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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在完成了农业口子的工作任务后，我于1979年12月去皮聪大度一个时间不长的冬假。这个时候，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结束了夏天的度假和秋天的海边度假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度假地，我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晚饭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水边散步，谈论我们的生活、当时的局势以及党和国家的事务。我们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在共青团工作时就认识了，但关系并不密切。那天晚上，我们的相互了解上了一个新层次，友情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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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瓦尔德纳泽曾十分真诚和充满感慨地说：
“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说。
这是我们关系中的关键时刻。
……第二天早上有消息传来，我们的军队已经入侵阿富汗。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已经好几年了，我也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没有人想到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通知我们，更不用说征询我们的意见了。简言之，我们只是从媒体报道上得知这次重大行动，它将对国家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谢瓦尔德纳泽紧急飞回第比利斯。我必须承认，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思考我们受到了何种对待。赖莎明白此事的形势，她保持沉默，既不劝我冷静下来，也不和我谈论此事……
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对抗苏联。美国甚至切断了先前已签署协定同意提供的粮食供应。这个抵制行动令我们的粮食短缺了1700万吨。
我赶回了莫斯科。
很快，勃列日涅夫就召见了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我。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内圈。首先，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十分乐观地详细讲述了阿富汗局势。我报告说食品供应形势已经告急。
这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关切。我接到指示要准备具体的建议，说明维持生存的储粮最低限度，以及对外交部和外贸部下达什么样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制订一个不再依靠进口粮食的计划。我没有将它称为“食品纲要”，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食品纲要。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在政治局讲话的文本也准备好了。我提出的建议得到批准，决定组织计划委员会、各部和研究机构拟定《食品纲要》。
从那时起，众多的部门和机构开始了拟定《食品纲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首先要确定计划的目标，然后要确定贯彻计划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对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和疑点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构建出了赞成这项计划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
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边疆区研究中心的500个实验农场所做的考察，得出的结果很有意思。这些农场就像全国农业的缩微模型，代表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表明如果全国的农场都能达到这些实验农场的粮食和牲畜产量，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那时的问题就会是怎么样来处置这么多的农产品。这意味着至少会生产出2.6亿吨粮食，比收成最多的年头还要多至少5000万吨。这样，我国就不需要进口任何粮食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逐步处理一系列问题，诸如向农场提供农业机械、肥料、除草剂、优良种子和纯种牛，当然还需要改善农村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这样，我们就能期望取得明显的进步。
还有一件事。实验农场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国内大多数农场的经营缺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因此产生了反效果。
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农业政策。
推出《食品纲要》之前，我们必须扭转忽视农业的趋势。最常见的不实之词就是称农业是没有希望的、总是亏损的生产部门，只会消耗大量资源却很少得到回报。在对这个领域的讨论之初，人们就倡导恢复农业的基本秩序。
就在最近，我掌握了一些评估今日俄罗斯食品生产潜力的材料。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够推广优良品种、采用新技术和化肥，俄罗斯就能生产出供应8亿——10亿人口所需的粮食和畜产品。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我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计委牵头，成员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其任务就是明确关键问题：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论证中出现了许多意见冲突。最终，委员会做出结论：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为28%。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加工成的产品占国营和集体所有零售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所有这些材料均发表在《共产党人》（1980年第1期）杂志上。公布了这些数据之后，我的对手们不再将农业部门说成是“无底洞”。这使得重提公平制订农产品价格问题成为可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加入了讨论。
巴依巴科夫是一流的技术官员。但是，他对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也十分敏感，因此能够同他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同时，他第一个向我解释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只要其他部门没有“超支”，特别是国防开支没有超支。
我必须说，军事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你会提出这个问题吗？”在一次会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很显然，他是在说他的美丽梦想。
“不，我不会。”我答道。
“哦，你只能这样了，我也不会提。”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失望地表示。
这是总书记不可触及的超支范围。
党的二十六大预定于1981年2月召开。我希望大会的报告能够包括国家综合食品纲要方面的内容，以确保食品供应。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计划，那么各级官僚就不能推翻或阻碍这个计划。苏共二十六大决定有必要制订《食品纲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步骤，因为食品问题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国内的生活。
