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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离改革开始已经过去了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人们再次谈论改革问题，那么改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哪些期望实现了，而又有哪些方面令我们失望？有些人认为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条件成熟时开始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对国家的形势——人民面临着无法满足最基本需求的困难——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之前，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思考、反思和遭受磨难。
首先，政治局的组成需要做出调整。这项工作是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开始举行的，一直延续到我当选总书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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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领导层的新成员有尼古拉·雷日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维克托·切勃利科夫、格奥尔基·拉祖莫夫斯基、鲍里斯·叶利钦，后来又有维克托·尼科诺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尼古拉·斯柳尼科夫、阿纳托利·卢科亚诺夫、亚历山德拉·比留科娃、尼古拉·塔雷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安德烈·古伦科、瓦连京·法林、加林娜·塞梅诺娃等等。
替换干部的工作还包括对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地区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书记的调整。另外，部长和政府机构负责人也在调整之列。
现在，4月中央全会被确定为改革的开始，但有些人经常会问那为什么不是3月中央全会呢（新领导人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无论如何，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新政策的概念是在4月中央全会上确定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已经在上文中提到，中央全会和许多与普通民众的见面会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我从莫斯科人那里了解了很多东西。
我视察了利哈乔夫汽车厂、居民住宅区、一所医院和一些商店。但最重要的谈话是在利哈乔夫汽车厂的会堂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我国已经从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远地落在发达国家之后，而增长率的下降加剧了经济、社会和国防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西伯利亚北部和远东获取新的资源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问题更加糟糕。当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而农业增长率要低80%。与世界标准相比，我国的生产率只达到21%。很显然，苏联在科技进步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他们在见面会上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表现出很大的担心，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事。
见面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能得到活跃的反馈。当然，与其说人们是想借机向新任总书记表示尊重，倒不如说是为了聚焦于实际问题。人们期望能变得更好。
他们希望迅速发生变革。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十分有趣。列宁格勒人民是4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的坚定支持者。
在这里，会见将从莫斯科大街开始。数百人聚集在那里，我将在那里停车，下车来与他们见面。
然后，我将视察一些大工厂，如伊莱克特罗希尔电子厂、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布尔什维克工厂。我与参加“强化——90博览会”的技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见面。
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在斯莫尔尼宫研究院结束。斯莫尔尼宫就是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建立的地方。
1985年5月1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强化——85博览会”上。
人们等待着关于3月全会和4月全会通过决议的第一手信息，以及新领导层打算做些什么。在对列宁格勒这座伟大城市及人民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之后，我公开讲了该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讲话结束时，我要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讲话。
当我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的时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列夫·扎伊科夫将我在斯莫尔尼宫讲话的录像带给了我。一回到家，赖莎和我就从旁观者的角度回看这次见面会。我不想隐瞒：我们为会议的整体气氛和在斯莫尔尼宫发生的一切所折服。
我立即将录像带送到叶戈尔·利加乔夫那里，要他看一遍，并考虑一下如何报道列宁格勒之行。利加乔夫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和米哈伊尔·基米亚宁已经看了录像带，认为应当在国家电视台不加剪辑地播放。
我认为斯莫尔尼宫讲话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为此类会议树立了先例和定下了基调。
1985年5月15日，与列宁格勒群众打成一片。
6月和7月，我去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我们又举行了会议和直接对话。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共场合倾听人们的意见。显然，人民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金属工厂发表讲话时，我望着人群问道：“也许你们有人会问：我们是不是走得过远了？你们认为如何？”
“这是正确的行动。就应该这么做。”人们回答道。
“这是个别人的说法，还是所有人的想法？”我问。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人们用友好的语气反驳道。
乌克兰之行的尾声，我们在基辅举行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地区领导人和各部部长，以及科学界、文化界和学生代表。当我讲到乌克兰人取得的成就和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时候，会议厅里的气氛很好。但是，我在第一次正式视察乌克兰时，也想告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有关乌克兰发展的消极方面。在好几年时间里，乌克兰处于勃列日涅夫的支配之下，不能完全掌管自己的事务。我认为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们能够听懂我讲话的意思。
