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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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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EZRA F. VOGEL）著
馮克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
版權信息
《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 著
馮克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
英文版 © 2011 Ezra F. Vogel
中文版 © 2012 香港中文大學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如發現遺漏，敬請與本社聯絡。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78-962-996-538-9 （平裝）
978-962-996-498-6 （精裝）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in Chinese）
By Ezra F. Vogel
Translated by Feng Keli
Edited by Editorial Divis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English edition © Ezra F. Vogel 2011
Chinese edi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8-9（paperback）
978-962-996-498-6（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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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鄧小平時代
作 者：傅高義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5月15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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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
和那些決心幫助一個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們
地圖 1980年代的中國
香港中文版序
傅高義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學做了幾十年研究中國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責任，不僅是教育哈佛學生，也應當致力於教育普通的西方民眾，因為和美國其他大學一樣，我們所得到的支持也來自大學以外的廣大公眾。
2000年我從哈佛退休時，決定專注於研究在我看來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1978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場變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這場變革。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因此我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瞭解他所面對的問題的性質，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協調各種不同的力量去達成那些不同尋常的變化。
鄧小平沒有留下可資史學家利用的私人檔案，很多重要決策也未公開。因此，研究鄧小平，研究他如何作出決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麼，比起寫其他人的傳記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獻，包括已公開的資料如《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文選》和各種官方出版物，並對高級幹部的子女和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輕幹部進行了訪談。我也閱讀了與鄧小平共事的高層官員的紀念文字，使用了外國政府公佈的文件，以及會見過鄧小平的外國人的紀錄。我還感到有責任盡可能運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機會，去理解鄧小平及其時代。我也有機會訪問一些其他外國人不容易接觸到的西方官員。
幸運的是，我這本書得到不少好評，尤其是來自那些對鄧時代的中國有深入瞭解以及有幸見過並瞭解鄧小平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然而我相信，細心的讀者應會看到我確實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並且為許多對鄧持批評立場的人提供了有助於他們理解鄧小平言行的事實依據。我也確實講述了鄧小平批評者的意見和他們批評的理由。但是我相信，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我並沒考慮出版時機，我打算寫完之後就出版。不過我認為它的出版時機還算幸運。假如在天安門事件後的最初幾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對鄧小平的敵意會使他們難以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鄧為已發生的變革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從1989年6月4日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相信大多數西方人對天安門事件有了足夠客觀的態度，使他們願意思考鄧的歷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嘗試一樣。
儘管這本書主要是為西方人而寫，我依然樂見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華人讀者對它有興趣。我從31歲開始研究中國，許多有見識的中國人與我分享了他們的經歷與認識，使我受益匪淺；但我本人對書中所講述的事件，卻沒有他們作為過來人的那種親身體驗。中國有句俗語叫「旁觀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時可能比當事人更為客觀。很多有過痛苦經歷的中國友人向我坦承，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他們難以做到客觀，所以很想聽聽從事學術研究的局外人盡量以持平的立場提出的看法。很多喜歡網上閱讀的中國友人意識到，網絡上不斷重複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對1978至1992年發生的事情盡量做到客觀，盡可能排除各種謠傳，採用信實的材料，我希望我的這一努力將有助於海內外中國人盡量客觀地理解中國的發展。
中國國內的現狀尚不成熟，使中國學者還難以寫出一本客觀全面的研究鄧小平的著作。他們中有很多人比我更瞭解鄧小平生活與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國大陸的學者未來寫出這樣一本書之前，我的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在書中記述了鄧小平的積極貢獻——他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大力削減軍費，增強法律的作用，擴大普通民眾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我希望這對致力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維持中國與外國良好關係的人們有所助益。
2012年3月
香港中文版出版說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的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對鄧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顧，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全景式描述。該書雖從鄧1904年出生寫起，但敍述重點為鄧1977年復出之後的政治生涯，縱貫鄧時代的起始、展開、挑戰和終曲，故香港中文版定名為《鄧小平時代》。
本書由馮克利先生翻譯，前後歷經兩稿。2010年秋作者完成英文初稿後，譯者進行第一輪翻譯，作者據該譯本延請多位中國學者專家閱讀，繼而根據反饋意見對英文原稿進一步修改。及至2011年秋本書英文版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前，譯者再度根據英文編輯定稿進行第二輪翻譯。鑒於工程浩繁，蒙作者和譯者認可，本社編輯部承擔了本書譯校工作。譯校力求秉承作者嚴謹的學術作風，同時尊重譯者的翻譯風格。
本書的翻譯原則是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間尋求有效平衡，即在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大前提下，適度保留直譯元素和翻譯色彩，以使中文讀者得以相對直接地分享作者特有的概念、分析思維和學術視野。例如：將「the radicals」直譯為「激進派」，而不採用中文特定語境中的「極左派」；將「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譯為「建設派」、「平衡派」，而不譯為「改革派」、「穩健派」。
本書編輯過程中，對廣泛涉及的各類中外文獻進行了嚴格查考。對直接或間接引自中文文獻的引文，力求恢復原始文獻中的記述；對引用的外文文獻，盡可能覆核出處。對部分有中文版的外文文獻，一併提供中文版出版信息。在註釋處理方面，所引用的中文文獻全部復原為中文，英文文獻則保持原狀，其中常用英文文獻的縮寫一併保留，例如SWDXP–2，即《鄧小平文選（1975–1982）》英文版（詳見本書注釋部分的英文文獻縮寫對照表）。本書索引以邊碼方式從英文原著，以便有研究需要的讀者查閱。
本書在翻譯、校訂、編輯、出版過程中有幸得到熊景明、陳方正、肖夢、南希（Nancy Hearst）、竇新元，以及北京三聯書店董秀玉、李昕、舒煒、葉彤等諸多人士的大力協助與支持，謹表謝忱。
本書編輯完成後，又榮幸地得到孫萬國先生的全面審讀和修訂。孫萬國先生在訂正錯訛、復原中文文獻、補充史料等方面貢獻甚巨，專此致謝。
本書在內容上完全忠實於英文原著，並經作者核實後對英文版疏漏之處有所訂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擁有本書中文翻譯版權，其他所有繁、簡體中文版均以此譯本為母本。
2012年4月
前 言
探尋鄧小平
2000年夏我在南韓濟州島。一天，悠閒地用過戶外晚餐後，我心情放鬆地對我的友人、20世紀美國最了不起的東亞事務記者之一唐・奧伯多弗（Don Oberdorfer）說，我就要退出教學工作，想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瞭解亞洲的重要發展。很多人都說，我在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有助於美國商界和政界的一些領袖對1980年代震撼不少西方人的日本崛起有所準備。那麼，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做點兒什麼最有益於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未來的發展呢？唐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一直進行亞洲事務的報道，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應該寫鄧小平。」思考了幾周後，我斷定他說得對。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寫鄧小平並非易事。1920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文革期間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錯誤紀錄，但沒有找到任何書面證據。為正式會議準備的講話稿均由助手撰寫，有紀錄可查，但其餘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因為鄧只靠記憶就能做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條理分明的講話。此外，就像黨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嚴守黨紀。即使在文革期間和妻子兒女下放江西時，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談論黨內高層的事，儘管他們也是黨員。
鄧小平批評那些自吹自擂的自傳。他沒有寫自傳，並且堅持別人對他的任何評價都「不能誇大，不能太高」。[0-1]事實上，鄧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過去的經歷。人們都知道他「不愛說話」，出言謹慎。因此，相比於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
遺憾的是，我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會面並交談。1973年5月，我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成員初次去北京訪問時，見過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沒有見到鄧小平。那次訪問給我留下的最強烈印象之一是，鄧小平剛剛結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層內部正對此事議論紛紛，對於他將擔任某種重要角色並帶來重大變化抱有很高的預期。擔任什麼角色？帶來哪些變化？我們西方人都在猜測，但誰也沒有預料到後來20年中國行將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國的未來會在多大程度上被這位非凡領導人的努力所推進。
我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當時我離他只有幾步之遙。這個招待會是一次盛大的集會，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界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我們參加招待會的很多人已相識多年，過去常在香港見面——當中國對大多數西方人緊閉大門時，香港是中國觀察家聚會的重要地點，在那裏我們分享最新消息或傳言，力圖穿透竹幕。而我們中一些人已久未謀面，於是熱切地攀談敍舊。此外，舉行招待會的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十分糟糕，不是個適合演講的地方，從擴音器中完全聽不清鄧小平和譯員在說些什麼。於是我們這群聚在一起的中國觀察家同行朋友繼續著自己的交談。據接近鄧小平的人說，這群嘰嘰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惱。然而他給我們大多數在場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對著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的中國聽眾一樣唸著講稿。
因此，我要瞭解鄧小平，就像一個歷史學家要去瞭解自己的研究主題一樣，只能通過研讀文字材料。而關於鄧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紀事。儘管鄧小平告誡寫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歷史寫作中，褒揚英雄、貶抑他人的傳統在中國依然流行。由於另一些官員也會有秘書或家人寫一些溢美的文字，細心的讀者便可以對這些不同的紀錄進行比較。黨史專家中也有一些出於職業責任感而秉筆直書的人。
隨著更多黨內檔案的公開，未來將有更多寫鄧小平的書。但我相信，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而言，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寫作時間。很多基本的年譜資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大量回憶錄已出版，況且我還有一個以後的歷史學家無法再有的機會：我得以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會面交談，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從文字材料中獲得的見解和細節。過去幾年中，我總共花了大約12個月的時間在中國、用中文採訪了那些瞭解鄧小平及其時代的人。
就研究鄧小平事蹟的客觀紀錄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獻是《鄧小平年譜》：2004年先出版了兩卷，共計1,383頁，從官方角度記錄鄧小平從1975年直到1997年去世前幾乎每一天的活動；2009年又出版了三卷，共計2,079頁，記述1904年到1974年鄧小平的生平。由黨史學者組成的編寫這部年譜的班子可以接觸到大量黨內檔案，並力求做到記錄準確。年譜不提供解釋，不進行褒貶，不作揣測，沒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題，也不提政治鬥爭。不過，它對於確定鄧小平曾在何時跟何人會談，以及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之間說了些什麼，都大有幫助。
鄧小平的很多重要講話經過編纂整理後，收入了官方的《鄧小平文選》。這部三卷本的著作提供了關於鄧的很多重大政策的有用紀錄，儘管，極為關鍵的是，仍需要參照當時國內和國際事件的大背景對之作出詮釋。有關陳雲、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和文章的編年資料同樣很有幫助。
最有助於深入理解鄧小平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毛毛）所寫的有關復出之前的鄧小平的兩部書。它們是根據她的個人回憶，她對瞭解鄧小平的人的採訪，以及中共檔案寫成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鄧榕一般都會陪同父親外出。儘管鄧小平不跟家人談論高層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瞭解國家形勢，所以足以領會和理解他關切的問題和考慮問題的方法，其中有些東西也只有他們看得到。其中《我的父親鄧小平》講述了1949年以前鄧小平的經歷，另一部《鄧小平：文革歲月》記述的是1969年至1973年間她陪同父母從北京下放到江西省的歲月。她在書中明顯表露出對父親的感情和崇敬，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講述了很多細節，揭示了不少鄧小平的品格和態度。事實上，考慮到黨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繪一個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經是驚人地坦白、開放和具體了。她在寫這些書時得到了黨史學者的協助，由他們核對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寫作仍在繼續，正在寫建國初期鄧小平的活動，但還未寫到1973年之後仍很有爭議的時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幾次長時間採訪，對她所寫的內容進行補充說明。
