔论之间的选择，人们就很难这样考虑问题了。

可能我们应该遵守这样一条规则，我们应该把地球原封不动地留给下一代，以便让他们充分享受，就像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来的时候一样，但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代人这样做过。从远古的人类在非洲平原上流浪开始，人类就一直不停地改变环境的面貌。按照这条规则，如果有两个选择：10亿美元资金，或者用来保护环境，或者发明一种疫苗让所有后代子孙受益，我们一定会选择前者。

如果我们调整法令，要求人们把所有“社会资本”，包括环境资源外加其他好东西诸如医院、道路以及有学历的人才，尽量都遗赠给后代，我们就会徒劳一场。备受来往车辆排出的废气伤害，我们如何估计这些道路的价值？有些东西，比如渡渡鸟的灭绝，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

我们可能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来保护未来。如果是这样，保护200年后出生的人的冲动，是否应该优先于救助同时代不幸的人们呢？我们面临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3300万艾滋病患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1000名新生儿的母亲就有9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高达157‰。在南亚地区，5岁以下儿童有46%体重不达标，将近1/3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到1美元。

约翰·罗尔斯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他强调，社会应该最大限度地改善穷人的福利。我所见到的所有社会都没达到这一目标。但是，今天的多数民主政府都采取某种形式，通过税收和公共项目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

不幸的是，斯特恩论文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建议与上述社会公正的原则如出一辙。如果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每年每人的收入增长保持在1%，也就是20世纪增长速度的一半，到2200年，那时的人们就会比我们今天富裕6.3倍。既然如此，今天的穷人为什么要节衣缩食，为他们遥远而有钱的后代保护环境？既然他们更有钱，岂不是更有能力保护环境吗？

即使我们一致决定，动用目前的资源防止未来人们遭受地球变暖之害，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应该拿出多少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