许多年来，我与白俄罗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英勇抗击德国入侵，我对他们表示钦佩。所以，我直接去了明斯克。白俄罗斯人在我们的所有会议上都表达了支持。我满怀激情回到了莫斯科。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亲眼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还要找出油气生产状况如此糟糕的原因。
9月4日，我休假之后立即动身前往秋明地区，同行的还有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和天然气工业部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们从油气产区的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出发。然后，我们去了北极圈内的新城市——乌连戈伊，那里的主要建设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参观了苏尔古特正在修建的发电厂，还参观了城市的郊区。
我与石油工人的谈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政府和人民都关注这里恶劣环境中的生活。在这个聚集了成千上万新移民的地区，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落后于生产的发展。
常识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在一个新的欠发达地区上马重大工程，就必须首先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住房、电灯、供暖、学校、医院、图书馆和体育馆。简言之，要具备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我对乌连戈伊的视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座新城市出现在北极圈的旁边。城市还在建设之中，一大批居民来到街上与“首长”见面。对话显得严厉而刺耳。
“我们怎么能够就住在棚屋和火车车厢里？我们什么都要用光了。没有定期航班飞来这里，或飞去首都和国内其他城市！结果就是苏联和欧洲需要天然气，但是没有人需要我们？！”
我们发现尽管当地的奶牛场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扩建生产设施，但生产能力却远远不够。满目皆是愚蠢加愚蠢。
机械工程师向北方发运设备都是小批量的，而长久以来，苏联使用装配厂以及向偏远和难以到达地区提供主要零部件的做法已经十分普及。结果，人们必须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装配车间。这需要额外的人力，也就需要额外的住房和其他东西。
在秋明与石油工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反应：他们已经听厌了一般的政策宣示，希望能得到实际的帮助。我代表政府宣布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救助。
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我问赖莎：“所以，作为一个西伯利亚人，你的看法如何？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的感觉如何？”
她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很有意思。这给我带来了儿时的记忆：那些一模一样的火车车厢、棚屋、白雪、风暴和一家人晚上在一起的吵吵声。”她答道。
“你怎么看呢？”赖莎问我。
在经历了这些所见所闻之后，我的想法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简单地说：“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还要重新考虑一遍。”
对最紧要的问题，我们立即做出了决定，向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发运了管道、水泥等建材和设备。我们立刻提供了物资，对住宅建设计划和服务部门做了调整。石油生产停止了下降，事实上还出现了些许上升。唉！政治热潮很快将席卷全国，我们将无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这些工作。
我在利哈乔夫汽车厂举行的会议以及在列宁格勒、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一些公司的视察，都使我确信加速科技进步的观点激起工程师和工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想象力。
不久，中央委员会召开关于科技进步的全国性会议，距勃列日涅夫提出召开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特别中央全会的建议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会议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关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工程类工业实现现代化。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十分困难，但我们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资金问题。对工程类工业的投资增加了80%。
对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回转式输送装配线、机器人、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科技进步项目，我对设定的目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些项目要求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修订，并扩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和西方企业的广泛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们对此已等待多年。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我采取的第一批政策措施中的一项就是反酗酒运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对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立即做出这个决定感到震惊不已。
情况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还在当政的时候，政治局就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制订反酗酒计划的决定。这项工作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得到了延续。政治局和政府听取了有关汇报，下达了指示。契尔年科当政时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改革开始之后，这项计划起草完成，提交政治局讨论。在进行讨论之前，政治局与国内排名前二百位的企业工人举行了研讨。在会上，我们与工人们就有关反酗酒问题的建议进行了公开的讨论。
我真的很想找出这些会议记录，它们一定还存放在某处。我能清楚地记得其内容，我不会这么快就忘掉它们。人们一致要求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酗酒。人们发言时的语气饱含痛苦和不解：为什么政府完全无所作为？酗酒和醉酒影响到各个方面——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生产体系。这些恶习正在毁坏家庭，对正在成长的儿童具有负面影响。
我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能不对以上问题表示关切。我们建议在几个地区禁酒，将之称为“禁酒令”。在苏联建国之初的几年里，由于国家需要财政来源，禁酒令被取消了。赫鲁晓夫当政之后，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根除这种恶习，提高酒类价格和限制销售。但这些举措渐渐地废弛了。
情况逐渐演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在反酗酒运动之初，国内登记在册的酗酒者的人数为500万人。每年由于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约800亿卢布——1000亿卢布。人均（基数包括婴儿在内）纯酒精消费量为10.6升！
顺便说一句，俄国于1914年实施“禁酒令”时，人均伏特加的消费量为1.8升，卫国战争之后上升到2升。