在我扎進大量中文文獻之前，有些英文著作為我研究鄧小平時代提供了很好的起點，但除了孫萬國和弗利德里克・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的著作外，它們大多撰寫於為紀念鄧小平百歲誕辰而出版的年譜和回憶文字面世之前。以下作者的著作令我格外受益：鮑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Maurice Meisner）、錢其琛、陸伯彬（Robert Ross）、阮銘、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偉斯、孫萬國和于光遠。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聰明幹練的英國外交官，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0-2]。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歷，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文筆極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學者中間，鮑瑞嘉對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做了最為細緻的研究，寫成Burying Mao（《埋葬毛澤東》）一書。他利用了1994年其著作出版之前可見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報道，我則極少使用，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故而很難評價其可靠性。莫里斯・邁斯納（馬思樂）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他的The Deng Xiaoping Era（《鄧小平時代》），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作為背景研究了鄧小平。我在費正清研究中心長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的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國播種民主：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一書中，回顧了鄧小平時代不斷變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僅有出版物，還有她跟書中所記的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交談。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0-3]的作者阮銘在1983年被黨內保守派清除出黨之前是中央黨校的研究人員。他流亡美國後，激烈批評了那些拖改革後腿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0-4]的作者錢其琛，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擔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理，他的著作對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豐富的紀錄。幫鄧小平起草過三中全會講話稿的于光遠，在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0-5]一書中講述了這個歷史轉折點。由於我參與過這兩本書的英譯本編輯工作，所以有機會同這兩位和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前官員進行補充性討論。
已故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是一位記者，也是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皇帝：毛鄧時代的中國》）的作者。毛澤東去世不久後他有機會見到中國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雖然他的一些描述——例如鄧小平和三線工業的關係——顯示出嚴重誤解，但他較其他記者而言接觸到更多材料，並且講述了當時人所不知的新鮮觀點。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鄧小平上台時擔任The 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主編，1992年鄧小平退出權力舞台不久後，他召集一些學者對鄧小平及其時代進行評價，並把這些評價文章收入了他編的Deng Xiaoping（《鄧小平》）一書。
泰偉斯和孫萬國為寫作他們的三卷本著作，較之所有西方學者掌握了更多1974年至1982年這個時期的中文文獻。他們出版的第一卷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時代的終結》）的時間跨度是1974年到1976年。他們仔細評估關於各種事件的不同解釋，旨在以極為細緻的方式釐清基本事實。孫萬國在過去20年裏致力於探究這個時期的每一個重要事實，其堅持不懈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人。後來他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核對我手稿的不同版本，修正錯誤、建議補充說明及推薦關鍵性著作。
傅士卓所著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國改革的困境》）是有關這個時期經濟論戰的最好的英文著作。陸伯彬寫了幾本研究這個時期外交關係的傑作。窮數十年之力研究中國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撰寫過三卷本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0-6]，並與沈邁克合著講述文革史的Mao’s Last Revolution[0-7]。我認識所有這些作者，並就鄧小平及其時代與他們進行過交談。他們總是慷慨地對我補充他們書中所述，使我對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已經面世的中文資料浩如煙海，即使最傑出的中國學者也無法全部閱讀。從1990年代開始，又可以從中文互聯網上獲得爆炸般增長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許多研究助理的協助，其中尤其應當提到任意和竇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廣東改革派領導人。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既有個人經驗，又具備學者從歷史文獻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竇新元兩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幫我搜集大量材料，並力求深入理解不同立場的中國人的感受和行為。姚監復曾是趙紫陽領導下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官員，也花了數周時間閱讀我手稿中有關經濟的章節。
中文互聯網是查詢人名和日期這類問題的難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難區分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臆想或趣聞。如果互聯網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沒有註明來源，我會盡量核查原始出處，或至少在採用前將之與另一些資料進行比較。這樣做時，我發現China Vitae是一個有關在世的中國官員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網站。
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官員所寫的回憶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三卷本的《回憶鄧小平》是這類文獻中最好的文集之一，類似的文集還有三卷本的《鄧小平人生紀實》。《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這兩本出色的雜誌發表了很多與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人撰寫的文章。《炎黃春秋》是由既瞭解內情又有改革意識的前任高官主辦的刊物。從保守派官員鄧力群所寫、出版於香港的《十二個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所——這個由他建立的研究所，為很多研究建國後重大事件的歷史著作提供了條件——的未發表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另一種觀點。
還有很多有關這個時期的所有關鍵人物——包括陳雲、谷牧、胡耀邦、萬里、葉劍英和趙紫陽——的文獻，往往是出自優秀的記者之手，他們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視角。最出色的記者所寫的有關鄧小平的著作是楊繼繩的《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官方歷史如《陳雲傳》，雖經過精心編輯，仍是以文獻資料為基礎。朱佳木談陳雲的書（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著：《陳雲》）雖然簡略，卻得益於他為陳雲當過五年助手的經歷和他本人的細心研究。除了《鄧小平年譜》外，還有一些官方為陳雲、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其他一些與鄧小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高官編訂的年譜。
另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是有關1949年後中國歷史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該書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國大陸的學者撰寫，包括高華（已故）、陳東林、韓鋼、沈志華、蕭冬連等人。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為這個時期客觀全面的學術研究樹立了新的標準。
雖然中國政府已大大放寬了人們的寫作空間，但大陸一些知情的局內人所寫的東西仍被認為爭議太大，無法在大陸出版。香港的出版業則更加開放，因此很多這類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豐富的是鄧力群、胡績偉、楊繼繩、趙紫陽和宗鳳鳴的著作。在寫過回憶錄的改革派官員中，有《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他寫了《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譜，但他大陸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兩部篇幅浩大的年譜，一部是盛平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另一部是鄭仲兵編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還有張黎群等人所寫的三卷本《胡耀邦傳》，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彙編了四卷本的文集《懷念耀邦》，編者為張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方面，胡耀邦的女兒用「滿妹」的筆名發表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趙紫陽1989年後被軟禁在家期間，設法記錄下他的個人經歷和觀點，並被譯成英文以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0-8]為書名出版，編者是鮑樸、蔣悅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年之後，趙紫陽與之交談時間最長的局外人是宗鳳鳴，他寫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趙紫陽並未授權宗鳳鳴寫下這些回憶，但他授權出版並親自審閱了與記者楊繼繩進行的三次主題集中的談話紀錄，該紀錄發表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這些著作包含對鄧小平一些做法的嚴厲批評，提供了有別於大陸出版文獻的富有價值的視角。
我還觀看過記錄鄧小平的講話、會見、出訪以及與家人休閒的紀錄片。我的研究助理還應我要求翻譯了一些俄文文獻。
除了上述有關鄧小平時代的一般性著作，我還使用了很多與本書某些特定問題相關的專業文獻（見註釋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獻的線上目錄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國的短期訪問外，我也有數次在北京較長時間居住的經歷：2006年住了五個月，2007年一個月，2008年數周，2009年一個月，2010年數周。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三類知情人士：黨史專家、高幹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幹部。除了幾位會講英語的中國人選擇用英語交談，其他訪談都是直接使用漢語，沒有翻譯在場。具體而言，我受益於同朱佳木、程中原、陳東林和韓鋼的深談，他們都是專治黨史的傑出歷史學家。我也採訪過鄧小平的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兩個子女（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兩個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此外我還採訪過陳毅、紀登奎、宋任窮、萬里、葉劍英、余秋里和趙紫陽等人的子女。他們都是聰明、有頭腦的人，出言謹慎且深懷孝心。他們的具體回憶令人感受到他們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氣息。
我採訪過的前任官員中既有鄧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嚴厲批評者。後者認為鄧沒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識分子，悲劇性地喪失了推動政治改革的良機。有些人是曾與鄧小平共事或在鄧手下工作過的著名官員，包括前外交部長黃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前副總理錢其琛和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所有這些官員都已退休，這使我們之間的交談可以比他們在任時更為放鬆。
我還受益於對一些有才華的退休官員的採訪，他們曾為鄧小平工作過，其中有些人現在還在給《炎黃春秋》寫文章，如杜導正、馮蘭瑞、孫長江、吳明瑜、楊繼繩和已故的朱厚澤。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時受到過批評或警告，但大體上他們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機會採訪中國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學者。與那些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黨政幹部相比，即使是身為黨員的學者一般也不太瞭解黨內的事情，但他們往往有機會認識一些要人，有些人閱讀廣泛並仔細研究過可以看到的文件。
雖然一些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都在研究黨史，如中央黨校、幾所大學和當代中國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員最多、文獻最豐富、接觸黨內資料最便利的部門，還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轄下的中央文獻研究室。該機構的大約15名工作人員編寫了《鄧小平年譜》。此外，目前還有大約15人正在編寫官方的鄧小平傳，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完成。
多年來，我在哈佛有機會與諸多來訪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交談，他們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傑出的政治異見人士，他們極有才幹，富於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在1980年代與黨的正統發生衝突。我同陳一諮、戴晴、高文謙、已故的劉賓雁、阮銘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談均使我受益匪淺。我也跟天安門「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王丹有過交談，還和曾因1978年在民主牆貼出著名的大字報〈論第五個現代化〉而被判刑15年的魏京生交談過。我也跟較年輕的前官員，如吳國光、吳稼祥（後來回到北京）和郁奇虹進行過交談，他們都曾在中央機關工作過。我也從在北京和哈佛結識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樊綱、盧邁和錢穎一那裏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人外，我還採訪過鮑樸、儲百亮 (Chris Buckley)、陳方安生、陳廣哲、陳昊蘇、陳開枝、陳偉力、陳先奎、陳小魯、陳元、陳知涯、鄭在浩、鄧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賴斯代爾（Peter 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潤生、高華（已故）、高尚全、高西慶、龔育之（已故）、顧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曉江、黃平、黃仁偉、紀虎民、江綿恒、金沖及、劉遵義、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劉亞偉、陸恭蕙、龍永圖、盧躍剛、羅援、馬立誠、馬沛文、馬誠禮（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單少傑、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孫剛、曾蔭權、萬叔鵬、王建、王軍濤、王雁南、王毅、吳敬璉、吳南生、蕭冬連、熊華源、嚴家其、楊成緒、楊啟先、楊天石、葉選基、葉選廉、葉劉淑儀、余曉霞、曾彥修、翟志海、章百家、張國新、張顯揚、張星星、張新生、張穎、張蘊嶺、趙樹凱、鄭必堅、鄭仲兵、周明偉、周牧之、周琪和朱啟禎。我感謝所有幫助過一個外國人理解中國的中國朋友和熟人。不過他們對我的任何觀點都不負有責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據所接觸的各種資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斷的產物。
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我去鄧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點分別小住過數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廣安縣，他打過八年遊擊戰的山西太行山，1949年到1952年他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和成都，以及1930年代初他生活過幾年的江西瑞金。我還走訪過上海近郊陳雲的出生地青浦。每到這些地方，當地學者和幹部會向我深入講解博物館裏的資料和實物，有助我在當地環境中理解鄧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與前總理李光耀交談，他對鄧小平的瞭解大概不亞於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我也訪問了前總理吳作棟、前中國沿海經濟開發區顧問吳慶瑞和總統納丹（S. R. Nathan）等官員。我還與一些學者進行過長談，尤其是王賡武、黃朝翰和鄭永年。在香港，我會見過楊振寧和鄭維健，後者與其岳父包玉剛同往中國大陸時，曾多次見到鄧小平，而包玉剛這位香港船王跟鄧小平見面的次數多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與前總理羅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駐華大使羅斯・加諾特（Ross Garnaut）、前外交部官員理查德・賴格比（Richard Rigby）、羅傑・尤倫（Roger Uren）等人交談。此外，我去莫斯科時會見過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國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寫過一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亞歷山大・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一位細心嚴謹的學者，目前在美國教書，熟諳有關毛澤東和鄧小平以及謝爾蓋・齊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語文獻——與他的討論使我尤其受益。