苏联人很早以前就忘记什么是饥荒了。但是，国内食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肉类和许多其他食品，特别是粮食。而粮食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国家安全。
一旦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制订《食品纲要》，那么关键的任务就是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参加者有科学家，其中一些是农业部门的首席科学家，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农学家和其他专家。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达成了以下共识：《食品纲要》应当聚焦在土地上生活和耕种的人——农民。
后来，我越来越确信集体化年代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在此后的年代里得到纠正。农民中能力最强的部分被直接消灭了。这些人就是富农，被冠以吸血鬼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名称。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离自己的土地，其他人被纳入集体农庄，用来维持农民生活的所有东西——耕牛和所有农具——都成为共同财产。很多人在革命后从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土地，成为能干的农民，由贫农上升为中农，但还有很多贫困户。集体化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立对农业的全面控制……
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我们确定了《食品纲要》的主要内容，制订了拨款规定。农村社会基础设施被置于最优先的重点之上，决定为此拨款1400亿卢布。分项计划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图书馆等等。这些目标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和过于雄心勃勃……
在着手制订《食品纲要》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需要创建农业和工业联合体。以前，存在着人为的分割，即分为“三个领域”：田里的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场；提供农业机械的工业生产部门；将“大自然礼物”变为食品的食品加工工业。这在市场经济中并不重要，因为生产伙伴之间的关系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并受制于市场本身。在计划经济中，这“三个领域”由不同的部和机构主管，由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同部门、政府和计委进行监督，相互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管理工作十分困难，每一个“管理者”都想扩大本部门的利益，结果就是各个管理者的目标重叠，缺乏协调，大量浪费资源。这些就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
当我看到这不仅是某个地区的现象，而且是全国现象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混乱、失衡和差异的实际规模。说实话，我一度感到恐惧。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样的体制竟然没有崩溃。我认为唯一的原因是要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党的整个机制做出的努力。
“我是否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但是要走回头路已经太晚了。
经过漫长的讨论，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农工联合体应当包括农机制造和食品加工企业——农机公司、农业化工局、采购部、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管理部等。这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合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联合体将包括国家基本生产资产的38%，能够产出国家财政收入的40%。
农工联合体的领导机关是国家农工委员会，但地区协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地区协会将被授予足够的自主权，不再需要采取每个一般性举措时都去征得莫斯科的批准。
为稳妥起见，我们召开了与科学家、农场负责干部和各级党委书记的会议，并更多地听取专家意见，检验计划中的重组。
这些会议创建了“支持基地”。对于私营农村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它们视为有害和敌对的“私营部门”，而是视为农工联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起到了补充作用。
来自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支持尤为珍贵。他们的承诺和参与通过许多会议得到体现，为定于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成功举行带来了希望。
宫廷筹谋
在成立农工联合体工作走向高潮的时候，我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高层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苏斯洛夫于1982年1月25日去世。他的去世导致政治领导层内部争夺职位的行动。在许多年里，苏斯洛夫从来没有觊觎总书记的职位，完全忠于勃列日涅夫，起到了稳定领导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不同派别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许多人在评价苏斯洛夫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时遗忘了这一点。关于苏斯洛夫，有一种广泛流传的陈词滥调。由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持有强硬的立场（事实的确如此），他被视为是强硬派和保守派。
此时，苏斯洛夫已经不在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填补他的位置。事实上，这是提名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问题。“第二”书记按惯例到一定时候就会成为“第一”书记。他在总书记还在世的时候操持权力杠杆，逐渐获取领导权。
当然，要做出决定就要在许多方面仰仗勃列日涅夫。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以至于他不能充分地掌控局势。契尔年科当时紧随勃列日涅夫左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当时就问过，现在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契尔年科和他手下的人是如何对总书记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花了更多的精力树立勃列日涅夫作为杰出和不可或缺政治家的形象。团结在契尔年科周围的人确定了大众媒体、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和中央委员会的调门。
这些人使得下面的这些称呼家喻户晓：“全世界公认的领导人”、“伟大的理论家”、“不可动摇的权威”、“杰出的和平进步卫士”。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晚年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这样就需要制造一种他精力充沛的表象。契尔年科在这方面很在行，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做法十分欣赏。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重组时，需要估量几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的机会如何。勃列日涅夫的一位助手曾告诉我他目睹勃列日涅夫接见谢尔比茨基时的一件事，谢尔比茨基时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发生的许多有趣事情。毫无疑问，乌克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加盟共和国。勃列日涅夫听到谢尔比茨基讲的事情后，感到十分动容和高兴。他们在道别时，勃列日涅夫指着他的座位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座位了。”
