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本书部分内容曾作为演讲文稿，在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亨利家族演讲)、亚利桑那州大学伦奎斯特中心、耶鲁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柏林美国研究院(卡特尔演讲)和最高法院历史协会的演讲中使用过。

我应当感谢查尔斯·内森(Charles Nesson), 他于20世纪70年代即在哈佛工作，并向我提供了涉及切诺基印第安人、“是松案”等章节的资料。同样地，查尔斯·奥格瑞(Charles Ogletree)借助2007年的一次哈佛研讨课，搜集了与“德雷德·斯科特案”有关的资料，协助我完成了相关章节的写作。在智识方面，我从哈佛法学院的教师与同僚那里获益甚多，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思考法律问题，他们是保罗·弗洛因德(Paul Freund)、阿尔·萨克斯(Al Sacks)、亨利·哈特(Henry Hart)、本·卡普兰(Ben Kaplan)、路易斯·杰斐(Louis Jaffe)、约翰·哈特·伊莱(John Hart Ely)、理查德·斯图尔特(Richard Stewart)和查尔斯·弗瑞德(Charles Fried)。其他法官与学者，如阿瑟·古德伯格(Arthur Goldberg)、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迈克尔·博登(Michael Boudin)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也同样给予我诸多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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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尔·鲍斯沃思(Michael Bosworth)给予本书的帮助，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初稿，并作出大量极富建设性的评注。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历任法官助理和其他耐着性子读完我不断调整的初稿的人们，感谢他们主动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大量改进性批注和有益建议。

这些人当中，还包括我的家庭成员：乔安娜、克洛艾、内尔和迈克尔。

感谢我在耶鲁的研究助理们，他们协助我为本书增加了详尽、有益的注释，他们是：亨特尔·斯密斯(Hunter Smith)、艾琳娜·特滕博姆(Elina Tetelbaum)、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t)和本杰明·尤因(Benjamin Ewing)。

当然，非常感谢我的编辑帕特·哈斯(Pat Hass)，感谢她的不断鼓励、恒久坚持，以及精益求精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