我還數度前往英國，尋訪對鄧小平有特別見識的人，故與前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理查德・伊文思、前任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進行過交談。我還在北京會見過前駐華大使安東尼・格爾斯沃齊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也有過交談，並多次與香港和北京談判小組的成員之一邵善波座談。
我在日本與之進行過交談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國廣道彥、谷野作太郎；還有日本外務省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畠中篤、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瞭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島裕、東鄉克彥和渡邊宏二等博學之士。我還同日本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專家做過交談，特別是平野健一郎、川島真、國分良成、毛里和子、添谷芳秀、高木誠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彥、辻康吾、矢吹晉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這兩位日本的中國問題學者使我受益尤多，他們也是本書日文版的翻譯。益尾知佐子寫過一本論述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傑作，她協助我搜集日文文獻，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見過鄧小平的美國官員進行過交談，包括前總統占美・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他們都是1979年與鄧小平有過關鍵性會面的人物；還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過交談，他們曾是負責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白宮要員。尼克遜的女婿、曾跟岳父一起見過鄧小平的愛德華・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憶。我還同一些前美國駐華大使交談，包括恒安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潔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喬・普理赫（Joe Prueher）、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尚慕傑（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與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些任職於白宮、國務院或美國政府其他部門的中國問題專家交談，他們是阿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費舍爾（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爾（Charles Hill）、凱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麥卡希爾（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勵德（Nick Platt）、容安瀾（Alan Romberg）、芮效儉、索樂文（Richard Solomon）、斯皮爾曼（Doug Spellman）、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沙特（Robert Sutter）、宋賀德（Harry Thayer）和湯姆森（John Thomson）。我過去的兩名學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劉美遠（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從事報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們的時間和見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白麗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獲得各種有關人與事的信息的一個絕佳來源。我還訪問過鄧小平的四位翻譯：冀朝鑄、施燕華、唐聞生與已故的章含之。
我還受益於仔細閱讀過本書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凱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賽奇（Tony Saich）和沈大偉。還有一些人細心閱讀過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榮幸，他們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葉敘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爾斯坦（Mel Goldstein）、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藍普頓（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麥卡希爾、芮爾登（Lawrence Reardon）、陸伯彬、芮效儉、撒母耳斯（Richard Samuels）、索樂文、宋怡明（Mike Szonyi）、懷默霆（Martin Whyte）和賴特（Dalena Wright）。（閱讀過第18章手稿的人見該章列表。）中國的一些黨史專家，如陳東林、程中原、韓鋼、齊衛平、沈志華、蕭延中、楊奎松和朱佳木，也閱讀過先前被譯成中文的手稿，幫助改正了一些錯訛之處。不過，只有我本人對尚未糾正或在他們閱讀後仍未發現的錯誤負責。
與哈佛大學同事的討論讓我獲益匪淺，他們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張伯賡（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爾登（Tim Colton）、溫奈良（Nara Dillon）、歐立德（Mark Elliott）、傅士卓、谷梅、戈迪溫（Steve Goldstein）、何曉清（Rowena He）、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蕭慶倫（William Hsiao）、江憶恩（Iain Johnston）、柯偉林（Bill Kirby）、凱博文（Arthur Kleinman）、馬若德（麥克法夸爾）、奧格登（Suzanne Ogden）、歐偉倫（Bill Overholt）、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陸伯彬、賽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維明、王甯、華琛/屈順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婦（John and Anne Watt）、懷默霆、韋傑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爾夫（David Wolff）。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學者討論過相關問題，他們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陳廣哲、大衛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爾德（Tom Gold）、坦梅・戈爾斯坦、桂本青、藍普頓、林培瑞、趙文詞（Richard Madsen）、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魯恂（Lucian Pye，已故）、賽繆爾斯（Dick Samuels）、沈大偉、謝淑麗（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謝德華（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還得到過以下人士的幫助：安和麗（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達（Jorge Espada）、高申鵬、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羅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爾（Kate Sauer）、石文嬰和張燁。同在哈佛查閱1949年以後資料的所有學者一樣，我對費正清研究中心馮漢柱圖書館的館長南希（Nancy Hearst）深懷感激，她一向以對資料的驚人熟悉和似乎無限的熱誠，去幫助學者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數次糾正我的筆記，核對我的手稿。隨著中國在21世紀變得日益重要，我們在哈佛享有的特殊優勢愈發凸顯出來——我們得以利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們對研究當代中國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其中很多文獻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圖書館見不到，在中國也無法見到。
我還要感謝熊景明，她以同樣的幫助學者的熱誠，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搜集並創造性地整理了中國大陸以外這一時期最完整的文獻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亞特蘭大卡特圖書館館員的協助，他們幫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件。我的編輯伊爾・哈伯特（Earl Harbert）認真細緻，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讓那些不是中國專家的人更易於理解。我的手稿編輯茱麗葉・卡爾松（Julie Carlson）既有創意又工作投入，不辭勞苦地幫我使手稿最後成型。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凱薩琳・麥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發揮其創造精神，熱情勤奮地照料著與本書出版有關的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國人類學專家，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始終是我的思想伴侶。她以最大的耐心為一個身不由己的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雖然我在1993年到1995年擔任過與東亞事務有關的美國國家情報官員，但在本項研究過程中我沒有接觸過任何保密資料。所有關於事實的陳述、表達的意見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書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報局或其他美國政府部門的官方立場或觀點。書中任何內容都不應被推測為表明或暗示美國政府對作者觀點進行過信息認證或認可。這份材料已經中央情報局審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洩。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為理查德・伊文思著（武市紅等譯）：《鄧小平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中文版編者註
[0-3]中文版為阮銘著：《鄧小平帝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中文版編者註
[0-4]中文版為錢其琛著：《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中文版編者註
[0-5]中文版為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中文版編者註
[0-6]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著（魏海平、艾平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兩卷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書另有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1990 年本。——中文版編者註
[0-7]中文版為馬若德（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關心譯，唐少杰校）：《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中文版編者註
[0-8]香港版為《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台灣版為《國家的囚徒》（台北：時報出版，2009）。——中文版編者註
導 言
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1979年3月，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飛往北京，就香港問題作出說明。麥理浩通曉漢語，且廣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將與一位高級官員見面，抵京之後才高興地獲悉，即將與他會面的是剛被任命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0-9]這次不公開的會見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麥理浩向鄧小平談到香港正面臨日益增多的困難。雙方都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一直統治著香港這塊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約將於1997年到期。麥理浩總督採用外交辭令，字斟句酌地談到有必要讓港人放心，因為他們對1997年之後的前景深感憂慮。鄧小平仔細聽取了港督的關切。當會談結束後他們起身走向門口時，鄧小平向麥理浩做了個手勢，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聽到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幾的主人對他說：「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0-10]
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在上一個十年開始的時候，大躍進已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幹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佔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平。
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台的老幹部，但他們對自己佔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少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並疏於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採用1950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於失修狀態。
大學在過去十年裏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裏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並不歡迎新來的人。
一些大膽的幹部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澤東本人，但是鄧小平認為，過去20年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一人，用他的話說，「我們大家都有份」。毛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在鄧小平看來，更大的問題是導致這些錯誤的制度缺陷。政治體系控制到每家每戶的做法搞過了頭，造成了恐懼和主動精神的喪失；對經濟體系的控制也搞過了頭，導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國的領導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鬆綁？
文革前的十多年裏，沒有誰比鄧小平在建設和管理這個舊體制上承擔過更多責任。1969年至1973年鄧小平下放南昌的三年半裏，也沒有哪個中國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舊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些什麼。
1978年時，鄧小平對於如何做到民富國強並無清晰的藍圖，他承認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並且一再重複這句如今已廣為人知的話。[0-11]不過，他在思考如何開展工作時，確實有一個框架。
他要讓中國向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和新思想敞開大門，無論那個國家屬於什麼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正以其他任何國家未曾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鄧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因為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它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很大，而且十分貧窮。他認識到了一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的事情：單靠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他要鼓勵幹部開闊視野，到各國學習成功經驗，帶回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通過試驗來確定能在國內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幫助鋪平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之路，使它們願意與中國合作。
為使這項重建工作有序進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掌控這個過程的組織。在1978年的中國，最有經驗的領導，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需要讓他們重新回來工作。要派年輕人去海外學習，從世界各地帶回最好的觀念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這些新的做法將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即使共產黨也要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