那是在1978年，谢尔比茨基刚刚60岁。勃列日涅夫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看中谢尔比茨基已经很长时间了。勃列日涅夫掌握最高领导权后立即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把他召回，先前是由赫鲁晓夫将他派到那个地方的。勃列日涅夫任命谢尔比茨基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以压制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地治理他的加盟共和国。最重要的，如同本人所称，他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坚定追随者（即支持并入俄罗斯）。此举大受称赞。
苏斯洛夫的去世也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激发出了期望、希望和想法。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电话中用激动、吃惊甚至迷惑不解的语气给我讲述了葛罗米柯打给他的一个电话。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但这个电话令安德罗波夫感到意外。葛罗米柯毫不隐讳地试探他接替苏斯洛夫职位的可能性。平心而论，葛罗米柯有理由提出这个要求，他在许多方面经验丰富，最突出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安德罗波夫告诉我，他给葛罗米柯的回答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安德烈，这事得由总书记来定。”
我本人认为安德罗波夫获得这个职位的机会最大。我曾经对他说：他主管国家安全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是回到他本来的领域的时候了。
安德罗波夫在苏斯洛夫去世后不久告诉我：总书记建议他调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书记处和国际部的工作。但他又加了一句：
“我仍然不知道总书记的最终决定将会是什么。”
当然，还有第三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人就是乌斯季诺夫。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乌斯季诺夫以为他有可能会被提拔到那个职位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盯着总书记的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将愿意让安德罗波夫接替苏斯洛夫的职位。
契尔年科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在3月中旬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让我产生这个看法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安排安德罗波夫在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根据“克里姆林宫观察家”使用的衡量标准，这表示勃列日涅夫已经定下来了。
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十分成功。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常规的讲话第一次激发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真思考。安德罗波夫当时说：“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对安德罗波夫的选择也许出于另外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考虑。当调任安德罗波夫到党务部门时，勃列日涅夫任命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人——费多尔丘克主管国家安全。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有负面看法，提议切勃利科夫接任他的职务。不过，勃列日涅夫直接问安德罗波夫谁来成为他的继任人，安德罗波夫说：
“这由总书记决定。”
勃列日涅夫提议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没有表示反对，支持总书记提出的人选。
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宫廷筹谋耽搁了《食品纲要》，时间已经很紧了。
“大炮与黄油”
《食品纲要》的主要问题是要确保款项和资源的支持。这令我感到头痛。我开始考虑向中央全会提出拨款问题之前先确定最低的拨款额度。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不愿谈论这个话题。事实上，巴依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与吉洪诺夫开了个会，吉洪诺夫明确表示：
“不要给戈尔巴乔夫任何财政资源上的承诺。”
即使如此，我逐渐与加尔布佐夫和巴依巴科夫加深了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需要加一点推力，否则所有事情都会悬而不决。我提出下列建议：对农业的一部分投资要用在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上。但是，主要的问题——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处理。
一次偶然的对话促使我寻求与勃列日涅夫紧急见面。事情是这样的，我召集一个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但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没有来参加。我亲自给他打电话：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我们都到了，就等你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财政部长央求道，“我不会来的。”
“为什么啊？”
“我来的话就死定了。”他说话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听上去是真的。
“等一下，你是说我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令你痛苦吗？”
“这倒不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尔布佐夫说，“您会再次逼我掏钱，但根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去拿钱。我的心脏不好，在您的办公室已经发作了一次，您的助手给我做了急救。”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弄钱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了动用无偿贷款机制。大家都知道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换是不平等的。机械、建筑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很高，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很低。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造就了避免农业破产的补偿机制。国家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都会得到这些贷款，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全额还贷，因为根本还不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既然你们把收购价压得这么低，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下去，请发发善心给我们一些贷记，然后把债务清零。没有其他方法，因为国家需要食品。”
我的分析显示每年的贷款额为150亿卢布——170亿卢布之间。所以，无偿贷款只是对家庭和国营农场提供补贴的另一个名目而已。为什么不用同样多的款项去提高收购价呢？如果价格公道，农民们就会考虑增加生产，考虑实际成本和节约。我认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没有立刻说出来，决定对这个问题做详细的研究。
最终，委员会中的激情得到平复，讨论宣告结束，《食品纲要》的主要条款也制订完毕并得到批准。随着中央全会召开日期的迫近，需要面见勃列日涅夫。我相信，这个《纲要》必须由总书记本人提出。