一天，葛罗米柯告诉我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他们两人驾车从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的家返回，当时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开车。葛罗米柯根据他得到的资料，对勃列日涅夫说，酗酒问题已经达到了灾难的程度，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他其实是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答道：“你知道，安德烈，一个俄国人活着不可能不去喝上一杯……”
要明确指出造成当时严重的酗酒问题的原因并不容易，但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传统、数百万人窘迫的生活条件、不确定的生活本质、没有文化、压抑的社会环境。政府则过于抬举这种“恶习”，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公众最终也开始对醉酒现象表示宽容。这方面的笑话俯拾皆是！
不过，据称最尖锐的笑话出现在改革年代，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排队买伏特加的队伍长度超过了一公里，人们都在骂当局，骂得最多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其中一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声说道：“我现在就要到克里姆林宫去把他干掉。”
“好的，你去吧。”排队的人们窃笑着说。
这个人直奔克里姆林宫而去。一小时之后，他回来了。队伍向前推进了一点，但离商店仍然很远。
“这么说，你把他干掉了？”人们问道。
“没有，那儿也排着队呢。”他回答说。
好吧，这让我怎么说呢？这个笑话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怎么好笑，但俄国人就是非常喜欢。
人们现在会问，打击酗酒是谁的主意啊？一些毒舌声称这个主意来自之前已经“喝够了”的政治局委员，但这纯属捏造。这个主意是来自下面。党和政府的机构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来自那些妻子和母亲们。作家和医生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要求推出禁酒令。
政治局进行了十分活跃的讨论，决定不颁布禁酒令。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逐步减少高酒精含量酒类的生产，增加果酒、啤酒和非酒精饮料的产量，用其他方面的收入来弥补失去的税收和销售额。
起初，虽然有些人认为难以接受，但公众赞同这个决定。然而，随着运动的进行，人们开始感到迷惑，接着是感到厌倦和不满，甚至是愤怒。
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决定本身是出于社会现实和责任感，但一旦开始实施，情况就陷入了混乱，良好的意愿化为泡影。反酗酒运动再次表明，那种相信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下达命令并与行政热情相结合就无所不能的信条，是足以毁掉一切的。
出于来自上面的压力，酒店和酒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一些地方的葡萄园甚至也被砍掉了。果酒的生产逐步停止，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被放在那里生锈和报废。最严重的是，私酒生产十分普遍。食糖开始从商店里消失，而食糖的短缺严重阻碍了甜点的生产。人们为了一个庆典，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去买一瓶酒，感到恼怒和受辱。他们立即大肆抨击当局，尤其是抨击总书记，因为根据传统，这个人是要对所有事负责任的。就这样，人们给我起了绰号：“矿泉水书记”。
当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努力控制局势，但没有成功。而事实上，我们本该能够对付这个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同时也是那些到今天仍然对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耿耿于怀的人特别应当知道，我们采取的措施降低了负伤率和死亡率，减少了工时浪费，让行为失常的发生频率和与酗酒相关的离婚率走低，预期寿命和出生率均有上升。
在俄国，反酗酒问题需要在日常事务的基础上予以处理，更多的是将这个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解决。目前的情况更加危险了。据报道，人均酒精消费量已经超过了17升。人们再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降低灾难的规模。
改革年代之初，在落实反酗酒运动的具体措施方面犯下了大错，我们今天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又一次巧合
1985年底，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筹备党的二十七大上。我们必须系统地制订改革政策，具体确定需要开展实际工作的领域。按照惯例，总书记要在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但这一次，我们决定我将做政治报告。这样就能避免对“我们已完成工作”做例行分析（这是通常的做法），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问题上。
到12月底，一个工作小组为报告准备好了关键资料。我与这个工作小组一起去了黑海疗养地皮聪大，继续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我的要求下，工作小组还提交了由学术机构完成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计划。在汇总所有资料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们除了要对世界总的形势，还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做出新的评估和结论。
国内政策聚焦于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谈到改善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改善制度是可行的，认为给予人民自由将会鼓舞他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政策遇到了重重障碍，一些人将它视为又一场很快就会失势的运动。
重要的是，我们要打消人们的疑虑，使人们相信这项政策的必要性。报告特别强调公开性这个主旨。而懂得党在改革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于1月中旬向政治局提交了报告初稿。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充分感受到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是何等强大。我的朋友们只是考虑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异端邪说”，或是担心从中不能产生什么正面的东西。总之，他们被某种恐惧压倒了。
在政治局1月23日举行的报告初稿讨论会上，我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已经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以此为基础起草了我们的政策。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在大趋势和大方向上犯错误。我们不是上帝，也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在上层能够掌握比公众更多的信息。我们深知做一次大的转向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将此牢记在心……我们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团结起来，他们与我们面临同样的形势，准备从中取得突破。”
生活中发生的巧合很有趣。我们将1986年2月25日定为二十七大开幕的日子，这纯属巧合。无论如何，这个日子与二十大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是同一天，而二十大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会代表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政治报告，但是以往形成的惯性仍然支配着大会的讨论：自我检查接着自我检查，还大做承诺。当然，尽管对领导人大加奉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总书记还是受到了赞扬。我对此感到不快。