作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出新思想，他認為自己要負責的是設計和建立新體制這一顛覆性的過程。他要承擔最後責任，作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與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導這個體制的過程中能夠與他分擔責任；他必須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一起有效地開展工作。他要得到有關國內真實情況和國際形勢的最佳信息。他要給人們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澤東在1958年那樣使人產生不切實際的預期。他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國情，也要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民接受，使國家不至於分裂。雖然他掌握著很大權力，但他知道必須敏於觀察他的同事間的政治氣氛，畢竟他要依靠這些人去貫徹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發生著根本改變，他仍要在就業和日常生活方面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
鄧小平這個人
雖然鄧小平身材矮小，但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他在房間一露面，就能展現出奪人的氣勢，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觀察家說過，他似乎能給房間帶來電流。他在解決重大問題時專注而果斷，既有戰時軍隊司令員那種天生的沉著，又有半個世紀裏接近權力中心處理重大問題養成的自信。他經歷過官場沉浮，在妻子兒女和親密同事的支持下又東山再起，所以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泰然自若。如果他不瞭解某事，他隨時樂於承認。占美・卡特總統曾評論道，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他經常打橋牌，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並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範圍內做事。一旦沒有毛澤東在背後盯著他，鄧小平對自己和自己的權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現得輕鬆自如，坦率而機智，並且直言不諱。在1979年1月的華盛頓國宴上，莎莉麥蓮（Shirley MacClaine）對他說，有個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分子很感激自己從那段種番茄的生活中學到的東西，鄧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斷她說，「他在撒謊」，然後向她講述了文革是多麼可怕。
鄧小平在1978年時已74歲，但依然精力充沛，機警過人。早上起床後，他會在家裏的花園快步繞行半小時。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己家裏。很多中國領導人同客人坐在並排的沙發上談話時都是目光直視前方，鄧小平卻喜歡轉過身來注視著與他交談的人。他勤思好問，善於傾聽。據外國官員的描述，如果他反對外國的政策，他會表現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鄧小平見識過那些利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海外武力謀求私利的國家，因此他對自稱友善的外國領導人從來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無論來自大國還是小國，那些有着不同社會地位、屬於不同政黨的外國客人，最後都會感到與他相處愉快，即使他們並不喜歡他說的話。他們覺得鄧是一個能夠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對鄧小平的直率和務實留有深刻印象，這使他們誤以為他骨子裏是個資本主義分子，他會將中國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樂於學習，但他最終認為，自己要比他們更清楚什麼對中國有利，而那不應該是資本主義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時，鄧小平右耳聽力已經很差，這妨礙了他參加人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會議。他更喜歡看報，每天上午都會一個人坐著讀各種報告；他的辦公室主任每天為他拿來十五份報紙和所有重要報告，鄧小平會從中選出那些值得花時間去閱讀的東西。會見外賓對他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因為譯員可以直接對著他的左耳說話，使他能夠與客人自如地交談。鄧小平講一口帶有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不過會講普通話的人並不難聽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語速。鄧小平面對的任務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麼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準備，或者是從性情和習慣上更能勝任。
鄧小平有着本能的愛國主義和為黨獻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鄧小平的愛國思想形成於他14歲那年，當時他就讀於廣安縣中學，他走上街頭示威並感受到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五年後他去了法國，分派給華人的苦力活和求學前景的落空讓他大失所望，於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此後，直到七十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在法國的五年和在蘇聯的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他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在蘇聯的一年使他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應對現代化的。
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從那時起，通過和這些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起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在法國期間，鄧小平放棄了工廠的工作，為周恩來——他比鄧小平大六歲——領導下的那個小小的中共黨支部幹些雜活。他當時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國學生傳播左派思想的宣傳冊，所以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但他實際上變成了周恩來的徒弟，能夠觀察這位去過日本和英國、已是圈中青年領袖的人如何建立組織。儘管鄧小平是這個團體中年齡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進入了歐洲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執委會。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剛剛開始在這裏培訓中國人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鄧小平被編入第七組，這個組專為培養國際共運的中國最高層領導人而設。他在中山大學有機會理解蘇聯如何開創共產主義運動，並瞭解他們對於在中國如何開展運動的看法。
除了短暫的中斷，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權力的位置，這使他得以從內部觀察最高領導人對形勢變化的反應。1927年回國後不久，他又回到周恩來手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當時，他們過去的同事蔣介石正試圖將共產黨斬盡殺絕，因此他們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戰略。鄧小平不但參與了籌劃城市暴動的工作，而且年僅25歲的他還被派往廣西領導城市暴動。當毛澤東開始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根據地時，鄧小平也去那裏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並學習到毛澤東是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在長征期間，鄧小平參加了關鍵性的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為領導人脫穎而出。在長征結束前，鄧小平有幸成為毛澤東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不久便對鄧小平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領導部隊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後來的內戰中他又參與接管上海，領導向共產黨統治過渡的工作，之後又擔任了全國六個大區之一的西南區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由於鄧小平從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於北京的權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澤東近距離共事，思考有關中國發展和外交問題的戰略。毛把鄧小平當作自己潛在的接班人之一，讓鄧小平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在1956年以後與其他五位國家最高官員一起參加政治局常委會。他是籌劃和建立以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為特點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區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著核心作用。從1959年到1961年，在大躍進失敗後的社會主義結構調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總之，1978年的鄧小平，在思考中國最高領導人領導國家的戰略方面已積累了50年的經驗。
鄧小平當了12年軍隊領導人，後來也時常自稱軍人。雖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員，但他是黨的書記，負責批准軍事行動。他與司令員緊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擊戰中作戰，後來又在內戰中打過大戰役。在1948年的淮海戰役中，他擔任總前委書記，負責指揮50萬大軍。這是軍事史上最大的戰役，也是內戰的關鍵轉折點之一。
鄧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負責落實，而不是理論。他的責任不斷加大，在抗戰期間先是領導江西蘇區一個小小的縣，後來領導太行山區的幾個縣，抗日戰爭勝利後則領導數省交界處的邊區，1949年後領導整個西南大區，直到最後領導全國。
在1950年代，鄧小平負責指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當時中國與西方幾乎還沒有外交。文革期間允許他恢復工作後，他擔任了周恩來的助手，接手領導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人說，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沒有多少經驗，但經濟活動一向就是黨內多面手的重要職責。此外，鄧小平在1953年到1954年擔任過財政部長，當時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階段。
宣傳向來是中共的一項重要工作。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負責印發宣傳品。他在江西蘇區受到批評後，被分配管理整個蘇區的宣傳工作，在長征期間他再度分管宣傳領域。作為部隊的政委，他發現最具有說服力的辦法是直截了當，為部隊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隊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聯繫在一起。
總之，鄧小平有著在地方、大區和中央工作的豐富經驗可資利用。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構思宏觀戰略思想的參與者。他在黨政軍都曾身居高位。1950年代他參與過從蘇聯引進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就像他將在1980年代主持引進西方新工業和新技術的工作一樣。
鄧小平十分聰明，在班級裏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廣安縣赴法考試中，他是84名過關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時就很優秀，學會了背誦大段的儒家經典。從事地下工作時他學會了不留下任何字跡，只把事情記在腦子裏。鄧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個小時條理分明的講話。毛澤東曾把他稱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大事當前，鄧小平喜歡獨自一人靜靜思索，考慮他要說什麼，當時機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確的表述。
目睹過自己的同志死於戰爭和黨內清洗，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強硬的性格。他見過許多朋友變成敵人、敵人成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肅：先是在江西蘇區、然後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鄧小平養成了一種剛毅的品格，能夠做到不論憤怒還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決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家需要的認真分析之上。毛澤東曾經說，鄧小平是綿裏藏針，外柔內剛。[0-12]但鄧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綿」的存在。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喜歡報復，但是只要他斷定符合黨的利益，即使是忠實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他也會將其革職。
鄧小平之所以能挺過難關，固然是因為他和妻子兒女的親密關係，以及以往克服艱難險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直到1976年都跟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毛毀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1930年代鄧小平作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肅時，他便跟鄧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毛澤東整過鄧小平兩次，但從沒有把他置於死地。他只是讓鄧小平靠邊站，以便今後可能時再啟用他。
鄧小平的同事們知道，他認為統治中國是一件嚴肅的大事，雖然他可以很風趣，但他在與同事交往時總是一本正經。他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不感興趣，也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專注於提供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最為需要的堅強領導，並使他們的共同事業有一種方向感。他頭腦清醒，做事有條理，不會反覆無常。眾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體工作留給別人去做。他不是那種事必躬親的人。
但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鄧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澤東更易於接近；人們在談到毛時畢恭畢敬，對鄧卻可以直呼其名——「小平」。他對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對客人說自己有三個壞習慣——抽煙、喝酒、吐痰，而且從中自得其樂。
鄧小平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自16歲離家之後，他再沒有回去看望過父母或回鄉探過親。他明確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親密的同事都是為共同事業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組織的需要之外效忠於他的朋友。他和妻兒的關係特別親密，但他嚴守黨紀，從不向家人透露高層機密，儘管他的妻子和四個子女也都是黨員。作為嚴守軍紀的軍人，他接到命令就會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這會帶來嚴重傷亡。
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鄧小平。有人認為他獨斷專行，不尊重別人的意見。知識分子對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壓制大膽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認為他過於急躁，太想衝在前面，太想強調紀律。就像任何出色的軍人一樣，他希望下屬有令必行。他歡迎別人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建議性意見，但是外國人和政治異見人士對黨的批評則會讓他勃然大怒。他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準備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膽實行改革開放。簡言之，當他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是個嚴守紀律、經驗豐富的幹部，決心為黨和國家的需要而服務。
這個人的使命：建設富強的中國
在1978年以前的將近二百年裏，中國的其他領袖人物和鄧小平一樣，一直試圖找到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0-13]這個與羅馬大約同時建立的帝國體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儘管經歷過一些中斷和調整，它不但在統治的人口之眾、延續時間之長上超過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在這樣偌大的一個國度裏，從這頭到另一頭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因而朝廷官員不可能嚴密監督每個城鎮和鄉村執行全國性法規的情況。朝廷發明了令人讚歎的科舉制度，擇優選出官員，培訓他們，並在予以監督的同時也賦予他們很大的地方自主權。
到18世紀末時，由於人口迅速增長和地區商業的發展，加之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到達中國沿海地區，帝國體制遭遇到危機。當時中國有大約1,500個縣，各縣平均人口約20萬，僅靠一個小小的縣衙治理。軍事、交通、製造業和運輸新技術——例如火藥和船舶——的進步，促進了經濟和新興社會勢力的發展，使有限的基層政府無力應對。在過去二三百年裏，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經濟，盡量不使其越出帝國的控制範圍，而如今北京的統治者卻不得不盡力使帝國體制適應這些變化。
但是中國幅員之遼闊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過去200年裏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長。在這個時期，它的版圖也向著西部和東北方向擴張。在沿海一帶，甚至在內陸某些地區，中國軍隊擋不住外國人的入侵，各地官員也無法阻止商業活動的擴張。