我们见面了，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我的方案，他显得踌躇不决。我觉得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即便在不久前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也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做了报告。但在接着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同意了，现在必须让他介入此事。
勃列日涅夫始终对两件事感兴趣：农业和军事，我认为顺序也是这样的。我记得一次与他谈话，讲到要把庄稼收进来，按照惯例派军队卡车提供协助。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聪明、精明、坚毅和坚持的人，但最后他十分合作。他表示他深知把庄稼收进来的重要性，因为“大炮与黄油”是密不可分的大事。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更正，更有力地主张“大炮与黄油”的公式，勃列日涅夫表示支持，微笑着对我说：
“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可能是对的。”
如此，“大炮与黄油”出炉了。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总书记必须要考虑加强国防力量以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最终后果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5倍至2倍。这个可怕的摩洛神[1]已经吞噬了辛勤劳动的成果，无情剥夺了我们的生产能力。而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落后，急需现代化，特别是在机械制造和矿产冶炼部门。这甚至是我当时就有的想法。
由于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所有关于国防工业的数据都是严格保守的秘密。假如有人提出某个军工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乌斯季诺夫就会严厉斥责这个“无知的批评者”，政治局里没有人敢挑战他。危机正在敲门。只有新的外交政策决议和与美国的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旧的政策得到推行，其遭遇的挫折也愈见频繁。
当时的领导层无法选择改革之路（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权力机器关注的重点就是不要损害制度。这就是所有领导人都抓“目标计划”的原因，这种做法在当时十分时髦。它们成为挽救某个特定部门的救生圈。
国家正陷入减速之中。社会正在丧失其能量，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当时的同事都没有将当时的总体局势视为制度的危机。但是关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和预感危机即将到来的认识正在加强。
意识形态机器高速开动，但越来越难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越来越难以粉碎对手的攻击。当时的剧院里出现了提出我们生活中主要问题的剧目，如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我们将会赢》、阿扎特·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维克托·罗佐夫的《聋人之家》等。许多地下出版物在社会上流传，人们推出非正式的艺术展览，批评现存制度、经济管理方式，有时甚至是批评整个社会制度。
勃列日涅夫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到了。他的病区里除了医疗用房外，还有一个办公室，他就在那里接待来客。
这是一个很舒适的饮茶交谈的地方。一天，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来到这间办公室。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高兴见到我们，他的兴致很高，似乎要向我们表明他的身体很好。事实上，他看上去不像是个病人。他没有穿病员服，而是穿了棕色拉链夹克和时尚长裤。只有那些已经与他熟识并且记得他曾经何等精力充沛的人，才能发现他的行动有点迟缓。
我们互致问候，围着桌子坐下，谈论一些普通的话题、身体状况和时事等。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如何？”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们在准备中，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部纲要和一组相关的决议。至于确定的目标，都很实际。我们还没有就财政拨款来源达成共识。”
勃列日涅夫突然表示：
“中央全会必须召开。只有一件事情：你一直在说服我做主题报告，但你还没有在财政来源方面达成共识。这是不是说要我口袋空空地走上讲台？”
“不，不是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从他的座位上蹦了起来。
“一切都没问题，我们会解决这件事。”吉洪诺夫应和道，尽管他听上去不是那么真诚。
安德罗波夫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静观情况的演变。他已经知道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将选举他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在谈话过程中以焦虑的目光扫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感觉到他不会是苏斯洛夫的接替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从没有提到他，所以显得坐立不安、相当紧张。
我们如何做好中央全会的组织工作，以方便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呢？我们决定事先把《食品纲要》以及相关的全部决议发给中央委员和来宾。总书记只需在简短的讲话中提及主要内容。这样决定后，我们相互道别。
契尔年科和我共乘一辆汽车由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前往老广场。我感谢他支持我。契尔年科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回答道：
“重要的是你采取行动时不要回过头来东张西望。”
我知道契尔年科不喜欢吉洪诺夫，他暗指的就是他。
“如果已经确定了立场，”我回答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从中阻拦。但是您也要做好准备，我想您的电话铃已经在响了。”
……与吉洪诺夫最后谈话的时候到了。我对前景不是很乐观，但没有他的支持，计划就会遇到危险。
谈话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持续了4个小时之久。我已经准备了对全部问题的过硬分析材料，我的论据也是“天衣无缝”的，但当我谈到用160亿卢布来提高收购价时，吉洪诺夫不愿再听下去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2]，你是经济管理专家[3]。你知道如果没有钱，计划就是废纸一张。”
“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不愿让步，“我没有那笔钱。”
此时，我介绍了无偿贷款的问题。
“请看一下备忘录：近年来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获得170亿卢布贷款，他们并没有偿还这些贷款。”说着，我将材料摆到吉洪诺夫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无偿贷款与拨款是一回事，而且更糟。农场没有挣到钱，但只是收了贷款后不用偿还。这会在农业中产生一种攫取心态，正如你说的那样。只要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你就无法期望农业能够有序发展。”
热茶端上来了。吉洪诺夫的表情依然是神秘莫测，很难猜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谈话继续进行，我的所有经济论点都被驳倒了，也提不出新的论点。吉洪诺夫还是毫不松口，更糟的是他一言不发。怎么样才能跟他讲道理呢？想到我们一起拜访总书记的经过，我将温和的说理变为强硬地坚持立场。
“这是与列昂尼德·伊里奇谈话之后我为政治局起草的备忘录。我要你与我一起在上面签字，你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作为农业的主管。然后我们将一起向政治局提交这份备忘录。”
吉洪诺夫保持沉默。
“不过，如果你不签的话，我将单独签字，提交给政治局，让政治局来做出决定。我已经提醒列昂尼德·伊里奇拨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契尔年科和你都向他保证所有问题都能达成一致。”
