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让泡沫破裂吗？

泡沫破裂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如银行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以及其他难以察觉的后果。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住房缩水—实际房价低于抵押贷款金额—的人，他们的地域流动性低于那些经济状况良好的人。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入较低。一项关于20世纪80～90年代加拿大毕业生的研究发现，不景气期间就业的大学生在10年时间里收入都比不上其他社会人士。

有些社会学家预测，目前的危机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对欧洲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有利，因为低增长率导致人们敌视政府和抵制税收，造成例如美国茶党之类平民主义运动的蔓延。一项关于1970～2002年经济巨变对政治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右翼和民族主义的人数增长一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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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底怎样对付泡沫还很难说，即使我们知道它会时不时出现。投资热和泡沫破裂的循环使很多投资者破产，但同时也有好的一面。建立在科技突破诸如电力、铁路以及互联网基础上的投资热潮，到头来使世界经济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加速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起码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美国长期以来的对策是，如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以及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所认为的那样，只能等到成为事实再予以处理。美联储等到泡沫破裂后再收拾残局，向经济体大量注入廉价货币鼓励借贷，避免债主因财产贬值而破产。但是政府不应该直接插手泡沫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难以断定泡沫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泡沫。

对于持批评意见的人来说，这与独栋住房投资热一样，似乎有些荒唐。为什么不随着泡沫增长逐步提高利率并且切断资金流，防患于未然，把资金引向其他投资领域？放任泡沫不断变大，一旦泡沫破裂必然导致更大的痛苦。经过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它几乎把我们甩到了另一场大萧条的边缘，上面的道理似乎一清二楚。但是，事先弄清楚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泡沫戳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济学家们仍然在辩论格林斯潘在2001～2003年美国刚走出衰退期间保持低利率刺激就业的做法是否错了。提高利率可以把初期房产泡沫中的空气抽出来，但也会使经济放缓，延长衰退时间，推高失业率。如果房地产市场停止增长，建筑领域的很多岗位—原可以给很多家庭提供维持生计的就业机会—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将来美国再次出现2003年的形势，是否还应该冒着加大经济泡沫的危险保持几乎百分之百的就业率？”经济历史学家布拉德·德朗感到困惑。“在这场辩论中，我真的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

除了对总体就业的直接影响之外，如果每次出现新技术投资热都把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人类创新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资产价格暴涨会误导资金流向，浪费生产资源。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引起经济大幅波动，受害最深的总是那些最脆弱的群体，他们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住房，对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控制。但是，投机行为也可以增加风险投资，产生社会效益。

192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詹姆斯·爱德华·米克写道：“在历史上各个民族中，美国人最没有资格谴责投机，因为它是职业改革家钟爱的、深远而有力的举措之一。美洲大陆的发现依靠的是伊莎贝拉王后王冠上的珠宝外加利息的抵押贷款，与1919～1920年的利率相比，当时那点利息说出来令人脸红。资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带着三艘小船驶向一无所知的大洋深处，希望发现神秘的大陆。仅此一点，即使用世界上最大胆的语言，也无法称之为‘稳健投资’。”

还有，无论怎样去防止金融风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身重要的局限性：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能完全避免泡沫产生和破灭。每当投资者热衷于某种新的投资项目时，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使人们深信他们面临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房地产热时期，人们坚信高科技理财手段可以使他们免于金融风险，因为风险已经控制在一批业务精通的投资专家手中。可是，这些盲目乐观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了。

投资热、信用激增，以及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表现。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发现世界上66个主要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45～2007年只有葡萄牙、澳大利亚、荷兰以及比利时避免了金融危机。到了2008年，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