帝國體制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但它仍難以讓朝廷相信這個幾乎延續了兩千年的體制正面臨著嚴重威脅。從1861到1875年，就在鄧小平的祖父節衣縮食擴大自己的田畝時，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員則試圖平息有增無減的社會亂象。他們沒有認識到為了應付國內新興社會勢力和虎視於國門的外敵，需要進行何等深刻的變革，因此他們仍然竭力維護傳統的威嚴——派兵平息叛亂，整飭科舉，強化儒家教育，以及大舉重修宗廟。
同治皇帝的繼任者們相信傳統體制已然動搖，甲午海戰敗於蕞爾島國日本，尤其令他們感到震驚。1898年，在27歲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有維新思想的官員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內連下四十道變法詔書和諭旨，試圖建立新秩序。他們興辦新學，派員留洋研習西方的現代學問。但是，日本人學西洋、圖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戊戌維新派卻未能建立為變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礎。被變法嚇壞了的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終止了變法。雖然後來她也廢科舉、練新軍、籌備立憲，但她同樣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本應用於擴建海軍的銀兩，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頤和園。受制於既有的習慣和制度，錯綜複雜的帝國體制難以改變。
到鄧小平1904年出生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已是積弱難返，面對內憂外患一籌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佔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倒不如將它稱為「崩潰」更為恰當。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失效作出的反應。一些有才華的朝廷要員對中國面臨的問題作了很有洞見的分析，也提出了創新建議，但是從整體上說，統治者無力完成使帝國體制應對挑戰的使命。
與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許國王在位的英國不同，辛亥革命徹底廢除了帝制，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但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國統治的政府結構。辛亥革命之後，相繼登場的領袖——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試圖建立一種能使中國變得富強的新體制。
袁世凱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威望的軍事領袖，他想以軍事手段統一中國。可是他無法贏得民間領袖的擁護，也無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敗之際為保一方平安而武裝起來的地方軍閥。
孫中山曾與兄長一起在檀香山讀書多年，他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宣傳家和籌款人。他先是鼓動革命，後又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後，他最初擔任的角色是與袁世凱合作組建政府——為此後來在1940年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但他很快就輸給了袁世凱。袁世凱倒台後，孫中山於1923年在廣州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他還組建了國民黨來為國家提供政治領導，在名義上建立了一個有民主框架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吸引了一批愛國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人物——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這些人當時也是國民黨員。他強化了民族主義，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促進了大眾媒體的發展。但是，面對混亂的國情，他既缺乏組織能力，也缺少建立有效政治體制的必要支持。他於1925年懷著未竟的夢想去世。
蔣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練的年輕軍官，孫中山將他帶到廣州，讓他擔任剛成立的黃埔軍校的校長。蔣在這裏培養了一批新式軍官，他們將領導軍隊統一全國。蔣介石在1925年接過孫中山的衣缽，但他難以控制國民黨內部的共產主義者與右翼之間日趨激烈的鬥爭。這場黨爭後來發展成雙方反目。蔣介石在1927年4月斷然清黨，屠殺了那些拒絕放棄共產主義、拒絕宣誓效忠國民黨的人。蔣介石是個頗有才華的軍人，但是為了進行統治，他要和諸如大商人、地主和軍閥這樣的權勢集團合作，而那些人已經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並不穩固的軍閥同盟的支持下，他成為了中國政府的首腦，可是他無力控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從而失去民心，在後來的內戰中輸給了更加團結的共產黨；後者在抗戰期間建立了強大的黨和軍隊，並利用城市居民對於物價飛漲的恐懼和農民想通過重新分配地主財產獲得土地的願望，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毛澤東是個魅力十足、有遠見和智慧的傑出戰略家，也是一個精明狡猾的權謀家。他率領中共打贏了內戰，在1949年統一全國，收回了外國佔領的大部分領土。他在內戰期間積蓄的軍隊足夠強大，加上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宣傳，使他得以在1950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結構，比帝制時代更深地滲入到鄉村和城市。他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政權，並在蘇聯幫助下著手建設現代工業。到1956年時，國家已穩定有序。毛澤東原本有機會給中國帶來富強，然而他卻把國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烏托邦，導致嚴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數以百萬計的民眾非正常死亡。在他統治的27年間，毛澤東不但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也毀掉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幹部。1976年毛去世時，國家仍然處在混亂和貧窮之中。
鄧小平在1978年上台時，具備許多他的前輩所沒有的優勢。在19世紀中葉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新技術和沿海地區的發展給中國的體制帶來了多麼嚴峻的挑戰。清末的維新派對於落實新觀念需要怎樣的制度變革也沒有清楚的認識。在袁世凱和孫中山時代，既無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能把角逐權力者團結在一起的政權結構。而毛澤東沒有出國的經歷，他在掌權後由於冷戰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鄧小平上台時，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強大的統治體系，引入了現代工業——這些都是鄧小平可以利用的優勢。很多高層領導人認識到毛的群眾動員體系已經失效，中國的科技已大大落後於外國，中國亟須向西方學習。整個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能夠依靠那些受過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曾被打倒，但逃過了劫難。這些重返工作崗位的老革命，願意團結在鄧小平和黨的領導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為受過現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過渡。
1978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變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國樂於幫助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張，中國得以進入新市場——日本、臺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並獲得新技術，它們也為中國提供了欠發達國家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範例。與東歐各國不同，中國在1960年代就徹底擺脫了蘇聯，這意味著它的領導人在決策時可以只考慮什麼對中國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能夠將國家團結起來並為它提供戰略方向的領導人，中國在1978年具備的所有這些有利條件，仍不足以讓這個巨大而混亂的文明轉變為現代國家。與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相比，鄧小平作了更好的準備。他將完成近二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在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不同時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國以後他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從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間，他利用下放農村的時間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時毛澤東仍然在世，鄧被委以整頓國家的職責，這為他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基礎。他在1977年成為改革家，先是在華國鋒手下工作，然後在1978年成為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的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0-14]鄧小平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解決問題。他引導着中國的轉型——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使得這個國家和他1978年接手時相比，變得幾乎難以辨認。
[0-9]從1931 年到1997 年去世，鄧小平一直使用「鄧小平」這個名字。他父親為他起的名字是「鄧先聖」，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議改為「鄧希賢」，這也是他上學和在法國時使用的名字。他去蘇聯時的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名字是「伊萬・ 謝爾蓋耶維奇・ 杜佐羅夫」（Ivan SergeevichDozorov）。1927 年回國後他使用了「鄧小平」這個姓名。有人認為這個名字很適合他，因為他身材矮小，梳著平頭。他在1927 年至1931 年從事地下工作時還使用過一些化名。
[0-10]2001 年3 月作者對麥理浩手下外交官的採訪。
[0-11]就像很多與鄧小平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格言一樣，這個說法也不是由他首創。鄧小平使用這一說法的最早紀錄是1966 年3 月22 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902。
[0-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674。
[0-13]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關於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及相關文獻可參見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2nd exp. 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2002);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Gungwu Wang, ToAct Is to Know: Chinese Dilemm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近年來對清代的研究也可參見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孫中山見 Marie-Claire Berg re, Sun Yat-s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關於蔣介石見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關於中國革命，參見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毛澤東的傳記參見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9). 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見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2005), 此書計劃出版10 卷，已出的7 卷包括1912–1941 年這個時期的文獻。
[0-14]據代表團成員谷梅（Merle Goldman）提供給我的筆記。
第1章
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
鄧小平1904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的牌坊村。他雖然出生於一個小地主之家，但鄧家的親戚中卻有一個讓整個村子都引以為豪的人物——鄧時敏。這個鄧氏族親鄧時敏曾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專為皇帝和朝廷大員寫摺子。[1-1]1774年鄧時敏告老還鄉，村裏為他立了一座牌坊，並就此更名牌坊村。鄧時敏及其兄弟確實成就不凡。當時這個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每年只有一兩千人能通過科考中舉，鄧時敏和他的兩個兄弟卻都通過了鄉試。事實上鄧時敏又連過兩關，通過了會試和殿試，當上了京城的大官。[1-2]
1926年至1927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在自己的個人簡歷中說，他的父親望子成龍，盼著他同樣能當上大官。這種夢想大概又因他母親的因素而愈發強烈，因為她也有親戚考取功名當上縣令。在帝制中國，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親戚當過官的家庭，若是有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都願意含辛茹苦加以培養，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門楣。鄧小平便是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雖然他的父親鄧文明很少跟兒子相處，卻在他讀書求學上花了不少工夫。
鄧小平的父親忙於村子以外的活動，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無後而死，16歲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兩歲的鄧小平的生母。鄧母頭胎生了個女兒，然後生下鄧小平，接著是鄧小平的兩個弟弟，最後生的女兒在十歲那年夭折了。鄧文明後來娶的第三個妻子，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個妻子夏伯根，她生了三個女兒。鄧小平父親最富有時，擁有近四十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的長工。
鄧文明在世時家道日衰。他是村裏的秘密社團哥老會的首領，但大多數時間他都在離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協興鎮和二十里路以外的縣城度過。他在1914年當上了縣警察局局長。他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與一些長輩一起贊助過一所學校，他的兒子鄧小平便是在這裏唸書。但是，由於賭博輸了錢，他不得不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再加上跟一位上司關係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過，他仍然資助鄧小平唸書。
據鄧榕說，鄧小平的母親十分疼愛這個兒子。鄧小平後來也回憶說，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親，父親不在家時她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但是她在1926年便已去世，只活了42歲。毛澤東反抗自己的父親，鄧小平卻沒有，他只是疏遠父親而已。鄧榕回憶說，在後來的歲月裏，爸爸從來不提他自己的父親（他死於1936年）。
當鄧小平漸漸長大時，大人們並不清楚讓孩子接受哪種教育最有利於前程。科舉制在鄧小平出生第二年便被廢除，鄧小平六歲時發生的辛亥革命，又讓朝廷的官僚制度壽終正寢。但是取代舊學的新式教育才剛剛起步，於是就像當時中國農村很多有天資的孩子一樣，鄧小平五歲那年的開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個有學問的親戚家中學習儒家經典。第二年他又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的私塾，繼續學習那些經典，由此養成了背誦經書的能力。當時廣安縣有人口20萬，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學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現代科目。鄧小平想必在這裏學得不錯：他在11歲那年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進入了離牌坊村二十里以外的廣安縣高級小學，由父親出錢成了那裏的寄宿生。14歲時他又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當鄧小平15歲離開該校去重慶時，他在儒家經典以及數學、科學、歷史、地理這些現代科目和寫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礎。[1-3]
一些進步教師提高了鄧小平的愛國覺悟，1919年他年僅14歲就參加了作為五四青年運動一部分的示威活動。這場運動的起因是西方各國領導人在凡爾賽聯手操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國過去在山東佔領的膠州半島轉交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這激怒了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於1919年5月4日走上北平（1949年成為首都後改名為北京）街頭，不但抗議西方列強不尊重中國，而且抗議中國政府顢頇無能，沒有維護中國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動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國內許多的大學和一些中學校園，在中國知識青年中掀起了瞭解世界大勢的熱情，點燃了民族主義的火焰。跟中國其他更為偏遠的內地相比，廣安與外界有著更多的接觸，流經廣安縣城的曲江水面寬一百多米，通過另外兩條河與90公里以外的重慶相連，從重慶乘汽船五日便可到達上海。早熟的鄧小平也加入了這場運動，跟同學們一起走上廣安街頭遊行示威。1919年秋天，他還參加了重慶抵制日貨的運動。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覺醒與中國知識青年民族意識的萌生完全同步。從這一刻起，鄧小平本人便與中國人努力擺脫洋人欺侮、恢復其偉大和強盛地位的事業分不開了。[1-4]