吉洪诺夫不作声地听我讲话，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热茶又端上来了，又出现了冷场。
“我肯定，”我说，“政治局将会支持我。根据我召开的会议来判断，这是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让我们共同行动吧，我不愿我们僵在这里。”
最后，他说道：
“把你的所有材料都给我，我要看一下。”
他拿起备忘录、参考材料和计算数据，平静地将文件整理好，然后他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会带走所有这些材料，再看一下。但现在让我们马上拟好设立国家农工委员会的条款。需要在地区一级设立，而不是在中央设立。否则，这像是第二个政府。”
“哦，我绝不应该，”我心里想到，“坐在这里四个小时，却只字不提令部长会议主席感到内心受折磨的事。我真笨啊，我听上去就像是做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
稍早之前，中央委员会农业部主管卡尔洛夫告诉我说，有人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工作人员中传播谣言，称戈尔巴乔夫出于控制一半国民经济的个人目的而设立农工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即想要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当时，我将这些谣言视为官僚们司空见惯的嚼舌头，但这确实触及了某些人的神经。作为抗衡措施，部长会议决定设立自己的农业委员会。
“绝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立即将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有关农工委员会的部分删去。
吉洪诺夫长舒了一口气，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我们达成了所谓的“交换协议”。
所有人都怔住了。“戈尔巴乔夫压倒了吉洪诺夫。”没有人相信吉洪诺夫会做出让步。我的那些“祝福者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斗不过吉洪诺夫。但我根本不去管这些废话。对我来说，令人筋疲力尽的马拉松已经结束了。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至1990年苏联食品纲要及实施措施》的报告。《食品纲要》及农工联合体相关方面的一组决议均获得批准。现在，这些决定要得到农民、场长主任和整个社会的接受。《共产党人》（1982年第10期）刊登了我的文章：《〈食品纲要〉及实施任务》。秋天，《世界马克思主义》刊登了我的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我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全国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敦促放弃“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由于追求饲养牛的头数，我们被迫繁殖生产力不高的牲畜，消耗草料但出肉率低。通过培育优良牲畜品种、采取科学的饲养方法和其他集约型经营方式，我们将能提高肉类和奶类生产，同时减少牲畜的存栏数。
毛病出在哪里？当谢尔比茨基提到我的讲话时，他勃然大怒：
“这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是些什么玩意？总书记号召要提高牲畜的数量，我们却谈到了相反的号召。这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搞乱。”
许多党的干部和经济方面的负责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衡量标准十分简单：耕种土地的面积和存栏牲畜的数量。他们十分关注这些数量指标。因此，贯彻《食品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1982年8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接见工人。
一些读者，特别是俄罗斯的读者会问：“那么，《食品纲要》的用处是什么？”食品供应情况如果说没有变得更糟的话，至少也没有任何改善。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叙述《食品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曲折的斗争？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承认，这个纲要只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是立刻就被忘掉的许诺，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在这个方面仍然坚持我的立场。第一，我要给读者介绍我担任中央书记时的决策过程；第二，制订这个庞大的纲要是使制度在重要的食品领域发生作用的又一个竭尽全力的尝试。是的，我们必须出一些成绩才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年——1990年）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年——1985年）相比，粮食平均年产量增加了2660万吨，牛肉增加了250万吨，奶制品增加了1000万吨以上；亏损农场的数目从25000个减少到4000个，这个数字不到农场总数的10%。
第三，按照《食品纲要》取得的成效表明：稳定食品市场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整体财政状况有关，与收入增长和支出增长之间的平衡有关。我已经讲过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期间（1968年——1969年），我必须处理肉类和黄油过剩的问题，因为居民不买这些食品。当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每年42公斤，比1990年几乎少100公斤。
那么，为什么要重提这些旧事？是的，当我今天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所有的食品都应有尽有。但与1990年的消费量相比，已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悖论吗？完全不是。人们的收入被通货膨胀所吞噬，人们买不起所需食品。他们当然可以去逛商店。但当局声称他们已经解决了食品问题，似乎商店里有什么食品比人们确实消费了什么食品更加重要。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只有17%的人口去“第七大陆”这个层次的超市购买食品，而大多数顾客喜欢去市场和小摊贩那里购物，或是去科佩卡、皮亚乔洛奇卡或至多去欧尚大卖场购物。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这件事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拔河继续进行，争相从总书记那里争取信任。契尔年科试图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把门人，声称只有他才能从精神上理解和支持总书记。他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个人地位。
尽管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之后搬入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但他并没有收到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正式通知。这是否故意为之，我并不知道，但有时是契尔年科，有时是基里连科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局面，出面主持书记处的会议。
这种局面延续到1982年7月，当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一切都尘埃落定。在书记处的会议之前，与会的书记们通常在前厅会合。一天，当我走进前厅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经在那里了。等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
“好的，我们都到了吗？开会了。”
安德罗波夫领头走进会议厅，立即坐上主席座位。契尔年科看上去像泄了气似的，重重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他实际上是倒在椅子上了。我目睹的这一切，使我想到了果戈理剧作《钦差大臣》里的“宫内政变”场景。
安德罗波夫以他惯常的充满精力和自信的方式主持会议，这与契尔年科令人乏味的主持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将会议搅成一锅稀粥。