当我听到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二位均为广受尊敬的著名人物）的讲话内容时，我打断讨论，要求他们“降低调门”，“不要总是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这看上去不算什么，但为大会定了基调。代表们都开怀大笑并热烈鼓掌。
从此，大会的讨论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强调的重点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些代表对国家当前的形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聚焦于追究前任领导人的责任。另外一些代表则肯定了上几代领导人的作为，要求继续他们的原有政策。最终，这些不同派别并没有在大会上发生公开的冲突。
二十七大闭幕之后，我们需要关注大会决议在实践中的贯彻情况。我清楚地记得4月的古比雪夫（今天的萨马拉）和陶里亚蒂之行。这个地区分布着航空、化工、金属和食品工业，农业也很发达，此外还有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以及河运和科研中心。
这次视察历时三天，我的第一印象是时间机器让我倒退到了过去的时光。地区党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们对他们的下属举止傲慢，规定了人们“允许”与总书记互动的方式。他们会用手势阻止那些奔上前来的人与我直接讲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他们会打断“不必要的”谈话。当地的负责官员对我与人民交谈的方式感到十分震惊，以至于他们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止。我不得不公开阻止他们，说：“是我在这里讲话，不是你。”我看到他们气得满脸通红，他们那专断的颈部和面部热血充盈。
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对变革的强烈意愿和对当局的漠视。
回到莫斯科之后，与前往其他地区视察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开会，我的担心进一步加重了。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形势飘忽不定，改革政策尚未进入到城市和工厂的生活当中。
中央委员会不断收到来信（每天约3500封——4000封），大多数来信对当地政府按兵不动表示关切。一位来自我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男士称他最近带着提高生产的计划去见一位国营农场场长，但是他被那位场长赶了出来，说他是多管闲事。我收到一封发自高尔基的来信，写信人是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位哲学博士。信中说：“要记住，米哈伊尔，高尔基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
1986年4月24日，政治局继续讨论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汇总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原因是庞大的政党和政府机器已经成为改革和各种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不仅仅是误解问题。我从一份出版物上摘引了一段能够反映我们讲话主题的文字：“这部机器折断了赫鲁晓夫的脖子，现在也会干同样的事情。”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改革年间，仍然有大量的对于公开性的讨论。比如说，我对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感到惊愕。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一切。”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这句话，我决定不再对他的说法置之不理。我在莫斯科举行的报纸总编国际峰会上就这个问题说：“尽管我对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表示尊敬，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改革，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不能开始民主进程。”
但是，大多数苏联人和现在的俄罗斯人以及西方民主社会的人都能认识到公开性作为自由的条件和作用。对于苏联领导层而言，这就是说必须对人民讲有关国家和世界的实情。但最重要的，公开性是解释新的政治路线的工具，它也是发动人民积极、独立和有意识地改善社会的主要方式。
由于已经将改革作为一个民主革新的进程，我们必须确保改革的实行也采取民主的方式。
基本而论，公开性成为使人民参与政治和促使他们创造新生活的途径。
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
著名的电视节目《改革聚光灯》就是诞生在公开性时代，并受到了它的影响。聚光灯的光线并没有暗淡下来，而是更加明亮了，照亮了黑暗的角落和邻近地方。
在公开性时代，社会开始摆脱恐惧感。
政治局并不是总能够经受住公开性的考验。一些政治局委员认为公开性“挑唆人们对我党和我国历史滥加批评”。我的同志们经常（特别是在非正式场合）对媒体的大胆直言和记者的恣意举止感到不快，指责他们污蔑那些过去曾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
为此，政治局要求我们让媒体噤声，批评媒体以高压方式充当法官的角色，称媒体以自由和轻松报道为时尚，对事实和事件的分析缺乏责任感。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批评不无道理。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说过：“言论自由总是充满了危险，因为善的自由总是与恶的自由如影相随。”
公开性还将环境问题引入公共舆论的视野范围。如果将环境问题列为此前的讨论禁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斯大林时代，有人撰写了关于森林面积减少和在“伟大舵手”的指示下建成防风林的重要性。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过针对土地水渍和盐碱化问题的抗议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曾公开发表过多份有关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和亚述海的严重环境问题。
但是，还存在着绝对不准逾越的严格界限。人民能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完全不知道由于野蛮对待大自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著名作家参与了保护大自然的战斗：瓦伦丁·拉斯普金保护贝加尔湖；谢尔盖·扎利京保护伏尔加河；奥尔扎·苏莱曼诺夫保护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保护西伯利亚的森林与河流；瓦西里·别洛夫保护俄罗斯北部的森林；伊凡·瓦西里耶夫保护非黑土地地区——“黑钙土”（他的文章的主题是农村的灭亡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公开性揭示了社会上盛行的掠取大自然的心理：本世纪的资源足够用了。
公开性让公众了解到90个城市，实际上包括苏联所有的大工业中心的大气污染量超标。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基因库受到损害的时候，全国各地弥漫着痛苦和不满。
此时，我们不得不决定首先停产和关闭约1300个污染源企业。当然，尽管遇到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反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站在公众一边。那些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公司，获得了采取应急措施以达到环境要求和标准的机会。不过，其中的不少工厂被永久性关闭。我们还避免采取过激行动。显然，不能武断地出台牵涉到土地的决定。一些狂热人物要求停止一切灌溉工程。我对此表示反对，表示我们不能走火入魔。人们对我们的警示十分正确：我们对自己面前行动的长期后果一无所知，但上帝告诉我们要合理地用水。美国的气候比我国温暖，灌溉面积多出2500万公顷。我们反对野蛮的灌溉方式，而不反对灌溉本身。
公开性还意味着对以前查禁的影片和受到严厉批判的出版物开禁，并允许出版所有异见人物和流亡者的文学作品。
