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经济规则

蔓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灾难正在引发经济学的改变，经济学家被迫进行反思。很多人突然认识到人们长期以来信奉的那些理论实际上存在局限。我们知道，人们的偏好有时不能增加他们的福利，面对突发事件，偏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变化。我们以为某些选择体系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结果它像个不断移动的靶子。鉴于人们处理信息和计算决策预期的能力有限，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引导社会的一切价格，这一宗旨现在看来有些草率。甚至在“有效市场”学说的圣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都产生了变化，该校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申明尽管他们以信奉宽泛的理性而著称，但他们的团队也包括了心理学家，负责研究理性出现偏差时会导致哪些后果。

信奉理性无边并不是经济学唯一的瑕疵。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提法—无情地追求个人偏好—把人描述得过于狭隘。某些行为因人而异，为具体个人所特有，是这一模式解释不了的现象。拘泥于人们只为获得回报而付出的观念，经济学无法充分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帮助萍水相逢无缘再会的陌生人。它认为无功不受禄的人是傻瓜，但是确实有很多例子说明，人们认为只要对社会有利，他们宁可出力而不要酬劳。在一次实验中，提出给每位献血的瑞典妇女付50克朗，结果献血的人减少了一半。许诺付钱似乎把一大群义务为社会做好事的人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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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必须去掉毫无约束的自私自利之心，使自己适应集体相对幸福度的分配重于个人满意度的社会模式，必须遵守那些进化过程中为了增强社会整体生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会融入到人们的偏好之中，尽管它们未必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福利。人们追求的往往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些目标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出天价去买一个车牌，如果说预期的车牌属性就是它的震撼效应，那么他们买的就是心跳。它还要考虑到人们一贯缺乏自制力，即使他们知道为了满足一时痛快的所作所为，不论是抽烟，暴饮暴食，还是忘记未雨绸缪，到头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包括了人性这些方方面面，可能会把经济学变成了混乱模糊、数学特征不那么明显、不再像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使用单一的假定前提—无情追逐心目中最大的幸福—就可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方面，弄清楚它们与自我满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作为回报，新的经济学可以对世界有更全面的理解。重要的是，它能够解释我们仅仅根据价格进行决策的各种行为方式，包括这些决策会把我们引入错误的方向，而这恰恰是个人和社会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除了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进行改造，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危机将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2008年，金融危机从纽约蔓延到伦敦、慕尼黑以及全世界，很多人宣称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结束。“自我调节已经完蛋，自由放任政策已经完蛋，一贯正确的全能市场也已经完蛋。”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宣称。德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强调：“美国将失掉世界金融系统的超级大国地位。”有些决策者兜售中国模式，由国家直接管理大部分经济活动，包括信贷分配和国家的货币币值，来推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俱乐部预计，非成员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从今天的49%增加到2030年的57%，一直推动西方繁荣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或许会失去它的影响力。

中国能否为那些选举制度不民主的国家提供发展模式，我持怀疑态度。不过，随着我们从经济崩溃中吸取到的教训，经济秩序的规则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危机对人们的态度有很深刻的影响。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经历过大衰退的18～25岁的人很容易相信成功源于运气而非努力，更容易支持将幸运的有钱人的财富重新分配，分给不幸的穷人。矛盾的是，危机的冲击降低了他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例如总统和国会制度，结果是，即使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人们需要的服务。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证明，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治理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法国经济已经演变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阶段。巴黎证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8%，比例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占美国经济的份额。但是，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的占领，极大地动摇了法国人对第三共和国的信心。他们对于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心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时被危机引起的转折打断。20世纪30年代，即使多数主要经济体深深陷入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泥潭之中，经济学的正统观念仍然坚持政府不应该参与经济管理。1929年股票市场危机以后，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强调政府应该置身事外。胡佛总统在回忆录里说，梅隆的公式就是：“清偿劳动力，清偿股票，清偿农民，清偿房地产……这样就能把垃圾从系统中清除掉。”凯恩斯，积极主张以政府消费取代崩溃的私人需求，他的呼吁几乎没人听。英国财政部档案中有份文件显示了当时的财政部常任秘书长对凯恩斯建议的反应，只是潦草地批注了三个词：挥霍，通胀，破产。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凯恩斯的理论著作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观点就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这时凯恩斯又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滞涨给了世界经济又一次巨大冲击，这次是从相反的方向。引发的原因，一是石油价格的突飞猛涨，二是政府管理不善而又过度自信，为了满足开支需要而滥印钞票，造成此前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双高，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这为连续30年的政府大撤退搭建了台阶。它开始于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一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减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领域放松管制。即使在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把银行收归国有，增加就业，提高私营企业的法定工资，新的正统经济理论也占了上风，密特朗总统1983年来了个U形大转弯，冻结预算，设立了一个他认为“严格”的政策机构来紧缩开支。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一次类似的转折时刻。弹指间，它打碎了市场能够凭借供给和需求的力量确定价格、比政府决策者和监管机构能更好配置资源的信念。它留出一块空白，愿意让政府填补，让它来限制经济活动，发挥更大的市场监管作用。这在联邦通信委员会不顾电报和电话公司的坚决反对，力图取得对互联网监管权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明显。同样明显的还有，在奥巴马政府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里积极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人越来越多。

很显然，全世界的政府都愿意接管各自国家的银行，它们对于金融危机都负有直接责任。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政府正在逐步对银行征收特定的税款，用来应对未来的金融灾难。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谈判中，讨论制定国际标准，确定银行应该增加多少资本，以备未来它们的预测出现问题时作为缓冲，以免再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2010年7月，美国国会讨论一整套加强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管的法规，授权监管机构必要的时候关闭那些有破产风险的大银行，限制商业银行为了自身利益而交易金融产品的权力，缩小它们在房地产行业引发的泡沫中买进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权力范围。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关于变化的谈论不过是吹牛，我们不久就会厌恶政府干预，并且很快恢复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信心，让自由市场来确定我们生活中的价格。国会通过妥协法案的第二天银行股价就暴涨，这一事实表明新法规无法保证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对刺激经济和医疗保障改革所作的努力，引发了平民的愤怒反抗。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4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税负太高。现今大街上呼声最高的抗议来自茶叶党成员，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有一整套社会主义纲领，要全面接管美国经济。2010年春季，欧洲的投资者急于抛售经济乏力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券，促使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压缩财政赤字。他们这样做，完全不顾欧盟的就业率仍然在收缩，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且没有可信的需求来源用以取代政府计划从经济中撤出的资金。但这只是个开头，在政府开支和私营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绝非易事。公民对政府缺乏信任，这是有理由的，政府起码对公民遭受的金融灾难负有部分责任，而公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的程度似乎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怀疑程度相同。但是，不管找到什么样的平衡，让我们再相信并听任“自由市场决定一切”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来考虑一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的证词。格林斯潘以理财大师闻名于世，在他的任期内，对金融政策的把握似乎驾轻就熟，使美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低通胀率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即使有衰退也不严重，而且时间较短。他还是房地产泡沫膨胀并走向高潮期间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他是自由主义、反政府干预思想家艾因·兰德的信徒，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热烈鼓吹者，对市场存有毋庸置疑的信心，理所当然地相信它能够为金融资产合理定价并且高效配置资源。

但是，当他那年10月22日被拖到众议院，面临众议院的政府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格林斯潘先生的回答使全世界震惊，他承认自己错了。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追问他：“你是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它根本行不通？”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回答说：“你说的绝对正确，一点也不错。”的确如此，即使是格林斯潘也得到教训，价格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它会把我们的决策打乱，把我们的生活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