当天晚上，我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
“祝贺您！我想我们目睹了一件大事。我注意到您在书记处会议前显得紧张不安。”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道，“我有感到紧张的理由。列昂尼德·伊里奇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我为什么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只是为了让你出现在那里吗？我要你指导书记处并负责人事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知道总书记当时的健康状况、他正在衰退的意志力以及不愿与契尔年科发生争执的态度，所以我能肯定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会打这个电话。很显然，如同往常一样，有人立在他的身边，严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只能是一个人：乌斯季诺夫。根据他不顾外交细节就能够制服强人的能力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的长期友情，我有很大的把握说这个话。不过，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从没有对我透露过这件事。
新的“稳定”就此得到建立。我们的讨论通常是事务性的，而非正式的，通过的建议也更为具体。最重要的是，一种严厉和较真的态度占了上风。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给予的批评十分严厉，尽管被批评方似乎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你也未免会动恻隐之心。
我的感觉是安德罗波夫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许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关，与他的部下密谋活动的加剧有关，但这种局面也可能造成权力的彻底瘫痪。很显然，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表明尽管总书记的身体越来越差，但权力本身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个信息传达给了全体政治局委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82年夏看到了安德罗波夫下达的出乎预料的干预举措。当时，安德罗波夫与我留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看家”，乌斯季诺夫留守国防部。我们当时要找出莫斯科在生产和消费旺季没有蔬菜水果供应的原因。我们成立了一个“救援队”，负责首都的供应工作。但莫斯科的零售组织直接拒绝接收任何此类产品，借口是他们没有零售商店。在这个时候，我决定介入此事，给莫斯科市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措施。
时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的格里申在那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不能在几乎不信任市党委的情况下，让政治局在我们的头顶上做出有关黄瓜的决定。我肯定不喜欢这样做。”
我打断了他：
“听着，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4]，我认为你说话的口气是不对的。你把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说成是一个政治信任问题。现在的全部问题是在盛夏时节莫斯科居然没有蔬菜水果。但产品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我负责监督工作。”
说起格里申，他看高自己和他的权力。就像许多此类人物一样，他对“下面人”讲话时，一副老板的口气，听他谈问题的确是种折磨。除了总书记本人，格里申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批评和评论。即使是总书记本人发话了，他也会说是有人向总书记误报信息，有人在设计陷害他。
至于“黄瓜问题”，他没有进行反驳，立即采取了行动。数千个蔬菜摊点在莫斯科很快设立起来，问题得到解决。莫斯科的权力走廊悄悄地流传着一个说法：安德罗波夫很严厉地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领导层为权力在幕后角力的复杂情况下，格里申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可能“登位”的人物。这个谣言被透露给了外国媒体，安德罗波夫当然知道这件事。因此，安德罗波夫插手干预莫斯科蔬菜供应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需要表明莫斯科的老板连本市的问题都搞不定，更不用说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了。
在此期间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好像很随意地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我们更加关注人事问题。我认为我们要更加密切地盯住那几个变得十分讨厌的人。”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觉得麦杜诺夫怎么样？”
“与我一两年以前跟你说的一样。”
有关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严峻事态传到了中央，当地的度假胜地存在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并且直接打通了当地党的机关。
我向安德罗波夫重提了当时我与麦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给他的建议：第一，不要与那些行为不端的人物打交道；第二，密切注视这些人，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麦杜诺夫当时没有把我的劝告当回事。他会听勃列日涅夫的，也许会听苏斯洛夫或基里连科的，但不会听其他人的。他认为我干预了他的权力范围，编织了一个针对他的密谋网络。
在向安德罗波夫讲述了这件事之后，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必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汇报这件事。我们应当预先想好谈话的内容。”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答道，“但这是一个事关全党和全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要你考虑给麦杜诺夫安排另外一个工作。”
我建议的这个工作职务是蔬菜水果收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主要产区。
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对麦杜诺夫被撤的这件事感到震惊。人们都知道他得到了总书记本人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倒翁”。然而，突然之间……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地位迅速上升。
如果更详尽地考察一下安德罗波夫的行动方式，就可以发现他的行动是一次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摆出姿态而已。那时的停滞局面极为严重，即使这些行动只能打开一扇小窗户，但也制造了新鲜空气的幻觉。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过多，只是采取一些孤立的行动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病情过于严重，无法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得采取类似行动，这样就可以避免总书记显得缺乏行动能力。勃列日涅夫也不再能够在国内旅行。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缩短了他们视察工作的行程，即使这些视察工作具有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总书记依然在思想和组织工作中精力充沛的形象。勃列日涅夫不再能够产生新思想，不再能写作或发表讲话，所以他委托其他人，如助手和顾问，代表他发表讲话。他们在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备忘录、传阅信件和电报方面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每一次“历史性的”讲话都需要产生广泛的反响，以体现出他的主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