鄧小平對外部世界的初步認識，又因鄧文明給兒子找到一個留學機會而得到了進一步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法國青年上了戰場，一時造成工廠勞力短缺，於是招募了15萬中國勞工赴法打工。當時西方各國幾乎沒有為中國優秀學生提供的獎學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會賢達在戰前就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希望能幫助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他們可以一邊打零工謀生，一邊到大學學習現代科技。當時的中國人認為法國是一個文化水平很高的國家，法國便成了中國留洋學生所嚮往的目的地。一個曾經留學法國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個基金，提供補貼，使川籍學生能夠加入到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之中。重慶成立了為期一年的預備學校，鄧小平參加並通過入學考試，1919至1920學年在那裏作留學準備。這一年年底，有為數不多的獎學金到位，使一些學生得以赴法。鄧小平從未接受過專門的外語訓練，未能通過法語考試。但他父親鄧文明花錢通融使他過了關。一個比鄧小平大三歲的堂叔是他的同學，與他一起動身，在法國的頭幾個月裏一直與他為伴。
革命家的誕生——法國和蘇聯：1920–1927
1920年，當16歲的鄧小平登上一艘從重慶開往上海的汽船，開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時，他是84個勤工儉學的四川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旅途本身對他就很有教育意義。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鄧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國家如何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中國人。當經過改裝的貨輪「鴦特萊蓬」號駛往法國，途經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錫蘭（今斯里蘭卡）時，白人主子與當地勞工之間同樣不平等的關係，也給鄧小平和船上其他的年輕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學生於10月19日抵達馬賽時，據當地報紙報道，這些學生身穿西裝，頭戴寬邊帽，腳登尖頭皮鞋；他們默默無語地呆在那裏，但看上去很聰明。[1-5]他們先乘車去巴黎，次日便被分配到一些中學接受專門的法語和其他科目的培訓。鄧小平等19人被安排到諾曼第的巴耶中學。
從1919年到1921年，經中國主辦人及法國友人的共同安排，大約有1,600人赴法勤工儉學。然而他們來的不是時候。1919年，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法國青年人重返工作，導致法國就業緊張，通貨膨脹嚴重。1921年1月12日，即鄧小平和勤工儉學的同胞來到法國不足三個月時，由於為這項計劃籌措的錢很快就變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會與勤工儉學計劃終止關係，3月15日以後將不再為學生提供經費。[1-6]法國政府建議巴耶中學想辦法讓計劃繼續進行，但校方說它也籌不到足夠的錢。鄧小平和18位勤工儉學的同胞於3月13日離開巴耶，三周後他在南部城市克魯梭的施奈德公司——法國最大的軍械廠——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此時，巴黎的中國學生也因無法繼續求學而深感失望，到中國政府駐巴黎使館前示威抗議，要求政府給他們想辦法，因為他們是在為中國的未來學習科技知識。中國政府派駐巴黎的人說這是不可能的，法國警員也逮捕了帶頭示威的人。法國各地的中國學生為失去學習機會而義憤填膺，他們加強聯繫，建立自己的組織，抗議法國和中國當局。中國學生示威的一些領頭人，如學生活動家蔡和森、後來擔任了上海市長和外交部長的陳毅，因參加抗議而在1921年夏天被驅逐出法國。
中國留法學生四處奔波，尋找辛苦低下的工作來維持溫飽。他們看到法國的富商家庭過著優裕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鄧小平在中國從未見過的，而工廠的工人則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從事著長時間的繁重勞動。[1-7]中國學生大多來自殷實之家，因學業優異而獲選留學，都是些想學習現代科技以報效國家的英才。可在法國，他們只能找到連法國工人都不願幹的工作，在重工業、化學工業的工廠和礦山做沒有技術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國工人最初多半只能當學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還要低。
儘管備受屈辱，這些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人卻為中華文明而自豪，並將自己視為未來的領袖。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社團，還分成小組，探討中國政府為何如此軟弱，世界為何變得如此不公平。這些小組的一些成員後來成了無政府主義者，但鄧小平等人則尋求發動一場運動，推翻軟弱無能的中國政府。
鄧小平來到法國時，十月革命已過去三年。在討論小組中，他從那些好學的工友那裏瞭解到更多有關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蘇聯的知識，這為他在法國生活時的見聞賦予了更深刻的含義。歐洲帝國主義欺侮中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華工的待遇比當地工人還要差。需要一批精英組成先鋒隊，通過開展運動去改變這種狀況。1921年底，就在這些留法中國青年開始在工廠打工時，傳來了中國共產黨在同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這個黨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國內只有大約50名黨員，1922年時也不超過200人。然而它的出現卻對在法勤工儉學的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2年在法國成立了一個組織，其成員稱之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11月，學生領袖之一李維漢從法國火速回國，想讓這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歸屬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這一請求得到了許可。1923年2月，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大會正式宣佈自己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部分；周恩來當選為總書記。[1-8]
鄧小平在施奈德軍械廠時，被分派的工作是用大鐵鉗把燒紅的大鋼塊從噴著火焰的鼓風爐裏拖出來。鄧小平當時還不到17歲，只有一米五的個頭，他幹了三周便離職而去，回到巴黎另尋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幹了一個多月。）幾周後，鄧小平在巴黎一家生產紙花的小工廠找到一份臨時工，後來又在小鎮夏萊特的哈金森橡膠廠（當時它僱用了大約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國人）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從1922年2月13日到1923年3月7日，除了短暫的中斷外，他一直在這裏上班，工種是加工橡膠套鞋，一份不太費力的活。經過短暫的學徒期後，鄧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樣成為計件工，於是他學會了抓緊幹活，並工作很長時間，一周長達54小時。他從工資中省出一些錢，又從父親那裏得到一點錢後，於10月17日辭去工廠的工作，想辦法進了附近的夏狄戎學院唸書。然而他的錢並不夠用，三個月後便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膠廠。3月份他第二次離開該廠後，工廠檔案的紀錄中說，他「拒絕工作」，「辭職不幹，不再僱用」。[1-9]
鄧小平最後一次學習機會落空後，便投身到激進（radical）事業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廠時，他就在附近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基層組織成立的學習小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在重慶預科學校的同學。有些學生甚至在中共建黨之前就已經很激進了。鄧小平尤其為號召中國學生投身激進事業的雜誌《新青年》所打動；該雜誌的主辦人是陳獨秀，當時他的兩個兒子也在法國學習。
鄧小平在夏萊特一直呆到1923年6月11日，然後去了巴黎，在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小辦公室裏工作。他在哈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進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來自其他各省的中國人一起參加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剛到巴黎時，鄧小平在周恩來領導下的支部幹一些雜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該團體一份十頁紙的小報。鄧小平擅長寫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綽號。1924年2月這份雜誌更名為《赤光》，[1-10]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它的讀者對象是留法中國學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無政府主義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鄧小平在比他大六歲的支部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周恩來曾在日本和英國與激進派有過交往，具有戰略意識和團結各種人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國青年的天然領袖。在周恩來的教導下，鄧小平對共產主義運動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光》的同時，也開始參與制訂運動戰略。[1-11]
鄧小平在支部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進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在1924年7月的會議上，按照中共的決定，該執委會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當時中共黨員的人數，把中國和法國的加在一起不足1,000人，而鄧小平那時還不到20歲。
旅法中國學生的政治鬥爭，與國內那些年輕政治領袖的行動保持同步。1923年6月，中共宣佈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法國的中共黨員也立刻宣佈他們會加入旅法的國民黨。鄧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國民黨，並在1925年成為國民黨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之一。[1-12]在為《赤光》撰寫的文章中，鄧小平反駁較為保守的國民黨支持者，主張更激進的革命性變革。
兩個法國學者曾仔細研究過鄧小平在法國五年期間的活動，他們說：「在法國，鄧小平發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勞工世界、黨的組織工作、中國的地位、社會和地區差別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1-13]法國也影響了鄧小平的嗜好，他喜歡喝紅酒咖啡，吃乳酪麵包。更重要的是，當鄧小平在21歲那年離開法國時，他已經成了立場堅定、富有經驗的革命領導人，他的自我認同已經與對黨和黨內同志的認同密不可分。從那時起直到70年後去世，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鄧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年春天，鄧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現，被任命為里昂黨組織的領導人。1925年5月30日，中國國內的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上海的英國警員向中國學生的示威人群開槍，鄧小平也和旅法的中國學生一起，抗議法國政府與鎮壓學生的中國政府沆瀣一氣。[1-14]1925年11月，鄧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諾汽車廠工作，在那裏從事組織工人的宣傳工作。1925年底，參與示威的中國學生的上層領袖被驅逐出境，當時只有21歲的鄧小平在組織內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發表了主要演講並主持會議。1926年1月7日，有人警告鄧小平說，他本人也成了逮捕目標，於是他乘火車經德國逃往蘇聯。
在中國以外，沒有哪個國家比法國的中共黨員發揮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後，從法國回來的人在建設國家上扮演著獨特的重要角色。與中共的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1949年以前從未邁出國門一步的毛澤東——相比，這些從法國回來的人有著更開闊的國際視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鬥爭中，他們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從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國家建設期間，不但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而且其他一些從法國回來的人，在經濟計劃（李富春）、外交（陳毅）、科技（聶榮臻）、統戰宣傳（李維漢）等各個領域都擔任了關鍵角色。中共嚴禁在黨內搞派系，這些從法國回來的人也處事謹慎，以免被人視為派系，但是他們對於中國需要做些什麼都有著特殊的理解。
逃離巴黎後，鄧小平於1926年1月17日抵達莫斯科，兩周後進入中山大學一班。孫中山於1925年3月去世，七個月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學，該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訓國共兩黨的黨員。
到莫斯科第一周，鄧小平寫了一份自我批評。就像所有僑居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一樣，他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在自我批評中發誓拋棄自己的階級出身，終生做一名嚴守紀律、服從上級的無產階級成員。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了大學幹部的承認。大約300名學生被分成13個小組，鄧小平被編入第7小組「理論組」，成員全是被認為將來大有希望成為政治領袖的學生。這個班裏還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軍閥馮玉祥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馮玉祥是一個難得地具有進步思想的地區領袖，他當時與共產國際合作，也從共產國際獲得資金。鄧小平在班裏被同學推選為黨代表。[1-15]
在中山大學，中國學生在任卓宣同學（他更為人知的名字是「葉青」）的領導下開展組織活動，鄧小平在法國時就認識此人。任卓宣要求嚴格的服從和軍隊式的紀律，這種做法引起了很多中國學生和學校領導的反彈。事實上，任卓宣在1926年夏天被調離莫斯科，未久共產國際又宣佈，在蘇聯的外國學生不得召開他們自己國家黨派的會議，但可以成為蘇共見習黨員，五年後有可能轉為正式黨員。
許多中國學生對不讓中共黨員開會有意見，但鄧小平不在此列。在蘇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報告中，鄧小平受到了表揚，說他有強烈的紀律觀念，很清楚必須服從領導。鄧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領導，任離開後他便服從蘇共的領導。在蘇聯的日子臨近結束時，蘇共在11月5日對鄧小平的評價是：「他是個嚴守紀律、做事一貫的人，而且學習能力強。他通過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變得十分成熟。他積極參加政治工作。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屬於最優秀的學生。」[1-16]
在莫斯科，鄧小平每天上課八小時，一周上六天課。他修完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研究的全部課程，還有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蘇共黨史和中國革命運動史。共產國際希望與潛在的中國領導人搞好關係，為中國學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國人更好的生活條件。
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時，蘇聯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鼓勵小農、小工商業、甚至較大企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則致力於發展重工業。蘇聯也請外國人來投資。跟當時不少人一樣，鄧小平認為這種經濟體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允許私人企業和鼓勵外國投資——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1-17]「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類似於鄧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當政時實行過、後來又在1980年代再次採用的政策。
還在莫斯科時，21歲的鄧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非同尋常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終生未曾改變。不妨舉個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1-18]
反抗國民黨：1927–1930
中山大學的正式學制為期兩年，但剛過一年，即1927年1月12日，鄧小平就和其他20名年輕的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當時駐紮在陝西黃河谷地的軍閥馮玉祥那裏，以便利用馮所提供的一個機會。在國民黨內部，共產黨和右翼之間的分裂日趨嚴重，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大大弱於國民黨右翼，所以共產黨為了應付看來已經無可避免的分裂，試圖尋找軍事同盟。馮玉祥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關係，他在三個子女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曾訪問過那裏。馮玉祥認為共產黨的政治教導員可以為他的軍隊培養目標感，利用像鄧小平這樣有前途的領導人，能夠讓軍隊明白打仗是為了什麼。馮玉祥雖同鄧小平及鄧的共產黨同志關係融洽，但到1927年4月國共分裂時，他清楚國民黨的軍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產黨強大得多，因此斷定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與國民黨結盟。馮玉祥客氣地向鄧小平及鄧的同志道別，請他們另謀出路。