第一批获准出版的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和亚历山大·贝克的《新的任命》。[1]
我想专门提一下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2]这部影片的摄制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首映在电影宫举行，观众都经过挑选，然后在内部电影院放映。影片就像一枚炸弹，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现象，而且是一个政治现象。政治局就这部影片是否公映进行了讨论。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制片人和创作协会来解决。这也是他们所期望的。于是，这就创立了一个先例，所有被审查者束之高阁的作品都予以解禁。出版社开始自由出版瓦西里·贝科夫、瓦西里·格罗斯曼、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瓦伦丁·拉斯普金、鲍里斯·莫扎耶夫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回归到了由批判现实主义创立的民族文学伟大传统。尼古拉·卡拉姆津、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俄罗斯流亡者伊凡·布宁、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和马克·阿尔达诺夫的经典作品也紧接着出版。同时，革命后遭到放逐的伟大思想家也到了回归祖国的时候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我不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只列举我知道其作品的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尼古拉·费多罗夫、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帕维尔·弗洛连斯基和伊凡·伊林。
正如许多人一样，我没有办法在学生时代读完所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一代被剥夺了精神感知力，只能进食官方意识形态的贫乏食物，被夺走了比较和对比不同哲学思想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机会。
对公开性形成重大考验的时刻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对这场事故的态度。切尔诺贝利确实打开了我的视野，包括我国科学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核问题对于我国安全的影响和核工厂工人的能力如何等。
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在中型机械制造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型机械制造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承接了主要的国防和核武器订单。这个行业的工人和干部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导致了不愿做自我批评和责任感缺失的问题。
听取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有关消息的第一天，政治局遭遇了那些负责人轻描淡写的态度。
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十分不靠谱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杰出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极不相符。
当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发生了爆炸、核物质被抛向了天空，还是发生了事故或火灾？总之，情况是如此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在最初两天无法对公众披露任何事实。但我们采取了行动，知道切尔诺贝利工厂发生了特别危险的事情。
我们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成员包括核电厂和辐射学方面的专家、医生和环境监测组织的代表。苏联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但迟至4月27日，我们从委员会收到的情况报告仍然包含着许多推诿，都是临时性的推测，没有任何结论性的东西。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谢尔比茨基都在事故发生后的前几日到了事故地区视察。关于事故的更多细节开始披露出来。很显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人的安全。
包括超过20万儿童在内的 100万人获得了医疗救助，普利皮亚季市的市民被撤出重新安置。第一张辐射污染图绘制完成后，科学家断定污染区内已经不适于人类生活。大撤离开始了，最初是从半径10公里的区域内撤离，然后扩大到半径30公里撤离。居民并不愿意撤离，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完成撤离工作。5月的最初几天，撤离的人数大约为135000人。
最为麻烦的是被毁的反应堆本身。
我们必须防止放射性物质由土壤渗入第聂伯河，为此派出了防化部队，运来了必要的设备来进行封闭反应堆的作业。起初，我们最担心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之后，我们得知白俄罗斯受到的打击最大，尤其是莫吉廖夫市。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必须连轴转来解决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许多人主动要求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参与救援。在十分煎熬的最初几天里，就像我国历史上经历的其他困难时刻一样，人们显示出了最优秀的品质：无私、博爱、同情和在紧急情况下乐于助人。
用于减缓爆炸直接影响的费用为140亿卢布，此后用于善后工作的费用更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已经采取了有可能做的必要措施。
平心而论，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并不清楚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国内范围的还是国际范围的。这种情况不明的状况导致谣言四起和惊慌蔓延。当时和现在，人们一直在批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对受到影响的居民的遭遇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未能及时采取一些行动的话，那也更可能是由于信息和效率的缺乏。对紧急情况未能做好反应准备的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专家。
1986年7月3日，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
在会上，我做了以下发言：
“30年里，我们从你们——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那里听到的是，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你们认为我们会把你们视为上帝，但一切均以失败告终。结果表明部长们和科研中心都毫无控制能力。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
5月中旬，我发表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同情，谈到了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对事故发生后勇敢地参加清除工作的抢险人员表示敬意。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组织和公司运来了消防设备、机器人和医药用品。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团结之战。与苏联公民并称为切尔诺贝利英雄的有美国医生罗伯特·盖尔、保罗·特里萨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汉斯·布利克斯。
但是，国外还有不少人利用切尔诺贝利悲剧污蔑我们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