同时，如果你深谙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你有时就能够将成熟的决定付诸实施。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缺乏新的思想和主意，如果他们收到一份备忘录，建议以总书记的名义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他们通常会抢着去抓住这个机会。
如我所说，患病的总书记领导下的“稳定”正对许多领导人的胃口，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主管的方面自主行事。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和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这样的稳定中拥有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自己的幸福有赖于这样的稳定。每个人都深知新任总书记肯定会进行人事调整。
在这样的局面下，权柄和管理权自然越来越多地落在官僚们的手中，这种权力转移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摧毁尚存的党内民主因素，而且会为官僚的密谋行为铺平道路。这种密谋行为经常能够在政治决策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人事任命方面。
在那个时期，传达下来的总书记的观点和立场通常并不是来自总书记本人，而是来自那些对总书记施加影响的人。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政治局的状况令人遗憾。一些会议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20分钟，这样总书记就不至于累着。等待开会的时间要长于开会的时间。契尔年科事先与我们说好：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之后，就要有人马上说“都清楚了”。被邀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种人士从走进会议室到离开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之内，但总是假定所涉及的问题在政治局已经得到了适当的讨论。
如果国家的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在此之后会着手处理。但在政府，有关的讨论也是流于形式。标准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预先交流了看法，专家也应邀参加了，有任何评论吗？”没有评论。那些敢插嘴和提问的人肯定会受到契尔年科的眼光奚落。
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感到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他也很难听懂讨论内容并做出总结。所以，当主要问题排上议事日程后，勃列日涅夫总是第一个发言，读一下预先写好的文稿。这样，会议就不好再讨论了，于是就能听到人们说：“赞成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我们应当批准。”有时，勃列日涅夫本人会指出进行某些删节并建议改变一些重点。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兴高采烈地表示赞成，于是讨论宣告结束。
至于谈论的时间长度和强度，政治局有关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会议是例外，这是因为负责某个经济领域或某个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存在利益方面的考虑。这种类型的会议也是由总书记首先讲话。他读完稿子后，讨论就开始了。
每一位发言人都有自己强调的某个重点。谢尔比茨基谈论顿巴斯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需要，“否则，这个地区的钢铁工业和煤矿将使加盟共和国和全联盟的电力工业感到难堪。”库纳耶夫则借助处女地的状况和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格里申总是以油滑和空泛的腔调讲话，不外乎为首都争取更多的拨款。拉希多夫反复讲同样的话题：中亚的不均衡发展、失业问题、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有更多的灌溉。
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政治局并没有进行讨论、交换意见或争论。在我的记忆中，计划和预算草案没有一次被退回去重新起草。说实话，这一切充斥着表面文章和自我欺骗。
最终，超过二十个常设和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具体问题的决议，政治局只是对这些决议加盖橡皮图章。这些委员会中有中国问题委员会、波兰问题委员会、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和关于其他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委员会。各委员会均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开会，从不到其他地方开会。这样契尔年科就能够监督它们的活动。事实上，这些委员会开始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补充。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多地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动议。
这个时候正是国家的许多负面进程应当停止以及社会改革应当启动的时候，但时间就这么溜走了。生产、通讯和日常生活方面，科技革命的影响使得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给社会生活带来剧烈的改变。因此，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实验和犯错过程来迎接挑战，而我国拥有引以为傲的“进步理论”、计划和系统的模式以及管理的科学方法，拒绝接受任何新潮流，抵制文明演进的总体方向。
勃列日涅夫去世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考虑到电视的作用，整个国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检阅了阅兵式。在接着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讲话稿。简言之，一切都照常进行。
11月10日，我接见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我们正在愉快的交谈当中，突然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安德罗波夫要立刻见你。他知道你正在接见一个代表团，但是他要你表示歉意，立刻中断接见，去他的办公室。”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看到他十分平静。但同时，我能感觉到内心的巨大紧张感。安德罗波夫以平稳的语调说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维克多莉娅·彼得罗夫娜请他通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并要他去扎莱切尔的别墅，彼得罗夫娜不愿见任何其他人。安德罗波夫去了那里，与恰佐夫院士和保卫人员谈了话。勃列日涅夫是当天早上去世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
“那么，对于老广场（中央委员会）这是极为紧要的时刻。必须做出决定，我认为这与您个人相关。”
安德罗波夫没有回答。我们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不必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
“您在‘内圈’开过会吗？”
他点点头。是的，他们已经碰过头了，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候选人资格。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但没有提到契尔年科的名字。所以，我不能肯定契尔年科是否在场。
我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能拒绝。”
同一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安德罗波夫任主任委员。政治局还决定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吉洪诺夫提议尤里·安德罗波夫应被任命为总书记，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契尔年科将代表政治局宣布这一项任命。