鄧小平在陝西按照黨的指示向上海黨的總部打報告，要求參加地下工作。蔣介石意識到與共產黨的裂痕正不斷擴大，擔心受到攻擊，於是在1927年4月率先下手剿共，大開殺戒，很多中共領導人遇害。上海的中共中央與過去的盟友反目成仇，隨時面臨被揭發的危險，於是轉入地下。為了避免暴露，鄧小平採用各種偽裝，練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領：從不把黨內活動記在紙上，從不丟棄可能給其他黨員帶來麻煩的紙屑。事實上，從此以後，他總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記在腦子裏，不留任何字跡。
鄧小平和新婚妻子張錫媛一起來到上海。他們兩人是在蘇聯讀書時的同學。據蘇聯的上級說，鄧小平喜歡這個女孩子，但跟很多糾纏女同學的同學不同，鄧小平舉止適度，一直以學業和黨的工作為重。[1-19]直到鄧回國後，兩人在武漢一次會議上再次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暫的戀情並結了婚。鄧小平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了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領導人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對付國民黨的剿共。22歲的鄧小平並不是正式成員，他擔任書記員並負責處理會議文件（在後來的黨史中，他被賦予「黨的秘書長」這個響亮的頭銜，其實他當時只是個小角色，為這些共產黨人做做會議紀錄而已）。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強而有力的毛澤東，不過當時毛還不是黨的最高領導。
1929年，黨把鄧小平從上海派往廣西，這是廣東西面的一個貧窮省份。當時鄧小平只有25歲，他要聯合那裏的一些小軍閥建立中共的根據地。鄧小平被選派承擔這項任務，說明黨的領導人對他獻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處理與軍閥、當地人以及和黨中央的複雜關係的能力，有很高的評價。國共分裂後，黨中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各地黨員領導城市暴動。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廣西和鄧小平一起工作的黨員，與當地一些已經跟蔣介石以及實力更強的廣西軍閥——他們曾參加蔣介石致力於統一全國的北伐——決裂的廣西小軍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礎。儘管身處幕後，鄧小平在廣西取得的短暫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鄧小平和他的盟友攻佔了廣西西部臨近雲南的百色和龍州兩地。
在中共黨史上，這些進展被當作共產黨的起義加以歌頌。但是當桂系軍閥李宗仁從北伐中返回後，他的大軍很快就消滅了鄧小平在百色和龍州的軍隊。鄧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殺，紅七軍剩餘的幾百人先是在壯族人的幫助下逃往北部，後又沿著粵桂北部的山區向東逃了數百公里。在撤退過程中，與當地軍隊的一系列戰鬥幾乎讓他們全軍覆沒。一場戰鬥使鄧小平與軍隊走散，他就此離開紅七軍回到了上海的黨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廣西的失敗寫一份檢討。他在檢討中解釋了自己離開軍隊崗位的原因，說是紅七軍的領導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他這樣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的。他也承認，在危難之際離開部隊，說明自己的政治判斷力不夠。文革期間，他又因離開紅七軍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判。
與他那些僅從軍校裏獲得軍事訓練的同志不同，在廣西，25歲左右的鄧小平是在與受過訓練並有實戰經驗的同志們並肩戰鬥的過程中獲得最初的軍事訓練的。在廣西的一年，鄧小平肩負著很多重要責任——建立軍事同盟、為軍隊籌措給養、躲開武裝精良的軍閥、與當地壯族首領合作。但是，就像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所有城市暴動、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一樣，廣西的起義也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與鄧小平共事的大多數領導人都被殺害，不是死於戰鬥，就是因為被懷疑通敵而死於黨內清洗。
鄧小平在戰鬥期間離開廣西後，去上海一家醫院探望了臨產的妻子，這是他們最後的幾次相聚之一。醫院的條件很差，她在生產時染上產褥熱，幾天後便去世了，沒過多久新生兒也夭折了。據說妻兒的死亡讓鄧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工作中。在這慘痛的一年間，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鄧小平，又與上海一個既聰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維映）結為伴侶。[1-20]
江西、長征和西北根據地：1930–1937
上海的黨中央在為鄧小平安排工作上動作遲緩，但幾個月後同意了鄧小平去江西中央蘇區的請求。在那裏的崇山峻嶺之中，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已經佔領了幾個縣，並且建立了一個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蘇區，正在開展土改運動。他們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等到足夠強大之後再向國民黨和軍閥發動進攻。中央蘇區方圓數百里，從贛西北風光秀麗但條件艱苦的井岡山，綿延到東南部地勢平坦的農業區。鄧小平奉派前往東南部的瑞金報到，1931年8月他和第二個妻子阿金抵達目的地。
到瑞金幾周後，鄧小平在江西的頂頭上司便決定讓他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上任之初，國民黨正在剿共，雙方都想派奸細打入對方。1927年國共分裂後，共產黨的幹部害怕一些黨員暗中為敵人提供情報；鄧小平到達瑞金之前，已有數百名共產黨員被懷疑通敵，不是被投入監獄，就是遭到處決。鄧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數周時間仔細瞭解情況，最終確信對疑犯的指控是錯誤的。關入獄中的人因此獲釋，殺害地方黨員的領導人也被處決。鄧小平的決定在當地黨員中深得人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間得到了大力擁護。
在江西，鄧小平對毛澤東產生了極大的崇敬。毛是帶著一小批追隨者從老家湖南逃離軍閥、越過東部山區來到毗鄰的江西省的。鄧小平曾試圖在廣西建立和維持共產黨的根據地，但以失敗告終，所以他很理解毛澤東在建立根據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澤東不但要為軍隊搞到足夠的給養，還要阻擋敵軍入侵，贏得當地居民的支持。
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時，中央領導決定在那裏建立全國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開了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根據地的代表大會。鄧小平雖然不是與會的610名代表之一，但在籌備會議以及在瑞金一帶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後，鄧小平又被調往瑞金以南的會昌縣擔任黨的實際負責人，同時兼管黨在尋烏和安遠兩縣的工作。
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認為共產黨必須建立農村根據地，等到有足夠的實力後再向對手發起挑戰。然而中央領導卻指責鄧小平追隨羅明（一名福建籍幹部）的失敗主義政策，在打擊敵軍上不夠積極主動。在後來所謂鄧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銷了會昌縣委書記一職，並和三個同事（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謝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嚴厲批評，後被派往外地以示懲罰。鄧小平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和他離婚，嫁給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國時就和鄧相識的李維漢。幸運的是，鄧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國時的故交、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幾個月後把他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
據鄧榕說，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擊——第一個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黨內受到嚴厲批評和責難、第二個妻子與他離婚——之前，鄧小平的朋友都認為他是個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人。但是在經歷了這一連串的悲劇和挫折後，他變得更加內斂，少言寡語。當時他還無從知道，從長遠看，他因被指為「毛派頭子」而受到懲罰其實是他的運氣，因為這使毛澤東長期相信鄧小平是忠實於自己的。在後來的歲月裏，即便在毛澤東讓激進派批鄧時，也絕不同意把鄧小平開除出黨。
共產黨建立的蘇區根據地使蔣介石對中共的威脅深感憂慮，於是派兵圍剿江西蘇區。共產黨在四次反圍剿戰役中都擊退了國民黨，但在第五次圍剿中，強大的國民黨把共產黨趕出了根據地，共產黨從此踏上差不多長達一年的逃亡之路，這就是著名的「長征」。他們歷盡千辛萬苦才從江西到達陝西的新根據地。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有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了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在那裏迎接他們的是當地一小股共產黨武裝。雖然缺少長征途中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交往紀錄，但據鄧小平的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的鄧小平，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
長征開始幾周後的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授權毛澤東領導軍隊，也為他成為中共頭號領導人鋪平了道路。鄧小平不是遵義會議的正式成員，但他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會議紀錄沒有留存下來，但鄧小平後來被賦予了會議「秘書長」這個響亮的名頭。
在長征的最初幾周裏，鄧小平負責出版《紅星》報。沒過幾周，由於運輸中不堪重負，油印機被丟棄。但作為宣傳幹部，鄧小平繼續口頭鼓勵部隊堅持鬥爭。長征途中他得了傷寒，幾乎送命。他後來對客人說，自己是一半靠馬一半靠腳走完了長征。中共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後，侵華日軍取代國民黨變成了中共的主要敵人，因此當時除了有反對專制軍閥的訴求之外，又加上了愛國主義的訴求。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的軍隊發動「西安事變」囚禁了蔣介石總司令，給共產黨帶來良機。蔣介石為了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一事件消除了來自蔣介石軍隊的壓力，共產黨乘機於1937年1月轉移到陝北延安一塊更大的根據地。鄧小平在這裏作為紅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著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傳方式：講話簡明扼要，把國際大勢與當前工作聯繫在一起。演講結束時，聽眾對自己該幹些什麼都有了清楚的認識。
這一年夏天，日本人從東北向全中國發動侵略，佔領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線，只剩下農村地區和西南地區的城市仍在中國人控制之下。小規模軍事衝突仍在繼續，但日本人已經變成了佔領軍。
抗戰時期：1937–1945
中共同意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的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但事實上國共之間仍然猜疑甚深，彼此很少接觸。
共產黨的八路軍總部設在延安以東數百公里的山西，那裏土地肥沃，部隊可以得到充足的糧食補給，也更接近前線，能夠通過游擊戰騷擾日軍。
1937年，毛澤東任命他最得力的將軍之一劉伯承為八路軍主力部隊第129師師長。不久之後，1938年1月，就像其他單位一樣，毛澤東又給劉伯承選配了政委，就是鄧小平。不過和其他政委不同的是，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這使鄧小平享有更大的權力，包括有權對部隊的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作出判斷。劉伯承比鄧小平高出一頭，年齡比他大十歲，一隻眼因作戰負傷而失明。他們兩人將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鄧小平到達129師在太行山區的駐地後，立刻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因為劉伯承恰好短暫外出，鄧小平代理了他的職權。
從1937年到1949年，鄧小平和劉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戰結束後又在內戰中一起打國民黨，他們配合緊密，使「劉鄧」成了一個固定的稱呼。劉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聲，鄧小平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那些被懷疑給國民黨做奸細的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小平更加慎重。
在抗戰期間，129師為了躲避日本人，不斷在太行山區變換駐地，但駐地總是設在一天之內可以騎馬趕到八路軍總部的地方，以方便領導人參加重要會議。不管駐紮在哪里，他們都不時對裝備更好的日軍開展游擊戰，集中兵力向那些為控制城市和交通幹線而分散駐紮的小股日軍發動攻擊。延安既是個足夠大的根據地，又離敵人相當遠，這使毛澤東既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區一個較小根據地的鄧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他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當地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實際上，鄧小平在八年抗戰時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他要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的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簡陋的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他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的政治意義，這是他在廣西時就已學會的本領。作為鼓勵地方經濟的舉措之一，他設計了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他寫道：「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1-21]為了使支持正規軍的當地民兵隨時作好對日作戰的準備，他還在這個地區秘密巡視。[1-22]
1939年鄧小平第二次回到延安，並在那裏與卓琳結婚。卓琳是延安聰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們的父親是以製作雲南火腿聞名的富商，死於後來的土改。在卓琳那個年齡的人中，能考入大學的人已經是百裏挑一，受過教育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三姐妹卻都唸過大學，並在讀書期間參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競爭激烈的北京大學錄取，在物理系就讀。她曾經說，鄧小平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她認為他們大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
卓琳比鄧小平年輕12歲。他們的簡樸婚禮在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到場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幾個人。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西北時見過多少次面，並無可靠的紀錄，但在鄧小平結婚時他倆顯然已是至交。毛澤東後來曾以讚賞的語氣，談到鄧小平在江西時受過的罪（指鄧是「毛派分子」）。毛對鄧無疑抱有好感，這不僅由於鄧的能力和行動決心，還因為鄧對毛早期創建農村紅色根據地的成就深懷敬意——鄧本人也曾作過這方面的嘗試，但是沒有成功。
鄧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鄧林、鄧楠、鄧榕）二子（鄧樸方和鄧質方）。除了鄧在危險環境中作戰時兩人不在一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後鄧小平去世以前，他們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領導人中比較穩定的家庭之一。鄧小平並不親近自己的父親，可是他的妻子兒女卻是他面對繁重工作壓力時的避風港。與家人的親密關係並沒有延伸到政治事務上。鄧小平嚴守黨紀，從不把黨內高層的議論告訴家人。
內戰：1946–1949
抗戰之後，鄧小平成了中共在晉冀魯豫邊區事實上的最高長官，這是一片有著幾百萬人口、地跨數省——河北、山西、山東和河南——的邊區。在這片遠離國民黨軍隊駐守的城市的山區，為了不可避免的國共內戰，鄧小平整軍備戰。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輕人中尋找和培養有前途的共產黨組織人才，其中有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在1978年以後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戰結束不到一年，國共內戰爆發不久，劉伯承和鄧小平便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的大別山。毛澤東這一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民黨軍隊趕出西北地方，因為它正威脅著延安的中共總部；但不止如此，毛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因為縱觀中國歷史，那裏一向是兵家決戰之地。向大別山進軍註定傷亡慘重，因為劉鄧大軍缺少禦寒衣被等各種給養，而該地區的敵軍又十分強大。
作為一個堅忍不拔、嚴守紀律的軍人，儘管鄧小平很清楚可能造成的嚴重損失，仍然義無反顧地進軍。劉鄧大軍中很多人要麼戰死，要麼死於饑寒交迫。倖存的士兵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蒙受進一步損失。儘管困難重重，劉鄧餘部和新補充的部隊還是像毛澤東設想的那樣，建立了一個鳥瞰華中平原的根據地。不同於抗戰時期的游擊戰，在內戰期間規模浩大的戰役中，雙方都投入了千軍萬馬。這個根據地將在未來的淮海戰役——國共內戰中的三大關鍵戰役之一——中發揮其作用。