政治局内部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有关信息应当逐步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恐慌和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收到的信息应当立即、全部公布于众，不加任何限制，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后一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在7月3日举行的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说（原谅我引用自己的讲话）：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隐瞒实情，无论是关于正在处理的实际问题，还是我们对工作所做的解释都是如此。我们要对情况的评估和得出的结论负责任。要在人民和世界的注视下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能只是采取折中的做法或是隐瞒真相。对于事故全面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而懦夫的政策是可耻的。”
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都坚决支持这个立场。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国公民、政治局和部长会议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初期所采取举措的一部分。
对于我而言，这是改革时期的重大关头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关头之一。我们必须忍受艰难困苦，进行反思，得出结论，面向未来。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
现在，确保能源供应再次成为中心问题。非再生能源已经到了即将耗尽的边缘。科学还没有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建设核电站的热潮。
长期以来，我反对发展核电。但现在，我对形势有了理解，也就是说我已经详细地看到了国际社会无法离开核能而生存下去的现实。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考虑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经验，就需要建设核电站。这关系到反应堆本身、管理系统、安全系统，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十分重要、复杂和危险的设施中工作的人员。核电站还必须能够防备恐怖分子可能发起的攻击。
正如上文所言，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
背后一刀……
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了每桶10美元——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 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86年，一些主要方面的改革计划和外交政策都已拟定出来。同年6月，我们讨论了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那么，其中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常规做法。如果我们谈及五年计划，那就是指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
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起草的，包含了新的路径，目标是实现社会质的变化。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号召将所有工业转变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包括增加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加强企业的作用和责任，以及掌握经济管理方法。
这些新的要求并没有达到大幅度改变经济战略的程度。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根据“加速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而且，实现更快的生产增长、加速科技进步、实行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技术重组，全都需要资金的投入。
由于提高教师、医护人员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而增加了预算开支，财政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笔预算开支增加的数额超过了100亿卢布。反酗酒运动减少的财政收入也有好几百亿卢布。最后，《养老金法》规定增加养老金开支450亿卢布。基本情况是，所有事都在同时发生了，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也许，我们应当公开讨论整体局势，修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目标，推迟实施最近批准的法令，因为那需要增加预算开支。
这几个月里，我一直对如何行动迟疑不决。我几乎就要提出降低新五年计划目标的建议。我知道这个问题也令雷日科夫和那些了解财政状况的干部感到困扰。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雷日科夫问我：“我们要做些什么？是坚持现有的五年计划，还是对它进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形势？”
我们考虑了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观点和反对观点。但我们两人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将不会偏离已经制订的五年计划。
我现在回顾这件事时发现，在已经认真制订了未来的发展计划之后，我们被改革之初的局势弄得无所适从。这些计划都符合实际。但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决定改变发展路径，政策就变得不符合实际了。
简言之，没有回头路可走：人们期望变革。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和更高效地使用资源。总而言之，我国的单位国民收入的物质消耗（特别是水泥和能源消耗）要比发达经济体高50%——100%。因此，在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改革开始之初，我们担心调整计划会引发严重的反作用。
警示信号
全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带来了警示信号：地方政府都在那里按兵不动，企图以此来赢得时间。
在1986年7月视察远东之前，我会见了地方报纸的总编们，斥责他们摇摆不定和不敢出声。但他们以抱怨的口气加以反驳：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将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对地区党委、市委和区委的书记们再说一遍。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掌握在党委手中。”
因此，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上层，这一次是出在党的干部身上。也许，党的干部是导致地方实际工作迟缓的主要因素。
减速的趋势已经成形。
这就是我动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时的印象。结果表明总编们是对的。我发现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人们痛苦地抱怨他们的变革希望没有得到管理层的回应，高级官员们破坏了改革，根本不愿意解决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