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虽然突然，但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或不知所措。而且，尽管有大量的宣传，他的去世也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巨大损失。那些天里，我们当然都在思考未来、国家的状况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已经存在着对于巨大变革的期望。
对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停滞时期，已经说过和写过很多了。我觉得需要按次序对此做更深入的考察，特别是考虑到近来某些保守势力和正统主义势力企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重新正名。
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主义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一种保守反应。赫鲁晓夫要改革的是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反应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这就解释了他的国内外政策自相矛盾的原因。赫鲁晓夫在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压力做出妥协的同时，不愿意放弃他的改革努力。正如我已经用文字表述的那样，赫鲁晓夫在后期对党和经济管理所进行的混乱改革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削弱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无限权力。行政系统不喜欢这样的领导人，于是他被废黜了。
勃列日涅夫十分清楚党和国家精英的想法和军工联合体的愿望，他依靠他们，并在推行基本上就是“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时得到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出了有关民主的空头支票，以隆重的方式推出了一部新宪法。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场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所未有的运动，一些人被捕入狱，另一些人被关入精神病院，还有一些人被赶出国境。使人们感到恐惧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段得到运用。
那个时代也讲了很多话，要让“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加强生产，推动科技进步，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即使是十分有限的和拘谨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被废弃不用。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年复一年地推迟，结果从未召开过。经济沿着宽广的和浪费的道路走向破产。
在大规模的国际缓和宣传运动的掩饰下，军备建设继续进行，甚至在花了巨大代价取得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对等之后也没有停下来。“布拉格之春”被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第一次在阿富汗卷入军事冒险，但不可能取胜。
然而，评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关键之处是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紧抓着旧的教条和思想不放，否认科学技术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生活条件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人的活动以及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而这标志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为我国的变革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已经走入死胡同，注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并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造成了一些问题：是否一切照旧？我们的社会是否继续走下坡路？是否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领导层中？由于我国是这个世界架构的基石之一，这个问题不仅引起我国公民的关注，也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回想我对那段时期的印象，我必须说在主要领导人中存在着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将勃列日涅夫变为另一个“经典”，一个伟大的“权威”，所以围绕着他的人就能够保住他们的职位，为新领导层划出严格的界限。另一个趋势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持有保留意见，为变革创造机会。
如同以前一样，这些趋势没有反映在公开讨论或冲突之中，而只有那些有经验的人才能体验出微妙的差别。
由契尔年科负责安排的葬礼十分隆重。契尔年科在11月12日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是很合时宜的后续安排。他认真朗读了由他的助手们起草的充满溢美之词的稿子，诸如“列宁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具有一切天才和美德的“杰出的理论家”。
领导层缺乏流动性和年事已高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最大成就，是他一手造就了这样一个睿智的、极为能干和有凝聚力的政治领导集体。至于有一种说法称安德罗波夫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人事问题上的周全考虑，这是对安德罗波夫的一种令人怀疑的恭维。契尔年科满怀信心地表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作风将会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得到加强，这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我们将一起治理国家。
社会上有这样的看法：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颂歌就有些过头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工作，我看到他已经意识到必须抛弃那些带有“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征的东西。他十分担心他最初采取的步骤将被如何评价。
安德罗波夫在选举他担任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前所做的讲话中并未做出明确表态，没有公开的挑战。与勃列日涅夫去世相关的事情，他所有的话都很得体，并未多说什么。在这次讲话之后，契尔年科变得垂头丧气，但必须要说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个人关系上以很宽容大度的态度对待他。
根据事先的安排，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于11月15日举行，讨论下一年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安德罗波夫感到他在全会上有必要超出原先安排的议程，至少要概述他的未来政策。于是，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注释】
[1] 1古代近东地区一位神的称号，与火祭儿童相关。现代语言中，指需要极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
[2] 吉洪诺夫的名。——译者注
[3] 吉洪诺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前，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4] 格里申的名。——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