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抉择

如果听了经济学家们的话，达斯古普塔假设的选民现在可能已经拿不定主意了。杜鲁门总统有句名言，他宁可请一位“独臂”的经济顾问，以避免这些专业人士“从这一面说，从另一面说”之类喋喋不休的分析。诺德豪斯和斯特恩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各自都提出了明确的选择，不过他们都长了两只手。斯特恩提倡为阻止气候变化立即大规模投入，他建议的定价是，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税大约为75美元，燃烧每加仑汽油为68美分。他期望人们与企业能够立即节约能源，发展节能技术，改用替代的非化石燃料。随着这些技术手段的价格不断降低，到了2050年，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税可能减少到大约25美元。

对于斯特恩的气候资料数据，诺德豪斯并无异议，但他建议采用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提出目前对二氧化碳征收的税额可以定为每吨10美元左右，随着大气中碳浓度的提高而增加，到21世纪末达到每吨大约200美元。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排放2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开始阶段每人的税负大约是每年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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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豪斯对于气候引发损失的容忍度比斯特恩要高，他认为可容忍的损失为17万亿美元以下，因为根据他的推算，要消除这些损失花的钱比这还多。到2100年，地球温度会比工业革命前高大约2.6摄氏度。尽管我们会蒙受更大损失，但是可以从其他投资中得到更有价值的回报：用2万亿美元的代价避免5万亿美元的损失。根据诺德豪斯的分析，如果不考虑斯特恩所预言的科技快速发展，斯特恩关于把温度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设想，按照现在的币值，最多将耗费30万亿美元，但只能为地球减少12.5万亿美元的损失。我们还是要承受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价值9万亿美元的损失。

欧洲气候交易所是企业买卖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场所，于2005年成立，作为欧洲降低碳排放的具体措施，这表示投资人相信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将会大致倾向于接受诺德豪斯的观点而非斯特恩的。2010年夏天，当年12月份远期合同规定的价格是排放每吨二氧化碳大约15欧元，相当于18.75美元。2014年12月的远期合同规定的价格为每吨18欧元。

我们的选民将会指示他们选出的议会代表采取何种行动呢？达斯古普塔不是很清楚。他对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和道德问题非常熟悉。或许他会建议，成本收益方面的考虑应该回避所谓的过度预防原则，即主张大规模地花钱制止碳排放，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立即采取行动，就很有可能—尽管还难以确定—发生世界末日般的气候灾难。

他强调，调配资源拯救子孙后代，在政治上的可行性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如果富裕国家的选民认为我们应该对后代子孙的苦难负有直接责任，就有可能克服有关对外援助方面的反对情绪，而这种情绪起源于一种认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的选民可以提高道德境界，对有关参数作些许调整，比如把诺德豪斯4%的贴现率下调一两个百分点。说到底，尽管对货币的价值打折可能有道理，环境产品的价值却会随着紧缺程度增加而变得越来越高。因此对货币价值的贴现率还应该考虑到环境产品的增值因素。明年保护107棵树的价值，要比今天保护100棵树的价值更大，尽管我们明年的钱会增加，但是那时的树一定会减少。所以保留下来的每一棵树对我们来说都更加值钱。

可能我们假想中的选民应该“跟着感觉走”，达斯古普塔强调，说到底，“如果地球平均温度上升5摄氏度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会有多么恐惧，这是个‘直觉问题’。”这种恐惧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