说一个小插曲：最近我看了一部有关我国海军及其历史和苏联解体后的状况的影片，发现在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潜水艇厂工作的工人们期望戈尔巴乔夫能支持建造新型潜水艇。但是，他来到这个城市后只是去了一个家具公司，关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啊？当然，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新型潜水艇的建造情况。这种型号的潜水艇用特殊材料建成，能够潜得更深，因此能将噪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而且也达到了。我大力支持这种潜水艇的制造，甚至施加压力确保进度的加快。当然，这是我最重要的日程，但媒体无法得知这个情况。
我离开工厂之后到城里漫步，与市民见面。我得知了一些令人羞愧的事情：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的儿童们在盛夏时节吃不到冰淇淋，居民要跑很远很远去购买家具。他们分配到了公寓，却无法为新家添置家具。军工企业每天都派货机飞到塔什干，但是没有人想到给为国家建造军舰的工人们捎点水果蔬菜回来。
当下，播出纪录片的主要电视频道都接到了指导准则：要尽量少地反映改革时代的成就，尽可能多地暴露其缺陷。但人不能下贱到这种地步：胡说八道、胡编乱造，就是为了取悦那些掌权者。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莫斯科，然后与家人去克里米亚度假。我的心情确实不好。我决定立即进行人事调整，制订新的领导人任命规定。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想到，这不仅仅是那些掌权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身处现有制度的严格限制之中。这个制度几乎没有给创新留下空间：计划由上面下达、资金依靠划拨、企业缺乏自主权等等。
我缩短了假期，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我想与人们交谈，检验我的思想，但奇迹并没有发生。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人人都支持改革，但什么变化都没有。我想，这到底是无法以新的方式行动，还是采取了一种天生的自保行为呢？
人们看到了这一切，不假思索地利用公开性来批评政府。他们声称政府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所以，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善。
中央委员会收到越来越多的来信，人们在信中不安地汇报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位白俄罗斯作家在信中直接提出要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直接下命令开枪吧！”他确实还主张采用某些外来的标语口号。这就是公共舆论中的那些评论和理解。我不认为这位作家真的希望有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具备了公开性和民主化。而现在他们竟要我们开枪。不过，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言辞而觉得受到了冒犯。这是一种真实的恳求，证明人们已经不相信目前掌握权力的干部能够进行变革。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干部身上，还存在于管理体系之中。
总之，这些旅行使我确信关于变革的指示没有在管理干部那里得到合适的回应。高级干部正在破坏改革，不处理人民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我回到莫斯科时，对此感触极为深刻。而且，同事们对形势表现出同样的关切。
到1986年末，我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举行一次有关人事问题的中央全会。工作人员开始准备材料，但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一再拖延，全会被迫推迟了两次。谣言开始在国内外流传，称政治局出现了分裂，戈尔巴乔夫无法得到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12月1日，我们总算能够开始讨论报告初稿。尽管政治局委员们的立场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报告的主要内容获得了赞同。
我前往总书记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处——扎维多沃，同行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博尔金，我们将对报告做最后的润色。
事情的推进速度很慢。我们很难向前迈出一步、两步或三步，从而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创造新的机会。我们一度陷入僵局，发生了争吵。我向同事们建议停下目前的工作，各自分开，独自考虑这些问题，两天之后再见面。
这两天里，赖莎与我几乎都在森林里散步，但我们不在一起吃午饭。当时的情况是，我考虑也许我该把这批干部全都撤换了。然而，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选择不这么做。
一旦头脑冷静下来，工作就继续进行了。我们很快就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达成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除非放弃从现有官僚中任用干部的机制和政策（关键职务的安排局限于从党内行政精英中选拔任用），坚持对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否则国家的人事状况不可能发生改变。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我记得雷日科夫告诉政治局委员：在60名部长当中，尽管许多部长任职已有多年，而且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没有一位部长提出辞呈。总体而论，干部队伍结构和水平都不适于进行重大的改革。根据之前有关全会的谈话，我完全相信能得到雷日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
通过与沃罗特尼科夫的私下交谈，我感到有些担心。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如何呢？他们会支持民主化的主张吗？毕竟，这意味着官僚人事选拔机制的终结。任命制将被选举制——真正的选举制度所取代。一种新的、重要的因素将注入人事制度，这就是公民和党员的意见和意愿。
无论如何，报告初稿于1987年1月19日提交给政治局。现实情况超出了预期，几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赞成报告初稿。葛罗米柯定下了基调：“报告初稿十分深刻……有一些干部没能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些干部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问题在于，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雷日科夫注意到“批评是严厉的，但绝望并不存在”。由于民主化问题与经济问题相关联，所以对民主化的支持是十分明确的。我建议对包括部长在内的干部职务限定任期，通过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党的书记。
利加乔夫发现报告初稿中没有包含组织部预备的、经过他批准的那些套话，但他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他讲了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避免这些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确信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
谢瓦尔德纳泽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评论阿富汗战争：“集体领导受到破坏，决定只由少数几个人做出，甚至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更不要说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政府机构的意见了。”他说，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是为了确保不会重犯错误。这是一场道德革命”。
由于叶利钦没有表示要发言，所以我问他是否要说些什么。他一开始就说“支持报告提及的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同意对过去问题的批评意见。他还说要对改革时代给予明确的评价。他说的另一件事是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应当为国家发展的停滞和减速受到指责，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个人检讨。