淮海戰役從1948年11月初打到1949年1月，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國民黨的參戰軍隊大約為60萬，由精明強幹的將軍指揮；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約為50萬，此外中共還動員了一百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了七十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中共的戰略是引誘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打一場殲滅戰，以減少渡過寬闊的長江時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這個戰略的人是華東野戰軍（後來的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副手、才華出眾的粟裕將軍。雖然鄧小平在淮海戰役期間與延安保持著密切聯繫，但毛澤東留給中共地方司令員自行決策的空間要遠遠大於蔣介石給其將領的空間。此時蔣介石已經對中共軍隊的高昂士氣深感憂慮——他們都是貧苦農民，盼著打了勝仗之後自己家裏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戰役之前，蔣介石的軍隊在東北被中共的軍隊打敗，也使他對內戰的結局產生了悲觀情緒。[1-23]
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在人數上多於劉鄧大軍，在淮海戰役初期的戰鬥中殲敵也比受到敵軍重兵圍困的劉鄧大軍更為成功。時稱「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不久後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在投入戰鬥後傷亡慘重，需要粟裕的華東野戰軍及其炮兵前來增援。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中共軍隊納入鄧小平總書記的統一領導。
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領導作用並非沒有爭議。劉伯承擔心部隊的安全，試圖挖掘更多的戰壕以抵禦國民黨軍隊的優勢火力，鄧小平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小平說，他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更大的危險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傷亡，也沒有讓部隊挖築更多的防禦工事。
但是，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領導的50萬中共大軍，在戰役的後期還是佔了上風。這一場大戰既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士氣的勝利，此後蔣介石的軍隊便退居守勢，共產黨的軍隊則繼續向南和向西推進。事實上，淮海戰役之後，國民黨已經難以集結大軍抵抗共產黨的進攻了。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的長江，迅速地西進、南進。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問鄧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麼時候感到最幸福，鄧小平回答說，是他們克服兵力裝備都不如對手的雙重障礙，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那三年。他特別提到了橫渡長江的壯舉。[1-24]
隨著中共軍隊的節節勝利，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取，部分軍隊需要留在城市建立軍管會，以便管理城市和開始政權過渡工作。中共軍隊攻佔上海後，鄧小平有幾周的時間親自負責接管上海市政府各個部門的軍管會工作。過去一直不暴露身分的上海中共黨員和支持中共的「進步」青年協助共產黨接管了城市。鄧小平會見當地各行各業的領袖，解釋黨的政策，選拔和任命下級部門的領導，以便在短暫的過渡期能夠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他還大力發展新黨員，以擴大上海地區的領導力量。上海市民對國民黨的腐敗和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普遍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但是，中共還是用了數年時間，才克服了內戰造成的破壞和混亂。在領導了上海的政權過渡之後，鄧小平離開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隊，開始向大西南進軍。
在西南地區建立中共政權：1949–1966
從1947年奪取東北到1949年年底控制全國，中共只用了兩年多時間。每佔領一個大區，中共就會成立一個「局」，領導該大區。1952年以前，在北京逐漸建立起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期間，一直是由這六個大區的局承擔著統治中國的主要責任。為了給這些大區的中共統治打下基礎，毛澤東通常會挑選當地出身的人擔任大區領導。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是四川人，而四川是西南地區最大的省份。戰時政委要服從司令員，和平時期則是司令員服從政委。因此鄧小平便成了西南局——共產黨最後收復的六個大區的最後一個，有一億人口——的黨委第一書記。鄧小平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幹到1952年，直到各大區主要領導人奉調回京，其職責也被轉移到北京。
在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期間，鄧小平要平定全區，把國民黨的統治轉變為共產黨的領導；他要招募和訓練黨員，使之能夠領導政府與社會；他要克服戰時的混亂局面，領導整個大區的經濟發展。[1-25]隨著共產黨在社會扎下根，他要承擔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責任——治安、經濟、工商業、交通運輸、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
平定西南農村地區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為困難，因為自抗戰以來，這裏一直是國民黨的全國總部，國民黨在這裏擁有大量支持者；並且，對於逃到這裏或融入當地民眾的國民黨軍人來說，這個地區是他們的最後防線。他們中間有些人繼續或被動或主動地反抗中共統治。為了確保肅清這些麻煩製造者，平定該地區，賀龍將軍及其第一野戰軍也從西北來到這裏，以便加強劉伯承軍隊的力量。共產黨最後控制的省區是西藏。1951年，鄧小平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了該地並建立了秩序。藏人缺少強大的軍隊，加之解放軍進軍西藏之前他們在川西的失敗，使得對西藏的軍事征服變得相對容易。鄧小平明白，從長遠看，西南地區的成敗取決於能否選拔和留住精明強幹的部下。因此他重用二野那些在維持部隊士氣、處理軍地關係方面富有經驗的政委，但也允許留用很多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只要他們願意跟共產黨合作。他還監督部下招募和培養有能力的年輕人，以充實地方黨政機關。
鄧小平對爭取當地人民的合作和擁護極為重視。在發表的講話和文章中，他向當地政府官員和民眾解釋共產黨的統治。他還組織招募和培訓幹部，讓他們開展消滅地主階級、把土地歸還農民的土改。華南局的葉劍英曾受到批評，說他對當地的地主手太軟；與葉劍英不同，鄧小平在土改中成績斐然，他鬥地主，處決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給農民，動員地方農民支持新的領導，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鄧小平還大力推動成渝鐵路的建設。他認為這個連接該地區兩座最大城市重慶和成都的項目，對西南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且這也是他父輩就想做的事。鑒於當時施工設備十分原始，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是鄧小平和工人們百折不撓。1952年，在離開西南局回京任職之前，鄧小平自豪地參加了這條鐵路的竣工儀式。
建設社會主義：1952–1959
1952年，各大區的領導人奉調回到已經統治了全國的中央政府，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副總理。不久毛澤東又下達書面命令，指示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小平過目。這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及其回京後協調各項工作的關鍵角色深表信任。1956年，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秘書長——這是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的關鍵職位——和政治局常委之一。先前，他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的「社會主義改造」方案。
1953年，財政部長薄一波丟掉了職務，因為毛澤東認為他在評估資本家的稅額時心太軟。毛任命鄧小平接替了他。鄧小平擔任財政部長的一年，也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他主導著與各省進行協商的政治過程，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雖然最後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國家依然很貧窮的時期，他必須作出有重大影響的判斷，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的能力。[1-26]當時，毛澤東經常和高級幹部開會，鄧小平每個月都要和他一起開好幾次會。1953年底，鄧小平和陳雲（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向毛澤東密報了中共統治早期面臨的最嚴重人事問題：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澤東聽取了他們的警告。鄧小平和陳雲在處理這一事件上發揮了關鍵作用。[1-27]
鄧小平在擔任處理黨內日常工作的主角時，得以親身觀察毛澤東如何判斷國家面對的重大問題以及如何作出影響全國的決策。毛雖然在晚年犯下災難性的錯誤，但他當時仍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傑出政治領袖。另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說周恩來總理是他遇到過的最偉大的政治領導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時就與周恩來相識的鄧小平，也有機會觀察到這位大師如何處理外交事務，如何全面領導政府工作。通過和毛、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小平得以學習他那代人中這兩位最偉大的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此外，作為建立新組織的參與者，鄧小平也有機會瞭解作出重大決定的理由，思考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大框架，這些經驗對於他後來在1980年代重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有莫大幫助。
1960年毛澤東與蘇聯決裂，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封閉的國家。不過，他也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如何對付列強。從1952年到1955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也要參與有關外交事務的討論。而在1956年到1966年擔任總書記期間，他還要處理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不含非共產黨國家），在這個時期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共產黨國家。例如，1956年2月他是赴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團長，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譴責了史太林（Joseph Stalin）。與出席大會的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同志一樣，鄧小平也未被允許出席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的會議，但第二天他便獲准看了講話稿。他馬上敏銳地意識到，此事不但關係到蘇聯國內，而且會產生國際影響，他指派兩名翻譯連夜譯出講話，但在毛澤東決定如何作出反應之前他謹慎地避免談論這篇講話。回到北京後，他把講話的內容向毛澤東——毛也難免史太林受到的很多批評——做了彙報，由毛澤東決定如何應對。[1-28]鄧小平很快就意識到，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將殃及那些和史太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蘇共的權威。
在實現了農業手工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之後，中共於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在1945年內戰前夕確定黨的任務的七大之後，這是第一次召開黨代會。大會作了全面而周密的準備，為這個負有統治一個大國責任的政黨提供了遠景規劃：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已經完成，五年計劃已在實施，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希望，黨今後能夠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軌，推動經濟的有序發展。[1-29]
鄧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為總書記；作為政治局常委，他是黨的六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之後）。他在1954年擔任的秘書長一職有黨內管家的性質，這使他能夠深入參與所有重大決策過程。但是1956年當上總書記——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文革之前——以後，他成了負責黨的日常工作的領導。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還要同各省的領導打交道。在毛澤東的全面領導下，黨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導，由政治局作出決定，然後交鄧小平執行。
當鄧小平在1957年11月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鄧小平有理有據地嚴辭反駁了蘇共的大理論家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令毛澤東大為激賞，會議結束時他指著鄧小平說：「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1-30]據赫魯曉夫回憶，「毛澤東認為他是領導層中最有前途的成員」。[1-31]
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的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的嚴重程度令毛澤東感到意外。他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的階級本性。毛澤東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那些嚴厲批評中共的人。毛澤東帶頭整了大約55萬名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小平具體操辦這場運動。鄧小平在「雙百」運動中曾對黨的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可是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評那些任勞任怨的幹部讓他感到惱怒。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澤東，維護黨的權威，打擊敢言的知識分子。這些打擊迫害以及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讓中國的知識精英耿耿於懷。
反右運動毀掉了中國大批最優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遠了中共。本來有可能阻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批評者變得噤若寒蟬。毛頭腦發熱想出來的這種烏托邦式的大躍進，要以蠻幹的方式在短短幾年內徹底改造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大躍進開始後，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不再像以前那樣不時徵求身邊幹部的意見，很多忠實於毛的人也變得沉默不語。
鄧小平作為執行者，要比毛澤東這個哲學家、詩人和夢想家更加務實；毛澤東看重鄧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為他們既能直率地向他說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開去講。像黨內許多忠誠的幹部一樣，鄧小平很清楚大躍進時的毛澤東不願聽取不同意見，因此他也沒有批評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認為，毛澤東在內戰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作出的決策往往都被證明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寧願把懷疑放在一邊，一心執行毛的命令。鄧小平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澤東犯下這些嚴重錯誤。
走入歧途的大躍進在全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饑荒很快就蔓延開來。農民被組織成公社後，公社使更多的農民參加草率上馬的建設項目，或在田間幹活；但是看到不幹活的人跟別人吃得一樣好，這讓他們失去了勞動熱情，結果導致嚴重減產，很多食堂也斷了炊。
另一個問題是對環境的破壞。由於鼓勵各地建「土高爐」，人們四處砍伐山林充當燃料，煉出不合格的金屬。大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計劃更周全的項目無水泥可用；各地黨委書記在壓力之下，罔顧現實作出糧食生產的承諾，來年只好動用庫存兌現承諾，而不顧當地百姓正在忍饑挨餓。雖然難以估算在最糟糕的三年——從1959年到1961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但按大陸官方統計，估計有1,600萬到1,700萬人死於非正常原因，外國分析家的估計則高達4,500萬。[1-32]
1959年以前，鄧小平在貫徹毛的大躍進計劃時一直是個聽話的幹部。但是當烏托邦式試驗的災難性後果顯露出來時，他卻承擔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務，他要掩蓋亂局，向黨的地方幹部發出指示，讓他們想方設法度過難關。在鄧小平每天的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休閒的時間，然而在大躍進的混亂時期他卻無暇休息。大躍進進行了一年後的1959年夏天，鄧小平在玩桌球時不慎滑倒摔斷了腿，醫生的診斷是他幾個月內難以恢復工作；有些知情人認為，鄧小平這是有意避開會議，因為他知道自己會被要求支持毛澤東繼續搞大躍進，他要避免陷入這種處境。
病假開始時，鄧小平的觀點就已經發生了變化。[1-33]幾個月後鄧小平重新工作，他繼續聽從毛的命令，表達對毛的忠心。但是大躍進的災難拉大了不可救藥的浪漫幻想家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距離。鄧小平仍在貫徹毛的指示，但他擴大了自己的迴旋餘地，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毛澤東唯命是從了。從1960年到1961年，鄧小平積極參與了對工業、農業、教育和其他部門的務實的調整，以緩和大躍進的極端做法。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批評這些措施，但他後來發牢騷說，他講話時鄧小平坐在房間最後面，對他的話充耳不聞。他抱怨手下的幹部把他當成已經作古的人，雖然敬著他，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