回顾这几个小时的讨论时，我注意到中央全会的主要目的是要挖出导致目前局面的根源和支持改革进程，而当时改革的推进可谓举步维艰。我反对将这个问题缩小为只是对过去的领导层和中央委员做出鉴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得出政治结论和为未来汲取教训。改革进展缓慢，报告指出这是由于干部队伍及其结构造成的。
我们必须推行能够允许新生力量注入的政策，但我们不能以情况需要为借口迫害干部和敲掉他们的饭碗。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确立民主原则。我们不能用不民主的策略来实现这个目的。
在我讲话之后，叶利钦感到茫然和沮丧。当时，首都有很多人抱怨他举止粗鲁、持有偏见、待人无情。我充分了解莫斯科的领导工作很不好干，叶利钦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感受到党内和经济界的权贵集团对于改革政策的抵制。他再次发言：“这对我是个教训，我认为这正是时候……”
在讨论行将结束时，利加乔夫反驳道：“最困难的是接受现实，这也可能会波及我们……”
政治局会议达成的另一项结论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人民提出这个报告，这令我们感到快乐。
在77位登记在全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中，有34位发了言。他们都批评了官僚主义，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举双手支持民主化。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在会场气氛和讨论深度方面与以往的中央全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立场。所有人都对党包揽任命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坚信不疑。发言者都避而不谈如何将自由选举与权贵集团机制相结合的问题。
这部基于权贵集团的强大权力机器深谙“游戏规则”，政治局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大部分党员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他们只能在后面拖后腿。总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
作为总统，我仍然同意保留总书记的职务。我有离开这个领导岗位的借口，但很难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我有方便行事的权力，能够解除那些以为有资格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重要职务。
但是所面临的局面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些权贵集团成员甚至早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就盘踞高位，要撤换他们的准备时间很短。我们要到哪里去招募那些真正主张改革的新干部呢？党的历史上斯大林主义将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均排除在选拔干部的范围之外。
总而言之，要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有些人建议将党分成几个部分，或者从党内挑选出真正的改革派，这都很困难。客观上，事情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移动的速度远远慢于国内快速发展的形势。
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原因在于公开性的矛盾第一次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伊凡·波洛兹科夫习惯性地对报告说了几句，然后说道：
“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读些什么？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快乐？是《火灾》《断头台》《悲情侦探》和其他一些作品。剧院的情形也差不多。平面媒体的情况与之相似，我们的疮疤被无情地揭示出来。但如何做才不至于搞垮我们的精神呢？确实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拒绝反映现实，但我们还要坚持理想！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认真对付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吗？”
曾经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著名纺织工人瓦连京娜·戈卢别娃的发言令我大吃一惊：“我认为通过批判和审视来揭露缺陷的过程拖得太久了。我们需要将建设性批评与空谈和时常出现的用心恶毒的批判完全区分开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缺陷，但对正面经验的涉及少之又少。每件事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寸。现在存在着最终走向反面极端的危险。”
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开性成了为自由而战的第一个战场，那些愿意接受挑战的中央委员们登场了。
我觉得，在内容和感染力上最为强劲的发言来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已故的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最重要的是，公开性、民主和自治正被引入公共生活之中。我认为这三大支柱能够揭示出今天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条件是这些支柱还没有被削弱，被包装，或者被改变得已适应我们的标准。公开性是粗糙的、未经梳理打扮的，民主是自上而下的，而自治是由人民参与的。做机器里的齿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人们管理自己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改革的进展显得缓慢和困难，这与我们的预期有出入。这真实地反映了党所处的环境。我们不应当这样写吗？或者我们应当写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应当担心会冒犯一些人吗？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迹象，新闻媒体的记者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吗？难道我们要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吗？”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同意报告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以来国家危机产生原因的认定，支持民主化主张，赞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提议。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中央委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全会报告宣布的变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党的其他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数更多的权贵集团抱有期望呢？
总之，1986年末和1987年初，改革遇到了第一次严峻的危机。公众期望能够发生良好和轻易的变革，但没有预见到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和激进派的咄咄逼人所造成的困难。
【注释】
[1] 杜金采夫的小说《穿白衣的人们》被查禁了20年之后于1987年获得出版。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写于1960年代，于1987年出版。其续集《1935年和其他年》于1985年出版，小说《恐惧》于1990年面世，《尘灰》于1994年出版。贝克的《新的任命》写于1965年，第一版于1986年在苏联出版。
[2] 阿布拉兹泽的影片《忏悔》拍摄于1984年，成为苏联国产电影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